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70年5月2日(明太祖洪武三年四月初七)，明太祖朱元璋封其年仅两个月的儿子朱檀为鲁王。《明史》记载：“鲁荒王檀，太祖第十子。洪武三年生，生两月而封。十八年就藩兖州。好文礼士，善诗歌。”朱檀在15岁就藩兖州后，兖州当即升州为府，并扩其封地，辖4州23县。朱檀自幼谦恭下士，博学多识，甚为朱元璋喜爱，但他后来信奉道教，终日焚香诵经，烧炼“仙丹”，求不老之药，希冀长生，但适得其反。“铒金石药，毒发伤目”，结果只活了19岁。朱元璋得知后非常恼怒，认为朱檀的行为荒唐，因此给了他一个恶谥，叫“荒王”。

朱檀之后，其子朱肇辉于永乐元年嗣封为鲁靖王。据记载：“肇辉生于洪武二十一年六月十二日，二十三年五月封为世子，永乐元年三月初二袭封鲁王。成化二年七月十五日以疾薨，享年七十有九。”“肇辉自幼好文墨”，成祖爱重之，永乐年间，“成祖巡狩过鲁，王迎谒有礼”。自朱檀始，明代鲁王延续了10代13王，共276年，鲁藩命运与明王朝共始终。值得一提的是，扎根在齐鲁礼仪之邦的鲁荒王朱檀及其后人，礼仪传家，诗书继世，蔚成一域皇族的文化气象。虽然朱檀少年单纯，误入神仙丹药的歧途，刚刚长大成人即命归道山，但他雅爱诗书，琴棋书画相伴，在王室上下争权夺利的污泥浊水中，其文质彬彬的风度气质自有高标独特的一面。由此可见，朱檀墓葬出土的琴棋书画正和他的生平爱好相符合，这个博学多才、倜傥风流的王子生前生后都以此引为风雅。

“白莲”“蛱蝶”存真容

朱檀墓中有4件卷轴画。由于墓室长年积水，画卷被发现时已经面目全非，致使一卷全部腐烂；另一卷绢本设色金碧山水，因画面受损严重，也失去了应有的价值。令人欣慰的是，另外两卷保存尚好，经过揭裱方知，一为宋人《葵花蛱蝶》卷，一为元初钱选《白莲图》卷。

宋人《葵花蛱蝶》卷为一绢本，用没骨法绘蜀葵与飞蝶，在画的背面有宋高宗赵构的金字题跋：“白露才过催八月，紫房红叶共凄凉，黄花冷淡无人看，独自倾心向夕阳。”该跋后面还有元人冯子振、赵岩的题跋。冯跋说：“宋高宗德寿宫题葵花扇面，后二百年人间得之，以为珍玩。”那么，此画在墓室里又过600余年，按所谓“纸寿千年”来看，可以想见这两幅古画的价值连城。元代钱选的《白莲图》为纸本设色，工笔绘莲花，三花三叶，亭亭相映，笔致柔劲，着色清丽，确有荷风含露之态。钱选在画上题诗道：“袅袅瑶池白玉花，往来青鸟静无哗，幽人不饮闲携杖，但忆清香伴月华。”在中国绘画史上，钱选是宋末元初出类拔萃的山水花鸟画家，湖州人，南宋景定间乡贡进士，是元初画坛“八俊之一”，大书画家赵孟頫早年曾向他请教绘画。

这两件画幅都钤有宽边朱文“司印”二字的押缝印。据考证，“司印”为明代宫内执掌书画库的“典礼纪察司印”的三分之一，六字印分三行排列，另两行“典礼纪察”四字被钤于册中，作为档案资料保存起来。典礼纪察司是古代掌管制度礼仪的部门，职能范围甚广，其中包括对书画库的管理。“司印”二字钤印说明朱檀于洪武十八年(1386年)就藩兖州府时所携书画已经办理了登记注册手续。事过境迁，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仍然可以见到钤印之后，将其一半印章留在存根上，另一半则落在介绍信等公文上的使用方法。当年这种方法在皇室书画保管中使用，证实了《葵花蛱蝶》、《白莲图》曾收藏于宋、元、明三朝皇室，其显赫身价不言而喻。

听一曲“天风海涛”

从墓葬中出土宋画元刊在考古发掘中实为罕见。在朱檀墓中还出土了一批古籍善本。当时这批图书泥污不堪，粘结成块，后经清理装帧，册册如新，计有7种21册，其中《朱子订定蔡氏集传》、《增入音注括例始末胡文定公春秋传》、《四书集注》、《少微家塾点校附音通鉴节要》、《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黄氏补千家注纪年杜工部诗史》等俱为图书典籍中的珍品。就版本学来看，除《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外，其余的都未见过著录，堪为孤本。

读书听琴是古代文人的清雅心志。朱檀墓中有一件唐代雷琴，琴名“天风海涛”，琴面用桐木斫成，底为梓木，琴身通体黑漆，徽为嵌金，轸系雕玉，琴面布满蛇跗断纹，琴底刻有篆书“天风海涛”，琴腹龙池内有墨书两行：“圣宋隆兴甲申重修，大唐雷威亲斫”。这件古琴是朱檀生前娱玩之器，所谓“天风海涛”就是形容那琴声犹如天空的长风、大海的波涛；而所谓雷琴则说明此琴出于名匠之手。

古琴制作在唐代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并出现了一批杰出的斫琴名匠，四川成都的雷氏就是当时有名的斫琴世家，直到唐末仍“孙息不坠其业”，雷家先后有雷俨、雷霄、雷威、雷珏、雷文、雷会、雷迅等名匠，这些斫琴能手“其业精妙，天下鲜丽”，他们常于严寒季节冒着风雪前往峨眉山，于山林中“听其声连延悠扬者，伐以为琴。”不仅选材严格，工艺也一丝不苟，就连底面的胶合、施漆、安弦等都有讲究。由于雷琴具有音色清透圆润、韵味含蓄悠长的特点，因而为历代琴家所贵。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唐代雷琴，名曰“九霄环佩”，当“天风海涛”出土之时，天下雷琴就不再形影孤单了。

