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建立之前的蒙古

　　蒙古高原地区的众多蒙古部落原为金朝的臣属民族，随着金朝的逐渐衰落，蒙古的势力也开始壮大起来，逐渐脱离金朝政权的统治。金泰和四年（1204年），蒙古族领袖铁木真通过残酷战争统一了蒙古高原各蒙古部落。泰和六年（公元1206年），铁木真被各部落推举为“成吉思汗”，建立政权于漠北，国号“大蒙古国”（Yeke Mongghol Ulus），即大蒙古帝国。建立大蒙古国后，不断发动征服战争扩张其疆域，1217年灭亡西辽、1219年西征花剌子模，一直进攻到伏尔加河流域。于1225年东归，1227年又灭西夏，成吉思汗也在对西夏的远征中病逝。蒙古军队的对外战争具有征服性质，为了减少蒙古军队的伤亡，加快战争的进度，蒙古军队在战争期间对敌人采取了残酷而野蛮的政策。大量敢于英勇反抗的地区破城之后人口被屠杀和奴役，无数财产被掠夺损毁。战争的结果是建立起了疆域空前广阔、人口规模和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一、影响力盛极一时的庞大帝国，基本实现了世界一统、天下大同的格局，对后世的影响很大。

　　元朝的建立

　　蒙古帝国可汗蒙哥于1259年在四川驾崩，享年52岁。其四弟忽必烈与七弟阿里不哥开始争夺汗位。1260年3月，阿里不哥在宗王阿速台等大多数蒙古正统派的支持下于蒙古帝国首都哈拉和林通过“忽里勒台”大会即大汗位。与此同时，忽必烈与南宋议和后返回开平（今内蒙古多伦），在中原儒臣及部分蒙古宗王的支持下集会自称大汗。1260年4月，忽必烈设立中书省，总管国家政务。1260年5月，忽必烈颁布《即位诏》法令，并建元中统。由于忽必烈在中原汉地自行集会称汗，并且推行汉法，明显违背了蒙古传统，引起了阿里不哥和蒙古正统派的强烈不满，忽必烈与阿里不哥随即展开了四年的汗位战争。直到1264年阿里不哥兵败投降，忽必烈定为一尊，但他推行的“行汉法”主张却造成许多蒙古贵族的不满，拒绝归附忽必烈汗国，结果导致其他几个蒙古汗国纷纷敌对，忽必烈的政权遂只包括“中国”（并非完全今天意义上的中国）与蒙古高原地区，从此蒙古帝国不复存在。

　　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忽必烈公布《建国号诏》法令，取《易经》中“大哉乾元”之意，正式建国号为“元”。这是蒙古帝国政权由世界性大一统帝国转为中原王朝的分水岭，蒙古政权之前对中原地区推行的是极具游牧性质的掠夺式统治，中原地区仅是其属地的一部分，到忽必烈时才转型为以中国为主要占领地的王朝，且在这之前“元”之名尚未出现，故“大元”的建立应由此算起。

　　至元九年（公元1272年），在刘秉忠规划下，建都于中原的大都（今北京市）。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元军攻陷南宋都城临安（今浙江省杭州市），俘虏6岁的宋恭帝及谢太皇太后。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元军在崖山海战消灭了南宋最后的抵抗，陆秀夫背着9岁的小皇帝赵昺投海而死，中国（南宋）灭亡。

　　之后，元军曾进攻过周边一些地区，如越南和日本等，其中以试图征服日本的战争最为著名，通常认为台风（日本人称之为“神风”）是造成元军失败的最大原因。然而，最新的科学发现却否定了这个原因。近期发表在英国《新科学家》周刊的一项考古新发现指出：为忽必烈建造战舰的高丽人有意建造和设计质量极其低劣的船只是导致忽必烈的蒙古舰队葬身鱼腹的主要原因。

　　[编辑本段]科学文化

　　元朝的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有较高的成就。天文学居于当时世界最先进的地位，数学、医学也都在世界先进之列,科学家郭守敬于1276年修订新历法，经4年时间制订出《授时历》，通行360多年，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一种历法。他还曾担任都水监，负责修治元大都至通州的运河（其后被忽必烈命名为“通惠河”），再加上济州河、会通河等其它几项重大工程，最终形成了今天的京杭大运河，全长1700多公里；戏曲与小说创作繁荣，涌现关汉卿等一批优秀的剧作家。元曲成为与唐诗、宋词并称的中国优秀文学遗产。中华文化是中国各民族人民智慧的结晶。草原文化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碰撞，曾经激起过无数绚丽的火花，为中华文化绵延发展提供了不竭的动力。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每一个民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为中华文明的进步和发展作出过贡献。元朝是指公元1206年至1368年间由蒙古族统治者建立的封建政权。在中国王朝序列中，尽管该政权存在的时间较短，但它对中国历史发展产生的影响却是极其重要的。

　　推进了中国多元一体文化格局的进程

　　13世纪初，蒙古族统治者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征服战争，先后消灭西夏、西辽、金朝、大理、吐蕃、南宋等政权，完成了多民族国家的空前统一，形成了有利于各民族文化交流发展的有利环境。

　　中国多民族文化并存的格局进一步得到肯定。自春秋时代开始，中原地区所形成的“夏夷”之说，强调“尊夏攘夷”、“以夏变夷”的思想，对各民族之间的平等交往形成障碍。例如在史学领域极具影响的“正闰”说，主张“四夷不得正统”，将北方民族入主中原的政权，与“窃国”、“篡国”者并列，纳入非“正统”序列，事实上对其他民族政治文化形成排斥。由于元朝亦属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统治者为了确立自身地位的合法性，需要努力扭转这一传统观念。在编纂《辽》、《宋》、《金》史时，三史都总裁官、中书右丞相脱脱力排众议，“独断曰:‘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议者遂息。”这一举措结束了自辽朝灭亡后200多年的“正统”之辩，同时也在中国史学史上，第一次以中央政府的名义肯定了各民族政权的合法地位。其意义正如韩儒林先生所总结的那样：“这一决定确定了三史以平等看待的基本原则，它符合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客观实际，也符合辽、金、宋三朝互不相属的历史状况，因而是正确的，所以脱脱对三史的贡献不能忽视。”

　　加速了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元朝统治者实施的民族政策和文化政策，使古代中国各民族文化的交融和发展出现了很多新的气象。蒙古族文字产生于这一时期，并沿用至今；北方游牧民族历史上第一部用本民族文字撰写的历史著作《蒙古秘史》诞生；在中国封建王朝历史上，元朝政府官员的民族成份最为复杂；元朝也是中国统一王朝史上第一个多民族文字并用的王朝；《辽史》、《宋史》和《金史》，是廿四史中仅有的、由多民族史家共同编修的史籍，也在中国史学史上首开一朝官修三朝历史之先河，为后世保存了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中原文化在边疆民族地区得到广泛传播，儒家经典著作被翻译成蒙古文出版，漠北、云南等偏远地区首次出现了传授儒家文化的学校；中国首次出现了由中央政府批准成立的、全国性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教育机构——蒙古国子学和回回国子学，蒙古、契丹、女真和色目人中间涌现出一大批汉文著述家；西域各民族文化进一步向中原社会流传，藏传佛教在中原得以传播，海南黎族的木棉种植和纺织技术推动了中国棉纺业的发展；在宽松的政治文化氛围下，各民族间的交融也进入又一个高潮期，契丹、女真、党项等民族悄然融入到蒙古族、汉族和周边其他民族之中，而一个全新的民族——回回族在中华大地上诞生。对于元朝各种文化和谐并存的局面，中世纪欧洲“四大旅行家”之一的鄂多利克，曾感慨地称之为“世界上最大的奇迹”。

