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做《资治通鉴》 以后，一时间引起了宋朝士大夫、学者们古史研究的兴趣，其中也产生了诸多受《通鉴》的作品。其中位居第一的是苏辙的《古史》。由于是与司马光同时代的人物，无法判断其是否收到《通鉴》的影响，但根据他的年谱，他是在宋徽宗绍圣二年编写的序文，因此可知此书成书较晚。另外一部书记述他是在许州时编写的次数，已经是相当晚的事了。此书以批判填补《通鉴》而成。《四库提要》：“平心而论，史至于司马迁，犹诗至李杜，书至于钟王，画至于顾陆，非可以一枝一节比拟其长短者。辙乃欲点定其书，贻不免于轻妄。”

宋刻本，指宋代刻印的古籍。宋刻本印书多用皮纸或麻纸，文理坚致有韧性。版式疏朗雅洁，版心下方往往有刻字工人姓名和每版的字数。在古籍善本市场上，宋刻本无疑是皇冠上的钻石。自明代中后期以来，宋刻本一直受到学者、藏书家的特别重视。早在明朝，宋刻本已有“寸纸寸金”之说。明末崇祯年间，著名刻书家、藏书家毛晋，其家藏图书达89000多册。他为搜寻宋刻本，在其藏书楼“汲古阁”门前，悬挂征求启示。据统计，今天在整个中国所能找到的宋刻本，总量不会超过1200部，多数已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宋刻本之所以被誉为是中国古籍中的瑰宝，除其存世稀少之外，更为重要的是明清所刻印五代以前的书籍，差错讹误甚多。不少学者借助宋刻原版，校正明清以来所刻古籍的讹误，恢复古籍的真实面貌。宋版的版式设计堪称精致。文字的分布极为讲究，板框的高广与行格的多寡，都以事先设计要求的字体大小及每行字数的比例而定，大字本每半页七八行，每行约十五六字以下；小字本每半页十三四行，每行约二十三四字以上。如今流传最多的是每半叶九到十二行，每行十八到二十二字的中字本刻书选用字体，各地风格不同。浙本多用秀丽俊俏的欧体字；蜀本多用雄伟补拙的颜体字；建本字体介于颜、柳之间，横轻竖重。印书用墨也很讲究，色泽清纯匀净。官刻书多在卷末镌校勘人衔名，私刻和坊刻本多在卷末镌刻书题记或牌记。宋代，政府对校勘十分重视，甚至由皇帝亲自过问，聘请专家把关。为了保证刻书质量，官方还采取若干措施。如规定刻板前需要进行三次校正，即校勘官校完，送复勘官复校，再送主判管阁官三校，这样才可以拿去刻板。而刻板完成，对版样还要再校对。此外，还要在卷末刊载经手校勘的人的名字，以示责印书的纸张，多就地取材，采用桑树皮、楮树皮、竹子为原料。就其质料来说，多数都是皮纸和竹纸（采李致忠说）。宋代刻印之书，由工于书法的人缮写上版，字体既美，校刻亦精，字体大都采颜、柳、欧阳笔法，其风格北宋质朴，南宋挺秀。所谓“纸坚刻软，字画如写”（明高濂《遵生八笺》）则是宋刻本的共同特色

开宝四年(971年)，皇帝发布“访医术优长者诏”以集中著名医学家；太平兴国六年(981)发布“访求医书诏”，大量“购求医书”，并明确规定凡献书在200卷以上者，均给奖励；公元1026年，宋政府又下令全国，再次征集医药书籍，并令医学家、目录学家于国家图书馆内予以整理。《宋史·艺文志》等所收载的医药卫生保健书目达590部，3327卷之多。这些措施使国家藏书在多年战乱之后，又达到了更加丰富的水平。为了能使如此众多的医药书籍更多地为宋代的医药卫生事业服务，他们召集知名医学家在全面整理编目的基础上，于公元1057年由政府正式下令在京城设立了“校正医书局”，这是我国医学发展史上的创举。

