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园林艺术是人类文明的重要遗产。它被举世公认为世界园林之母，世界艺术之奇观。中国的造园艺术，以追求自然精神境界为最终和最高目的，从而达到“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审美旨趣。它深浸着中国文化的内蕴，是中国五千年文化史造就的艺术珍品，是一个民族内在精神品格的生动写照，是我们今天需要继承与发展的瑰丽事业。

据有关典籍记载，我国造园应始于商周，其时称之为囿。商纣王“好酒*乐，益收狗马奇物，充牣宫室，益广沙丘苑台(注：河北邢台广宗一带)，多取野兽（飞）鸟置其中……”。周文王建灵囿，“方七十里，其间草木茂盛，鸟兽繁衍。最初的“囿”，就是把自然景色优美的地方圈起来，放养禽兽，供帝王狩猎，所以也叫游囿。天子、诸侯都有囿，只是范围和规格等级上的差别，“天子百里，诸侯四十”。 汉起称苑。汉朝在秦朝的基础上把早期的游囿，发展到以园林为主的帝王苑囿行宫，除布置园景供皇帝游憩之外，还举行朝贺，处理朝政。汉高祖的“未央宫”，汉文帝的“思贤园”，汉武帝的“上林苑”，梁孝王的“东苑”（又称梁园、菟园、睢园），宣帝的“乐游园”等，都是这一时期的著名苑囿。从敦煌莫高窟壁画中的苑囿亭阁，元人李容瑾的汉苑图轴中，可以看出汉时的造园已经有很高水平，而且规模很大。枚乘的《菟园赋》，司马相如的《上林赋》，班固的《西都赋》，司马迁的《史记》，以及《西京杂记》、典籍录《三辅黄图》等史书和文献，对于上述的囿苑，都有比较详细的记载。

明、清是中国园林创作的高峰期。皇家园林创建以清代康熙、乾隆时期最为活跃。当时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给建造大规模写意自然园林提供了有利条件,如“圆明园”、“避暑山庄”、“畅春园”等等。私家园林是以明代建造的江南园林为主要成就,如“沧浪亭”、“休园”、“拙政园”、“寄畅园”等等。同时在明末还产生了园林艺术创作的理论书籍《园冶》。它们在创作思想上,仍然沿袭唐宋时期的创作源泉,从审美观到园林意境的创造都是以“小中见大”、“须弥芥子”、“壶中天地”等为创造手法。自然观、写意、诗情画意成为创作的主导地位，园林中的建筑起了最重要的作用,成为造景的主要手段。园林从游赏到可游可居方面逐渐发展。大型园林不但摹仿自然山水,而且还集仿各地名胜于一园，形成园中有园、大园套小园的风格。

自然风景以山、水地貌为基础,植被做装点。中国古典园林绝非简单地摹仿这些构景的要素,而是有意识地加以改造、调整、加工、提炼，从而表现一个精练概括浓缩的自然。它既有“静观”又有“动观”，从总体到局部包含着浓郁的诗情画意。这种空间组合形式多使用某些建筑如亭、榭等来配景,使风景与建筑巧妙地融糅到一起。优秀园林作品虽然处处有建筑，却处处洋溢着大自然的盎然生机。明、清时期正是因为园林有这一特点和创造手法的丰富而成为中国古典园林集大成时期。到了清末，造园理论探索停滞不前，加之社会由于外来侵略，西方文化的冲击，国民经济的崩溃等等原因，使园林创作由全盛到衰落。但中国园林的成就却达到了它历史的峰巅，其造园手法已被西方国家所推崇和摹仿，在西方国家掀起了一股“中国园林热”。中国园林艺术从东方到西方，成了被全世界所共认的园林之母，世界艺术之奇观

从园林的建筑风格看，古典园林有西方古典园林和中国古典园林两大系统，规整园林和风景园林两种基本形式。古今中外，园林都是因地制宜，巧妙借景，使建筑具有自然风趣的环境艺术，它们是自然的艺术再现。如果说中外园林在艺术风格上存在基本差异的话，那就是中国古代园林重在体现“天人合一”的观念，而西方园林则重在表现人为的力量。;西方古典园林以法国的规整式园林为代表，崇尚开放，流行整齐、对称的几何图形格局，通过人工美以表现人对自然的控制和改造，显示人为的力量。它一般呈具有中轴线的几何格局：地毯式的花圃草地、笔直的林阴路、整齐的水池、华丽的喷泉和雕像、排成行的树木（或修剪成一定造型的绿篱）、壮丽的建筑物等，通过这些布局反映了当时的封建统治意识，满足其追求排场或举行盛大宴会、舞会的需要。其最有代表性的是巴黎的凡尔赛宫。中国古典园林是风景式园林的典型，是人们在一定空间内，经过精心设计，运用各种造园手法将山、水、植物、建筑等加以构配而组合成源于自然有高于自然的有机整体，将人工美和自然美巧妙地相结合，从而做到虽由人作，宛若天成。这种“师法自然”的造园艺术，体现了人的自然化和自然的人化，使中国园林属于写情的自然山水型。它以自然界的山水为蓝本，由曲折之水、错落之山、迂回之径、参差之石、幽奇之洞所构成的建筑环境把自然界的景物荟萃一处，以此借景生情，托物言志。中国古典园林还将中华民族的性格和文化统统表现了出来，如端庄、含蓄、幽静、雅致等。它使人足不出户而能领略多种风情，于潜移默化之中受到大自然的陶冶和艺术的熏染。中国园林讲究“三境”即生境、画境和意境。生境就是自然美，园林的叠山理水，要达到虽由人作，宛若天成的境界，模山范水，取局部之景而非缩小。山贵有脉，水贵有源，脉源相通，全园生动。所谓画境就是艺术美。我国自唐宋以来，诗情画意就是园林设计思想的主流，明清时代尤甚。园林将封闭和空间相结合，使山、池、房屋、假山的设置排布，有开有合，互相穿插，以增加各景区的联系和风景的层次，达到移步换景的效果，给人以“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印象。意境即理想美它是指园林主人通过园林所表达出的某种意思或理想。这种意境往往以构景、命名、楹联、题额和花木等来表达。我国古典园林因其建筑风格和特点，一般分为三大类型：北方型，以北京为主，多为皇家园林。其规模宏大，建筑体态端庄，色彩华丽，风格上趋于雍容华贵，着重体现帝王威风与富贵的特色，如:颐和园;北海公园；承德避暑山庄;等，其中承德避暑山庄是我国现存最大的皇家园林。江南型，以苏州园林为代表，多为私人园林，一般面积较小，以精取胜。其风格潇洒活泼，玲珑素雅，曲折幽深，明媚秀丽，富有;江南水乡;特点，且讲究山林野趣和朴实的自然美。他善于把握有限的空间，巧妙地组合成千变万化地园林景色，充分体现了我国造园的民族风格，并广泛吸取了中国山水画的理论，如:拙政园、网师园等。岭南型，以广东园林为代表，既有北方园林的稳重、堂皇和逸丽，也融会了江南园林的素雅和潇洒，并吸收了国外造园的手法，因而形成了轻巧、通透明快的风格，如:广州越秀公园;杭州西湖等。值得一提的是，我国园林建筑一般具有多曲、多变、雅朴、空透四大特点。多曲是为了和风景环境和谐组合，设计曲径、曲桥、曲廊、飞檐翘角等；多变是为了适应山水地形的高低曲折，因地制宜，灵活布置；雅朴指追求宁静自然、简洁淡泊、朴实无华、风韵清新的风格；空透是为了使人们可以自由自在地环顾四周，尽情赏景，以达到“纳千顷之汪洋，收四时字浪漫”的观景效果。需要补充的是，除了上面罗列的一些文化、历史名胜之外，还有诸如革命纪念地、名人故居等，他们以特有的纪念意义吸引着众多的旅游者

