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的著作是《墨子》。《墨子》内容广博，包括了政治、军事、哲学、伦理、逻辑、科技等方面，是研究墨子及其后学的重要史料。此书分两大部分：一部分是记载墨子言行，阐述墨子思想，主要反映了前期墨家的思想。

另一部分《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等6篇，一般称作墨辩或墨经，着重阐述墨家的认识论和逻辑思想，还包含许多自然科学的内容，反映了后期墨家的思想。西晋鲁胜、乐壹都为《墨子》一书作过注释，已散失。如今的通行本有孙诒让的《墨子闲诂》，以及《诸子集成》所收录的版本。

扩展资料

墨家著作在六朝以后逐渐流失，明正统十年（1445年），张宇初奉敕，将《墨子》刻入《道藏》。现代所传的《墨子》只剩下五十三篇，这些篇幅是因为被道家著作《道藏》所收录，才得以留传下来。汪中将墨子书分为内外二篇，著有《墨子表征》一卷。现存《墨子》53篇，记载了墨子及其后学的言行。

自秦以后，墨子及其弟子的言论，散见于各种典籍之中，如见于《新序》《尸子》《晏子春秋》《韩非子》《吕氏春秋》《淮南子》《列子》《战国策》《诸宫旧事》《神仙传》等等。西汉刘向的《汉书·艺文志》将散见各篇著录成《墨子》共七十一篇。

经历代亡佚，到宋时，只存六十篇，如今只存五十三篇，已亡佚十八篇。其中已亡佚的有：《节用》下篇，《节葬》上、中篇，《明鬼》上中篇，《非乐》中、下篇，《非儒》上篇，除此八篇外，另十篇连篇目皆亡佚，在这十篇中，只有《诗正义》曾提到过《备卫》此篇目，其余无可考。

《四部文明》是由我国著名国学大师文怀沙先生担任主编，陕西震旦汉唐研究院编纂的大型古籍文献丛编，由西安曲江文化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陕西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

《四部文明》二百巨册，收录古籍原著一千五百六十余种，一万八千二百余卷，总计一亿四千余万字。其中《商周文明卷》三十册，《秦汉文明卷》四十册，《魏晋南北朝文明卷》三十册，《隋唐文明卷》一百册。

《四部文明》是对我国先秦至隋唐两千余年间的历史文化进行全面的、学术的、总结性研究的大规模纂述，是展现中华文明前半期的精髓与核心的集大成之作，堪称周秦汉唐文明集成。

与历代所修纂的大规模丛书不同，《四部文明》无论在编纂思想、编纂体例、以及文献收录和底本选择等方面都有着鲜明的特色，大体而言，有以下数端： 罕见与实用并举的原则：

汇印古籍，其要在据善本，《四部文明》所收各书，均在全面了解存世版本的情况下，经与国家图书馆、省市图书馆、大专院校图书馆及海外图书馆等商借底本，或选择孤本、珍本，或选择初印本，或选择名家校勘本，汇集了大量的古籍善本。与《四库全书》相较，仅以《十三经》为例，《四库全书》为生员手录，书成于众手，鲁鱼亥豕，手民之误，不可胜举；而《四部文明》不仅收录了宋代各种刻本的《十三经》，还收录了开成石经本《十三经》，此外更广泛搜罗了宋明以来《十三经》的诸多珍、罕注疏本，因此在所收文献的可靠和完善方面，与《四库全书》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四部文明》广泛搜集罕见文献，使大量孤本、珍本古籍化身千百，极大地取便于学术研究。其中收录了唐写本4种，宋本101种（宋刻本68种，影翻宋本33种），元本19种（元刻本18种，影元本1种），明本121种（明刻本118种，明抄本3种），清刻本311种，经藏本7种，日本古刻本3种等一大批稀见古籍原本。其中宋本《十三经》、宋本《老子》、《庄子》、《荀子》、《列子》、《管子》、影翻宋本《韩非子》、《国语》、《战国策》（以上《商周文明卷》），宋本《史记》、《汉书》、《后汉书》、《说文》、《古文苑》、《东汉文鉴》（以上《秦汉文明卷》），宋本《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陶渊明集》、《六臣注文选》、《世说新语》、影翻宋本《鲍氏集》、《江文通集》（以上《魏晋南北朝文明卷》），宋本《隋书》、《旧唐书》、《新唐书》、《杜诗补注》、稿本《全唐诗》、清抄本《大唐开元礼》、《唐会要》阙卷（以上《隋唐文明卷》）等等珍罕古籍在学术研究方面均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前商务印书馆在张菊生先生主持下，辑印百衲本二十四史，名山事业，为史学结成硕大之果。时《隋书》用元大德本，今以国家图书馆所藏宋中字本、宋小字本两本拼合，阙卷乃以元大德本补足，成《宋本隋书》，使沉埋数百载之故籍一朝彰显於世。在搜罗珍善本的基础上，又以实用为目的，对常用文献及普通古籍，以精校、精刻本为主；对虽非珍本但已为学术界所熟知的著作及版本，也作了广泛的收集，以取便于专家读者的研习与参考。 集成与精粹结合的宗旨：

根据《四部文明》编纂的宗旨，既向集大成的方向努力，使之成为周秦汉唐文献的集大成之作，又突出反映各时代文明成就的重点方面，清晰地跟踪描绘中华文明发展的演进历程。汇集一个时代的文献，尽量做到全面，不使重要文献遗漏，《四部文明》对先秦至隋唐的文献做了全面的搜罗整理和汇集，是全面反映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及隋唐各个时代文明成就的文献巨编。

