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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描述:

能否从历史上列下来 著名的字典们

第一部是

解析:

公元1773 - 1783年（乾隆37年正月到47年7月——见《提要》“圣谕”和“告成进表”），清 用十年时间在全国范围内搜集图书，编定《四库全书》，同时编纂了一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下简称《提要》）。《提要（卷四十）·经部·小学类·序》：“以《尔雅》以下编为训诂；《说文》以下编为字书；《广韵》以下编为韵书。”并号称“体例严谨，不失古义。”其中录列当时所能搜集到的字词典共210部，包括训诂12部、字书36部、韵书33部，和所谓“存目”（《提要》：“经圣（乾隆皇帝）鉴（阅览）洞烛其妄者，则亦斥而存目（排斥而列在“另册”）”）129部。这个统计肯定不完全：因为古籍由于历代战争、天灾人祸而散失，原因是众所周知的；《四库》编定之后又出版的，如很有影响的《说文解字注》、《说文通训定声》（也是在太平天国的战火中幸存下来的〔见《说文通训定声·序》〕），不可能在内；可以作为它所谓的“字书”入列的明·梅膺祚纂《字汇》，收字33179个，是一部大型字典，即使《康熙字典》也常为引用，却不列入；“古代词海”《佩文韵府》又被列入“集部·类书”。

在这众多的字词典籍中，影响最深广久远的是《尔雅》（邢昺疏：“尔，〔迩〕，近也；雅，正也。〔尔雅〕，言可近而取正也〔靠近它、凭借它，就可以得到对事物的正确理解。〕”）。《尔雅》出现最早。《大戴礼·孔子三朝记》称：“孔子叫鲁哀公学《尔雅》。”那么早就有这么一本书，作者是谁？据《广雅》（增广《尔雅》而作，故称）的作者、三国魏初的张揖《进〈广雅〉表》称：“周公著《尔雅》一篇，今俗所传三篇(现在世面上所流传的是三篇)。”则《尔雅》的作者可以追溯到西周初年。据说从孔子起直到西晋，其间有很多人为它作注补的工作。到东晋初，著作郎（大约就是文化部长）郭璞殚精竭虑，对《尔雅》作了深入的研究，著作了集《尔雅》研究之大成的《尔雅注》，《尔雅》才定型下来。《尔雅》定型于晋的其它原因就是从东汉许慎以后，学者不再为《尔雅》做增删的工作，而是自己另起炉灶自编新书了，如三国的张揖就编纂了《广雅》。到北宋初，礼部尚书翰林侍讲国子祭酒（太学校长）爵赐上柱国邢昺又为郭璞《尔雅注》疏解，作《尔雅疏》，使其更完备。因为历代“说经之家多资以证古义”（《提要》语），为历代所重，至唐宋就被列为《十三经》之一。现在我们所说的《尔雅》，就是郭璞注邢昺疏的《尔雅》。中华书局出版1980年10月第一版《十三经注疏》中就有这部《尔雅》。

《尔雅》之外，成就最重，影响极大，在字典词典的编撰思想、体例、体系等方面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典籍就是《说文解字》，世称《说文》。它的作者是东汉中前期的许慎。许慎，字叔重；博通经籍，职任太尉祭酒，有“五经无双许叔重”之誉（见《辞海》）。“许之撰《说文解字》，用功伊始，盖恐失坠所闻也，自永元（汉和帝年号）庚子（公元100年）至建光辛酉（汉安帝建光元年，即公元121年），凡历二十二年，而其子冲（许慎之子许冲）献之”（见《段注说文·第十五卷》）。自《说文》出，“魏晋以来言小学者皆祖慎（都把许慎当祖师爷，学习他、效仿他）”（《提要》语）。《说文》“推究六书（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主要是前四种）之义”，用“分部类从（按偏旁部首分类，同部首的为一类）”的思想，编排全书，构成体系，形成体例。自然引导出“部首检字法”，成为后世历代字词大典甚至大型图书系列的编排方法的先驱。《说文》的主要成就是：1，把自古以来的各种形体（篆、籀、隶、行、草）的文字，“以小篆为宗（以小篆字体为全书之线索、纲领）”（《提要》语，即《说文·叙》“叙（《提要》作“序”字）篆文，合以古籀”），贯通古文篆籀(大篆)，加以整理，对汉文字的形体首作规范。2，用六书的内在联系系统地分析字形、解释字义，创立了自我圆通的“以形释义”的理性体系（段玉裁注：“《说文》，形书也。”“合所有之字，分别其部，每部各建一首（部首）。而同首者，则曰‘凡某之属皆从某’。于是形立而音义易明”），这是许慎集汉代自“独尊儒术”以来“说字解经”的合理内核之大成而弘扬创造的结果。3，由于《说文》的构建体系是分部类从，同“形旁”（部首）的字都在一块儿，意思相关，所谓“凡□之属皆从□”（凡是与某义有关的一类字，都有某部首。如，依、伏、仁、停、像，它们的意义都与“人”有关，就都有“人”字旁）；形旁以外的部分就是“声旁”，同声旁的，读音相同或相近。这样，就开创了揭示“汉文字之三要素（形体、意义和读音）”的必然联系的先河。段玉裁注：“《尔雅》《方言》……皆不言字形原委。以字形为书，因形以考音与义，实始于许，功莫大焉。”

《说文》问世之后，据《提要》统计，有晋·吕忱、唐·李阳冰、五代十国·南唐·徐铉徐锴（世称大徐小徐）兄弟二人、南宋·李焘为之作增补正伪工作，据徐铉说，“阳冰之后，诸儒笺述”（徐铉等《上〈新修字义〉序》，以下简称“徐铉《序》”），人数当不会很少。其中过大者李阳冰，功高者徐锴。本来《说文》到李阳冰（大历年间——公元766 - 780年人）手里时，已流传六百多年，可想其间传抄刊刻之讹误必不在少；但他“刊正”而成的“《说文》新义”“以师心之见，破先儒之祖述”（徐铉《序》），“曲相排斥，未协至公（很不公正）”（《提要》），反成为对《说文》的窜改，受到徐锴《说文系传》的系统反驳批评。由于证据充分、辨正清晰，再加上徐铉的考证，“使许书原貌渐明”（上海古籍出版社《说文·出版前言》）。二徐少孤，皆早慧，成人后都在南唐做官，大徐还做到吏部尚书，都有不少著作（见《宋史·徐铉传》所列）。《宋史》说小徐“因铉奉使入宋，忧惧而卒，年五十五。”《提要》说“宋兵下江南，卒于围城之中。事迹见《南唐书》本传。”《提要》的说法可靠点。大徐在南唐破后，随后主李煜降宋（其情节酷似刘禅主仆降魏），后奉旨校订《说文》，正字形，去伪讹，增释义，定字音（“并以孙愐〔《唐韵》著者〕音切为定”〔徐铉《序》〕），使《说文》终定典型，世称“大徐本”。大徐以后被诬坐罪死于贬所，年七十六。如果小徐（少小时即善小篆）缓死，成就会更大。“大徐本”“小徐本”的《说文》成为自宋至今历代字典（如宋代的《广韵》《集韵》《类篇》、元代的《韵会》、明代的《字汇》《正字通》、清代的《康熙字典》、当代的《汉语大字典》）的必引本。

