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古代山西是中华华夏族的中心，所谓的中原腹地。农业经济发达。

司马迁根据汉代经济分布的特点，将全国划分为：山东、山西、江南和龙门碣石以北等四大经济区域。山东包括今河南河北山东三省及晋南、苏北、皖北等部分地区，历史上称“中原”，是汉经济最发达地区及最重要产粮区。可见山西经济在全国的地位如何。农业经济是封建社会经济的主要经济形势。

古代山西经济曾经出现过滑坡，原因是人口的外迁。古代中国的农业社会，人是最主要的生产力，人口的外迁（因为战争，黄河泛滥等等）造成了农业生产上的产量下降。

代表古代山西经济发达的一个标志就是晋商的出现。（晋商的资料可查看百科）

通常意义的晋商指明清500多年间(公元1368年到公元1912年)的山西商人，晋商经营盐业、票号等商业，尤其以票号最为出名。晋商也为中国留下了丰富的建筑遗产，著名的乔家大院、常家庄园、李家大院、王家大院、渠家大院、曹家三多堂等等。八国联军向中国索要赔款，慈禧太后掌权的清政府就向晋商的乔家借钱还国债。晋商的经济实力，可以从这个事情反映出来。

晋商可以追溯到，隋唐之间的武士貜。武则天之父、李渊父子从太原起兵时，木材商人武氏从财力上大力资助，李渊父子的就是凭借当时天下最精华的太原军队和武氏的财力开始夺取全国政权。建国后，武氏并封为国公，地位等同秦琼、程咬金等。可以想象李渊父子当时从武氏那里得到多少财产，而武氏也从他最初聪明的政治投资中得到了巨大的回报。其后还孕育诞生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女皇武则天。当然这是后话。

晋商的发展与没落是可以体现出山西经济的发达与没落。

第二，山西经济是什么时候开始衰退的？

古代山西经济的衰退，分为好几个时期。

古代经济中心的转移，由中原转向南方，是出现在人口迁移的时候。劳动力的转移产生的后果就是经济中心转移。

近代山西经济的衰退，要算清末民初，帝国主义的入侵，和沿海口岸的开放，刺激了南方沿海城市的经济发展，工厂林立，中国的经济由传统的农业手工业经济转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的渗透在南方城市凸显。山西的票号商会会馆不再是中国经济的强项特色。公司化的经营方式出现。

第三，衰退的原因，这个其实在上面都大体提到了，具体的原因会出现在资料里，请您下了以后再提取即可。

第四，煤炭经济为何没有促进山西的经济发展。

原因可以从全国主要的几个能源省份城市的发展轨迹来看。山西的煤矿资源，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而且带来的负面效应就是环境的污染。一座能源型的城市最后的结果是被自己的矿渣所掩埋。山西煤炭资源丰富缺面临诸多问题：一是能源的开采方式过于粗放，不注重环境的保护和开采的提取率。二是深入内陆，远离港口，这也是增加了成本。三是经济转型没有及时跟上。能源经济的发展是与国际经济形势紧密相连的，短时间内资金聚集的快，而一旦遇到风险，那么垮掉的也快。针对这些问题，山西省政府今年出台了《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进一步促进全省煤炭经济转变发展方式实现可持续增长措施的通知》红头文件，目的就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PS：具体资料我上传附近，您下载看再进行总结吧，实在是没法继续打了，太多了。

商帮是以乡土亲缘为纽带，拥有会馆办事机构和标志性建筑的商业基团。清朝时以晋商、徽商、潮商、秦商、山东商帮、苏南商帮、浙江商帮、闽南商帮、珠三角商帮、河南商帮等十大商帮为主。

伴随着几百年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到明清时期商品行业繁杂和数量增多，商人队伍日渐壮大，竞争日益激烈。而封建社会统治者向来推行重本抑末的政策，在社会阶层的排序中，“士、农、工、商”中商也是位于最后一个阶层。对于商人来说，国家没有明文法律保护，而民间又对商人冠以“奸商”的歧视。因此，在那个年代，商人利用他们天然的乡里、宗族关系联系起来，互相支持、和衷共济，于是就成为市场价格的接受者和市场价格的制定者以及左右者。

晋商俗称“山西帮”，亦称“西商”、“山贾”。在漫长的历史中，晋商以山西富有的盐、铁、麦、棉、皮、毛、木材、旱烟等特产，进行长途贩运，其贩运销售活动和遍及全国范围，形成了成为能与南方徽帮抗衡的最有经营实力的北方晋帮基团。

