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歌谣绝大部分是与上古音乐、舞蹈在劳动中三位一体同时出现的，《吕氏春秋·古乐》记载了葛天氏之民的乐舞情形：“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持牛尾，投足以歌八阕。”“三人”说明是集体演唱，“牛尾”是以猎物为道具，“投足”是小步为节拍的舞姿，“八阕”是八支原始歌曲名，多人挥牛尾投足而歌的情形，形象说明了上古歌谣多具综合性艺术形式。 我国上古歌谣语言都极为简朴，大都是二言、三言或四言，复杂一点的句子很少见，这首先是因为当时生产、艺术落后，劳动动作简单，因而与之相伴的诗歌也就自然简短，其次与先民的思想能力和语言水平较低有关，简单的思维表现为简单的语言，发为诗歌，自然也简短质朴，没有雕琢，没有夸饰，质朴无华。 上古歌谣源于生活，又直接表现生活，它对生活的再现是直接的，即兴的，坦白直率，这与《诗经》选择典型的生活现象和富于特征的细节展现现实和抒发情感的创作方法虽有所不同，但它明显是《诗经》现实主义精神的源头。

上古歌谣的特征包括：

1、传承口耳相传：在没有文字记录的情况下，上古歌谣主要通过口头传承流传下来。

2、短小精悍：上古歌谣通常由简单的歌词和旋律组成，长度短小，易于记忆。

3、叙事性强：上古歌谣多数用于叙述历史事件或英雄传说，具有强烈的叙事性。

4、民间性质浓厚：上古歌谣大多是民间艺术，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生活、文化和价值观念。

5、具有节奏感和韵律美：上古歌谣的旋律富有节奏感，歌词使用韵律、押韵等修辞手法，使其更具美感。

学习上古歌谣的方法是：

1、阅读相关的历史资料和文献，了解当时的社会背景、文化氛围和艺术特点。

2、学习相关的语言知识和文学技巧，包括韵律、押韵、语法和修辞手法等。

3、寻找适合自己的原始材料，如古籍、民间故事、传说和神话等，进行阅读和研究。

4、进行创作实践，可以借鉴古人的经验和技巧，同时注重个人风格和创新。

5、参加相关的学术研讨会或文化交流活动，与他人分享心得体会，相互学习和提高。

《小燕子》

小燕子，吱吱吱，

面对房主窃细语：

“不吃你谷子，

不吃你糜子，

在你房檐下抱一窝儿子。”

《喜鹊传信》

花喜鹊，站树杈，

开口叫，喳喳叫：

“你妈带了个花针扎，

绣花针，花衣线，

绣个荷包你妈看。”

《针》

稀奇古怪牛，

耳朵大过头；

头在前头走，

耳朵在后头。

《九九歌》

头九二九，关门闭口。

三九四九，冻破碴口。

五九六九，精尻子娃娃拍手。

七九鸭子八九雁，九九耧铧满地蹿。

《小孩羞羞》

羞羞，把脸抠，

抠个壕壕种豆豆；

羞羞，把脸抠，

埋脸躲进怀里头；

羞羞，把脸抠，

你说浪浪他（她）伸手。

（注：浪浪，平川方言，意为出门玩）

《蜘蛛》

先修十字路，

后修转花台；

老爷当堂坐，

吃头自己来。

《灰斑鸠》

咕咕等，咕咕等，

姑姑出门急匆匆。

侄女呼唤姑姑等，

忘了耳环和手巾。

嗓子喊哑不回音，

咕咕等，枉操心。

（注：咕咕等，平川方言，即灰斑鸠）

民间故事一、媒神之祖 女娲是被中国民间广泛而长久崇拜的一位女性神，她被看成是创世神和始祖神。传说女娲能化生万物，她的最伟大的业绩一是炼石补天，二是抟土造人。 女娲在造人之前，于正月初一造出鸡，初二造出狗，初三造羊，初四造猪，初五造牛，初六造马。到了初七，开始以黄土和水造人。考虑到人要代代相继，善衍不绝，于是创建了婚姻制度，促使男子与女子结合以生儿育女，于是女娲就成了第一个媒人，被后世尊奉为媒神，又称“高禖”，这在本书第二章已述及。人们祭祀这位婚姻之神典礼十分隆重，修了女娲娘娘庙或高禖庙，用太牢（猪、牛、羊三牲齐备）这一最高礼节来祭祀她。这些庙至今在山东洛宁、山西河津、江西雩都等地区还有保留。女娲之神的出现反映了母系氏族社会中婚姻以妇女为中心，女族长掌握着全族的婚姻大事。 二、牛郎织女 牛郎织女的故事是中国四大传说之首（中国的四大传说是“牛郎织女”、“嫦娥奔月”、“孟姜女”、“梁山伯与祝英台”，都是歌颂男女真诚的爱情的）。牛郎与织女最初源于原始信仰中的星辰崇拜，是星宿的神化与人格化。中国有不少神的传说都是源于此，如二十八宿、青龙、白虎、朱雀、玄武、魁星、南极老人星等。 牛郎星即牛宿，又叫牵牛星，是二十八宿之一，为北方玄武七宿的第二宿。织女星又叫天孙，在银河西，和银河东的牵牛星相对。 东汉以后，牛郎织女的爱情故事就在民间流传。大意是织女是玉皇大帝的孙女，爱上了人间的牛郎，结为夫妻，十分恩爱，并生有一子一女。玉帝察觉此事，便派王母娘娘下凡押织女回天庭受审，一对恩爱夫妻被活活拆散。牛郎悲痛万分，在老牛的帮助下追上天去，快追上时，王母娘娘拔下头上金簪一划，出现了天河，牛郎、织女被天河阻隔，只有对河而泣。此事感动了玉帝，允许他们每年七月七日，由喜鹊架桥， 在天河相会。 以后，七月初七这一天就变成了民间的一个节日，被称为 “七巧节”、“乞巧节”。姑娘、媳妇们在这一天要穿针引线乞巧——向织女乞求智巧、灵巧。 三、月神 月神，是中国民间流传最广的神仙之一。月神又叫月光娘娘、太阴星主、月姑、月光菩萨等。崇拜月神，在中国由来已久，在世界各国也是普遍现象，这是源于原始信仰中的天体崇拜。在黑夜中，月亮给人带来了光亮；月色朦胧，又会使人产生许多遐想，许多美丽动人的故事因此产生，“嫦娥奔月”就是其中著名的一个。传说嫦娥是后羿的妻子，后羿因射九日，得罪了天帝，把他们贬在人间，后来，后羿得了西王母的长生不老药， 嫦娥偷吃后升天而去， 住于月宫，就成了月神娘娘。《山海经》、《搜神记》等古籍中都记有此事。 此后，月神就较普遍地为民间供奉。我国古代男女热恋时在月下盟誓定情，拜祷月神。 有些分离的恋人也拜求月神祈求团圆。 元代大戏剧家关汉卿就写过一出《拜月亭》。《西厢记》里的崔莺莺也虔诚地对月神倾诉希望遇到意中人的情怀。清人丁耀亢所著的《续金瓶梅》第十八回中，一对痴男怨女郑玉卿和银瓶私尝禁果后，推开窗户，双双跪倒，对着月 闷来时独自在月光下，想我亲亲想我的冤家。月光菩萨，你与我鉴察：我待他的真情，我待他的真情，哥！他待我是假！ 我国有许多少数民族也盛行拜月的风俗。如苗族就有“跳月”的活动，青年男女在“跳月”中，寻求心上人，倾吐爱慕之情，永结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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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在先秦时期称为《诗》，或取其整数称《诗三百》。

