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姓起源：柴姓是中华民族古老的姓氏之一，柴姓族系源远流长，据远古传说和古籍记载，上可追溯到炎帝神农氏，下可有资查到西周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姜尚及其后裔高柴。柴氏族系不仅历史悠久，且系名门世家，英杰辈出，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上古时，人有姓有氏，姓是一种族号，氏是姓的分支称号。始祖炎帝姜姓，因其生于华阳（新郑市郭店）长于姜水，以姜为姓。炎帝裔孙四岳伯夷（许由）佐禹治水有功，被封在吕（今河南南阳）因而后裔以吕为氏。四岳的裔孙还有封在许、申等地的。姜姓家族传至西周，有吕尚复为姜氏，成为齐国的始祖国君。他封齐后又派生出高、柴、卢、崔、贺、齐诸姓来。吾柴姓始迄今约两千五百余年。据《元和姓纂》载，柴氏，出自姜姓，齐文公子高。高孙以王父字为氏，六代孙高柴，仲尼弟子，七十二贤之一卫国人（今河南濮阳市），孙举，又以王父名为柴氏。按世系推算，柴氏的一世祖柴举，应为姜太公的十八世孙，高傒的八世孙。柴氏发祥地在今河南省濮阳市（古卫国都城）和太康，西汉《急就章》列为汉代常见姓氏之一。宋《百家姓》列为常见姓。

地望分布：据《郡望百家姓》云：柴氏望出平阳郡。又《姓氏考略》云：望出汝阳。①平阳郡。三国魏正始八年（公元274年）置。治所平阳县在今山西省临汾县西南。②汝阳县，古县名，西汉置。在今河南省商水县西北，属汝南郡。堂号：高唐堂、齐郡堂、供侯堂。

一等奖　（1997～1998年 10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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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楚竹书与汉帛书《周易》校注

作者：丁四新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1-4

页数：559

内容简介：《楚竹书与汉帛书 校注》主要内容简介：帛书《周易》和楚竹书《周易》的发现，是易学史上的重大事件，为澄清千百年来易学研究上的诸多疑案提供了可能。其中帛书《周易》的校注、注译，目前已有张政烺《马王堆帛书周易校读》和邓球柏《帛书周易校释》等多种，然均未以楚简本、阜阳汉简本等作校勘。而对于楚竹书《周易》，学者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字的释读和特殊符号的讨论上，文章众多；而相关校注，学界尚未见成果面市。

《楚竹书与汉帛书周易校注》作者丁四新长期从事简帛文献的相关研究，先后出版了《郭店楚墓竹简思想研究》和《郭店楚竹书老子校注》等，其中《郭店楚墓竹简思想研究》曾获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作者简介：丁四新（DING Sixin，1969年11月—），[1]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简帛研究中心、孔子与儒学研究中心、中西比较哲学研究中心成员，哲学学院哲学系系主任兼中国哲学教研室主任，《简帛》、《儒家文化研究》、《哲学评论》等集刊编委。厦门大学哲学系1989—1993年本科生，武汉大学哲学系1993—1999年研究生，1999年6月获哲学博士学位。师从萧萐父、唐明邦、李德永、萧汉明、郭齐勇等先生。学位论文被评为2001年度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全国首篇中国哲学专业百优博士论文）。

2002—2003年度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2004年度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台湾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客座研究员（2010年5月）等。曾赴法国、比利时、澳大利亚、美国及港台地区参加学术会议或做学术演讲、访问研究。

出版专著及个人文集《郭店楚墓竹简思想研究》（东方出版社2000年）、《玄圃畜艾——丁四新学术论文选集》（中华书局2009年）、《郭店楚竹书〈老子〉校注》（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楚竹简与汉帛书〈周易〉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四部，发表学术论文及评论等70余篇。此外，主编《楚地简帛思想研究》等论文集多部。近年代表性论文有《生、眚、性之辨与先秦人性论研究之方法论的检讨——以阮元、傅斯年、徐复观相关论述及郭店竹简为中心》、《〈易传〉类帛书札记十六则》、《〈墨子·墨语〉成篇时代考证及其墨家后学的鬼神观》、《“性相近也，习相远也”——王安石性命论思想研究》等。