古籍的版本类型 自从图书产生以来，特别是自从版印图籍产生以来，从内容、性质、形式等方面派生出许多版本类型和版本称谓。主要有：稿本、写本、抄本、刻本、活字印本、官刻本、坊刻本、私宅刻本、家刻本、自刻本、监刻本、经厂本、内府刻本、藩府刻本、殿本、局本、聚珍本、套印本、百衲本、书帕本、巾箱本、袖珍本、初刻本、重刻本、翻刻本、影刻本、重修本、递修本、朱蓝印本、四库底本、毛抄本。 稿本 古书版本著录中运用稿本概念大约有三种情况，一是指手稿本，二是指清稿本，三是指修改稿本。手稿本指的是由作者自己亲笔书写的自己的作品，判断这个极不容易，没有绝对把握，不敢运用手稿本的概念。清稿本指的是誊清的书本。誊清就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由作者自己誊清，这在实际上应该归入手稿本；另一种是由别人誊清，实际上这已不具备稿本性质。故对清稿本概念的运用要特别慎重，不能以今度古，把现代人关于稿子的概念硬加在古稿本的头上去。修改稿本指的是在誊清的本子上又由作者亲笔加以修改。这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作者自己誊清后自己又作修订，这在实际上又应归于手稿本；一种是别人誊清后作者亲笔加以修订，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可用修改稿本的概念。这三种概念在通常的古书著录中都见有人运用，但在实践上并不十分确切，且容易造成混乱。国家图书馆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只用“稿本”一个概念，将作者亲笔书写、誊清、修改的情况，通通包容在“稿本”概念里边。而对由别人誊清的书本，则以“写本”或“抄本”称之；别人誊清作者自己亲笔修改的书本，则仍以“写本”或“抄本”称之，紧接着于其后注明某某校改。 写本 写本是相对于稿本、抄本和印本的名称。在古书版本著录中，凡运用写本概念，大约也有三种情况。一是时代早。唐以前，书籍生产都靠手写传抄，无所谓刻本印本，故统称为写本。人唐以后，刻本书渐行，至宋而盛。然唐宋所处的时代仍是较早，故唐宋时期手写传抄的书籍，仍称为写本。元以后传抄的书籍，便以抄本名之了。二是地位高。无论时代早晚，印本书是否盛行，一书的传抄凡出自名流学者之手，往往也要以写本名之，而不称其为抄本。三是涉及宗教。凡是抄写佛经、道经，抄写者常是为了还愿或做功德，有对宗教的崇信和虔诚包容在里边，故只称其为写经，而绝不称为抄经。至于早期写经生抄写的经卷，虽不是为了自己还愿做功德，而是为了佛门的善男信女们买去还愿，但由于其抄写时代早，也只能以写本名之。至于自己著作，自己抄写流传，那就不论其时代早晚，地位高低，便一律以稿本名之了。 抄本 在古书版本著录中，抄本的称谓经常应用，经常出现。除了写本、稿本之外，凡依据某种底本而再行传写者，均可以抄本名之。 刻本 刻本，亦称刊本、椠本、镌本，均指雕版印刷而成的书本。中国雕版印刷术发明很早，唐代已有雕版印刷的书籍流行。五代已由政府指令国子监校刻《九经》及《经典释文》。至宋代，雕版印刷的书籍大兴，旁及辽、金、西夏；直至元、明、清，前后盛行1000余年。在发展过程中，因时代不同，又有宋、辽、西夏、金、蒙古、元、明、清刻本的不同称谓；因地域不同，又有浙刻本、蜀刻本、闽刻本等不同称谓：具体细分，又有杭州本、越州本、婺州本、衢州本、潭州本、赣州本、池州本、建阳本、麻沙本、崇化本、平水本、眉山本等不同称谓；因出资和主刻性质不同，又有官刻本、私刻本、家刻本、自刻本、坊刻本等不同称谓；具体区分，又有内府本、监本、府州军本、仓台本、计台本、殿司郎局本、公使库本、郡斋郡庠本、兴文署本、广成局本、行中书省本、各路儒学本、书院本、司礼监本、经厂本、藩府本、布政司本、廉访司本、殿本、局本等不同称谓；因刻版形态不同，又有大字本、小字本、书帕本、巾箱本、袖珍本等不同称谓；因版印技术不同，又有墨印本、朱印本、蓝印本、套印本等不同称谓；因版印早晚不同，又有初刻本、复刻本、初印本、后印本、重修本、递修本等不同称谓。总之，什么时代、什么地区、什么单位、什么部门刻的书本，就可题为某某时代、某某地区、某某单位、某某部门刻本。 活字印本 用活字排版印刷的书本，均称活字印本。北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平民毕昇首先发明了泥活字。南宋的周必大，蒙古太宗十三年至海迷失后三年(1241-1250)时期的姚枢，清道光十二年(1832)的李瑶、二十四年(1844)的翟金生，都曾依据毕昇泥活字印书的原理，自制泥活字，实践并光大了泥活字印书的创举。元大德年间(1297-1307)，农学家王祯又制成了木活字，并印刷《旌德县志》。此后，木活字发展较快，非但有汉文木活字，还有西夏文、回鹘文木活字。进入明、清，木活字书普遍流行，江南各省的祠堂常用木活字排印宗谱。还出现了串乡走镇专为人排印家谱的谱匠。明崇祯十一年(1638)以后，北京朝廷发行的“邸报”，也改用木活字排印。清代无论官署、私宅、坊肆，木活字印书更为普遍。规模最大的是乾隆时期用木活字排印的《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凡134种。金属活字包括铜、锡、铅活字，其中以铜活字印书较多。