《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开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前11世纪至前6世纪）的诗歌，共311篇。

诗经在内容上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风》是周代各地的歌谣；《雅》是周人的正声雅乐，又分《小雅》和《大雅》；《颂》是周王庭和贵族宗庙祭祀的乐歌，又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

《小雅》内容：

《小雅》是《诗经》中的一部分，为先秦时代中国诗歌，共有七十四篇。创作于西周初年至末年，以西周末年厉、宣、幽王时期为多。

《小雅》不仅描述了周代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特殊的文化形态，而且揭示了周人的精神风貌和情感世界，它立足于社会现实生活，没有虚妄与怪诞，极少超自然的神话，祭祀、宴饮、农事是周代社会经济和礼乐文化的产物。

其他诗对时政世风、战争徭役、婚姻爱情的叙写，可以说《诗经·小雅》是中国最早的富于现实精神的诗歌，奠定了中国诗歌面向现实的传统。

上至炎黄，下至明清，中国古代优秀的经典古籍着实数不胜数，在浩瀚古籍烟海中，除了我们熟知的四书五经，四大名著，还有许多值得一看的古书，下面这份书单囊括了诗词散文、诸子百家、明清小说，历史人文，值得借鉴。

《诗经》

《诗经》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共305首，故又称“诗三百”。按用途和音乐分“风、雅、颂”三部分，其中的风是指各地方的民间歌谣，其中的雅是贵族的宫廷正乐，其中的颂是周天子和诸侯用以祭祀宗庙的舞乐。

《诗经》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它奠定了我国诗歌的优良传统，我国诗歌艺术的民族特色由此肇端而形成。它表现出的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识、真诚积极的人生态度，被后人概括为“风雅”精神，直接影响了后世诗人的创作。

《诗经》中许多凄美的故事仍然为后人所传唱，并成为了人们文学创作的源泉，对我国后世诗歌体裁结构、语言艺术等方面有深远的影响，对提升个人文化修养也有着重要作用。

《周易》

《周易》是中国周代的典箱，被尊为“群经之首，诸子百家之源”，《周易》对中华民族的意义可以媲美西方国家《圣经》。

周易文化是中华文化发展的根本与源头，对中国后来历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都产生巨大而又深远的影响，中国的建筑、医学、音乐、绘画、日常生活等无不与《周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至今仍影响到中国人的民族性格与民族精神。孔子读易、韦编三绝，就连《论语》中也多处引用《周易》的语句。

《史记》

《史记》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叙述了我国三千年左右的历史。全书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其史实丰富，文采斐然，享有“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美誉。

《史记》不仅仅是一本历史著作，它的内容包罗万象，政治、经济、文化等无不包含，比如它很早就提出的经济学观点领先了西方国家百余年，其具有前瞻性的智慧名句在今天仍有指导性作用。同时，它也开拓了历史学研究的新领域，推动了历史学的发展，所以，有的学者把《史记》视为“全史”是很有道理的。

《孙子兵法》

孙子是我国古代兵学思想的集大成者，他觉察无际的军事哲理思想、博大精深的古典军事理论体系、辞如珠玉的文学语言，以及历代雄杰对其研究的丰硕成果，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被人们尊为“兵圣” 。

他的著作《孙子兵法》的历史意义早已跨越时空，超出国界，在全世界广为流传，荣膺“ 世界古代第一兵书”的雅誉。

《山海经》

《山海经》是一部记载中国古代神话、地理、植物、动物、矿物、物产、巫术、宗教、医药、民俗、民族的著作，反映的文化现象地负海涵、包罗万汇。

除了保存着丰富的神话资料之外，还涉及到多种学术领域，如哲学、美学、宗教、历史、地理、天文、气象、医药等，可谓汪洋宏肆，有如海日。在古代文化、科技和交通不发达的情况下，《山海经》是中国记载神话最多的一部奇书，也是一部地理知识方面的百科全书。

《文心雕龙》

《文心雕龙》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第一部宏伟巨制，对文学起源、文体类别、神思、风格、修辞、鉴赏、作家人品、文学语社会变迁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系统论述。

作者刘勰的文学观，以儒家为主，兼容道家和佛家思想。他对人物和作品的评点，见解精辟，开中国文学批评史之先河，对后世影响深远。作品风格刚健，富有诗意。

《世说新语》

《世说新语》是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志人小说”的代表作，为言谈、轶事的笔记体短篇小说。