研究领域古代中国哲学、出土简帛和易学（《周易》与易学史）研究。

道德经》是中国古代重要哲学著作。又称《老子》，共81章，5000余言，分上下篇。 相传老子修道德，著书上下篇。春秋末期已有老子其人。现在通行本《老子》，多数学者认为在孔子、墨翟之后，可能成书于战国中前期。王弼注本、傅奕本上篇言道，下篇言德。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甲、乙本，则上篇为“德篇”，下篇为“道篇”。在上下篇中分章次第，以及《道德经》的题名都是后人所加。 现存《老子》的版本，以帛书甲、乙本为最早。甲本文字，不避汉高祖刘邦讳，可证它是刘邦称帝以前抄写的。乙本避刘邦讳，但不避惠帝刘盈、文帝刘恒讳，可知它是刘邦称帝以后,刘盈、刘恒为帝以前抄写的。甲、乙本皆分二篇，乙本篇末标出《德》3041字，《道》2426字，合计5467字。甲本尾题残缺不明。两本都不分章次。 东汉时成书的《老子河上公章句》，分81章，上篇道经37章，下篇德经44章，河上本复于每章章次之首冠以“章题”二字。魏王弼《老子注》，只分81章，并无章题名称。唐初傅奕校定《道德经古本篇》，据宋代谢守灏《混元圣纪》记载：傅奕考核众本，勘数其字。项羽妾本，齐武平五年，彭城人开项羽妾冢得之：安丘望本，魏太和中，道士寇谦之得之；河上丈人本，齐处士仇岳得之。其中项羽妾本迄今仍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另尚有题为西汉末严遵撰的《道德真经指归》，章句颇与诸本不同，今存残本，但有人认为是后人伪托。 现存《老子》的版本，除汉初帛书本外，还有许多版本流传。约略统计，石刻14种，其中以唐太宋时虞世南校写的石刻《老子》为最古。其次为唐中宗景龙二年(708)易州龙兴观道德经碑。唐写本《老子》残卷，散见于各地保存的敦煌经卷中，为数颇多。今见木刻诸本中，以宋刊《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为较古，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初编有影印本。明正统《道藏》搜集《道德经》本文及汉、 魏、 唐、宋、金、元、明众注本，总计有41种之多。 历代学者研讨和考释《老子》的著作不下千百家，但存者少佚者多。其中主要有：战国末年,喜黄老刑名之学的韩非,最早著《解老》、《喻老》，西汉《老子邻氏经传》、《老子傅氏经说》、《老子徐氏经说》以及《刘向说老子》等，均已散失。东汉时,道教成立，河上公《老子章句》宣扬练气可以久寿长存；《老子想尔注》强调学道练形，能致长生。魏晋时期，何晏作《老子道德经》，王弼撰《老子注》，阐发以虚为主、以无为本的玄学观念。南北朝时，佛学和道教并盛，佛门亦耽玄理，释氏注解《老子》的很多。据《隋书�6�1经籍志》著录：刘宋时，释惠琳、释惠严各注《老子道德经》2卷，释慧观撰《老子义疏》1卷。《旧唐书�6�1经籍志》著录：姚秦鸠摩罗什撰《老子注》2卷。梁武帝萧衍笃信佛法，誓为佛门弟子，亦著《老子讲疏》6卷。 唐代，因皇帝与老子同姓李氏，故大力提倡道教，设置崇玄学，令生徒论习《道德经》，道俗学人，先后注《老子》的名家有孙思邈、傅奕、尹知章、成玄英、唐明皇、李荣、强思齐、杜光庭等。