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战国名将,论才能功勋并不逊于白起,晚年经历和廉颇何其相似
经历了春秋时期数百年的诸侯混战后,九州大地上出现了七个最为强大的国家“秦、齐、楚、燕、赵、魏、韩”, 历史 的车轮滚入战国时代。这一时期的各诸侯国为图强求存,纷纷进行了举世闻名的变法和改革,譬如秦孝公商鞅变法、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为了争夺霸主地位,各诸侯国之间连年征战,九州大地烽火连天。所谓“时势造英雄”,东方六国的兴衰造就了许多英雄谋士,乐毅无疑是他们当中最为璀璨的一位。
乐毅是赵国灵寿人,他出生在一个武学世家,其先祖是魏国名将乐羊,曾是魏文侯的得力干将。在魏灭中山之战中乐羊大胜而归,为表彰其功勋,魏侯将其封于灵寿,在当时乐家也是贵族家庭。后来中山国复国,又被赵国所灭,乐毅的家族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赵国人。
乐毅年少时天资聪慧、才识过人,再加上家庭氛围的熏陶,其特别喜好钻研古籍兵法,谈及 历史 典籍、排兵布阵就连那些大人们也不去他。这就为他未来成为戎马疆场、征战四方的将军,并实现自我人生价值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赵期间,乐毅因才识贤德被人举荐出任官职,后来在赵推行“胡服骑射”改革的赵武灵王死于被幽禁的沙丘宫内。赵武灵王的死让乐毅意识到自己在赵国的价值已经没有那么大了,遂逃离了赵国来到魏国,在魏国过着相对平静的生活。后来弱小的燕国因为子之执政,致使国内动荡,而燕的邻国齐国早就觊觎燕国多时,此时见燕国国内动荡遂乘机攻燕,此战燕国大败。
后来赵武灵王扶持燕国公子职归国登基,称燕昭王。昭王很清楚自己的处境,他时刻不忘耻辱,决心奋发图强、报仇雪恨。燕昭王降下身份,礼贤下士,一道“求贤令”从燕国的首都蓟发往九州各地。乐毅对燕国的情况早有耳闻,后来他奉魏昭王之令出使燕国,燕昭王早就听闻乐毅是个无双国士,以隆重的礼仪接待了他,多次表达挽留之意。燕昭王的努力感动了乐毅,他看到燕国各处皆生机勃勃,欣欣向荣,这正是他梦寐以求的实现自己人生抱负的地方。他向燕昭王敬献了礼物表示愿意做燕国的臣子,燕昭王随即任命乐毅为亚卿。
此后二十年,他一面督练燕军,一面辅佐燕昭王进行国内政治改革,整顿吏治,终使燕国国富民强,兵力充沛,具备了同强齐作战的条件,后来乐毅进行了其一生中最重要的军事行动“合纵伐齐”。当时齐国的国君是齐湣王,这是齐国最强大的时候,他先后击败了楚、赵、魏三国,又联合赵、魏、韩攻打秦国,那些被他灭掉的小国更是不计其数。然齐湣王骄奢残暴,可以说天下苦齐久矣。乐毅深刻意识到单凭燕国一己之力难以灭掉强齐,不如利用各国反齐的心里联合攻齐。他将自己的计策说与昭王,昭王立刻派遣使者前往赵、楚、韩、魏四国去做思想工作,各国苦齐久矣,立刻就答应了。
燕昭王为了此战动员了全国所有的兵力,拜乐毅为上将军。公元前284年,乐毅手持赵国相国大印带着赵、楚、韩、魏、燕五国联军浩浩荡荡地开往齐国。齐湣王得到情报后,亲率齐军主力前往济水之西应战。两军混战时,乐毅身先士卒,率五国联军向齐军发起猛攻,一举击破齐军主力。济西之战过后,齐军主力基本上被消灭,此时的齐国再也无法直接作战,遂劝返其他诸侯国的军队,不希望他国分享伐齐胜利的果实。其亲率燕军乘胜追击,一鼓作气拿下了齐国的都城临淄,齐湣王败逃莒邑。他把齐国王室几百年来积累的财富全运回燕国,燕昭王大喜,封乐毅为昌国君。
