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分哪些种类

栏目：古籍资讯发布：2023-08-06浏览：1收藏

古籍分哪些种类,第1张

雕版印刷的出现

书册制度

宋刻本（包括辽金刻本）宋浙本

宋建本

宋蜀本

辽本和金平水本

元刻本元浙本

元建本

明刻本明前期即从洪武到弘治的刻本

明中期即从正德到隆庆的刻本

明后期即从万历到崇祯的刻本

清刻本（以及清以后的民国刻本）清前期即从顺治到雍正的刻本

清中期即从乾隆到咸丰的刻本

清后期到民国即从同治到宣统民国的刻本

活字本

套印本

插图本

抄本

稿本

批校本

影印本雕版印刷的出现

书册制度

宋刻本（包括辽金刻本）宋浙本

宋建本

宋蜀本

辽本和金平水本

元刻本元浙本

元建本

明刻本明前期即从洪武到弘治的刻本

明中期即从正德到隆庆的刻本

明后期即从万历到崇祯的刻本

清刻本（以及清以后的民国刻本）清前期即从顺治到雍正的刻本

清中期即从乾隆到咸丰的刻本

清后期到民国即从同治到宣统民国的刻本

活字本

套印本

插图本抄本稿本批校本影印本展开我国古代的图书，主要是以写本和印本两种形式流传后世的。由于写刻的时代不一，地区有异，写刻者不同，以及抄写方式和刻写方式的差别等原因，古代图书就有了各种各样的版本。我们通常把研究这些版本的学问叫古籍版本学。

编辑本段雕版印刷的出现

印刷术是我国发明的，开如发明的是雕版印刷，这应是家喻户晓的事情。所谓雕版，是指用木板雕刻。木板选料有讲究，质地太松不适宜，所以一般用梨木和枣木，前人把刻印书叫做“付之枣梨”，印书一般都用黑墨，但第一遍印时为了便于三校，有时也用蓝色或红色印，清代以到民国时刻书则多用红印，也有用蓝印，当然也可以不用红蓝试印直接用黑墨印。雕版印刷发明的时代，明清以来有种种讲法。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是隋文帝开皇时说和唐太宗贞观时说。雕版印刷进入五代，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即不再停留于刻民间需要的日用印刷品以及一些字书、宗教读物，而转入刻印正统的书籍。重点是刻经，这不仅因为在封建社会中经是最主要的、为人所必读的书籍，而且和唐以来推地科举制有很大关系。

编辑本段书册制度

是指书籍的形式，再具体点可以说是单指书籍的外形，而不包括书籍的内容，也不包括书籍的材料，以及抄写、刊刻或其他印刷的方法。 “旋风叶”是从卷子演变成册叶的第一步，或者可以说是从卷子到册叶的过渡形式。翻到哪里就可翻到哪里，查找起来极其方便，即使从头到尾翻一遍也极其迅速，迅速得像旋风一样，于是给它起了个“旋风叶”的名称。旋风叶进一步演变就成了“蝴蝶装”。到蝴蝶装书已不用长条木板印刷而改用长方块木板印刷，成为若干单页装订起来的书籍。

纸面上印版所占的地方，叫“版面”。版面以外空白的余纸，上边叫“天头”，下边叫“地脚”，左右都叫“边”。版面的四周叫“版框”，拼成版框的粗线叫“边栏”，也叫“栏线”，。上方叫“上栏”，下方叫“下栏”，左右叫“左右栏”。边栏只有一条线的叫“单边”或“单栏”，在粗线内侧现加一条细线叫“双边”或“双栏”。有“四周单边”、“左右双边”、“四周双边”三种形式，而绝无作上下双边而左右单边的。版面用直线划分成若干“行“。版面中间一行，不刻正文（当然也不刻小注），叫“版心”，也可叫“中缝”。版心往往用花纹或横线分划成三段，花纹按其形状叫“鱼尾”。只有上面一个鱼尾，下面用横线的叫“单鱼尾”，上下都有的叫“双鱼尾”。蝴蝶装有个缺点，即由于书页的后半页的背面和第二页前半页的背面不相连，读下去必须连翻两页，平时打开书来，也往往遇上空白的背面，不方便。于是，有人把书页的反面对后面折起来（像后来的线装书那样），让书页的两个外边粘在书背上，就成为“包背装”，也叫“里背装”。现在的线装，是明代中期出现的。其所以出现，当是由于包背装在书背处易于破损，破损了光靠两三个纸捻不能把书脑部分压平伏，书的右上右下两角卷起来很不美观。于是在包背装的基础上加以改良，即在打孔订好纸捻后，不再用整张书衣而改用两张半页大小的书衣，分置书前书后，然后在书脑处再打孔穿线订成，所以叫线装。线装是有一定规格的，一般只打四个孔，叫“四针眼装”，厚一点的书有时在上下角各多打一个孔，叫“六针眼装”。书衣在明代多用蓝色（也称磁青色）和棕色（也称古色、古铜色），清代则棕色多一点，个别也用混金的，但清末民国时又喜用蓝色。绝大多数用纸裱两至三层，也有用绫或绢裱制的。在前后书衣和正文之间至少订进一张空白纸，有时可多至两三张，叫“护页”或“副页”，也有人称之为“看页”。明清时喜欢给线装书做“书套”，雅一点也称之为“函”。用硬纸做亲里，外面裱糊蓝布，里面裱糊白纸，把书四边包起，用两个牙签插紧，只空出书头和书根，讲究的则不用蓝布而用锦，有时还把书头和书根也包起来，叫“四合套”。四合套中讲究的更把书头、书根的两块接边处挖成云纹镶嵌，叫“云字套”。但这些书套因为用桨糊裱，易被鼠咬，日子外了又易散坏，因此好多人喜欢用所谓“夹板”。这是用两块和书册一样大小的木板，上下两头各穿上一根布带子，把书册夹住扎牢。木板要结实，多用梓木、楠木、花梨木、枣木、樟木之类。此外，还有些文物性的善本书除了用书套或夹板外还常做精致的木匣子或小木箱子装起来，匣里或社会公德同上刻上书名、版本、册数以及收藏者姓名字号。

编辑本段宋刻本（包括辽金刻本）

宋浙本

北宋继承五代的传统，以官刻为主，官刻中又以国子监词条一即监本为主。南宋泊本中的官刻本仍以国子监粞为主。当时礴京国子监的书版都被金人弄走了，为了满足读书的需要，新京城颐安府即杭州的国子监覆刻了北宋监本的经注和单疏，现存的《周易正义》、《春秋公羊传疏》、《尔雅疏》就都是南宋初年的监本，不过有的版片已经后来修补过。

宋建本

北宋时福建地区刊刻的书，现在留下来的只有两部佛教的《大藏经》，一部是北宋元丰三年在今福州开刻的《万寿藏》，一部是政和二年在同地开刻到南宋乾道八年才完成的《毗卢藏》。古藉版本学上所说的宋建本，主要是指建宁府建阳县的坊刻本。因为建宁府在宋代属于福建路，而福建地区古称为闽，所以也有人称之为闽本。北宋时的建阳坊刻本没有能流传下来，传世的都是南宋时所刻，其为数不多，几不亚于浙本官刻而大大超过杭州的陈、尹诸家坊刻。

宋蜀本

唐五代以来，今四川成都成为与杭州东西对峙的全国雕版印刷中心。北宋开宝四年中央政府专门派人到成都开刻了我国最早的一部印本佛教《大藏经》，也称《开宝藏》，是卷子本，字体颇有唐写卷子本的味道，多少夹杂点北魏字体的成分，现在还保存有一些零卷。早期的蜀本已经看不到了，保存下来的最早也只是北宋末南宋初的刻本，此外都是南宋本。

