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木简

将字写在用竹、木削成的片上，称“竹木简”，如较宽厚的竹木片则叫“牍”。竹木简是古代用竹简和木简写成的书，是我国最早的书籍。竹子和木头都是常见而易得的东西，古代缺少合适的书写材料，人们就把竹子和木头削成狭长的小片，在上面写字著书。用竹子削成的狭长小片叫“竹简”，用木头削成的叫“木简”。每根简上通常只写一行字，多少不一，最多的有40多字，最少的只有一二字，一般写20多字。

现在的书籍开本有大有小，古代的竹木简也有长有短，最长的3尺，最短的只有5寸。写一部书要用很多简，把这些简编连起来就成为书了。编连竹木简多用麻绳，也有的用丝绳（称“丝编”）或皮绳（称“韦编”）。一册书根据简的长短，决定用几道编，一般用二三道编，多的用四五道编。现在的“册”字，就是一个象形字，很像一根根简用绳子编连起来的样子。

《尚书·多士》记载：“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册”、“典”指的就是用竹木简做成的书。商代的甲骨文中，也有这样形状的字“〓”，即“册”字。可见，竹木简书籍在商代就已经出现了。

春秋、战国和秦汉时，人们已经普遍用竹木简做书籍了。约春秋、战国之际，还出现了写在丝织品上的书——帛书。帛书比竹木简轻便，而且易于书写。不过丝织品价格昂贵，所以帛书不及竹木简书普遍。东汉时出现了用纸抄写的书籍，纸既轻便又易于书写，价格也比较便宜，于是逐渐流传开来。到了晋代，纸书完全取代了竹木简书和帛书。

戊申年是哪一年

膳夫山鼎历日改写西周元年历史

文/毛天哲

导读摘要：此文直接了司马迁的”元年”说，将改写中国历史。通过膳夫山鼎历日的推求校真，得以证实，周厉王奔彘在三十七年；西周行年数为三年，而不是司马迁所说的十四年。如果一定要为共伯和行政确立一个历点的话，公元前830年才是真正的”元年”。

关键词：元年，膳夫山鼎，铜铭历日，周厉王，奔彘年，前841年，共伯和，三正，金文断代，月相，岁首，年首

㝬簋，亦称厉王簋

周厉王及的纪年是个相当复杂的历史遗留难题。史家有关周厉王在位年数及行政的相关问题，历来颇多争议，至今未有定论。厉王在位年数，《史记•周本纪》为三十七年，而《卫世家》、今本《竹书纪年》均不足三十年。

所谓”元年”的””二字，司马迁认其为周公、召公相与行政之义，今之史家均已不认同其说。但目前史学界对元年是前841年的说法，还是普遍认同的。

梁启超在1922年所撰的《最初可纪之年代》一文中说：”若采最谨严的态度，当宗《史记》，以西周之元年（注：庚申）为断，其年当西纪前八百四十一年。”

稍微学过点历史的人，应该都记得前841这个特殊的年份，从这一年开始，中国历史有了确切纪年，这要归功于司马迁的整理。有人提出，”元年即公元前841年”这个历史年代概念是怎么来的？根据何在？却似乎一直没有人探究过，令人费解。

其实不难理解，《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载明周宣王元年为甲戌年，以西历纪年上推，是可以推溯得出宣王元年为西纪前八百二十七年。而司马迁年表记有十四年，元年干支在庚申，则上推”元年即公元前841年”是正确无疑的。

1904年，在《安徽俗话报》上发表《十四年》，将“周召”界定为“贵族”

问题在于，在汉之前的典籍中，”元年”这个概念仅见于《史记》，可以说是司马谈迁父子的一家言说。2003年陕西眉县新出土的铜器群反映出并不单独纪年，这就对司马迁的十四年说，以及断代工程所拟定的西周后期王年提出了严重的挑战。

由《竹书纪年》及出土铜铭（至今尚未发现带年号者）来看，年间周王室仍承续厉王纪年，并未废止。由此引发的问题，是《史记》中言之凿凿的纪年，在当时很可能是不存在的，至今也没有十足的证据证明现有的西周晚期器物存在纪年器。