在我国文化史上，先秦诸子思想的活跃，秦汉经学、史学的发达，魏晋南北朝思想的解放，隋唐文学的发展高峰，都是显现时代特征的文明成就，在《四部文明》中，依各时代文明成就的特征，在文献的搜罗上有重点的突出，以利于读者充分了解不同时代我国历史文明的走向。 文献搜罗的完整性：

我国自古有易代修史、总结文化遗产的传统，尤其是汉代对儒家经典的搜集整理，清代考据家对文献的考证清理，为总结我国文化遗产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囊括一个时代的文献全貌，从孔子整理六经开始，就有了这方面的努力。宋代以来，有意识地总结文化的工作更是作出大量的成绩。《册府元龟》、《文苑英华》、《太平御览》、《太平广记》等宋四大书，明成祖时期的《永乐大典》，清代的《二十四史》、《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民国时期的《四部丛刊》、《四部备要》，以及新近出版的《传世藏书》、《续修四库全书》等等，都是大规模清理编纂古代文献的工程。但是以时代划分，汇总一个时代的总体文献于一编的大型断代文献纂述，还要以《四部文明》始。以往的各种丛书，或兼收并蓄，或以类相从，断代文献全编，则付阙如。以往的大规模丛书，即使其规模超过《四部文明》，但如学者要检阅某一个时代的文献全貌，则如大海捞针，茫无头绪。而《四部文明》以时代划分，集中划一地汇集各个时代的文献全貌；因此，《四部文明》分之则是分别展现先秦文明、秦汉文明、魏晋南北朝文明和隋唐文明的大规模文献丛编，合之更成为中华历史前半期文明成就的总汇。鉴于现代学术与教育发展的要求，文、史、哲、科普遍进行分时代、分学科研究的情况下，文献以时代汇总的编纂方针，使得本丛书的实用性、收藏性都有很大的提高。可以说，在中国古籍整理方面，象《四部文明》这样的断代文献全编，对古文献进行时代与内容的分合，是前人从没有作过的，是空前的。此外，在具体文献的收罗上，也尽量采用全本，如《唐会要》一百卷，为治唐史所必须借重之重要文献，自清人辑入《四库全书》即阙卷七至卷十计四卷，库本《会要》该四卷为后人所补，已非原貌，后民国间商务印书馆出版国学基本丛书，收录《会要》一以殿版为式，至数十年来中华书局仍据商务本影印行世。中四卷抄本原貌学者罕觏，今以国家图书馆所藏清初抄本此四卷补阙，并附库本所补四卷，以供学界研讨。 资料编排的系统性：

在收集和编排上依照学术体系与学术惯例对所有文献进行分门别类。在以往历代编修的大型丛书中，大体都据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从目录学角度，这样的编排对于管理和查阅，有一定的便利；但以学术研究出发，要集中查阅某一时代的整体文献，或某一领域跨时代文献的全貌，则非常困难。《四部文明》以当前学术体系为蓝本，将各时代文献进行新的分门别类，极大地方便了从事某一领域研究的读者参考和查阅。如《商周文明卷》，对收录的各方面文献，分列在：先秦图志、甲骨文存，先秦史表、金文类纂、古器图象类纂、十三经汇函、四书汇纂、群经总义、先秦古史汇纂、国语汇纂、战国策汇纂、诸子汇纂、先秦杂著汇纂、先秦地理著述类纂、全上古三代文、诗经辑纂、楚辞辑纂、先秦大家集汇等若干分部中；《秦汉文明卷》，分列在：秦汉图志、秦汉史表、说文汇纂、广雅、释名、方言、史记汇证、汉书汇证、后汉书汇证、秦汉史部书汇、秦汉金石文汇、秦汉著述汇编、秦汉地理书荟、两汉说部书荟、秦汉古逸书辑佚汇纂、秦汉文、汉大家集汇等分部中；《魏晋南北朝文明卷》，分列在：魏晋南北朝图志、魏晋南北朝史表、三国志汇证、晋书汇证、宋书汇证、南齐书汇证、梁书汇证、陈书汇证、魏书汇证、北齐书汇证、南北史汇证、魏晋南北朝史部书汇、全三国六朝文、魏晋南北朝诗总集汇纂、魏晋南北朝别集汇纂、文选辑纂、魏晋百家小说、魏晋南北朝杂著书汇、魏晋南北朝释道书汇、玉篇、魏晋南北朝类书丛编、魏晋南北朝金石书汇、魏晋南北朝地志汇纂等若干分部；《隋唐文明卷》，分列在：隋唐图志、隋唐史表、隋唐典章职官书汇、唐代谱牒科举职官名录书汇、唐代诏令奏议书录、隋唐史部书录、隋唐地志辑录、隋唐金石文汇、唐代类书选录、隋唐释道书荟、隋唐杂著丛编、隋唐小说汇编、全隋唐文、全隋唐诗、唐代诗文总集丛编、唐代诗文纪事丛编、唐大家集汇等若干分部中；这样的编列与辑集，对于研习某一领域的学者，甚便使用。 古籍整理的学术性：

在全面搜罗文献的同时，又不同于过往丛书简单的文献罗列，而是广泛吸收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在保存文献的基础上，使文献价值进一步充分体现和易于利用。在底本选择上，有大量名家校勘或批校本，以及整理、注释本。在文献整理上，或罗列不同版本，或汇集研究资料，或增加题跋，或标注出处，或校勘，或补遗，不一而足，尽可能地提高其学术价值。如《全唐文》这样一千卷的大书，考虑到作为总集其作用主要供查阅之需，故本丛编对《全唐文》所收一万八千四百余篇文章逐一进行核检，将其原始文献出处，一一注明，为研究者提供了大量文献线索。《大唐开元礼》通行本为光绪间公善堂刻本，此次影印不用公善堂本，而采用国家图书馆所藏清初抄本，此本罕见而弥珍。此抄本虽衍讹舛误颇多，但经过清代大考据家王念孙等人悉心校勘，朱墨斑斓，浮签满纸，李璋煜辑其校勘成果成《大唐开元礼辨证》，附於全书之末，因此使之成为有关此书的重要研究成果，汇入本编，为学术界提供十分难得的资料。

