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本是肯定有的。

不过首先，现在流行的史书虽然经过清朝的删改修订，不过那些改动并不是非常大，或者说很符合现代社会的“和谐”特征，例如将一些比较激愤的语言换掉或者删除而已。

再者，很多书籍也只是认为可能是伪书而已。究竟谁真谁假还真难说，就像儒家的古今文争论。

如果真想找那些原件的话，在台北故宫应该有不少--当时是有修改和销毁的记录文件的。不过这个只是可能的猜测，因为故宫在历史上经历了很多的变故，尤其是晚清的动荡。据说那些文件在清朝的时候被严密的保管在故宫的库房里。

最近有个记录片说，在1912年的时候，有一批8000麻袋那么多被当成废纸差点销毁，幸好被民间力量抢救了部分，包括明朝 洪承畴 等的书稿，这些东西现在应该都在大学的研究所里面堆着吧。

再有就是近些年的考古发现，例如有很多古代书籍本来被认为是假的，却偏偏在古墓里出现的现象。。

最末就是，很汗颜的说，大陆方面的学术气氛相当的差，或者说除非是专门的研究机构和人员，几乎很少有人去注意历史的真实。或者说，就是“盗版书”的概念，不但现代人的书能出盗版，古代的也一样。或者说在书店买古籍的也大多是回去当摆设的。。---本人在去年就非常不幸的买了本100篇的史记。。。

哈哈，再搬到楼下来住。。

感觉上文科类的大学里面应该有这些东西的。似乎是上海的复旦大学还专门有个“线装书库”的样子据说有数百万册“线装书”，据说都是民国以前的。http://wwwjdgjsorg/ 这个是吉林大学的古籍所的网页。相关的专业研究应该还很多，不过一般只是专业人员去了解。

再说下，其实个人感觉也是那句意大利克洛德的话“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而在现代的气氛下，可以想象，每天郁闷的工作之后，躺在床上最希望读的应该是通俗的无厘头或者玄幻其他什么清闲的书。读古书很累人的。所以，也不用哀叹人心不古什么的。套用那句话叫“民风，国脉之所向”。

最后附一下，对于老毛，不想去评价他，想想一个对学者都不尊重的人会尊重知识么，只是哗众取宠罢了。不过虽然造成中国“文化沙漠”由他的一份功劳，但从历史的整体上来讲，他做得没错，或者说是那个时代的必须选择。

明朝主要的是《永乐大典》是世界从古到今最庞大的书籍。庞大到只有两分，一份在明朝晚期遇到火灾烧毁，一份在八国联军攻打北京时候焚毁。但还有100多卷流传下来，从中找到很多古代失传的经典书籍。

永乐大典的特点是不删改原文。

满清在大兴文字狱的时候编纂《四库全书》，借机销毁了大量的珍贵古籍。即使没被销毁的，也被满清窜改的面目全非。《四库全书》编纂的过程就是我国古籍被有计划有步骤销毁窜改的过程。不过很多古籍在民间和海外有流传，现在才能见到真面目。例如，园林经典《园冶》，科学巨著《天工开物》等。

我国作为拥有五千年文化的文明古国，从殷墟甲骨、敦煌遗书、西夏文献等等，无论提到哪一件中国的传统文化古籍都是让人羡慕无比的瑰宝。

当阿里达摩院利用数字化技术，在四川大学的文史专家们的牵线搭桥下。终于在汉典重光平台上回归了首批数字化的古籍，包含40余种宋元刻本、写本，共有20万页。让我们不禁看到了新的希望。

我国古籍流失最严重是主要原因是战乱。当时许多所谓的外国科考队趁着混乱的局势，肆无忌惮的盗挖、偷运、走私、贸易。导致殷墟甲骨、敦煌遗书、西夏文献等众多古籍珍本纷纷流落海外。更有甚者连流落何方都无从得知。让国人为此感到心痛不已。

而在全球许多博物馆内都可以看见这些中国古籍的身影。让我国著名学者郑振铎曾经发出无奈的感慨：“史在他邦，文归海外”。国家政府对这些流失海外的古籍也极其高度重视，但是在国际环境影响下，我国想要全部追回这些古籍原件的难度非常大。有很多时候也是凭着爱国人士的一腔热忱通过拍卖、捐赠等方式让古籍回家。

这些古籍都是我们五千年文明的历史见证，是我国发展的历史载体。对我们国家的历史发展研究提供了更详尽清楚的路径。为了避免这些古籍再次流失遭受毁坏。我国许多地方都成立了专门的古籍保护研究院，除了运用传统的修补技艺来修补受损的古籍外。还通过数字化这种科学技术让这些珍贵的古籍得到长久的保存。每一本能传承至今的古籍都是无数前人耗费心血或牺牲生命保留下来的，而我们必须更好的将这些传承给后世子孙们。

爱新觉罗·弘历（即乾隆）下令，由纪晓岚主编。

《四库全书》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套图书集成（其次是明朝的永乐大典）。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开始编纂，历时9年成书。共收书3503种，79337卷，36304册，近230万页，约8亿字。整套书收录了从先秦到清乾隆前大部的重要古籍（一部分被列为禁书），涵盖了古代中国的几乎所有学术领域。