之事，按《史记》的说法是，在周厉王专利山泽之后，国人，厉王出奔于彘，然后有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十四年，厉王死于彘。太子静长於召公家，二相乃共立之为王，是为宣王。宣王即位，二相辅之，脩政，法文、武、成、康之遗风，诸侯复宗周。这个历史叙事，相信为大多数人熟知。但是从目前的史学研究和考古证据来看，所谓行政并不是召公、周公的”二相行政”。

最早把这个问题搅浑的记录是西晋时期出土于河南汲县的竹书纪年，竹书纪年称：

十三年，王在彘，共伯和摄行事（原注：号为。）

此说不光存于今本《竹书纪年》，亦见于古本《竹书纪年》佚文中。这就提供了另一个完全迥异的历史叙事，所谓””并不是”二相行政”而是指共伯和执政。《竹书纪年》是战国时代魏国的官修史书，时代比司马迁更接近西周晚期，所以这一则与《史记》完全不同的记录就引起了史家的重视。

古本《竹书纪年》已经散佚，今辑校本《纪年》不以单独纪年，而是列入厉王的纪年内，这点是清楚的。其文之末虽然也记有”十四年，大旱，火焚其屋，伯和篡位”云云一条，而出自《太平御览》卷897所引”史记”，未必是古本《纪年》本文，王国维先生的校语也只说”《史记》无此文，当出《纪年》”。

司马迁

今本《纪年》则明确无疑地不以纪年，而以十四年为厉王二十六年，亦即厉王实际在位只有12年。李仲操先生认为厉王奔彘前年数为23年，是竹书参考了鲁国世系修正了鲁历公的年数，增加了2年，却把鲁献公的年数错减去了11年。故推至元年，发现周、鲁年数相差11年，而以下的历史纪年已成定论，无法更改，故竹书从厉王奔彘前23年中减去11年,使前的厉王年数变为十二年。（具体见李仲操《周厉王年数释疑》一文）

李仲操先生的分析是很有见地的，哲非常认可。西晋学者在整理汲冢竹书时，势必参考了《史记》等文献。但要指出的是，周厉王奔彘前年数或是26年，这三年的差值 于西晋学者在整理汲冢竹书时的错断。也即周昭王死于十六年，并不是死于十九年。故《竹书纪年》所推，自周穆王以下，龚、懿、夷诸王的在位元年就已经错位了三年。

由此为基点分析，今古本《纪年》所推所记厉王年数盖皆为二十六年。不过因受《史记》十四年说的影响，今本竹书将厉王奔彘前年数移位错订为十二年，将厉王元年误系为戊申年（西历前853年）。如果我们将厉王奔彘前二十六年数，加上司马迁误说的十四年数，则周厉王元年至于宣王即位（含共伯和干政），概有四十年。这就合了《周本纪》厉王三十七年奔彘的说法。

《十二诸侯年表》元年下，记这年当卫厘侯之十四年。参考《卫世家》：”顷侯厚赂周夷王，夷王命卫为侯。顷侯立十二年卒，子厘侯立。厘侯十三年，周厉王出奔于彘，行政焉。二，周宣王立。”卫顷侯元年至卫厘侯十三年（厉王奔彘年）共计二十五年，这其中 周夷王年数和周厉王奔彘前年数。按常理，顷侯得立后方能厚赂周夷王，那么厉王奔彘前在位年数下限为十三年，上限至少在二十四年。这和史马迁公的三十七年奔彘的说法就产生了龃龉。

竹书纪年

厉王三十七年奔彘这一年份应有来由，它当是汉初尚传的厉王在位年数。从《史记》相关记载可以看出，司马迁并不认为厉王奔彘后年份 于周厉王在位年数。梁玉绳《史记志疑》谓：”按厉王在位之年，汉初已无可考，故史公作表断自。而据《本纪》所书是三十七年流彘，五十一年崩，后人皆从之。”

然厉王在位年数加奔彘后年数长达五十一年是值得怀疑的。我们知王在位有四十六年之久，则厉宣父子在位总年数长达九十六年，这是超乎常理的。夏含夷先生质疑认为：”父子相袭，按照常理，父在位长，则子在位就短；子在位长，则父在位就短。”夏先生的这个推说虽然也会存在例外，但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司马迁《史记》厉王奔彘时，国人围召公家索太子静。召公以其子代王太子，太子竟得脱。”太子静长于召公家，二相乃共立之为王，是为宣王。”