关于朱檀抚琴的情况史书没有记载，但就其收藏雷琴来看，可以断定他是不一般的抚琴高手。宋代诗人陆游有诗道：“古琴蛇跗评无价，鱼肠宝剑托有灵。”雷琴在宋代就已经是传世珍品了，非为知音，怎么可能得此珍赏？

手谈犹可用此物

朱檀墓葬中有一副完备的围棋实物。围棋起源于我国，棋书棋谱众多，但存世的实物较少，内蒙古敖汉旗辽墓出土了13道棋盘，湖南湘阴县唐墓出土了15道棋盘，河北望都汉墓出土了17道棋盘，新疆某地的唐墓出土了19道棋盘，都是只见棋盘不见棋子。江苏丹阳出土了黑白棋子83枚，淮安宋代杨公佐墓出土棋子50枚，却无棋盘。朱檀墓出土围棋实物，计有一副纵横各19道的棋盘，黑子175枚，白子181枚，配有一副漆盒，属于墓主人生前经常使用之物。今天使用这套围棋比赛也足够完备。

国运昌，围棋兴，开国皇帝大都倡导下围棋，这副围棋就是佐证之一。汉高祖刘邦、魏太祖曹操、唐太宗李世民都是围棋高手，朱元璋农民出身，原对围棋一窍不通，当了皇帝之后就迷上了围棋，常与开国元勋徐达对弈。徐达虽然棋高一筹，但为了使朱元璋高兴，每次必输。有一次徐达故意胜了一局，朱元璋面呈愠色，徐达说：“请万岁再观棋局。”朱元璋俯身细看，只见棋盘上呈现“万岁”二字。朱元璋转怒为喜，当即把一座楼宇赐给徐达，并把该楼命名为“棋胜楼”。

据记载，明代允许在金銮殿上手谈对弈，还把22本围棋棋谱辑录在《永乐大典》中，出现了棋圣黄龙士、棋坛盟主过百龄。在这样的围棋氛围中，朱檀喜爱围棋不足为奇，以他的身份地位，当年使用这套围棋手谈对弈的高手名士一定不少。可以想见，少年朱檀“纹枰对坐，从容谈兵”，迷恋于弈棋游乐之中，忘却上层社会争权夺利的烦恼，当是一片潇洒心境。

鲁荒王作为一个王子，能昭显他王族威仪的要数从其墓葬中完整出土的九旒冕了。

冕，是帝王的礼帽，只有皇帝、太子、封王才能佩戴。冕冠形制过去绘画中常见，诸如武梁祠汉代刻石上的黄帝、尧、舜天子像，唐代闫立本画的历代帝王图，宋代作的晋文公复国图，明人所作圣迹图中的孔子像等。这些画像人物头戴冕冠，身穿冕服，冠冕堂皇，仪表威严。但今天能见到的冕的实物，除了袁世凯复辟时穿戴的那件未被国人认可的“皇帝冕”外，就只有鲁荒王朱檀墓出土的这件九旒冕了。

九旒冕通高18厘米、长494厘米、宽30厘米，藤篾编制，表面敷罗绢黑漆，镶以金圈、金边；冠的两侧有梅花金穿，贯一金簪。据《明史》记载，明朝天子之冕前后分别垂着12道旒，每道旒上有赤黄青白黑共12颗玉珠，太子用11旒、11珠，亲王只能用9旒、9珠。鲁荒王这个九旒冕前后共垂着9道旒，每道上9颗五彩玉珠，共用珠162颗，这和鲁荒王朱檀亲王的身份正相应。

冕的顶部叫“綖板”，綖板前圆后方，比喻天圆地方，表示博大之意；綖板涂黑漆，以示庄重。板前后系垂旒，表示帝王不视非，不视邪，是非分明。板下有玉衡，连接于冠上两边凹槽内；衡两端有孔，两边垂挂丝绳直到耳旁，至耳处系着一块美玉，好像塞住了耳朵，即所谓“充耳”，寓意帝王不听谗言，求大德不计小过，有所闻，有所不闻，从而衍化出一个成语“充耳不闻”。

九旒冕是黑色的，黑色是明代帽子中的流行色，与其他朝代的帽子有明显区别。除了竹、藤篾制成的，由于明代官帽有不少是用染成黑色的纱作的，所以也称“乌纱帽”。当了官叫作“戴了乌纱帽”，革职的称“摘去乌纱帽”，这些说法就源于明代，其他朝代的官帽不限于黑色，“乌纱帽”是明代特有的。

传说“黄帝造冕垂旒”，虽难以考证，但到了周代，孔子说过“服周之冕”的话，可以相信当时冕服制度已经比较完备。后经历朝各代，都以冕服为最高礼仪之物。朱元璋做了皇帝后，更是强调“复汉官之威仪”，朱氏王朝持续了276年，冕冠冕服的崇高地位也保持了276年，直到爱新觉罗氏入主中原，冕服制度才被废止。目前，作为文物的垂旒全国只有两件，一件收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是民国初年袁世凯复辟登基称帝时穿的一套仿古冕服中的冕冠；另一件就是现藏于山东省博物馆的鲁荒王600多年前的明初亲王冕冠，也是惟一一件存世的古代冕服实物，填补史阙，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与历史价值。