　　由此可见，元朝的建立，打破了此前历史上出现过的人为的文化屏蔽现象，中华文化多样性的现实得到普遍认可，“四海为家”、“天下一家”的观念深入人心，多元一体格局在统一的环境里变为事实。兼容务实的文化政策推进了中国封建文化的发展

　　与大多数中国封建王朝相比较，蒙元时期思想文化观念有两个特点是十分显著的：其一是兼容，其二是“不尚虚文”。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元朝的文化环境表现出兼容务实的特征。

　　蒙元王朝的文化兼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它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唯一没有从官方角度提出“避讳”制度的王朝；它是中国封建历史上思想文化禁锢制度最少的王朝之一，目前尚未发现元代人士因言论遭受不幸的实例。据统计，元代的文化禁令仅是明清两朝的几十分之一；它还是中国封建历史上唯一明确提出宗教信仰自由的王朝，当时世界上所有的主要宗教在中国都有活动场所和信徒，这在当时的整个欧亚大陆恐怕是绝无仅有的文化现象。

　　兼容的文化氛围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中国“戏剧史和文学史上的重大事件”——元曲（散曲和杂剧）就是在此环境下形成的。今人把元曲与唐诗、宋词并列，视之为中国文化的瑰宝。一些学者认为元曲之所以在元代诞生并繁荣，主要得益于元代北方少数民族伦理道德的影响和文化政策的宽松，“使得社会思想能够较多地摆脱传统规范的束缚”自由创作。

　　儒家文化的社会地位进一步提高。孔子在元代被封为“大成至圣文宣王”，使其美誉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孟子等历代名儒也获得了崇高的封号；元朝在中国历史上首次专门设立“儒户”阶层，保护知识分子，“愿充生徒者，与免一身杂役”。元代的民众普及教育超过了前代，书院达到400余所，州县学校的数量最高时达到24400余所。对元代儒家文化的发展，陈垣先生是这样评价的：“以论元朝，为时不过百年。……若由汉高、唐太论起，而截至汉唐得国之百年，以及由清世祖论起，而截至乾隆二十年以前，而不计乾隆二十年以后，则汉、唐、清学术之盛，岂过元时！”

　　务实的精神推动了文化与社会实践的互动。建立元朝的蒙古族处在封建社会上升阶段，有着较为迫切的发展要求。因此与宋代相比较，元朝务实的文化精神是十分显著的。元朝的奠基人忽必烈主张“应天者惟以至诚，拯民者惟以实惠”，强调“务施实德，不尚虚文”。据此，他提出了“科举虚诞，朕所不取”，废止了科举制度，在人才选拔上强调才干，而不单纯是“以文取胜”；一些关乎国计民生的科学文化在政府的扶持下也得到了快速发展：由政府组织的一系列大规模的天文实测活动，使中国在很多天文学领域处于世界先进水平（如黄道夹角的科学数据、星辰的数量、历法等）；在地理学方面，《大元一统志》开中国官修地理总志之先河，也是中国古代史上篇幅最大的一部官修地理志书；元代编修的方志达到160种，数量超过了宋代；元政府还组织了中国历史上首次对黄河河源的实地科考；在农业技术及农学普及方面，南北东西农作物广泛交流，各地农业技术（如生产工具）取长补短，棉花种植在元代得到全面推广，很多农作物得到普及。政府加强了农业科技的总结和普及工作，司农司编辑的《农桑辑要》是中国古代政府编行的最早的、指导全国农业生产的综合性农书，鲁明善的《农桑衣食撮要》是中国月令体农书中最古的一部，王祯的《农书》是中国第一部对全国农业进行系统研究的农书；在宋代发明活字印刷术的基础上，元代发明了金属活字、转轮排字法和套色印刷术。此外，元政权对医学、造船业、陶瓷制造和水利也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在元朝，中医药学有很大发展，出现了金元四大学派，特别是中国与阿拉伯、波斯等地密切而频繁的交往，不但大大促进了中国人的重大发明及中医药知识广泛向外传播，而且使得当时处于领先水平的阿拉伯及波斯医药学典籍被带来中国并翻译成中文。阿拉伯式的芳香挥发剂、滴鼻剂、露酒剂、油剂与糖浆剂等已经普遍得到推广应用。在元朝的秘书监中，保存了不少阿拉伯人关于医药学方面的著作。中国传统医药学此时已经深受这些外来医药学的影响，特别是中药学扩大了“中药”的内涵，大量吸收、使用由阿拉伯人、波斯人甚至印度人传来的“海药”。元朝政府在太医院下面专门设置广惠司，掌管回回医药事务；公元1291年先后在大都、上都建立“回回药物院”。著名的“回回药方”也是元朝时期从伊斯兰国家传来的。另外，元末杭州穆斯林已经开始设立比较正规的医院为国人治病。元朝不但是中国古代天文学发展的巅峰，而且还是中国数学的最后一个黄金时期。中国人使用阿拉伯数字是从元朝开始的。这些美妙的数字是元朝时期来华穆斯林赠与我们的礼物。1957年，在西安元代安西王府遗址中，考古队员发现五块铸有阿拉伯数字撤离形铁块，其中四块出土时夹在凿刻整齐的两块方石中。经研究，这是用阿拉伯数字排列的六六幻方，其纵、横、对角线的数字之和为“111”。

　　元时的中国，医药学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出现了兼收并蓄、互通有无的局面，大大丰富了医药学知识的内容。

　　《回回药方》（以下简称《药方》）是中国大型综合性回回医药学典籍（作者不详），原有36卷，少数残存本现可见于北京图书馆。该书多以汉语书写，同时夹杂许多阿拉伯语与波斯语医药术语及汉语音译。仅以少数残存本目录就可以看出，《药方》是一部包括内科、外科、妇科、儿科、骨伤和皮肤病等科、内容丰富、具有中西合璧特色的医学典籍；研究中国医药史的学者根据残存部分推断，《药方》约有药方6000～7000首之多，其价值与中医古籍《外台秘要》相当。