但这事经不起推敲。如果厉王奔彘前已在位三十七年，则太子静应已成年。然依史记所言，厉王奔彘时宣王尚年幼，此一不也。

十四年的时间，从年幼到，男子相貌变化是很大的。召公立太子静，则国人能不疑乎？此二不也。

出土㝬簋表明，厉王是个愿意有所作为的，文献金文都记载了厉王曾亲自征伐鄂侯、南淮夷之叛，且北抗犬戎的袭扰，表明了周厉王并不是隔甘于平淡的庸主，共伯和干政长达十四年，周厉王能安心流彘乎？此三不也。

召公谏言周厉王

行政和周公摄政虽然有点类似，但本质上还是有所不同。西周奉行父死子继的宗法制度，父在子不得继位。天无二王，厉王奔彘后，尚在世则宣王不得立（不管长幼）。但天又不可无主，于是畿内贵族就推举了共伯和摄政。以大臣代王行政是权宜之计，史官记录必然还是以厉王为纪年。

周公摄政是因成王年幼不能践祚，故周初确实存在过周公摄政纪年，传统文献和出土铜铭及《竹书纪年》隐约有类似的记载。司马迁或许是参考了周初的情形，才认定厉王奔彘后不在王位，故把厉王三十七年全当做了奔彘前年数。

但凡司马迁能反自检下其所著”卫世家”篇，当能自省其所断之误。所谓”元年”、”周召二相”、”年数长达十四年”说，皆出自司马谈、迁父子的一家之言。传统文献、出土战国竹简、青铜铭文等材料都不支持这类说法，那么有理由相信，元年应该是司马迁为方便整理史料而自定的一个历点而已，他取的就是厉王奔彘后一年。

今学者多认为，周厉王在位年数必是包括了十四年在内的三十七年。如果司马迁”厉王三十七年奔彘”说确有所据，那么可以推论厉王元年到其去世必然还应再多加数年，这个数年才是共伯和行政年数。司马迁认为有十四年，所以他以宣王元年（甲戌）上推，得出了元年历点在庚申年（前841年）。

问题在于，司马迁何以认定有十四年之久？遍查先秦两汉文献，皆找不到出处。今古本《竹书》中倒有类似说辞，但哲以为，那是西晋学者参考了史记而作的整理，并不是出土文字的原貌。那么，司马迁所自定”元年”历点的正确与否是值得怀疑的。

14年与厉王的37年是该并存接续还是合并，这个问题我看司马迁当时也搞不清楚了，所以陈梦家先生说：”此说史公亦不自信，故其《十二诸侯年表》不始于厉王。”哲以为，厉王奔彘之年距太子静得立，相距时间可能没十四年之久。这个年数超过了孝王、夷王、幽王的在位年数，理论上来说不大可能。

其次共伯和只是代行王事，没资格重建元年，所以共伯和即使执政，颁布的历法纪年应该依然是周厉王纪年，而不应该是从元年开始重新纪年。也就是说，共伯和执政的头一年就不可能是”唯王元年”，至于是周厉王几年，这是一个至今未解的学术难题。

清华楚简《系年》

2008年，清华大学入一批战国楚简，其中首次公布的被命名为《系年》的简书应为楚国官修史书，其中记载的”共伯和代行执政”与《竹年》完全一致。以此可见，司马迁的《史记》在 “周召二相”这点上，确实错了。既然”周召二相说”确定是错误的，那么司马迁所定的元年历点也存在错误的可能。

孤证不立，而另一条历史记录更为哲的这个判断增添了新的证据，也表明司马迁的十四年说并非空穴来风。司马迁可能见过这类相似的材料，但遗憾的是，可能他错解了史料，也可能是误信了。 这一条，楚简《系年》是这样记载的：

至于厉王，厉王大疟于周，卿李（士）、诸正、万民弗忍于厥心，乃归厉王于彘，共伯和立。十又四年，厉王生宣王。宣王即位，共伯和归于宋（宗）。

这就很清楚了，在战国时楚国的主流历史叙事中，所谓””就是指共伯和在位的时期。青铜器铭文与魏国、楚国的官修史书同样将””指向了”共伯和摄政”，虽然仍然无法完全否认掉史记的记录，但是也足够有说服力了。