清代小学（段玉裁注：“谓之小学者，八岁入小学所教也〔启蒙之学、起始之学〕。”）大盛。大名鼎鼎、赫然于众目的《说文》成为学者们注意的焦点，所谓“有清中叶，魁杰巨儒朋起，钩研经训，竟崇许学，名为专家，更仆难数（派人轮流换班地清点也难以数得清）”（卫瑜章《段注〈说文解字〉勘误·自序》）。其中成就突出者，四大家。上海古籍出版社《说文·出版前言》说：“王筠《说文释例》《说文句读》重于形，桂馥《说文义证》偏于义，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重于声，惟段玉裁《说文注》形、音、义三者并重。”其实朱氏之《训》也很重视六书之义的内在联系，并能全面圆通汉字形音义三者之正理。这时候，《说文》的幽涵奥义，汉字的“三要素”关系就“大放光明”了。

因为《说文》是开山大作，又是汉字简古滥觞之时，难免粗略梗糙。所以“许慎注解，词简义奥”（徐铉《序》），“训诂简质，猝不易通；又音韵改移、古今异读，（故其）谐音诸字，亦每难明”（《提要》）。再加上“篆书湮替，为日已久；凡传写《说文》者皆非其人：故错乱遗脱，不可尽究。”又“《说文》之时，未有反切；后人附益，互有异同。”（徐铉《序》）所以，宋太宗下诏：收集天下《说文》遗本，“委徐铉等点检书写雕造，无令差错，致误后人。（雍熙三年〔公元986〕十一月□日牒）”实际上，徐铉等所作的远不止“点检书写雕造”（见上文）。大徐本问世之后，新的问题仍不断产生。许慎《说文解字·自叙》“黄门侍郎杨雄采以作《训纂篇》，凡《仓颉》以下，五千三百四十字”，许慎又采集网罗，成“九千三百五十三文”，徐铉增的也很少。而社会发展，文字“递有增加”，且注音读音愈益重要（南宋曾慥《类说》引《古今词话》“真宗朝，试《天德清明赋》，有闽士破题云：‘天道如何？仰之弥高！’会试官亦闽人，遂中选。”“道”“德”二字都分不清的人居然中选，说明“宋初程试，用韵尚漫无章程”〔《提要》〕），于是历代 和学者不断编修注音良好的“韵书”一类的、且规模更大的字词典，最后（公元1012年）终于出现了“大宋重修《广韵》（唐朝孙愐等增广《切韵》而著《唐韵》，后又有严宝文、裴务斋、陈道固三家作增广《切韵》的修订工作，并都称《广韵》，所以宋初的《广韵》称“重修《广韵》〔也就是一般所说的《广韵》〕”〔见《提要》〕）”和《集韵》（公元1038 - 1068年）。

因为中古以前，“三代秦汉所读之音，与今不同也。”“六朝以后之韵书出而古言（音）渐亡。”（清·郝懿行《尔雅义疏·序》。）“古韵失传，魏晋以降，（才）创为律韵行世”（《康熙字典·凡例》）。所以，“先秦用韵现象不易在字典中得到反映，因而古韵部（指本《字表》里的古韵）主要根据《说文解字》谐声、中古音切和异文现象来推求。”（《汉语大字典·上古音字表说明》）可见那时的注音多么艰难。《广韵》收字二万六千余个，《集韵》（为纠正所谓的《广韵》“冗漫殊甚，亦多纰缪，或略而失当”而广采唐代韵书旧文另编的宋修本）收字53525个，又时居中古，而承上启下。《广韵》《集韵》使用的注音办法是反切法（此法之最先集成者，是隋朝的陆法言〔著第一部切音字典《切韵》〕），这个办法比它以前的谐音法、异文直音法都科学。它可以把字的声、韵、调都明确地注出来（不像谐音法朦胧不明、摸棱不准），可以比直音法的使用范围大得多（因为许多字没有同音字，有的同音字又生僻不能读出）。所以《广韵》《集韵》是“研究上古和近代语音·的”“重要的”“韵书”（见《辞海》）。《汉语大字典》中“中古音以《广韵》《集韵》的反切为主要依据”（见《凡例·十》），其《中古音字表》的根据主要也是这两本书（见《中古音字表说明》）。

反切注音法沿用了一千多年，也遇到一些问题，又由于西方文化的东渐，中国人逐渐认识到这个办法需要改革。“世谓汉儒识文字而不识字母 ……七音之传，肇始西域，以三十六字为母，……而后天下之音总于是焉。”（《康熙字典·御制序》）但是从唐末僧人守温仿照梵文创制三十字母、宋人继为三十六字母之后，绵延近千年，而徘徊不前。《康熙》自以为得“七音之准绳”，其实仍在反切上滚来滚去。直到清末，学者们才在前人的长期摸索中悟出拼音法，从此，注音法以加速度向前发展。1919年“五·四”之后，开始使用“国音字母拼音”，1957年，试行“汉语拼音”，很快得到普遍承认和应用。同时，汉文字的整理、定型工作也卓有成效地进行。可以说，到这时，汉文字、汉语言才似乎真正进入到“理想王国”。然而，本人窃以为现虽已有《现代汉语词典》、新修《辞海》、《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的伟大成就，而“战斗仍未有穷期”。比如，汉语拼音的“隔音符号”在书写时究竟要不要那么烦；计算机中，隔音的输入法怎么解决；能不能解决汉语同音字太多的问题；在字词典中，怎样排列文字的始义、本义和逐次的引申义，怎样归属文字的形音义统属系列（《现代汉语词典》的“gōu勾1（句）①②/勾2（句）①②；gòu勾（句）①②”式的归属法引了很好的路”）并确实处处圆通；……确乎任正重、路好远……尽管语言的变化发展不是个短时期理论问题，理论归纳也要先有事实；但“任务”还是任务，“路”也正摆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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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由《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委会编纂，该编委会任命顾廷龙先生为主编，冀淑英女士、潘天祯先生为副主编。此书的经部、史部、子部、集部、丛部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89年10月至1998年3月陆续出版齐全。作为一部大型工具书，该书正如冀淑英女士在此书《后记》中所说，是“一部当今国家现藏古籍善本书的总目录”，由此书的正文和所附录的《藏书单位代号表》和《藏书单位检索表》(以下简称“检索表”)可将中国大陆现存的任何一种古籍的善本的馆藏、卷数、作者等细节情况很方便地检索出来。此书的出版为从事古籍整理和研究的工作人员提供了莫大的方便。但任何事都不可能十全十美，由于编纂时间仓促等原因，此书难免有不足之处。笔者考辨《吴越备史》一书的版本源流时，就发现《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对《吴越备史》一书的记载颇多井误和遗漏。其中的井误主要属于馆藏情况的记载，其次属于作者和序跋人的著录。现先将《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对《吴越备史》一书各版本的记载抄录如下，然后用按语对其中的井误予以纠正。最后，将《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漏收的《吴越备史》的版本予以补充，并仍以按语的形式将各图书馆目录卡误载或漏载的内容予以修正或补充。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所收《吴越备史》的版本馆藏等情况的记载舛误和纠正:

1,《吴越备史》五卷，题(宋)范坰、林禹撰，《补遗》一卷，《杂考》一卷，(明)钱受徵辑，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钱达道刻本，编号二四一九。检索表云，现藏上海图书馆(以下简称“沪图”)。

按:藏地应为中国国家图书馆(以下简称“国图”)，沪图所藏为此本之清抄本，且沪图目录卡著录此本时将正卷五卷和补遗一卷合起来，称此本卷数为六卷。又按，此本共二册，国图书号:SB5783。此本有七人跋，依次为:王遴、赵握清、钱岱;钱达道、姜性、刘敕、谢肇淛。

2,《吴越备史》五卷，题(宋)范坰、林禹撰，《补遗》一卷，《杂考》一卷，(明)钱受徵辑，明抄本，(清)朱锡庚跋，编号二四二零。检索表云，现藏国图。

按，国图书号:13351。又按，此本有十人之序跋，依次为:朱锡庚、益津王遴、真宁赵挹清、二十五世孙钱岱;二十二世孙钱汝锡、二十五世孙钱达道、巴陵姜性、历下后学刘敕、晋安在杭谢肇淛 阙里门人孔贞祚。比原万历本多出朱锡庚、钱汝锡、孔贞祚三人之序跋。

第二次大规模焚书 一千四百四十年前的今天，公元五五五年一月十日（梁元帝承圣三年十一月甲寅）晚上，在梁朝的首都江陵城（今湖北江陵县）内发生了一场中国文化史上空前的浩劫，被西魏大军围困在内城的梁元帝令舍人高善宝将宫中收藏的十四万卷图书全部焚毁。 这些图书的价值，从它们的来历就能完全了解。对此，《隋书·经籍志》有详细记载，大致如下：秦始皇焚书坑儒以后，规定以吏为师，禁止百姓收藏图书。学者逃亡山林，有的连儒家经典也没有能保存下来，只能靠口头传播。汉惠帝时取消了禁止百姓收藏图书的法令，儒家学者才开始在民间传播学说，但由于原书没有完整地保留，长期依靠口头流传，造成很多错乱和遗漏，《书经》出现了两种本子，《诗经》有三种，齐地流传的《论语》与鲁地不同，《春秋》有数家之多，其他的典籍更混乱。汉武帝设置了太史公作为专门机构，收藏全国献上的图书。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就是以太史所藏史书为主要依据写成一百三十篇《史记》的。到了汉成帝时，这些藏书又流失了不少，因而派陈农到各地收集散落在民间的图书。又令光禄大夫刘向等人加以校阅整理，刘向死后，汉哀帝令其子刘歆继承父业，终于将三万三千九十卷书分为七类，编成《七略》。 王莽覆灭时，皇宫中图书被焚烧。东汉光武帝、明帝、章帝都很重视学术文化，特别注重儒家典籍，各地纷纷献书，皇宫中的石室和兰台的藏书又相当充足了。于是将新书集中在东观和仁寿阁，令傅毅、班固等依照《七略》分类整理，编成了《汉书艺文志》。可是到董卓强迫汉献帝西迁长安时，军人在宫中大肆抢掠，将用缣帛写成的长卷当作帐子和包袱，但运往长安的书籍还有七十余车之多。以后长安也沦于战乱，这些书籍被一扫而光。 魏国建立后，开始收集散在民间的图书，由中央机构秘书负责收藏整理，根据不同内容分为甲乙丙丁四部。加上西晋初在汲郡（治今河南汲县西南）古墓中发掘出来的一批古书，共有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但不久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爆发，首都洛阳饱受战祸，成为一片废墟，皇家图书荡然无存。 东晋在南方立国后，又陆续收集了一些，但对照原来的四部目录，只剩下三千十四卷。此后北方的遗书逐渐流到江南，如东晋末刘裕攻占长安时，曾从后秦的府藏中收集到四千卷古书。到宋元嘉八年（四三一年）秘书监谢灵运编成《四部目录》，已著录了六万四千五百八十二卷。到齐朝末年，战火延烧到藏书的秘阁，图书又受到很大损失。梁初的秘书监任在文德殿集中、整理图书，不计佛经共有二万三千一百六卷。由于梁武帝重视文化，加上江南维持了四十多年的安定局面，民间藏书也大量增加。侯景之乱被平息后，湘东王萧绎（即以后的梁元帝）下令将文德殿的藏书和在首都建康（今南京）收集到的公私藏书共七万余卷运回江陵。 其余的七万卷应该是梁元帝在江陵的旧藏，至此，他的藏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十四万卷。梁元帝将这些图书付之一炬的后果如何，《隋书经籍志》也有记载：由于北方长期战乱不绝，图书散失更加严重。北魏统一北方后，朝廷的书籍还很少。孝文帝迁都洛阳后，曾向南方的齐朝借书，藏书才稍有增加。尔朱荣之乱时，朝廷的藏书又散落民间。北周在关中建立之初，藏书只有八千卷，以后逐渐增加到一万多卷，灭北齐后又获得了五千卷。 隋文帝开皇三年（五八三年）接受了秘书监牛弘的建议，派人到各地搜访异书，规定原书可在抄录或使用后归还，并且每卷发给一匹绢的奖赏，因此收获很大。隋灭陈后，又获得了不少书籍，但这些大多是太建年间（五六九――五九二年）新抄的，用的纸墨质量差，内容也错误百出。这说明经过江陵焚书，南方的古籍已毁灭殆尽了。经过整理，隋朝秘阁的藏书达到三万余卷。隋炀帝时将秘阁的藏书抄写了五十份副本，并在东都洛阳建观文殿作藏书之用。 唐武德五年（六二二年）灭王世充，攻占洛阳后，将所有图书装船运往长安。由于过三门峡时翻了船，大多数图书落水漂没，留下的只有一二成，连目录都残缺不全。唐初修《隋书·经籍志》时收集到的书有一万四千四百六十六部，共八万九千六百六十六卷。 由于唐初的藏书包括了五五五年以后数十年间问世的书籍，实际恢复的旧籍还不满原来的一半。从数量上说，梁元帝毁灭了传世书籍的一半。从质量上说，他所毁的是历代积累起来的精华，质量自然远在民间所藏或太建年间抄本之上，所以损失是无法用数量来估价的。从秦始皇到唐初，中国的书籍已经遇到了大小无数次灾难。从唐初到现在，天灾人祸又难计其数，当时的近九万卷书中大多也没有能保留下来。但一次由皇帝主动焚毁十四万卷书的记录，在这二千多年间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史上也是罕见的。 要是梁元帝没有焚书，那么即使在西魏军队占领江陵时有所破坏，总有一部分会作为战利品集中到长安，也总有一些会流传到今天，而间接保留到今天的信息必定会更多。如果这样，公元五五五年前的中国史会比今天所了解的丰富许多，中国古代文明必定会更加辉煌。一千四百四十年后的今天，中国人中知道发生过这场浩劫的人肯定已经不多了，但是江陵焚书的起因却是值得所有关注中国文明命运的人认真思考的。 梁元帝焚书的间接原因是西魏的入侵和防御战的失败。公元五五四年十一月（梁承圣三年十月），西魏遣大将于谨、宇文护、杨忠率五万大军从长安出发，直指江陵。其实，二年前梁元帝定都江陵，就已经注定了他覆灭的命运。江陵背靠长江，北方无险可守，而且远离南朝长期的政治、军事中心建康。为了应付兄弟和宗族间的冲突、控制潜在的敌对力量，他又将军队分驻在各地，对北方的强敌西魏非但不加防范，还妄想利用它来消灭异己，甚至在接到梁朝旧臣马伯符从西魏发来的密件时，还不相信对方已在作入侵的准备。 西魏的主帅于谨在出兵时就对梁元帝的战术作了预测：上策是“耀兵汉、沔，席卷渡江，直据丹扬”，即军队总动员后主动放弃江陵，转移到建康。中策是“移郭内居民还保子城，峻其陴堞，以待援军”，即将外城居民迁进内城，加固城防工事固守，等待援兵。下策是“难于移动，据守罗郭”，即不作任何主动转移，死守外城。而从各方面情况分析，梁元帝必然采取下策。以后的发展果然不出于谨所料，梁元帝的战术甚至比下策还糟糕。 十一月二十日，武宁太守（治所在今湖北荆门市东北）宗均报告了魏军即将南下的消息。梁元帝召集大臣商议，大将胡僧辩和谋臣黄罗汉说：“两国关系友好，并没有什么利害冲突，必定不会如此。”上年曾出使西魏的侍中王琛说得更绝：“我当时揣摩宇文泰（西魏太师，实际统治者）的神色，肯定没有入侵的道理。”梁元帝决定派王琛再次出使西魏。可是三天后，魏军已到达襄阳（今湖北襄樊市）一带，元帝这才下令内外戒严。但王琛跑到石梵（今湖北钟祥县境）后又给黄罗汉送去急信：“边境秩序井然，以前的消息都是儿戏。”这使元帝又将信将疑。直到十一月二十八日，元帝才派人到建康去征召握有重兵的大将王僧辩来江陵任大都督、荆州刺史，率军入援。但他对抵抗魏军毫无信心，十二月一日晚上在凤凰阁上已发出“今必败矣”的哀叹。即使在这样的形势下，他对部属的防范控制却丝毫没有放松，郢州刺史（治今武汉市）陆法和出兵援江陵，他派人阻止：“我这里能够破敌，你只要镇守郢州，不必调动军队。”就这样失去了一支最近的援兵。十二月十日，魏军渡过汉水，于谨派宇文护和杨忠率精骑袭占江津（今湖北沙市市东南），截断了东陵以东的长江水路。当天梁元帝在江陵外城的津阳门外举行了一次阅兵，但北风大作，暴雨骤降，只得草草收场。第二天，魏军攻下武宁，俘获太守宗均。一向坐轿的元帝骑马出城，部署在城周竖起一道六十余里长的木栅，命胡僧辩、王褒分别负责城东城西的防务，太子巡守城楼，百姓搬运木石。当天夜里，魏军到达离江陵仅四十里的黄华，十四日进抵木栅下。十五日，梁军开门出战，新兴太守裴机杀了魏将胡文伐。可是到了二十四日栅内失火，烧掉了几千家民房和二十五座城楼，魏军乘机大举渡过长江，于谨下令筑起包围圈，江陵与外界的联系完全断绝。尽管梁元帝已多次向四方征召援兵，但没有一支到达。实力最强大的王僧辩远在建康，虽已作了部署并派出前军，却准备采取等待时机，袭击魏军后路的策略，可惜还来不及实行，江陵就已陷落。另一支援兵由广州刺史（治今广州市）王琳率领，虽日夜兼程，刚赶到长沙。二十七日，深感绝望的梁元帝撕下一块帛亲笔写上：“吾忍死待公（你），可以至矣！”催王僧辩进军，但早已无济于事。五五五年一月四日，梁军分路开门出战，全部败还。十日，魏军全面攻城，梁军主将胡僧辩中流矢而死，军心动摇，有人开西门放入魏军。元帝退入金城（内城），立即派两位侄儿作人质，向于谨求和。城南将领纷纷投降，城北的将士苦战到黄昏，听到城陷的消息才四散而逃。