　　开创了中国封建时期中西文化交流最繁荣的时代

　　元朝以及四大汗国等政权的产生，使13世纪之后的欧亚政治格局发生重大的变化，东亚、中亚和西亚地区昔日林立的诸多政权顷刻间消失，欧洲的部分地区也纳入蒙古汗国的统治之下。毫无疑问，残酷的战争，剧烈的社会动荡，曾给欧亚各国人民带来巨大的痛苦。但是，征服战争以及随之建立的蒙古政权，在客观上带来的积极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它使欧亚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壁垒被打破。蒙古族统治者鼓励通商的开放政策，便利、安全的驿站交通，拉近了欧亚之间的距离，使各种文化之间的直接对话成为现实，缩短了欧亚大陆区域之间因发展不平衡以及由于地理空间和人为封闭造成的文明进程的差距。交流让中国认识了世界，世界也认识了中国，东西方之间的神秘面纱被揭开，世界文明史由此进入了新的时代。如果从中国文化史角度观察，蒙元王朝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促进了中国的国际化。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对外影响最大的王朝是唐朝和元朝。但是，如果从对外影响范围、往来国家数量和国际地位角度比较，唐朝与元朝是无法比拟的。优惠的通商政策、通畅的商路、富庶的国度、美丽的传说，使元朝对西方和阿拉伯世界的社会各界形成了巨大的吸引力。上都、大都、杭州、泉州、广州已具有国际化都市的色彩，泉州港成为国际最大的对外贸易口岸。旅行家、商人、传教士、政府使节和工匠，由陆路、海路来到中国，他们当中的部分人长期旅居中国，有些人还担任政府官员。据统计，这些人分别来自波斯、伊拉克、阿速、康里、叙利亚、摩洛哥、高丽、不丹、尼泊尔、德里苏丹国、波兰、匈牙利、罗斯公国、英格兰、法兰西、意大利、亚美尼亚、阿塞拜疆、阿富汗等国。归国后一些人记录了他们在中国的见闻。正是这些游记，使西方人第一次较全面地掌握了中国和东方的信息，一个文明和富庶的中国真实地展示在世界面前。这些信息改变了欧洲人对世界的理解和认识。学术界普遍认为，马可波罗等人的著作对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开创了古代中西文化交流最繁荣的时代。元朝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进行经贸往来的国家和地区由宋代的50多个增加到140多个。海路到达非洲海岸，陆路往来直抵西欧，统一的环境为国际间、地区间的交往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条件，史称“适千里者，如在户庭；之万里者，如出邻家”。在大量阿拉伯人、欧洲人涌向东方的同时，中国人的视野也更加开阔，对周边国家、中亚、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的了解更加清晰，足迹甚至延伸到西亚和西欧。人们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和介绍，不再局限于道听途说，而大多是亲身经历。如汪大渊的《岛夷志略》一书，所记印度洋沿岸和南海各国史实“皆身所游览，耳目所亲见，传说之事，则不载焉”。该书记录了数百个地名，以及各地的山川险要、气候物产、人物风俗，与我国的经济、文化交往情况等等，多属前人未载内容。类似的文献还有《西游记》、《西游录》、《北使记》、《西使记》、《真腊风土记》、《异域志》等，反映了元代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新认识和开阔的文化视野。

　　元上都文化的多元化和繁荣

　　上都，又称上京、滦京，地处中原与漠北的交界处。上都是蒙元帝国继哈刺和林之后建立的第二个都城，也是标志着蒙元帝国走向辉煌的历史名城。

　　1251年蒙哥汗即位后，命其弟忽必烈总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为了对刑州、河南、陕西关中等地进行治理，忽必烈由漠北南下，驻帐于桓州、抚州一带，在滦河上游的冲击平原——金莲川广招天下名士，建立了“金莲川幕府”，形成了忽必烈总理中原军国事务兼有文韬武略的人才库、智囊团。确立了崇尚懦学的王道思想，兴复“文治”，以“实天下太平之基”。

　　1256年，忽必烈奉蒙哥汗旨，命刘秉忠“于岭北滦河之阳，筑城堡，营宫室”。北依龙岗，南临滦河，放眼金莲川，1259年建成开平城。 1260年忽必烈在开平即大汗位，开平升为府，一跃为夏都，置中书省，总理全国政务。1263年扩建开平府正式加号为上都，设上都总管府。当时的北平称作燕京，1264年改为中都，八年后改为大都。

　　上都是蒙元大帝国走向全盛时期的政治文化中心。忽必烈大汗的潜藩时期的领地，是成就元王朝帝王大业的发祥地。元世祖忽必烈继成吉思汗、窝阔台汗之大成，马上打天下，马下治臣民，文韬武略，多有建树。三代相继，成为蒙元帝国的全盛期。

　　大元帝国先后有六个皇帝在上都登上大汗皇位。元王朝中期以来，发生的“南坡之变”、 “两都之战”、 “上都兵变” 等宫廷斗争和流血冲突，都证明了上都极重要的政治、军事、文化的地位。

　　大元帝国的广袤的地域和稳定的发展，极大地便利了多元文化的繁荣和与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

　　上都在中外交往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许多外国使者、传教土、商人、游客等，都在上都受到元朝皇帝的接见，建立和发展了友好关系。王恽《中堂事记》记载，中统二年(126t年)，发郎国(欧洲)使者曾到开平朝见忽必烈， “献卉服诸物……上嘉其远来，回赐金帛甚渥”。同年高丽王王植也派王子率高丽参知事李藏用等18人抵卉平。庞德四年(1300年)缅国木连城首领阿散哥遣其弟者苏率91人的使团来中国。元成宗在元上都召见者苏。至正二年(1342年)罗马教皇的使者马黎诺里一行到上都，在慈仁殿受到元顺帝召见。

　　上都常有阿拉失、波斯、突厥等商人往来，被称为“色目商贾”或“回回商人”。意大利威尼斯商人尼古刺兄弟带马可，波罗到中国，在上都受到忽必烈极高的礼遇。马可·波罗在中国居住17年，深得忽必烈器重。著名的《马可·波罗行纪》详细记述了上都的宫殿、寺院、宫廷礼仪、民情风俗，向世界介绍了上都，让世界了解了中国。

　　国外的科学家也来到上都工作，促进了中外科学文化的交流和发展。波斯科学家扎马剌丁曾受蒙哥汗委任筹建天文台，至元八年(1271年)， 上都回回天文台正式成立(也称北司天文台)。忽必烈汗赐封扎马刺丁为提点，为元王朝任命的第一任天文台长。扎马刺丁研制子多种大型天文仪器，并制定了“万年历”。曾任北司天文台少监的冯天章及著名科学家郭守敬都曾受到扎马刺丁的影响。

　　上都城有着众多的佛寺、道宫、回回寺和文庙。除了蒙古萨满教以外，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都很活跃．著名的两次佛道两次大辩论影响深远。佛道两家争辩，由朝庭下旨组织辩析．两家相约：道胜则僧冠首而为道，僧胜则道削发而为僧。 第一次，1255年在漠北哈刺和林，佛教代表少林寺长老福裕驳倒了全真教派的首领李志常。第二次1258年“蒙哥委托忽必烈在开平召集汉地佛道两教代表人物进行第二次辩论。参加辩论的佛教僧侣300多人，道士200多人，达官显贵和儒士200多人，吐蕃(土波) 人班弥恒、八思巴作为统领释教的帝师和克什米尔僧人那摩等宗教首领也参加了辩论大会。各抒己见，不同思想文化争鸣，轰动朝野。