终于 直至  最终,到了,待

直到，拼音zhí dào，意思是径直抵达。

1 径直抵达。宋 范成大 《重送文处厚因寄蜀父老》诗之二：“烦将远道悠悠梦，直到天西暑雪边。” 宋 曾纡 《菩萨蛮·月夜》词：“山光冷浸清溪底，溪光直到柴门里。”《二刻拍案惊奇》卷十二：“有少年子弟慕他的，不远千里，直到 台州 来求一识面。”2 一直到(多指时间)。《湘烟小录》附 清 李堂 《题朗玉兄<湘烟小录>后调寄国香慢》：“传唱直到如今。”沙汀 《堰沟边》：“他工作了很久，直到快半夜了，这才轻轻吁一口气。”[1] 陈先行《打开金匮石室之门---古籍善本》 ：“直到此书刻成后，陆时化方发觉第五卷中《董文敏行书兵部左侍郎节寰袁公（袁可立）行状册》有所谓触犯时忌之语，为免罹祸，急忙将印出之书追回，连同版片一并毁掉。”

宁波天一阁的对联很多，以下为其中部分对联及其作者介绍:

书城巨观；

人间罕睹。

——佚名题宁波天一阁

春秋多佳日；

山水有清香。

——郭沫若集句题宁波天一阁

郭沫若（1892～1978），中国现代著名学者，文学家、诗人、剧作家、考古学家、思想家、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和革命活动家。

开经望三益；

高潭玩四时。

——佚名题宁波天一阁山亭

开径：《文选．谢灵运诗》：“唯开蒋生径，永怀求羊踪。”李善注引《三辅决录》：“蒋诩，字元卿，隐于杜陵。舍中三径，惟羊仲、求仲从之游。二仲皆挫廉逃名。”后以“开径”指只接待少数高人雅士，决不与官场的俗人来往。陶渊明《归田园居》诗：“素心正如此，开径望三益。”三益：谓直、谅、多闻。语本《论语．季氏》：“孔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这里借指良友。

藏书千万卷；

增智九州人。

——陈勇题宁波天一阁大门内左壁

陈勇，宁波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好事流芳千古；

良书播惠九州。

——郭沫若题宁波天一阁大门

建阁阅四百载；

藏书数第一家。

——沙孟海题宁波天一阁大门背柱

沙孟海（1900～1992），原名文若，号石荒、沙村、决明、兰沙等。浙江鄞县人。曾为浙江大学中　文系　教授，并在浙江美术学院兼课。历任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常务委员、浙江省博物馆名誉馆长、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浙江省书法家协会主席、西泠印社社长、西泠书画院院长、浙江考古学会名誉会长等职。

碧波三江尘迹去；

书香甬城仙客来。

——宁波市委书记巴音朝鲁题宁波天一阁大门

石潭白鱼自出没；

草屋老树相因依。

——赵之谦题宁波天一阁

赵之谦（1829～1884），初字益甫，号冷君；后改字撝叔，号铁三、憨寮、又号悲庵、无闷、梅庵等，会稽（今浙江绍兴）人。所居曰“二金蝶堂”、“苦兼室”，官至江西鄱阳、奉新知县，工诗文，擅书法，参加过3次会试，皆未中。著《悲盦居士文》、《悲盦居士诗》、《勇庐闲诘》、《补寰宇访碑录》、《六朝别字记》，其印有《二金蝶堂印谱》。白鱼：鱼名，即白鲦。产于淡水，大者长尺许，腹白，鳞细，好群游水面。因依：依傍，依托。

书中岂有黄金屋；

海上长存天一楼。

——胡乔木题宁波天一阁

石品洞天题海岳；

书藏福地辟琅环。

——佚名题宁波天一阁

人间庋阁足千古；

天下藏书此一家。

——姚元之题宁波天一阁

姚元之（1773～1852），字伯昂，号荐青，又号竹叶亭生，晚号五不翁，安徽桐城人。嘉庆十年（1805）进士，官左都御史。著有竹叶亭纪诗稿。庋：意置放，收藏。

天章特奖图书富；

世泽长期子姓贤。

——何凌漠题宁波天一阁内壁

何凌漠：户部尚书，清代诗人、学者，书法家何绍基之父。天章：指帝王的诗文，也泛指好文章。1774年夏天，乾隆下诏书，赏赐皇家藏书 《古今图书集成》一部（计10040卷，共5020册）给天一阁，以表彰天一阁在进献 《四库全书》底本工作中的杰出贡献。

长憙青葱多带草；

遥知呵护有卿云。

——佚名题宁波天一阁内壁

憙：同喜，喜悦；或喜好，爱好；叹息。卿云：即庆云，一种彩云，古人视为祥瑞。此联是说，作者看到天一阁长兴不衰，很高兴，心想这可能是有上苍保佑吧。

天一遗形，源长垂远；

南雷深意，藏久尤难。

——顾廷龙题宁波天一阁大门柱

顾廷龙（1904～1998），版本、目录学家。苏州人。曾与人共同创办上海合众图书馆，兼任暨南大学、光华大学教授。建国后，历任上海历史文献图书馆馆长，上海图书馆馆长，华东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兼职教授，《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主编，文化部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南雷：即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南雷，晚年称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明末清初经学家、史学家、思想家、地理学家、天文历算学家、教育家。黄宗羲曾登上天一阁藏书楼，赏叹过：“读书难，藏书尤难。藏之久而不散，则难之难矣”。

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

其人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

——佚名题宁波天一阁池亭

三坟：三皇之书，泛指最古的书藉。也有认为系指天﹑地﹑人三礼，或天、地﹑人三气的，均见孔颖达疏引。五典：传说中的上古五部典籍，这里泛指古代典籍。八索：古书名。后代多以指称古代典籍或八卦。九丘：传说中我国最古的书名。也指九州。