明朝弘治、正德时期无锡华、安两家的铜活字印书最有名，清雍正年间内府用铜活字排印的《古今图书集成》，是规模最大的金属活字印刷工程。著录活字印本，就要根据不同材料的活字，采取不同的著录称谓，如泥活字印本、木活字印本、铜活字印本等。 官刻本 官刻本是指清及清以前历代出公帑或由国家某种机构、单位主持雕印的书本。中国雕版印书始自唐朝。自五代起，始由国子监校刻经书，开官刻本之先河。两宋国子监、中央各部、院、司、局、殿，地方各府、州、县、军官署，各府、州、县学，各地仓台、计台、公使库；元代兴文署、广成局、中书省、行中书省、各路儒学、各地书院；明代两京国子监、中央各部、院，内府各监，各藩府，各布政使司，各府、州、县衙署，各级各地学校；清代武英殿、内府各监、中央各部、地方各级行政、文化机构、各省官书局等，凡由这些单位出资或主持刻印的书，均可称为官刻本。但在著录实践中，历来不采用“官刻本”这种称谓，而是将其分解，具体著录。国子监刻的书就称为国子监本，公使库刻的书就称为公使库刻本，经厂刻的书就称为经厂刻本，武英殿刻的书就称为武英殿刻本等。 坊刻本 坊刻本指唐至清历代各地书坊刻印的书本。书商编刻图书并经营书业的书坊，唐代已经出现，至两宋而兴盛。北宋的开封、南宋的杭州，都开有很多书坊、书斋、书轩、书林、书堂、书肆、书棚、经籍铺、纸马铺等。四川、两湖、江、浙、皖、赣、闽，尤其是福建建阳的崇化、麻沙等，也都有很多书坊。元代四川书坊衰落，山西平阳(今临汾)书坊兴起，福建书坊继续发展。明代南北两京，苏州、扬州、杭州、徽州、常熟、建阳，仍是书坊林立。清代书坊遍布全国各地，但有的已是单纯经销并不编刻图书了。所有历代这些书坊刻印的书，都可以称为坊刻本。但在版本著录的实践上，一般不使用坊刻本这个称谓，而是分解之后具体著录，如唐刻《陀罗尼经咒》，便著录为“唐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刻本”，《十七史》便著录为“明毛氏汲古阁刻本”等。 私宅刻本 私宅刻本指历代私家出资或主持刻印的书本。私宅家塾刻书的性质，与书坊刻书不尽相同。书坊刻书以出售营利为主要目的，私宅、家塾刻书多出于对圣贤、先辈、师友的崇尚，要推广某种思想和学说。明、清私宅刻书，有时也为了传布某些罕见的版本。但在版本著录实践上，一般并不使用私宅刻本这个称谓，而是分解之后具体著录。如宋黄善夫家塾之敬室所刻的《史记》，便著录为“宋黄善夫家塾刻本”；宋蔡梦弼东塾刻印的《史记》，便著录为“宋蔡梦弼东塾刻本”；宋蔡琪家塾之敬室刻印的《汉书集注》，便著录为“宋蔡琪家塾刻本”；南宋廖莹中世彩堂刻印的《韩柳集》，便著录为“宋廖莹中世彩堂刻本”；元代天历间褒贤世家家塾刻印的《范文正公集》，便著录为“元天历褒贤世家家塾岁寒堂刻本”。 家刻本 家刻本指历代自家出资或主持刻印的自己家人著作的书本。家刻本与私刻本性质不同。家刻本的实施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出资委托书坊，按自家满意的版式行款刻印；一种是自备木板，召雇刻印良工上门，让他们按自家的意愿设计行款版式刻印。这两种方式雕刻的书版都归自家所有，自家收藏。故古书雕版处与藏版处不全都一致。家刻本多为家族中晚辈实施，故校勘刻印一般都比较好。 自刻本 自刻本指历代由作者自己出资或主持刻印的自撰的书本。从出资的角度看，与家刻本性质近似；从所刻书的作者看，则与家刻本绝然不同。家刻本的作者范围限在本家族中，自刻本的作者仅指作者自己。自刻本始自五代和凝。《旧五代史·和凝传》说他平生为文章，长于短歌艳曲，尤好声誉。有集百卷，自篆于版，模印数百帙，分惠于人。五代以后，历代都有自刻本行世。自刻本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作者自己委托书坊或召雇雕印工匠，按照自己的意愿设计版式行款，施刀镌印；一种是不但自己出资，还要自己写样上板，然后委托书坊或召雇工匠刻印。所以自刻本一般都校勘精审，刻印精良，若是作者自己手写上版，就更为珍贵。清代郑板桥号称诗、书、画三绝，他自己写样上版雕印的自著《板桥集》，堪称艺术珍品。 监刻本 监刻本亦简称监本，指历代国子监刻印的书本。国子监，亦称国子学，简称“国学”，是中国封建时代的最高学府和教育管理机构。国子监刻书始于五代，后唐朝长兴三年(932)，宰相冯道、李愚请令判国子监事田敏等校定九经，刻版印售。到后周太祖广顺三年(953)，《九经》全部刻完，前后历时21年。后周世宗显德二年(955)，国子监祭酒尹拙奏请兵部尚书张昭、太常卿田敏同校勘《经典释文》，刻板印行。宋代国子监的刻书规模和刻印范围，都比五代时要大得多。景德二年(1005)，距建国仅40余年，经、传、正义皆经过校勘，刻板印行。所集书籍版片10万余块。到北宋末年，正史亦由国子监全部校刻行世。南宋国子监所刻的书并非都是本监所雕，很多是本监校勘后下各地镂版。如《七经正义》、《史记》、《汉书》、《资治通鉴》诸书，都是由杭州镂版进呈。宋代国子监除主刻正经、正史外，还以医方一字差误，其害匪轻，故重要医籍也由国子监分官详校，镂版颁行。如《脉经》、《千金要方》、《千金翼方》、《补注本草》、《图经本草》等，宋代国子监都曾校刻行世。元代的中央刻书机构是兴文署和广成局，属秘书监，不属国子监，故无监本之称。明代南京、北京都设有国子监，刻书数量甚多。清代纂修校刻书籍多数在武英殿。清代国子监仅刻过极少的书。对于历代国子监所刻的书，均可著录为各时代的国子监刻本。 