　　上都由于是蒙元政治文化中心，又在世界有着广泛深远的影响，所以通行着多种语言文字。官方通用蒙古文，其文字有畏兀字和八思巴新字。有汉文、藏文和亦思替非(古伊朗波斯)文。

　　孔庙、八思巴帝师寺地位崇高。懦学、蒙古字学、医学、天文学都很兴盛。

　　元世祖忽必烈1260年在上都即大汗皇位。即位诏书大讲“文治”． “朕惟祖宗肇造区宇，奄有四方， 武功迭兴，文治多缺，五十余年于此矣”．中统二年(1261年)世祖皇帝向全国颁发了一道诏书， “宣圣庙及管内书院，有司岁有致祭．月朔释奠，禁诸官员使臣军马，毋得侵扰亵渎，违者加罪。”至元四年(1267年)拨巨款重建孔庙。至顺二年(1331年)和

　　至元二年(1336年)两次颁发诏令，向上都孔庙赐碑。

　　有庙即有学。孔庙得到尊崇，儒学也广为传播。中华文化三大传统，懦、道、佛都有了深入发展。懦家思想核心是“仁”， “仁爱”。崇尚道德．道家以自然为法， “道法自然”，崇尚无为的自然主义，主张“天人合一”，佛家从“解脱”坐标观照人生，信奉“无常故苦”的价值判断，为人们提供了解脱方法和途径的精神依托。儒家治世，道家治身，佛家治心，儒家人世，道家隐世，佛家出世．三家融合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对人的生命价值的关切。二是对人生崇高境界的追求，三是重视心性修养。儒、道、佛得深入阐释和东西方多种宗教与学说的广泛发展都说明了蒙元文化的多元化与繁荣。

　　中华文化有着五千多年的漫长历史。蒙元时期文化和多元性和广收兼容有着显著的特点，这是和贯通欧亚的广袤疆域与文化大视野和众多民族的大一统大融合相一致的，这样的历史条件也是前所未有的。实际上中华文化也正是在不断吸收各民族各地域文化的基础形成的。

　　令世人瞩目的是在元王朝近百年的发展中，文化艺术特别是元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元杂剧在金院本和诸宫调的基础上广泛吸纳多种词曲和技艺的发展成果，达到一个鼎盛的阶段，在中华文化史上与唐诗、宋词相媲美。著名的作家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郑光祖、白朴等成为名传千古之人。 《窦娥冤》、 《西厢记》等一大批佳作，在戏剧和文学方面都有突出的成就，对后来戏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元杂剧留存下来的作品有150种左右，成为人类戏剧和文学艺术的瑰宝。

　　诗歌、书画也有了高水平的发展，出现了一批书画和诗歌大家。赵孟頫书法师承王羲之。圆转遒丽，人称赵体。诗画俱佳。元好问多有传世之作，是有名的诗人和诗评家。蒙元文化是中华文化繁荣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在中华大文化中占有显著的地位。蒙元时期中华版图横跨欧亚的广袤地域和众多民族的大一统局面使得文化的发展具有前所未有的深厚宽广的内涵。中华各民族不同的文化，蒙古本地文化和中原文化，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大交汇，大融合，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和提高的时空。上都作为元王朝的夏都和蒙古大汗的发祥地有着举足轻重的中心地位。与大都相比，上都视为“蒙古人的故土”。与大都相比，同样作为蒙元时期的政治文化中心，上都文化更多体出了蒙古文化的本色。多了萨满教、质孙宴、马奶宴、白翎雀歌舞，品茗芍药等草原特色。元世祖忽必烈潜藩之际即在上都所在的金莲川建立幕府，为元王朝的建立作了思想、文化、理论、人才等多方面的准备。从36岁的总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苦心经营十年，46岁时(1260年)在上都登上大汗皇位。上都“控引西北，东际辽海，南面而临制天下，形势尤重于大都”。(《道国学古录》卷十)上都距原蒙古汗国的政治军事中心哈刺和林较近，是沟通南北东西的重要枢纽。对联络、控制拥有强大势力的漠北蒙古宗亲贵族，在政治、军事上约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文化上同样成为蒙古本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结合部，是融汇蒙古草原文化与汉族农耕文化，西域文化与中原文化集大成之地，是蒙元时期无可争议的政治文化中心。所以说，上都文化是蒙元文化的集中体现，也是蒙古文化高度发展，吸纳多种文化的有益成分，达到历史性的高度。作为元王朝的主流文化对社会和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世界强国，也对世界的文化发展和人类的文明产生了不容忽视的重大影响。

贾思勰（xié）是一千四百多年以前，我国南北朝时代北魏一位杰出的农业科学家。他是山东益都（今寿光）人，出生在一个世代务农的书香门第。他的祖上并不只是那种“日出而做，日落而息”的农民，在劳作的同时，还喜欢读书、学习，特别重视农业生产技术知识的学习和研究。这些都无形之中在贾思勰的脑海里留下深深的烙印。并不很富裕的家中却拥有大量藏书，使贾思勰能够从中摄取各方面的知识，这些都为他日后编撰《齐民要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成年后的贾思勰，开始走上仕途。他曾经做过高阳郡（今山东临淄）太守等官职，并因此到过山东、河南、河北等许多地方。他每到一处，都非常重视农业生产，认真考察和研究当地的农业生产技术，并虚心向一些有着丰富实践经验的老农请教，从而积累了许多农业生产方面的知识。

中年以后，他又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开始亲自从事养羊、种庄稼等农业生产劳动和放牧活动。在经营农牧业的过程中，他对农业生产也有了亲身体会。在遇到问题时，他还时常到各地向有经验的农夫请教。

有一次，贾思勰养的二百多头羊因为饲料不足，不到一年就饿死了一大半。事后他想，下次我事先种上20亩大豆，这下准备的饲料应该足够多了。这样，他又养了一群羊。可是过了一段时间，羊又死了许多。到底是什么原因呢？羊少饲料多，羊也会死亡。就在这时，有人告诉贾思勰，在百里之外有一位养羊的能手，也许能帮助他。贾思勰立刻找到这位老羊倌，向他请教。老羊倌在仔细询问了贾思勰养羊的情况后，找到了羊死亡的原因。原来是因为贾思勰随便把饲料扔在羊圈里，羊在上面踩来踩去，拉屎撒尿也都在上面。羊虽然不会说话，可羊是不肯吃这种饲料的，于是就饿死了。贾思勰又在老羊倌家里住了好多天，认真观察了老羊倌的羊圈，学习了老羊倌一套丰富的养羊经验。回去后，就按照这些养羊的方法去做，效果果然不错。

后来，贾思勰又陆续到过河南、河北、山西、山东等许多地方。每到一处，贾思勰都虚心地向当地有经验的老农请教，学习他们多年积累下来的宝贵生产经验。比如：长着茅草的地要先让牛羊在上面踩过一遍，七月份翻地后，茅草才会死去；长得饱满的、颜色纯正的穗子，一般是首选的种子类型，把它们割下来，高高挂起，等到第二年春天再脱下粒来播种，庄稼长势才好；不同的地理位置，不同的气候环境，要选不同的作物种类。例如风大霜重的山地种谷子，就得选用茎杆坚强的品种；而温暖潮湿的低地种谷子，就得选用生长旺盛产量高的品种。贾思勰在探索、实践中，逐步掌握了许多丰富的生产经验。