公元前278年,乐毅的伯乐,其军事行动的鼎力支持者燕昭王去世了,而继位者燕惠王一向与乐毅不和,所以他继位以来乐毅一直没有得到重用。后来,齐国大将田单闻得乐毅与燕王不和,便使起了离间之计,他派说客前往燕国造谣说:乐毅并不可怕,他之所以没有攻下齐国最后两座城邑的原因是他想拖延时间,以便在齐国称王,而此时齐国最怕的就是燕国派来别的将领。这燕惠王与乐毅早有矛盾,如今听闻乐毅想称王的谣言便信以为真,遂派骑劫代替乐毅任主帅,并召回乐毅。乐毅自知自己功高震主,此去必定有来无回,遂投靠了赵国。赵国国君求贤若渴,立即把乐毅封到了望津,称“望诸君”。
乐毅离开后不久燕军就被田单打败了,齐国收回了燕所占领的所有土地得以复国。自此之后,燕国一蹶不振,乐毅所创造的辉煌的燕国如同烟火般稍纵即逝。
时光一晃而过,曾经的天才少年在经历了几十年的风吹雨打后如今已经垂垂老矣,对他一生最好的评价莫过于下面这首诗:
王道已沦昧,战国竞贪兵。
乐生何感激,仗义下齐城。
雄图竟中夭,遗叹寄阿衡。
北宋的欧阳修、郑獬等人都曾为白起渠留下了动人的诗篇,在唐代《元和郡县图志》、北魏《水经注》等重要古籍中均有对长渠的记载。都江堰、郑国渠、灵渠,是公认的秦代三大水利工程。白起渠的历史比三者都要早,在世上却鲜为人知。其历史文化价值还有待进一步发掘。白起渠是我国著名的“长藤结瓜”式的蓄水引水灌溉工程,灌区地形复杂,技术要求高,在水利技术史上有许多重大创造,建筑物的设计、布局等都为后代称奇,极具研究价值。
生平简介
王鸣盛,字凤喈, 一字礼堂,号西庄,晚年号西b,嘉定镇人(今上海市人)。官侍读学士、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光禄寺卿。
康熙六十一年五月二十一日(1722年7月4日)生,幼奇慧,四五岁日识数百字,县令冯咏以神童目之。年十七,补诸生。岁种试屡获前列,乡试中副榜,才名藉甚。苏抚陈大受取入 书院肄业,东南才俊咸出其下。在吴门,与王昶德甫、吴泰来企晋、赵文哲损之诸人唱和;沈尚书归愚以为不下“嘉靖七子”。又与惠松岩讲经义,知训诂必以汉儒为宗。服膺《尚书》,探索久之,乃信东晋之古文固伪,而马、郑所注,实孔壁之古文也;东晋所献之《太誓》固伪,而唐儒所斥为伪太誓者实非伪也;古文之真伪辨,而《尚书》二十九篇粲然具在,知所从得力矣。
乾隆十二年(1747),26岁时参加江南乡试中举。
乾隆十九年(1754),33岁时参加会试,中式;殿试以一甲第二人及第,投翰林院编修。掌院事蒋文恪公溥重其学,延为上客。后迁侍讲学士,充日讲起居注官。
乾隆二十四年(1759),38岁即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不久出为福建乡试主考官,途中与一女子相识、纳为小妾,被御史罗典借题发挥,左迁光禄寺卿。
乾隆二十八年(1763),42岁时以老母去世,从此休官不做,安家于苏州。家居者三十年,闭户读书,从事著述,以汉学考证法治史,与惠栋、 研究经学。
撰《十七史商榷》百卷,主于校勘本文,补正讹脱;审事迹之虚实,辨纪传之异同;于舆地职官典章名物,每致详焉。《蛾术篇》百卷,其目有十:曰说录,说字,说地,说制,说人,说物,说集,说刻,说通,说系。盖访王深宁、顾亭林之意,而援引尤加博赡。古文纡徐敦厚,用欧、曾之法,阐许、郑之学。诗早岁宗仰“盛唐”,独爱李义山,吟咏甚富,集凡四十卷。
自束发至垂白,未尝一日辍书。68岁时,两目忽瞽,阅两岁,得吴兴医针之而愈,著书如常时,嘉庆二年十二月二日(1798年1月18日)去世,得年七十六。
主要著作王鸣盛著述宏富。他用汉学考证方法研究历史,历时20多年,撰写《十七史商榷》共100卷。将上自《史记》,下迄五代各史中的纪、志、表、传相互考证,分清异同,互作补充,又参阅其他历史名著纠正谬误。对其中的地理、职官、典章制度均详为阐述,为清代史学名著之一。
所著《尚书后案》30卷及《后辨》1卷,专重东汉经学家郑玄之说,此书亦为继承汉代经学传统的重要著作。