类编在明清时运用较少，但在唐宋时期，却是诗歌结集的一种重要方式。袭《文选》余风，初唐的诗歌总集，差不多都是类编的，如刘孝孙《古今类聚诗苑》和僧慧净《续古今诗苑英华》。《玉海》卷五四引《中兴馆阁书目》谓慧净书乃续刘书所成。慧净撰书事见《续高僧传》卷三：“净以人之作者差非奇挺，乃搜采近代藻锐者，撰《诗英华》一帙十卷。”并录刘孝孙所作序。可见此二书关系密切，体例也应相同。《大唐新语》卷九云：“（时）有诗篇十卷，与《英华》相似，起自梁代，迄于今朝，以类相从，多于慧净所集，而不题撰集人名氏。”此部佚名编选的诗集编排方法为“以类相从”，且与《续古今诗苑英华》面貌相近，据此可知《古今类聚诗苑》、《续古今诗苑英华》二书确为类编诗集。

中唐时期的类编诗集有李吉甫所编的《丽则集》。《郡斋读书志》卷二○论此书曰：“集《文选》以后至唐开元词人诗，凡三百二十首，分门编类。贞元中，郑余庆为序。”④晚唐时期出现了一部规模极大的唐人选唐诗，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尊杜选本，即顾陶编选的《唐诗类选》。《唐诗类选序》中谈到了全书的收录范围与编撰体例：“始自有唐，迄于近末，凡一千二百三十二首，分为二十卷，命曰《唐诗类选》。篇题属兴，类之为伍，而条贯不以名位毕崇、年代远近为意。骚雅绮丽，区别有观。”⑤全书以类相编，各类之中也不以年代先后为序。

北宋时编撰的类编诗集依然不少，如《郡斋读书志》卷二○云：“《唐宋类诗》二十卷。皇朝僧仁赞序称罗、唐两士所编，而不详其名字。分类编次唐及本朝祥符以前名人诗。”南宋时期类编诗集大盛，出现了题为刘克庄编选的《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是最早的一种《千家诗》。还有赵孟奎所编的《分门纂类唐歌诗》和宋末元初方回编选的《瀛奎律髓》。

普通类编诗集包纳各种题材，但若将某种特定题材的诗歌再进行类编而成集，即是类编专集。如北宋宋绶的《岁时杂咏》及南宋初年蒲积中的《古今岁时杂咏》。《岁时杂咏》在《郡斋读书志》中著录为二十卷，录诗一千五百零六首。《古今岁时杂咏》按一年四季节气时令编排，如元日、春分、清明、立夏、端午、中秋、重阳、冬至、岁暮等，选录汉魏至宋时诗歌二千七百零九首⑥，《四库提要》云：“古来时令之诗，摘录编类，莫备于此。”⑦全书前有绍兴年间蒲积中所作序，称此书与《岁时杂咏》的关系是“取其卷目，而择今世之诗以附之”。二书体例相同。类编专集也有可能以别集的形式出现，如刘辰翁的《须溪四景诗集》，全书分春夏秋冬四门，多以古人四时写景诗句为题，是为教授其子学诗之需而作的范本。宋代另一部重要的类编专集是南宋孙绍远所编题画诗集《声画集》，《四库提要》云：“所录皆唐宋人题画之句”，“分作二十六门”。清康熙时编大型题画诗总集《历代题画诗》，就沿用了这种方式。地方专集有孔延之编的《会稽掇英总集》。全书将歌咏会稽山水人物的诗文编为二十卷，前十五卷为诗，依题材分为州宅、西园、贺监、山水、寺观、送别、寄赠、感兴、唱和九类，每类又先列律体再列古体，后五卷为文，按文体编排。自《文选》起，类编诗文集都多是诗赋类编而文分体，因为文的外在形态差别较为明显，实用性也极强，按照用途自然地形成了诸多文体，不需要借助题材分类就可以达到区分的目的。但《文苑英华》因选录文的数量太多，各体之下又依题材分为若干子类，是个例外⑧。

唐宋时期的诗歌别集也有一些采用了类编方式⑨，最早为李峤《杂咏》，分乾象、坤仪、芳草、嘉树、灵禽、祥兽、居处、服玩、文物、武器、音乐、玉帛十二部，每部十首诗。另如樊晃在大历五年至七年间所编的《杜工部小集》，其序云：“文集六十卷，所于江汉之南……今采其遗文，凡二百九十篇，各以事类，分为六卷。”⑩白居易在江州时，自编诗集共分四类，收讽谕诗一百五十首，闲适诗一百首，感伤诗一百首，杂律诗四百余首，计八百首左右，编为十五卷，其时在元和十年(815)。这是白诗第一次结集，采用了体裁、题材并行的分类法。