经厂本 经厂本专指明代经厂所刻印的书本。经厂是司礼监所属的机构，专管经书印版及印成书籍、佛经、道藏、蕃经等。经厂设掌司4员或六七员。经厂规模随着司礼监的权限及规模的扩大而扩大。洪武时内府有刊字匠150名，每二年一班；裱褙匠312名，印刷匠58名，一年一班。嘉靖十年(1531)，调整精简过内府匠役，实留12255名，著为定额。其中司礼监占有1583名。而专事书籍刻印者为：笺纸匠62名，裱褙匠293名，摺配匠189名，裁历匠80名，刷印匠134名，笔匠48名，黑墨匠77名，画匠76名，刊字匠315名。总为1274名。据极不完全统计，明代司礼监经厂前后刻印的经、史、子书、祖训、圣训，以及《四书》、《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千家诗》、《神童诗》等内书堂课本，达168种。经厂本特点是开本大，印纸精，行格疏，字体大，粗黑口，铺陈考究。但由于出自内宦之手，校勘不精，故不为学人所珍重。 内府刻本 内府刻本这个称谓很不科学，很不确切。但历代相沿，版本著录和行文中又常出现这个提法。唐代有内府之役，它是指划归五府三卫和东宫三府三卫管辖的折冲府，下设若干监，分管内廷庶务。所谓内府刻本，并不专指由内务府各监所刻的书本。实际上，历来在运用内府刻本这个称谓时，其概念都是指中央各部院衙署和内廷各部门所刻的书本。或者说是指官刻本中，属中央国家机关所刻的那一部分书。所以在使用这个称谓时要特别谨慎，凡能考出具体刻书单位者，均应具体著录，不能轻易使用内府刻本这个称谓。 藩府刻本 藩府刻本指明代各藩王府所刻印的书本。明代270余年中，皇诸子受封为王的先后共有62人。受封并且建藩者，共50人。其中有的因获罪夺爵，有的无子封除，只有28个王府与明朝相始终。它们分布在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湖广、江西等诸布政行省。 殿本 殿本专指清代武英殿所刻印的书本。武英殿在今北京故宫博物院西华门内迤北。据《宸垣识略》记载，武英殿崇阶九级，环绕御河，跨石桥三，前为门三。内殿宇二重，前贮书版。北为浴德堂，即修书处。 局本 局本指清代各省官书局所刻印的书本。清代太平天国农民运动之后，以曾国藩创立的江南书局为起端，先后有淮南书局、苏州书局、浙江书局、崇文书局、思贤书局、江西书局、存古书局、皇华书局、福州书局、广雅书局、云南书局、山西书局等相继建立。这些官书局是清代以前历朝所没有的。在晚清的半个多世纪中，这些官书局刻印过不少书，还联合协作刻印过一些书，如五局合刻《二十四史》等。有些书校勘精审，刻印精良。像浙江官书局校刻的《二十二子》，金陵书局张文虎校刻的《史记》，就都很有名。在清末的文化事业上，起过一定推动作用。在版本著录上则分别具体称为某书局刻本。 聚珍本 聚珍本亦称聚珍版。指清乾隆时武英殿用木活字排版印刷的书本。 套印本 套印本指数种颜色套印的书本。中国传统的套印技术发展，分为两个阶段。初期阶段是在一块雕好的版片上刷上不同颜色敷印，所以称为敷彩印法。此法起于何时，很难详考。元至元六年(1340)，中兴路江陵(今湖北荆州)资福寺刻的无闻和尚《金刚经注解》，其经文及卷尾无闻和尚注经图中的灵芝等，均用朱色刷印，注文用墨色刷印。表明14世纪中叶，中国已经有了敷彩印刷的作品，而且迄今仍流存于世。 在套色印刷的启发、推动下，将这种技术继续深化，施于版画，恒版印刷技术出现了。“饾版”是将彩色画稿按不同颜色分别勾摹下来，每色刻成一小块木板，犹如饾饤，故称饾版。然后逐色依次套印或叠印，最后形成一幅完整的彩色图画。这样印出的作品颜色的深浅浓淡、阴阳向背，几与原作无异。在饾版技术兴起的同时，拱花技法也出现了。“拱花”是用凹凸两版嵌合压印，令纸面拱起花纹，使翎毛、山水凸现在纸面上，看去更富立体感，更具真实性。像胡正言的《十竹斋笺谱》、吴发祥的《萝轩变古笺谱》，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所有上述这些套印出来的书，都可称为套印本。且几色套印，就称几色套印本。惟朱墨两色套印，国家图书馆习惯上著录为“套印本”，其他各方面的人习惯上多称为“朱墨套印本”。 百衲本 百衲本，是用同一种书的不同版片拼印或用一种书的不同版本拼配起来的书本。这是个借喻性的版本称谓。衲，原义补缀。百衲，指用零星材料集成一套完整的东西。王隐《晋书》说“董威辇于市，得残缯辄为衣，号曰百衲衣”。蔡绦《铁围山丛谈》说“唐济公者号善琴，乃自聚灵材为之，曰百衲琴”。蔡君谟《画锦堂记》说“每字作一纸，裁截布列，连成碑形，谓之百衲碑”。足见“百衲”具有杂拼之义。故用同一种书的不同版片拼印，或用同一种书的不同版本拼配而成的书本，也就名为“百衲本”了。 书帕本 明代官员上任或奉旨归京，官员朋友之间例以一书一帕相馈赠，当时将这种书就称为“书帕本”。清初顾炎武《日知录》引证《金台纪闻》评论元、明刻书优劣说：“元时州县皆有学田，所入谓之学租，以供师生饩廪，余则刻书。工程浩大者，则数处合力为之，故雠校刻画颇有精者。明洪武初年，将此项学租皆收归国子学，故县学、书院缺乏余资，刻书已不精审。隆庆、万历间，承嘉靖余风，皆喜刻书。但大率刻而不校，甚或妄加删削，以之馈遗当道官员，附之一帕，故有一书一帕之称，是为书帕本。”可见书帕本是明代例行官样礼品，只注意表面装潢，不注重文字内容。 巾箱本 巾箱本，指古时开本极小可以装在巾箱里的书本。