强思齐《道德真经玄德纂疏》20卷，以唐明皇御注并疏为主，集河上公、严君平、李荣注，成玄英和强思齐疏，弥补了成玄英《老子疏》已亡之缺。 宋代注解《老子》亦多名著，道士陈景元撰《道德真经藏室纂微》10卷，范应元撰《老子道德经古本集注》2卷，有《续古逸丛书》影印宋刊本，明《道藏》未收，元明以来亦少引用，是书搜罗古本旧注颇多，亦足珍贵。司马光著《道德真经论》，第一章无名、有名、无欲、有欲，皆于“无”与“有”字下断句，与先儒不同。王安石喜读《老子》，作《老子注》，第一章句读与司马光相同，但王安石阐释“道”时，认为“道有体有用，体者，元气之不动；用者，冲气运行于天地之间”，以气一元论解释“道”。司马光则认为“道生一”，道是虚无，即自无入有。王安石子王雱、同党吕惠卿、陆佃、刘仲平皆有《老子注》。彭耜撰《道德真经集注》18卷，所引注本，或存或亡。其胪列解老者诸姓名，亦为珍贵的史料。到了元代，吴澄作《老子注》,更定为68章，独成一家言。他在第一章，以无名、有名、常无欲、常有欲断句，与王安石、司马光不同；在第三十五章注“道生一”一节时说：“道自无中生出冲虚之一气，冲虚一气生阳生阴，分而为二，阴阳二气，合冲一气为三，故曰生三”。在注，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时又说：“万物以气聚而有形，形生于气，气生于道，气形有而道则无。”这些解释大抵合于《老子》本义。明代焦竑撰《老子翼》，采集韩非以后解《老子》者64家，并附以焦氏《笔乘》，共成65家，各取精语，于诸家注中推为博赡而有理致。并附《考异》，识其异同。清代毕沅撰《老子道德经考异》，以唐傅奕授定本为底本，参校河上公、王弼、顾欢、陆德明、彭耜、《永乐大典》、焦竑《考异》等，间有不合于古者，则折衷众说，以定所是。但毕沅《考异》，详于宋元诸本，忽于唐本。近人罗振玉针对毕沅这个缺陷，撰《道德经考异》，他根据景龙本、开元御注本、广明本、景福本等4个唐石刻本以及六朝和唐写本残卷10种撰成。他说，上下二经81章中，未见唐抄者才4章耳。唐以后诸本，不复阑入，期与毕书相辅而行。这是该书的特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老子》的版本和文字考据方面,可谓成就斐然。中华书局除刊印王弼注本外,属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就有:马叙伦《老子校诂》,高亨《老子正诂》,朱谦之《老子校释》。此外,容肇祖《王安石老子注辑本》、蒋锡冒《老子校诂》、张舜微《老子疏证》等,也都是这方面的力作。1973年12月,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两种帛书《老子》写本。一种写本的字体介于篆、隶之间,称甲本。另一写本用隶书抄写,称乙本。是目前能见到的最完整的古老版本(1976年3月,文物出版社予以刊行)。1993年10月,湖北荆门市沙洋区四方乡郭店村楚墓出土了804枚竹简,共约一万三千字,包含15篇文献古籍的内容,而两千余字的《老子》,引人注目。根据竹简的长度、形状、编线槽数、编线间距等,考古学家把楚简《老子》分为甲、乙、丙三组。