宋人对自己和时人的诗文集较少类编。哲宗元符时宋绩臣走访宣城梅家，从梅尧臣后人手中得到家藏的《梅尧臣全集》，该全集就是按题材而非古律体编排的，然而这种情况极少(11)。但宋人喜好将唐集重新编类，较早者如宋敏求编《李太白集》与《孟东野集》，王钦臣编《韦苏州集》。《蔡宽夫诗话》云：“景祐、庆历后，天下知尚古文，于是李太白、韦苏州诸人始杂见于世。”(12)宋王二人的编集正符合了时代的需要。《李太白集》先以歌诗、古赋、表、序等分体，诗又分为古风、乐府、歌咏、赠、寄、别、送、酬答、游宴、登览、行役、怀古、闲适、怀思、感遇、写怀、咏物、题咏、杂咏、闺情、哀伤诸类。《韦苏州集》分类较为简单，仅赋、杂拟、燕集、寄赠、送别、酬答、逢遇、怀思、行旅、感叹、登眺、游览、杂兴、歌行十四类。杜诗在宋代受到了极高尊崇，宋人用力最勤的唐集当然是杜甫集，以《分门集注杜工部诗》为例，全书分月、星、河、雨雪至花、草、竹、木七十二门，“居室”、“纪行”、“述怀”、“时事”、“送别”、“简寄”各门内容较多，又分上下或上中下。类编杜诗在宋代颇为风行，宋元以后就不多见，明代著名藏书家徐跋《分类杜诗》即云；“世传杜诗不下数百本，笺注者十之七，编年者十之二，分类者十之一。”(13)

南宋人也将北宋的一些名家诗集重新以类编次。最著名的即是王注苏诗，书名《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旧题王十朋撰，分七十八类。而宋麻沙本《类编增广颍滨先生大全文集》即苏辙诗文集，前六十卷为诗，分目几近百类，其“四时”类下复分“春”、“夏”、“秋”三子类，“庶官”类下复分“省掖”、“奉使”、“将帅”等九小类，颇为繁复。《类编增广黄先生大全文集》中的诗歌分类更是多至一百零四门。有时这种分类实在没有必要，如《类编增广老苏先生大全文集》八卷，前两卷录古律诗仅四十二首，却分成了十九门，每门平均还不到三首。

二

从文献编撰的历史来看，类编诗文集的产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中国古代别集的出现早于总集，《汉书·艺文志·诗赋略》著录的《屈原赋二十五篇》、《宋玉赋十六篇》、《枚乘赋九篇》等，即可视之为别集。这些别集虽经刘向等人加工成为定本，但它们应早就编辑成书而不是单篇流传。《汉书·艺文志》所录者均为专体别集，或者收诗，或者收赋，作品数量相对较少，内容也较为单一。包括诸多文体的别集出现于东汉，《隋书·经籍志》云：“别集之名，盖汉东京所创也。自灵均以降，属文之志众矣，然其志尚不同，风流殊别。后之君子，欲观其体势，而见其心灵，故别聚焉，名之为集。”东汉时期，将一位作家各种文体的作品汇聚成集已是较为普遍的现象，如《后汉书·列女传》云：“（班昭）所著赋、颂、铭、诔、问、哀辞、书、论、上疏、遗令，凡十六篇。子妇丁氏为撰集之。”据《文选·东征赋》注可知此书被称为《曹大家集》(14)。这些别集自然不会采用类编的形式。

当别集达到一定数量之后，编纂总集才成为必要和可能。《隋书·经籍志》云：“总集者，以建安之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以滋广，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摘孔翠，芟剪繁芜，自诗赋而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之《流别》。”从《文章流别集》残存的文字对于诗、赋、七、箴、铭、诔、哀辞、墓志等文体所作的论述分析可知这是一部分体的文章总集，但是否类编已不可考。倒是此后梁僧祜所编的《弘明集》采取了近于类编的体例，《弘明集序》云：

撰古今之明篇，总道俗之雅论，其有刻意剪邪，建言卫法，制无大小，莫不毕采。又前代胜士，书记文述，有益三宝，亦皆编录，类聚区分，列为十四卷。

全书既非按文体编排，亦非依作者排序，而是根据论辩主题分类。如卷四录何承天与颜延之围绕神灭与不灭而写的论辩文章六篇，卷七收录四人批驳顾道士“夷夏论”的文章四篇。《弘明集》与《文选》产生的时代大致相同，二书的编选也都经历了一个过程，分类方法的形成又非朝夕之事，所以很难说二者是否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但佛教文献《弘明集》的分类方式和对象都显得极为特殊，因此真正对后世类编诗文集体例产生重大影响的只能是《文选》。