巾箱是古时装头巾的小箧。《北堂书钞》卷一百三十五“王母巾箱”条引《汉武内传》，说帝见王母巾箱中有一卷小书，盛以紫锦之囊。晋葛洪《西京杂记》后序说：“洪家遭火，书籍殆尽，惟有抄本二卷在巾箱中，常以自随，故得犹在。”《南史·齐·衡阳王均》说他“手自细书《五经》为一卷，置于巾箱中，以备遗忘。……诸王闻而争效，为巾箱《五经》”。南宋戴埴《鼠璞》说：“今之刊印小册，谓巾箱本，起于南齐衡阳王(萧均)手写《五经》置巾箱中。”可见无论是手写本书，还是刻印本书，只要是开本较小，于随身携带的巾箱小箧中能够装下，就都可以称为巾箱本。在实践上，与袖珍本概念极难区分。 袖珍本 袖珍本亦指开本较小，便于随身携带的书本。其取义，盖因其开本极小，可藏于怀袖中携带。清代内府刻书集中在武英殿进行。历年雕印经、史所用版片极多，这当中有不少裁截下来的小块木料或版片。“高宗以校镌经、史，卷帙浩繁，梨枣解材，不令遗弃，仿古人巾箱之式，刻袖珍版书。”后世将当时遵照高宗旨意，于乾隆三十年(1765)用零材短板刻成的小版框小开本的《古香斋十种》，就称为袖珍本。直到今天，对小开本书仍常以袖珍名之。 初刻本 凡第一次镌刻的书均可称为初刻本。 重刻本 重刻本是相对于原刻本而言的。凡确知一书是重刻于某本，方可称为重刻本。然其情况复杂，与初刻本相关，没有确切的把握，不能随便运用重刻本的概念。且重刻与翻刻(覆刻)意义相近，容易混淆。重刻本就是将经过校勘的底本重新雕刻，其行款版式可与原底本同，也可以不同。翻刻虽也是重刻，但翻刻则是依底本原式照翻，非但行款字数一仍其旧，甚至讳字、刻工姓氏也照样翻雕。所以在运用重刻本称谓时，一方面要注意它是重刻某本，一方面还要注意它是否为翻刻。 翻刻本 翻刻本也称覆刻本。 影刻本 影刻本是以某一版本为底本，逐叶覆纸，将原底本的边栏界行、版口鱼尾、行款字数等，毫不改变地照样描摹或双勾下来，然后将描摹好的书叶逐一上版镌雕。这样雕印出来的书，因为版样是影摹下来的，对于那个原底本来说，就称为影刻本。影刻本书多发生在影刻宋元本书上。因为宋元本书传至明末清初，已属罕见。为了保存传本，流布久远，便常常采用这种影刻的办法。由于它能保持原底本的风貌，故历来为藏书家和版本家所珍重。 重修本 重修本也称为修补本或修补版。古书版片由于多用梨、枣等硬木，故可流传使用上百年乃至几百年。其间由于屡经刷印或遭受其他灾害，又很容易造成版片的缺损，所以再要进行刷印时，对其中缺损的版片就得重新加以修补。用这种修补过的旧版片刷印的书，在版本著录中就称为“×朝××年××人刻×朝××年重修本”。经过修补的版片，因为时代、刻工、技术的不同，呈现出来的版框、版心及字体风格等，与未经修补的就不尽相同，甚至墨色也显得不同。所有这些都是比较容易鉴别的。 重修本运用在家乘、地志等书时，要特别注意其另外的含义。中国地志之书浩如烟海。每换一任或几任地方官，就常常重修一次该地的方志，载入风土民情、山川地理、物产资源、名胜古迹、建置沿革、地亩四至、先贤仕宦、历朝贡举等新内容，以便掌握该地情况，实施封建管理。但有时因初修不久，有时因财力不敷，没有必要或没有能力另纂新志时，也常常修补旧志版片，或在旧版片的相应内容下增刻新的内容。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分别著录：只是修补旧版重新刷印的，应著录“×朝××年刻××年重修本”；若是在旧版本相应内容下增刻了新的内容，就得著录为“×朝××年刻××年增修本”。在著录志书重修本和增修本时，还要特别注意志书书名前所冠的纂修时代，这是极易发生混乱的地方。就是在版本著录为“重修”或“增修”的两种情况下，其志书书名前所冠的纂修时代，都只能是原来纂修的时代。若是志书书名前已明确冠有“重修”字样，则这里的重修决非重新修补版片之义，而是此志已经重新纂修之义。 递修本 凡一书版片经过两次及两次以上修补而重新刷印出来的书本，均可称为×朝××年刻×朝××年递修本。这种递修重印的古书在现存的中国古籍中为数还不少。有名的如南宋两浙东路茶盐司所刻的《六经正义》，多数到南宋末年和元朝初年，就曾两次递修重印过。又如南宋绍兴年间蜀中眉山地区所刻的《眉山七史》，其版片元代以后递有修补。明洪武年间版片移入南京国子监，一直到正德、嘉靖、万历时，还曾修补重印。到清代顺、康、雍、乾时，这套版片还存贮于江南布政使司衙门库中，嘉庆时才毁于火。明南京国子监刻的《玉海》，其版片自正德、嘉靖以后即屡经递修。万历十六年(1588)赵用贤、康熙三十六年(1697)李振玉、乾隆三年(1738)熊木，都曾修补重印。所有这些都是典型的递修本。 朱蓝印本 朱蓝印本，是指古代书版雕完，在正式刷印之前常要试印，以检查是否有错字和着墨是否均匀，以便进行修整。这时使用的颜色常用红或蓝色，目的在于醒目，便于发现版面上的问题。此种试印的书，红颜色者，就称××刻朱印本；蓝颜色者就称××刻蓝印本。这种印本因为是新版初试，字画清晰，刀法剔透，初印精美，加上印数少，传世罕，历为版本家和藏书家所看重。 四库底本 清代乾隆年间编纂的《四库全书》，是卷帙浩繁的大丛书，共收3507种，79337卷。在开馆纂修前及整个纂修过程中，广征天下遗书，故从全国各地进献的图籍数以万计。书到北京，全都送到翰林院点收，加盖翰林院关防，以备选用。有人将这些都称为四库底本，这是不对的。确切的概念，四库底本指的是被《四库全书》收入而作为誊抄底本的那些书，而不是指进过翰林院，钤有翰林院关防，实际却未被《四库全书》录入的书。