高阁凌虚，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

宸章在上，胜商彝周鼎，传示儿孙。

——吴引孙题宁波天一阁内壁

吴引孙：历官浙江宁绍台道道员、广东按察使、署理新疆巡抚、浙江步政史等职。光绪已卯年（1879）中举，晚清道台，扬州测海楼—藏书楼主。宸章：皇帝所写的诗文。这里泛指皇帝赐书及其它珍贵藏书。彝鼎：古代祭祀用的鼎、尊等礼器。商周的青铜礼器。泛称极其珍贵的古董。

杰阁三百年，老屋荒园，足魁海宇；

赐书一万卷，抱残守缺，犹傲公侯。

——宗源瀚题宁波天一阁门前壁

宗源瀚（1834～1897），字湘文，江苏上元（今南京市）人。历官浙江温处道。有《颐情馆诗钞》。曾调宁波，主办通商事务。法国兵船犯浙洋，源瀚从宁绍台道薛福成筹海防，数有功。三百年：天一阁始建于明嘉靖四十年（1561），到宗源瀚撰书对联时约为三百年。

南望蜜岩，为道石质储藏，都归杰阁；

西瞻祁市，应怅淡生沦落，早逊高门。

——全祖望题宁波天一阁内壁

全祖望（1705～1755），字绍衣，号谢山，史学家，也是文章名家。祖上在鄞州洞桥沙港村，后随其父迁至城内湖西河畔（今桂井街近二中处）。天一阁藏有全祖望的一幅对联，“倜傥指挥天下事，风骚驱使古人书”，气势很磅礴，读来令人感怀。蜜岩：指四明山蜜岩藏书石室。有古诗曰：“傍耸高峰形突兀，顶头石匣盛仙蜜。下有龙潭湛百寻，藏书石室深牢密”。蜜岩是一个带着神秘色彩和美丽、可爱的地方。《丹山图咏》注云：“内有石室藏贮神仙秘典，禹时，有逸士王真曾入观之，亦是嵩少虎口之亚也。” 祁市：祁氏杂聚之处。祁尔光（1563～1628），字尔光，号夷度，自号旷翁，绍兴人。生于嘉靖四十二年。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进士，历官至江西右参政。清代全祖望《旷亭记》说：夷度祁承先生修建旷园于梅里，有澹生堂，其藏书之库。晚年撰《澹生堂藏书约》以示子孙，可惜祁氏死后，藏书为其子孙所卖。淡生沦落：祁尔光死后，淡生堂藏书为其子孙所卖，因而该堂沦落了。

十万卷签题，缃帙斑斑，笑菉竹绛云之未博；

三百年清秘，祥光昞昞，接东楼碧沚以非遥。

——全祖望题宁波天一阁

缃帙：书套。菉竹：菉竹堂，明代叶盛的藏书楼。绛云：清初钱谦益的藏书楼名。东楼：指杭州灵隐寺东的华严藏经阁。碧沚：指杭州孤山的文澜阁。绿竹：明叶盛（1420～1474）的藏书楼名——“菉竹堂”（“菉”古通“绿”取《卫风•淇澳》“学问自修”之义）。叶盛，藏书家、目录学家。字与中，号蜕庵，自号白泉。江苏昆山人。正统十三年（1448）进士，授兵科给事中。绛云：清钱谦益的藏书楼——“绛云楼”。钱谦益（1582～1664），字受之，号牧斋，晚号蒙叟，东涧老人。常熟人。清初诗坛的盟主之一。东林党的领袖之一，官至礼部侍郎。清秘：谓清净秘密之所，引申为清贵。东楼：宋代楼錀的藏书楼名，在宁波月湖附近。碧沚：南宋史守之（1166～1224）的藏书楼名“碧沚亭”。史守之，南宋诗人、学者、藏书家。字子仁，是宰相史浩之孙，史弥大之子，鄞县人。朝廷屡次征召他出仕，史守之均辞不就，最后以朝奉大夫致仕。宋宁宗曾特地御书“碧沚”二字赐给史守之，后来史守之的宅第和藏书楼就被称为“碧沚亭”。楼錀的“东楼”，和史守之的“碧沚”，史称“藏书之富，南楼北史”。

承梅涧柳汀以后，清节衣冠，世泽礼四明司马；

比南雷东磵之奇，图书泉石，高楼仰百尺元龙。

——同治九年彭慰高题宁波天一阁大门

彭慰高，字讷生，长洲人。道光癸卯举人，浙江候补道。有《仙心阁诗钞》等著作。梅涧：即胡三省（1230～1302），中国宋元之际史学家。原名满孙，字身之，旧字景参，台州宁海（今浙江宁海）人。以家居磵旁而多古梅，因以“梅磵”为号。宁海中胡村人。南宋理宗宝佑间进士。历任县令、府学教授等职。著有《资治通鉴音注》294卷及《释文辩误》（12卷）。柳汀：指徐时栋建于柳汀的“烟屿楼”藏书楼。司马：范钦官至兵部右侍郎，与张时彻、屠大山称为东海三司马。东涧：钱谦益（1582～1664）字受之，号牧斋，晚号蒙叟，东涧老人。清初诗坛的盟主之一。常熟人。明史说他“至启、祯时，准北宋之矩矱” 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一甲三名进士，他是东林党的领袖之一，官至礼部侍郎，因与温体仁争权失败而被革职。他筑绛云楼以藏书检校著述。百尺元龙：即“元龙百尺楼”。 汉末许汜去下邳看望陈登（字元龙），陈不理睬他，自卧高处的大床上，让许卧下床。后来便用“元龙百尺楼”形容崇高的形式，或表示高下悬殊。

[ 本帖最后由 听松客 于 2009-4-4 10:43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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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松客 (2009-4-04 10:13:28)