辽本和金平水本

辽的刻书技术应是从宋传过去的。刻书中心大概不会在今内蒙古巴林左旗的辽的政治中心上京，辽的南京即今北京，倒有成为刻书中心的可能，但也无明文可稽。刻本则长期以来从未有人见过。今天见到的辽刻本，是在山西应县发现的。应县有个佛宫寺，寺里有座辽清宁二年建筑的木结构的释加塔，1974年在塔第四层主像释加牟尼腹中找出六十一件辽刻本。金初兴时虽然以武力称雄，但也颇重视文化。现存的金平水本为数极少，只有《南丰曾子固先生集》、《壬辰重改正吕太尉经进荘子全解》、《刘知远诸宫调》、《南帝内经素问》、《重编添补分门事苑撮要》、《萧间老人明秀集注》、《新修■音引证群籍玉篇》等几种，基本上都是坊刻。

编辑本段元刻本

元浙本

国子监这个名称当然取消了，但原先南宋的国子监并没有拆毁，而改成了西湖书院，元黄溍《西湖书院义田记》说：“西湖书院，宝宋之太学，规制尤甚，书所刻经史群书，有专宫以掌之，号书库官，宋亡学废，而板库具在。”据考证，其中绝大多数是南宋国子监遗留下来的，也有个别是元代浙江地区刊刻的元浙本。这些地区的家刻本，也和南宋一样还不如官刻之多。现存较有名的有在今浙江淳安的邵桂子编刻《邵氏世谱》，在今江苏松江的业曾南阜书堂刊刻《东坡乐府》，在今江西南丰的西思敬刊刻《元丰类稿》，在今江西南丰王常刊刻《王荆文公诗笔注》。

元建本

元建本上多有牌记，或曰某某书堂，或曰某某书舍，或曰某某精舍，或曰某某书院，一概都是书铺的牌号，和政府设立的书院是两回事。和南宋时一样，在元代官方有时也把书交给建阳书坊刊刻。

编辑本段明刻本

明前期即从洪武到弘治的刻本

明前期的刻本，基本上延续了元刻本的风格。除了北方的临汾人明后不再成为别具格局的刻书中心，不再有明平水本之称外，大体分成一大一小两个系统。即建阳的坊刻建本继续局守一隅成其小系统，此外全国各地几悉继承元浙本系统成为大系统。此大系统的主要特点即和元浙本同样使用赵体字，而且不论官刻、家刻、坊刻在字体以至版式上几无甚出入，仅管刻手有精粗之别。这种所谓明初本以官刻为多。官刻中包括内府本，国子监本，其他中央机构的刻本，地方官刊的所谓书帕本，以为介于官刻和家刻之间的潘府本。明前期家刻本传世的似不如官刻之多。明前期坊刻本除建本外也不算多。

明中期即从正德到隆庆的刻本

明刻本到这个时期起了一次大变化。变化的最显著之点，即字体由前此的赵体突然改换成整齐的欧体，而版式也由前此的大黑口变成了白口。这个变化始于正德，剧于嘉靖，下及隆庆，其中尤以嘉靖时所刻的数量既多，质量又高，成为明刻本以至我国版本史上的一大特色。“嘉靖本”也随之成为了版本目录上的专用词语。大概由于这种刻书风格新鲜受欢迎，很快传播到外地，不仅影响到外地的家刻，还影响到官刻、藩府刻、坊刻。这种标准嘉靖本的风格，到隆庆时才逐渐起了变化，向后期的万历本过渡。

明后期即从万历到崇祯的刻本

从万历开始，明刻本又出现不同于标准嘉靖本的新风格。其主要特点仍在字体和版式，尤以字体的转变更为显著，即由原先虽见方板整齐但仍出于南宋浙本欧体的标准嘉靖本字体，转变成为更加方板整齐、横平竖直，而且横细竖粗、完全脱离欧字的新字体。这种新字体世称“方体字”，但也有人称之为“宋体字”。从现有资料来看，开始用这种方体字刻书是在安徽的徽州。明以来徽州人多外出经商，人称“徽商”。徽商们常到南京、扬州、杭州等地活动或定居，往往会把徽州的刻工带过去，同时徽州刻书又常请苏州的文人主持校勘，因此江浙的刻书风气很快受其影响，随之这种方体字刻本普及到全国很多地区。万历时还出现了一种所谓“写刻本”。所谓“写刻本”，而是由于嘉靖、万历时刻书字体日益整齐规范，最终产生了完全脱离普通书写字体而专用来刻书的方体字，这时再重新用普通书写字体来刻书，就被称之为“写刻”，称其本为“写刻本”。万历时出现的写刻本仍用赵体字，但讲究的已不像所谓明初本的赵体那样笔道丰利刚健，而转趋流利生动。天启、崇祯两朝的刻本通称为明末刻本。明末刻本中除保持了万历时的方体字和少数写刻者外，在杭州的坊刻中又使用了一种新的方体字。它不像万历时始创的方体字那么方，那么横细竖精，而变为字体稍长、笔画较瘦的方体字，可称之为长方体字，看上去颇有清朗醒目之感。

编辑本段清刻本（以及清以后的民国刻本）

清前期即从顺治到雍正的刻本

清代前期，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的刻本，多数继承了明代后期的传统刻方体字本，其中以万历传下来的方体字为主，也有用天启时创制的长方体字和汲古开创制的扁方体字。这时期的方体字本有粗有精。长方体字的本子比方体字本刻得少。清前期这种方体字本以及写刻本的纸张，一般用厚一点的毛边纸或薄一点的毛太纸，而以毛太为多，早一点的也使用明末刻本常用的质地更差的竹纸，另有用一种白色的纸叫连史纸，这些都比较常见。清代坊刻的章回小说一般也通用方体字，但多数比明后期的建本小说还要拙劣。清代前期刻本中比上述几种方体字本更具特色的是写刻本。顺治时清世祖还宠用宦官，设立十三衙门，汉经厂等依然存在，内府刻书当仍由宦官掌管。世祖死，宦官即被整肃，其首脑吴良辅处斩，十三衙门撤销，其后修书刻书当转归文职职人员办理。所以清代皇家刻书笼统地自可称为内府本，而习惯上将康熙及其后的专称“武英殿本”，还常简称为“殿本”，而顺治时刊刻的仍称之为内府本。

清中期即从乾隆到咸丰的刻本

清武英殿刻书在乾隆整六十年间可说进入了全盛时期。所刻书据统计多至三百零八种，到嘉庆时的二十九部、道光时十二部、咸丰时二部就明显地在走下坡路。进入后期同治一部、光绪二十二部、宣统二部然后清朝的统治结束。

在乾嘉学派的推动下，又一次出现了刊刻古书的高潮。这次高潮和明嘉靖时出现的不完全一样，嘉靖时刻古书重在作诗文，乾嘉时则重在讲学问，所刻古书的特点一是注重校勘，多数要写出校语，叫校勘记或考异。再是不惜工本地刻仿宋本，版式行款一依旧本不让变动。这时期不论仿宋本、写刻本、方体字本一般都有内封面，多数是正面题书名卷数，背面题刊刻者或年月，不像明万历以来坊刻本的内封面具有广告性质。

清后期到民国即从同治到宣统民国的刻本

就刻书事业来看，乾嘉的全盛时期过去之后，到这时却颇有点复苏的气象。其标志则是在好些省会正式办起了公家的刻书机构，叫书局，刻印了大量价廉而质量也不坏的书籍。前此地方官刻书全凭官们个人的喜好或需要，不曾设立过专职的刻书机构，所以这时书局的设立可说是我国出版史上一件大事。以致到民国时好多公私出版机构还承用了书局这个名称，即至今日仍有中华书局之称。按设置地点来讲，在南京的有金陵书局，人民国幷入江苏省立第一图书馆，即今南京图书馆，有江楚书局（人民国并入江苏省立第一图书馆），在扬州的有淮南书局（人民国并入江苏省立第一图书馆），在苏州的有江苏书局（人民国并入江苏省立第二图书馆），在杭州的有浙江书局（人民国改为浙江省立图书馆附设印行所），在南昌的江西书局，在武昌的崇文书局（人民国改湖北官书处），在长沙的有传忠书局、思贤书局，在成都的有存古书局，在济南的有皇华书局（后改山东书局），在太原的有浚文书局（后改山西书局），在福州的有福州书局，在广州的有广雅书局（人民国改为广雅版片印行所），在昆明的有云南书局，在贵阳的有贵州书局。这些书局刊刻的书，人们通称之为“局版”、“局本”。