人应该相信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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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明帝刘庄命班固、陈宗、尹敏、孟异等共撰《世祖本纪》。班固等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事迹，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奏上。这是该书的草创时期，著书处所在兰台和仁寿闼。安帝时，刘珍、李尤、刘騊駼等奉命续撰纪、表、名臣、节士、儒林、外戚等传，起自光武帝建武年间，终于安帝永初时期，书始名《汉记》，写作地点从此徙至南宫东观。此后伏无忌、黄景等又承命撰诸王、王子、功臣、恩泽侯表和南单于、西羌传，以及地理志。桓帝时，又命边韶、崔寔、朱穆、曹寿撰孝穆（刘开）、孝崇（刘翼）二皇传和顺烈皇后传，外戚传中增入安思皇后等皇后，儒林传增入崔篆诸人。崔寔又与延笃作百官表和汉顺帝朝功臣孙程、郭镇及郑众、蔡伦等传。至此，共撰成一百一十四篇，始具规模。灵帝时，马日磾、蔡邕、杨彪、卢植、韩说等又补作纪、志、传数十篇，下限延伸到灵帝。

《东观汉记》是一部记载东汉历史的纪传体断代史巨著，记录了东汉从光武帝至灵帝一百余年的历史。全书由班固、刘珍、蔡邕、杨彪等人编撰，历经自汉明帝至汉献帝几乎一朝时间尚未最终完成。《隋书·经籍志》所录《东观汉记》有一百四十三卷，经唐宋至元朝逐渐散佚，今天所见为清代及现代人辑本。 《东观汉记》一书之所以得名，有一个逐渐形成的过程。在编撰之初，图籍盛于兰台，因此班固等修史主要于此。班固等虽作《世祖本纪》及《列传》二十八篇，但并未汇成一编，当然也不可能有一个正式的书名。汉章帝、汉和帝时期起，国家藏书之地由兰台徙至南宫东观，《东观汉记》的撰修地点也从兰台移到了东观，直至东汉末年。但是既便如此，《东观汉记》在当时也未见“东观”命名，只以《汉记》为名，至东汉末年，从应劭《风俗通义》等书的引用来看，依然以《汉记》相称，直至三国两晋时期，包括《三国志》中的记载亦未见《东观》之称。究竟何时开始使用《东观》之名，史籍未见记载，但南朝刘勰《文心雕龙·传篇》中，已经把《东观汉记》简称为《东观》；此外，刘孝标作《世说新语注》，于《言语篇》引《东观汉记》马援事做注；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中是三次引征《东观汉记》，一次引征《东观记》。刘勰、刘孝标和郦道元三人处于同一时代，即公元六纪上半期，所以《东观汉记》的得名当在此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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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古籍数字化回归：如何做到“为天下人所用”？