古中华文明，是世界文明的一大支脉，是传承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根基所在。《四部文明》是规模宏大的旷代巨编，是展现中华历史与文明的山容海纳之钜构，更是当前陕西省在建设文化大省和文化强省进程中的一项重大文化工程，它的编纂完成，对于继承和弘扬我们祖国灿烂的古代文明，总结我国丰富的文化遗产，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推动我国文化事业的大发展，必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傅光（《四部文明》执行编委）

      最有智慧的古书排名

      《周易》是儒家重要经典之一，是我国最古老、最有权威、最著名的一部经典，是中华民族聪明智慧的结晶一名《易》，又称《易经》，包括经和传两部分经本是占筮

      《菜根谭》、《幽梦影》、《小窗幽记》、《围炉夜话》《颜氏家训》、《朱氏家训》，到后来的《曾国藩家书》、《左宗棠家书》，再到解放前鲁迅许广平的《两地书》、《闻一多家书》;解放后的《傅雷家书》、《沈从文家书》等 国外的如英国培根《人生论》，

      NO10 锏 锏，(铁)鞭类，长而无刃，有四棱，长为四尺(宋制四尺为一米二)， 后来才有了杨家枪和杨家将的故事NO3 矛 有古书上也说矛=枪， 但从一些小说和文

中国最神秘的一部古书

      很多，例如:《黄帝内经》包括《素问》和《灵枢》两大部分，各有文章81篇，内容非常广泛《黄帝外经》37卷，据说内容也很丰富，可惜失传了 《连山》、《归藏》 周易的分支 《明心宝鉴》大约成书于元末明初，辑录者或整理者是范立本国家图书馆普通古籍阅览室收藏有1368年刊印的《校正删补明心宝鉴》，其善本室则藏有1553年刊印的《重刊明心宝鉴》(二卷)和1621年刊刻的标明“范立本集”《新刻音释明心宝鉴正文》(二卷)，普通古籍室还收藏有《新镌校正明心宝鉴正文》，扉页上题“官板正字明心宝鉴”，“桥村庄三圣堂行”国家图书馆同时收藏有明万历皇帝《御制重辑明心宝鉴》二卷(根据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影印)，成书于1585年

      《山海经》是中国一部记述古代志怪的古籍，内容包括一些传说中的地理知识，和一些远古神话和传说

      十三经 《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 、《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

中国十大旷世古书

      按古籍影响 周易、论语、诗经、史记、资治通鉴、本草纲目、伤寒论、四库全书、六艺十三经、孙子兵法 以下是按古籍年代 唐咸通九年刻本《金刚经》唐成都府BIAN家刻本《陀罗尼经咒》宋杭州猫儿桥刻本《文选五臣注》宋刻本《昌黎先生集》，《河东先生集》宋黄善夫家塾刻本《史记集解索引正义》金刻本《刘知远诸宫调》元至正五年刻本《金史》元大德三年《稼轩长短句》按古籍类别:经学、子学、玄学、佛学、理学、 总之门类繁多，不可细数

      很多，例如:《黄帝内经》包括《素问》和《灵枢》两大部分，各有文章81篇，内容非常广泛《黄帝外经》37卷，据说内容也很丰富，可惜失传了 《连山》、《归藏》 周易的分支 《明心宝鉴》大约成书于元末明初，辑录者或整理者是范立本国家图书馆普通古籍阅览室收藏有1368年刊印的《校正删补明心宝鉴》，其善本室则藏有1553年刊印的《重刊明心宝鉴》(二卷)和1621年刊刻的标明“范立本集”《新刻音释明心宝鉴正文》(二卷)，普通古籍室还收藏有《新镌校正明心宝鉴正文》，扉页上题“官板正字明心宝鉴”，“桥村庄三圣堂行”国家图书馆同时收藏有明万历皇帝《御制重辑明心宝鉴》二卷(根据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影印)，成书于1585年

      中国古书:《三字经》、《黄帝内经》、《山海经》、《资治通鉴》、《道德经》、《奇门遁甲》、《孙子兵法》《易经》、《增广贤文》、《论语》、《史记》、《汉书

中国人十大必读古书

      1、中国先秦时期的百科全书 《诗经》 孔子 2、兵家韬略之首 《孙子兵法》 孔武 3、垂范千古的儒家经典 《论语》 孔子及其弟子 4、中国道家学说的开山之作 《老子》 老子5、最爱中国人推崇的英雄传奇 《水浒》 施耐庵 6、包含处世权谋与人生智慧的杰作 《三国演义》 罗贯中 7、东方世界的《堂吉诃德》 《西游记》 吴承恩 8、成就人生事业的大学问 《菜根谭》 洪应明9、不会做诗也会吟 《唐诗三百首》 孙洙，徐兰英 10、中国最伟大的文学作品 《红楼梦》 曹雪芹，高鹗

      如下:《西游记》，《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传》，《史记》，《论语》，《孟子》，《孙子兵法》，《道德经》，《诗经》

      《太平广记》 全书按题材分为92类，又分150余细目神怪故事所占比重最大，如 明代拟话本有的据古书记载敷演成篇，如《王安石三难苏学士》中，咏菊花事，出自《

中国十大经典古籍

      1、《论语》:《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语录结集，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编写而 是中国古代儒家经典之一，原是《礼记》第三十一篇，相传为战国时期子思所作其

