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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复此书，书名虽然源自李白的《春夜宴桃李园序》，但比李白多三分静气。

“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

李白行文有暗夜气，月光气，灯盏璀璨，又花枝招展，有一种秉烛夜游的急切。而沈复之文，有着落花流水的时光散漫，庭园梦境的从容静寂，与布衣蔬食的晨光之美。

“少焉，月印池中，虫声四起，设竹榻于篱下。老妪报酒温饭熟，遂就月光对酌，微醺而饭。”

这满目琳琅与恬淡素雅，一静一动，正是华宇与市井的美学之别。

晚清小红楼梦

一百四十年来，不止一位学者赞誉《浮生六记》为“晚清小红楼梦”。

从沈复对女性的态度、地方风物的惜爱、植物山石的用心、古代典籍的取舍、寺庙僧人的礼仪等方面，无不情深而近之，只是结构不如《红楼梦》繁复、庞大。

坊间常见将《浮生六记》与《香畹楼忆语》《影梅庵忆语》《秋灯琐忆》并称明清四大性灵随笔一起刊印。行径甚是粗暴。因为几本书抵及的境界，完全不可相提并论。

《香畹楼忆语》，陈裴之下笔过于矫揉、俗腻，一股男色的自恋污浊氛围。《影梅庵忆语》，绮丽迷艳，然而冒辟疆对董小宛的态度貌似刻骨铭心，事实很是无情。万千言语之爱，不若默默寸心之行。蒋坦《秋灯琐忆》，差几近之，素朴雅正，情致蕴藉，但蒋氏又有些勉强说愁，才情有些木讷。

惟有《浮生六记》化文采于自然，融真心于身边万物。闺情，花卉，园林，官场，交游，市井，山林，寺院，乃至兄弟之情与妓僚，处处白描，轻笔一过，心内生花。

于《红楼梦》，每一个部分则不是轻笔，而是绫罗细纹。曹雪芹是于锦缎之上设色，沈复则是于布帛之上绘图水墨。

然而沈复的结构自有特点。按清代管贻葄阅读此书后所写的六首诗看，每一记记叙人生记忆中的一个版块。闺情、闲趣、愁心、浪游，与佚失的“琉球”“养生”两章，移步换景，反而有一种推杯却盏似的酣畅，就像解决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内心挂碍。

沈复没有反对什么礼教，而是这些人生的处境，对他而言只是生活的真相。他对人的认知，本分、平淡、真切、明了。

《红楼梦》是一种繁华过后的凄凉。《浮生六记》则是一种布衣文人的日常哀矜，与普通世人更为切心。

这文字之切心，即是人世间最难得的真。

花影如美人

一个“真”字，就是沈复一生的困顿流离之因。

在街巷、流水、桂花、石桥钩织的苏州夫妇日常生活图景之下，是沈复的深情。如果说陈芸是“中国文学上最可爱的女人”，那么沈复就是中国文学中最深情的男人。

从一见倾心，举案齐眉，到不离不弃，睹物思人，即便身在妓船，也要寻觅个与妻子相似的女子。沈复比中国文学史中塑造的任何一个男人都更为深情、真实。何况他是一个真真切切存在的人。细雨微风的句子，触摸可闻的日常，就像此人即在身边。

所谓平凡人家、日常之美，“凡常”二字，被沈复写出了月光溪水的光泽和律动。

梨园之内有“三分情真得天下，七分情深动鬼神”的行则。陈芸之所以不喜欢那些悲戚的剧目（见卷一“闺房记乐”），便是因为自己恰是那情深之人，动不得心底的苦。

贫贱夫妻百事哀吗？也并非如此，全书少见其怨言，多是甘苦自得之语。他惟有妻子去世（见卷三“坎坷记愁”）、儿子早夭（见卷四“浪游记快”）时有几句愤激之语，而且更多是自责，几无怨天尤人之词。正因为他这责己甚严却又如浮云漫卷的文风，使得文中记叙的春花秋月显得弥足珍贵。