编辑本段活字本

不用整片的木板来刻书，而改刻单个可刷印的反体字，不要印书不须雕版用这些单个字拼排就能印，印毕拆散这些单个字又可用来印别的书，灵活而不像雕版印刷那么固定死。所以当年沈括把这种用单个字拼排的书版叫“活板”，后来就称这些拼版用的单个字叫“活字”，印成的书叫“活字本”，以便和整片雕版的刻本相区别。

编辑本段套印本

不论刻本或活字本，一般都用一种颜色来刷印，其中最常用的自然是黑色，试印本或其他特殊情况有用蓝色或红色的。套印本则印一部书一页书用两种颜色，即除黑色外还用红色，而且是把这印黑色的文字和印红色的文字分别刻成两副版片，先在纸上刷印黑色的，再把红色的套上去刷印，刷印成既有黑色即墨色、又有红色即朱色的本子，人们称之为“朱墨套印本”，更常省称之为“套印本”。

编辑本段插图本

在书上配刻了图书的

，通称为“插图本”，也可称“带图本”，再由此派生的以图书为主体的书则通称为“书谱”。这些都是我国雕版印刷中固有的东西。

编辑本段抄本

抄本，过去多写作“钞本”，如今则习惯作“抄本”。这里讲的抄本是指刻本出现后派生的抄本，即绝大多数是从当时已难得的旧刻本抄录及展转抄录的本子。

编辑本段稿本

“稿本”，广义的是凡撰写的文章著作没有付印的都应叫稿本，付印了那原稿也仍是稿本。但古籍版本里的稿本，只是指总论第一章古籍范围之内的书籍的稿本。此外的近现代人著作的稿本如是名字且有价值者自宜珍藏，但不在这古籍的稿本之列。

稿本又应分为三类，即“原稿”、“清稿”和“写样待刻稿”。原稿：是作者的手稿，一般是亲笔。清稿：原稿往往要经作者涂改，涂改得多了，就由作者自己或请别人重抄一遍，叫清稿。写样待刻稿：著作要刊刻时，如第三章所说要在印好的方格纸上用刻书的字体、刻书的要求把全书腾写一遍，叫做“写样”。

编辑本段批校本

“批校本”，是一个笼统的广义词，它包括了“批本”、“校本”、以及既校又指的“批校本”。批本：是在刻本或抄本上施加批评圈点。校本：是在刻本或抄本上用其他刻本抄本或其他古籍来校出异文，改正文字。批校本：这是狭义的批校本，即指既校又加圈点评语的本子。

这三种之外，还有一种叫“过录本“的，是借到了一部名人或有价值的批本、校本或批校本，自然另找一部相同的刻本把这种批校原样过录在上面。

编辑本段影印本

这里所说的是影印本，是狭义的专指我国古籍的影印本，是把古籍的刻本以及前面讲过的活字本、套印本、插图本、抄本、稿本、批校本等摄影后制版印刷，

印成基本上保留原书面貌的本子。这种摄影和制版的技术，都是从国外引进的，在这以前要新本子保留原书面貌，只能用前面讲过的仿刻、覆刻等办法，但即使最精细的覆刻，也不如这种影印的新技术之能不走样。因为这种新技术引进后，很快地“洋为中用”用在影印古籍上面，从清后期开始，到民国时已基本上取代了前此仿刻、覆刻而成为古籍出版的一种重要方式。我国用来影印古籍的技术，大体有石印、珂罗版印、金属版印、照相胶版印几种。

一、检寻图书的钥匙。我国历史悠久，文化遗产丰富。面对书籍的海洋，从何下手？这就要借助于古籍目录。

　　二、研究学问的向导。清代学者王鸣盛说：“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王鸣盛《十七史商榷》）。目录学之所以被视为学中第一紧要，就因为它是引导治学的门径。目录学家著录了前人的研究成果，为后来人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和借鉴，使后人明确自己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向哪一方面继续探索，以免走弯路。

　　三、指示读书的门径。读书必须利用目录。我国古代目录学家的优良传统之一，是在编写目录的同时写序和提要。这些序和提要为我们今天阅读古籍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它告诉我们每部书的大致内容、性质、特点、优劣得失，使我们能够根据自己的需要，决定哪些只需稍稍涉猎，哪些书中的精华值得吸取，哪些书中的糟粕应当扬弃。当然，古人衡量书籍优劣的标准不能和我们同日而语，但古人在彼时彼地的见解，对我们无疑是重要的参考和借鉴。

　　四、考证学术源流。古籍目录通过小序、提要以及分类，表现一家一派之学，师承授受关系，使学术源流的发展脉络清晰可见，有助于读者由委溯源。通过目录还可以了解古代各种学术兴衰发展的历史演变过程。

　　五、鉴别书籍的真伪。历代的目录都是根据当时的藏书情况著录的。这就提供了鉴别书籍真伪的依据。

　　六、考证书籍的存亡。某些书籍大约在什么时代佚失，历代目录提供了考证的线索。　　粗知一些目录学方面的常识，了解一些常见古籍目录的特点及用法，对于深入学习和研究古代文化遗产是十分必要的。

刘向编的《别录》是中国第一部目录学著作。

他死后，刘歆子承父业编辑《七略》是我国第一部分类法。

东汉的班固十分赞赏刘向目录思想，在《七略》基础上编著《汉书艺文志》，开创史志目录的先例。

魏晋南北朝时，荀勖依刘向《别录》整理宫中图书，编著《中经新簿》，开创了中国古代图书四部分类法和史部在目录分类体系中的独立设置。

到南宋时，郑樵对目录学又有新的发展，他的学术思想为“会通”，“求是”和“创新”，其目录学思想主要表现在《通志》的《校仇略》，《艺文略》，《图谱略》中，提出“欲明书者，在于明类例”，形成详明图书类例。

清代朝廷编纂《四库全书总目》，在目录体例、提要撰写、文献考订方面有独特成就，在文献分类方面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对后来的目录学以颇大影响，为今人查考古代文献提供方便，一些学者把阅读该书视为读书治学的门径。章学诚是中国古代目录学思想集大成者，他的哲学思想是“道不离器”，学术观点是“六经皆史”，他的《校仇通义》是目录学理论专著。章学诚继承和发扬刘向、刘歆、郑樵的目录学思想，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高度概括中国古典目录学的精华，他提出撰写类叙和提要、编制索引、采用互著和别裁等方法，提高目录学的价值，推动了目录学的理论研究。

中国近代目录学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西方目录学的影响，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图书分类体系，对所译西学书分类、编目，以崭新的近代学科类别作分类标准，打破传统著录法，在分类方面：分西学、西政、杂类三大类，打破“四分法”永制，具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综合性图书的雏型，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在中国近代目录学思想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中国现代目录学史上的重要人物当属姚名达，他提倡主题目录，精撰解题，排架目录与寻书目录分开，前者按分类，后者按主题。在其《中国目录学史》中批评现代目录学效西方之法，而把中国古代的目录学优点丢失，主张中西兼容，在继承和借鉴的基础上，开创发展中国目录学。余嘉锡在其《目录学发微》中发展了章学诚的观点，认为在目录体例中，篇目、小序、叙录等都是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目录必须具备这些内容，才能发挥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作用。杜定友等受国际影响，具有目录学的纲纪群籍，薄属甲乙之学，注重目录学的检索思想。中国现代早期目录学主要是对国外目录学的学习及中国古代目录学思想总结。