南方周末

原创

2021-6-2 00:09 · 《南方周末》官方账号

陈力和何梦超讨论古籍数字化方法。 （达摩院供图/图）

流散海外八十多年后，文澜阁本《四库全书》中的《宋百家诗存》重现大众视野。

在扫描影像中，这本中国古籍上的水浸、虫噬、霉变历历可见，每一处都是历史的风霜。1790年左右，《宋百家诗存》随《四库全书》入藏杭州文澜阁，清咸丰年间在太平军入杭后散失，1861年左右被嘉业堂收藏。抗战时期，部分嘉业堂藏书流落到了上海，可能被日本人收购，并于1949年辗转到了美国，如今藏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图书馆。

东亚图书馆收藏了大量中国古籍善本，截至2021年5月18日，其中二十万页被扫描影像、读取文字，以数字化形式回归祖国。

这是海外古籍回归项目“汉典重光”的成果之一。这批数字化古籍善本中既有宋元本，也有明清至民国时期著名学者的稿本、抄本，其中一些是以前很少有人见过的珍贵藏本，比如清文澜阁本《宋百家诗存》。

古籍流散海外的原因多种多样，实体回归几乎是不可能的，比较可行的办法是数字化回归。

此前的古籍数字化平台，大多是展示扫描后的古籍，读者只能在这些平台阅读，无法就书中内容进行检索分析。此次汉典重光的数字化团队不仅将古籍扫描，还将扫描下来的识别转化成了电子文字。搜索某一字词，可以跳转到字词所在书本的具体章节段落。

这些古籍资源将向公众免费开放。阿里达摩院院长张建锋表示，汉典重光古籍数字化平台将被捐赠给权威公共机构长期运营。

“让蒙尘的古籍重焕新生”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陈力是汉典重光项目的古籍专家。陈力的父亲是教历史的，1977年，陈力作为恢复高考的第一届考生，填报的所有志愿都与历史、中文、图书馆相关，最后被省内第一志愿四川大学历史系录取，从此“一辈子都在做这个”，对古籍积累下一份深厚的感情。

在汉典重光项目之前，陈力已经参与过古籍数字化项目。他曾经在国家图书馆工作18年，其中一半的时间分管古籍，经手过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的一个古籍数字化回归项目。2009年，燕京图书馆馆长郑炯文专门从美国飞到中国商量相关事宜，目录都筛选完成了，也做完了一部分书的扫描，但项目最终因为资金、技术等没能达到预期而搁浅。

这次未竟的合作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汉典重光项目的起源。在哈佛大学访问期间，高晓

《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两者的共同点：这两部书的规模都极其庞大！这两者之间的不同点在于一个是明朝编纂的，一个是清朝编纂的，而且相对于而言《四库全书》比《永乐大典》更加的丰富。

《永乐大典》编纂于明朝永乐年间，汇集古今典籍7000种以上，分为11095册，总字数多达37亿字！《四库全书》编纂于清朝乾隆年间，汇集古今典籍3500多种，分为36000多册，总字数不少于8亿字！

《永乐大典》的编辑和抄写工作动用2000多人，其中既有当朝重臣，也有普通的“抄书匠”。《四库全书》仅抄书匠就招了近4000人，参与古籍收集、整理、编辑的官员更是不计其数。

有趣的是，清朝的编修官必定深知抄书的辛苦，所以特别推出一套“激励机制”。他们从落榜秀才中挑选字迹好看的，规定每人每天至少抄1000字，抄满五年后按字数多少归入不同等次，按等次授予官职——要是抄满200万字，就能直升市领导！

总结：这两部书的套数都太少了。《永乐大典》只抄了一套，专供永乐皇帝本人阅读。《四库全书》抄了七套，但当时的制版印刷的成本仍然远远高于手工抄写。所以这两部书都是拥有非珍惜和珍藏的价值的，但是现在我们看见的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基本上是后来人们再进行重新编辑过之后印刷打印出来的。

四库全书

丛书名。清乾隆时编纂。1772年开始，经十年编成。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官修书，也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丛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据文津阁藏本，该书共收录古籍三千五百零三（3503）种、七万九千三百三十七（79337）卷、装订成三万六千余册。保存了丰富的文献资料。“四库”之名，源于初唐，初唐官方藏书分为经史子集四个书库，号称“四部库书”，或“四库之书”。经史子集四分法是古代图书分类的主要方法，它基本上囊括了古代所有图书，故称“全书”。清代乾隆初年，学者周水年提出“儒藏说”，主张把儒家著作集中在一起，供人借阅。此说得到社会的广泛响应，这是编纂《四库全书》的社会基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又是一部重要的目录学著作。

四库全书的编纂历史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十一月，安徽学政朱筠提出《永乐大典》的辑佚问题，得到乾隆皇帝的认可，接着便诏令将所辑佚书与“各省所采及武英殿所有官刻诸书”，汇编在一起，名曰《四库全书》。这样，由《永乐大典》的辑佚便引出了编纂《四库全书》的浩大工程，成为编纂《四库全书》的直接原因。《四库全书》的编纂过程共分四步：第一步是征集图书。征书工作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开始，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结束，历时七年之久。为了表彰进书者，清廷还制定了奖书、题咏、记名等奖励办法：“奖书”即凡进书500种以上者，赐《古今图书集成》一部；进书100种以上者，赐《佩文韵府》一部。“题咏”，即凡进书百种以上者，择一精醇之本，由乾隆皇帝题咏简端，以示恩宠。“记名”即在提要中注明采进者或藏书家姓名。在地方政府的大力协助和藏书家的积极响应下，征书工作进展顺利，共征集图书12237种，其中江苏进书4808种，居各省之首；浙江进书4600种，排名第二。私人藏书家马裕、鲍士恭、范懋柱、汪启淑等也进书不少。

第二步是整理图书。乾隆皇帝为了存放《四库全书》效仿著名的藏书楼“天一阁”的建筑建造了南北七阁。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十二月，第一部《四库全书》终于抄写完毕并装潢进呈。接着又用了将近三年的时间，抄完第二、三、四部，分贮文渊阁、文溯阁、文源阁、文津阁珍藏，这就是所谓“北四阁”。从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七月到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又抄了三部，分贮江南文宗阁，文汇阁和文澜阁珍藏，这就是所谓“南三阁”。每部《四库全书》装订为36300册，6752函。七阁之书都钤有玺印，如文渊阁藏本册首钤“文渊阁宝”朱文方印，卷尾钤“乾隆御览之宝”朱文方印。