中国古代六艺（礼、乐、射、御、书、数）

礼艺：吉、凶、军、宾、嘉礼五科，是关于社交能力的学问；

乐艺：云门、咸池、大韶、大夏、大护、大武六科，是关于达情能力的学问；

射艺：白失、参连、剡注、襄尺、井仪五科，是关于知识能力的学问；

御艺：鸣和鸾、逐水曲、舞交衢、过君表、逐禽左五科，是关于主事能力的学问；

书艺：象形、会意、指事、转注、假借、谐声六科，是关于记述能力的学问；

数艺：方田、栗布、差分、少广、商功、均输、盈朒、方程、勾股九科，是关于数算能力的学问。

楚简的记载，证明六经的形成，源於孔子；早在先秦时期，《周易》就已与《诗》、《书》、《礼》、《乐》、《春秋》并列，进入儒家群经之中。说孔子乃至先秦儒家与《周易》无关，否定先秦有《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并列的事实，是完全错误的。指出执著於这些错误观点的疑古学者，应该反省、检讨自己的方法论。

《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并称始於何时？是近代以来经学史、思想史、哲学史论争的一大热点。受疑古思潮影响的学者认为先秦没有“六经”或“五经”，到秦或西汉，《周易》才进入儒家系统，《诗》、《书》、《礼》、《乐》、《易》、《春秋》才开始并称，才有六经之说。[1]这种观点，在中、日两国学界影响极大，在讨论先秦秦汉学术和思想方面引起了一系列严重的问题，很有认真地进行系统探讨的必要。

一

说先秦没有“六经”并称之说，是由孔子与《周易》无关说引发的。疑古学者认为《礼记》和《史记》关於孔子与《周易》的记载不足为据，对於《论语·述而》篇、《子路》篇以及《庄子·天运》篇、《天下》篇的有关记载他们又作了完全不同於前人的解释，因此，孔子与《周易》无关说似乎是天衣无缝了。但事实是无情的，不但传统文献的记载难以推倒，而且一系列新的出土材料更是直接证伪了此说。

1973年底，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十二多万字的帛书。其中有六篇易传，共一万六千馀字。这六篇帛书易传的第一篇是《二三子》，经拼接整理，共36行，2600馀字。帛书《二三子》记载的是孔子与他的学生“二三子”关於《周易》的问答，较为详尽地讨论了《周易》乾、坤等17卦卦爻辞的意义。第二篇是《系辞》，与今本《系辞》基本相似，只是较今本《系辞》少了一些章节而已，这其实是出土文献的通例，不值得大惊小怪。帛书《系辞》与今本《系辞》一样，有许多解《易》的“子曰”，这个“子”，上下文来看，当属孔子。第三篇是《衷》，约45行，共3100馀字，通篇记载“子曰”论《易》，其中有今本《系辞》下篇的许多章节和《说卦》的前三章。第四篇是《要》，共24行，记字数1648。虽有残损，但从保存较为完整的最后两章看，一是记“夫子”与“子赣”关於“老而好《易》”的辩论，一是记孔子向他的学生“二三子”讲解《周易》的损益之道。第五篇是《缪和》，共70行，第六篇是《昭力》，共14行，共记字数“六千”。《缪和》、《昭力》两篇基本上皆为缪和、吕昌、吴孟、庄但、张射、李羊、昭力等人向先生问《易》的记录，这个解《易》的先生之言称为“子曰”，也有一处称为“孔子曰”。

帛书易传的这些记载不但坐实了孔子有解《易》之事，而且还揭示了一段孔子思想变化的隐秘。帛书《要》记载：

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子赣曰：“夫子它日教此弟子曰：‘德行亡者，神灵之趋；知谋远者，卜筮之蘩。’赐以此为然矣。以此言取之，赐缗行之为也。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夫子曰：“君子言以矩方也。前(剪)羊(祥)而至者，弗羊(祥)而巧也。察其要者，不(诡)其福。《尚书》多仒矣，《周易》未失也，且又(有)古之遗言焉。予非安其用也。”……“赐闻诸夫子曰：‘孙(逊)正而行义，则人不惑矣。’夫子今不安其用而乐其辞，则是用倚(奇)於人也，而可乎”子曰：“校(谬)哉，赐!吾告女(汝)，《易》之道……故《易》刚者使知瞿(惧)，柔者使知刚，愚人为而不忘(妄)，僌(渐)人为而去诈。文王仁，不得其志以成其虑，纣乃无道。文王作，讳而辟(避)咎，然后《易》始兴也。予乐其知……”[2]