晚年仿顾炎武《日知录》著《蛾术篇》100卷,对我国古代制度,器物、文字、人物、地理、碑刻等均有考证,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蛾术篇》原稿约百卷,王氏生前尚未有定稿,据姚承绪承《蛾术编跋》至道光中谋刻,有钞本九十五卷,而实刻八十二卷,其《凡例》曰《说刻》十卷,详载历代金石,已见王昶《金石萃编》,无庸赘述(实则《萃编》并未全收);《说系》三卷,备列先世旧闻,宜入王氏《家谱》。故所刻之本为八十二卷。分别为《说录》一四卷、《说字》二二卷、《说地》一四卷、《说人》一0卷、《说物》二卷、《说制》一二卷、《说集》六卷、《说通》二卷。为王氏平时论学之作之汇编。由迮鹤寿参校,校刻时核对原文,为注出处,出言过分者则稍圆其说,迮氏所注亦存书中。存世有道光二十一年世楷堂刻本(即此本)、《续四库全书》本等。
另有《续宋文鉴》80卷,《周礼军赋说》6卷。
史学思想王鸣盛强调“求实”,以考证“典制之实”和“事迹之实”为治史宗旨。中国史学发展到清代,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厚重积累,成就固然伟大,流弊也积重难返。每当一种史学思潮形成以后,都按其宗旨对前代的书籍加以整理和改造,这固然促进了史学的发展,但也不可避免地造成种种人为的舛
误,出现古代史籍被歪曲和篡改的积弊。乾嘉时期的史家以前所未有的理性意识,对中国古代史籍做了一次全面清理。王鸣盛考史特点是首先对一部正史作总体评价,然后考证各种具体问题,最后论及与此相关的其他史书。例如考证《汉书》,开端以“《汉书》叙例”、“《史》《汉》烦简”诸条作整体概括,关于《汉书》文字和历史事实的考订,末尾附带考证《汉纪》。再如考证两《唐书》,开端以“宋欧修书不同时”、“二书不分优劣”诸条作整体概括,以下考证新、旧《唐书》书法和历史事实,结尾附带考证《唐史论断》、《唐鉴》等书。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和《廿二史札记》、《廿二史考异》相比,成就突出表现在史书文字的考订、历史事迹的考订和地理、职官等典章制度的考订方面,为清理和总结中国古代史学作出了贡献。
王鸣盛撰《十七史商榷》的动机,表现出史家深刻的理性意识。他本着自任其劳、后学受益的理性精神,以全身心的精力投入历史考证。他阐明撰写此书目的在于“学者每苦正史繁塞难读,或遇典制茫昧,事迹葛,地理职官,眼眯心瞀。试以予书为孤竹之老马,置于其旁而参阅之,疏通而证明之,不觉如关开节解,筋转脉摇,殆或不无小助也与!夫以予任其劳,而使后人受其逸;予居其难,而使后人乐其易,不亦善乎!”(《十七史商榷·序》)这种甘做后人阶梯的意识驱使王鸣盛不辞辛劳,知难而进,无怨无悔地投入历史考证事业,取得了丰硕的考史成果,在某些问题上甚至能够发千载之覆。例如他考证《新唐书》对《旧唐书·崔传》删削失实,同时指出宋代吴缜《新唐书纠谬》因不明唐代制度而致误。距离唐代时间较近的吴缜没能解决的问题,反而由千余年后的王鸣盛解决,恐怕不尽关乎个人能力问题,主要是有没有甘愿辛劳、嘉惠后学的意识。这种理性精神值得后人景仰。
王鸣盛史学的 理性 意识
