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阅览室、服务点须持国家图书馆读者卡；年满十六周岁以上的中国公民可以凭第二代身份证进入开架阅览室阅览；少年儿童凭国家图书馆少年儿童图书馆读者卡进入少年儿童图书馆。

中国国家图书馆位于北京市中关村南大街33号，与海淀区白石桥高粱河、紫竹院公园相邻。中国国家图书馆总馆占地724公顷，建筑面积14万平方米，主楼为双塔形高楼，采用双重檐形式，孔雀蓝琉璃瓦大屋顶，淡乳灰色的瓷砖外墙，花岗岩基座的石阶，再配以汉白玉栏杆，通体以蓝色为基调，取其用水慎火之意。

中国国家图书馆分为总馆南馆、总馆北馆和古籍馆，馆藏书籍3119万册，其中古籍善本有200余万册。2008年中国国家图书馆建筑面积为28万平方米，是亚洲规模最大的图书馆，居世界国家图书馆第三位。

1949年以后中国国家图书馆藏书量年均增长40万册，并接受了国内很多藏书家和知名学者捐赠的珍贵图书和手稿。积极开展为科研和生产提供的参考咨询服务，出版了多种联合目录与专题书目，举办了多次展览和报告会。1957年，根据国务院通过的《全国图书协调方案》，该馆作为全国第一中心图书馆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单位，在主持编辑图书分类法、全国联合目录、统一编目卡片和图书馆人员培训等方面都做出了贡献。

《中国古籍总目》作为反映中国古籍流传与存藏状况的最全面、最重要的成果，其编纂特点如下：　　一、完成了迄今最大规模的调查与著录，第一次将中国古籍书目著录为约二十万种。历来称誉中国古籍“浩如姻海”、“汗牛充栋”，但“海”和“栋”究竟有多大？八万种、十万种、十五万种，众说纷纭。十九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社会转型及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历代流传的典籍，渐次由私人收藏转为公共收藏。二十世纪中叶以后，绝大部分的存世中国古籍，已成为国家及各地公共图书馆、高校及科研机构等图书馆的馆藏。参与《中国古籍总目》编纂的国内各大图书馆，所收藏古籍已涵盖现存古籍百分之九十以上品种，编纂中又吸收图书馆历年编纂的丛书、方志、家谱等联合目录成果，所录古籍收藏机构已逾干家，可以说参与“总目”编纂工作的同行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对现存中国古籍，完成了迄今最大规模的调查与著录，今天可以给出约二十万种的统计数字，这是这次编纂工作的最大贡献。　　二、著录了港澳台地区及日本、韩国、北美、西欧等地图书馆收藏的中国古籍稀见品种。现存中国古籍的总目录，理应反映全球收藏的中国古籍信息，限于人力物力，此项工作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中国古籍总目》已利用知见的港澳台地区及日本、韩国、北美、西欧等地图书馆古籍收藏目录，采录大陆图书馆未见著录的古籍品种，并为稀见品种增补了海外收藏机构名称。　　三、著录了现存中国古籍的主要版本。中国古代典籍的撰着与流传，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宋元以来，历代典籍屡经写抄刊刻、汇编选辑，版本极为复杂，人称书囊无底，难以穷尽。《中国古籍总目》的版本著录，不仅包括历代公私写抄、刻印、排印、影印之本，又综录佛道二藏，旁搜秘本僻书，兼及批校题跋，囊括所有版本类型。至如丛刻单刻、汇印选印、增刊补版、抄配补本等版本特征，形式多样，著录歧异，整合归并，多费斟酌。《中国古籍总目》对于所著录古籍的版本描述，已具初步清理之功。　　四、依据传统的四部分类法并有所突破。《中国古籍总目》沿用四部分类法类分古籍，并参酌《中国丛书综录》、《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等增损类目，部居类分，有条不紊。如照应现代图书馆编目及庋藏实际，将“汇编丛书”单列为“丛书部”，与经史子集四部并列，形成五部分类，《中国丛书综录》收录的“类编丛书”，则分归四部之首。又如明清以来方志、家族谱编纂兴盛，清季新学流行，相关译着及著述繁多，遂因书设类，特于史部增设“方志类”、“谱牒类”，子部增设“新学类”，汇录相关书籍，以便读者即目求书。　　五、在编纂过程中注重人才培养。文献整理与研究中，书目指导的重要作用，久已成为共识。古籍编目似易实难，人才培养须经多年历练。近代以来，图书馆界曾涌现大量古籍编目专家，为历次全国性古籍联合目录编纂做出重大贡献。《中国古籍总目》编纂持续多年，参与其事者多经磨练，造就了一批古籍编目骨干。然而，面对全国数千家古籍收藏机构所藏的数千万册古籍，古籍编目力量仍嫌薄弱。而古籍书目编纂是一项逐步积累、不断完善的事业，书目收罗的完备与著录信息的精准，前修未密，后出转精，校核修订，迄无止境。《中国古籍总目》的编纂完成，不仅为古籍整理与研究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书目工具，在编纂过程中，又为古籍编目队伍培养了后继人材，其中所积累的经验，有深远的意义。　　六、吸收了古代文献研究的最新成果。《中国古籍总目》初稿完成，编委会即分邀各学科专家学者参与审稿。参与审稿的数十位专家学者，来自文学、史学、哲学、宗教、军事、地理、医学、科技、艺术、出版等领域，遴选及于台湾及海外。各科专家学有专长，熟精文献，认真审阅，悉心校核，拾遗补缺，多所匡正，及时反映了古代文献研究的新成果，由此提高了《中国古籍总目》的编纂质量，促进了学术界与图书馆界之间的交流。