〖东明草堂〗

东明草堂系天一阁建成之前范钦的藏书处。范钦号东明，故题其书室为“东明草堂”，又称“一吾庐”，现东明草堂于1980年重建。

圆妙洞庭三百颗；

高奇太上五千言。

——冯开题宁波天一阁东明草堂大门

冯开（1873～1931），字君木，浙江慈溪人。民国时期慈溪四大才子之一。著有《回风堂文》若干卷，诗若干卷，词一卷，日记若干卷，杂著若干种。洞庭三百颗：王羲之《奉橘帖》云：“奉橘三百枚，霜未降，未可多得。” 曾任苏州刺史的韦应物有诗曰：“怜君卧病思新桔，试摘犹酸色未黄。书后欲题三百颗，洞庭须待满林霜。” 历代大文人苏东坡、黄庭坚、米芾、曾几等都对该帖非常关注。上联虽然说的是太湖洞庭山产的柑橘三百颗，实际上是在说王羲之的奉橘帖，也就是说，王羲之的书法完美无缺，神妙无比。太上五千言：《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所终。”

书者，述也，以文字记述事物者也，书之含义甚多，今人称述书为书籍，为别于书法言也。书籍之肇始甚早，文字发明之后，即有书籍。不过，各代所用书写之质料，及其装订之形式，多有不同耳。从古至清，所有之书籍，以其形式可分为三期。由古至周末，为简牍时期；由秦至唐，为卷轴时期；由宋至清，为线装时期，兹分别述之如下：

简牍时期：三代以前，所用以载文者，竹木而已。载于竹者，曰简；载于木者，曰牍；连编简牍，则谓之策。古者，大事书之于策，小事则书之于简牍而已。初以刀刻，继以漆书，周宣王时，始有墨书。三代以上社会之文化，完全赖此以推进，国家之文明，亦完全赖此以保存，与后世之书籍功用正同。是简牍者，实即当时之书也，创之最早，行之最久。降及周末，尚仍流行“孔子读易韦编三绝”。既以韦编，其为简策也可知。是孔子之时之所谓书籍者，仍为简牍也。由古至周，所有书籍完全为简为牍，故谓之为简牍时期。 卷轴时期：嗣以简牍之书写烦难，而所载之文字有限，在秦以前人文简易之时，尚足应用。及秦灭六国，事务增繁，官私文书，日益增多，以前书写之方式，在事实上已感运用不能圆滑，不适于使用。而首感棘手者，厥为狱隶。因狱隶之文字，时间有限，不能任意积压，遂由狱隶之片倡而自动发生改革。篆书之耗时也，而改篆为隶；竹木之难治也，而代以缣素。以帛作书，从此肇始。但缣素价昂，一般平民无力购用。故缣素虽兴，只于官方通行，社会尚不普遍也。即以前所遗传之典籍文书，仍以简策保存者为多；钞录于缣素者，尚少也。迨至汉时，发明造纸，从此书写上又发生一极大之转变。盖纸为书写之惟一合适质材，有缣素之长而无竹木之短，价值既廉，得之亦易。此后遂以纸张为书写之独用品，缣素竹木均受自然之淘汰，而无人使用矣。惟无论缣素或纸张，其文字均系手写，所谓书籍者亦不过手写之纸卷，并非如今日之书也。及隋文帝开皇十三年，敕废像遗经，悉令雕撰。从此始有刻板印刷之书籍。以常理言之，刻印与抄写，其难易何止倍蓰，宜乎刻印发明，社会景从，各种书籍均改刻印也。乃事实竟大谬不然，除敕令刻印之刻经典外，其余文书仍均手抄，且以抄本为贵。此固由于提倡者之不力，要亦由于刻印之不佳使然。盖刻印初创前无取法，办理者既非有经验之人，而从事者又系毫无训练之辈。刻印度既不精良，文字尚多错误，其不受社会欢迎，固其宜也。且当时之士子，尚有一种特殊之成见，以为手抄一次，足抵目读数次。故多数上层社会家庭，仍多为其子弟聘请名师，专为指示抄写一切经史，印刷之书，概不购读。故刊印之木虽发明于隋，然终隋之世，未有特殊之进展。及唐，刻印之事，仍未畅行，社会心理仍贵抄录，不尚雕撰。迨至五代，后唐长兴三年二月，冯道、李愚等奏请刊印九经，从此重要经书均用刻印，而不再事抄写矣。雕刻刷印，至此方为成功。然一般每易误会，以为一代所刻之经书，即与现之经书同。其实则相去悬殊，极为不同。盖自以缣素作为以来，直至五代所有之书籍，无论缣素或纸张，无论手抄或刻印，均系成卷成轴，所谓邺候架插三万轴者是也。并非如今装辑成本、成册、成部、成套者，其一卷即系一卷书。《史书》载宋以前之书籍，均系若干卷，并无若本者，盖系统记实。非如今以卷为虚以设之符号，有名无实地。其后，以卷本之舒卷为不便，检阅烦难，乃变而为折，又以折之久而易断，乃分为薄帙。及至有唐中叶，又创用叶子，即将长卷折叠成为若干叶，其形式宛如今之手折，或前清朝考之籍，无论缣素或纸张，无论手写或刻印，其形式完全为卷轴，故谓之为卷轴时期。 线装时期：至宋，因长卷之种种不便，遂依据叶子之格式，而改进为今日之线装式。即将一叶分割，使不连续，以一叶为一板，一叶为变易，但在检阅上、诵读上以及收藏，其为便利已不可以道里计也。故吾人所读之线装书，其实际肇始于宋，为时仅千年。宋以前，绝未有线装书也。文字多为刻印，抄写者甚少。至宋仁宗庆历中，有布衣毕升为活板，用胶泥刻字，从此又有活字印板之发明。元王桢亦有活字印刷法。明弘治嘉靖中，无锡华燧、安国先名曰“了聚珍板”。是均活字印刷也。在印刷上比较经济，但在书籍上，固与刻印无殊也。总之，自宋至清，其书籍之形式完全相同，均为线装，故此时期谓之为线装时期。清末则渐有洋装，民国后且有取线装而代之之势，其形式与装订，尽人所悉，毋庸赘述矣。 历代流传下来的古籍分为抄写本、刻印本两类，抄写本即人工抄写的图书，刻印本即采用雕版印刷或活字印刷的图书。但具体区分，又有种种不同的版本名称。