杨粲

杨粲，字文卿，小字伯强，系唐僖宗乾符三年（公元876年）入据播州的杨氏鼻祖杨端之十三代孙。粲为杨轼之子，幼年过继给伯父杨轸为嗣。秉性好学，笃信儒家经典，少年即怀大志。宋宁宗嘉泰初年（公元1201年）袭播州安抚使，执掌播事30余年，是播州史上一位很有作为的中兴人物。

宋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金兵南侵攻占潼关，入据陕西后，四川宣抚使吴曦谋反，叛国投金。次年正月，自立“蜀王”，当了金人的儿皇帝。杨粲以强烈的爱国热忱谴责吴曦投降分裂的行径，决定率师讨伐，播军正欲启行，吴曦已被处死于兴元伪宫。杨粲为支持抗金战争，向朝廷贡战马300匹，黄白金银上万两，“以助国用”，同时建言朝廷乘胜“大举北伐，以雪先耻”。嘉定十二年（公元1219年），为继续支持抗金之战，粲“输马三百于蜀帅，蜀帅以闻，上益嘉之”。“南平夷”穆永忠趁国事动荡之秋，大量侵占“公家田”，粲提兵讨伐，“斩永忠，归其田”。播州杨氏家族从北宋起就发生争权夺地的内乱，粲之族弟杨焕居于“下杨”之地，撕毁“摒弃干戈”的协议，“违盟抄掠界上”，百姓蒙难。粲“遣兵诛之”，将杨焕掠夺的土地和租赋尽数归还珍州，并用武力统一了下杨之地，结束了播州长期分裂的混乱局面。后来“南平闽酋伟桂弑父自立”，粲出兵镇压，“败其众于滇池（今四川会理），斩首数千级，辟地七百里，获牛羊铠仗各以千计”。在多次对外战争中，杨粲以“卫道”为旗号，凭借武力行兼并扩张之实，掠夺大量财富和农奴，扩大播州版图，因而后世史家评说，播州传至粲，“封疆始大”。

杨粲治播州以“文武兼资”著称，史籍说他“性孝友、安俭，素治政宽简，民便之”。由于实行比较开明宽松的对内政策，不事苛求勒派，播州社会稳定，生产发展，财富日增。他继承其祖杨选、其父杨轼“结庐养士”、“留意艺文”的传统，崇尚儒术，建学造士，大修先庙，“肇修郡之儒学、琳宫、梵刹、桥道”，众多学者、僧人、道士在播州传播学术和宗教，各得其所。《杨文神道碑》称赞杨粲：“士类羽流，皆称其喜儒而好礼，乐善而种德。”他倡导推行的文治，使播州这南荒之地加速了文明进程。“子孙绳绳善继，尊尚伊洛之学；言行相顾，一如邹鲁之俗”，播州“土俗大变”，出现了“俨然与中土文物同”的大好局面。杨粲是开创“播州盛世”的英伟人物，他在发展文化的同时，大力振武治军，实施耕战政策，组织训练了一支“寓兵于农”的地方武装。对播民实行亦农亦兵，“且耕且战，得富国强兵之策”。这支训练有素，组织严密的劲旅，在数次内外征战中十分骁勇，所攻必克，军威镇慑邻境，大大加强和巩固了他的统治地位。他的后世子孙继承发扬了这套行之有效的治军之术，在杨价、杨文治播时，为抗击蒙元，保家卫国，播州雄威军驰骋西南战场，在多次远征作战中独当一面，屡建奇功，被朝廷誉为“国之藩屏”。

晚年，杨粲以儒家道德思想为准绳，总结毕生统治经验，作《家训十条》，并刻石以示子孙。文日：“尽臣节，隆孝道，守箕裘，保疆土，从俭约，辨贤，务平恕，公好恶，去奢华，谨刑罚”。这10条家训，被后人评为“有功名教、福贻子孙”的垂世范言。杨粲卒于宋绍定年间，官终武翼大夫。因子孙在抗金战争中报效疆场，宋王朝屡次为杨粲加封赐谥，赠予右武大夫、吉州刺史、左卫大将军、忠州防御使等头衔，并“赐庙忠烈，封威毅侯”。

何腾蛟

何腾蛟(1592一1649)，贵州黎平府人，字云从，亦字祥升，出身"书香"门第。祖父何志清，明嘉靖贡生，曾任四川夔州府开县主簿。父何东凤，明万历贡生，曾任云南楚雄府新州学正。传说腾蛟诞生之时，乡里人"忽见金色双鲤飞入何宅，顷刻消失，人皆以腾蛟为井里神鱼所化生"。传说神异，可见乡里人对腾蛟的敬重。

腾蛟稍长，便随父就读。父训课极严，有一天问书不解，父怒，举石砚击腾蛟的头，并责骂说：“子不受教，击死无悔。”于是腾蛟奋志不懈，考取了秀才，“岁试拔前茅”。但参加省里的乡试落第，在科试中，因文章刺伤时政，被置四等，父闻大怒，母亲廖夫人暗中使人报知，叫他不要回家。腾蛟于是躲在卖书的李静溪先生家含泪攻读。后前往内江投奔堂兄起蛟，想找兄长谋职。起蛟知道他的来意，想刺激他以求进取，便责令守门人不准他进门，送他一本《百中经》和铜钱一贯。腾蛟感到惭愧，便回到家乡，屏迹于郡郭外南泉山天香阁，刻苦攻读，昼夜不懈，磨练自己的志气。

明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贵州乡试，由于父亲去世，家境中落贫穷，腾蛟“苦乏资斧”，犹豫很久，幸得书店李静溪先生解囊相助，才启程跋涉赴省会试，考取举人。初任山西榆次县教谕，后历任山西介休、汾阳，河南南阳，陕西大兴等县县令。腾蛟治理南阳，“土寇”作乱，他采用"剿抚"的安民政策，曾亲自单骑往抚降敌，使四境得安，由是知名。

崇帧十一年(公元1638年)，朝廷提拔他任兵部职方主事，晋升员外郎。十二月调山西口北兵备道。崇帧十五年春，奉命出任湖北郧阳兵备道。后“遭母忧”，辞官归里。孝服除后，起任淮徐兵备道。所在任内，皆以“才谞精敏”，廉明、勤政、爱民著称。

崇帧十六年(公元1643年)三月，督部史可法极力推荐，超拜他任右佥都御史，代王聚奎巡抚湖广。左师指左良玉，驻扎湖广的总兵官，手握重兵。当时湖北尽为农民义军所占领，仅存武昌一郡，左良玉大军素无纪律，将兵骄横。人劝腾蛟勿往，腾蛟说："国家养仕设官，原以救倾危之急，当立千万年不朽之功；今日偷生畏死，岂人臣之责乎"遂慷慨赴任。到任之后，他终日尽瘁边事，不问利害。而左良玉亦服腾蛟威望，倾心接纳，得以相安。次年春，遣将惠登相，毛宪文恢复德安府及随州，武昌得以稳定。

清军入关，定都北京后，采取了残暴的民族压迫政策，一方面拉拢汉族官僚地主，共同镇压农民起义军；一方面迫使北京汉族居民迁离北京，并颁布圈地令、剃发令、逃人法，企图用暴力统治中国，因而使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