从“子赣”所称的“夫子它日教此弟子曰：‘德行亡者，神灵之趋；知谋远者，卜筮之蘩’”可知，孔子晚年之前对《周易》极为轻视，以《周易》为求“神灵”、讲“卜筮”之书，认为好《易》就会“德行亡”、“知谋远”。到晚年，孔子对《周易》的认识却为之一变，“老而好《易》”，居然到了“居则在席，行则在囊”的地步。为此，子赣不解，孔子回答道“《周易》未失也，且又（有）古之遗言焉”，“《易》刚者使知惧，柔者使知刚，愚人为而不妄，人为而去诈”，认为《周易》一书产生於“纣乃无道，文王作”的年代，是周文王”讳而避咎”之作，反映了文王的仁义思想(“文王仁”)和忧国忧民意识(“其虑”)。孔子是“乐其知”，赏识蕴藏在《周易》一书里的文王之智才“好《易》”的。

上述帛书《要》篇还记载：

孔子（籀）至於损益一卦，未尚不废书而（叹），戒门弟子曰：……故易又（有）天道焉，而不可以日月生辰尽称也，故为之以阴阳；又（有）地道焉，不可以水火金土木尽称也，故律之柔刚；又（有）人道焉，不可以父子君臣夫妇先后尽称也，故为之以上下；又（有）四时之变焉，不可以万勿（物）尽称也，故为之以八卦。故易之为书也，一类不足以亟之，变以备亓（其）请（情）者也。故胃（谓）之易又（有）君道焉，五官六府不足尽称之，五正之事不足以至之，而诗书礼乐不[止]百扁，难以致之。不问於古法，不可顺以辤令，不可求以志善。能者（由）一求之，所胃（谓）得一而君（群）毕者，此之（谓）也。[3]

孔子认为《诗》、《书》、《礼》、《乐》，卷帙繁多，不止百篇之数，从中获取“天道”、“地道”、“四时之变”和“人道”、“君道”，不是容易之事，“难以致之”。而《周易》有“阴阳”、“柔刚”以见天地之道，有“八卦”以见“四时之变”，有“上下”以见“人道”、“君道”，《诗》、《书》、《礼》、《乐》的精华都浓缩在《周易》的损益之道里。所以“（由）一求之”、“得一而君（群）毕”，从《周易》的损益之道里可以尽得《诗》、《书》、《礼》、《乐》之精义，不必皓首穷经，把精力耗费在卷帙繁多的《诗》、《书》、《礼》、《乐》的繁文末节上。

孔子对群经态度的这种变化，势必会影响到其弟子和后学。帛书《要》篇记载子贡对孔子“老而好《易》”的激烈批评，就是证明。大而言之，孔子“老而好《易》”以前的弟子，如子贡等，受孔子轻视《周易》思想的影响，绝不会太看重《周易》。就是孔子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他们也不见得就能接受。其称举群经，只称《诗》、《书》、《礼》、《乐》而不言《周易》是势所必然。而孔子晚年的一些弟子及其后学，受孔子“老而好《易》”的影响，就势必会将《易》与《诗》、《书》、《礼》、《乐》并称。但是，比较而言，孔子“老而好《易》”以前的弟子多而影响大，“老而好《易》”以后的弟子少而影响相对有限。所以，在先秦文献里，将《易》与《诗》、《书》、《礼》、《乐》并称自然会少些。

由此可见，在孔子晚年时《诗》、《书》、《礼》、《乐》、《易》、《春秋》就开始并称了，只不过《易》的价值是新定而《春秋》是新出而已。

二

1993年10月湖北省荆门市郭店一号楚墓出土了804枚楚简。考古专家从墓葬形制和器物特征判断，郭店一号墓具有战国中期偏晚的特点，因而断定其下葬年代当在公元前4世纪中期至前3世纪初，其墓主人的身份为有田禄的上士。其竹简字体有明显的战国时期楚国文字的特点。[4]这些论定，都是可信的。现在这批楚简的照片和释文已全部公开发表。[5]我们可以据此进行讨论。