图书种类划分：

1、图书按学科划分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图书。

2、按文种划分为：中文图书和外文图书。

3、按用途划分为：普通图书和工具书。

4、按内容划分：小说；儿童读物；非小说类；专业书；工具书；手册；书目；剧本；报告；日记；书集；摄影绘画集。

5、按特征划分：线装书；精装书；平装书；袋装书；电子书；有声读物；盲人书；民族语言书。

（1）《中图法》 是一部综合性的大型分类法，类目详细，注释较多，并编有不同类型的版本，可满足各类型图书馆和情报部门文献分类的需要。

（2）在等级列举的基础上采用组配编号法，设置交替类目，编有多种复分表，采用多重列类法等，编制技术较完善。

（3）分类号简短易记，便于使用。

（4）编有较为详细的类目索引及使用说明(手册)等。

《中图法》已为中国多数图书馆和情报部门采用。自1988年起，中国出版图书的标准书号(见国际标准书号)中采用《中图法》的大类号。其分类号还被印在北京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编印的集中编目卡片上。1985年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委员会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开始出版“经部”的《中国古藉善本书目》，是集录了全国各省、市、县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文管会、文献馆、高等院校、中国科学院及所屑各研究所，其他科研单位等781个单位所藏古籍善本13万部，是我国目前收录善本书最为齐全的一部书目。全书分为经、史、子、集、丛五部分。各书著录了书名、卷数、编著注释者、版本、批校题跋者等。从本书目还可查知有关善本书的收藏单位。

《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北京图书馆编，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出版。本书是北京图书馆编制的第六部馆藏善本书目，在一九五九年由赵万里、冀淑英先生主持编制、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新选入善本的古籍一千余种，使总数达到12 000千种以上。这本书目继承了前五部书目在收录标准、版本考订、款目著录、编目体例、分类原则等方面的优良传统，纠正了一些以往著录的失误，按照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丛书类归于子部下，每种书著录书名、卷数、著者、板本、稽核、附注等项，于版本注明刻本活字本的行格字数，以供考订各书板本。北京图书馆是国家图书馆，它所收藏的善本书在全国最为宏富，因此该书目对于我们了解古代文化遗产、整理利用古籍以及图书馆古籍、编目都有重要作用。本书后附书名和著者的四角号码索引，便于检索使用。

这两本书说不上谁好谁不好。他们都是我国珍贵的古籍善本书目录，只不过前者的范围要宽一点。

参考资料：

这是1917年版《商务国语教科书》第117课《请问尊姓》的全文。现在上海市江湾中心小学读二年级的蔡亮，盯着右下方一脸懵懂的永儿肖像咯咯直笑。书页在她手中轻快地翻动，《语文》课本反被抛在了一边。

“如果拿现今的课本与此读本相比较，知道了什么才是孩子喜欢的书籍课本。”

“这本书孩子看了几页后，甚是喜欢。这更让我们家长明白好书籍才是孩子的良师益友。”

“目前海外的许多华人家庭和台湾地区，还以此书来教育孩子。”