王鸣盛史学的理性意识,在代表作《十七史商榷》一书得到反映。王鸣盛把考证清楚历史典章制度和历史事件悬为史家治史鹄的,反对史家主观褒贬予夺和驰骋议论。他说:“史家所记典制,有得有失,读史者不必横生意见,驰骋议论,以明法戒也。但当考其典制之实,俾数千百年建置沿革了如指掌,而或宜法,或宜戒,待人之自择焉可矣。其事迹则有美有恶,读史者亦不必强立文法,擅加与夺,以为褒贬也。但当考其事迹之实,俾年经事纬,部居州次,记载之异同,见闻之离合,一一条析无疑,而若者可褒,若者可贬,听之天下之公论焉可矣。”(《十七史商榷·序》)王鸣盛把记载和考证历代典章制度、历史事件的真实作为治史宗旨和考史原则提出来,是有积极意义的。因为历代治乱兴衰正是通过典章制度反映出来,史家略去典制不载,后人就无法考察前代社会的利弊得失,史学也就失去了借鉴和经世的作用。《十七史商榷》一书的性质就是考察历代正史记载是否据事直书,把因各种原因造成的记事失实恢复真相。王鸣盛这种注重考证而慎言褒贬的态度,表现出治史尊重客观事实的理性精神。《十七史商榷》中的“项氏谬计四”、“刘藉项噬项”、“陈平邪说”、“范睢倾白起杀之”等条,也议论历史人物和褒贬历代史迹,但褒贬是建立在真实的历史事实之上,议论是置于具体的历史环境之中,并非空洞抽象地议论褒贬,与不顾客观事实而驰骋议论性质完全不同。这种历史评论的实质表现为尊重史实和客观评价的辩证统一,对中国古代史学方法论的发展至关重要。
王鸣盛把主要精力用于校注古籍、考证史事,正是肩负起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适应了中国传统文化总结时期的社会需要。他在治史实践中认识到:“古书传抄镂刻,脱误既多,又每为无学识者改坏,一开卷辄叹千古少能读书人。”(《十七史商榷》卷四二《黎斐》)倘若不先考证清楚史书舛误,而依据错误的史实著书,肯定没有学术价值。王鸣盛认为,当务之急是对古代史籍全面考误订疑,而不是忙于著述。他说:“好著书不如多读书,欲读书必先精校书。校之未精而遽读,恐读亦多误矣;读之不勤而轻著,恐著且多妄矣。”(《十七史商榷·序》)他主张把考误订疑和立意著书合二为一,对撰写《十七史商榷》一书具有辩证认识:“予岂有意于著书者哉,不过出其读书、校书之所得标举之,以诒后人,初未尝别出新意,卓然自著为一书也。如所谓横生意见,驰骋议论,以明法戒,与夫强立文法,擅加予夺褒贬,以笔削之权自命者,皆予之所不欲效尤者也。然则予盖以不著为著,且虽著而仍归于不著者也。”(《十七史商榷·序》)他认为只有史实正确、内容征实的考史之作才是著作,而那些离开历史事实主观驰骋议论、褒贬予夺之作不是史书。王鸣盛的这种著书意识在乾嘉史家中最具代表性,反映出清代史家的著述价值观。
王鸣盛治史注重考辨史书记载真伪
王鸣盛治史,以“期于能得其实”为依归,故特重方法论的训练。积一生之治学经验,他总结出了一整套如何读书、如何校书、如何考辨史书记载之真伪的方法。其中,以通晓目录之学为前提的读书、由此而打下广博的知识基础,乃是以“得其实”为依归的史学研究的必要准备;但在古书未经校勘、语多讹夺的情况下,读书又须与校书相结合,二者互为前提;由校书而展开考辨史书记载之真伪的工作,读书、校书与辨伪又相互依存而密不可分。似乎可以说,他的读书法即校书法,校书法即辨伪法,一切都围绕着“期于能得其实”这一史学宗旨而展开。
王鸣盛如何校书?《十七史商榷序》说“余为改讹文,补脱文,去衍文,又举其中典制事迹,诠解蒙滞,审核w驳,以成是书,故曰商榷也。”在王鸣盛这里,所谓“校书”并不仅仅是通常所理解的文字勘误的工作,而且是一项包括史实考证在内、以据实恢复历史之本来面目的科学研究的工作。他之所以把他的史学着作题名为《十七史商榷》,主要的着眼点就是要在史实的真伪方面与以往的史书、特别是官修的正史“商榷”一番。校勘的过程即是认认真真地读书的过程:“既校既读,亦随校随读,购借善本,再三雠勘。”至于考辨史书记载的真伪,则需借助于正史以外的多重证据。
在王鸣盛搜集的各种史料中,约分两类:一类是文献记载,包括野史笔记、方志谱牒、诸子百家、诗文别集、佛道典籍等等;另一类是文物资料,包括钟鼎尊彝之款识、山林冢墓祠庙伽蓝碑碣断阙之文;他认为这两类材料可以互相检照、互相印证,并且实际运用这两类材料进行“参伍错综,比物连类”的史学研究。这一方法,也就是后来王国维所说的“二重证据法”。