类编诗文集与类书最大的相通之处是它们都采用了内容分类这种编排方式。分类思想的演进，从侧面反映出民族认识水平的发展过程。《周易》中已将事物分门别类，构建起一个有序的宇宙体系。但最早对事物作出具体划分的则是字书《尔雅》。《尔雅》全书除前四篇所释较为抽象之外，余十五篇均释实物名称，有宫、器、乐、天、地、丘、山、水、草、木、虫、鱼、鸟、兽、畜等类。后来类书所用分类体系就是《尔雅》分类方法的延伸和发展，该分类体系又进一步地影响到了类编诗文集。

类书与类编总集起初在选材方面相差甚远，前者分门录事，后者则是分类录诗文。但类书的出现比类编诗文集要早，二者也存在着一定联系。汉魏六朝是赋的兴盛期，写赋需广征博采事实典故，赋可谓类书之前身(15)，六朝人编撰类书时自然会到赋中找寻材料。赋的创作程式性极强，同题之作内容相像。依题逐篇抄录典故字句成为类书，照录全篇就是类编赋集了。诗的情况亦与此类似。到初唐欧阳询的《艺文类聚》，就将这二者结合起来，既抄撮故实，又选录诗文。《艺文类聚序》云：

前辈缀集，各杼其意。《流别》、《文选》，专取其文，《皇览》、《遍略》，直书其事。文义既殊，寻检难一。爰诏撰其事且文，弃其浮杂，删其冗长，金箱玉印，比类相从，号曰《艺文类聚》，凡一百卷。其有事出于文者，便不破之为事。故事居于前，文列于后。俾夫览者易为功，作者资其用。(16)

先事后文，这是类书编撰史上的一个重大突破。传统类书如《皇览》是“事出于文”，“破之为事”，这里却将成篇的“文”（文章）附于单行的“事”（语汇）之后，相当于传统类书与类编诗文集的合一。闻一多先生对此有极好的论述：

《文选注》，《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初唐某家诗集。

我们便看出了一首初唐诗在构成程序中的几个阶段……（《初学记》）每一项题目之下，最初是“叙事”，其次“事对”，最后便是成篇的诗赋或文。其实这三项中减去“事对”，就等于《艺文类聚》，再减去诗赋文便等于《北堂书钞》。所以我们由《书钞》看到《初学记》，便看出了一部类书的类化史。(17)

闻先生所说的“初唐某家诗集”，最妥切的例子莫过于李峤的《杂咏》了。这是类书发展的高级阶段，即作者不再是编撰而是直接创作出一部示范性的诗体类书，同时也是一部类编诗集。将《杂咏》与《艺文类聚》、《初学记》的典故和类目作一对比，就可以充分证实这一结论(18)。

除却面貌的相似之外，类书与类编诗文总集往往出现于同样的文化背景之下，都是封建帝王宣扬文治，“盛世修典”的重要方式，编撰人员也时常一身二任，因此二者经常是伴生的关系，也经常会对当时的文学风气产生重要影响。如唐龙朔年间，类编总集有许敬宗等《文馆词林》，类书有许敬宗《累璧》，许敬宗、上官仪等《瑶山玉彩》，秀句集有元兢等《古今诗人秀句》，诗格有上官仪《笔札华梁》、元兢《诗髓脑》。以类书为资料汇编，以类编诗集与秀句集为创作典范，以诗格为理论指导，创作出的成品即是“糅之以金玉龙凤，乱之以朱紫青黄，影带以徇其功，假对以称其美”的上官体(19)。

宋初也有一次大型修撰类书的活动。宋初四大书中，《太平御览》、《太平广记》编撰在先，与《文苑英华》修书人员，时间互有交叉，其编撰体例也影响到了《文苑英华》。《文苑英华》与《太平御览》的分类体系大致相同，而且其编撰程序是“阅前代文集，撮其精要，以类分之”(20)，这个“类”在“阅前代文集”之前就应该明确下来，否则编书就会变得难以操作，应该也参考了《太平御览》的分类方法。