当当网读者对这套再版书的评价颇具代表性。

这套颜体字排印，淡墨着画，一课一图的教材，是民国初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馆长张元济亲自担任校订。自1917年问世后的十年里，总发行量达到七千多万册。

1912年民国临时政府成立教育部，即公布了新的教育方针“注重道德教育……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新式的国文课本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在此后的五年里，仅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两家，就出版了整整12套。

而如叶圣陶、丰子恺、朱自清、吕叔湘、夏尊等文人名士，更是热心于小学课本的编撰，负起“这担责任的事”。

编得太用心了，小孩怎会不喜欢

如今影印再版的《商务国语教科书》，原名《共和国新国文教科书》，薄薄八小册，素色封面上干净的竖排文字，别无他饰。

陈宁宁五年前从旧书堆里刨出它们的时候，还在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担任编辑。她1983年从华东师范大学毕业后，即从事古籍的整理和出版工作。

现在的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所在地，一栋法式洋楼，原是张元济、顾廷龙等开办的合众图书馆。除金石拓片、古籍善本之外，还收藏了不少民国年间出版的“旧平装”。

这些当年被当成“新书”搜罗的古旧书籍，还来不及细加甄别、保护和收藏，“有的乱七八糟堆得一塌糊涂”。但凭着对馆藏的熟悉，和三大本《民国丛书编目》，陈宁宁从“旧平装”里，翻寻出全套1917版《商务国语教科书》。

在这个过程中，还勾连出了开明书店1932年版国语课本，和世界书局1930年版课本。三个版本均插画精美，陈宁宁两只手指掂着黄脆的书角，啧啧称奇，“这种书编得太用心了，小孩子怎么会不喜欢。”

为了拣选出几部合适的老课本再版，当时，她的案头堆满了各种蒙学读本和新式课堂教材。有《三字经》的民国新排本，做成了识字卡片的样子；也有清末的钦定新式读本，少不得讲经尊孔。

最后选定再版的这三套老课本里，“最先确定的是叶圣陶和丰子恺一起编写的开明书局版”。为此陈宁宁还联系上丰子恺的女儿，时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任职的丰一吟，“没想到那么多年过去，她对这套课本的记忆还很鲜活。”

陈宁宁的老同学吴遵民，现为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的副教授，也肯定了这几套老教材的价值：现在有些文化名人可能也不屑于去编纂小学课本，既没有名又没有利，也没有人出来邀请，他们很难介入。但70多年前的大师们，编了一个好教材，就滋养了一代人。

由叶圣陶主文、丰子恺插画的《开明国语课本》，在1949年前共印了四十余版次。

这套意象优美的课本，选文独多自然与人、花鸟鱼虫、乃至猫猫狗狗的题材。《田里的麦熟了》、《一箩麦》、《我被缚住了》……几乎构成了一组儿童田园诗，也符合1929年《国语课程标准纲要》制定的“选文要蕴涵文学趣味”的要求，“因为少年时期的学生，正是心性活动的时候，读有兴趣的文章，方足以引人入胜。”

课本经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审定，为“第一部经部审定的小学教科书”。教育部的批语说：“插图以墨色深浅分别绘出，在我国小学教科书中创一新例，是为特色。”

不用教，一读就能成诵

开明等三套老课本再版后，曾被上海市高安路小学、上师大第一附属小学引以为课外读本。“几乎不用教，孩子们一读就能成诵。”高老师举出佐证：

《绿衣邮差上门来》，“薄薄几张纸，纸上许多黑蚂蚁。蚂蚁不做声，事事说得清。”

贴近小孩子的心理，似乎是那个年代小学课本编写的一个共识。“给孩子们编写语文课本，当然要着眼于培养他们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但是这还不够。”叶圣陶在《开明课本》的“编辑要旨”里写到。

民国时期的语文课本洋溢着开放的精神，有些问题并不设置惟一正确答案，以引导小学生主动探讨问题。1932年版的《新选国语读本》有篇《两个疑问的信》。课文这样写：“平之：先生时常对我们说，进退要守秩序，应对要有礼貌。但是也有人说，秩序，礼貌，是束缚自由的东西。照你看来，究竟应该怎样呢？”