王鸣盛治史强调“金石之有关史学”他认为古代的金石铭文资料,既可补充史书记载之阙,亦可纠正历史记载之讹。二者对于据实恢复历史的真相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利用金石资料补充史书记载之阙方面,他的发现对于史学研究的价值尤为重大。例如,《旧唐书》和《新唐书》都没有记载杨国忠与李林甫互相勾结陷害名将王忠嗣之事,但这件事却与后来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有非同寻常的关联。“史有所漏,赖碑得见”。王鸣盛乃依据元载撰写的《王忠嗣神道碑》补充了这一被遗漏了的重要史实,说明了王忠嗣遭受陷害的经过,从而为全面解说安史之乱何以发生、唐王朝何以由盛而衰提供了又一不可忽视的证据。诚如王鸣盛所云:“忠嗣在唐名将中当居第一等,其老谋成算,体国惠民,尤不易得。横遭冤诬,身颓业衰。使忠嗣得竟其用,不但二边无扰,亦无禄山之难矣。唐人自坏长城,乃天下之大不幸也。”至于凭借金石资料以纠正历史记载之讹,王鸣盛亦多有发现。如依据《李良臣碑》《李光进碑》和《李光颜碑》的拓本,纠正了《旧唐书》误把李良臣在平息安史之乱中的战功附会为其子李光进的战功的错误。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王鸣盛治史重视野史笔记
与同时代的历史学家赵翼一样,王鸣盛也认为历代所谓《实录》有“为尊者讳”的弊病,转而重视野史笔记的史料价值。赵翼根据野史笔记中的真实可信的史料来订正历代官修史书的作伪失实之处,提出了“书生论古勿泥古,未必传闻皆伪史策真”的论断。王鸣盛的观点亦与此相似,认为“采小说者未必皆非,依实录者未必皆是”。这里所说的“小说”,即是指民间的野史笔记;而“实录”,则是由朝廷的史官所记载、作为官修正史之依据的历朝官方史料。王鸣盛认为,“实录中必多虚美”,例如五代诸实录“多系五代人所修,粉饰附会必多”,“盖五代诸实录皆无识者所为,不但为尊者讳,即臣子亦多讳饰”,而野史笔记中则多有真实可信者。所以他颇为公允地指出:“大约实录与小说互有短长,去取之际,贵考核斟酌,不可偏执。”这种以野史与正史相互参订以寻求历史真实的方法,也是合乎近代科学精神之要求的。
王鸣盛学术思想也有保守的一面。在经学研究方面,他有所谓“求古即所以求是”、“治经断不敢驳经”、“但当墨守 家法,定从一师,而不敢他徙”之说。所有这些说法,都是吴派朴学的局限性的表现。然而,王鸣盛毕竟是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他所提倡的以求真为最高目的的史学宗旨、考辨史书记载之真伪的实证方法,以及他的不同凡俗的论史卓识,对于推进中国史学的近代转型,无疑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贡献影响王鸣盛极为重视史籍校勘,对校勘的重要意义及必须具备的条件做出了科学的论断;并充分运用各种校勘方法校勘史籍;同时还注意结合探讨史籍致误原由,并进而归纳总结出“误例”,校勘方法全面,成果丰硕,对促进清代考据学日臻完密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为后人整理研究古代史籍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在史学宗旨上,王鸣盛坚决拒斥孔子的“《春秋》笔削大义微言”和宋明儒家的“驰骋议论,以明法戒”的传统,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以求真为最高目的的史学宗旨;在史学方法论上,系统论说了“考其典制之实”和“考其事迹之实”的实证方法;在史论方面,王鸣盛亦一反儒家传统观念,依据历史事实,为范晔、初唐四杰、永贞革新、甘露之变、温廷筠和李商隐等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翻案,表现出不同凡俗的论史卓识。