正因为面貌相近，背景相同，作用相当，大型类编诗文总集常被人误认为类书。尤袤《遂初堂书目》将《文馆词林》、《文苑英华》既列为类书，又归于总集。胡应麟也将《文苑英华》与《太平御览》、《太平广记》并视为类书(21)。而《艺文类聚》等类书却反被认为是总集：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二九：“（类书）有数种，如《初学》、《艺文》兼载诗词，则近于集。”

祁承《澹生堂藏书约·藏书训略·购书》：“《艺文类聚》之备载词赋，《合璧事类》之详引诗文，是皆类而集矣。”

章学诚《校雠通义》二之五：“《艺文类聚》之类，当附集部总集之后。”

其实二者的区别还是很明显的。《文选》、《文苑英华》这种严格意义上的类编总集只录全篇诗文，原则上不录散句断篇，更不录字词典故。而类书的范围却广泛得多，既可以收录典故，也可以节录或全录诗文。

三

由于体例有相通之处，类书与类编诗文集在编撰时经常互有取资。类书取材于类编诗文集的情况较为普遍，类编诗文集取材于类书的情况则较少，可见者如题为刘克庄的《分门编类唐宋名贤千家诗》实系南宋书贾令人所为，书中袭录了类书《锦绣万花谷》(22)。除却互相取资之外，类编诗文集也时常被改编成各种类书。唐宋时期，《文选》是世人学习的诗文典范，备受关注。唐代除注本外，也出现了一些续书、拟书，如孟利贞《续文选》、卜长福《续文选》、卜隐之《拟文选》。宋人则喜好将《文选》改编成类书。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八曰：“国初尚《文选》，当时文人专意此书，故草必称王孙，梅必称驿使，月必称望舒，山水必称清晖。”《文选》中此类代称颇多，如日曰“曜灵”、“灵晖”、“悬影”、“飞辔”、“阳乌”，月曰“素娥”、“望舒”、“玄兔”、“蟾魄”(23)，一一去记势必费时费力，于是产生了专门汇聚《文选》双字的类书，苏易简的《文选双字类要》。《四库提要》云：“是编选《文选》丽藻之语，分类纂辑，其中语出经史偶为汉以来辞赋采用者，亦即以采用，注为出典。”似乎又回到了“事出于文”、“破之为事”的老路，然而却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复归。又如王若虚《选腴》“以五声韵编辑《文选》中字”(24)，显然是为了押韵的方便。

比摘取字词更进一步的是摘句，可见文士们竭力从语言的各个层面——字、词、句、篇全方位地学习《文选》。该类著作以刘攽的《文选类林》最为典型，《四库提要》论之曰：“编取《文选》字句可供词赋之用者，分门标目共五百四十九类。”(25)《文苑英华》在宋人心目中是《文选》的续书，一部分量更大、时代更近的《文选》，真宗景德四年(1007)就曾下诏同时校刻《文选》与《文苑英华》(26)。基于此种认识，高似孙也用编撰《文选句图》的方法编撰了《文苑英华纂要》。据其序，该书编成于嘉定十六年(1223)，此书有宋刊本，见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称其为“宋高似孙钞”，价值在于“撮取《英华》中丽句，可供渔猎者编之”(27)。元人赵彣对其颇为推许：“凡古今名贤，诸作有一联一句至妙者，必博采无遗，予读之神弛心醉。”(28)可见宋元文士们对此类书籍的偏好。

与《文选》同样被宋人推尊的还有杜诗，它也被改编成各种类书。《直斋书录解题》卷一四云：“《杜诗六帖》十八卷，建安陈应行季陵撰，用白氏门类，编类杜诗语。”即依《白氏六帖》的类目摘录杜诗字词。同类的书还有《八诗六帖》，《四库提要》云：“《八诗六帖》二十九卷，旧本题宋王状元撰，而不著其名，盖坊贾所为之赝本。八诗者，李杜韩柳欧王苏黄之诗。六帖者，窃白居易之名也。分类猥琐，摘句割裂。全书托名王十朋，亦应宋人所为。”

类书最基本的编撰体例有二，即分类与分韵(29)。杜诗被宋人视为用韵的典范，郑卬《杜少陵诗音义序》云：“国家追复祖宗成宪，学者以声律相饬，少陵矩范，尤为时尚。”蔡梦弼《草堂诗笺跋》亦云：“设科取士，词赋之余，继之以诗，诗之命题，主司多取是诗。”(30)与类编杜诗和《杜诗六帖》的情况相似，宋代也出现了韵编杜诗及韵编杜诗类书。韵编杜诗如陈造《韵类诗史》，其自序云：“予读子美诗能上口，来房州多暇，创以韵类之，庶便歌诵成书矣。”陈造认为，诗歌创作要想取得高度成就的话，就必须对前人的经典著作熟悉到能够随口背诵的程度，他举例说：