这样的问题对一年级小学生来说似乎深了些，但这种尊重小孩子，并鼓励他们进行讨论的平等思想很让人服气。尤为可贵的是，有些课文不仅告诉孩子们道理，还会教给他们方法。

最能够体现当时孩子的神采的，是这样一篇应用文，出现在1922年《新教育教科书国文读本》第一册：

《致某校足球会书》“某校足球会诸君公鉴：经启者，会自组织以来，只有两月，素乏练习，无从观感。久仰贵会热心体育，成绩卓著，原定于本星期六午后三时，拟约贵会诸君，在公共体育场比赛足球，俾得取法大雅，并以联络感情；想诸君亦必乐于赞同也。如荷俯允，请先示复为盼。此上，即颂健安。县立第一高等小学足球会谨启。”

“这就是当时孩子们的日常应用文，这样的温文而又自信，健康又有气度，让你情不自禁地赞叹。”媒体人潘采夫感慨，读者都是明白人，这样的课文，对于大国之中的寡民，是多么稀缺的珍品，对培养我们的独立思想的小国民，又有着多么巨大的价值。

搜集、整理、存储、开发、利用地方文献是公共图书馆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执行“保存文化遗产”职能的需要。目前，各公共图书馆重视和加强了这一工作，采取各种办法向有关单位搜集地方文献。在各单位的支持下，已取得一定成绩，品种、数量日渐增多。地方文献的情况比较复杂，对地方文献如何分类、编目、管理也存在分歧的意见。有的认为，为了体现地方文献的特色，应该集中归类，全部分入K291／297，卡片单独排列保存，图书报刊专柜或专库保存；有的认为，从方便读者利用出发，应按地方文献的内容、特征各入其类；有的图书馆没有研究制订具体办法，由分类人员自行确定，以致不同分类人员按不同标准分类，或同一分类人员前后分类标准不同，产生混乱。为此，笔者提出以下意见，供大家研究参考。一、地方文献的情况非常复杂。除了地方志、部门志外，有本地的出版物，本地籍的作者在外地的出版物；有外地出版的评价、研究本地的书刊等；涉及的学科门类非常广泛，不仅有历史，而且政治、经济、文艺、工业技术等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书刊都有；收集的地方文献有的仅一册，有的有复本；有的地方文献，从书名、内容或前言、后记中可以判定为地方文献，而有的书，不论从书名、著者、内容或前言、后记上都无法判定为地方文献。在研究地方文献的分类、编目、管理办法时，必须重视这些特点。二、对地方文献的分类、编目、管理，既要有利于保存文化遗产，又要有利于开发利用。地方文献是有特殊意义的图书资料，是地方的宝贵财富，要作为特藏管理，永久保存。因此，不能象一般图书那样流通、磨损、报废，要考虑保存文化遗产的需要。但是，收藏是为了开发利用，如果不开发、利用，成了死书，又有什么用呢？因此，制定的办法应是在保证便于保存的前提下，有利于开发利用。三、地方文献分类、编目、管理的具体意见是：1、分类时，按内容、特征各入其类，在索书号中加注特定的地位符号；2、卡片制作时，增加一套作为地方文献目录单独排列。复本交读者部门流通的，应再增加一套卡片由读者部门作为地方文献目录单独排列。地方文献目录按分类号顺序排；3、属地方文献的图书，以一册作为特藏专柜保管，只供查阅不外借；有复本的，复本可放入流通书库供读者借阅。有基藏书库的，地方文献专柜可在基藏书库内保管。重要的孤本书，流通频率高的，可以缩微或复印本供查阅和借阅。4．读者查阅地方文献时，可在地方文献目录中查，也可在分类或书名目录中查。管理人员根据读者开列的索书者中有地方文献的地位符号时，即明确是地方文献，再根据卡片上的登记册数多少，确定在流通书库取出借阅，或在地方文献专柜取出只供阅览不外借。以上办法，属于地方文献的期刊也可仿照办理。5、有的书，从书名、著者、内容、前言或后记无法判定为地方文献的，可根据购买或收赠时的依据，在书名页上加以说明。对本地籍作者在外地的出版物，可注明作者籍贯；赠送的注明赠送单位或个人，避免以后分不清是否属于地方文献。6、地方文献分类、编目、管理的办法，应在馆内的分类细则、目录组织办法、借阅或查阅办法中明确列出，以便馆内人员共同遵守，有利于读者开发、利用地方文献资料。