《世说新语》是研究魏晋时期历史的极好的材料。其中关于魏晋名士的种种活动如清谈、品题，种种性格特征如栖逸、任诞、简傲，种种人生的追求，以及种种嗜好，都有生动的描写。综观全书，可以得到魏晋时期几代士人的群像。通过这些人物形象，可以进而了解那个时代上层社会的风尚。鲁迅先生称之为：“一部名士的教科书”。

《红楼梦》

《红楼梦》，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首，清代作家曹雪芹创作的章回体长篇小说。此书分为120回“程本”和80回“脂本”两种版本系统。新版通行本前八十回据脂本汇校，后四十回据程本汇校，署名“曹雪芹著，无名氏续，程伟元、高鹗整理”。

由于现世只流传下来的曹雪芹原著只有前80回，因而在现市面上流传的120回体的《红楼梦》的后40回乃是后人所续，故所交代的结局与原著的前80回所隐射的结局大相径庭，人物的性格描写以及思想行为都有所偏差，不可一概而论，因而后40回的故事并不能代表红楼梦的原著。

《红楼梦》是一部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人情小说作品，举世公认的中国古典小说巅峰之作，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小说以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兴衰为背景，以贾府的家庭琐事、闺阁闲情为脉络，以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的爱情婚姻故事为主线，刻画了以贾宝玉和金陵十二钗为中心的正邪两赋有情人的人性美和悲剧美。通过家族悲剧、女儿悲剧及主人公的人生悲剧，揭示出封建末世危机。

《聊斋志异》

《聊斋志异》简称《聊斋》，书中描述了一个花妖鬼狐的世界，那些人与狐妖、人与鬼神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纯真爱情的篇章至今为人所传颂。

《聊斋志异》也具有极高的艺术成就，它成功地塑造了众多的艺术典型，故事情节曲折离奇，结构布局严谨巧妙，文笔简练，描写细腻，堪称中国古典短篇小说之巅峰，郭沫若曾评价它：“写鬼写妖高人一筹，刺贪刺虐入木三分。”

《古文观止》

《古文观止》是一部纵横交美的古代散文选集，成书于清代，编者按历史的流程将一位位最优秀的作家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依次编录，读之如同漫步中国古代散文发展史的长廊，沿波讨源，因枝求叶。

《古文观止》几乎收存了我国古代文章的各种样式和各类内容，《古文观止》是一部形象的中国历代散文大观，也是一部活生生的散文发展历程，是一部不得不读的文学著作。

1生活歌：华南地区有丰富的民间歌谣，其中生活歌占有突出地位，它表达了奴隶社会被压迫者的不幸和抗争。

《摩兵布洛陀》是壮族师公的经典，其主要内容是创世史诗《布洛陀》，但在其末尾却附有反映阶级分化初期公社贵族掠奴的情形，生动地描绘了奴隶社会刚刚产生时的情景。

这段诗用具体生动的语言，描绘了壮族早期的贵族互相攻伐，掠夺对方财产和奴隶的情形。为了掠夺白脸的男奴和红脸的女奴，他们不惜大动干戈，一直打到交趾，先是大败而归，于是举行祭祀仪式，请姆六甲来佑护。从这里可以看到奴隶主的贪婪和愚昧，奴隶命运的悲惨。这种掠奴之战一直到隋唐也没有结束，唐朝皇帝不得不颁布禁令。

在侗族古歌里，也反映了私有财产产生后发生的纠纷，而奴隶制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剩余产品和私有制的出现而产生的”。史家认为，侗族在唐以前已有家内奴隶制，迁移中把“腊更”(奴隶)制带到新址。《侗族祖先哪里来》隐约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中的矛盾，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矛盾的尖锐，以至于侗族祖先不得不含恨迁徙。

2《越人歌》：公元前528年，楚王弟鄂君皙初任令尹，举行了一次舟游盛会以志庆贺，特邀请境内的越人派代表前来赴会。盛会开始，钟鼓之音刚停止，榜枻越人有幸第一个上前敬献《越人歌》。

《越人歌》歌词优美，感情真挚生动，章法深浅有序，是一首古老的赞歌，也是见于古籍的我国第一首翻译作品。它所表达的不单是榜枻越人对鄂君礼贤下士、礼待庶人的感激之情，同时也是壮侗语民族祖先和汉民族亲密关系的一曲颂歌。

《越人歌》的艺术成就表明，两千多年以前，古越族的文学艺术就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奴隶制时期的民间歌谣以歌颂劳动、歌颂英雄业绩、反抗奴隶主压迫为其中心内容，它是原始歌谣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又带有明显的社会特色。但奴隶社会生产水平依然低下，对自然的依赖和对神灵的崇拜依然浸透在劳动歌和仪式歌中。生活歌和劳动歌中不乏欢乐和明快的情趣，但悲歌、哭歌占有更大的比例。在格调上，各地区各民族的情况也有不同，都有自己的个性。如傣族的歌谣艳丽优美，感情细腻；白族的歌谣严谨洗炼；藏族的歌谣深沉委婉；侗族的歌谣清新含蓄；维吾尔、哈萨克族的歌谣热情奔放。总之，它们组成了一幅五彩缤纷的画卷，丰富了祖国的歌谣宝库。

1、《中庸》

《中庸》是中国古代论述人生修养境界的一部道德哲学专著，是儒家经典之一，原是《礼记》第三十一篇，相传为战国时期子思所作。

其内容肯定“中庸”是道德行为的最高标准，把“诚”看成是世界的本体，认为“至诚”则达到人生的最高境界，并提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学习过程和认识方法。

宋代从《礼记》中抽出，与《大学》《论语》《孟子》合为“四书”。宋元以后，成为学校官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必读书，对中国古代教育和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其主要注本有程颢《中庸义》、程颐《中庸解义》、朱熹《中庸章句》、李塨《中庸传注》、戴震《中庸补注》、康有为《中庸注》、马其昶《中庸谊诂》和胡怀琛《中庸浅说》等。