昔庞佑甫问诗法于东莱，东莱问之曰：“子读子美诗乎？能暗诵矣乎？”“未也。”授以善本。“余方他之，反将语子，请诵此。”既还，则皆上口。东莱遣之，曰：“子自有师矣。”庞自是以诗名。

除了杜诗外，他还精熟宋代优秀诗人的著作，“本朝东坡、黄、陈其正派，予亦韵类坡诗千三百篇，并黄陈诗皆能暗诵”，可惜效果并不明显，“然诗学终愧古人，又何也？”(31)陈造显然是走入了学诗的误区。而韵编这种诗集编撰方式也运用得极少，远无法与分体、类编、系年三者相比。

韵编类书在宋代并不少见，《郡斋读书志》卷一四就记载了这样两部著作：

《押韵》五卷。右皇朝张孟撰。辑六艺、诸子、三史句语，依韵编入。以备举子试诗赋之用。

《歌诗押韵》五卷。右皇朝杨咨编古今诗人警句，附于韵之下，以备押强韵。

宋人也用同样方法将杜诗改编为韵编类书，书名《诗史字韵》。魏了翁《古郫徐君诗史字韵序》云：“徐君乃取《杜少陵诗史》分韵摘句为《字韵》四十卷，其于唱酬，似不为无助矣。”全书摘录杜诗诗句，以韵相编，以资作诗之用，理学家魏了翁虽受人请托作序，但对此并无好感，“余犹愿徐君玩心于六经，如其所笃意于《诗史》，则沉潜乎义理，奋发乎文章，盖不得如目今所见而已也”(32)。

同类著作影响较大的是《杜诗押韵》，有域外翻刻本。《杜诗押韵》，原名《李杜韩柳押韵》，李吕编，孙觌序，坊刻本称之为孙觌《杜诗押韵》。此书成于南宋初年，为杜诗韵编类书之最早者，孙觌《押韵序》云：“李师武得官建康，家居待选次，悉取杜工部、李翰林、韩吏部、柳仪曹四家诗，以《礼部》四声之次，集而录之，以类相从，号《李杜韩柳押韵》，凡二十四卷。”李吕也是一位背诵杜诗的专家，“读杜子美古律诗十八卷，通念不遗一字”(33)。比《杜诗押韵》体例更为完备的是《诗宗集韵》，宋裴良甫撰。此书又称《十二先生诗宗集韵》，录杜甫、李白、高适、韩愈、柳宗元、孟郊、欧阳修、曾巩、苏轼、王安石、黄庭坚、陈师道十二人之诗，唐代宋代各六家，并尊唐宋的意味甚为明显。全书按《广韵》韵目排列，先注出韵字的反切，再举诸家诗句为例。如此字过于生僻，则仅注音释义而已。

类书与类编诗集的界限本该较为清楚，可实际情形并不是这样，更况二者间还有一种过渡类型秀句集。如《瑶山玉彩》是许敬宗、上官仪等人“博采古今文集，摘其英词丽句，以类相从”所成(34)，应归于类书之列。元兢的《古今诗人秀句》与之性质相像，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三一却将它列入唐人选集。由于将诗集类编和将诗集改编为类书的作法相近，有时甚至出现二者的复合体，如宋代萧元登的《古今诗材》，《四库全书》列入类书类，《四库提要》云：“是书取唐宋人诗分类编辑，或录全篇，或割取一二联及数句，惟绝句则多全载。有评注，皆杂取诸家诗话，而稍参以己意。”录全篇诗歌似类编诗集，摘取一联或数句又有些像秀句集或句图；采诸家诗话并加入个人之见，则多少又近于类编诗话，如阮阅《诗话总龟》一类。同样的例子还有《全芳备祖》，每一种花名之下先是“事实祖”抄录典故，再是“赋咏祖”依诗体收录诗歌全篇及散句、散联，最后是“乐府祖”收录词。全书仿佛类书、类编诗集、类编诗歌秀句集、类编词集四者的统一体。由此可见类编书籍的各种形式的内在相通之处。