传略刘向,字子政,本名更生,西汉宗室,传见汉书卷三十六楚元王传所附。

刘向五世祖名交,是汉高祖刘邦的同父异母弟,建汉后被封为楚王。其父刘德,仕昭、宣两朝,任宗正,赐爵关内侯,又封为阳城侯。刘向为刘德之次子,12岁以父荫为辇郎,20岁为谏大夫,以文学受宣帝信任。汉宣帝迷信神仙方术,刘向为讨好皇帝,献出家藏之刘安枕巾鸿宝苑秘方,言据之可炼出黄金。宣帝令典上方据之炼金,然费多而方不验,遂以铸伪黄金罪判刘向死刑。其兄刘安民交出封邑户口的一半,将其赎出,从此,刘向悉心钻研学问,被征到石渠阁讲论梁传,成为经学大师。重新步入仕途,为郎中,给事黄门,迁散骑、谏大夫、给事中。元帝即位后,由于执掌朝政的萧望之、周堪的赏识,刘向被擢为散骑宗正给事中,成了辅政的要员。当时,外戚放纵,中官弄权,刘向于是多次上书论时政得失,得罪了中书宦官弘恭、石显,再次被捕下狱。不久,因地震等灾异而释出,任中郎。接着又因指使其外亲上书请求黜退弘恭、石显,而以奸诈罪第三次下狱,废为庶人。从此在家闲住十余年。仕途的挫折,使他对宦官之祸有了更深刻的认识,遂著疾谗适要救危世颂等作品,寻求挽救刘汉危机的良方。同时,他认真读书,学问更有长进。汉成帝即位,此时刘向由更生改名向,被召为中郎,迁光禄大夫、中垒校尉等职任,受诏领校五经秘籍,以主要精力从事书籍整理编目和学术著述。

当时,风俗奢*,赵皇后、卫婕妤等由微贱起家,越礼制。刘向认为,王教应该由内及外,从亲近者开始,于是从诗书中搜集贤妃贞妇和嬖孽乱亡的事迹,撰为列女传。又搜集历代人物事迹、兴亡经验等,撰成新序说苑等书,上奏皇帝。针对当时外戚王氏专权,他搜罗历代符瑞灾异之事,推演其迹象祸福之验,著为洪范五行传,说明王氏专权的危险。刘向建议汉成帝强宗室、防奢侈、夺外戚权。成帝心知刘向之忠,却无法实行。成帝几次想将刘向用为九卿,都被王凤或丞相御史所阻拦,刘向君列大夫官前后三十余年,建平元年卒,享年72岁。

刘向有三子,长子傲,是易学教授,官至郡守；次子赐,九卿丞；少子歆,王莽时为国师公,在学术史上很著名,又是继刘向负责校书工作的学者。

影响刘向对历史发展的影响主要在于他对书籍的整理编目上。

先秦时期,积累和流传了大量的文献典籍,秦始皇焚书,给文献典籍的保存造成了重大的灾难。西汉王朝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书籍愈积愈多,到汉成帝时,百年之间,书积如丘山,故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这些书籍,分散收藏,没有统一编目,而且大部分书籍篇章缺失,文字脱讹,内容差异重复,如果不加以整理校勘编目,将无法利用而自然泯灭。汉成帝是一位好经书今古览博的天子,他于河平三年下令谒者陈农到各地搜求遗书,同时将太常、太史、博士、延阁、广内、秘室藏书集中到一起,由刘向负责,组织一帮专家进行校书编书的工作。公元前6年,刘向去世,汉哀帝下令刘歆继续此事业。两年以后,经过刘向、刘歆父子20多年的努力,终于圆满地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政府组织的大规模图书整理编目工作,经过整理的图书33090卷,收藏于天禄阁、石渠阁,建立了第一个国家图书馆,刘向、刘歆还写出了目录学著作别录七略,对中国历史文献学做出了重大贡献。

具体讲,刘向、刘歆父子的贡献有三个方面：第一,刘氏父子的图书整理,为先秦古籍的保存、流传,为图书由官府收藏走向民间普及做出了重大贡献。章炳麟说：书布天下,功由仲尼,其后独有刘歆而已。微孔子,则学皆在官,民不知古,乃无定臬。然自秦皇以后,书复不布。汉兴,虽除挟书之禁,建元以还,百家尽黜明其得书之难也。向、歆理校雠之事,书既杀青,复可写,而书贾亦赁鬻焉。故后汉之初,王充游雒阳书肆,已见有卖书者。其后卿章句之儒,而见周官；康成草莱之氓,而窥史记,则书之传者,广矣。