《四库全书》的底本的四个来

1内府藏书；

2清廷官修书；

3从各地征集的图书；

4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佚书。

四库馆臣对以上各书提出应抄、应刻、应存的具体意见。应抄之书是认为合格的著作，可以抄入《四库全书》。应刻之书是认为最好的著作，这些著作不仅抄入《四库全书》，而且还应另行刻印，以广流传。应存之书是认为不合格的著作，不能抄入《四库全书》，而在《四库全书总目》中仅存其名，列入存目，这类著作共有6793种、93551卷，比收入《四库全书》的著作多出将近一倍。对于应抄、应刻的著作，要比较同书异本的差异，选择较好的本子作为底本。一种图书一旦定为四库底本，还要进行一系列加工，飞签、眉批就是加工的产物。飞签也叫夹签，是分校官改正错字、书写初审意见的纸条。这种纸条往往贴于卷内，送呈纂修官复审。纂修官认可者，可用朱笔径改原文，否则不作改动。然后送呈总纂官三审，总纂官经过分析之后，可以不同意纂修官的复审意见，而采用分校官的初审意见。三审之后，送呈御览。第三步是抄写底本。抄写人员初由保举而来，后来，发现这种方法有行贿、受贿等弊病，又改为考查的办法，具体做法是：在需要增加抄写人员时，先出告示，应征者报名后，令当场写字数行，品其字迹端正与否，择优录取。考查法虽比保举法优越，但也有不便之处，因此最后又改为从乡试落第生徒中挑选，择其试卷字迹匀净者予以录用。这样，先后选拔了3826人担任抄写工作，保证了抄写《四库全书》的需要。为了保证进度，还规定了抄写定额：每人每天抄写1000字，每年抄写33万字，5年限抄180万字。五年期满，抄写200万字者，列为一等；抄写165万字者，列为二等。按照等级，分别授予州同、州判、县丞、主簿等四项官职。发现字体不工整者，记过一次，罚多写10000字。由于措施得力，赏罚分明，所以《四库全书》的抄写工作进展顺利，每天都有600人从事抄写工作，至少可抄60余万字。第四步是校订。这是最后一道关键性工序。为了保证校订工作的顺利进行，四库全书馆制定了《功过处分条例》，其中规定：所错之字如系原本讹误者，免其记过；如原本无讹，确系誊录致误者，每错一字记过一次；如能查出原本错误，签请改正者，每一处记功一次。各册之后，一律开列校订人员衔名，以明其责。一书经分校，复校两关之后，再经总裁抽阅，最后装潢进呈。分校、复校、总裁等各司其职，对于保证《四库全书》的质量确实起了重要作用。

四库全书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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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全书》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按照内容分类，包括4部44类66属。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经部包括易类、书类、诗类、礼类、春秋类、孝经类、五经总义类、四书类、乐类、小学类等10个大类，其中礼类又分周礼、仪礼、礼记、三礼总义、通礼、杂礼书6属，小学类又分训诂、字书、韵书3属；史部包括正史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杂史类、别史类、诏令奏议类、传记类、史钞类、载记类、时令类、地理类、职官类、政书类、目录类、史评类等15个大类，其中诏令奏议类又分诏令、奏议2属，传记类又分圣贤、名人、总录、杂录、别录5属，地理类又分宫殿疏、总志、都会郡县、河渠、边防、山川、古迹、杂记、游记、外记10属，职官类又分官制、官箴2属，政书类又分通制、典礼、邦计、军政、法令、考工6属，目录类又分经籍、金石2属；子部包括儒家类、兵家类、法家类、农家类、医家类、天文算法类、术数类、艺术类、谱录类、杂家类、类书类、小说家类、释家类、道家类等14大类，其中天文算法类又分推步、算书2属，术数类又分数学、占侯、相宅相墓、占卜、命书相书、阴阳五行、杂技术7属，艺术类又分书画、琴谱、篆刻、杂技4属，谱录类又分器物、食谱、草木鸟兽虫鱼3属，杂家类又分杂学、杂考、杂说、杂品、杂纂、杂编6属，小说家类又分杂事、异闻、琐语3属；集部包括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等5个大类，其中词曲类又分词集、词选、词话、词谱词韵、南北曲5属。除了章回小说、戏剧著作之外，以上门类基本上包括了社会上流布的各种图书。就著者而言，包括妇女，僧人、道家、宦官、军人、帝王、外国人等在内的各类人物的著作。

四库全书的不足之处

第一，重视儒家著作，把儒家著作放在突出的位置。把儒家经典放在四部之首，把一般儒家著作放在子部之首。

第二，轻视科技著作。认为西方现代科学技术，是“异端之尤”，可以“节取其技能，禁传其学术”。除了农家、医家和天文算法类收录少数科技著作之外，一般科技著作是不收录的。

第三，不收戏剧著作和章回小说。

第四，图书正文或有删节或篡改。

编纂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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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过程

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也就是寓禁于征的过程，也就是大兴文字狱的过程。据统计，在长达10余年的修书过程中，禁毁图书3100多种、15万部以上。在收入《四库全书》的图书中，也有不少删节或挖改。 在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中，还编了《四库全书荟要》、《四库全书总目》、《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四库全书考证》、《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等。这几种书可以看作编纂《四库全书》的副产品。《四库全书荟要》是《四库全书》的精华，收书473种、19931卷。开本大小和装帧形式与《四库全书》相同。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共抄两部：一部放在宫中御花园的摛藻堂，一部放在圆明园东墙外长春园内的味腴书屋。《四库全书总目》二百卷是《四库全书》收录书和存目书的总目录。该目录前有“凡例”，经史子集四部之首冠以总序，大类之前又有小序，每书之下都有著者介绍、内容提要、版本源流等考证文字。由于这些考证文字出于纪昀、戴震、姚鼎、邵晋涵等著名学者之手，因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二十卷是《四库全书总目》的简编本，它不列存目书，只列《四库全书》收录的图书，每种书的提要也写得比较简单。《四库全书考证》一百卷是四库馆臣对应抄，应刻各书校勘字句的记录汇编，该书对于校订古籍有较高的参考价值。《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是用木活字印成的。它包括《四库全书》中138种“应刻”之书。该丛书在刻印4种之后，主持人金简通过比较，认为木活字花钱少，实用价值高，改为木活字印刷出版。金简把木活字印刷过程写成《钦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一书，并收入《四库全书》，它是古代印刷史上的重要文献，已被译成德文、英文等流传世界。

2《四库全书》编纂成功的原因

第一，安定的社会环境。修书期间，正当康乾盛世，天下无事，没有战争的干扰。四库馆臣坐在书案之前，一坐就是10年，没有后顾之忧。第二，最高统治者的重视。《四库全书》从酝酿到修成，乾隆弘历始终参预其事，并由他精心策划。从征书、选择底本，到抄书、校书，乾隆都一一过问，亲自安排。第三，雄厚的资金来源。《四库全书》卷帙浩繁，所需经费难以数计，清廷一概包揽下来。第四，严密的组织系统。四库全书馆的最高职务是总裁和副总裁，多由郡王，大学士以及六部尚书、侍郎兼任，负责总理馆内一切事务，下设纂修处，缮书处和监造处。纂修处负责校理勘定全部书籍，并兼任缮书处缮写书籍的分校工作；缮书处负责全书的缮写及校勘事宜；监造处负责武英殿刊刻、印刷、装订、整理书籍事宜。四库馆臣总计360人，因故革职、身死除名、调用它任者，不在此数。第五，破格录用人材。四库全书馆堪称人才之宝库，集中了大量优秀人才，其中不少人是破格录用的，如邵晋涵、余集、周永年、戴震、杨昌霖等人，入馆前不仅不是翰林，而且戴震、杨昌霖等连进士都不是，仅是举人。人才云集，为编纂《四库全书》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四库全书》(1773年)可以称为中华传统文化最丰富最完备的集成之作。中国文、史、哲、理、工、医，几乎所有的学科都能够从中找到它的源头和血脉，几乎所有关于中国的新兴学科都能从这里找到它生存发展的泥土和营养。从那时开始，作为国家正统、民族根基的象征，已成为中国乃至东方读书人安身立命梦寐以求的圭臬和后代王朝维系统治宏扬大业的“传国之宝”。《四库全书》共收书3460多种、79000多卷、36000多册，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其中“经部”分为“易、书、诗、礼、春秋、孝经、五经总义、四书、乐、小学”等10类；“史部”分为“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等 15类；“子部” 分为“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术数、艺术、谱录、杂家、类书、小说家、释家、道家”等14类；“集部”分为“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等05类。总共44类。为了保存这批精典文献，由皇帝“御批监制”，从全国征集3800多文人学士，集中在京城，历时十年，用工整的正楷抄书七部，连同底本，共八部。建阁深藏，世人难得一见。虽然由数千人抄写，但字体风格端庄规范，笔笔不苟，如出一人。所以，无论从内容上还是从形式上看，都具有十分难得的研究、收藏和欣赏价值。后几经战乱，损毁过半，更使这套世界出版史上的巨制，成为举世罕见的无价之宝