贾思勰为什么会对农业生产经验如此感兴趣呢？因为他认识到农业生产和人民的生产生活关系密切，国家能否强盛起来，几乎决定于君主是否重视农业生产。而农业生产要想有发展，就必须依靠提高政府官员和农民的科学技术水平。他亲自进行农业生产活动，总结当时的经验，研究前人的成果。大约在北魏永熙三年（534年）到东魏武定二年（544年）期间，他将自己积累的许多古书上的农业技术资料，请教老农获得的丰富经验，以及他自己亲身实践后的体会，加以分析整理和归纳总结，写成了农业科学技术巨著《齐民要术》。

说《齐民要术》是巨著，是因为该书分为10卷，共92篇，11万字；其中正文约七万字，注释约四万字。另外，书前还各有“自序”、“杂说”各一篇。在“序”中，贾思勰广泛摘录圣明的君主，贤明的宰相以及有识之士等重视农业生产，从而国富民强的事例。《齐民要术》论述的内容相当丰富，涉及面极广，既包括各类农作物、纤维作物、油料作物、染料作物、香料作物、绿肥作物、饲料作物等田间作物，也包括水生植物、蔬菜、瓜果、实用木材等等，就连养猪、养鸡、制造酱醋等农副产品，也都有详细说明。可以说，《齐民要术》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农业百科全书，为我们研究我国古代农业生产提供了极为真实的详细史料。

《齐民要术》的内容和贾思勰的贡献，可从下面几个方面探讨。

《齐民要术》的最大成就，是使我国的农业科学第一次形成了系统理论，对以实用为特点的农学类目作出了合理的归划。在这部书里，贾思勰对当时各种农作物，从初始的开荒耕种及生产前的各样准备，到生产后的加工、酿造和利用等一系列过程，做了全面而详细的描述。比如，对农作物进行分类；分析影响农作物生长的多种因素；针对农作物生长的各个阶段，都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如何改善农作物的生长条件？怎样才能提高农作物适应环境的生长能力？同时贾思勰在这本书里还论述了种植学、林学以及多种动物的养殖学。应该说，《齐民要术》内容异常丰富，结构极其严谨，论述有理有据，并与实践紧密结合。贾思勰所提出的这些问题，正是农业科学所要研究的主要方面。这些研究成果，不但促进了当时的农业生产，就是在今天，仍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

《齐民要术》提出种子的优劣对作物的产量和质量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例如书中共记录各类种子八十多个品种，按照成熟期，植株高度和产量、质量，抵抗不良环境的能力等多种特性进行分析比较。同时说明了如何保持种子的纯度，种子播种前的各项准备工作有哪些，如何做，才能保证播种下去的种子能发育完好，并长出茁壮健康的幼苗。更为可贵的是，贾思勰看到了各种事物相互联系这一辩证规律，描述了环境在生物的存活和生长方面所起的作用，以及生物遗传、变异之间的关系；论述了人工杂交，人工选择及定向培育等育种原理。对于种植蔬菜、果树和林木的扦插、压条和嫁接等育苗方法以及幼树抚育方面的技术作了说明。至今，我们仍然采用其中的许多方法。

贾思勰在进行了大量实地调查研究，总结他所生活实践的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气候特点是：“春多风旱”。在《齐民要术》中详细探讨了抗旱保墒的问题。在书中，他还规范了耕、耙、耱（mo）等基本耕作方式，并与各种技术环节巧妙结合，在理论上说清道理和意义。另外，他还提出以轮换作物品种的办法恢复提高土壤肥力，还出现了绿肥植物的栽培及轮作套种的方式，明确提出农业生产的原理应是因地制宜。

《齐民要术》将动物养殖技术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书中用6篇记录了牛、马、鸡、鹅等家畜、家禽的饲养方法。对于畜力的使用，家畜的饲养，雌雄如何搭配才合适等问题，书中也都有描述。书中还有兽医处方48例，涉及外科、内科传染病、寄生虫病等多种疾病，提出早发现、早预防、早治疗、讲究卫生，以及积极配合防病治病等措施，直至今日，有的措施仍在采用。

农产品的加工、酿造、烹调、贮藏等技术也是《齐民要术》涉及的内容之一。从书中记载的酒、醋、酱、糖稀等的制作过程，可以看出当时的人对微生物在生物酿造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和实际经验。书中记载的蔬菜保存方法，至今在我国北方地区仍在使用。

《齐民要术》还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其中记载了许多关于植物生长发育和有关农业技术的观察资料。例如，书中说椒不耐寒，属于温暖季节的作物，因此越冬时要把它包起来。最可贵的是，书中记述了果树开花期于园中堆置乱草、生粪，漫烟防霜的重要经验。书中认为，如果雨过天晴，又刮西北风降温的话，那天晚上一定有霜。根据这一经验，人们可以提早做好预防准备，避免损失。

值得一提的是贾思勰十分重视对农业生产、科学技术与经济效益的综合分析。在当时，他就能在书中把科学技术与农业生产结合起来，依据一定的理论，从科学道理出发，描述多种经营的方法，可以增加经济效益，增加农民的收入。

《齐民要术》是一部总结我国古代农业生产经验的杰出著作，是一部具有高度科学价值的“农业百科全书”。农史学家称赞该书使中国农学第一次形成精耕细作的完整结构体系。经济史学家认为该书也是封建地主经济的经营指南，为增加经济效益提供了实际方法和途径。再有食品史学家认为该书在农产品加工、酿造、烹调、果蔬贮藏等方面也给出了很好的技巧、方法。

贾思勰的《齐民要术》能得到各界史学家的高度评价，取得如此成功，是和他本人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分不开的。他非常重视吸收前人的经验。在《齐民要术》中，他引用的古书有一百五六十种。这些古书中有不少都失传了，幸亏贾思勰把其中一部分精华摘录下来。比如西汉时期的《氾胜之书》，《四民月令》等许多农学著作。贾思勰虽然十分重视前人的经验，可是并不迷信古书。例如《氾胜之书》中说，黍子的种植要稀一点。可贾思勰通过亲自实践发现，如果密植，棵虽然发得小些，但是籽粒匀称饱满，米色比较白，比稀植效果要好。于是在《齐民要术》一书中，他就纠正了《氾胜之书》的说法。

贾思勰不但吸收书本中的精华，同时还亲自参加农业劳动，积极向群众学习，仔细观察，认真思考，从而获得了大量确切的第一手资料。因此书中很多知识的描述相当精确，如果不是亲自实践，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

贾思勰这种不人云亦云的严谨治学态度是难能可贵的，这和当时社会追求名利，崇尚空谈的作风是迥然不同的。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一书中表达了他济世救民，要求实行变革的政治态度。他认为，只有农业首先得到发展，国家才能富裕起来。他蔑视那些终日吃喝玩乐，不问百姓疾苦的达官贵族。贾思勰很有政治远见，在他看来，如果人民的基本生活无法保障，人们吃不饱，穿不暖，日积月累，达到极点定会引起人们的不满，国家也就难以维持稳定的局面了。