2、《春秋》

《春秋》，即《春秋经》，又称《麟经》或《麟史》，中国古代儒家典籍“六经”之一。也是周朝时期鲁国的国史，现存版本由孔子修订而成。

《春秋》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共三十五卷，是儒家经典之一且为十三经中篇幅最长的，在四库全书中列为经部。记述范围从公元前722（鲁隐公元年）至公元前479年（鲁哀公十六年）。

《春秋》用于记事的语言极为简练，然而几乎每个句子都暗含褒贬之意，被后人称为“春秋笔法”、“微言大义”。

后来出现了很多对《春秋》所记载的历史进行补充、解释、阐发的书，被称为“传”。代表作品是称为“春秋三传”的《左传》、《公羊传》、《谷梁传》。

2019年2月报道，从海昏侯墓出土简牍5200余枚，专家释读后发现包括《春秋》在内的儒家经典及其训传。

3、《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常简作《通鉴》），由北宋司马光主编的一部多卷本编年体史书，共294卷，历时19年完成。

主要以时间为纲，事件为目，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写起，到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征淮南停笔，涵盖16朝1362年的历史。

在这部书里，编者总结出许多经验教训，供统治者借鉴，宋神宗认为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即以历史的得失作为鉴诫来加强统治，所以定名为《资治通鉴》。《资治通鉴》全书294卷，约300多万字，另有《考异》、《目录》各三十卷。

4、《史记》

《史记》最初称为《太史公》或《太史公记》、《太史记》，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

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马迁开始了《太史公书》即后来被称为《史记》的史书创作。该著作前后经历了14年，才得以完成。

《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

《史记》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比《淮南子》多三十九万五千余字，比《吕氏春秋》多二十八万八千余字。《史记》规模巨大，体系完备，而且对此后的纪传体史书影响很深，历朝正史皆采用这种体裁撰写。

《史记》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刘向等人认为此书“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

5、《诗经》

《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开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前11世纪至前6世纪）的诗歌，共311篇。

其中6篇为笙诗，即只有标题，没有内容，称为笙诗六篇（《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反映了周初至周晚期约五百年间的社会面貌。

《诗经》的作者佚名，绝大部分已经无法考证，传为尹吉甫采集、孔子编订。《诗经》在先秦时期称为《诗》，或取其整数称《诗三百》。

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诗经在内容上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风》是周代各地的歌谣；

《雅》是周人的正声雅乐，又分《小雅》和《大雅》；《颂》是周王庭和贵族宗庙祭祀的乐歌，又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

孔子曾概括《诗经》宗旨为“无邪”，并教育弟子读《诗经》以作为立言、立行的标准。先秦诸子中，引用《诗经》者颇多，如孟子、荀子、墨子、庄子、韩非子等人在说理论证时，多引述《诗经》中的句子以增强说服力。

至汉武帝时，《诗经》被儒家奉为经典，成为《六经》及《五经》之一。

《诗经》内容丰富，反映了劳动与爱情、战争与徭役、压迫与反抗、风俗与婚姻、祭祖与宴会，甚至天象、地貌、动物、植物等方方面面，是周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

——古代文史典籍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现实主义的诗歌总集，共305首，故又称“诗三百”。按用途和音乐分“风、雅、颂”三部分，其中的风是指各地方的民间歌谣，其中的雅大部分是贵族的宫廷正乐，其中的颂是周天子和诸侯用以祭祀宗庙的舞乐。《诗经》的主要表现手法是赋、比、兴。其中直陈其事叫赋；譬喻叫比；先言它物以引起所咏之物叫兴。诗经共305篇（另外还有6篇有题目无内容,即有目无辞，称为笙诗）。关于《诗经》的集结历代说法众多。主要的有以下三种：

一、采诗说

　　最早的记载出现于《左传》。另外在《汉书·食货志》：“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故曰王者不出牖户而知天下。” 当时的采诗官被称为“行人”（见于《左传》）。

二、献诗说

　　《国语·周语》：“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　

三、删诗说

　　《史记·孔子世家》：“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 但是众学者认为此说法不可信，其最大的可能性应该是孔子参加了诗经的编订。诗经是我国第一部具有浓郁的现实主义风格的诗歌总集。《诗经》共收录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的诗歌305首，在内容上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其中“风”包括了十五个地方的民歌，包括今天山西、陕西、河南、河北、山东、湖北北部一些地方（齐、楚、韩、赵、魏、秦），叫“十五国风”，有160篇，是《诗经》中的核心内容。“风”的意思是土风、风谣。“雅”是正声雅乐，即贵族享宴或诸侯朝会时的乐歌，按音乐的布局又分“大雅”、“小雅”，有诗105篇，其中大雅31篇，小雅74篇。“颂”是祭祀乐歌，分“周颂”31篇、“鲁颂”4篇、“商颂”5篇，共40篇。是“五经”之一。《诗经》距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诗经》表现手法上分为赋、比、兴。与风、雅、颂合称“六义”。 《诗经》多以四言为主，兼有杂言。《诗经》共收集了311篇诗歌(又称诗三百），其中6篇为笙诗，只有标题，没有内容，现存305篇(既有标题又有文辞的)（取其整数，成为诗三百）。到了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大量乐谱失传，仅存的歌词则编入《诗经》。先秦称为《诗》，或取其整数称《诗三百》。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称《诗经》，并沿用至今。这些诗当初都是配乐而歌的歌词，保留着古代诗歌、音乐、舞蹈相结合的形式，但在长期的流传中，乐谱和舞蹈失传，就只剩下诗歌了。孔子说：《诗经》一共有三百零五篇，每一篇讲一个故事，每一个故事有一个道理，可以说相当多了，然而用其中的一句话就可以涵盖《诗经》中所有的义理而没有丝毫遗漏，这就是《鲁颂 駉》中说的：思无邪。它的意思是，人的思想念头，都是由天理中生来的，而不是由私欲所扭曲的，这一句话，就把《诗经》的思想、道理完全概括了。诗人的言语有赞美的，有讽刺的，对善良的人和事，就用美好的语言来赞美它，以感发人的善心，对丑恶的人和事，就用尖刻的言语来讽刺它，以惩罚人的恶念。都是要提起人们善良的念头，除去人们丑恶的思想，使得人们的性情温和纯正。如果人心的每个念头都是纯正的，没有被私欲邪念扭曲的，那他的所作所为，自然是充满了善行，而没有恶行，充满了被赞美的行为，而没有被讽刺的行为。诗人的赞美和讽刺，也不过是为了劝善惩恶而已，因此由思无邪三个字，足以概括《诗经》的精神了。想要修身的学人务必了解，应该将功夫下在“慎思”之上。