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五月，明朝一部分官僚地主在南京拥立福王建立弘光政权，以“复故土以光祖业”相号召，抵抗清军南下。大江南北官兵纷纷响应，各地人民群众，把恢复祖国的河山，拯救人民的希望，都寄托在这个政权的身上。但弘光朝廷内部腐化，福王只知享乐，封建统治者内部存在着严重的党争，政权极不稳固。同年六月，福王诏书至楚，当时左良玉驻军汉阳府，拥有七八万军队，他的部下有异议，迟迟不肯开读诏书，有意东下干预朝政。腾蛟说：“社稷安危，系此一举。倘不奉诏，吾当以死殉之。”持一剑往良玉住所。当时左良玉的正纪官卢鼎也力陈国家祸福，对左良玉晓以大义，才如礼开读诏书，使政局暂时安定下来。同年八月，福王命加腾蛟兵部右待郎，兼抚湖南。冬十一月，复命腾蛟以原官总督湖广、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军务。不久，左良玉又以"清君侧"为名，拟出兵东下，诛讨东阁大学士马士英和兵部尚书阮大钺，发动内战，自相残毁。腾蛟为了顾全抗清大局，竭力劝阻。良玉不听，反而大肆掳掠，大杀城中人民，并胁迫腾蛟同行。舟至汉阳门，腾蛟乘机跃入江水，漂十余里，被渔船救起。远近人民认为腾蛟入水三昼夜不死，必有神灵保佑，由是人民更加信服他。后腾蛟绕道浏阳到达湖南长沙，召集部属，商议抗清战守之策。令堵胤锡为湖北巡抚，傅上瑞为湖南巡抚，章旷为总督监军……调副将黄朝宣、张先壁、刘承胤所带士兵，先后聚集长沙，兵势稍振。而这时左良玉已在九江途中病死，其子左梦庚后来降清。

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五月，清军占领南京，福王被俘，弘光政权覆灭。接着江南苏松所属各城镇先后被清军占领。同年四月，唐王朱聿键即位于福州，号隆武。唐王居南阳时，素知腾蛟贤，委以重任，加腾蛟督师的官衔。

这年四月，李自成遇害，农民军残余部分别由郝摇旗、刘体仁、袁宗第及李锦、高一功等领导。共约四五十万人，向荆襄进发。义军纪律严明，得到当地人民的拥护。他们骤然失去主帅，认识到大敌当前，应该联合明朝官军，共同抗御清兵。农民军由岳州到湘阴，节节向南移动，距长沙百余里，不与明军争锋，并通知明军，愿归顺何腾蛟统帅，表示希望彼此团结，共御强敌。何腾蛟便派部将万大鹏带领数骑前往郝摇旗营中商量合作条件。摇旗等大喜，便带领5万农民军至长沙。腾蛟开诚抚慰，宴饮尽欢，并犒赏官牛酒。摇旗便召集袁宗第、蔺养成、牛有勇等率义军来归。腾蛟兵力骤增10余万，声威大震。

不久，李锦、高一功拥众数十万逼常德，腾蛟令堵胤锡接纳，安置在荆州。李锦从此一心跟随腾蛟，农民数十万大军悉归腾蛟节制。后又有明将卢鼎、马进忠、王允成等部亦听命于腾蛟。诸军汇集，号称百万。唐王立拜腾蛟为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封定兴伯，总督豫、楚、秦、蜀、粤军务，仍督师。并饬令先收复江西，然后收复南部。何腾蛟指挥农民军约10万余人，驻湖南各地，担负起抗御清兵进攻的重任。在湖广北部的李锦、高一功所带领的18营共30多万人，改名忠贞营，归堵胤锡管辖。何腾蛟把这些农民军略加改编，仍由原来的农民军将领统率，分别驻扎湖广荆襄一带，总号十三镇，即人们所称道的荆襄十三家军。他们不久又和川东各地农民军紧密地联系，发展而为夔东十三家军，在抗请战争中牵制了相当数量的清军兵力。

荆襄十三家军与明军联合后，明军的声势突然强大。1646年春天，清政府派兵进攻湖广，何腾蛟领大军由长沙出发，大败清军于岳州，不久在藤溪、湘阴等地打了几次胜仗，使清军一时不能再向南侵入，隆武政权在福州得以从容立国。

何腾蛟镇守长沙三年，军纪严明，兵将不敢违抗。当时瘟疫流行，他"吊死问孤"、"博施劝谕"，百姓暂时得到复苏。而他自己吃粗粮、野菜，穿补缀的衣服。当时军饷不足，他委任章旷创办义饷，增加地租，预征两年军粮，查抄富户财产，开设铸局铸钱，抽盐税等以资助军饷。难能可贵的是在兵荒马乱中修建文场，开科取士，使两湖之地，不废弦歌，政局得以暂时稳定。

1646年8月，隆武帝及皇后在汀州不幸被清军所俘，死于福州。消息传来，腾蛟大为悲痛，厉兵保境如平时。

当隆武帝殉国的消息传到梧州，广西巡抚瞿式耜等立即返回肇庆拥立桂王朱由榔即位，改年号为永历，拜腾蛟为武英殿大学士，加太子太保。当时，王进才守益阳，闻清军渐逼，退出益阳，还守长沙。这时腾蛟处境十分困难。

1647年2月，清兵逼广东，桂王自肇庆逃到梧州，清军迅速攻下梧州，桂王再奔至桂林。这时，只有大学士瞿式耜坚守桂林，顽强抵抗，桂林才得以保全。当时湖湘一带，总督何腾蛟的部将及率领的荆襄十三家军与清军顽强的战斗起到了前卫作用。

这时，怀有野心的武冈总兵官刘承胤挟持桂王由桂林出走到全州，三月到武冈，由瞿式耜留守桂林。当时汉奸孔有德率领清军大举进攻长沙，马进忠、王进才等纷纷溃退。何腾蛟势孤，单骑走衡州。长沙、湘阴俱失，五月腾蛟至永州，不久，退驻白牙市(今湖南安东县)。

八月十三日，清兵破武冈，刘承胤以城降。桂王携带官眷奔靖州，九月返桂林。而城中只有焦琏一军，腾蛟虑势孤，率赵印选、胡一青入城相助。正危急时，南安侯郝摇旗忽拥众万余至，上下震动。摇旗与焦琏部将角斗，恰逢卢鼎亦带兵至。腾蛟从中调解，使桂林得以安定。于是腾蛟派遣焦琏、郝摇旗、卢鼎、赵印选、胡一青各营分别守兴安、灵川、义宁诸州县，兵势稍振。

十一月，清兵逼全州，腾蛟督五将共同御敌，亲自到营溶江口。次年二月，清军由湖南席卷而下，占领全州、兴安。郝摇旗败走桂林，挟桂王走柳州又奔南宁。三月，腾蛟在永宁闻讯，重返桂林。四月初六，腾蛟督焦琏、胡一青等分三门拒守，腾蛟督诸军鏖战，居中指挥。胡一青率将士，挥戟冲锋陷阵，叱咤撼山岳，清军被击退。腾蛟尾随至岩关，身先士卒，大战于兴安的三里桥。清军列阵塘铺营，漫布山谷，以四股侵入，腾蛟命赵印选率五司将士奋勇当先，多有斩获。直至酉刻，胡一青仍率兵继续战斗，至三里桥，诸将踊跃，无不以一当百，清军再退至兴安。初八日，腾蛟督诸将前至凤凰坪距三里许与清军大战于松林。清军伏兵炮声隆隆。腾蛟令四路出击，命赵印选、胡一青率诸标镇往来冲杀，鏖战良久，望之如在奔雷急电之中。标镇周金汤、熊朝佐奉令从凤凰坪左山横击，清军大败，死者山积，鸾桥之水为之不流。十六日，清军退走。

五月十五日，腾蛟指挥三军进攻全州城，自辰至酉，炮伤敌副参顾有能等45人。二十六日夜令赵印选督全营攻北关，焦琏督全营袭南关，蒲镇一营攻西关。次日卯刻胡一青先登城，生擒清巡抚李懋祖，押送桂林斩首。各营相继攻入，悉斩清军精锐。这次战役，八次大战，五次进攻，收复了全州。史称"全州大捷"。六月，江西的清降将金声桓、广州的清降将李成栋先后反正，据地归附，声势复振。在湖南的清军逐渐退去。秋七月，腾蛟进驻全州。八月，桂王自梧州入肇庆。腾蛟再派遣曹志建、卢鼎、焦琏、赵印选等率军攻永州。围三月，大小36战，至十一月，攻占永州。接着不久，连克宝庆、衡州、常德，以前所失的土地，渐次恢复，几乎收复了湖南全境，抗清声势为之大振。这时，广东、四川等地的抗清斗争再起。清军后方的榆园军、吕梁山的起义军和关中农民义军都发动了广泛的攻势，一时间，永历政权控制的区域扩大到了云南、贵州、广西、湖南、江西、四川、广东7省，出现了南明时期第一次抗清高潮。