第四卷，“浪游记快”。有一节写到他们夫妇寄居于锡山华氏家中，沈复破衣旧鞋去上海访友借银，在友人任职的幕府园亭中见面，也不忘品鉴一番人家的园林。“园为洋商捐施而成，极为阔大，惜点缀各景杂乱无章，后叠山石，亦无起伏照应。”言语之间，那出自“叠山行家”的傲慢之态，甚是可爱。

令人惊讶的是，他在归途之中“忽思虞山之胜”，便趁着兴致乘坐顺风船去了虞山！而且，他上山途中不忘品饮口感极佳的碧螺春，下山之后又邀请路人就野店饮酒三杯！令人哑然失笑，一时无措，不知道如何评价他的这番任性之行。

这一部分的信息也较为集中，语速甚快，有一种不以苦愁为敌的韧性、执着。而这份执着又给全书行文倍添凄凉。

有些评论家说最喜欢读第一卷的闺房记乐与第三卷的坎坷记愁。但第二卷的裁花取势、园林品鉴等，正是这本书的美学基石。有日常之执念，方有爱意之殷殷。沈复身处晚清，仍有明代苏州乡人归有光的素朴风范，原因正在此间。不是小品，而是典雅之章。

且吃粥

沈复文中的苏州之美，乃是中国古代典籍流布在人间的雨。

她的韵致在于园林与饮食，在于流水与古树，在于吴语之发音。

在去过了沈复与陈芸去过的所有地点与景物之后，我连吃了一周的蛮好阁菌菇面，外带一份玫瑰糖包。可惜中间点染了一点儿猪油。苏州点心就是如此，粽子加肉，玫瑰和猪油，蔗糖加芝麻，情形宛如美人穿过菜市场去买发簪脂粉。

也许这一点儿猪油，就是沈复的广州沙面扬州妓船之旅。

即便如此，整本书仍然得一静气。

郁达夫谓之“清新”小品。实际乃是巨制。不少学者替沈复打委屈，考证沈复与石韫玉的关系，言及石某著述几十万言，却不见流传。风格之“清新”，也是个中缘由。

所谓“清新”，乃是自然。如雨似风，皆是天然，不由人工牵绊。

俞平伯在《浮生六记》德语版序言中写道：“文章之妙出诸天然，现于人心。及心心相印，其流传遂远。”

即如俞平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撰写的《重印浮生六记序》中的“通观全书，无酸语、赘语、道学语”。

园艺篇幅虽然都是断章，但透露出的信息，是一册珍贵的《插花秘籍》。全是他的经验之谈，娓娓叙来，绝无丝毫民间艺师的那种秘而不宣的悭吝之气。“浪游记快”一卷，也是时时情景变换，“浪”字有些江湖气息，也许正因为沈复妻子去世后的心态。

学者费如明说：“芸的可爱恐怕不在于其母性，也不在于其女儿性，而在于其独有的妻性。”“妻性”一词，乃是包融了温婉、柔媚、秀丽、和顺的特点。这也是沈复之所以乐享其中的夫妇日常生活与思想情趣的底蕴。

所以家常日语，胜于宏文巨制。于平淡无奇中，无形摇荡心旌。

“足本”之期

《浮生六记》自光绪四年（1878）首次刊印，至今有近两百种。民国历史虽然仅三十八年，版本也有近六十种。一本连传记都难写完整的作者的小书，百年之间版本如此之多，远超晚清以来的所有散文随笔作家，可谓奇迹。

对于民国的学人而言，这是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的一脉，是《诗经》与《乐府诗集》的传统。对于今日中国的读者，它代表的是一种古意与美学。民国时所拍摄的同名**，已经不能见到，影像片段也是难以寻觅。只能从**诗人费穆的履历中，民国报纸上的《浮生六记》**剧照、海报中猜度。以《小城之春》《孔夫子》的气韵可知他对情感的把握之微妙，想象得见，闺房吃粥、夜游花照，都是感人至深的细节。