诗经中的诗歌，可以确定具体写作年代的不多。大致地说，《颂》和《雅》产生年代较早，基本上都在西周时期；《国风》除《豳风》及“二南”的一部分外，都产生于春秋前期和中期。　就诗歌的性质来说，《雅》、《颂》基本上是为特定的目的而写作、在特定场合中使用的乐歌，《国风》大多是民歌。只是《小雅》的一部分，与《国风》类似。但必须指出：我们在这里说的“民歌”，只是一种泛指；其特点恰与上述《雅》、《颂》的特点相反，是由无名作者创作、在社会中流传的普通抒情歌曲。大多数民歌作者的身份不易探究清楚。假如以诗中自述者的身份作为作者的身份，则既包括劳动者、士兵，也包括相当一部分属于“士”和“君子”阶层的人物。“士”在当时属于贵族最低的一级，“君子”则是对贵族的泛称。此外仍有许多无法确定身份的人物。所以只能大致地说，这种民歌是社会性的群众性的作品。

由于诗歌的性质不同，其描述的内容也相应有所不同。下面，我们分别选择若干重要的类型加以介绍。

《颂》诗主要是《周颂》，这是周王室的宗庙祭祀诗，产生于西周初期。除了单纯歌颂祖先功德而外，还有一部分于春夏之际向神祈求丰年或秋冬之际酬谢神的乐歌，反映了周民族以农业立国的社会特征和西周初期农业生产的情况。如《丰年》中唱道：丰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廪，万亿及秭。为酒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礼，降福孔皆。 在丰收的日子里，人们兴高采烈而又隆盛地祭祀先人，希望他们赐给更多的福分。而《噫嘻》则描绘了大规模耕作的情形：噫嘻成王，既昭假尔，率时农夫，播厥百谷。骏发尔私，终三十里。亦服尔耕，十千维耦。　在广阔的田野上，数万名农夫同时劳动，这是何等壮观的场面！同时我们也会想到：在这种强大有力的集体活动中，个人的存在价值是很容易被忽视、被抹杀的。这是在那一特定的历史阶段和经济条件下必须付出的代价。

《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五篇是一组周民族的史诗，记述了从周民族的始祖后稷到周王朝的创立者武王灭商的历史。其产生的年代大致也在西周初期。《生民》叙述后稷的母亲姜嫄祷神求子，后来踏了神的脚印而怀孕，生下了后稷，不敢养育，把他丢弃，后稷却历难而不死：“诞置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诞置之平林，会伐平林。诞置之寒冰，鸟覆翼之。鸟乃去矣，后稷呱矣。实覃实訏，厥声载路。”这段描写，表现了后稷的神话色彩。后稷长大以后，发明了农业，所种的庄稼都非常茂盛。后来他在有邰（今陕西武功西南）成家立业，建立了周民族的基础，而他自己就成了周民族的始祖和农业之神。这首带有神话和传说色彩的诗歌，反映了周民族的发生观念和历史观念，以及以农业立国的社会特征。

这些史诗作为叙事之作，其长处在于简明而有条理。但由于其写作目的主要在于记述史实（包括被当作史实的传说）和颂扬祖先，故于故事情节、人物形象不甚重视。而且在《诗经>》里面，叙事诗并不多，主要就是以上这些。可见从《诗经》起，就显示出中国诗歌不太重视叙事诗的倾向。

西周后期至平王东迁之际，由于戎族的侵扰，诸侯的兼并，统治秩序的破坏，形成社会的剧烈动荡。《大雅》、《小雅》中产生于这一时期的诗，有很多批评政治的作品，均出于士大夫之手。这大概就是古籍中所说的“公卿至于列士献诗”（《国语·周语》）。

在这一类诗中，有些作者对统治阶层内部秩序的混乱和不公正现象提出了指责。如《瞻昂》中说：“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夺之。此宜无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悦之。”《北山》中说：“或燕燕居息，或尽瘁事国；或息偃在床，或不已于行；或不知叫号，或惨惨劬劳；或牺迟偃仰，或王事鞅掌；或湛乐饮酒，或惨惨畏咎；或出入风议，或靡事不为。”从这里我们看到当时社会关系正在发生激烈变化，有人升浮，有人沉降；有人为“王事”辛苦劳碌而无所得，有人无所事事却安享尊荣。而诗人则是站在旧有的“公正”立场上，希望纠正这一种不可避免的混乱。

更多的政治批评诗，表达了作者对艰危时事的极端忧虑，对他们自身所属的统治集团，包括最高统治者强烈不满。如《十月之交》，据《毛诗序》，是“大夫刺幽王”之作。诗人从天时不正这一当时人认为十分严重的灾异出发，对统治者提出严重警告。其中写道：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冢峷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惩！这是一幅大动荡、大祸难即将发生的景象。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诗人们尽量要避免同他们所属的集团的直接冲突，或者说，他们总是感受到集团力量的威迫。看起来，诗人们强烈地表示对于国家命运和民众生活的关心，而批评其他人缺乏这种关心，这是一种矛盾；但另一方面，这种关心，本质上也就是关心统治秩序的安定，是整个统治集团公认（不管能否做到）的正确立场、道德原则。他们所批评的，正是对这种立场和原则的背离。当他们发现（或认为）大多数人都已背离了这种立场和原则时，便既感到迷惘和悲愤，又感到恐惧，而决不敢张扬纯属个人的态度，使自己处于同集团对抗乃至决裂的地位。　 以上所举的例子以及大、小《雅》中其他同类诗歌，可以说开创了中国政治诗的传统。诗中所表现的忧国忧民的情绪，以及总是首先要站立在“正确”的也就是社会公认的道德立场上才能进行批评而避免张扬个人的态度，对后代的政治诗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国风》中的民间歌谣（包括《小雅》中一部分类似作品），所反映的生活内容比纯粹出于社会上层的《雅》、《颂》广阔得多，生活气息也更为浓厚。