写刻情形：

按照写刻的不同情情形，可分为祖本、写本、影写本、底本、抄本、精抄本、稿本、彩绘本、原刻本、重刻本、精刻本、修补本、递修本、配本、百衲本、邋遢本、活字本、套印本、巾箱本、袖珍本、两截本、石印本、铅印本等等。

祖本，版本学中的专业术语。中国古籍中无论是刻本或是写本，最接近著作人或成书年代的本子最为真实完整，错误也最少，称为祖本或母本。

底本，是古籍整理工作者专用的术语。影印古籍时，选定某个本子来影印，这个本子就叫影印所用的底本。校勘古籍时要选用一个本子为主，再用种种方法对这个为主的本子作校勘，这个为主的本子也就叫校勘所用的底本。标点古籍时也要选用一个本子在上面施加标点，这个本子也可叫标点使用的底本。注释、今译以及做索引时，也都要分别选用一个本子来注，来译，来做索引，这个本子也可叫注释、今译或索引的底本。除影印外，其他各种整理方法所用的底本，通常也可叫做“工作本”。

写本，早期的图书，都依赖于抄写流传，雕版印刷术普及之后，仍有不少读书人以抄写古籍为课业，所以传世古籍中有相当数量是抄写本。宋代以前，写本与抄本、稿本无较大的区别，但宋元以后，写本特指抄写工整的图书，例如一些内府图书，并无刻本，只以写本形式传世，像明代《永乐大典》、清代《四库全书》以及历朝实录。

影写本，明清时期，藏书家为保存稀见宋元版书原稿，雇请抄手，用优良纸墨，照原样影摹下来，版式、字体往往与原本相差无几，这样的写本被称作影写本，又叫影抄本。其中以汲古阁毛氏影宋写本最为著名。

抄本，精抄本，由于工抄写的图书，非抄写者亲撰。其中抄写精美，字体工整的称为精抄本。

稿本，已经写定尚未刊印的书稿，称为稿本。其中，由作者亲笔书写的为手稿本，由书手抄写又经著者修改校定的为清稿本。稿本因其多未付梓，故受人重视，尤其是名家手稿及史料价值较高的稿本，一向为藏书家珍爱。

彩绘本，以两种或两种以上颜色绘写的图书。多用于插图或地图较多的图书，如民间流传的《推背图》等。

原刻本，据原刻本重印的图书。其中凡版式、行款、字体依照原刻本摹刻的，称为仿刻本、翻刻本、覆刻本、影刻本；对原刻本内容进行增删校订或添加评注的，则称为增刻本、删刻本、评注本。

精刻本，指校勘严审、字体工整、纸墨优良的刻本。其中请名人书写上版的刻本（多在书版上留有姓名）称为写刻本。

修补本，递修本，将旧存书版重新修整、补配之后印出的图书称为修补本或重修本。有的书版保存时间较长，历经多次修补，则称递修本。如果宋朝书版经过宋、元、明三朝修补的，则称为三朝递修本或三朝本。

配本，将不同地区的书版，配合起来印成一种完整的书，称为配本。如清代金凌、淮南、江苏、浙江、湖北五省官书局出二十四史，版式不同，却同为一部书。

百衲本，百纳即补缀很多的衣服，利用零散不全的版本全成一部完整的书，称为百衲本。清初人宋荦汇集宋元三种版本印成百衲本《史记》，近代又有百衲本《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其中，商务印书馆于1930-1937年影印的百衲本《二十四史》最为著名。该本选用当时最古的善本影印。如《史记》用宋庆元黄善夫家塾本，《汉书》用宋景佑刻本，《晋书》以几种宋刻本配齐，南北朝七史均用宋眉山七史本，《隋书》和《南史》、《北史》用元大德刻本，《旧唐书》用宋绍兴刻本，《新唐书》用宋嘉佑刻本，《旧五代史》世无传本，用清人自《永乐大典》中辑出的本子，《新五代史》用宋庆元刻本，宋、辽、金三史均用元至正刻本，系初刻本，《元史》用明洪武刻本，《明史》用清乾隆武英殿原刻本。

邋遢本，古代书版因刷印多次，已经模糊不清，印出的书被称为邋遢本，如著名的宋眉山七史到明代还在使用，印出的书字迹迷漫，被称为“九行邋遢本”（因眉山七史9行18字）

活字本，用胶泥、木、铜、铁、铅、锡、磁、瓢制成方块单字，然后排版印刷的图书，称为活字本。据沈括《梦溪笔谈》记载，北宋中期，毕升首先发明了泥活字，元代王祯又用木活字排印了《农书》，但均未见存本。现存最早的活字本是1972年发现的西夏文木活字排印本《大方广佛华严经》。明清时期活字本较多，明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华燧以铜活字排印了《锦绣万花谷》，弘治八年（公元1495年）又排印了《容斋随笔》和《古今合璧事类备要》等书。清雍正年间，内府以铜活字排印了一万卷《古今图书集成》，乾隆间又以枣木活字排印了《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此外，流传到中国的还有朝鲜活字本。

套印本，用两种或两种以上颜色分版印刷的图书。常见的有朱墨二色套印本，被称为朱墨本。此外，还有三色、四色、五色、六色套印本。明代发明分版分色套印和凹凸版印技术，称为饾版和拱花，这种印刷方法，常用于版画。