      如下:《西游记》，《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传》，《史记》，《论语》，《孟子》，《孙子兵法》，《道德经》，《诗经》

      我国古籍目录数量多、种类多，内容极其丰富如果从目录编制的体例看，大致可分如下三种:第一种，部类前后有小序，书名之下有解题解题又叫叙录或提要它的作

谈自学古文字

李学勤

李学勤先生，北京人，生于1933年，是我国著名的古文字研究专家，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西北大学兼职教授。主要著作有《殷代地理简论》、《中国青铜器的奥秘》(英文版)等。

案头这封长信，是远方一位青年教师寄来的。信中谈到他在十年浩劫期间失去了读书机会，但由于爱好篆刻，经常接触古文字，逐渐对古文字学发生兴趣，连同古文字产生的历史时代，也想深入研究。他迫切希望能根据业余自学的特点，告诉他怎样着手学古文字学，拟定一个系统学习的计划。

这样的信，近年我陆续收到过好多。写信的青年朋友，有文物考古界、艺术界的新同志，也有文史学科的教师或学生。每当我披读信里充满热情的文句，总是思绪萦回，沉浸于回忆之中。

我学习古文字，就是自学出身的。曾有人传说我得力于家学，这与事实不符。我的家庭是知识分子，却与古文字这一行无关，我在清华念书也没有学过与此有联系的课目。作为被古文字的“神秘感”牢牢吸引的年轻学生，我所仰赖的只有北京图书馆。巍峨的馆门，存衣处，目录箱，等候取书的长椅，阅览厅的净案明窗，至今追想，犹历历如新。不分寒暑，晨昏，奔走于文津街上的生涯，直到1952年，我去考古研究所参加编《殷虚文字缀合》，才告结束。这样一段经历，使我对有志自学古文字的青年朋友倍觉亲切。

中国的古文字学有悠久的历史渊源，然而出于种种原因，又是一门罕人问津的冷僻学科，过去甚至被称为“绝学”。建国以来，随着考古工作的繁荣开展，新发现古文字材料层出不穷，古文字学的实用价值日益显著。但是这门学科的研究力量仍很薄弱，同摆在面前的繁重任务很不相称。这种形势，限制了古文字学本身的发展，也不利于考古学和整个古代历史文化的研究。能看到不少年轻同志愿意学这个冷门，是多么令人高兴的事。

根据亲身经历的甘苦，我觉得有义务告诉大家，自学古文字学实在是很难的。今天的古文字学，已非历史上的小学、金石学可比，它介乎考古学、古代史、语言学、文献学之间，和这几门学问都有密切联系。因此，学古文字学，需要相当广博的基础知识。这是困难之—。古文字学的研究对象大都是珍贵文物，分散各地，有些不易见到。就连著录，一般也是印数甚少，价格昂贵，在图书馆列于善本。有关论著多较专门，缺乏有新水平并用现代语言编写的概论性书籍。这是困难之二。所以，有些自学者虽然努力，或不得门径，或缺乏必需的条件，成效不多，徒费精神，实在令人惋惜。

这么讲，意思绝不是要泼冷水。难学，不等于不能学，而是需要更大的决心和毅力。荀子有云：“真积力久则入，学至乎没而后止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

自学，自然比不上有导师可随时请益，不过俗话说：“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即便学有良师，功夫还得自己去做。导师的可贵，最要紧的是指点治学的方向方法，避免弯路错路。我们自学，更必须注重学习的方法和途径。不妨通过前辈古文字学家的论著，仔细体会他们所运用的方法，所走的路数，吸取其中的丰富经验。假如走的路子错了，再想改正，便得用许多时间和气力，这种教训，我们见过得也有不少。

那位教师问我怎样系统学古文字，依我看，可以有两种学法，因人而异。

对于以古文字研究为终身职志的人，我建议最好从《说文》入手，先学秦汉文字，如秦简、秦刻石、汉简、汉碑，以后再上溯两周金文，最后学甲骨文等商代文字。记得二十多年前，陈梦家先生讲过这样的学习法，我当时颇不以为然，事经多年，才认识到这样学能对古文字源流演变，文字形音义及其所以然，均有透彻了解，奠定古文学知识的深厚基础。表面看似乎迂缓，实则事半功倍。

《说文》一书，现在看来固然有很多时代局限，但仍不失为研究古文字的出发点。汉儒所见古籍，所闻师说，不少是后人无法直接接触的。许慎号称“五经无双”，《说文》集汉代文字学知识大成，清人注解《说文》更有重要成果。开始学古文字，不可不读《说文》，但不要单看大徐本本文(如最近影印的一字一行本)，应当兼读注释。大家喜欢读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这是对的。如果觉得段注卷帙浩繁，一时读不完，建议先读王筠的《说文句读》，比较简明。此外，徐灏的《说文解字注笺》，对读段注很有帮助。至于丁福保编纂的《说文解字诂林》，汇集众书，便于检索，不能作为阅读之用。

上 面说的自下而上，循序渐进的学习法，需时较多，只适用于专门研究这一学科的同志。如果出于工作要求，或本人兴趣，一开始就学甲骨文或金文，也无不可。比如，先读郭老《卜辞通纂》、《两周金文辞大系》，容庚《商周彝器通考》，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和《西周铜器断代》（《考古学报》1955—1956年连载），及《金文编》、正续《甲骨文编》等，都是很好的。我起初就是先学甲骨和战国文字的，到六十年代不得不补学青铜器，说明不管先学什么，想要在古文字学范围内有所建树，还得认识古文字发展的全过程。借用武术家一句话说，叫做“及其至，则一也”。