但由于永历政权内部党派纷争，矛盾重重，农民军也受排挤打击，不能团结对敌，这就给清军以喘息的机会。加以南明军中军心涣散，纪律废弛，将帅、士卒怯懦贪鄙，不接受何腾蛟调遣约束，各路军马各行其事，严重地削弱了战斗力，以致在以后的争战中，马进忠烧常德走武冈，王进才放弃宝庆逃走，各郡邑守将闻风溃逃。腾蛟当时驻衡州，十分惊骇，看到千里一空，忧心如焚。顺治六年(公元1649年)正月，腾蛟檄召马进忠由益阳出兵长沙，并亲往忠贞营，邀李锦入衡州，其时只带随身30名士兵前往。然而李锦已往东开拔，腾蛟即尾随至湘潭。湘潭已是一座空城，李锦弃守离开了。腾蛟便进驻危城之中。是时诸将都去增援江西，金声桓、黄飞鸾又已调往全州。马进忠听到腾蛟轻身独往，随即遣将追护，但已来不及。汉奸孔有德探知腾蛟在湘潭空城的消息，昼夜兼程追至城下，派降将徐勇以轻骑突入湘潭。率众罗拜劝腾蛟投降。徐勇原是左良玉部将，曾追随过腾蛟，腾蛟见其为虎作伥，怒火中烧，骂不绝口，举剑要砍徐勇，徐勇只好退避。十九日晓起，营垒皆空，腾蛟方巾便服坐堂上，流泪痛心地说："五年督师，心血呕尽，而结果落得这样地步，这难道是天意吗"清军从四面八方涌来，簇拥腾蛟而去，将他安置在城外慧德庵中。明将宣威将军杨一营不知腾蛟去处，想寻找救护他，曾7次冒险单骑入危城寻访，终不可得，竞被流矢击中殉难。满洲贵族固山额真佟养和延请腾蛟谈话，劝他归顺清朝。腾蛟膝地而坐，一言不发。清军将他的家属40余口(包括他的继母孙大夫人及正妻徐夫人在内)带来胁迫他投降。腾蛟不动声色地说："老母耄矣，余无足惜，一惟命。"又强迫他投降，他说："我国不幸，大臣被掳，我肩负大明三百年纲常的重任，岂能以一身事奉两主我是个血性男子，百折不回，你们为何还吝惜一剑，不把我杀死"佟养和见他意志坚决，不可动摇，便退出。腾蛟居庵中，正襟危坐，谈笑自若，几次请他不去，几次馈送饮食不吃。有一天，庵中一僧将一钵清水献给他喝，他马上用手挥去说："烦劳大和尚，为我另取一壶江心水，饮了好上路。"僧人立即舀来一钵江心水奉上，腾蛟接过，望南流泪说："这江水自衡山流来，是桂王那里流来的水啊！这水可以洗涤我的肠胃，死了也好瞑目。"腾蛟饮了江水绝食七天没有死。佟养和再派人来劝降，他拒绝说："孔曰成仁，孟曰取义，衣带之遗，彼则行之，我则继之，吾志决矣，勿复多言。"佟养和叹息道："真是个硬汉，他的志向是不能改变的了。"又不忍心杀他，便给他一捆丝绳，一面汗巾，由他自裁。当时微雨初过，他从容慢步，一面以袖拂巾，一面吟七律(绝命诗)一首：

天乎人事苦难留，眉锁湘江水不流。

炼石有心嗟一木，凌云无计慰三洲。

河山赤地风悲角，社稷怀人雨溢秋。

尽瘁未能时已逝，年年鹃血染宗周。

此诗表达了他悲亡国的沉痛心情和至死不渝的民族气节，以及对祖国人民和三湘父老兄弟的深切怀念。

何腾蛟遂自缢于流水大埠桥边[时已丑(公元1649年)春正月二十六日]，终年58岁。举家40余口同时被残暴的清军杀害。腾蛟死难噩耗传出后，湖南各郡县的老百姓，莫不流涕哀悼。桂王闻讯，令三军缟素，望祭痛哭，三军皆哭，声闻数里。遂追赠何腾蛟为"中湘王"，谥号文烈，设位于肇庆天马寺，并授其子何文瑞为佥都御史，袭定兴侯。

康熙十四年(公元1675年)，清廷表彰已故明臣，谥腾蛟"忠诚"，建祠于黎平城内神鱼井旁，名"何忠诚公祠"。次年腾蛟侄(起蚊子)往湘潭扶榇归里，安葬于黎平西门外之西佛崖。继后，几经修建，命名为"明谥中湘王何腾蛟陵园"，乡人题有联曰："大埠桥边，万古芳名同日月；西佛崖上，一抔黄土壮山河。"表达了乡人对何公的景仰与崇敬。

黎庶昌

黎庶昌(1837—1896)，字莼斋，贵州遵义人，是我国晚清时著名的外交家和散文家。

黎庶昌六岁丧父，家贫多疾，但却刻苦攻读，寒署不懈。十四、五岁时赋诗作文，犁然成诵，在府、县考试屡获第一。二十一岁即成为府学廪贡生。一八六一年，黎庶昌离遵义赴北京参加顺天府乡试，两试不中。一八六二年，因应诏上万言书论说时事，受到朝廷重视，被赏为知县，派往安庆听候曾国藩调遣。于是，黎庶昌便与张裕钊、吴汝纶、薛福成同为“曾门四弟子”，踏上了仕途。曾署理江苏吴江、青浦知县。一八七六至一八八○年，黎庶昌以参赞身份先后随郭嵩焘、陈兰彬出使英、法、西班牙等国，开始其一生的外交活动。一八八一至一八八四年和一八八七至一八八九年，黎庶昌两次以道员身份出任中国驻日本国大臣，为促进中日友好往来做出了卓越贡献。离任时，日本送行的人塞巷盈途，饯行至数百里外。西方各国使臣啧啧称赞，说这是使臣返国从来没有过的现象。

黎庶昌在文化方面的贡献，主要是编印了《古逸丛书》。这部书共二十六种计二百卷，系黎庶昌在日本利用外交事务之余，将我国早已散佚而流存日本的唐、宋、元、明珍贵古籍，以高级纸张影印编辑而成。其中包含了唐本《玉篇》零本三卷半、《文馆词林》十三卷半、宋本《史略》六卷、《太平寰宇记补阙》五卷半等。这对我国古汉语、历史地理等方面的研究，都是极为有用的。

另外，黎庶昌的著作还有《拙尊园丛稿》六卷、《续古文辞类纂》二十八卷、《入都纪程》二卷、《西洋杂志》八卷、《曾文正公年谱》十二卷、《曾太傅毅勇侯传略》一卷、以及《黎氏家谱》、《全黔国故考》、《牂牁故事》、《使东文牍》、《拙尊园画存录》、《孔诗》、《莼斋笔记》等。

一八九六年八月，黎庶昌因病由川东道任上返遵义。十二月二十日卒。

西南硕儒--郑珍、莫友芝

郑珍、莫友芝是清代道光、咸丰、同治年间贵州最著名的经学家、文学家、文学家和书法家。他俩不仅在学术上造诣很深，而且是同窗挚友。他们多方面的成就，均为士林所重，因而被时人尊崇地称为“郑莫”和“西南硕儒”。