从文献保存的角度来讲，类编并不是一种好的方式。面对丰富多彩的文学创作特别是诗歌创作，无论多么完备的分类都有削足适履之弊，而且分类本身也会变得繁琐不堪。但就诗歌学习或者说模仿的实用角度而言，类编诗文集查找方便，易于检寻，又自有它存在的合理性。从某种意义上说，类编诗文集是类书与普通诗文集之间的一种过渡形态，它仍然是诗文集，却在一定程度上起着类书的作用。而当类编诗文集还不能满足学习需要的时候，人们又会将其进一步地改编成各种类书。

类编诗文集对于文学创作的作用不仅限于简单地提供材料和范本。作为古人对于文学作品特别是诗歌进行主题学研究的初步成果，将相同题材的诗作依次排列，有助于学诗者辨析异同(35)，更好地了解诗歌的深层意蕴与演变规律，明了作者为文之用心(36)，从而“以故为新”甚至推陈出新。《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六中载：“子美《九日蓝田崔氏庄》云：‘明年此会知谁健，醉把茱萸仔细看。’王摩诘《九日忆东山兄弟》云：‘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朱放《九日与杨凝崔淑期登江上山有故不往》云：‘那得更将头上发，学他年少插茱萸。’此三人，类各有所感而作，用事则一，命意不同。后人用此为九日诗，自当随事分别用之，方得为善用故实也。”胡仔所言三诗俱可见于《古今岁时杂咏》“重阳”一门中，学诗者倘熟悉此类书籍自然对“善用故实”大有裨益。可见诗集依题材分类的编撰方法与宋人所言的“点铁成金”、“夺胎换骨”的诗歌创作方法有着一定的内在相通之处，都是继承前代诗歌遗产的一种积极手段。宋代类编诗文集的繁盛，与宋代诗学观念之间存在着某种深层联系。

注释：

①关于《文选》文体分类的多少，有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种三说，详见穆克宏《〈昭明文选〉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3-107页。此据傅刚所论三十九种之说，见其《〈昭明文选〉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85-192页。

②据曹道衡《试论〈文选〉对作家顺序的编排》，《文学遗产》2003年第2期。

③据徐规《王禹偁事迹著作编年》，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93-194页。

④《郡斋读书志校证》，宋晁公武撰，孙猛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⑤《文苑英华》卷七一四，宋李昉等编，中华书局1966年版。

⑥《古今岁时杂咏》，宋蒲积中编，徐敏霞校点，新世纪万有文库本，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这个数字是校点者以四库本和明抄本合并后去其重复统计的，见书中的《本书说明》。

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清纪昀等编，中华书局1965年版。下引此书均简称《四库提要》。

⑧另一个例外是《类编增广颍滨先生大全文集》，“诗文皆以类分”，见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卷一三。

⑨万曼《唐集叙录·韦苏州集》云：“大抵唐人诗集率不分体，也不分类。”（中华书局1966年版，第87页）万曼先生是著名的唐集版本专家，《唐集叙录》一书考订颇精，但这个结论是片面的。

⑩引自《杜诗详注·附编》，《杜诗详注》，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237页。

(11)参看王岚《宋人文集编刻流传丛考》，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61页。

(12)引自《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45页。

(13)《红雨楼序跋》卷一，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页。

(14)此段论述参看徐有富《先唐别集考述》，《文学遗产》2003年第4期。

(15)《随园诗话》卷一云：“古无类书，无志书，又无字汇，故《三都》、《两京》赋，言木则若干，言鸟则若干，必待搜辑群书，广采风土，然后成文。果能才藻富艳，便倾动一时。洛阳所以纸贵者，直是家置一本，当类书、郡志读耳。”（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6页）

(16)《艺文类聚》，唐欧阳询撰，汪绍楹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版。

(17)闻一多《类书与诗》，《唐诗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4-5页。

(18)葛晓音《创作范式的提倡和初盛唐诗的普及——从〈李峤百咏〉谈起》（《文学遗产》1995年第6期）一文从“编排”、“用典”两个方面证明李峤《杂咏》是“一部以诗体撰写的‘作诗入门’的类书”，所论极是。

(19)唐杨炯《王勃集序》，《杨盈川集》卷三，四部丛刊本。

唐史；《大唐创业起居注》《唐六典》《册府元龟》《资治通鉴》《通鉴纪事本末》《顺宗实录》《太平御览》《太平广记》。

宋史：《续通鉴纪事本末》《续资治通鉴》《宋史纪事本末》《太平广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