历象汇编

干象典 二十一部一百卷

岁功典 四十三部一百一十六卷

历法典 六部一百四十卷

庶征典 五十部一百八十八卷

方舆汇编

坤舆典 二十一部一百四十卷

职方典 二百二十三部一千五百四十四卷

山川典 四百一部三百二十卷

边裔典 五百四十二部一百四十卷

明伦汇编

皇极典 三十一部三百卷

宫闱典 一十五部一百四十卷

官常典六十五部八百卷

家范典 三十一部一百一十六卷

交谊典 三十七部一百二十卷

氏族典 二千六百九十四部六百四十卷

人事典 九十七部一百一十二卷

闺媛典 一十七部三百七十六卷

博物汇编

艺术典 四十三部八百二十四卷

神异典 七十部三百二十卷

禽虫典三百一十七部一百九十二卷

草木典 七百部三百二十卷

理学汇编

经籍典 六十六部五百卷

学行典 九十六部三百卷

文学典 四十九部二百六十卷

字学典 二十四部一百六十卷

经济汇编

选举典 二十九部一百三十六卷

铨衡典 一十二部一百二十卷

食货典 八十三部三百六十卷

礼仪典 七十部三百四十八卷

乐律典 四十六部一百三十六卷

戎政典 三十部三百卷

祥刑典 二十六部一百八十卷

考工典 一百五十四部二百五十二卷

已上六汇编三十二典六千一百一十七部共一万卷

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目录第一卷

历象汇编干象典

第一卷

天地总部汇考一

第二卷

天地总部汇考二

第三卷

天地总部汇考三

第四卷

天地总部总论一

第五卷

天地总部总论二

第六卷

天地总部艺文一 艺文二 选句

第七卷

天地总部纪事 杂录

第八卷

天地总部外编

第九卷

天部汇考

第十卷

天部总论 艺文一

第十一卷

天部艺文二

第十二卷

天部艺文三 艺文四 选句

第十三卷

天部纪事 杂录

第十四卷

天部外编

第十五卷

阴阳部汇考 总论一

第十六卷

阴阳部总论二 艺文一 艺文二 选句

第十七卷

阴阳部纪事 杂录一

第十八卷

阴阳部杂录二

第十九卷

五行部汇考

第二十卷

五行部总论一

第二十一卷

五行部总论二 艺文一 艺文二

第二十二卷

五行部纪事 杂录一

第二十三卷

五行部杂录二外编

第二十四卷

七政部汇考一

第二十五卷

七政部汇考二

第二十六卷

七政部汇考三

第二十七卷

七政部汇考四

第二十八卷

七政部总论 艺文 纪事 杂录

第二十九卷

日月部汇考一

第三十卷

日月部汇考二 总论

一、《古今图书集成》何以得名？

《古今图书集成》，原名《汇编》，成书於清朝康熙四十五年（公元1706年）。後来改名为《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究竟是康熙皇帝改定的，还是雍正皇帝改定的，尚存争议。不管哪一说，书名中的今都是指清朝初期，古则上溯到远古。正如雍正上谕所说的：贯穿古今，汇合经史，天文地理，皆有图记，下至山川草木，百工制造，海西秘法，靡不备具，洵为典籍之大观。编者陈梦雷说得更具体：凡在六合之内，巨细毕举。其在《十三经》、《二十一史》者，只字不遗；其在稗史子集者，十亦只删一二。也就是说，该书汇集了从上古到明末清初的文献资料。在当时来说，确实做到了集古今图书之大成，故名曰《古今图书集成》。

二、 《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有何异同？它们之间有何关联呢？

相同的都是中华文化典籍的瑰宝，均为集大成者，卷帙浩繁，影响深远。但是，在性质、内容、功能上，两书又有较大的差别。《四库全书》的性质是丛书。丛书，亦称丛刊、丛刻、汇刻书。顾名思义，是把各自独立的著作汇合在一起刊印（或抄写），冠以总名。比如大家熟悉的《二十四史》，合印了《史记》、《汉书》等24部著名的史书。它们只是汇聚在一起，并没有拆散重编，仍保留各书的独立性。这既方便读者集中阅读，又起到了保存古籍的作用。宋朝印刷术流行以後，丛书也盛行起来，其中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当推清朝乾隆敕编的《四库全书》。共收録3462种古籍，79337卷，约8亿字。基本上包括古代经、史、子、集四部的主要典籍，故号称《四库全书》。它充分显示了中华文化的整体实力，其功不可磨灭。不过，《四库全书》轻视科技著作，只收取少量医农、天文等古书，其他一概不收。而《古今图书集成》则十分重视科技著述，特地设置天象典、历法典、坤舆典、禽虫典、草木典、食货典、考工典等，大量辑録有关天文、历法、数学、地理、农桑、渔牧、医药、饮食、木工、陶工、宫室、器用等多学科、多门类的科技资料。无怪乎中外学者在编写中国古代科技论著时，都以它为主要参考书，而没有提到《四库全书》。

三、 《古今图书集成》还重视地方志、笔记、野史等的资料，不厌其烦地穷收尽取，其中人物传记的资料十分丰富，远远超过正史的收载量。

还应该看到，《四库全书》属於专家用书，收録的都是名家的专著，供学者们进行学术研讨用。而《古今图书集成》则是工具书，收书范围广，超过《四库全书》的一倍以上 ，又经过分类筛选，形成二次文献，其使用价值比原著大大提高了。既可供专家学者查阅，寻找资料或线索；又方便一般读者瞭解某一问题或某类事物。不需要皓首穷经，熟背诗书，也不必把古书从头到尾啃一遍，就能按类查找，找到自己需要的部分。加上每一部都罗列了不同时期各种解说，使读者能更全面理解。所辑録的文献资料有深有浅，有的还録有注解，汇集在一起，读起来自有触类旁通之效。

可以这麽说，《古今图书集成》既具较高的学术性，又有广泛的实用性，兼有提高和普及两种功能，做到雅俗共赏。

那麽，这两部书又有什麽关联呢？为什麽在相距仅仅50年间，一再不惜重金，劳师动众来编纂、抄写或刊印呢？

这是因为它们各有优势，可以互为补充。用清朝学者法式善的话来说：我朝之《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则荟萃古今载籍，或分或合，尽善尽美，发凡起例，纲举目张，猗欤盛哉！这段话裏，荟萃古今载籍，或分或合，尽善尽美，正道出类书与丛书的异同和互补的关系。“荟萃古今载籍”，是它们的共性；“或分或合”，则是它们各自的特性；而“尽善尽美”，就是它们互补的结果。

四、《古今图书集成》是现存最大的类书

在中国历代类书中，唐代的《艺文类聚》、宋代的《太平御览》和《册府元龟》均号称卷帙浩繁，但比起《古今图书集成》来说，却相形见绌。论卷数，《古今图书集成》拥有1万卷，是《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的10倍，《艺文类聚》的100倍；论字数，达16亿字，是《册府元龟》的16倍多，《太平御览》的33倍多，超过《艺文类聚》160倍！只有明代的《永乐大典》的篇幅（22万多卷，37亿字）才超过它。可惜《永乐大典》几经战乱，仅残存3%。这样，《古今图书集成》就成为现存最大的类书，这是不争的事实。虽然，近有学者猜测还有一部《永乐大典》埋在京郊十三陵中，不过，尚未得到证实。

此外，《古今图书集成》在历代类书中出现较晚，按照类书发展的规律，一般都是故不逮新，正是前修未密，後出转精。《古今图书集成》在分类缜密、溯源明流、百科内容等方面，也都远远超过以往的类书。

