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月7日，重庆中医院发布讣告，重庆的第一位国医大师（国家级中医大师，代表了中医界的最高荣誉）中国***党员郑新在2月6日21时46分去世，96岁高龄。其中重庆市中医院发布的讣告对这位国医大师做出了高度的评价，他的毕生都奉献给了中医药事业，专心研习岐黄之术，潜心研究中医药典籍，曾拜了重庆名医大家唐阳春、吴佩衡等为师，他的突出贡献之一是携手中医大家黄星垣共创了中医急诊研究的先河。

他总结出来的中医内科急诊基本治疗，提出了“热毒学说”“温病截断疗法”等的学说，发明推广了参麦针等为代表的现代中医急诊制剂，成为了全国中医急诊研究领域的一面旗帜。他专研慢性肾病，研制出疗效独特的肾病1号、肾病11号中药制剂，形成了理、法、方、药一系列的诊治体系，提出了肾病三因论，肾病多於论，肾病“治未病”思想，他驱邪扶正并重、扶正重在脾肾，衷中参西为我用等的理论思想对临床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位国医大师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众多的成就与个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为了改变人们印象中的中医只能治疗慢性病的看法，他利用了业余时间查阅了大量的古代中医典籍，对古方进行改良，逐渐形成了一套中医应对急诊的理论。同时还研发了系统的中医制剂配方——清热解毒针、参麦针、针液养阴针、火把花根片等，这些药有些能够直接静脉注射，有的可以口服，对于外感高热、感染性休克、心绞痛、心律失常、休克等的急诊和慢性肾炎等的疾病都有显著的效果。

回顾郑老的一生都在为我国的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做出卓越的贡献，他的孜孜不倦学习精神值得我们后辈人学习。

　　大谷光瑞，日本佛教真宗派西本愿寺第22代法主。作为日本大正天皇的姐夫，他在日本曾享有极高的社会地位。但作为一个随侵华日军一起踏上中国土地的掠夺者，这位披着文化考古外衣的僧人，给中国文物古迹造成的破坏之大，恐怕也无人能及。

对于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的学者来说，大谷文库是一个绕不开的名词，尤其是在明清小说的研究者眼中，大谷文库更是无法取代的经典。可以说，大谷文库已成为公认的一座中国古典小说的宝库，而这座文学宝库最初的建立者，竟然是一位日本僧人。

大谷光瑞，日本佛教真宗派西本愿寺第22代法主。作为日本大正天皇的姐夫，他在日本曾享有极高的社会地位。但作为一个随侵华日军一起踏上中国土地的掠夺者，这位披着文化考古外衣的僧人，给中国文物古迹造成的破坏之大，恐怕也无人能及。

偏爱文化考古的日本僧人

旅顺口区的太阳沟，在伪满时期，曾经一度是东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如今，在太阳沟随处可见的古建筑里，我们仍能依稀领略到它昔日的繁华。

与肃亲王府、关东州厅等宏大的建筑物相比，太阳沟深处，山坡上那栋俄式风格的二层小楼并不十分起眼，但却非常别致。在天气晴好的日子里，坐在小楼阳台上，可以看到不远处海湾里的海鸥是如何觅食的。不过现在这座小楼已经久无人居，显得格外破败，以至于当地文保部门不得不对其进行紧急修缮，好维持它不至于坍塌。但若时光倒退到百余年前，这座小楼却一派风光，是许多政要名流们出入的场所，因为，那时这里曾居住着一位特殊的主人，日本佛教界最重量级的人物：大谷光瑞。

大谷光瑞1876年出生，因为他们家族世代为西本愿寺法主，所以大谷光瑞一出生，就注定要成为僧人。资料显示，大谷光瑞10岁出家，20岁之前，一直是西本愿寺里规规矩矩的宗教领袖继承人。改变发生在1899年，这一年大谷光瑞第一次来到中国，在中国内地游历一个多月。这次中国之行，深刻影响了大谷的一生，让他从一位超然世外的宗教领袖，不知不觉间变成一个贪婪的掠夺者。

那次短暂的中国之行，让这位年轻的僧人对中国古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时正在伦敦留学的他，很快便出资组建起一支探险队，以探寻佛迹为名，从喀什米尔高原深入到了中国的新疆地区。