巾箱本，袖珍本，巾箱即古人放置头巾的小箱子，巾箱本指开本很小的图书，意谓可置于巾箱之中。宋戴埴《鼠璞》载：“今之刊印小册，谓巾箱本，起于南齐衡阳王手写《五经》置巾箱中。”由于这种图书体积小，携带方便，可放在衣袖之中，所以又称为袖珍本。古代书商还刻印有一种儒经解题之类小册子，专供科举考生挟带作弊之用，这种袖珍本则称为挟带本。

两截本，有的书在版面中增加一条横线，使之分为上下两块，称为两截本或两节本。常见于图文并茂的小说戏曲，便览大全之类图书。

铅印本，采用现代铅印技术排印的古籍。清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上海成立了中国最早的铅印出版机构“墨海书馆”，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出版了最早的汉文铅印本《六合丛谈》。此后，不少古籍也采用铅印法。晚清及民国铅印古籍多用线装，与刻本外观形式相似，要注意鉴别。

石印本，用石印印刷的图书。这也是晚清时传入中国的一种现代印刷方法。采用药墨写原稿于特制纸上，覆于石面，揭去药纸，涂上油墨，然后用沾有油墨的石版印书。石印与铅印本均是油墨印刷，与水墨印书的刻本古籍有区别，而且石印本多为手写软件字，易于辨认。

刊刻时代：

按照刊刻时代区分，有唐刻本、五代刻本、宋刻本、辽刻本、西夏刻本、金刻本、蒙古刻本、元刻本、明刻本、清刻本、民国刻本等等。

唐刻本，唐代中晚期雕版印刷刚刚出现，抄写本仍是图书的主要形式，流传下来的印刷品多为佛经和历书。

五代刻本，五代十国时期（公元907-公元959年）刻印的图书。包括后唐、后晋、后周刻印的蓝本九经及后蜀、吴越、南唐刻印的类书、别集、佛经。五代刻本大都亡佚，现能见到的多是刻经，有敦煌发现的后晋天福八年（公元934年）所刻《金刚经》，吴越所刻《宝箧印经》等。

宋刻本，两宋时期（公元960-公元1279年）在宋王朝统治区域内刻印的图书。由于雕版印刷术的普及，官私刻书业极为繁盛，刻书范围已包括经、史、子、集各类图书，刻印质量上乘，被历代藏书家视为珍本。

辽刻本，与北宋同时代，在契丹统治区域内刻印的图书。契丹书禁甚严，辽刻本极少流传。1974年，在山西应县佛宫寺木塔中发现了60余件印刷品，多为辽代刻经，还有最早的刻本《蒙求》。

西夏刻本，西夏建国于1032年，1227年为蒙古所灭。西夏自创文字，并以西夏文刻印了《大藏经》等书，但传世很少。考古工作者在宁夏贺兰山中发现了8册蝴蝶装西夏文刻经。

金刻本，大致与南宋同时，在金代统治的中国北方地区刻印的图书。其中以平阳府（今山西临汾）刻书最为发达，官方设有经籍所，主持刻书。金刻本流传下来的不多，较著名的有《刘知远诸宫调》和《赵城金藏》。

蒙古刻本，元朝立国之前在平阳刻印的图书。基本沿袭金代平阳经籍所旧规。传世品有1247年刻《析城郑氏家塾重校三礼图注》，1249年平阳府张存惠晦明轩刻《重修政和经史证类本草》，1244年刻《玄都宝藏》残卷等。

元刻本，元代（公元1279-公元1368年）刻印的图书。北方以大都（北京）、平阳为中心，南方以江浙、福建为书坊集中心。元代刻本流传较多，且有独特风格。

明刻本，明代（公元1368-公元1644年）刻印的图书。这一时期，无论在刻书地区、刻书形式、刻书范围等方面都远胜前代。流传下来的明刻本以中后期作品较多，正统以前较少。明中期以后刻本有两个显著变化，一是出现了适应于印书的仿宋字，二是线装取代了包背装。

清刻本，清代（公元1645-1911年）刻印的图书。这一时期，官私刻书业均达到鼎盛。尤其是乾嘉时期，考据学兴起，学者热衷于版本校勘，出现了大批校核精审，刻印典雅的图书。现今流传的古籍大部分是清刻本。其中，乾隆前后所刻精刻本受到学者重视，有不少被列为善本。

民国刻本，中华民国时期（公元1912-1949年）刻印的图书，以汇刻、翻刻历代珍本、善本居多。这一时期，影印、铅印技术已大量采用，传统的雕版印刷势渐衰微。

刻书地域：

按照刻书地域分，则有浙本、建本、蜀本、平阳本、外国本（日本本、高丽本）等。

浙本，宋代浙江地区刻印的图书。宋代两浙路经济文化比较发达，刻书数量大，质量高，杭州、衢州、婺州、温州、明州、台州、绍兴等地均刻印图书，因而有杭本、衢本、婺州、温州、明州、台州、绍兴本的区分。

建本，又称闽本，为宋元明福建地区刻印的图书。宋代福建刻书集书于建宁、建阳两地，建阳麻沙镇盛产榕木竹纸，易于雕印图书，因而书坊林立，一些著名书坊历宋元明三代未衰，所印图书又称为麻沙本。

蜀本，五代及两宋时期四川地区刻印的图书。以成都、眉山较发达，成都在北宋初刻印了著名的《开宝藏》，眉山则刻有《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七史及《资治通鉴》等书。蜀本又分大字、小字两种。