整套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44类，其中也包括了《论语》、《大学》、《孟子》、《中庸》、《周易》、《周礼》、《礼记》、《诗经》、《孝经》、《尚书》、《春秋》、《史记》、《尔雅注疏》、《说文解字》、《史记》、《资治通鉴》、《孙子兵法》、《国语》、《水经注》、《战国策》、《本草纲目》、《茶经》等其他经典著作，还有日本、朝鲜、越南、印度以及来华欧洲传教士的一些著作，为后代学者研究中国古代文化提供了较完善的文献资料。

《四库全书》的编纂

清乾隆38年（1773年）2月朝廷设立了“四库全书馆”，负责《四库全书》的编纂，由乾隆皇帝的第六个儿子永瑢负责，任命皇室郡主于敏中为总裁，大学士以及六部尚书、侍郎为副总裁，召著名学者纪昀为总纂官开始编纂这套卷帙浩繁的丛书。陆锡熊、孙士毅、戴震、周永年、邵晋涵等其他学者也参与了编纂。曾参与编撰并正式列名的文人学者达到3600多人，而抄写人员也有3800人。

《四库全书》收录了当时在全国各地征收的流通图书、清内廷收藏的图书以及《永乐大典》中辑出来的珍本善本。据统计，光是征收得的图书就达13501种。这些书筛选后按“著录书”及“存目书”分别收入，其中“存目书”不录全书，只摘部分内容，而“著录书”则经过整理、校勘、考证后，按特定格式重新抄写存入，誊写完成后，还要与原本反复校勘。最后收录的图书有3461种。

《四库全书》为了美观与便于识别，采用分色装潢，经部绿色，史部红色，子部月白色（或浅蓝色），集部灰黑色。四部颜色的确定，依春夏秋冬四季而定。《四库全书总目》因为是全书纲领，采用代表中央的**。

乾隆49年（1784年）四套书陆续完成，全书共抄7部，分别贮于北京紫禁城皇宫文渊阁、京郊圆明园文源阁、奉天故宫（今沈阳）文溯阁、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合称“内廷四阁”（或称“北四阁”）。又在镇江金山寺建文宗阁，扬州大观堂建文汇阁，杭州西湖行宫孤山圣因寺建文澜阁，即“江浙三阁”（或称“南三阁”），各藏抄本一部。副本存于京师翰林院。其中文渊阁本最早完成，校勘更精、字体也更工整。

乾隆52年（1787年）乾隆皇帝抽查《四库全书》时发现一些书有诋毁清朝的字句，因此下令重检《四库全书》，并最终删除《诸史同异录》等11部。但这11部书虽然从《四库全书》中删除，但是依然存在宫中，没有销毁，这11部书中的9部还流传到今天。

嘉庆八年（1803年）由纪昀主持进行了《四库全书》最后一部分官修书籍的补遗工作，进一步完善《四库全书》。

删改古籍

编纂四库全书时，清廷为维护统治，大量查禁明清两朝所谓有违碍字句的古籍，见四库禁书。并且大量篡改古籍，如岳飞的《满江红》名句“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胡虏”和“匈奴”在清代是犯忌的，于是《四库》馆臣把它改为“壮志饥餐飞食肉，笑谈欲洒盈腔血”。张孝祥的名作《六州歌头·长淮望断》描写孔子家乡被金人占领“洙泗上，弦歌地，亦膻腥”。其中“膻腥”犯忌，改作“亦凋零”等等。

《四库全书》的命运

《四库全书》完成至今的两百年间中国历经动乱，《四库全书》也同样饱经沧桑，多份抄本在战火中被毁。其中文源阁本在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火烧圆明园时被焚毁，文宗、文汇阁本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被毁；杭州文澜阁藏书楼1861年在太平军第二次攻占杭州时倒塌，所藏《四库全书》散落民间，后由藏书家丁氏兄弟收拾、整理、补钞，才抢救回原书的四分之一，于1881年再度存放入修复后的文澜阁。文澜阁本在民国时期又有一次大规模修补，目前大部分内容已经恢复。因此《四库全书》今天只存4部，其中文渊阁本原藏北京故宫，后经上海、南京转运至台湾，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也是保存较为完好的一部）。文溯阁本1922年险些被卖给日本人，后从沈阳故宫转运至兰州，藏甘肃省图书馆，文津阁本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而残缺的文澜阁本则藏于浙江省图书馆。

1966年10月，为保护《四库全书》安全，经中央有关部门协调，辽宁省将文溯阁《四库全书》秘密运至兰州，藏于山中。目前，辽宁有关人士要求归还，以“书阁合璧”。甘肃方面也修建藏书楼，加强保护。文溯阁《四库全书》其最终归属仍未定。

民国初期，商务印书馆影印了《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了文渊阁本《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曾将之缩印。1999年上海人民出版社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分别出版发行文渊阁本《四库全书》电子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