有些自学者担心古文字难记，以致把精力全用在摹写《说文》篆字或《甲骨文编》、《金文编》上去了。实际上，对古文字的理解，常比默记更为重要。为了弥补记诵的不足，可以尽量利用工具书。如《经籍纂古》、《说文通训定声》、《新编上古音韵表》、《广韵声系》、《甲骨文字集释》、《金文诂林》等书，与学习研究都有裨益。新出的高明同志《古文字类编》、徐仲舒先生主编《汉语古文字字形表》，分栏列举不同时代字体，尤有助于学者通习文字的流变。

唐兰先生说过：“古文字学的功夫不在古文字。”我这些年讲课，屡次介绍这句名言。我体会，唐先生的意思是强调文献知识对古文字研究的重要。研究古文字，必须充分运用文献学的成果。以我所知，著名的古文字学者，无不在文献方面有高深造诣。以杨树达先生为例，先生研治小学多年，但直到抗日战争时避难湘西，才着手考释金文。他所著《积微居金文说》，真是妙义纷呈，创获独多。推其本源，其功力和方法都是从文献研究中得来。又如不久前逝世的陈直先生，所著《史记新证》、《汉书新证》、《两汉经济史料论丛》、《三辅黄图校证》等多种，均以秦汉文物与古籍互相印证。即使是一砖一瓦，他信手拈来，都能用以说明一定的历史问题。没有对文献的精湛研究，怎么能做到这一点呢？

在学古文字时读古书，最好能以古文字材料与同时代的文献对照阅读。例如学西周金文，同时读《尚书》、《逸周书》及《诗经》中西周作品，必能收左右逢源之效。前几年，我们整理注释云梦秦简，特立一条凡例：“注释尽可能引用时代接近的古籍及其注释。”就是为便于对比研究。如一味追求高古，援弓《诗》、《书》古训，反与秦简不合。

读古书，首先要读常见书，不可偏好孤本秘籍。最普通的如《史记》，司马迁写作时将《诗》，《书》、《左传》、《国语》等熔于一炉，是研究古代历史文化的基本材料，三家注虽不理想，内容却很丰富，足资参考。有人以《史记》为常见，不值得细读，甚至治学多年，还没通读过《史记》，这是不足为训的。

古文字学又不能同考古学分开。在解放以前，绝大多数的古文字学材料得自偶然发现或者盗掘，学者研究甲骨、金文，不能不多靠拓本，侧重于文字的辨析，接触器物本身的机会较少，对出土情况更很难了解。现在的科学发掘材料，有明确的出土记录，其学术价值大为提高，所以学古文字的人不可不具备一定的考古知识。

考古学和古文字学相辅相成，把文字考释与考古学方法结合起来，常能解决单凭前者不能解答的疑难问题。研究青铜器，不仅注意铭文，还应观察其形制、纹饰、功能和冶铸技术。研究甲骨，也应该兼顾甲骨品种，修治方式及钻凿的形态。这些年新发现的重要古文字材料，象殷虚小屯南地甲骨，“妇好”墓青铜器、周原甲骨和青铜器、淅川下寺青铜器(我认为出令尹子庚鼎的墓不属于令尹子庚)、侯马等地载书、随县曾侯墓青铜器及竹简、云梦秦简、长沙马王堆帛书等等，都必须与遗址，墓葬结合研究，才能深入了解。所以，希望自学古文字学的同志多读有关的考古报告，如有机会参观博物馆或发掘现场，千万不要错过。

检索古文宇学论著及有关的考古材料，也应依靠工具书，即各种书目、索引。关于历代金石论著，可查容嫒的《金石书录目》，其补编刊于《考古通讯》1955年第三期。这部书近年又经增订，可望再版。解放以来的书籍论文，可使用考古研究所图书资料室编的《中国考古学文献目录》。专科的目录，甲骨方面，有胡厚宣先生五十年代出版的《甲骨学五十年论著目》。《古文字研究》第一辑所载萧楠《甲骨学论著目录》，可视为胡先生目录的续编。金文方面，容庚先生《宋代古金书籍述评》(《学术研究》1963年第六期)，《清代吉金书籍述评》(《学术研究》1962年第二期)及张维持《评中国青铜器外文著述》(《中山大学学报》1965年第三期)，对掌握著录情况都非常有用。

翻阅书目，不要被前人著述的繁多吓倒。自学读书，应当精于选择。我年纪小的时候，总幻想读尽天下之书，实际上生也有涯，一个人一生能从头到尾看完的书，不会有多少种。如果不加别择，拚命读了好多书，不能消化，也没有多大用处。小说《谐铎》所讽刺的“两脚书橱”，足为鉴戒。我建议把要读的书分为两类，一为精读，一为泛览。精读的书，必须是对本人确属必要的好书，不管卷帙多寡，一定要读通读懂。这样的书，一年能读一两种，已经获益不浅。泛览的书，不妨扩大范围，目的在开拓眼界，但为珍惜精力，也不能太多。我学甲骨时，曾力求把有关论著全部读过，费了许多不必要的功夫。有一种讲甲骨的线装书，册数很多，我从图书馆借来，用好些天时间通读，没有收获，本应到此为止。我又设法借到同一作者一种未刊稿，篇幅更长，苦读了不少天，仍归失望。自学者精力有限，这样的书，如不是为了写学术史，似可从缓阅读。

最后还想谈一下写作。我觉得练笔是很重要的，学到一定程度，能产生一些见解，就应该试写论文。过于矜慎，长期不肯开笔，容易陷于眼高手低的弊病。不过，论文应该有新见解，没有创见，那就不必写，至少不要发表。创见常与传统的成见相对立，要打破成见，需要很大的勇气。有人说：科学的特点就是从来不是“正统”的，即指研究工作要不断创新。李卓吾论治学为文，应有胆、有识、有才，所谓胆，便是克服困难，破除成见的勇气。在古文字学研究中，想建立新说，有时也得经过多年的论难，没有决心和勇气，便不易于坚持下去。但是，有胆还必须有识，所谓识，我认为就是实事求是的精神，明辨是非的能力。没有艰苦的功夫、真正的见识，虽然有李卓吾所说的“二十分胆”，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