缘于此，关于它“足本”的期待，屡屡见于历年学者作家笔下。俞平伯、林语堂、郁达夫、郑逸梅、周瘦鹃、叶圣陶等等，几乎民国的半数文人学者均有相关评语。

所谓“足本”，乃是众人的期望。最早出现的“足本”是指1935年8月，上海世界书局出版的《美化文学名著丛刊》，其中有一本即是收录了这后两卷的《浮生六记》。

“中山记历”与“养生记道”两章，一章记琉球风物，几乎全文抄袭李鼎元的《使琉球记》，笔风生硬，乃官样纪事；一章记养生，多引摘自曾国藩的《求阙斋日记类钞》与张英的《聪训斋语》，文章连接处多显粗鄙。不过琉球一章毕竟提供了一种认识琉球风物的本事，养生篇虽多有互相抵牾之处，也时见会心妙语。所以，此版一并收录。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4月版《浮生六记》，收录了根据清代著名学者钱泳的笔记手稿《记事珠》整理出来的第五记《海国记》。不过从钱氏摘引的行文看，显然并非忠实于原书，而是加了自己的理解和删改，与现存的四记意蕴相去甚远，在细节的丰富上甚至不如本书附录的《中山记历》。

虽然《浮生六记》原初的“最后两记”迄今没有被发现，但丝毫没有影响这本书的影响力。民国后的1949年至1980年初，内地出版社没有刊印，但时至1980年5月，仅江西人民出版社罗宗阳校点的版本，两版即发行了十五万册；而同一年的7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又推出了俞平伯校点的版本，销量也达到十万册。此后每年，国内均有一两种版本涌现，在1995年甚至一年之内出现了六种，而2000年依然有五种面市。

此次译注，所依底本为民国十三年霜枫社版。此版为俞平伯根据光绪四年《独悟庵丛钞》版与光绪三十二年《雁来红丛报》版校勘。同时参考了广陵古籍刻印社1991年影印本、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年“幽兰珍丛”版、中华书局2015年苗怀明评注版。并尽力规避了历年版本中的常识性错误，并在注释上去除了那种“虞山，苏州的一座山脉”之类的草率定义。

感谢“作家榜致敬经典名著小组”编辑赵如冰女士，她专业而良好的前期工作使得我省却了很多时间。感谢诗人小海、李德武、长岛，翻译家马鸣谦、李晖，学者茱萸，他们在我旅居苏州期间给了我众多帮助。想到他们，就想起译注完稿的那天下午，我在苏州网师园的茶室喝茶，傍晚出园之时，满身桂花香气。

周公度

潘承镜年纪轻轻就亡故了，只留下一个新婚才三个月的妻子潘达于，并没有子嗣。

潘家弟子在读书之余，最大的兴趣就是收藏。比如潘祖荫精通古籍整理和校勘，他收藏的金石图书之富，甲于天下，许多重要的文物典籍在他手中成为潘氏的家藏之物。经过百余年的积累，潘家人不遗余力收藏的历代古籍、青铜器、书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万物盛极则衰，辉煌的顶峰后就是衰弱的开始。潘祖荫一直无后，弟弟潘祖年将自己的两个儿子过继给他，没想到两个孩子相继夭折。后来潘家后代潘承镜被过继给潘祖荫和潘祖年，成为两家的孙子。然而，潘祖荫似乎命中注定无后，潘承镜年纪轻轻就亡故了，只留下一个新婚才三个月的妻子潘达于，并没有子嗣。

潘家弟子在读书之余，最大的兴趣就是收藏。比如潘祖荫精通古籍整理和校勘，他收藏的金石图书之富，甲于天下，许多重要的文物典籍在他手中成为潘氏的家藏之物。

段玉裁（1735－1815），祖籍原为河南省，其先祖随宋王朝南迁，落户金坛。他的曾祖父和祖父都是秀才，以农耕为主业，以读书为乐事。父亲段得莘是一位廪生，曾在镇江、扬州等地任过塾师，对子女家教甚严，望子成龙心切。雍正十三年乙卯（1735年），段玉裁出生于江苏省金坛西门外大坝头村，有一姐二弟一妹，父亲虽为塾师，但收入微薄。由于父亲常年在外执教，家务全由母亲史氏操劳。全家人衣着粗布，常年是大麦粥糊口，很少吃上白米饭，家境非常清贫。