事实上，探寻佛迹与文化考古只是一个幌子，大谷最感兴趣的，莫过于掠夺。大量的古城、古墓遗址，遭到大谷探险队的盗掘，他和瑞典人斯文·赫定的探险队一道，在中国新疆地区展开了一场“夺宝大战”。

需要说明的是，与斯文·赫定不同，大谷光瑞和他的探险队员们并没有受过任何考古训练，他们只懂得掘墓，却连最基本的记录工作都不懂得怎么去做。以至于在挖掘过程中，大量古迹遭到毁灭性破坏，还有很多珍贵文物连出土地点都说不清。

大谷曾先后组织过3支探险队，在中国掠夺走了数以十万计的珍贵文物，这些文物多数是通过大连港登船运往日本，其中占比重最大的当数汉籍图书与碑拓。据说这些图书中仅孤本、珍本就多达数千册，而总数则超过40000册。可以说，3次探险让大谷收获颇丰，可巨大的探险经费与后期分类研究费用，也让大谷陷入了沉重的财政危机。再加上大谷一心忙于在中国探险，导致寺规松弛，僧侣贪腐现象泛滥，大谷也因此受到舆论指责，被迫于1914年辞去法主和伯爵的爵位，并于第二年定居到大连，成为满铁公司的文化与宗教事务幕后顾问及大东亚建设审议委员会委员。

大量稀世珍宝被装船运至日本

大谷光瑞是一个狂热的侵华支持者，是日本殖民当局奉行扩张、掠夺政策的先锋人物。

1938年，他针对“七七事变”后的时局，写下《中国事变后对策》一书，极力主张扩大侵华战争，这本书也一度被日本关东军高层奉为经典，要求高级将领人人研读。此外，大谷还主编出版有《兴亚计划》《兴亚论丛》等丛书，不遗余力地鼓吹“南进”政策。

除了是一个狂热的侵华支持者外，大谷还有一个嗜好，那就是收集中国的古籍文献，大量珍贵的汉籍都成了他强取豪夺后的收藏品。在敦煌，他手下的干将吉川小一郎买通王道士，得以顺利地将敦煌藏经洞里的古籍洗劫一空。在楼兰，他手下的另一干将橘瑞超沿着斯文·赫定提供的地理坐标，找到楼兰古城，并从古城里发现了震惊世界的《李柏文书》。《李柏文书》是目前所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中国纸本书信实物标本，文书中出现的李柏其人，也是在楼兰所发现的全部文书中唯一一位史籍有载的人物。学界普遍认为，《李柏文书》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考古价值，同时也是堪与《兰亭序》相媲美的书法艺术精品。并且，作为与王羲之同时代的人物，李柏高超的书法技艺也改变了我们过去“书法帖学起源于江南”的认识，侧面证明西北可能也是“帖学”的发源地之一。

但可惜的是，这些稀世汉籍多数已被大谷光瑞一船一船地运回日本，其中一部分被他占为己有，另一部分捐赠给了韩国总督府博物馆、日本京都博物馆、龙谷大学图书馆，以及日本各地的美术馆，还有一部分被卖给了文物商人。以《李柏文书》为例，如今已是日本龙谷大学图书馆的收藏品。

大谷不仅是一个中国文物的贪婪掠夺者，同时还是一个疯狂的破坏者。由于他本人并不懂考古，他使用的考古队员也都是对考古一窍不通的年轻僧侣，比如发现《李柏文书》的橘瑞超，当时只是一个不满20岁的小僧人，他不懂得对出土时的情况做记录，以至于后人在研究《李柏文书》时，有很多疑团已无法破解。这些年轻僧侣在所谓的考古过程中，往往会雇用当地老百姓乱挖乱掘，其对遗址古迹所造成的破坏，甚至比盗墓贼还要严重。

古籍幸运地大规模回流

疯狂的掠夺，让大谷迅速成为“当时世界上私人拥有汉籍图书最多的人”，为妥善收藏这些图书，大谷甚至还斥巨资，在神户修建了一座钢筋混凝土结构的私人书库“含秀居”，被当时人称为“山上图书馆”。

谁也不会想到，这些被大谷掠夺走的古籍，却因为一个特殊机缘，竟幸运地迎来一次大规模回流。

那是1915年4月，大谷光瑞再一次到达大连，出席本愿寺关东别院的落成典礼。在满铁高层的极力邀请下，这个刚刚辞去法主职务不久的日本名流，当场决定不再回国，从此定居大连。