十五《国风》，以《豳风》的年代最早。其中《七月》一篇，是极古老的农事诗，一般以为产生于西周初。与《周颂》中的农事诗不同，它以相当长的篇幅，叙述农夫一年四季的劳动生活，并记载了当时的农业知识和生产经验，像是记农历的歌谣。这首诗不仅在社会学、历史学、农业学方面是极可贵的资料，从文学史来说，也是后代田家诗的滥觞。

《国风》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政治批评和道德批评的诗。这些诗有些是针对特定的人物事件的，有的则带有普遍意义。总体上说，这些诗较多反映了社会中下层民众对上层统治者的不满。如著名的《伐檀》：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猗。 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这首诗，以前很多人都解释为劳动者对剥削者不劳而获、坐享其成的责问，这恐怕不太确切。应该指出，在《诗经》的时代，所谓“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左传》），“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孟子》），在社会的一般认识中，原是名正言顺，天经地义。在物质上、精神上都受到严重奴役的奴隶们，能否清醒地否定当时社会所公认的这一种原则，本身是个问题；即使有人认识到并表现出来了，这样的诗也不可能被诸侯和周王朝的乐宫照样容纳，成为贵族子弟日常诵咏学习的对象。《毛诗序》解此诗，谓“刺贪也。在位贪鄙，无功而食禄”，应该是正确的。也就是说，诗人还是从社会公认的原则出发，认为“君子”居其位当谋其事，“无功而食禄”就成了无耻的“素餐”——白吃饭。末句“彼君子兮，不素餐兮”，是讽刺的笔法。事实上，“君子”们尸位素餐，倒是普遍的现象。以他们声称的原则讽刺他们的行为，这首诗已经很深刻，不必再加以拔高，以至脱离了原意。

再如《硕鼠》，也是相当深刻的政治讽刺诗。诗中把统治者比作贪得无厌的大老鼠，感到忍受不了这帮家伙的沉重压榨，想要逃到一块“乐土”中去。从诗中“无食我黍”等句来看，作者是拥有自己的土地财产的，其身份可能是下层贵族或其他自由民吧。这种反对过度剥削的意见，也是明智的统治者所愿意认可，并认为值得警戒的。

前面说《小雅》中一部分诗歌与《国风》类似，其中最突出的，是关于战争和劳役的作品。我们就把这类诗同《国风》中同样主题的诗放在一起介绍>。《小雅》中的《采薇》、《杕杜》、《何草不黄》，《豳风》中的《破斧》、《东山》，《邶风》中的《击鼓》，《卫风》中的《伯兮》等，都是这方面的名作。与叙述武功的史诗不同，这些诗歌大都从普通士兵的角度来表现他们的遭遇和想法，着重歌唱对于战争的厌倦和对于家乡的思念，读来倍感亲切。

应该说明：《诗经》中这一类作品，不能简单地称之为“反战诗”。因为诗中虽然表达了对于从军生活的厌倦，对和平的家庭生活的留恋，却并不直接表示反对战争，指斥那些把自己召去服役的人。诗中的情绪也是以忧伤为主，几乎没有愤怒。这是因为，从集体的立场来看，从军出征乃是个人必须履行的义务，即使这妨害了士兵个人的幸福，也是无可奈何。这一特点，在《卫风·伯兮》中看得更清楚：伯兮齃兮，邦之桀兮。伯也执殳，为王前驱。 自伯之乐，首如飞逢。岂无膏沐，谁适为容？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愿言思伯，甘心首疾。 焉得谖草，言树之背。愿言思伯，使我心痗。这首诗是以女子口吻写的。她既为自己的丈夫感到骄傲，因为他是“邦之桀（杰）”，能“为王前驱”，又因丈夫的远出、家庭生活的破坏而痛苦不堪。诗人所抒发的情感，既是克制的，又是真实的。

在《国风》中，最集中的是关于恋爱和婚姻的诗。在《诗经》时代，在某些地域，对男女交往的限制还不像后代那样严厉，由此我们在这些诗中看到年轻的小伙和姑娘自由地幽会和相恋的情景，如《召南·野有死麕》：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怀春，吉士诱之。 林有朴樕，野有死鹿。白茅纯束，有女如玉。 “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无使尨也吠。”一个打猎的男子在林中引诱一个“如玉”的女子，那女子劝男子别莽撞，别惊动了狗，表现了又喜又怕的微妙心理。

一切诗歌的艺术风格都不是无缘无故地形成的。明朗热烈的风格，必是情感自由奔放的产物；含蓄委曲的表达，总是感情压抑的结果。在文学发展的初期，即人们尚未自觉地追求多样艺术风格的时代，尤其如此。

《国风》中还有许多描写夫妻间感情生活的诗。像《唐风·葛生》，一位死了丈夫的妻子这样表示：“夏之日，冬之夜，百岁之后，归于其居。”她的遭遇是令人同情的。但也有男子，急切地要把妻子抛弃。在那种妇女毫无地位的时代，弃妇的命运更令人悲哀。

《邶风》中的《谷风》，《卫风》中的《氓》，是最著名的两首弃妇诗。《谷风》是一个善良柔弱的女子的哀怨凄切的哭诉，说自己如何辛辛苦苦为丈夫持家，千难万难度过贫苦的日子，家境好起来，人也衰老了，于是丈夫另有所欢，把自己赶出门去；自己离开夫家时，如何难分难舍，因为割不断对往事的追忆留恋。诗中所描写的，是一个贤惠忍让的中国妇女的典型。