我个人对古文字学所知甚浅，学力非常有限，拉杂谈来，不知有没有足供青年朋友参考之处。至于古文字学的基础知识，以后还有机会介绍。谨祝大家在自学上取得新的成绩。

目录学·专科书目

专科书目是指围绕某一学科系统全面地收集文献而编制的书目。西汉初年，张良、韩信编制军事方面的书目，从众多的图书中选取了三十五家。汉武帝时，军政杨仆在整理兵书的基础上，编制了《兵录》。这部书目是中国第一部有文献记载的专科书目。在专科目录中，目录学成就最高的一是佛经书目，另一是经学和史学书目。

佛教历经东汉、三国的发展，至南北朝时期，非常盛行。佛经的数量超过了儒家图书的数量。为了管理上的方便，一些著名僧侣编制了一批佛经目录，据统计，佛经目录有四十余种。这批目录各有特点，并积极创新，在中国目录学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南北朝时期重要佛经目录是道安编撰的《综理众经目录》和僧祐编撰的《出三藏记集》。《综理众经目录》成书于东晋(374)，是中国较早的一部佛经目录。僧祐说：“爱自安公，始述名录，诠品译才，标列岁月，妙典可征，实赖斯人。”道安的目录已佚，但从《出三藏记集》中可看出它的成就和特点。《综理众经目录》把佛经书分为七类，一是经论录、二是失译经录、三是凉土异经录、四是关中异经录、五是古异经录、六是疑经录、七是注经和杂经。经论录著录汉至西晋时的十七家经书，排列顺序以译经人生卒年代先后为序，并注明翻译的年代和异名。后附一篇文字，介绍译人的姓氏、评论翻译质量的高低等。失译经录著录了一百三十四部不知道译者姓名的经书。凉土及关中异经录著录的是只知道翻译地点，而不知道译著姓名的经书。古异经录著录了九十二部书，多是经书摘译的单行本。疑经录著录的是真伪难辨的图书，计二十六部。注经及杂经著录道安自注的众经和杂经。从上述七类内容看，它与综合性书目的体例大不相同，梁启超在《佛家经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载《图书馆季刊》1926年第1卷第1期)一文中认为这种体例有五个方面的特点：一是纯以年代为次，使读者可知经学发展的源流和各家的派别; 二是不知译者姓氏的单独立为一类;三是摘译经书列为一类，并以书的性质分别，眉目清楚;四是真伪难辨的书单独为一类，精神最为忠实;五是注解的书别自为部不与本经混合，主从分明。僧祐《出三藏记集》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佛经书目，陈垣在《中国佛教史概论》一书中对它有很高的评价。“三藏”指经、律、论，即佛教经书的总称。该书目是根据定林寺所藏经书，并在《综理众经目录》基础上增辑而成的。它们的编撰体例是“一撰缘记、二铭名录、三总经序、四述列传”。所谓“缘记”，即佛经及译经的起源。所谓“名录”，指历代的书名经目，把经书分为十二录，其次序为：经论录、经缘录、律录、古异经录、失异经录、凉土异经录、关中异经录、失译杂经录、抄经录、疑经录、疑经伪撰录、注及杂经录。所谓“总经序”，即各经的前序和后记，共约一百二十多篇。所谓“述列传”，即译经人的传记，共录二十二个外国人及十个中国人的传记。《出三藏记集》的四个组成部分，其中第二部分“名录”，袭用《综理众经目录》并有所增补，其余三部分都是僧祐的创新。其成就和特点有以下几点。一是借书目保存了各方面的第一手材料，如叙述佛典的来历及翻译方面，记录了当时名僧事迹，抄录了经序和后记，这些资料对于研究该学科都是非常珍贵的。二是在目录学方法上开创了广搜经序的方法，借此可使读者了解一种图书的始末源流。这种广泛搜集评论资料汇集成篇的方法为后世辑录体提要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也为后来尤其是清代的专科书目广泛采用。三是详细叙述译者的传记，并专列为一个部分，经书质量的优劣与译者有重要关系，叙述译者事迹对于读者了解经书内容有一定关系，列传与目录相互补充，可更好地发挥书目的作用。四是在类目上根据图书实际情况而增设。在道安书目的基础上增列了“抄经”等类，节抄的经书不与原书放在一起是有一定道理的。总之，僧祐的书目无论书目编制体例，还是目录学的成就都为后世所推崇。隋开皇十四年(594)，法经等人编撰《大隋众经录目》，它不以译经特征编目，而按佛经内容分类，把经、律、论分开，又把“大乘”、“小乘”各列一录，三藏以外的书分为抄录、传记、著述三录，每录又分西域与中国两类，其组织体系较为严密。稍后，费长房编有《历代三宝记》，又称《开皇三宝录》，全书十五卷，在现存经录中规模较大，共著录经书六千二百三十五卷，比《大隋众经录目》五千二百三十四卷多著录一千多卷图书。前三卷为年表。四至十二卷著录汉代至隋代所译经书，以年代及译人生卒先后为序，每人先列所译著经书，然后附以小传。十三至十四卷为大小乘入藏目，十五卷为序传。梁启超认为，《历代三宝记》“最可观者实惟前三卷之年表，虽考证事实，舛误尚多，然体例固彼所自创也”(《图书馆季刊》1926年第1卷第1期)。佛经目录在唐代又有新的发展，较著名的有道宣编撰的《大唐内典录》和智升编撰的《开元释教录》。《大唐内典录》最有价值之处，在于创立“众经举要转读录”，梁启超说：“盖佛典浩如烟海，读者本已穷年莫殚，加以同本异译，摘品别行，叠屋支床，益苦繁重。宣公本篇，于异译别行诸经，各择其最善之一本以为代表，例如《华严经》则举佛陀跋陀罗译之六十卷本，而异译异名之十部，皆该省略焉。……诸如此类，裨益于读者实不少，著书是以备学者顾问，实目录学家最重要之职务也”(同上)。智升《开元释教录》基本上仿照《大唐内典录》编撰而成，其不同之处一是经论分类更加细密，二是提要较为详细。最为称道的是它对目录学的独特见解，“夫目录之兴也，盖所以别真伪，明是非，记人代之古今，标卷部之多少，摭拾遗漏，删夷骈赘，欲使正教伦理金言有绪，提纲举要，历然可观也”(《开元释教录》卷一)。此后，宋代有惟白编撰的《大藏经纲目指要录》和王古编撰的《大藏圣教法宝标目》，明代有智旭编撰的《阅藏知津》。宋代两部书目提要较为详明，明代智旭的书目改进了佛教图书的分类，又使用符号以识别图书的优劣、缓急，借以指导阅读。综观佛经书目，在目录学上的成就有以下几点： 首先，各部经目在体例上勇于创新，各具特点，僧祐以道安的目录而成，但在类目上超出道安目录五个类目; 隋代法经编的书目改编以前从经书特征编排的旧例，转向从佛经内容分类，这些不因旧法的编目方法值得今天借鉴。其次，在著录方法上灵活具体。佛经是从外国文字翻译过来的，“有译乃传，无译乃隐”。各部佛经书目特别注意翻译事项的著录。如道安的目录于各家经目下注其异名、译出的年月、译人姓氏、翻译始末、译笔优劣等。僧祐的“缘记”、“列传”、“经序”三部分也是为读者了解经书而采取的灵活方法。这些方法不同于综合性书目，都是根据佛经的具体情况而采取的。这种因书而宜的方法值得今天书目工作发扬。第三，在提要编写方面取得很高成就。僧祐在“经序”中专辑佛经译本的前序和后记，“列传”部分记述名录的译者事迹，两部分虽然独立，实际上起到提要的作用。前序、后记是现成的资料，利用这些资料作为提要的素材，不仅是佛经目录的一种创新，也是中国目录学上的一大发明。此后，马端临在《文献通考·经籍考》中广泛采用广搜序跋等文字的方法，形成了辑录体提要的一大体例。