《四库全书》是我国现存最大的一部官修丛书，是清乾隆皇帝诏谕编修的我国乃至世界最大的文化工程。全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收书3503种，79309卷，存目书籍6793种，93551卷，分装36000余册，约10亿字。相当于同时期法国狄德罗主编《百科全书》的44倍。清乾隆以前的中国重要典籍，许多都收载其中。由于编纂人员都是当时的著名学者，因而代表了当时学术的最高水平。乾隆编修此书的初衷虽是"寓禁于征"，但客观上整理、保存了一大批重要典籍，开创了中国书目学，确立了汉学在社会文化中的主导地位，具有无与伦比的文献价值、史料价值、文物价值与版本价值。本次出版的《四库全书精编》，精选《四库全书》之精华，以便于读者诵读为宗旨，所选之文，趣味清源，神采焕发，无一语不耐人寻味，无一篇不睿人智慧，数千年道术学艺文章之精华，几尽荟萃于斯。

阁藏本毁于太平天国运动时期；文源阁藏本被英法联军焚毁；文澜阁所藏亦多散失，后经补抄基本得全，然已非原书。 1948年，国民党政府撤离大陆，前往台湾，将故宫博物院的一些珍贵藏品运往台湾时，将《四库全书》中最为珍贵的藏本文渊阁《四库全书》带到台湾，文渊阁《四库全书》现存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内。 由于《四库全书》由乾隆敕编，为了维护清王朝统治的需要，名为"稽古右文"，实则"寓禁于征"，大量搜罗、查禁、删改、销毁书籍。根据流传至今的几种禁毁书目和有关档案记载，全毁于2400多种，抽毁书400多种，铲毁、烧毁书版七、八万块。同时大兴"文字狱"，《四库全书》开馆后10年内竟发生了48起"文字狱"。 善本：是指那些具有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和艺术代表性，或在其中某一方面有特殊价值的书本。一般来说，刊刻年代较早或经过精心校勘而错误较少的版本可称为善本。 孤本：某书的某一刻本或手稿。拓本在世间只有一份流传的为孤本。 秘本：私人收藏者秘藏于家室，置之高阁，不准许外人见阅的版本为秘本。 禁毁本：前代或当世之因遭禁被毁，侥幸私存下来的版本为禁毁本。在古代，保存这种禁毁本十分危险，一旦被当局发现，必遭大祸，因而其流传极其艰难。弥足珍贵。 绣像本：书中间有插图的版本为绣像本。这类绣像本书因其生动的表现形式而倍受欢迎，但因绘刻工艺复杂，价格昂贵而成品较少，因而现存的十分珍贵。 石印本：精选坚硬宽大而表面平滑的石头经打磨、雕刻制成石版，再用药墨将文字写在特制药纸上，将药纸上的字迹移置到石版上，然后滚刷油墨印成的书为石印本。 手抄本：根据底本抄写而成的书本。其中有一种影抄本，是把透明纸覆在底本上面，按其原有字体、行款照样摹写的书本。 残本：在流传过程中因种种原因（如运输、转卖、转抄、争执等）而残缺不全的书本为残本。 补本：对前代前人的著作有所增补，加以已意而写成的书。 续书：对前代前人的著作内容做继续的描写，以延续原著的意思为主旨。 保留本：因为某种私人目的而专门保留起来的书，一般是传家世代收藏保留，视为至宝。 经部：易类、书类、诗类、礼类、春秋类、孝经类、五经总义类、四书类、乐类、小学类。 史部：正史类、编年类、记事本末类、别史类、杂史类、诏令奏议类、传记类、史钞类、载记类、时令类、地理类、职官类、政书类、目录类、史评类。 子部：儒家类、兵家类、法家类、农家类、医家类、天文算法类、术数类、艺术类、谱录类、杂家类、类书类、小说家类、释家类、道家类。 集部：楚辞类、别集类、总集类、诗文评类、词曲类。 纪昀（1724-1804），字晓岚，河北献县人，著名学者。他朝夕筹划，校勘鉴别，进退百家，钩沉摘隐，与陆锡熊一起完成了《四库全书》总目的总纂，成为我国学术考证、典籍评论及版本考核、文献钩稽的集大成之作。纪昀亦是著名藏书家，藏书之处称"阅微草常"，其藏书呈献四库全书馆后，收入者达105种，1868卷，入存目41种。著有《阅微草堂笔记》等。 戴震（1724-1777），字东原，安徽休宁人。学问渊博，识断精审，思想邃密，是乾隆朝最著名的思想家，汉学代表人物。因博闻广识而破例允许他以举人身份供职于四库馆，担任《永乐大典》的辑校工作。《四库全书》的主要纂修官。 陆锡熊（1734-1792），字健男，耳山，上海人。《四库全书》总纂官，卓有成效，受恩赏尤多。乾隆52年，清廷发现《四库全书》中有诋毁朝廷字句的书籍，乾隆帝大怒，令陆锡熊和纪昀负责重新修正，并由他两人分摊费用。时值隆冬，陆锡熊患病，终因心力交瘁，死于重校文溯阁《四库全书》的任上。可见朝野对《四库全书》之重视与严谨。 永(1743-1790)，乾隆帝第六子，号九思主人。乾隆末年被封为质亲王。喜作诗文书画，著有《九思斋诗钞》。《四库全书》馆正式成立后，乾隆帝为了表示对该项文化工程的重视，同时也为了加强对编纂工作的监控，命永与永璇、永，大学士兼军机大臣刘统勋、于敏中为最高执行官即总裁，负责总理馆内一切事宜。 本套《四库全书精编》为豪华精装版，16开，50册，5箱，黄胶纸精印，仿红木箱装。 本书目录 经 部 《易经》 《尚书》 《诗经》 《周礼》 《仪礼》 《礼记》《大学》 《中庸》 《孟子》 《论语》 《孝经》 《尔雅》《春秋左传》 《春秋公羊传》 《春秋谷梁传》 史 部 《国语》 《史记》 《汉书》 《晋书》 《宋书》 《梁书》《陈书》 《魏书》 《周书》 《隋书》 《南史》 《北史》《宋史》 《辽史》 《金史》 《元史》 《明史》 《史通》《战国策》 《后汉书》 《三国志》 《南齐书》 《北齐书》《旧唐书》 《新唐书》 《列女传》 《越绝书》 《水经注》 《岛夷志略》《旧五代史》 《新五代史》 《吴越春秋》 《风俗通义》 《华阳国志》《建康实录》 《贞观政要》 《资治通鉴》 《天工开物》 《东周列国志》 子 部 儒家《荀子》 《说苑》 《帝范》 《政训》 《潜书》 《新序》 《盐铁论》 《潜夫论》 《近思录》 《郁离子》 《传习录》 《呻吟语》《孔子家语》 《温公家范》 《袁氏世范》 兵家《孙子兵法》 《吴子》 《司马法》 《尉缭子》 《孙膑兵法》 《六韬》《三略》 《握奇经》 《素书》 《将苑》 《李卫公问对》 《虎钤经》《守城录》 《练兵实纪》 《纪效新书》 《何博士备论》法家《管子》 《商君书》 《韩非子》农家《齐民要术》 《农桑辑要》医家《黄帝内经》 《神农本草经》 《黄帝八十一难经》 《洗冤集录》数理天文类 《周髀算经》 ………… 集 部《楚辞》 《诗品》 《曲品》 《南戏》 《花间集》 《柳永词》《晏殊词》 《东坡词》 《秦观词》 《放翁词》 《姜夔词》