郑珍，字子尹，晚号柴翁，别号子午山孩、五尺道人、且同亭长。一八○六年三月十日出生在遵义西乡天旺里一个仅有几亩薄田的农家。他自幼勤奋好学，记忆之力过人，寓目辄能背诵。为了给他提供较好的学习环境，他的父母在一八一八年放弃了西乡的田产，把家搬到东乡乐安里的垚湾，靠近其外家居住。他的舅父黎恂，曾任浙江桐乡县令，藏书甚多。郑珍常走读于舅父家。他的舅父每次都满满地装了一箱书给他，郑珍从早到晚肘不离案，衣不解带，一天要读若干万言。后又专心致志地攻读宋朝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和朱熹的著作，仔细研究程朱理学。如此数年，他在学业上有了十分显著的长进。一八二五年，侍郎程恩泽督办贵州学政，择优选拔他为贡生，并指导他说：“为学不先识字，何以读三代两汉之书。”于是，他又进一步钻研文字的形、声、义的源流和先秦各种制度。当时的学者们都十分注重考据，他继承了这种传统，实事求是地做学问，既不随便标新立异，也不轻易附和苟同。以后，他同遵义府学教授莫与俦一起进行教学工作，从中学得了许多儒家大师的观点和主张。他刻苦研究三十多年，终于在经学方面有了很深的造诣。他在经学和文字学方面的主要著作有《巢经巢经说》一卷、《仪礼私笺》八卷、《轮舆私笺》二卷，《凫氏为钟图说》一卷、《亲属记》一卷、《说文逸字》二卷、《附录》一卷、《说文新附考》六卷、《汉简笺正》八卷、以及《深衣考》、《老子注》、《辑论语三十七家注》、《说文大旨》、《说文谐音》、《转注考》、《释名证读》、《说隶》、等等。

莫友芝(字子偲，自号亭，晚号叟)是独山翁奇兔场上街人，一八一○年出生在一个书香之家。父亲莫与俦(字犹人)，清代嘉庆四年进士，曾任翰林院庶吉士、四川盐源知县和贵州遵义府学教授，著有《二南近说》、《仁本事韵》、《贞定先生遗集》等书。莫友芝从小就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三岁开始识字，七岁诵读诗书。他有感于元晖“竹外山犹影”的诗句，曾用“影山”二字命名其读书的草屋；二十一岁，即考中举人，名冠乡里。

莫友芝精通汉、宋两学，对于苍雅、故训、六经、名物、制度、以及金石、目录，都有一定的研究。主要著作有《即亭经学》、《宋元旧本书经眼录》、《古刻钞》、《唐写本说文木部笺异》、《声韵考略》、《樗茧谱注》、《黔诗纪略》、《亭诗钞》、《亭遗诗》、《亭遗文》、《影山词》、《资治通鉴索引》、《遵义府志》等。不过，纵观莫友芝一生治学的成就，最突出者则是在书法艺术方面。莫友芝自幼勤奋练字，据传，他用土红当墨，每天都要练写一定数目的字。时间长了，无论楷、隶、篆书，每字均要临上几百次，叠起来点画皆一一吻合，令人掠叹。平时他还喜欢谈碑论帖，对于汉代的篆刻深有研究，曾写了许多跋尾，说明自己的见解和体会。后来，他旅居江南，又到句容山中搜集梁碑，亲自监拓，深恐遗落一字，并撰写《梁石记》一卷，详细加以论释。他所搜集的汉代碑头篆刻有百余通之多，他自己的篆书就是仿照汉代碑头篆刻而成。因此，在当时书法名家中，他自成一体。《清史稿》记载说，他“真行篆书不类唐以后人，世争宝贵”。

一八七一年九月十四日，莫友芝前往江苏扬州及里下河地区寻找文宗、文汇两阁被焚后散失的图书，不幸在兴化县病故。次年，归葬于遵义新舟青田山。

姚华

姚华(1876—1930)，字重光，号茫父，贵州贵阳人，清末民初我国著名的学者、诗人和书画家。一八九七年中举。一九○二年应聘主讲于兴义笔山书院。一九○四年中进士，任工部虞衡司主事。戊戍变法时东渡日本，就读于法政大学。归国后改任邮传部船政司主事兼邮政司科长。随即徒家北京，住宣武门外莲花寺。民国初年，曾任参议院议员、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嗣因军阀混战、政局紊乱，遂隐居破寺中，以出售自己创作的诗词、书画和颖拓为生。

诗词方面，姚华尤其长于填词写曲。现存姚华词二百九十一阙，曲八十六支，代表作是《弗堂词》、《庚午春词》、《猗曲》等。

书画方面，姚华尤其长于画山水花卉和题跋。其画面题款，隶、篆、行、草，选用适中，与画面浑然一体，交相成趣。其所画牡丹佳品——姚黄，艳丽多姿，生意盎然，因而时人便将姚华戏称为“黄牡丹”。而姚华一九一八年所画《浅绛山水图》，至今仍被选入《近百年名画家选集》。

不过，姚华最著名的艺术成就，是在其所独创的颖拓方面。郭沫若曾说：“茫父颖拓实古今来别开生面之奇画也。传拓本之神，写拓本之照，有如水中皓月，镜底名花，玄妙空灵，令人油然而生清新之感!”

一九三○年六月四日，姚华因病逝世于北京。遗著有《弗堂类稿》三十一卷、《莲花庵书画集》、《贵阳姚华茫父颖拓》和《小学答问》、《说文三例表》、《金石系》、《黔语》、《古盲词》等。

李瑞棻

(2003-08-18 22:14:19)

李瑞棻（1833——1907），字苾园，清朝贵州贵筑（今贵阳市）人。著名维新派大臣。幼年丧父，由叔父京兆尹李朝仪教养成人。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与张之洞同年考中进士。人翰林院，擢御史，直言敢谏。先后任过广东、山西、四川和山东等省乡试主考官，并一度出任全国会试副总裁。历任云南学政、监察御史、刑部侍郎、仓场总督、礼部尚书等。

任云南学政时，奔波于各府州县，一一亲临按试，所到之处，“躬先节俭，严杜需求”。在省会昆明，有一骄将以重贿为子弟开后门，被当面斥退，令其反省，从而排出了不正之风。

任监察御史期间，李端棻曾就加强海防，整屯武备，简化“大礼”仪制诸问题，向清廷提出过“言人所不敢言”的意见，可见其无私无畏的胸怀。

李端棻思想开明，一向认为人才对国家前途至关重要。他在主持各省乡试时，为国家选拔了一批批具有真才实学的举人。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典试广东时，他非常赏视梁启超的才华，将堂妹许配给梁，梁几次进京会试及完婚都住在他家。

李端棻主张变法图强以救中国。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5月，他向光绪皇帝上《推广学校折》，建议

（引自《中华姓氏通史》罗文华聂鑫森著东方出版社200012）

罗氏重修宗谱不分卷（明）罗口口等纂修明隆庆六年(1572)刻本十三行行字不等白口四周双边中国国家图书馆藏见《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传记类

豫章罗氏重修宗谱不分卷（明）罗宪通等纂修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刻本行字不等白口四周单边中国国家图书馆藏见《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传记类

庙事志七卷（明）罗应鹤明万历刻本十行每行二十字白口四周双边单鱼尾上海图书馆藏见《中国古籍善本书目》

史部传罗氏家谱不分卷（清）罗万锦罗万绣纂修稿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见《中国古籍善本书目》

史部传记类简阳罗氏族谱四卷（清）罗元镒编清光绪年间（1875—1908）简阳罗氏祠堂刻本四册四川省图书馆藏

彭县罗氏支谱（民国）罗启聪等纂修民国三年（1914年）四川彭县罗氏自刻本一册四川省图书馆藏

内江罗氏族谱八卷（民国）罗懋昭等续修民国年间内江罗氏祠堂刻本存卷一、四、八三册四川省图书馆藏

邵阳罗氏族谱口口卷（清）罗朝扬等纂修清嘉庆年间湖南邵阳刻本存三册四川省图书馆藏

长沙罗氏族谱二十二卷首五卷次三卷（民国）罗希佛纂修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本活字印本一册存一卷卷首二湖南省图书馆藏