《氓》叙写了一个女子从与人恋爱到结婚到被抛弃的痛苦经历，一件件事情依次写来，脉络非常清楚。先是有一个男子笑嘻嘻地向她买丝，借机搭识。她答允了这桩婚事，在等待结婚的日子里，她常常登上颓墙盼望他。可是成家没几年，丈夫却抛弃了她。她愤怒地指责丈夫：“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又告诫其他女子不要轻信男子：“于嗟女兮，无与士耽；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这是真实的心理，同时多少带有道德训诫的意味。　《诗经》中写恋爱和婚姻问题的诗，或歌唱男女相悦之情、相思之意，或赞扬对方的风采容貌，或描述幽会的情景，或表达女子的微妙心理，或嗟叹弃妇的不幸遭遇，内容丰富，感情真实，是全部《诗经》中艺术成就最高的作品。

作者：

　　《诗经》的作者的成分很复杂，产生的地域也很广。除了周王朝乐官制作的乐歌，公卿、列士进献的乐歌，还有许多原来流传于民间的歌谣。这些民间歌谣是如何集中到朝廷来的，则有不同说法。汉代某些学者认为，周王朝派有专门的采诗人，到民间搜集歌谣，以了解政治和风俗的盛衰利弊；又有一种说法：这些民歌是由各国乐师搜集的。乐师是掌管音乐的官员和专家，他们以唱诗作曲为职业，搜集歌谣是为了丰富他们的唱词和乐调。诸侯之乐献给天子，这些民间歌谣便汇集到朝廷里了。这些说法，都有一定道理。

尹吉甫：

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诗经》的主要采集者，被尊称为中华诗祖。尹吉甫出生于江阳（现泸州市），晚年被流放至房陵（房县古称），死后葬于今湖北房县青峰山。房县有大量尹吉甫文化遗存。他辅助过三代帝王，到周幽王时听信谗言，被周幽王砍了头，后来知道错杀，做了一个金头进行了厚葬，为了隐蔽别人盗墓，做了十二座墓葬于房县东面。曾作《诗经·大雅·烝民》、《大雅·江汉》等。

产生《诗经》的社会基础：

　　西汉史学家司马迁说："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而公刘适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丰，武王治镐，故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穑，殖五谷。"（《史记·货殖列传》）。由此可知，周代已是一个农业社会。这里所讲的虞夏之贡虽不可信，但周代的祖居之地宜于农业却是实情。这从"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绵瓜瓞》等诗篇来看，周族确是靠着农业而兴盛发展起来的。《豳风·七月》则完整地叙述出一年之中的农事活动与当时社会的等级压迫关系。另外，在《诗经》中的《南山》、《楚茨》、《大田》、《丰年》、《良耜》以及《周书》内的《金滕》、《梓材》、《康诰》、《洛诰》、《无逸》等篇中，都有农事的记载。

农业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周族在武王伐纣之后成为天下共主。家族宗法制度、土地、奴隶私有与贵族领主的统治成为这一历史时期的社会政治特征。宗教信仰与社会政治融为一体。这就是《诗经》中为什么会有许多祭祀性颂诗与雅诗的社会基础。宰我曾问孔子何谓鬼神，孔子回答说："气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与神，教之至也。"并且进一步解释："明命鬼神，以为黔首则，百众以畏，万民以服。圣人以是为未足也，筑为官室，设为宗祧，以别亲疏远迩，教民返古复始，不忘其所由生也。众之服自此，故听且速也。"（《礼记·祭义篇》）以此了解《诗经》中的颂诗、雅诗，便可以得其要领。

周代由文、武奠基，成、康繁盛，史称刑措不用者四十年，这时可称为周代的黄金时期。昭、穆以后，国势渐衰。后来，厉王被逐，幽王被杀，平王东迁，进入春秋时期。春秋时期王室衰微，诸侯兼并，夷狄交侵，社会处于动荡不安之中。反映周初至春秋中叶社会生活面貌的《诗经》，就整体而言，正是这五百年间中国社会生活面貌的形象反映，其中有先祖创业的颂歌，祭祀神鬼的乐章；也有贵族之间的宴饮交往，劳逸不均的怨愤；更有反映劳动、打猎、以及大量恋爱、婚姻、社会习俗方面的动人篇章。

文学是生活的反映，而生活又具有社会历史特征。我们研究《诗经》，首先要注意产生《诗经》的历史社会基础。

思想内容：

　　《诗经》全面地展示了中国周代时期（西周、东周、东周春秋中期）的社会生活，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奴隶社会从兴盛到衰败时期的历史面貌。其中有些诗，如《大雅》中的《生民》、《公刘 》、《绵》、《皇矣》、《大明》等，记载了后稷降生到武王伐纣，是周部族起源、发展和立国的历史叙事诗。

有些诗，如《魏风·硕鼠》、《魏风·伐檀》等，以冷嘲热讽的笔调形象地揭示出奴隶主贪婪成性、不劳而获的寄生本性，唱出了人民反抗的呼声和对理想生活的向往，显示了奴隶制崩溃时期奴隶们的觉醒；有些诗，如《小雅·何草不黄》、《豳风·东山》、《唐风·鸨羽》、《小雅·采薇》等写征夫思家恋土和对战争的哀怨；《王风·君子于役 》、《卫风·伯兮》等表现了思妇对征人的怀念。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西周时期不合理的兵役制度和战争徭役给人民带来的无穷痛苦和灾难。有些诗，如《周南·芣苢》完整地刻画了妇女们采集车前子的劳动过程；《豳风·七月》记叙了奴隶一年四季的劳动生活；《小雅·无羊》反映了奴隶们的牧羊生活。