第二,创造了系统的古籍整理方法,校雠、辨伪、考据等学问自此产生。刘向父子整理书籍的程序分四步。第一步,兼备众本,广搜异本。不仅将各官府藏书聚集到一起,还派人到民间搜集遗书,向学者和同僚征求个人著述和藏本,以及利用个人的藏书。这样,同一种书就掌握到几种异本,为校勘奠定了基础。第二步,选定篇目,去除重复。当时,同为一书,往往篇目不同,各有残缺。刘向等将各种书籍的篇章分出条理,去掉重复的部分,经过考订,再剔除伪托的部分,确定其篇目,合为一部比较完整的书。第三步,纠理错简,校雠文字。根据选定的篇目,对其文句进行校订。

一人读经过校雠,发现和订正了许多古籍文字的脱讹衍误,使其错误大为减少。第四步,勘定书名,誊清新本。当时古籍同书异名者很多,还有的书名经长期流传出现讹误,因此,就需要对书名进行勘定。例如战国策之书名,就是刘向勘定的。经过勘定的书,最后抄缮于炙干过的竹简上,就作为定本保存了下来。刘向父子创造的这一套古籍整理方法,为后代学者所效法。

第三,开创了中国古代目录学。刘氏父子典籍整理的一项重要工作是编制目录。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为每一本书编写叙录。即在每本书校订以后,刘向、刘歆就为该书写一个提要,著录其书名、篇目,叙述校勘经过,介绍作者事迹,归纳书的内容、性质,评论思想或史实是非,剖析学术源流,确定书的价值。这些书录,不仅使读者了解书的情况,还创造出做书目提要的科学方法,备受后代学者赞誉。二是将各书的叙录单独抄出,合为一书,名别录,形成第一部丛书综合提要,这是第二方面的内容。第三方面内容是七略,这是在别录的基础上,由刘歆进行进一步加工而形成的一部综合性图书分类目录。全书将著录的图书分为六个大类,38种,603家。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对当时的学术发展有很大的推动,对后世的目录学,更有着深远的影响。七略创造了书目的著录与考证述评相结合的目录形式,成为中国目录书的典范。

余论评价历史人物,一般着重于政治、军事上的勋业。其实,站在更高的视野,更应重视历史人物在文化积累上的业绩。因为,政治、军事仅决定了一时一事之成败,而文化却造就了民族的性格,影响于千秋万世。刘向从事的古籍整理,成就了中华文化传继上的一项大工程,为公元以来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我们以中华悠久文明自豪的时候,不应忘记刘向所成就的学术的深刻价值。

　　[摘　要]通过对图书在版编目的含义、具体实施的简述，提出了在版编目对图书分编的影响，并提出了看法和建议。　　[关键词]在版编目；图书馆编目工作；影响分析　　图书在版编目简称CIP，出版界有人称之为“图书馆出版物编目”，是50年代末开始试验，70年代得到迅速发展的一项工作。图书在版编目是在图书馆编辑出版过程中，由出版社填写的一张包含各项 编目元素的表格，连同该书的全份校样，或该书的书名页、前言、内容简介等样张，送到全国性的集中编目部门，对该书进行编目，然后将该书的编目数据，提供给出版社，印在图书馆书名页的背面。这样，图书本身和它的编目数据就能同时为书店、图书馆、情报信息编目、书目工作人员和读者利用。编目所依据的是出版过程中的校样，所以称这项工作为图书的在版编目。

1图书在版编目的具体实施

CIP领导小组牵头单位新闻出版署，为加快图书在版编目的实施步伐，于1992年11月首先组织北京地区40多个出版社进行试点，委托中国版本图书馆举办了首期图书在版编目业务培训班。并于1992年12月19日发出“关于实施CIP国家标准试点的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参加试点的出版社从1993年2月1日起，凡是从2月1日起发排的图书，均应向中国版本图书填报“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工作单”，版本图书馆根据“工作单”提供的有关内容，编成CIP的印刷格式退回出版社，出版社按此格式印在书名面的背面。

2在版编目(CIP)对图书分编的影响

正确的在版编目数据CIP)对图书馆文献分编工作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21 促进了文献编目的规范化和标准化