藏书之家性俭素,无玩好声色之嗜,唯左图右史,宋椠元刻明本亦多有收藏,黄丕烈、莫伯骥、丁丙、罗振常等藏家的书目中亦有其旧藏著录。研究《尚书》30余年,撰有《尚书后案》30余卷。著《十七史商榷》百卷,为史学经典名著之一。对金石、目录之学亦有研究。藏书丰富,多为治史所用,广泛搜集野史笔记,百家小说,碑帖鼎彝,藏书处曰“耕养斋”、“颐志堂”等,校勘精审。藏书印有“通议大夫”、“乙丑探花及第”、“西庄居士”、“西b居士”、“光禄卿之章”等。著述宏富,主要有《周礼军赋说》、《西b居士集》、《蛾术编》等。又选辑平生交游能诗者12家,编成《苔岭集》,自刻为《西庄始存稿》。
蒙恬将军
蒙恬出身名门,家族以武学传世,将才辈出。到了蒙恬这一代,家族命运达到鼎峰,特别是蒙恬,官拜大将军,是秦始皇的左膀右臂。蒙恬自幼就对武学有浓厚的兴趣,拜访名师传授自己武功,他本人天资聪颖勤奋好学,未及成年就练就了绝世武功。蒙恬不光习武,对兵法也有着很深的研究。他习惯将排兵布阵与兵法精髓相结合,建立了一套独特的蒙氏兵法图。
蒙恬剧照
蒙恬出身世家,成年之后就跟随家族长辈出兵打仗。起初,他只是大将军王卉手下的一员普通将领,但是在行军途中他提出的意见建议往往带有新的视角,受到王卉的赏识。在攻打齐国的时候,蒙恬总是先使出障眼法迷惑敌人再给他们出其不意的致命打击,他本人在战场上表现突出,骁勇善战,将个人才华施展无余。王卉亲自上书奏请蒙恬的战功,秦始皇很是高兴,封蒙恬为内史,掌管一方军马。
秦始皇文治武功非一般人所能比拟,他觉得自己有能力一统六国平定天下。蒙恬深知秦始皇用意,主动请缨,在攻打其他诸侯国时不遗余力,带领全体将士浴血奋战,为秦始皇统一六国扫清了诸多障碍。
秦始皇非常信任和信赖蒙恬,出巡时都让蒙恬跟他坐在同一辆马车上。两个人惺惺相惜,速写出一段君臣相互欣赏的佳话。所以说,伯乐与千里马之间是相互依存的关系,有才能的人需要领导慧眼识人,而领导的眼光决定了他的事业高度。
神话蒙恬蒙恬出身于名将世家,是秦朝著名的将领。历史上的蒙恬,在祖父和父亲这样名将的熏陶下,从小便胸怀大志。他和其弟蒙毅同时效力于秦国朝廷,并深得秦始皇的重用,尽忠尽责、威武一生,最后为奸人所害,吞药自杀。不过,历史书上的蒙恬再怎么精忠报国,也不如《神话》剧里蒙恬角色鲜活。
蒙恬剧照
最初看电视剧《神话》时吸引我注意力的是胡歌饰演的主角蒙毅,后来才开始慢慢发现蒙恬的好。他就像一片绿叶总是默默地映衬出花儿的红,花儿的美。低调如他,需仔细品味才能体会到他的情和义,忠和勇。国比家重要,他这样想着也这样做着。决定把一生献给国家的蒙恬,将儿女情长抛之脑后,统领千军万马经历无数战场厮杀。这是他的忠。“忠肝义胆,勇武传魂”,三十万蒙家军齐声呼喊,口号响亮,气势磅礴,震撼着大秦疆土的每一寸土地。
看透生死的蒙恬立于万军之前,泰然有之的面孔上写满了坚决。这是他的忠。初见时,他就对玉漱暗生情愫,却缄默不语,满腔深情都赋与“不敢爱”三字。**《后会无期》里有这样一句话“喜欢就会放肆,但爱就是克制”。“不敢爱”,这个三字里饱含了多少爱和理性的克制。这是他的情。重义气,信兄弟,临死之际,托付兵权,这是他的义。
“虽是一片绿叶,我已知青山”,蒙恬不仅是神话里的大将军,更是秦国的大将军,一身正气,凛然迎敌,誓死卫国。
神话蒙恬谁演的电视剧神话里蒙恬的扮演者叫丁子竣,他在里面扮演的蒙恬这个人物至今都让人印象深刻,生动地再现了那个生活在秦始皇时期英勇威武而又德才兼备的大将军形象,让人久久不能忘记。
蒙恬剧照