郭店楚简《性自命出》篇第15、16简说：时、箸、豊、乐，亓司出皆生於人。时，又为为之也；箸，又为言之也；礼、乐，又为之也。[6]

“时”读为诗，“箸”读为“书”，“豊”读为礼，“司”读为始，“又”，读为“有”，“”读为“举”。[7]这是说《书》与《诗》、《礼》、《乐》，它们的创作都产生於人，《诗》、《书》、《礼》、《乐》，都是反映人们的作为的。这里只称举《诗》、《书》、《礼》、《乐》四经，没有提及《易》与《春秋》。

但楚简《六德》篇第23至25简却记载：

古夫夫，妇妇，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六者客行亓而亡繇迮也。雚者、箸则亦才，雚者豊、乐则亦才，雚者易、春秋则亦才。[8]

“古”读为故，“客”读为各，“”读为职，[9]“亡”读为无，“繇”读为犹，“迮”读为作，“雚”读为观，“者”读为诸，“”读为诗，“箸”读为书，“才”读为在，“”读为矣，“豊”读为礼。《郭店楚墓竹简》的这些释读都是正确的。但“”应读为讪。《说文·言部》：“讪，谤也。”[10]“”即夸之古文。《玉篇·言部》：“夸，逞也。，古文。”[11]这里不但《诗》、《书》、《礼》、《乐》、《易》、《春秋》并称，而且说它们都是表达“夫夫、妇妇、父父、子子、君君、臣臣”之理的。

楚简《语丛一》也有“六经”并称之语，只可惜有所残损。如依楚简《六德》篇所称《诗》、《书》、《礼》、《乐》、《易》、《春秋》之序，将其第38、39、44、36、37、40、41简拼合，[12]则得：

《诗》所以会古含之也者，[《书》者所以会]□□□□者也，[《礼》所以会]□□□□[也，《乐》所以会]□□□□[也]，《易》所以会天人也。《春秋》所以会古含之事也。[13]

楚简的“含”字，即“今”字。战国中山王鼎铭“含”字3见，皆读为今。[14]包山楚简“邵行之大夫含执其倌人”，[15]信阳楚简“含卿大夫”，[16]“含”皆当读为今。

“”，即志字，寸与含字的口一样，皆属於战国文字的繁化现象。信阳楚简“戋人刚”，[17]“”字人释作“恃”，[18]实际也应读作志，只不过多加了一个寸字部件罢了。

“”字，亦见北宋郭忠恕所编《汗简》，云出自《尚书》；又见於北宋夏竦所编《古文四声韵》，云出自《古老子》、《古尚书》。他们皆释为“道”字。[19]此字又两见於石鼓文，清儒钱大昕据韵例认为当“读户郎切，即古行字”。罗振玉肯定钱说，指出商人卜辞亦有此字。[20]孙海波所编《甲骨文编》卷2第29页就收有8例甲文“”字。今本《老子》之“道”字，荆门楚简多写作“道”，但亦有写作“”的。如今本第37章“道常无名”之“道”，楚简就作“”；第30章“以道佐人主者”之“道”，楚简也作“”；第15章之“道”字，楚简也作“”。[21]《尔雅·释宫》：“行，道也。”两者为同义词，故可通用。“天人”即“天行人行”，亦即天道人道。

这里，虽然残缺论《书》、论《礼》、论《乐》之语，但对本文的讨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里出现了论《易》、论《春秋》之语，它们与论《诗》之语并列，说明在郭店楚简中，《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并称，并非孤证，而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