淮商，是指安徽地区一带的商人。姚风明写了《淮商传奇》，讲述了明末清初，山阳县世代经商的王家正处于家族历史上生死攸关的关键时刻，福无双至，祸不单行，镖车被劫，债台高筑，王家在山阳县乃至淮安府的买卖将面临巨大的变数。整个小说以王家东山再起为主线，以清朝初年淮安的历史事实为背景，再现了当年淮安商人的群体画像。

潮商，是潮州商帮与广东商帮的共同称号。古代潮商不如晋商、徽商著名，潮商的崛起也是在明代以后，大概明正德年间（1506-1521年）私人海外贸易兴起后，潮州沿海居民开始大规模投入到海上商业冒险活动。到明中后期大批潮州人以船为伴涌向海潮波涛之中。入清以来红头船便成为潮州商人的象征，清代商人又称红头船商人。

所以，从整体来看，每一阶段的商人在历史上都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不能一概而论，也不能简单评价哪个比哪个更重要。每一种商人在某一阶段都是不可替代的，所以，我们应该重视每一种商帮的存在。

鲁商和晋商，在明清时期，由于地理原因和文化背景原因的影响走向了不同的发展方向，晋商通过对外贸易获取了更多的资金，尤其是在明末时期，依靠走私和非法对外贸大赚特赚，所以才发展到一家独大的境地。

鲁商和晋商发展起来的原因都是因为土地，山东和山西土地资源较少，人口众多，迫使大量人口涌入商贸行业，这两个地区的商业体系都十分发达，不过山东更接近内陆，与外部接壤的地方比较少，在明朝限制海洋贸易的情况下，对外贸易方面晋商更占优势。在文化层面上，山东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在传统重农艺商的思想作用下，人们对于商业的抵触情绪会更高一些，商业的进取心不如晋商。在明朝时期，武商一直依靠对内贸易，晋商则依靠对外贸易，双方也可以做到分庭抗礼，但是后金的崛起正是打破了这一平衡。

对于明朝的灭亡原因有很多，但是晋商绝对在其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他们依靠地理位置优势向后金输送物资，在朝廷明令禁止的情况下大肆走私，并且依靠资源优势在朝廷中安插势力，借助官方势力掩盖，走私贸易进行的如火如荼，使国家从物资上封锁后金的政策流于形式。

在整个明朝中后期的历史进程中，晋商发挥的是发国难财的作用，其他商帮并不一定不想这么做，但是晋商凭借其地理优势和官场上的关系，彻底垄断了对后金走私贸易。后金入主中原，建立清朝，直接封晋商为八大皇商，这些人对满清政权的简历贡献了决定性的力量。从明朝至清朝，晋商彻底压倒鲁商，成为中国最大的商帮。这其中或许有一些不光彩的地方，那是晋商的进取心确实要比鲁商强很多。

白手起家通天下 诚信为本数乔家

祁县乔家，是晋商中靠勤劳诚信，白手起家的典型。

乔家始祖乔贵发，祁县乔家堡人。早年是一个衣不遮体，无依无靠的光棍汉。乾隆初年与一位秦姓结拜兄弟一起走西口，先做当铺伙计，后开草料铺，兼做豆腐、豆芽及零星杂货些生意。乾隆二十年（1755年），当地粮食丰收，他们为给自己磨豆腐、生豆芽做准备，趁粮低价时购存了一批黄豆。不料次年黄豆歉收，价钱高涨，于是把黄豆售出，获利颇丰。进而扩大经营，开设了客货栈广盛公。

到嘉庆时，广盛公生意十分兴隆，但一次经营“买树梢”蚀本，几乎倒闭。亏得乔氏平日与当地“相与”诚信往来，信誉尚存，得到来往户支持，延缓了欠款归还日期。经多方筹措，又赖广盛公掌柜悉心经营，扭亏为盈，复兴了乔家基业，遂把“广盛公”改为“复盛公”。乔家子弟恪守祖训，严守家规，家业日益兴旺。而秦姓子弟疏于经营，坐享其成，逐渐抽走股份，最终复盛公几乎成为乔家独资。复盛公成为乔姓商号后，买卖兴隆，在包头先后增开复盛全、复盛西等19个门面，有职工四五百人，成为包头城开办最早、实力最雄厚的商号，故有“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之说。乔氏依托复字号，又向国内各大中商埠发展。光绪十年（1884年）又设大德通、大德恒票号。到清末乔家在全国各地有票号、钱庄、当铺、粮店等字号200多处，有流动资金700多万两，加上土地、房产等不动产，总资产达千万两以上。