《图书在版编目数据》(GB／T2451—2001)采用的标准有：著录标准——《国际标准书目著录》(ISBD)、《普通图书著录规则》、《文献著录总则》和《中国文献编目规则》；标引标淮——《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第四版)》、《文献主题标引规则》、《汉语主题词表》和《中国分类主题词表》；书名页排版印刷格式标难——《图书书名页》；机读目录格式标标准——《中国机读目录格式》等等。通过执行这些标准和规则使出版社制作在版编目数据时有了统一的参照物，达到了“—次编目多次利用”的目的。从而避免了同种图书在不同图书馆内由不同编目人员根据不同标准产生不同的书目数据的弊端。

22 加快了文献编目速度，节省编目费用

近年来由于网络技术和计算机在图书馆的广泛应用，文献的分编已由传统的“流水线”作业向“一条龙”作业方式转变。每个编目员在工作中独挡一面，从图书拆包登记到验收、打印账本、分类标引、编目著录、图书加工(盖章、贴磁针、贴书标、贴条形码等)、新书典藏一直到新书配送，这一完整的编目过程都由每个人独立完成。因此对即熟练掌握计算机操作，又熟悉文献编目规则和中国机读目录格式图书馆分编人员来说，著录一条原始书目数据，至少要花费1—2分钟的时间。在版编目数据出现后，只要图书馆根据本馆的编目要求，根据在版编目机构提供的CNMARC数据，花费几秒种时间进行适当的修改，并将本馆的馆藏号加入905字段，就可直接将其转换为馆藏书目数据。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编目人员繁重的工作，略去了编目工作中许多环节，加快了编目速度，提高了分编效率，缩短了文献分编周期，有效地提高工作效率，促使图书更快得以利用。

23 提高了图书分类效率

“中图法”是采用等级列举式的分类体系进行编制的。这种体系模式使用概念层层划分的方法，分别将22大类划分成若干二级、三级类目等。这样层层展开形成一个树型结构，显示知识分类的等级结构。由于“中图法”的这种特性，分类者要想在“中图法”中以很快的速度找到与图书学科内容相匹配的最专指的分类号是很困难的．尤其是一些新兴学科、边缘学科、疑难图书的分类。在版编目的分类和主题标引对新书的分类起到了一定的导向作用，在分编这些图书时，可以先参考一下CIP数据中提供的分类号，然后在“中图法”中直接查找这一分类号，和主题标引中给出的主题词进行分析、对比一下类号是否正确，如果正确，就可以直接采用该分类号。这样可以缩短在“中图分类法”中搜索类目的时间，简化分类工作程序，减少重复劳动，提高分类效率。

24 有效拓展分类者的分类思路

由于“中图法”类目层级较多，分类者如果从事分类工作时间不长，对“中图法”各级类目及注释可能难以全面把握。对某些学科性质容易混淆的图书往往会由于自身的知识结构的偏向和对“中图法”部分类目印象较深的缘故不加深思将其归入相近的类目，而不是归入最合适的类目。在这种情况下，正确的CIP数据中的分类号会拓展分类者的分类思路，引导分类者多角度考虑问题，为图书找到更合适的类目。

25提高整个国家的书目质量

图书编目质量的提高，有赖于标准化与规范化的推行，但在各文献出版发行与收藏利用单位分散编目的情况下是很难做到的。必须有一个权威的集中编目机构进行统一编目，方可严格执行图书著录的各项标准与规范，保证书目数据的质量，实施图书在版编目则是进行统一编目的基础，一个国家的公共书目事业，包括书目网络系统和集中编目机构，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书目资源共享，减少全社会在制作书目数据上的投资，及时向社会报导书目信息。所有这些书目工作都需要从在版编目做起，当图书在出版过程中已经产生了标准化和规范化的书目数据时，整个社会的公共书目事业就有了牢固的基础，书目质量也得到了控制。正是由于这一原因，许多国家的CIP编目中心和国家图书馆的书目中心合为一个机构，同时执行制作在版编目数据和国家书目数据的职能，从而充分利用了国家图书馆雄厚的编目力量，保证了在版编目数据的质量控制。利用在版编目的数据，又很方便地补充完成国家书目数据，可以很快编制新书的目录卡片和当年的国家书目。

26推动文献信息系统工程的建设

随着计算机的广泛应用，文献信息的处理方式必将发生巨大变化，而书目数据的处理是这一巨大变化的先导。其结果必然是加强出版界与图书馆界的合作，各自改变原先的不足之处，逐渐形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