段玉裁十三岁补诸生，曾至扬州安定书院就读，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二十五岁中举人，任国子监教习，入都会试，屡不中。经人介绍，段玉裁在京就教职，获读顾炎武的《音学五书》，有意于音韵之学，遂边教边做学问，历时约10年。在京时，师事戴震，并结识了钱大昕、邵晋涵、姚鼐等学者。 返里后，又得与刘台拱、汪中、金榜等人相交。55岁时，二次入都，得识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商讨音韵、训诂，颇为契合。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吏部铨授贵州玉屏县知县，两年后，调到四川省，先后任富顺、南溪和巫山县知事，仕宦期间，均携《六书音韵表》于身边，“每处分公事毕，漏下三鼓，辄篝灯改窜是书以为常”。经10年，他以父母年迈多病、自身有疾为由，辞官归故里，时年仅47岁。58岁时移居苏州阊门外之枝园。出身寒素的段玉裁，毕生铭记“不耕砚田无乐，不撑铁骨莫支”的祖训，一生以著述为乐事，他克服重重困难，潜心注释《说文》。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的四月，不幸跌坏了右腿，从此成为残疾之人。当时的段玉裁曾对友人说，“说文注”三年必有可成。可谓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段氏坏足，“说文注”成。”其后健康每况愈下，盖春夏秋三季多不适，而春季尤甚，疮烂疥烦，两眼昏花，心脉甚虚，稍用心则夜间不能安宿，又左臂疼痛不可耐。此时段玉裁最为担心的事，是注释“说文”能否完成，他曾对友人说，“贱体春病如故，栗栗危惧‘说文注’恐难成矣，精力衰甚，既成而死，则幸矣！” 到段玉裁注释“说文”完成时，他又对自己的学生说，“吾以春蚕一般，茧既成，惟待毙焉。”

经过30多年的时间完成的《说文解字注》30卷，王念孙推崇说，自许慎之后“千百年来无此作矣”。嘉庆二十年（1815年）五月《说文解字注》全书刻成，为将此书刻成付印，他用去了全部积蓄。嘉庆二十年乙亥（1815年），9月8日在贫病交加之中去世，王念孙悲曰：“若膺死，天下无读书人矣！”有说文解字注、六书音韵表等书。卒年八十一。

段玉裁博览群书，著述宏富，由经学以治小学。在小学范围内，又从音韵以治文字训诂。根基充实，深得体要。所著有《六书音均表》、《诗经小学》、《古文尚书撰异》、《周礼汉读考》、《仪礼汉读考》、《汲古阁说文订》、 《说文解字注》及《经韵楼集》等书。《六书音韵表》在顾炎武《音学五书》和江永(1681～1762)《古韵标准》的基础上剖析加密，分古韵为17部，在古韵学上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中国当代语言学家周祖谟认为此书“在古韵学上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

《说文解字注》

《说文解字注》积30余年的功力写成，体大思精，为前所未有。他先为《说文解字读》，每字之下博引群书，详注出处，晚年才删去繁文，简约成《说文解字注》。嘉庆二十年（1815年）五月全书刻成，风行一时，大为学者所称赞，《说文》之学也由此而盛。

《说文》段注的主要特点是：①比勘二徐（徐铉、徐锴）本，刊正传写和刻本的谬误。②阐明许书著作的体例。③引证经传古籍，解释许说，推求许说所本。④在许慎训解之外，说明字义的引申和变迁；指出字有古今，义也有古今。⑤阐发音与义之间的关系，根据谐声声符说明音义相通之理。与同时学者桂馥、朱骏声、王筠并称《说文》四大家。

段玉裁注《说文》的成就极大。他不仅贯串全书，详加注释，把《说文》在考订文字、声音、训诂三方面的真实价值阐发无遗，而且创通许多研究词义的方法，对汉语训诂学的发展开拓了新的内容和新的门径。尽管书中不免有偏执武断之处，可是其中精粹之处终不可没。其后钮树玉作《段氏说文注订》，徐承庆作《说文段注匡谬》，王绍兰作《说文解字段注订补》，徐灏作《说文段注笺》，虽各有发明，然成就不大，且有以不谬为谬者，转增烦扰。段书旧有经韵楼原刻本，后又有苏州书局翻刻本。198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据原刻本影印行世。惟原刻本误字不少，苏州局本稍胜。学者可参考冯桂芬《段注说文考正》，冯将原书误处均已校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