还有一点值得特别提到的是：贾思勰不仅注意总结汉族人民的生产经验，同时还注意学习和吸收各兄弟民族的先进生产经验。例如书中关于畜牧方面的许多好方法，就是从兄弟民族学习来的。

《齐民要术》由于其内容广泛，记述丰富，内容详实，不仅在我国有着深远的影响，而且在国外也有一定的影响。例如日本早在宽平年间（889—897），藤原估世编撰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其中已收录了《齐民要术》。欧洲学者也翻译出版了英、德文本的《齐民要术》。

总之，贾思勰本人尊重劳动，敬重劳动人民，具有一定的远见卓识，能把富国的根本放在农业上，这是很可贵的见解。他还拥有丰富的知识，通晓多方面的知识和技术，将实践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上，不只靠空想，还具有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这些优秀品质在他所著的《齐民要术》中都得到了充分展示。《齐民要术》反映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无限的聪明才智，为保留我国古代农业生产的宝贵经验，推动我国古代农业生产的发展，都做出了重大贡献。贾思勰所著的《齐民要术》称得上是一部不朽的、具有很高科学价值的农学巨著。

农桑辑要是元王朝司农司撰写的一部农业科学著作。中国元代初年司农司编纂的综合性农书。成书于至元十年(1273)。其时元已灭金，尚未并宋。正值黄河流域多年战乱、生产凋敝之际，此书编成后颁发各地作为指导农业生产之用。孟祺、畅师文、苗好谦等参加编写及修订补充，成书于至元十年 (1273年)。选辑古代至元初农书的有关内容，对13世纪以前的农耕技术经验加以系统总结研究。全书7卷，包括典训、耕垦、播种、栽桑、养蚕、瓜菜、果实、竹木、药草、孳畜等10部分，分别叙述我国古代有关农业的传统习惯和重农言论，以及各种作物的栽培，家畜、家禽的饲养等技术。

基本介绍 中文名 ：农桑辑要  拼音 ：Nong Sang Ji Yao 作者 ：孟祺、畅师文 苗好谦 等 属性 ：官书 类别 ：农业 出处 ：永乐大典 地位 ：我国最早官修农书 版本简介,主要内容,基本简介,卷一典训,卷二耕垦,其他卷简介,地位,影响,学术价值,四库提要记载, 版本简介 因系官书，不提撰者姓名，但据元刊本及各种史籍记载，孟祺、畅师文和苗好谦等曾参与编撰或修订、补充。本书在元代曾重刊多次，但以后流传的版本是清代编修《四库全书》时从明代《永乐大典》中辑出的。1979年上海图书馆影印出版了馆藏元刊大字孤本，发现流传版本错漏颇多，应以元刊本为准。 主要内容 基本简介 全书共7卷，6万余字。内容以北方农业为对象，农耕与蚕桑并重。 卷一典训 卷一典训，记述农桑起源及文献中重农言论和事迹； 卷二耕垦 卷二耕垦、播种，包括总论整地、选种和种子处理及作物栽培各论； 其他卷简介 卷三栽桑；卷四养蚕；卷五瓜菜、果实；卷六竹木、药草；卷七孳畜、禽鱼等。内容绝大部分引自《齐民要术》以及《士农必用》、《务本新书》、《四时纂要》、《韩氏直说》等书，虽系摘录，但取其精华，摒弃名称训诂和迷信无稽的说法；其中也有一些文字是出于编纂人之手，都以“新添”标明。 本书在继承前代农书的基础上，对北方地区精耕细作和栽桑养蚕技术有所提高和发展；对于经济作物如棉花和苎麻的栽培技术尤为重视。这在当时是一本实用性较强的农书。 地位 影响 该书是我国农业生产的总结，通俗易懂，影响远及国外。 学术价值 《农桑辑要》，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官修农书。在它之前唐代有武则天删订的《兆人本业》和宋代的《真宗授时要录》，但这两部均已失传。因此《农桑辑要》是就成了我国现存最早的官修农书。 四库提要记载 《农桑辑要》·七卷（永乐大典本） 元世祖时官撰颁行本也。前有至元十年翰林学士王磐序，称诏立大司农司，不治他事，专以劝课农桑为务。行之五六年，功效大著。农司诸公又虑夫播植之宜，蚕缲之节，未得其术，于是遍求古今农家之书，删其繁重，摭其切要，纂成一书，镂为版本进呈，将以颁布天下云云。案《元史》司农司设于至元七年，分布劝农官，巡行郡邑，察举农事成否，达于户部，以殿最牧民长官。史又称世祖即位之初，鹤经》、《鹰经》、《蟹录》至于《相贝经》，而《香谱》、《钱谱》相随入矣。因五谷而及《圃史》，因《圃史》而及《竹谱》、《荔支谱》、《橘谱》至于《梅谱》、《菊谱》，而唐昌《玉蕊辨证》、《扬州琼花谱》相随入矣。因蚕桑而及《茶经》，因《茶经》及《酒史》、《糖霜谱》至于《蔬食谱》，而《易牙遗意》、《饮膳正要》相随入矣。触类蔓延，将因四民月令而及算术、天文，因田家五行而及风角、鸟占，因《救荒本草》而及《素问》、《灵枢》乎？今逐类汰除，惟存本业，用首诏天下崇本抑末，于是颁《农桑辑要》之书于民，均与王磐所言合。惟至元七年至十年不足五六年之数，磐盖据建议设官之始约略言之耳。 焦竑《国史经籍志》、钱曾《读书敏求记》皆作七卷，《永乐大典》所载仅有二卷，盖编纂者所合并，非有阙佚。《永乐大典》又载有至顺三年印行万部官牒。苏天爵《元文类》又载有蔡文渊序一篇，称延祐元年，仁宗特命刊版于江浙行省，明宗、文宗复申命颁布。盖有元一代，以是书为经国要务也。书凡分典训、耕垦、播种、栽桑、养蚕、瓜菜、果实、竹木、药草、孳畜十门，大致以《齐民要术》为蓝本，芟除其浮文琐事，而杂采他书以附益之，详而不芜，简而有要，于农家之中，最为善本。当时著为功令，亦非漫然矣。

《齐民要术》这一本书的表达了作者的观念：

自东汉后的200年间，各地战火频起，农业生产受到破坏，但农业技术并未中辍。魏晋时期，人字耙和无齿耙开始出现，形成“耕-耙-磨”结合的耕作技术，加强旱地防旱的技术，北魏时又积累了一整套针对不同季节的“耕-耙-磨”经验。在此中背景下形成的《齐民要术》，初以手抄本传播[来源请求]，除了详细记录农业，亦抨击商贾漠视民生，“买贱鬻贵”(平买贵卖)，但书中对市场有助货物流通、减少荒灾的作用非常重视，该文资料或为后人所加。《齐民要术》推崇耿寿昌之常平仓、桑弘羊之均输法皆为“益国利民，不朽之术”，并嘲笑孔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