乔贵发一心经商，含辛茹苦，直到30多岁，才娶了一个寡妇，共育三子。长子全德是寡妇程氏带来的，名德星堂，因非乔贵发亲生，这一门没有什么起色。二门全义，堂名宁守堂，子弟多入仕途。三门全美，堂名“在中堂”，其次子乔致庸（1818—1907），是乔家一位出类拔萃的人物。他以儒道之尊，“修身、正己、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心，诚信为本，执着追求，艰苦奋斗，不断开拓，实现了货通天下、汇通天下的理想，为乔家的繁荣立下了大功。乔致庸活到89岁，生有六子，但在他心中各有不足，最终把乔家大业交给了他的孙子乔映霞。乔映霞深受家风祖规熏陶，主持乔家以来，事业心强，治家严谨。他针对兄弟与子弟特点，分别立书斋名，曰“不泥古斋”“知不足斋”“日新斋”“自强不息斋”“一日三省斋”等，以资互勉，并明订家规“五不准”：一不准吸鸦片、二不准纳妾、三不准赌博、四不准冶游、五不准酗酒等。在乔映霞努力下，乔家大业蒸蒸日上，达到了鼎盛。乔映霞思想比较开明，曾率先剪辫子，动员家族妇女解除缠足陋习，又任过区长、禁烟主任，到了事业的顶峰。清朝末年，乔氏票号业务多被官办银行夺走，生意从此走向衰败。



电视连续剧《乔家大院》 讲述的是一部商界英雄的故事。而该剧的主人公则是山西祁县乔家堡著名商户“乔家”的第三代乔致庸。乔致庸的一生穿越了大清王朝的晚期，他以乔家这一中的家族事业为舞台，怀抱以商救民、以商富国的梦想，为实现自己青年时代货通天下、汇通天下的宏愿，在与其他商家、与家族内部、与达官显贵、与朝廷，乃至与土匪之间一场长达一生又无所畏惧、错综复杂的斗争。乔致庸凭借自己的勇气才智和骨子里透出的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精神，终于使他战胜了一生中数不尽的劫难，晚年时代终于让乔家成为对中国经济有重大影响力的巨商，为民族商业建树了不朽的功勋。

　　自古以来，会馆就是联络乡谊、聚会议事、沟通信息、维护同乡同行利益的处所。而山西会馆则是晋商的中心社团，是晋商的“叙语之地,正可坐论一堂,以谋商业之公益”。

　　但不知你是否留意过，晋商不仅在自己家乡的土地上修建有华美的宅院，同时在全国各地也留下了许多精美的建筑。山西的晋商大院，大都是它们的主人在明代及清康熙、乾隆年间，在外经商发迹后开始修建的，有的修建期甚至经历了几十年、上百年的漫长岁月。同样，晋商在全国各地留下的富丽堂皇的建筑，也是随着晋商的发展而修建起来的。山西商人的生意在外面兴盛了多少年，那些建筑也修建了多少年。

　　一个山西籍的年轻摄影人，用了近一年的时间，历尽艰险，走遍大江南北，凭着一个执著的梦想，用他手中的相机记录下晋商在全国各地修建的会馆。通过他的镜头，我们看见了那些散落在全国各地的晋商会馆，山西商人到底在全国建立了多少会馆过去没有现在更难以有确切的统计。可以说，凡是商贸繁华的地方就有山西商人，凡是山西商人聚集的地方就有山西会馆。

　　商人的锱铢必较本是善于经营的表现，厚道和忠诚更是经商的一种美德，又有什么不好呢还有，如果把他们的“学而优则商”归之为目光短浅的话，那么，也只有“学而优则仕”才是惟一正确的了至于有人说晋商“在文化上不曾有过多少建树”，更是站不住脚的。在这里且不说其它方面，仅从会馆来说，晋商在全国各地建立的上百座或更多的精雕细琢的会馆、戏楼，无论从数量和品位上看，难道不是一笔极其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拥资巨万的山西人凭藉着丰厚的资财，不仅将各地高层次的文化引入山西，在自己的故里穷极土木，构筑起一座座精巧别致的民居建筑，同时，也把山西的优秀文化向外传送，在不断的认同和相互适应中，给多年经商的异乡，留下了上百座雕梁画栋的会馆，形成了独具个性的会馆建筑文化。

　　余秋雨先生在《抱愧山西》一文中，谈到苏州的“中国戏曲博物馆”时写道：“尤其是那个精妙绝伦的戏台和演出场所，连贝聿铭这样的国际建筑大师都视为奇迹，但整个博物馆的原址却是‘全晋会馆’，即山西人到苏州来做生意时的一个聚会场所。说起来苏州也算富庶繁华的了，没想到山西人轻轻松松来盖了一个会馆就把风光占尽。”

　　面对着数百张照片，通过摄影师的镜头，我们仿佛看到了晋商曾经的辉煌与荣耀，也读到了他们的无奈与凄凉。历经百年沧桑而依然巍然屹立的会馆，尽管残破、尽管落寞，却依然散发着一种魅力，让人情不自禁地追寻、向往。季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