稀缺性，保护意识强，学术价值高。

1、稀缺性。中医古籍的数量有限，尤其是珍贵的古籍，往往只有少数几本存在，它们的市场供应非常有限。

2、保护意识强。中医古籍作为文化遗产和历史文献，受到广泛的保护意识，许多中医古籍被视为国宝级文物，受到法律法规的保护，因此出售这些古籍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批程序。

3、学术价值高。中医古籍承载着丰富的中医学知识和传统医学智慧，对于学术研究和学术界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许多中医古籍被各大图书馆、研究机构和学术机构珍藏，不轻易出售。

有价值。中医学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在漫长的学术发展过程中，涌现出一位又一位名医，又一项宝贵的工作流传下来。大量中医古籍的流传，为我们研究和深化中医理论，学习和完善临床治疗经验，从而传承和弘扬中医悠久的历史文化提供了可靠的第一手资料。

特别是作为中医理论体系源头的《黄帝内经》（以下简称《内经》，包括《素文》和《灵枢》），不仅奠定了中医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而且为后世中医学的不断完善和发展提供了可能。有人可能会问，这部形成于战国至西汉时期的作品，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是否有参考价值。毫不夸张地说，《内经》不仅是当时医学发展水平的最好证明，也是现代中医研究发展的可靠基石。

两千多年的医学实践证明，《黄帝内经》具有巨大的价值。它不仅受到历代中国医生的重视，也引起了许多国家医学科学家和科学史学家的关注。一些国际针灸组织甚至将其列为必读参考书。目前，《黄帝内经》的一部分已被翻译成日语、德语、英语、法语等多种语言，并在许多国家广泛流传。共18卷，162章，约14万字。它被称为“黄帝”，其实是许多古代医学科学家的工作成果，它是中国医学最宝贵、最光荣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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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时珍 字东璧，晚年自号濒湖山人。明代蕲州（今湖北蕲春蕲州）瓦硝坝人。为古代我国乃至世界伟大的医药学家，著有药物学名著《本草纲目》一书。

　　李时珍出身世医之家，他的愿望是像他的祖、父辈一样，当一名济世活人的医生。可是在当时，民间医生地位很低，李家常受官绅的欺侮。因此，父亲决定让李时珍读书应考，以便一朝成名，出人头地。李时珍不敢违背父愿，十四岁考取秀才，以后三次赴武昌应试举人，皆名落孙山。于是他恳求父亲，让他专心学医。父亲无奈，只好答应了他的请求。经十余年的刻苦钻研，李时珍三十多岁时便成为当地很有名望的医生。

　　一五五一年李时珍因治好了富顺王朱厚焜儿子的病而医名大显，被武昌的楚王朱英（火佥）聘为王府的「奉祠正」，兼管良医所事务。一五五六年，李时珍又被推荐到太医院工作。授「太医院判」职务。此期间，他有机会饱览了王府和皇家珍藏的丰富典籍，摘录了不少医学资料。并看到了许多平时难以见到的药物标本，大大开阔了眼界，丰富了知识领域。但由于他淡于功名荣禄，在太医院任职未及一年，就辞职归家，专心著述。

　　李时珍在数十年行医以及阅读古典医籍的过程中，本草书中存在着不少错误，他决心重新编纂一部本昌书籍。三十五岁时，他就开始酝酿，并为之穷搜博博采，读了大量参考书，开始编写《本草纲目》。为了弄清许多药物的形状、性味、功效等，又毅然背起药篓，带着儿子及徙弟庞宽，「访采四方」，跋涉无数穷山深谷，足迹遍及大江南北。经过二十七年艰苦卓绝的努力和辛勤劳动，先后三易其稿，终于在一五七八年完成了这部闻名中外的药物学巨著。这时李时珍已六十一岁。

　　一五九六年，也就是李时珍逝世后的第三年，《本草纲目》在金陵（今南京）正式刊行，立即风靡全国，医家视为珍品，争相抢购。不久流传于全世界。《本草纲目》不仅为我国药物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对世界医药学、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化学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李时珍对脉学及奇经八脉也有研究，著有《濒湖脉学》和《奇经八脉考》二书，也受到后世医家的重视。

　　李时珍在一五九三年逝世，享年七十五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