中国古代特别重视经学和史学的研究。较早的经学书目是郑玄编的 《三礼目录》，后来李肇编有《经史释题》、欧阳伸编有《经书目录》。最有成就的书目是清代朱彝尊编的《经义考》和章学诚编的《史籍考》。《经义考》把图书分成二十六类，每种图书除著录著者、卷数等项目外，并各注明 “存”、“佚”、“阙”、“未见”四项，然后辑录原书的序、跋及古今学者的论述，照录原文，不加评论，继承了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 以来辑录体提要的写作方法。陈廷敬在《经义考》的“序”中说：“今古经具在而学术如此，经之其存其佚皆不可得而知矣。兹先生所著《经义考》至于三百卷之多，虽其或存或佚者，悉载简编。余以为经先生之考定，存者固森然其毕具，而佚者亦绝其穿凿附会之端，则经义之存，又莫有盛于此时者矣。微竹垞博学深思，其孰克为之”这些赞誉是符合实际的。它的影响不仅及于后代，也影响到海外，日本丹波元胤在其影响下编撰了《医籍考》。章学诚《史籍考》继承了《经义考》的体例，在分类、著录方面提出了古逸宜存、家法宜辨、剪裁宜法、逸篇宜采、嫌名宜辨、经部宜通、子部宜择、集部宜裁、方志宜选、谱牒宜略、考异宜精、版刻宜详、制书宜尊、禁例宜明、采摭宜详等十五种原则，这些原则至今仍有借鉴价值。其它学科历代也编有不少书目。西晋的荀勗编有《文章叙录》，此后挚虞编有《文章志》、傅亮编有《续文章志》、沈约编有《宋世文章志》等文学书目。宋代高似孙编有《史略》和 《子略》两部书目，其中《史略》者录十三世纪以前的史学图书。在医学、数学方面，明代殷仲春编制了《医藏书目》、清代梅文鼎编有《勿庵历算书目》等。专科书目集中收录某一学科的文献，或广泛搜集，详细著录，给人们查询利用专科文献提供方便;或详加考订，注明真伪存佚，为后世的整理利用提供依据。其中，《经义考》、《史籍考》等书目，把辑录体提要的方法发扬光大，不仅为后世书目的编撰树立了典范，而且也为读者留下了一种图书的多方面评论资料。