五、《古今图书集成》分类缜密

类书既是把文献资料分类编次，重辑成书，其分类当否，就成为至关重要的问题。学术界普遍认为《古今图书集成》的分类有突破性的发展。概括起来有三大特点：

第一，采用多级分类法。过去类书大都袭用二级分类法，即分为部和类（或称子目），但级差太大，不够周密，为克服这一缺点，只好把子目分细，结果子目越细，读者越难查找。《古今图书集成》则分为汇编、典、部三级，有效地弥补了二级分类的缺憾，便於读者掌握和查找。其实，典和部之间还有总部。如果某个典所属的部很少，内容也不多，就只设一个总部，总领其他各部；如果某个典所属的部较多，内容又较复杂，则多设几个总部，分别统率各自所属的部。因此，总部在後一种情况下也起到子目的作用，相当於一级分类，只不过没有普遍发挥作用罢了。这是《古今图书集成》根据具体情况而设置的，做到灵活机动。

第二，采取经纬交织的方式。这是《古今图书集成》首创的，并运用得十分妥当。按汇编、典、（总部）、部编排，是经线分类。在每部之中又按汇考、总论、图、表、列传、艺文、选句、纪事、杂録、外编排列，这是纬线分类。经线和纬线都是为了贯彻分类的原则，所不同的是分类的标准。

经线按文献资料的内容来分类，即按逻辑意义上的种属关系，层层划分。纬线则按文献资料的性质，包括重要与否、可靠与否以及其表现形式（图表或诗文、佳句等）来区分，经线与纬线互相交织，构成一个周密的分类网。

第三，排列次序井然有序。各汇编（或典、总部、部）之间、各纬目之间的顺序十分讲究。拿汇编来说，先列历象汇编，次列方舆汇编，再列明伦汇编，这反映了当时所谓天、地、人合为三才的观念。又如历象汇编中天象典、岁功典、历法典、庶征典的先後，是按天象、时序、历法、自然变异的顺序来安排的，因为观天象才能定时序，观天象、定时序然後才有历法，而自然变异属於特殊现象，所以放在末尾。纬目中汇考和总论很重要，放在前面，纪事和杂録较琐细，作为汇考和总论的补充，就放在後面，外编多为荒唐难信之言，则放在最後。

北京大学图书馆学博士导师朱天俊指出：“《古今图书集成》不论是在全书结构的设计上，还是在每部所辑资料的编次方法上，全都彻底地贯彻了'分类'的原则，从而把类书'以类聚事'的特点进一步推向深入，这是中国古代类书发展成熟的体现。《古今图书集成》本身，可以说是中国类书最为典型的代表。”

六、《古今图书集成》能提供溯源明流的资料

这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古今图书集成》所收集的文献资料时代跨度非常大，上下三四千年，从上古到明末清初，都穷加搜索。历代的资料都有，而不限某一朝代的。实际上带有通史资料汇编的性质，这就为溯源明流提供了基础。

另一方面，在严格按照经纬交织分类的同时，又注意到尽可能把内容、性质相同的资料，按时间先後的顺序排列，而不是随意堆砌。这样就使得源流分明，把历史沿革、古今演变突现出来。

比如汇考，只要是有年月日可考者，必定依时间为序，按朝代先後，逐年逐月甚至逐日安排，而且加上小标题，把历史发展变化的脉络交待得清清楚楚。只是在年月无可稽考的情况下，才按先经史、後子集的顺序安排。

又如，列传、艺文更是严格按朝代排列。至於选句、纪事、杂録和外编虽未明确标出朝代、年份，但仍是以时为序，先後相随。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某些部的汇考实际上就是某一事物或某门学科发展史的资料汇编。像历法总部的汇考，详细敍述了从伏羲氏作甲历到清初采用时宪历共76部历法的采用、修改及废置的过程，还一一把它们的内容或要点罗列出来。职方典各部汇考中专门立有建置沿革考，仔细考证该州府设置情况的古今变化。赋役部汇考就像一部中国赋税徭役史的刍形。学校部汇考构成中国教育发展史长编。

七、《古今图书集成》最具百科内容

类书按内容分可为专科性和综合性两大类。前者如《册府元龟》 ，专门收録有关君臣事迹的资料，其他一概不收。後者如《太平御览》 ，包括天地时序、帝王百官、动植器物、神鬼妖异等。

《古今图书集成》属於综合性类书，而且是最具有百科内容的。全书6个汇编涵盖了古代文化的全部内容：

历象汇编收集天文、气象、演算法、民俗、灾异的材料。

方舆汇编辑録地理、行政区划、名山大川、少数民族、邻邦外国以及历代外交的文献资料。

明伦汇编记载封建礼教的各种人际关系，包括帝王及其後宫、官制、宗族、朋友、姓氏、人生以及妇女等。

博物汇编则广泛收罗各种技艺、方术以及动植物，包括农业渔牧、医理药方、卜筮占卦、鬼神祀典、佛道宗教、禽虫草木。

理学汇编汇集各种学术思想及著作，著録大量书目，列举文章体裁、语言、文字以及书法的资料。

经济汇编范围更为广泛，凡有关经世济民的典章制度、措施办法尽行收録，如学校教育、选贤举能、考核官员、赋役漕运、户口田制、酒茶油盐、礼仪乐律、军事刑法以及百工之事，等等。

综上所述，《古今图书集成》涉及的学科，社会科学方面有哲学、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外交学、民族学、宗教学、民俗学、文学、语言学、文字学、教育学等，自然科学方面有天文学、气象学、地理学、医学、农学、畜牧学、动物学、植物学、园艺学、机械学、工艺学、建筑学、数学、化学、矿物学等。确实是囊括万象，百科俱备，无愧於康熙百科全书的美誉。

八、《古今图书集成》的编纂者究竟是谁？

当初《古今图书集成》付印时，没有按照惯例在卷首列举纂修者，只在雍正御序和蒋廷锡所上的表文中，说经蒋廷锡校订付印，并没有提及原编者。後来竟讹传为清蒋廷锡奉敕撰，著録于《清史稿·艺文志》。经专家查证大量材料，才发现真正的编纂者应该是陈梦雷。

陈梦雷，字则震，一字省斋，福州侯官人。出生于清朝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 ，康熙九年（公元1670年） ，即19岁中进士，官居翰林院编修。後返闽省亲，适逢三藩之乱，被耿精忠拘进在僧寺，胁逼他接受伪职。陈梦雷拒不受任，并与同窗至友李光地共商灭敌之计，由李光地赴京上陈。此时有一名陈昞者，任伪官职，京城误传为陈梦雷。三藩削平之後，陈梦雷蒙寃被逮，论斩，後赦免，改谪奉天。而李光地却见死不救，当显官，充名儒。陈梦雷流放十六年间，传播知识，参修方志，为东北文教事业作出贡献。康熙东巡，蒙恩召回，奉旨侍读诚亲王。