值得指出的是，此条记录中，”十又四年，厉王生宣王。”今人多认为是共伯和在位十四年的证据，可佐证史公的的说法是正确的。但哲以为不然。从文意上理解，此”十又四年”并非指共伯和行政年数，而是指周厉王十四年生宣王，是史官对太子静生年的解释。

假如理解为共伯和当政十又四年，厉王始生宣王。宣王得立岂非在襁褓之中，那是绝无可能的，文献并不支持。今人有这样的误读，哲相信古会存在。这就能解释司马迁公为何不定元年为三年、五年、十年，而偏偏是十四年。

相信战国时楚地流传的这则史料到了司马迁年代，或口头，或文字，一定还有所传续。只是有可能错讹为年数有十四年之久，司马迁采信了这个说法，故才有了”元年”历点的错误推算。

国人 西周

那么所谓的”元年”历点，也就是说，周厉王奔彘之年以及真正的共伯和干政的始年具体在哪一年呢？出土青铜器膳夫山鼎铭文或许能告知我们答案。

膳夫山鼎，通高45、口径42、腹深21厘米，重281公斤。前在陕西永寿县好畤河出土，现陕西历史博物馆。立耳圜底蹄足，口沿下饰重环纹及弦纹一道。铸铭文121字（其中重文2）。

铭文释文：隹（唯）卅又（有）七年正月初吉庚戌，王才（在）周，各（格）图室。南宫乎入右譱（佑膳）夫山，入门立中廷，北卿（向）。王乎（呼）史□令（命）山，王曰：”山，令女（命汝）官（司饮）献人于□，用乍（作宪）司贮，（毋敢）不善；易女（锡汝）玄衣、黹屯（纯）、赤巿（韨）、朱黄（衡）、（銮）旗。”山拜稽首，受册，佩（以）出，反入堇章（返纳瑾璋）。山（敢）对（扬）休令（命），用乍（作）朕皇考吊（叔）硕父（尊）鼎，用（祈）匃眉寿，□□（绰绾）永令（命）霝冬（灵终），子子孙孙永宝用。

膳夫山鼎 拓片

该鼎铭文首句载历日词语，其中年、月、日干支月相俱全，且为长篇记事铭文，纪年又是三十七年，是已知西周金文纪年更高的一例。该件高纪年器物年代的确定，对于西周青铜器以及西周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但其确切年代 问题一直有所争论，至今亦无定论，主要有夷、厉、宣三种说法。

陈梦家、日本学者白川静持夷王说，他们是将膳夫山鼎和毛公鼎相对比，认为其属于夷王时器。据哲考证，周夷王在位年数仅有九年，毛公鼎的命书年代确实在周夷王元年，但铸造或在厉王初年。故是说可以排除。

陕西历史博物馆的朱捷元、黑光二位先生详细分析了膳夫山鼎的造型、纪年、铭文内容及书体，并且以和其共出的琱生鬲为参照，认为该鼎铸造于周宣王三十七年。虽然其后的刘启益、王世民也信从此说，但对学界的影响不大。

有影响的主要是李学勤先生力主的厉王说。据李学勤先生研究，从如下五方面考虑，可将膳夫山鼎定在厉王期：1)膳夫山鼎形制、纹饰近于宣王初的毛公鼎；2)山鼎铭文字体、格式类似宣王三年的颂鼎；3)山鼎所见图室见于宣王早年的无惠鼎；4)山鼎所见南宫乎作有编钟，钟的形制、纹饰均似厉王未年的虢叔旅钟；5)虢旅其人又见厉王三十一年的□攸从鼎。

李学勤先生认为，厉王执政之年，文献记载有异。《周本纪》以为37年，而《卫世家》、《齐世家》《陈杞世家》《十二诸侯年表》则在14年至24年之间，今本《竹书纪年》仅13年。据晋侯苏钟已知，厉王在位年必超过33年。现据膳夫山鼎37年，可证《周本纪》载厉王37年奔彘说可信。今取厉王三十七年即元年说（为当年称元），查张表，公元前841年，正月建丑壬子朔，初吉庚戌先实朔二日。

西周月相规制蠡测

李说晋侯苏钟为厉王三十三年器，对此哲并不同意。据哲考证，晋侯苏编钟历日正合张培瑜《先秦史历表》中的宣王三十四年，而周历的王正月实际为上年的夏历十三月，真正的年岁是以春王正月起始的。也就是说，晋侯苏编钟铭文历日确实在宣王三十三年（丙午年）。膳夫山鼎历日也存在类似的情形（后文详解）。