中国古典书目中，还有一种指导读书的推荐书目。这类书目又叫导读书目。现存最早的是唐代末年编的《杂钞》。它以问答形式给青年开列了一部包括数十种书的书目单。元代初年，程端学把朱熹、真德秀以来在书院书塾教学中所创造的读书方法，结合当时实际情况，编写了《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对明清产生很大影响，被称为“读书工程”。清代道光年间(1847)，湖北学政龙启瑞编撰了《经籍举要》，开列了经史子集以及经济、考试方面的图书。推荐书目中影响最大的是光绪年间 (1876) 张之洞编撰的《书目答问》，不少学者从书目中得到教益。鲁迅先生曾说：“我以为要弄旧的呢，倒不如姑且靠着张之洞的 《书目答问》去摸门径去。” ( 《而已集·读书杂谈》) 余嘉锡先生曾对陈垣先生说，他的学问是从《书目答问》入手的。张之洞当时编撰书目的目的，是要回答当时的青年人“应读何书，书以何本为善”。清代中叶，目录学一时成为“显学”，对于《四库全书总目》，张之洞非常推崇，说“今为诸生指一良师，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读一过，即略知学问门径矣”。但《四库全书总目》收录图书太多，不易读书人阅读，所以他对历史上流传下来的重要图书加以选择，收书二千二百种左右，编成《书目答问》，以书目形式回答全国生童的读书问题。综观书目，其成就及特点有以下几点。首先，在分类方面，它突破了《四库全书总目》的四分法，在经、史、子、集之外，新增“丛书”一部为五部。他认为丛书“其中经、史、子、集皆有，势难隶于四部，故别为类”。丛书类的增设表现了清代学术的发展，自此以后，许多书目都采用五分法组织图书，今天集中全国各馆善本图书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就采用这种分类体系。部下分类，类的分合也不拘守《四库全书总目》，如经部增列“正经正注”一类，以反映清代经学研究成果;史部增列“古史”一类;子部为周秦诸子立“古子”一类，以别于后世诸子，天文算法类分为“中法”、“西法”、兼用中西法”，既反映了当时西方科学技术的传入和中西学术的交融，同时又将天文算学书籍独立为类，体现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集部对清代人的别集按各家学派分别立类，如“古文家集”下分“不立宗派古文家”、“桐城派古文家”、“阳湖派古文家”三个子目，并加注语说：“国朝人集，流别太多，今为分类列之，各标所长，以便初学寻求。”为了更好地发挥图书的作用，张之洞在分类著录上采用了互著的方法，并明确指出“《汉书·艺文志》有互见例，今与相类关者，间亦互见，注其下”。总之，《书目答问》从基本大部的划分，具体类目的设置，以及前人互著方法的应用，都体现了张之洞的见解和创新。其次，在图书的收录方面，规定了严格的选书标准。张之洞在《书目答问》“略例”中规定了五不录原则：凡无用者、空疏者、偏辟者、淆杂者不录;古书为今书所包括者不录; 注释浅陋者、妄人删改者、编刻伪谬者不录;古人书已无传本，今人书尚未刊行者不录;旧刊旧钞，偶一有之，无从购求者不录。同时，张之洞也规定了收录标准：经部举学有家法、实事求是者;史部举义例雅饬、考证详核者;子部举近古及实用者;集部举最著者;丛书举多存古书、有关实义、校刊精审者。从上述收录标准中，可看出《书目答问》重在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重在今人著作，实事求是，不炫奇示博，以多为胜。综上所述，张之洞在书目中对于图书的取舍贯彻了推荐书目所独有的有其书未必尽录、无其书未必不录的原则。第三，在图书版本的著录方面，不追求古本，讲求质量和实用。张之洞在“略例”中强调，“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关于善本书的标准，他认为首先是足本，无阙卷，未删削;其次是精本，精校、精注的本子;再次是旧本，旧刻旧钞。在书目中对于版本的著录，刻意做到这样几点，一是方便读者，易买易读;二是比较各本，指出优劣;三是考述沿革，稽核篇卷;四是注明分合，标识异同。张之洞在书目版本的选择中表现出的不追求宋椠元刻，从读者方便需要考虑的思想，值得今天借鉴。第四，在图书的注语方面，力求做到简明，有必要解释的则解释，没必要解释的则以类举。注语的内容较为广泛，有的介绍图书内容，评论得失，有的考证作者，辨别真伪，有的则注明学术渊源。总之，寥寥数语，体现了指导读书治学的精神。《书目答问》成书于光绪初年，时间愈久，原书中的错漏就愈觉明显，因此范希曾撰 《书目答问补正》(1931年出版)。“补正”做了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纠正了《书目答问》原来的错误，其中包括书名、作者、卷数、版本等;二是补记了原书漏记的版本以及成书后的版本; 三是补收了一些和原书性质相近的图书。一些书下还写了按语，说明利弊。因为《书目答问》是一部推荐性质的书目，所以它的指导读书的方法跨越时代，一直影响到今天，不少报刊开设“书目答问”专栏，用以开列青年人必读的书目。受《书目答问》的直接影响，本世纪二十年代，出现了编制推荐书目的 。1923年，胡适首先在 《晨报副刊》上发表了 《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自称“只为普通青年欲得一点系统的国学知识者设想，并不为已有国学根底者设想”，所以“用历史的线索为国学天然的系统，而其书目顺序，也就是下手的法门”。对于胡适的书目，梁启超有不同意见，同年也编了《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的推荐书目，把所收之书分为：修养应用及思想史关系书类、政治史及其它文献学书类、韵文书类、小学书及文法书类、隋时涉猎书类。每类列举数十种要籍，每种图书简单说明内容及其读法。附录最低限度的必读书二十八种，并说“若藏此未读，真不能认为中国人矣”。继胡、梁开列国学书目之后，李笠编制了《国学用书撰要》、章太炎编制了《中学国文书目》、支伟成编制了《国学用书类述》、吕思勉编制了 《经子解题》、吴虞编了《青年研究中国文学宜选读之书》、王浣溪编了《中国文学精要书目》、陈伯英编了《国学书目举要》、曹功济编了《国学用书举要》等。根据各家开列的国学图书，商务印书馆经过整理，编印了《国学基本丛书》。鲁迅先生对胡适等开列的书目持不同意见，认为“书目开的太多，要十来年才能看完”。所以他开列的三种文学推荐书目非常简要。1982年，复旦大学教授蔡尚思在编写《中国文化史要论》开列“中国文化基础书目”的基础上，开列了一份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的书目，计二十种(载《书林》1982年第5期)，受到学术界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