丁子竣在神话里扮演蒙恬,完全突破了平常的形象,将一个大将军演绎的淋漓尽致,在里面他并没有非常文艺而又华丽的语言,也没有温柔令少女倾心的脾气,甚至有一个并不是非常出众的面孔,却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
这个伟大的将军必定戎马一生,然而这坚强的外表下也有些一刻深情的心,他对玉漱有着超乎对一般女子的特殊的感情,这份倾心虽单纯而又真实却一直被隐藏在蒙恬的内心深处。因为他的身上肩负这不可推脱的责任,保家卫国,在国事上他坚定威武,胸有成竹,沉着稳重,他的脑袋永远都是有条不紊。可是这个有责任心爱国守职的大英雄最终却遭奸人所害,我还记得他临死前的那个画面,那么泰然,那么宁静,他的无所畏惧,赤胆忠心留在了所有观众的心里。
虽然神话的主角是蒙毅,但是主角的哥哥蒙恬的光芒一点也不逊色于蒙毅,蒙恬这个人物不仅在《神话》这部剧中,而且在真实的历史里,都是一个伟大而又传奇的人物,他为秦始皇统一六国做出了重要贡献,以及后来带领人们修建的长城,改良的毛笔,给国人带来很大的福利。
蒙恬怎么读最初认识蒙恬是在小学的语文课本上,那时候我还处在和多音字作斗争的时期,所以“蒙恬”两个字的读音对我来说是个难题。“恬”字还好,只有一个读音,可是“蒙”字却有三个读音,每一个读上去都好像很顺口。
蒙恬剧照
想来很多人都会有和我一样的困惑,这里我们就一起探讨一下。
“蒙(meng)”字有三个音调,分别是一声、二声、三声。读三声的时候不用多说,是蒙古族的“蒙”;“蒙”只有读二声的时候可以作为姓氏。蒙恬,姬姓,蒙氏,恬名。从这点来看,蒙恬的“蒙”读二声,毋庸置疑。蒙姓的渊源有三个,分别是源于山名,以官名为氏;源于高阳氏,以地名为姓;从其他姓氏改过来。高阳氏是远古时代黄帝之孙颛顼的后代,所以在许多姓氏古籍的记载中,蒙姓中国人是黄帝的直系后裔。李文郑撰写的蒙姓宗祠通用联有云:“功高秦国,威震匈奴。”这里“威震匈奴”说的就是秦代名将蒙恬,率三十万蒙家军击退匈奴,收复河套区域,并修筑长城,守卫数年。
撇开这些来说,二声“蒙”还有继承,承继的意思。韩愈在《祭十二郎文》中有云:“汝之纯明而不克蒙其泽乎?”“恬”从心,从舌,甜声。曹丕有云:“恬淡寡欲”,即淡泊名利,清静无为之意。出生于世代名将之家的蒙恬,从小接受祖父,父亲的熏陶,淡泊名利,一心卫国,忠心耿耿。这就是他从祖辈父辈那里继承来的恬淡寡欲知心。
白起和蒙恬谁厉害白起与蒙恬都是秦国武将,但是这俩人并没有见过面,他们生活的朝代不同。白起是战国时期人物,效忠于秦昭襄王,为秦国一统六国立下了汗马功劳。蒙恬是秦始皇时期的平远大将军,为秦朝驱除外敌侵犯立下赫赫战功。两个人都是武将,在军事领域都取得过不菲的成绩。
蒙恬剧照
白起和蒙恬比较的话,在军事素养上白起要高过蒙恬一头。战国时期诸侯国混战,白起采取强硬的军事手段打击对手,在取得阶段性胜利后乘胜追击,以防止对手东山再起。他被人们称为杀神,从称谓当中就能看出他杀伐决断的稳、准、狠。战国时期各国战死的士兵百姓加起来人数有两百多万,其中约有一百万人丧命于白起的指挥棒下。特别是在长平之战当中,白起就活埋了赵国四十万人,把赵国彻底灭了。蒙恬的卓越功勋在于击退匈奴,他指挥的大战与白起不在一个起跑线上。
白起虽然在军事才能上高蒙恬一筹,但是在朝堂争斗中,两个人是半斤对八两。白起和蒙恬的骨子里流淌着忠君报国的血液,但是此等忠诚只能够在刀刃相见的战场上有用武之地,在人心争斗的内朝就丝毫派不上用场了。白起与蒙恬的结局是一样的,君王听信谗言,将一代有功之臣送上了西天。