《四库全书》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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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四库全书》在编纂过程中，有删削、挖改内容等过错，但就整体而言，应当是功大于过。

但是在某些方面也起到一定的作用，它保存了大量古籍，是古代文化的一次总结。《四库全书》的编纂，对于弘扬民族文化，对于传播古代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200多年来，递经战乱，如果没有集众书于一身的《四库全书》，古籍将会大量散失，从而造成无可弥补的损失。其次，在古籍整理的方法上，尤其是在辑佚、校勘、目录学、汇刻丛书等方面给后人留下许多有益的启示：在辑佚方面，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佚书并收入《四库全书》者共有385种，不仅使不少亡佚已久的古籍珍本重见天日，而且为后代的辑佚工作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范例；在校勘方面，四库馆臣网罗众本、慎选底本等做法，为后代的校勘工作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在目录学方面，《四库全书总目》的学术价值是古代任何官私书目无与伦比的，其编纂方法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汇刻丛书方面，清人以《四库全书》为榜样，掀起了编刻丛书的热潮。近年《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和《续修四库全书》的出版，正是弘扬民族文化、继承和发扬《四库全书》的优良传统而结出的丰硕之果。

四库全书所毁书籍

清乾隆编纂四库全书时销毁了对满清不利的书籍总数，据统计为一万三千六百卷。焚书总数，15万册。销毁版片总数170馀种、8万馀块。除了焚毁书籍，满清还系统的对明代档案进行了销毁。目前明代档案仅三千余件，主要是天启、崇祯朝兵部档案，也有少量洪武、永乐、宣德、成化、正德、嘉靖、隆庆、万历、泰昌朝的官方文书（其中很多已经被满清修改过）。其余估计不少于1000万份明代档案，已经全部被销毁了。除了销毁书籍和档案外，满清还系统的对残存书籍和档案，进行篡改。

根据韩音湖等编纂的《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一辑），满清在文字狱时代曾经对有关蒙古、满清的各种记录做过系统的销毁和篡改。部分被销毁的史料名册"军"字头：《军器图说》、《军中遗稿》，"经"字头：《经济录》、《经济言》、《经略复国要编》、《经略疏稿》、《经世集》、《经世契要》、《经世实用编》、《经世要略》、《经畲遗集》、《经源统宗》，"明"字头：《明百将传》、《明宝训》、《明表选》、《明兵略纂闻》、《明策衡》、《明朝官制大全》、《明朝捷录》、《明朝通纪会纂》、《明朝小史》、《明臣言行录》、《明臣奏疏》、《明初开国群雄事略》、《明大事记》、《明代帝后纪略》、《明代圣政》、《明代野史》、《明道杂志》、《明纲目》、《明馆课标奇》、《明馆课宏词》、《明馆课录》、《明光宗实录》、《明纪本末》、《明纪本末国书》、《明纪编年》、《明纪编年会纂》、《明纪编遗》、《明纪重辑》、《明纪纲鉴补》、《明纪纲目》、《明纪会纂》、《明纪甲乙事略》、《明纪鉴略》、《明纪鉴略补》、《明纪鉴鼎脔》、《明纪全载》、《明纪弹词》、《明纪要》、《明纪编年会纂》、《明记甲乙两年汇编》、《明季南略》、《明季遂志录》、《明季文杂抄》、《明季遗闻》、《明家训》、《明鉴会纂》、《明鉴易知录》、《明将略》、《明将略注》、《明将传》、《明经济名臣录》、《明经济书》、《明经济文辑》、《明论必读》、《明论表》、《明名臣经济录》、《明名臣奏牍》、《明末纪事》、《明末诏书》、《明女直志》、《明人后场论表》《明人诗抄》、《明人物考（焦竑）》、《明人物考（王世贞）》、《明神宗实录》、《明诗别裁集》、《明诗归》、《明诗善鸣集》、《明诗选（陈子龙）》、《明诗选（马士奇）》、《明诗综》、《明实纪》、《明实录》、《明史纪略》、《明史记事本末》、《明史类编》、《明史列传》、《明史略》、《明史全集辑录》、《明史通纂》、《明史野获》、《明史纂》、《明疏抄》、《明书》、《明太祖实录辨证》、《明通纪编年》、《明通纪会》、《明通纪辑录》、《明通纪辑略》、《明通纪辑要》、《明通纪捷要》、《明通纪统宗》、《明通纪摘录》、《明通纪直解》、《明通纪纂》、《明通鉴编年》、《明通纂要》、《明琬琰录》、《明文案》、《明文百家粹》、《明文宝符》、《明文初学读本》、《明文大家二编》、《明文大小题商》、《明文得》、《明文得珠》、《明文发》、《明文分类传针》、《明文录》、《明文赏奇》、《明文选》、《明文翼运》、《明文英华》、《明献帝宝训》、《明相业军功考》、《明续记》、《明宣宗宝训》、《明一统志》、《（皇）明杂录（尹直）》、《明杂录（佚名）》、《明诏制》、《明政统宗》、《明职方地图》、《（皇）明制书》、《明制稿》、《明注略》、《明状元策》、《明宗孝义》、《明奏疏（施元征）》、《明奏疏（陆澄源）》、《明奏疏（佚名）》、《明奏议》，"皇明"字头：此类字头书籍，全部销毁《嘉靖、隆庆、万历、天启四朝注略》，这本书乾隆年间被军机处奏准列入全毁书目，《嘉靖以来首辅传》乾隆四十四年十一月十八日奏准禁毁，"甲申"字头此类字头，全部禁毁，《朝鲜征倭纪略》禁毁满清查禁。

但"漏网之鱼"的几种史料：《江变记略》；叙述满清八旗在江西杀戮奸*的暴行，尤其是其中叙述八旗匪徒，对妇女通宵达旦的实施轮奸；《扬州十日记》：亲历者叙述满清在扬州十天的大屠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