浏阳，长沙罗氏二修族谱十口卷首二卷（清）罗华罗位云等纂修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罗氏敦睦堂木活字印本二册存二卷卷首上、下湖南省图书馆藏

浏阳，长沙罗氏三修族谱口口卷（清）罗泰阶罗寿仁罗贞卿等纂修清光绪三十一年（1909年）丕振堂木活字印本八册湖南省图书馆藏

宁乡，益阳罗氏重修族谱口口卷（清）罗联俊等纂修清道光七年（1872年）豫章堂木活字印本一册共存一卷卷首湖南省图书馆藏

宁乡罗氏续修族谱口口卷（清）罗光炳罗隆俊等纂修清道光七年（1872年）豫章堂木活字印本一册共存一卷卷首湖南省图书馆藏

宁乡罗氏八修宗谱口口卷（清）罗斐成纂修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木活字印本一册共存一卷卷首湖南省图书馆藏

宁乡罗氏九修族谱十六卷首一卷末一卷（民国）罗庶丹罗肿甫等纂修民国六年（1917年）谕德堂木活字刻本一册共存一卷卷首湖南省图书馆藏

湘乡罗氏续修支谱四卷（清）罗汇唐罗文动罗湘南等纂修清咸丰二年（1852年）木活字印本四册湖南省图书馆藏

上湘田心罗氏族谱七卷首一卷（清）罗大谱罗大胄等纂修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明德堂木活印本一册存二卷一、卷首湖南省图书馆藏

衡阳，湘潭六甲罗氏六修族谱口口卷（民国）罗口口等纂修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尊敬堂木活字印本一册存遗训、寿序湖南省图书馆藏

邵阳罗氏六修族谱口口卷首一卷（清）罗楚书罗光黻修罗光昌纂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豫章堂木活字印本一册存一卷卷首湖南省图书馆藏

邵阳，祁阳铁塘罗氏八修族谱二十七卷首一卷（民国）罗培晃罗远湄等修罗基滋等纂民国七年（1918年）崇彝堂木活字印本二册存二卷六卷首湖南图书馆藏

邵陵罗氏族谱口口卷首一卷（清）罗玉峰修罗凌云罗家声等纂清同治七年（1868年）木活字印本一册存一卷、卷首湖南图书馆藏

邵陵罗氏族谱三卷首一卷末一卷（清）罗伯定罗伯谨等纂修清嘉庆八年（1803年）敦睦堂木活字印本一册湖南省图书馆藏

新化罗氏重修族谱口口卷首一卷（清）罗口口等纂修清乾隆九年（1883年）新化罗氏木活字印本一册存一册、卷首湖南省图书馆藏

新化罗氏续修宗谱口口卷首四卷（清）罗口口等纂修清光绪九年（1883年）新化罗氏木活字印本一册存四卷卷首一至四纪事至光绪九年止湖南省图书馆藏

新化罗氏续修宗谱口口卷首一卷（清）罗口口等纂修清宣统年间新化罗氏木活字印本一册存一卷卷首纪事至宣统年间湖南图书馆藏

新化罗氏续修宗谱口口卷首四卷（清）罗口口等纂修清宣统元年（1909年）新化木活字印本二册存三卷八十八卷首二、三、四下纪事至宣统元年湖南省图书馆藏

新化罗氏通谱二十六卷首一卷（民国）罗元鲲修罗联焘等纂民国三十年（1941年）木活字印本一册存一卷正编卷首湖南省图书馆藏

上虞罗氏支分谱口口卷（清）罗振玉等纂修清刻印本见民国武作成撰《清史稿·艺文志补编》史部传记类董山罗氏宗谱辑略不分卷（清）罗贵岑等辑略清康熙年间刻本竹纸二册见1958年2月北京中国书店编印的《古旧书刊介绍》第九期史部书目

慈溪罗氏宗谱十卷（清）罗兆鹏等纂修清乾隆年间刻本白纸十册见1958年2月北京中国书店编印的《古旧书刊介绍》第九期史部书目

无为罗氏四修宗谱六卷 (清)罗鸿远等纂修清同治年间木活字印本六册白纸见1958年2月北京中国书店编印的《古旧书刊介绍》第九期史部书目

慈溪罗氏宗谱三十五卷首二卷（民国）罗贤赞等纂修民国年间木活字印本十七册白纸三十七册见1958年2月北京中国书店编印的《古旧书刊介绍》第九期史部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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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姓字辈

湖南桑植城关镇罗氏（包括湖北仙桃、红花堤等地同族）的派次是：

季道伏存暹，人宏大士万，瑞嗣胤延世，益昌启俊贤，

自承祖宗德，文国福朝先，荣显旌加远，希绍永兴蕃。

湖南安化罗氏（杞公）老派语共28字：

辰梦文兴绍远泰，万天寿日祥光发，鸿开俊彦正芳华，贤才昌盛宗英拔。

新派语共80字：

慎守先贤烈，昌隆代贵荣，绵延敷善泽，蔚焕益明新，

礼义贻来哲，诗书训后人，道高期立达，教迪久同遵，

辅佐贻梁栋，仪型重玉金，辉煌馀藻采，培植积兰芬，

麟瑞资钟毓，鹏程庆允升，源长咸锡福，嘉运启崇英。

湖南滦湾市罗氏派次为32字：

教振家声大宜克笃茂本培元植基广泽

迪惟前光恒崇先烈继序其荣宏开佑锡

湖北天门罗氏所用派序为：

楚用钦邦世显文方盛永吉祥士宝其昌（罗钦顺立）

功德远扬笃滇贤良赞绪丕美家道之光（民国时新增）

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毛坝镇弹子村罗姓字辈

崇烈万世光启元怀远扬鸿儒宣章德抡魁占贤良(罗翊声)

广东揭阳、棉湖、普宁、潮州罗氏所用派序为

国朝凤宣隐克仕光恩文

邦端贞德裕世绍礼义尊

尧舜宗英俊孔曾道永存

天嘉明福善万有继凳云

承平开泰运先哲衍经论

益智连科捷蓝田耀玉琨

湖北荆州公安罗氏所用派序为35字（罗荣）：

至大万庭文于依之国士

洪才光祖德遗安承先代

礼学少书香孝友家为政

功名博永昌

重庆奉节罗氏所用派序为32字：

北京凤鸣绍运天仕

元言联映国远永启

祯祥瑞世弘扬华夏

四维孔兴豫章鼎盛

四川资阳金带铺罗氏谱，主要于清初入川祖简历和班辈，入川祖先罗惟荣，原籍广东人，后迁移到湖北麻城县孝感乡。初来四川落业在内江县椑木乡。后认为该地不好，罗惟荣于癸酉年正月二十五日酉时生，雍正五年死，赵氏祖婆带着五个儿子往成都方向走，走到龙泉驿见山高，可能越走越不好，然后回转，才在资阳县的金带乡落户。总祠堂设在金带乡白果村，原小地名叫九根柏树。他子孙分布在金带乡尖山子、李汉桥、余家沟、花房子、石家嘴、白果湾、保驾楼，石板坳。

资阳金带铺罗氏谱班辈（包括红莲凉水井的罗家湾）：

万永广宪希，宗良世惟凤。

嗣汉楚元贞，光显利明远。

继正朝纲举，文章相国贤。

清瞻铜玉贵，道德宇忠传。

尧钟沛业烈，重镇泰和熙。

基钜洪模耀，圭锡湛新辉。

重庆市涪陵区罗氏所用排序

正在学四万，福光德长兴。

顺志家邦明，永远（可能是“远永”）欲乾坤。　　重庆铜梁县罗姓所用排序后10字:

文章光万国，明德永维兴。

贵州贵阳南明区罗姓字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