还有不少诗表现了青年男女的爱情生活，如《秦风·蒹葭》表现了男女之间如梦的追求；《郑风·溱洧》、《邶风·静女》表现了男女之间戏谑的欢会；《王风·采葛》表现了男女之间痛苦的相思；《卫风·木瓜》、《召南·摽有梅 》表现了男女之间的相互馈赠；《庸风·柏舟》、《郑风·将仲子》则反映了家长的干涉和社会舆论给青年男女带来的痛苦；另如《邶风·谷风》、《卫风·氓》还抒写了弃妇的哀怨，愤怒谴责了男子的忘恩负义，反映了阶级社会中广大妇女的悲惨命运。

《诗经》存三百零五篇，分《风》、《雅》、《颂》三部分。《风》有十五国风，是出自各地的民歌，这一部分文学成就最高，有对爱情、劳动等美好事物的吟唱，也有怀故土、思征人及反压迫、反欺凌的怨叹与愤怒。《雅》分《大雅》、《小雅》，多为贵族祭祀之诗歌，祈丰年、颂祖德。《小雅》中也有部分民歌。《颂》则为宗庙祭祀之诗歌。《雅》、《颂》中的诗歌，对于我们考察早期历史、宗教与社会有很大价值。孔子曾概括《诗经》宗旨为“无邪”，并教育弟子、孩子读《诗经》以作为立言、立行的标准。先秦诸子中，引用《诗经》者颇多，如孟子、荀子、墨子、庄子、韩非子等人在说理论证时，多引述《诗经》中的句子以增强说服力。后来，《诗经》被儒家奉为经典，成为《六经》（包括《诗》、《书》、《礼》、《乐》、《易》、《春秋》）及《五经》（无《乐》）之一。

《诗经》“六义”：

　　《诗经》“六义”指的是 风、雅、颂、赋、比、兴，前三个说的是内容，后三个说的是手法。

《风》、《雅》、《颂》三部分的划分，是依据音乐的不同。《风》包括15部分，大部分是黄河流域的民间乐歌，称作“十五国风”共160篇。《雅》分为《小雅》（74篇）和《大雅》（31篇），是宫廷乐歌，共105篇。《颂》包括《周颂》（31篇），《鲁颂》（4篇），和《商颂》（5篇），是宗庙用于祭祀的乐歌和舞歌，共40篇。

“风”的意义就是声调。它是相对于“王畿”——周王朝直接统治地区——而言的。是不同地区的地方音乐，多为民间的歌谣。《风》诗是从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等15个地区采集上来的土风歌谣 ，共160篇 。大部分是民歌 。根据十五国风的名称及诗的内容大致可推断出诗产生于现在的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和湖北北部等。

“雅”是“王畿”之乐，这个地区周人称之为“夏”，“雅”和“夏”古代通用。雅又有“正”的意思，当时把王畿之乐看作是正声——典范的音乐。周代人把正声叫做雅乐，犹如清代人把昆腔叫做雅部，带有一种尊崇的意味。朱熹《诗集传》曰：“雅者，正也，正乐之歌也。其篇本有大小之殊，而先儒说又有正变之别。以今考之，正小雅，燕飨之乐也；正大雅，朝会之乐，受釐陈戒之辞也。辞气不同，音节亦异。故而大小雅之异乃在於其内容。”

“颂”是宗庙祭祀的乐歌和史诗，内容多是歌颂祖先的功业的。《毛诗序》说：“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这是颂的含义和用途。王国维说：“颂之声较风、雅为缓。”（《说周颂》）这是其音乐的特点。

“赋”按朱熹《诗集传》中的说法，“赋者，敷也，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就是说，赋是直铺陈叙述。是最基本的表现手法。 如“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即是直接表达自己的感情。

“比”，用朱熹的解释，是“以彼物比此物”，也就是比喻之意，明喻和暗喻均属此类。《诗经》中用比喻的地方很多，手法也富于变化。如《氓》用桑树从繁茂到凋落的变化来比喻爱情的盛衰；《鹤鸣》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来比喻治国要用贤人；《硕人》连续用“葇荑”喻美人之手，“凝脂”喻美人之肤，“瓠犀”喻美人之齿，等等，都是《诗经》中用“比”的佳例。

“赋”和“比”都是一切诗歌中最基本的表现手法，而“兴”则是《诗经》乃至中国诗歌中比较独特的手法。“兴”字的本义是“起”，因此又多称为“起兴”，对于诗歌中渲染气氛、创造意境起着重要的作用。《诗经》中的“兴”，用朱熹的解释，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就是借助其他事物为所咏之内容作铺垫。它往往用于一首诗或一章诗的开头。有时一句诗中的句子看似比似兴时，可用是否用于句首或段首来判断是否是兴。例卫风·氓中“桑之未落，其叶沃若”就是兴。大约最原始的“兴”，只是一种发端，同下文并无意义上的关系，表现出思绪无端地飘移联想。就像秦风的《晨风》，开头“鴥彼晨风，郁彼北林”，与下文“未见君子，忧心钦钦”云云，很难发现彼此间的意义联系。虽然就这实例而言，也有可能是因时代悬隔才不可理解，但这种情况一定是存在的。就是在现代的歌谣中，仍可看到这样的“兴”。　进一步，“兴”又兼有了比喻、象征、烘托等较有实在意义的用法。但正因为“兴”原本是思绪无端地飘移和联想而产生的，所以即使有了比较实在的意义，也不是那么固定僵板，而是虚灵微妙的。如《关雎》开头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原是诗人借眼前景物以兴起下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但关雎和鸣，也可以比喻男女求偶，或男女间的和谐恩爱，只是它的喻意不那么明白确定。又如《桃夭》一诗，开头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写出了春天桃花开放时的美丽氛围，可以说是写实之笔，但也可以理解为对新娘美貌的暗喻，又可说这是在烘托结婚时的热烈气氛。由于“兴”是这样一种微妙的、可以自由运用的手法，后代喜欢诗歌的含蓄委婉韵致的诗人，对此也就特别有兴趣，各自逞技弄巧，翻陈出新，不一而足，构成中国古典诗歌的一种特殊味道。诗篇形式以四言为主，运用赋、比、兴等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