从白起和蒙恬身上可以知道,个人能力很重要,但是千万别让自己过于显露才能,凡事多请示领导,否则到头来是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蒙恬和项羽蒙恬和项羽都是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家。他们能够洞察人性,对兵法研究透彻,武艺高强,在彼此时代里无人能够与之匹敌。蒙恬是秦始皇手下爱将,深得秦始皇信任,将秦王朝的八十万大军交付蒙恬之手,让他挥师北上,与匈奴决一死战。项羽是楚国霸王,做为后起之秀登上历史舞台,金戈铁马,意气风发。
蒙恬剧照
蒙恬带领秦国大军踏伐六国土地时,项羽还是楚国没落贵族家的小公子。等到项羽称霸之时,蒙恬早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虽然都是盖世英雄,但两个人并没有交过手。不过论起雄才伟略,蒙恬和项羽还真是有的一拼。
蒙恬的卓著功勋在于帮助秦始皇平定六国,等到秦始皇建立秦朝之后又派了蒙恬前去镇守边关。蒙恬统兵之道在于顺应皇帝旨意,在忠心报国的前提下施展才能。有的时候与秦始皇意见不统一,他也不敢违抗圣意。这就在一定程度上禁锢了蒙恬的思想和军事主张。而项羽则不一样了,混世魔王,起兵打仗之时只遵从内心的想法,誓于天下英雄分出胜负。从这一点上来看,项羽的军事才能得到了充分发挥。
有句话叫做生不逢时,如果蒙恬晚生个几十年,与项羽同处一个时代,那么蒙恬就不会惨死在奸佞之臣手里。在项羽踏平秦二世的统治之后两位豪杰很有可能对酒当歌,但是历史终究是历史,没有那么多的如果。
1、据《中国姓氏地图》显示,白姓源自嬴姓。秦武公死后,公子白未能继立,武公的同母弟德公将君位从公子白手中夺走。武公居住的故地在秦国都城雍(今陕西凤翔)附近的平阳(今陕西岐山、噤县一带),德公把平阳封给了公子白。公子白死后,他的后人就以白为氏。
2、汉族白姓出自颛顼帝的裔孙白公胜之后,以封邑名为氏。据《元和姓纂》、《尚龙录》等资料所载,颛顼帝的后裔陆终娶鬼方氏为妻,生下六个儿子,其中第六个儿子叫季连,赐姓芈。季连的后裔熊绎在荆山一带建诸侯国,定都丹阳。公元前740年,荆君熊通自封为武王。
他的儿子于公元前689年迁都郢,改国号楚。楚平王时,太子建因做晋军袭郑国的内应而被杀,太子建的儿子熊胜便逃到吴,投奔伍子胥。楚平王的孙子惠王即位后,楚令子西把熊胜招回国,任巢大夫,封在白邑(今河南省息县包信东南),称为白公胜。
3、据《姓氏寻源》及《元命苞》所载,远古时期,中国北部的姜姓部落首领炎帝有一个大臣叫白阜,精通水脉,为疏通水道做出了贡献。其子孙便以“白”为姓,称白氏。
4、据《姓氏考略》所载,唐置白州(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白县一带),国人以地为氏,称为白姓。
扩展资料
白姓名人
1、白行简
白行简(776年-826年)唐代文学家,字知退,下邽(今陕西渭南东北)人,著名文学家白居易之弟。公元805进士,授秘书省校书郎,累迁司门员外郎,主客郎中,又曾任度支郎中,膳部郎中等职。著有文集10卷,文辞简易,有其兄风格。
2、白玉蟾
白玉蟾(1134~1229),原名葛长庚,字白叟、如晦、以阅、众甫,号海琼子、海蟾、云外子、琼山道人、海南翁、武夷翁,世称紫清先生。北宋琼管安抚司琼山县五原都显屋上村(今海南省琼山县石山镇典读村)人。
3、白朴
白朴(1226年-约1306年),原名恒,字仁甫,后改名朴,字太素,号兰谷,汉族,祖籍隩州(今山西河曲),汴梁(今河南开封)人,晚岁寓居金陵(今江苏南京),终身未仕。他是元代著名的杂剧作家,与关汉卿、马致远、郑光祖并称为“元曲四大家”。
-白姓
本文2023-08-03 22:39:49发表“古籍资讯”栏目。
本文链接:https://www.yizhai.net/article/365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