郭店一号墓的下葬年代是战国中期偏晚，约公元前300年左右。《六德》篇和《语丛一》的抄写当在这之前。其成书年代要早於抄写年代，因为迄今为止所有出土古籍，没有不属於抄本而为祖本的。[22]根据先秦时期的情况，一篇文章从写成到在社会上流传，需要一段不短的时间。所以，《六德》篇和《语丛一》的内容会早到战国前期，是很有可能的。笔者曾将楚简《六德》篇“夫夫、妇妇，父父、子子，君君、臣臣”说与《论语·颜渊》、《中庸》、《荀子·王制》、《新书》诸说作过比较，认为楚简《六德》篇当成於子思《中庸》之前，当为孔子弟子之作。[23]帛书《要》篇记载孔子比较《易》与《诗》、《书》、《礼》、《乐》之短长，到了楚简所载孔子弟子的作品则《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并称，并论述了它们与“智信圣仁义忠”“六德”、“夫妇有辨、父子有亲、君臣有义”的“立身大法三”及“夫夫、妇妇，父父、子子，君君、臣臣”说的关系这就告诉我们，先秦时期有《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六经并称起源於孔子，应是不争的事实。

总的来说，全盛时的最大辖地大致为现在的湖北、湖南全部、重庆、河南、山东、安徽、江苏、江西、浙江、贵州、广东部分地方。

历史上共出现过六个”楚国“。

1、楚国（公元前1115年—公元前223年）是先秦时期位于长江流域的诸侯国，国君为芈姓、熊氏。周成王时期，封楚人首领熊绎为子爵，建立楚国。楚宣王、楚威王时期，疆土西起大巴山、巫山、武陵山，东至大海，南起南岭，北至今河南中部、安徽和江苏北部、陕西东南部、山东西南部，幅员广阔。

2、楚国（南楚）（907—951年），五代十国时期南方十国之一，历史上唯一以湖南为中心建立的王朝，史称马楚，又称南楚、楚朝，以潭州（今长沙）为王都。楚国创始人马殷，许州鄢陵（今河南鄢陵）人。南楚全盛时，辖域共有24州，即今湖南全境和广西大部、贵州东部和广东北部。

3、后楚（秦末割据政权），陈胜、吴广发动的大泽乡起义沉重打击了秦朝，揭开了农民起义的序幕，也点燃了轰轰烈烈的六国复国运动。楚国便是在这场秦末农民起义里复辟。

4、伪楚，国号“大楚”，“楚”，又称“张楚”，“靖康之耻”后，金兵扶立原北宋太宰张邦昌所建立的傀儡政权，国号“大楚”，“楚”，后世又称“张楚”。从1127年3月7日至4月10日，由于北宋军民的反对，仅存在了短短一个月的时间。

5、楚国，汉朝时期的封国，在两汉历史上共存在220年。西汉时，刘邦封韩信封为楚王，第二年即被废。西汉时期的楚国被三次除国，共存在190年。东汉时期的楚国仅存在29年即被除。

6、西楚（前206年-前202年）是中国历史上继秦朝之后出现的政权，为鲁公项羽(姬姓项国后裔)所建(今江苏宿迁）。公元前206年四月，名义上统一了秦朝末年疆域的绝大部分地区。建都彭城（今江苏徐州），国祚四年。

扩展资料：

我国出土的著名楚简：

1、湖北郭店楚简：

1993年10月，湖北荆门市郭店村楚墓发掘出竹简，共804枚，为竹质墨迹。其中有字简730枚，共计13000多个汉字，楚简包含多种古籍，所记载的文献大多为首次发现，被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郭店楚简的文字是典型的楚国文字，具有楚系文字的特点。

2、湖北云梦秦简：

1975年12月，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竹简1100多枚。为秦昭王元年（公元前306年）至秦始皇三十年（公元前217年）之物。这些竹简长231至278厘米，宽05至08厘米，内文为墨书秦篆，写于战国晚期及秦始皇时期，反映了篆书向隶书转变阶段的情况，其内容主要是秦朝时的法律制度、行政文书、医学著作以及关于吉凶时日的占书。

3、湖南仰天湖楚简：

1953年7月，湖南长沙仰天湖古墓出土竹简42支，篆文，每简2至10字，为战国之物。

参考资料：

--楚国

人民网--图文：清华简揭示楚国名称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