《齐民要术》作者为东魏(534-550)贾思勰，是齐郡益都县(今山东寿光)人，记述黄河流域下游地区，即今山西东南部、河北中南部、河南东北部和山东中北部的农业生产，盖述农、林、牧、渔、副等部门的生产技术知识。 贾思勰青年时代，正值北魏孝文帝所倡孝文汉化运动的高峰，朝廷议政以农为首，督办农业，违者免官。太和九年(485年)又实行均田制，把无主荒地分给无地或少地农民耕种，规定种植五谷和瓜果蔬菜，植树造林。

《齐民要术》是中国保存得最完整的一本古代农牧情况的钜著，由北魏官员贾思勰所著，成书于东魏武定二年(544年)，另一说为533年至544之间。收录公元6世纪时中国黄河流域下游地区的农艺、园艺、造林、蚕桑、畜牧、兽医、配种、酿造、烹饪、储备，以及治荒的技术。书中正文分成10卷，92篇，援引古籍近200种，所引《氾胜之书》、《四民月令》等现已失传的汉晋重要农书，后人只能从此书了解当时的农业运作。该书自出版后，长期受中国历朝政府重视，传遍海外后亦被常成为研究古物种变化的经典，达尔文研究进化论时曾参考一部“中国古代百科全书”，有说此书正是《齐民要术》。在四库全书中为子部农家类。

儒家文化与古代科技并非对立

　儒家以求道、为学、致用最为根本。儒家的“道”为“天人合一”之道，因而需要研究天地自然;儒家的“学”具有知识论倾向，并不排斥自然知识;儒家讲“致用”，也讲运用科技知识。因此，儒家文化与古代科技并非对立。而且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历代都有儒家学者研究自然、研究科技，对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做出直接的贡献。当然，研究自然、研究科技只是儒家最终把握“形而上之道”的手段，只是“小道”，必须服从于儒家的“大道”。

　相当长一段时期，儒学被误解为科学（指自然科学）的对立面，至少与科学无关。其实这是一个误解。中国古代曾有过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科学技术，正如英国著名的中国科技史家李约瑟所言，古代的中国人在科学技术的许多重要方面“走在那些创造出著名的‘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和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 人并驾齐驱，并在公元三世纪到十三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曾经“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在十五世纪之前更是如此”[ ]曾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中国古代科技是在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中萌芽并发展起来的，儒家文化对于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不可能不起着重要的作用。假如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家文化是一种与相科技对立的文化，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又怎么可能会有高度发展的科技？反言之，在一个科技高度发展的社会中，与科技相对立的文化又如何能够成为主流文化？

　一。

　关于“儒家”，《汉书•艺文志》作了较为全面的概述和界定：“儒家者流，……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 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从这段总括性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原创儒家有三个主要的特点，这就是：求道、为学、致用。

　首先，儒家重视求道，“于道最为高”。从《论语》中可以看出，孔子一生致力于求道。《论语•学而》说：“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论语•卫灵公》说：“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论语•里仁》说：“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显然，求道是孔子一生的追求。孔子的“道”，主要讲的是为人处世之道。孔子说：“君子道者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宪问》）又说：“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论语•公冶长》）但最重要的是“忠恕之道”，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

　孔子之道，为思孟学派以及后来的《易传》所发挥，从而形成了儒家的“天人合一”之道。《中庸》曰：“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并且认为，“仲尼祖述尧舜， 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辟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易传》曰：“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周易•乾•文言》）并且明确提出天道、地道与人道统一的 “三才之道”（《周易•系辞下传》）。

　正因为儒家讲的“道”是人道与天道的统一，是“天人合一”之道，所以，儒家又重视“天”，重视研究天地自然，从而形成了儒家的自然观，主要包括：思孟学派的阴阳五行自然观、荀子的气论自然观和《易传》的阴阳八卦自然观，充分表明儒学融合自然之道。虽然从现代科学的角度看，儒家的这些自然观并不能算作是科学，但是在中国古代，阴阳五行自然观、气论自然观以及阴阳八卦自然观一直是古代科技的思想基础，是中国古代科技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次，儒家重视为学，“游文于六经之中”。孔子作为教育家，要求自己和学生有广博的知识。《论语•雍也》说：“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孔子讲“博学”，主张“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论语•述而》），具有知识论倾向;不仅要求学习社会文化，学习伦理道德方面的知识，而且也包括学习自然方面的知识，从而使学生成为“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的君子。这里的“游于艺”，就是学习“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其中的“数”实际上包括了古代的数学知识。而且，孔子还要求学生“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思孟学派和荀子的著作以及《易传》等也广泛涉猎自然知识。

　正因为儒家重学，也重视自然知识，包容科技，先秦儒家自孔子开始就十分重视对于古代科技著作的研究。他们所整理、研究以及撰写的著作中，《夏小正》、《禹贡》、《月令》等都是当时重要的科技著作，《诗经》、《尧典》、《周礼》等也都包含了丰富的科技知识。先秦儒家把科技知识包容于儒学之中，而这些科技著作以及科技知识事实上成为后世儒家学习和研究科技的知识基础。

　再次，儒家重致用。孔子重人道、重学问，最后又落实到致用上。在为政方面，孔子讲“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讲道德教化;同时也讲“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讲利民。这一思想后来被孟子发展成为“仁政”。孟子认为，施行仁政，首先要“制民之产”。他说：“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孟子•梁惠王上》）因而要发展农业生产，要“不违农时”;“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孟子•梁惠王上》）。在儒家看来，讲“仁政”，就要发展农业生产，当然也就离不开发展农业科技。

　儒家讲民本，最终又要落实到发展农业，发展农业科技;与发展农业相关，又要研究天文学、地理学以及数学等等。这表明儒家本身具有发展科技的内在要求，儒家文化与科技密切相关。在中国古代科技体系中，农业科技以及与之相关的实用科学发展较快，其原因概在于此。

　二。

　原创儒家具有的求道、为学、致用的特点，使得儒学融合科学于一体。而且，后世儒家在发展儒学的过程中，大体上继承了这个重要的传统，只是在各个时期，儒家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从儒学发展史看，历代都有儒家学者研究自然、研究科技，对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做出直接的贡献。

　汉代儒家确立了儒家的经学传统，较多地发挥儒家为学包括研究科技知识的特点。汉代经学家在整理和研究儒家经典时，把包含有古代科技知识的儒家著作也确立为经典。按照中国古代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药学和农学五大学科的分类，《周易》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数学知识，《诗经》、《尚书•尧典》、《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以及《春秋》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天文学的知识，《尚书•禹贡》、《周礼•夏官司马•职方》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地理学知识，《周易》、《礼记•月令》等著作中包含了与医学有关的知识，《诗经》、《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等著作中包含有农学知识。尤其是，汉代经学家还把春秋时期的技术著作《考工记》补入《周礼》，列为儒家经典。汉代儒家在整理和研究儒家经典的过程中，对其中的科技知识进行注释和发挥，实际上也是一种科学研究。