在此期间，陈梦雷利用诚亲王的藏书和资助，编成《汇编》。他自述道：“不揣蚊力负山，遂以一人独肩斯任”，“五载之内，目营手检，无间晨夕”。後来撰写《进汇编启》，托诚亲王代进，得到康熙皇帝的赏识。

可惜康熙皇帝病故後，陈梦雷又无辜地卷入政治漩涡。雍正皇帝夺得皇位後，残酷打击兄弟，诚亲王被囚，陈梦雷受牵连，再次遭贬东北，客死他乡。尽管雍正皇帝也承认《古今图书集成》的价值，还不惜重金刊印这部万卷巨著，但是却把陈梦雷的名字完全抹掉，另派蒋廷锡编校。所谓编校，只不过“增删数十万言”，不及全书的006%。况且基本框架并没有改动。

九、《古今图书集成》版本流传的情况

《古今图书集成》曾多次刊印，才得以完全地保存，没有遭到《永乐大典》的厄运。

第一版是武英殿本，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用铜活字排印。这批铜活字是雍正皇帝为了刊印《古今图书集成》而特地下令浇铸的（可惜印後就逐渐失散了，。其後的武英殿本，只好用版刻或木活字印刷）。全书分订5020册，装潢得十分讲究，插图尤其精美，代表了当时最高的印刷、装帧水准。而且只印了64部，非常珍贵，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

第二版称美查版，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由创办《申报》的英国人美查弟兄出资，专门成立“图书集成印书局”，用三号扁体铅字来翻印，故又称“扁字本”。共印1500部，每部1628册。但校勘不精，错漏甚多。

第三版是石印本，按照殿本版式影印，只是增加了24册考证（龙琴松著）。光绪二十年（公元1895年）印成，只了100部，又遭火灾，流传不广。

第四版是缩印本，1934年中华书局用殿本影印，将9面拼成1页，装订成800册，另有8册考证。

第五版是精装本，1984-1988年由中华书局和巴蜀书社联合出版，重新影印1934年版，统一编页码，增附索引，共82册(含考证、索引各一册）。

另外，六十年代台湾也曾影印过殿本。

以上均是印刷版，本版是电子版，以殿本为基础，并重新编制索引数据库。

十、中外学者评价《古今图书集成》

《古今图书集成》未付印前已得到皇室、重臣们的重视。康熙皇帝、诚亲王的支持自不待言。雍正皇帝对陈梦雷虽然横加贬斥，但是并未因人废言，禁毁此书，相反还大力督促修订付印，亲自作序，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它“广罗群籍，分门别类，统为一书。成册府之巨观，极图书之大备”。

负责修订工作的蒋廷锡在上表中也指出，此书“经史子集，按部就班；赋颂文词，选章具体；下逮巵言野乘，不少阙遗；旁及释藏仙经，亦加选掇。条分缕析，若泝流以观澜；纲举目张，如振裘而挈领。两仪四象，咸囊括於篇中，六合九州，悉包笼於卷内”。

既是康雍乾三朝权臣、又是著名学者的张廷玉认为：“自有书契以来，以一书贯串古今，包罗万有，未有如我朝《古今图书集成》者，是书搜罗经史诸子百家，别类分门，自天象、舆地、明伦、博物、理学、经济，以至昆虫草木之微，无不俱备，诚册府之巨观，为群书之渊海。”他还从分类体制来和《永乐大典》相比较，充分肯定《古今图书集成》“剪裁厘正之功”，认为两书有“天壤之别”。

晚清大名鼎鼎的康有为，在家藏的《古今图书集成》目録末尾题跋曰：“《古今图书集成》为清朝第一大书。将以轶宋之《册府元龟》、《太平御览》、《文苑英华》，而与明之《永乐大典》竞宏富者……诚中国之瑰宝也，愿为中国之文明保存之。”

国外学者也一致给予极高的评价，称之为《中国百科全书》。或撰文介绍，或列为重要参考书，有的甚至还亲自替它编索引。

例如，英国人迈耶斯早在1878年在《中国评论》上发表《中国皇家藏书书目》，对《古今图书集成》加以推荐。

英国著名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在其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第一卷参考文献简述中，强调指出：“我们经常查阅的最大的百科全书是《图书集成》。”

1911年著名汉学家翟理斯特地替它编索引。俄国的瓦伯尔在1907年、日本文部省在1912年也先後出版《古今图书集成》的索引。

十一、《古今图书集成》在流传过程中的轶事

《古今图书集成》的殿本面世之初，被视为珍本，除分藏内府，还颁赐大臣。张廷玉先後获赐两部，感到十分荣耀。乾隆年间为了编纂《四库全书》，向全国各地徵集图书，采取奖励办法，其中规定进书500种以上者，赐《古今图书集成》一部，浙江的鲍士恭（知不足斋） ，范懋柱（天一阁) ，汪启淑（开万楼） ，和江蘇的马裕各获赏赐一部。国外也十分注重收藏殿本，英国伦敦不列颠博物馆收藏了全本，法国巴黎和德国柏林各藏有残本。

有则掌故值得一提。据宁波天一阁馆藏介绍，清末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英法联军兵临城下，索款索物的清单中列有《古今图书集成》。这固然是一椿国耻事件，但从中也可以瞭解到该书在国外的影响。

在清代，此书印数少，流传面窄，往往“求一见不可得”。为此，有的学者不辞辛劳，远道访求。道光年间江蘇常熟学者张金吾及其师黄廷鉴，赶赴浙江桐乡邬镇，借读鲍氏知不足斋所藏的《古今图书集成》。两人冒暑挥汗，挑灯夜读，每天分读数十册。从中发现金代遗文数篇，收入《金文最》。康有为的老师朱次琦也曾到孔氏岳雪楼借读，一读就是三个月。

据说乾隆年间有人提出120条问题，多为僻典，向号称才子的袁枚请教，袁枚回答不了。找人翻查《古今图书集成》，答出100条。有位孔某则全部答出，他自称读过七遍。

中华书局总经理陆费逵在《影印缘起》也谈到：“儿时闻《图书集成》之名。某处有一部，某老人曾阅过几遍。心向往之，未见其书也。弱冠以後，编书撰文时时利用是书，获益匪浅。……每一事项，将关系之书，分条列入，一检即得。古人云事半功倍，此真可谓事一功万也。”所以，他下决心影印《古今图书集成》。

《古今图书集成》医部所收的资料十分丰富，为了方便读者，1959年人民卫生出版社特地影印此部，名曰《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録》，装订成十二大本，广为流传。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撰写《中国五千年来的气候变迁》时，大量使用《古今图书集成》历象汇编中天象典和岁功典的资料。

著名地理学家张星烺编写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中，大量从方舆汇编的边裔典辑録了中国与欧洲、非洲、西亚、中亚、印度半岛各国或地区交往的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