平阳本，又称平水本，金元时期山西平阳（又叫平水，今山西临汾）地区刻印的图书。金灭北宋以后，将北宋开封的刻工掠至这里，又设立刻书机构，从此平阳成为北方刻书中心。

日本本，又称东洋本，古代日本刻印的古籍。多用日本皮纸，与高丽本相似，惟质量不及高丽本。日本本常间用平假名和片假名，较易识别。

朝鲜本，又称高丽本，古代朝鲜刻印的汉文古籍。中国印刷术最早传入朝鲜，朝鲜刻本继而传入中国。朝鲜本刻印比较精美，书品宽大，写刻清晰，多采用洁白的皮纸。

刻书性质：

根据刻书的性质，又可区分为官刻本、家刻本和坊刻本。

官刻本，由官府刻印的图书。五代以来，历朝中央和地方官府均有刻书之举，但所设机构不同，所以官刻本又有各种不同名称。主要有：

监本，历朝国子监刻印的图书。主要是各种儒家经典、文史名著。据文献记载，从五代开始，国子监刻印有九经，北宋承其遗制，继续刻印经史，南宋时，旧版不存，遂征调地方版片至京师国子监印书，称旧版为“旧监本”，新版为“亲监本”。明朝在南京和北京均设国子监，都刻印了二十一史，因而又有“南监本”和“北监本”的区别。

公使库本，两宋地方官府动用公使库钱刻印的图书。

经厂本，明代司礼监所辖经厂刻印的图书。多《五经》、《四书》、《性理大全》等常见古籍。特点是书品宽大，字大如钱，但由于主持其事的是宦官，因而校勘不精，错讹较多。

内府本，明清两朝宫殿刻印的图书。明内府刻书主要是经厂本，清内府刻书多殿本。内府刻书往往不惜工本，讲究形式，但清内府本校勘亦精。昭连《啸亭杂录》续录有内府刻书目录。

殿本，清康熙间，于武英殿设修书处，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又设刻书处，派亲王、大臣主持校刻图书，所刻之书称为殿本。殿本校刻精致，纸墨上佳，堪与宋刻本相媲美。所刻《明史》、《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等书，一向被列为清刻善本。

聚珍本，清乾隆年间选刻《四库全书》珍本，武英殿采用活字印刷，共刻木活字25万余个，乾隆定名为“聚珍版”，所印图书遂称武英殿聚珍本。后来各地官书局也仿聚珍版印书，被称为“外聚珍”，而武英殿活字本被称为“内聚珍”。

书局本，清同治间，由曾国藩提倡，江西、江苏、浙江、福建、四川、安徽、两广、两湖、山东、山西、直隶先后创立官书局，所刻图书称为“书局本”或“局本”。

私刻本，即私人出资刻印的图书，其中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私家刻书称为家塾本或家刻本。自宋代以来，私家刻书持续不衰，有的以室名相称，如宋廖莹中“世彩堂本”，余仁仲“万卷堂本”，明范钦“天一阁本”，毛晋“汲古阁本”，清纳兰性德“通志堂本”，鲍廷博“知不足斋本”，黄丕烈“士礼居本”；也有以人名相称，如宋“黄善夫本”，明“吴勉学本”。

坊刻本，历代书坊、书肆、书铺、书棚刻印的图书。坊刻本以营利为目的，刻印较差，往往校勘不精，惟宋代坊肆刻书，如临安陈氏、尹氏书籍铺等，所刻图书与官刻本、家塾本不相上下。

流传情况：

根据流传情况和珍贵程度，古籍又可分为足本、节本、残本、通行本、稀见本、孤本、珍本、善本等等。

足本，内容完整无缺的图书。

节本，因原书篇幅过巨，刻印时只节取其中一部分，或是因为其它原因予以删节，称为节本或删节本。

残本，指内容残缺的图书。古籍在流传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造成残缺，有的仅是缺卷、缺册，经过抄配，仍能补全；有的残缺过甚，只能作为他书的配本。一般说来，残本较足本的价值要降低很多。

通行本，指刻印较多、流传较广、年代较晚的古籍版本。

稀见本，刻印较少，流传不多的古籍。如明刻方志，历代族谱、家谱，均不多见。

孤本，世所仅见的古代图书，往往不见于诸家著录，如明《永乐大典》。国内仅存一部的书则可称为“海内孤本”，如宋刻30卷本《五臣注文选》。

珍本，写刻年代较早，流传很少，研究价值较高的古籍，通常指宋元刻本，内府写本，有史料价值的稿本及名人批校本。

善本，最早是指校勘严密，刻印精美的古籍，后含义渐广，包括刻印较早、流传较少的各类古籍。由于历代藏书家中，善本肯定是旧本，那些抄写、刻印年代较近的只能是普通本，如晚清藏书家丁丙在其《善本书室藏书志》的编例中，规定收书范围是：1．旧刻、2．精本、3．旧抄、4．旧校。他按照那个时代的标准，将旧刻规定为宋元版书，精本为明代精刻。依据这一划分，随着时间的推移，收藏家心目中的善本年代界限也日益后移。民国时期，明刻本渐渐进入旧刻行列，20世纪中期以后，乾隆以前刻本全都变成了善本，甚至无论残缺多少，有无错讹，均以年代划界。实际上，真正的善本仍应主要着眼于书的内容，着眼于古籍的科学研究价值和历史文物价值。1970年代末，《中国善本书总目》开始编纂，在确定收录标准和范围时，规定了“三性”、“九条”，这应该是对善本概念的一个完整周详的表述：

（1）元代及元代以前刻印或抄写的图书。

（2）明代刻印、抄写的图书（版本模糊，流传较多者不在内）。

（3）清代乾隆及乾隆年以前流传较少的印本、抄本。

（4）太平天国及历代农民革命政权所印行的图书。

（5）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有学派特点，或集众说较有系统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

（6）辛亥革命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本及较少见的刻本、抄本。

（7）辛亥革命前的有名人学者批校、题跋或抄录前人批校而有参考价值的印、抄本。

（8）在印刷上能反映中国印刷技术发展，代表一定时期印刷水平的各种活字本、套印本，或有较精版画的刻本。

（9）明代印谱，清代集古印谱，名家篆刻的钤印本（有特色或有亲笔题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