　汉代儒学包容科学，不仅表现为汉儒所确立的儒家经典中包含古代科技著作和科技知识，而且，汉代有不少儒家直接参与科学研究，甚至成为那个时代的科学家。汉代儒家普遍对天文历法感兴趣，并有所研究，这不仅有其政治方面的原因，也与儒家讲“天人合一”有着密切的关系。李约瑟说：“天文和历法一直是‘正统’的儒家之学。”[ ]笔者以为，至少在汉代可以这么说。在汉代儒家中，对天文学颇有研究的，至少有扬雄、桓谭、刘歆、贾逵等。扬雄对天文学很有兴趣，主张浑天说，并提出“难盖天八事”。桓谭对天文学也颇有研究，在宇宙结构问题上，反对盖天说，主张浑天说。扬雄和桓谭对于浑天说取代盖天说的地位起到重要的作用。后来的儒家学者刘歆修《三统历》，被认为是“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一部完整的天文学著作”，“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年历的雏形”。[ ]贾逵在天文学上颇有造诣，他所参与修订的东汉四分历比以往各家历法有显著的进步。

　宋代理学确立了儒家的道学传统，较多地发挥了儒家求道包括求自然之道的特点。宋代理学家在当时中国古代科技发展至高峰的背景下，大都深入学习和研究当时的科技。邵雍、张载、二程以及朱熹都对自然现象有过研究。

　朱熹的“理”一开始就具有科学的内涵，它既是形而上的“太极”，又是具体事物包括自然事物的规律，因而也包括了自然规律在内;所以，朱熹理学既是心性之学，又是自然学。这正是对原创儒学“天人合一”的发展。此外，朱熹对于儒家“格物致知”的诠释，使之包含了格自然之物的内涵，赋予了科学的意义。朱熹说：“天地中间，上是天，下是地，中间有许多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人物禽兽，此皆形而下之器也。然这形而下之器之中，便各自有个道理，此便是形而上之道。所谓格物，便是要就这形而下之器，穷得那形而上之道理而已。”（《朱子语类》卷六十二）“上而无极、太极，下而至于一草、一木、一昆虫之微，亦各有理。一书不读，则阙了一书道理;一事不穷，则阙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则阙了一物道理。须著逐一件与他理会过。”（《朱子语类》卷十五）可见，在朱熹广泛的格物中，也包括格自然之物。朱熹非常强调研究自然现象，把握自然之理。他说：“虽草木亦有理存焉。一草一木，岂不可以格。如麻、麦、稻、粱，甚时种，甚时收，地之肥，地之跷，厚薄不同，此宜植某物，亦皆有理。”（《朱子语类》卷十八）“历象之学自是一家，若欲穷理，亦不可以不讲。”（《朱文公文集》卷六十《答曾无疑》）“小道不是异端。小道亦是道理，只是小。如农圃、医卜、百工之类，却有道理在。”（《朱子语类》卷四十九）更为重要的是，朱熹还运用“理”的概念直接研究自然、研究科学，在天文学领域取得重要的成就。他提出了以“气”为起点的宇宙演化学说，提出了地以“气”悬空于宇宙之中的宇宙结构学说以及天有九重和天体运行轨道的思想，在中国天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价值。[ ]

　明清之际，西方科学传入中国。明清时期尤其是明清之际的儒家，较多地发挥了儒家经世致用的传统。他们或者以“格物致知”的名义融合科学、研究科学，或者打着“西学中源”的旗号学习西方科学，会通中西。清代的儒学即使在最后转变成为专注于考据训诂的经学，也依然以特殊的方式研究科学。当时的儒家对于西方科学虽有不同态度，但总体上持积极吸纳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古代科技的近代化。

　明清之际的儒家学者黄宗羲撰写了不少科学著作，其中天文学、数学类著作“有《授时历故》一卷，《大统历推法》一卷，《授时历法假如》一卷，《西历假如》、《回历假如》各一卷外，尚有《气运算法》、《勾股图说》、《开方命算》、《测圆要义》诸书共若干卷”[ ];地学类著作有《今水经》、《四明山志》、《台宕纪游》、《匡庐游录》等;还有《律吕新义》及其它科学著作。清初儒家学者李光地对天文历算有特殊的爱好，与当时的天文学家、数学家梅文鼎交往甚密。在与梅文鼎的交往过程中，李光地对天文学也作了深入的研究，其天文历法类著作主要有：《历象要义》、《历象合要》、《历象本要》等，主编《御定星历考原》、《御定月令辑要》等;还有论文《记太初历》、《记四分历》、《记浑仪》、《算法》、《历法》、《西历》等。清代考据学大师戴震“凡天文、历算、推步之法，测望之方，宫室衣服之制，鸟兽、虫鱼、草木之名状，音和、声限古今之殊，山川、疆域、州镇、郡县相沿改革之由，少广旁要之率，钟实、管律之术，靡不悉心讨索。”[ ]并且撰写了大量的科技著作，其中有天文历法类著作：《原象》、《续天文略》、《迎日推策记》、《九道八行说》、《周礼太史正岁年解》、《周髀北极璿玑四游解》、《记夏小正星象》、《历问》、《古历考》等;数学类著作：《勾股割圜记》、《策算》等;地学类著作：《水地记》、《直隶河渠书》、《汾州府志》等;技术类著作：《蠃旋车记》、《自转车记》、《释车》、《考工记图》等。清代著名的汉学家焦循是与汪莱、李锐齐名的重要数学家。[ ]《畴人传》“续编”说：“尚之（李锐）在嘉庆间，与汪君孝婴（汪莱）、焦君里堂（焦循）齐名，时人目为谈天三友。”[ ]焦循的数学著作有：《加减乘除释》、《天元一释》、《释弧》、《释轮》、《释椭》、《开方通释》等。此外，焦循还有《禹贡郑注释》、《毛诗地理释》、《毛诗鸟兽草木虫鱼释》、《李翁医记》等科学类著作。

　纵观儒学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历代都有儒家学者研究自然、研究科技，并撰写科技著作，把科学与儒学融合在一起。

　三。

　儒学融合科学，然而在儒学体系中，科学只是其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并不占据主导地位。虽然儒家也需要研究天地自然，但是，这种研究本身并不是目的，而只是儒家最终把握“形而上之道”的手段。对于儒家来说，科学既不是可有可无，也不是最为重要。儒家既不反对科学，也不将科学摆在首要的位置上。尤其是当科学与儒学发生矛盾时，当需要对科学与儒学的重要性作出比较和权衡时，科学往往处在次于儒学的地位。

　正因为如此，儒家对于科学的态度往往会受到今天推崇科学的人们的误解。甚至李约瑟也认为，“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儒家反对对自然进行科学的探索，并反对对技术作科学的解释和推广。”[ ]并以孔子反对樊迟学稼加以说明。其实，孔子反对“樊迟学稼”是否可以用来证明儒家反对科技，则需要作进一步的分析。

　据《论语•子路》记载：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 莫敢不敬;上好义， 莫敢不服;上好信， 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然而，孔子反对樊迟学稼，只是因为在孔子看来，义的价值要高于利，道德的价值要高于实际的技能;只是就义与利、道德与实际技能相比较而言的;并不是不要利，不要实际技能，而是不要只讲利，只讲技能。因此，孔子反对樊迟学稼并不存在反对科技、鄙视科技的问题。

　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