虽如此，李学勤先生对膳夫山鼎的年证，哲还是非常认可的，认为是周厉王器无疑。哲和李先生稍有的分歧点，主要在于该鼎铭文历日的推定上。李先生是以初吉为月朔为推，出发点就是错误的。金文中的初吉概指二、三日，并不在朔日。何况其说”前841年，正月建丑壬子朔，初吉庚戌先实朔二日。”可知铭文历日偏离实朔有二日之多，要说铭文合历谱恐怕过于空疏了。

哲通过多年的研究认为，金文月相不但是定点的，而且是有规律的。朔、望、上下弦月乃月相之四分矣，类节气之二分二至。古先哲以朔不可见，转而以初吉、既望、既生霸、既死霸以代。

生霸死霸即上下弦月，初吉即胐日。因大小月影响，初吉在二日，则既生霸在十日，既望在十六，既死霸在廿四；初吉在三日，则既生霸在十一日，既望在十七，既死霸在廿五。古人制定月相称谓必指月之特定某日，而非王国维所说四分。明白了古之月相的其中关节，则用以考求铜铭历日无不中的。

月相词语各家观点

膳夫山鼎铭文首句已载历日：”隹（唯）卅又（有）七年正月初吉庚戌”。初吉在庚戌，则朔日在戊申或己酉，正月为大月，则初吉在戊申。查张培瑜《先秦史历表》，自周懿王元年（前900年）下查，有三个年份合。一为前897年1月2日，一为856年1月26日，一为前830年1月10日。之一个年份在周懿王四年，自可排除。第二个年份下距司马迁元年（前841）十五年，似有可能。但其距懿王元年（前900年）为四十九年。若以此为厉王三十七年，则懿孝夷三王年数被压缩到12年，故此年份也可排除。

那么铭文历日最有可能是在前830年1月12日。此年下距宣王元年为三年，若以此为厉王三十七年，则年数可视为三年。这样的话，共伯和干政仅为二、三年的光景。这个结论应该是合历史事实的。

毛氏西周断代年表2022 0920

依据毛氏西周断代年表，周夷王元年为前876年，厉王元年在公元前867年，此结论能为铜铭历日校雠确定。如此鼎：隹十又七年十又二月既生霸乙卯。可考求历日在前851年11月3日，此器为周厉王器，据此可推周厉王元年。

师询簋也是元年器，铭文历日为”隹元年二月，既望庚寅。”且铭中有”古亡承于先王”，表明此簋所记史实是西周中晚期王位更迭中，某王承位并非是父死子继，而是由大臣力主下得以继承。这样的现象仅发生在周夷王、宣上。搞清此簋的年代则能确定其王世 。

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何景成先生对师询簋的年代做过精湛的考证。他认为，西周时期”亡承于先王”的唯有夷王而非传统旧说的宣王。宣王前虽有行政之说，但宣王是在历王死于彘地后嗣位的，并不合该铭史实。故其比较研究后认为，师询簋必是夷王器无疑。

哲对其说深以为然。结合铭中历日以推，既望在庚寅，则得朔日在乙亥。以张培瑜《先秦史历朔日表》查对校真，并结合哲所拟定毛氏西周断代年表，则求得公元前876年2月22日（即周夷王元年周正二月既望庚寅日），正是师询簋所记史实发生之日。

孝王元年可据曶鼎历日：”隹（惟）王元年六月既朢乙亥”，求得在前884年。如此，孝王在位年数为八年，周夷王在位年数为九年。《御览》八十四引《史记》：「周孝王七年，厉王生，冬大雨雹，牛马死，江、汉俱冻。」此记载或为史实，则可推厉王12岁即位。

历始革典

周夷王时，王室衰落，且与诸侯国之间矛盾激化。夷王用鼎烹杀了齐哀公，并立其弟齐胡公为新任齐侯，齐胡公继位后将齐国的都城从营丘自己的封邑薄姑。但事后不久，齐哀公同母弟姜山又发动击杀胡公，自立为齐君，称齐献公，把都城从薄姑迁到临淄。此次齐国事变表明，周的权威已大大削弱。

与此同时，周朝的外患问题非但没有被以往的征伐平息，反而愈发严重。尤其是南方的楚国，楚君熊渠叫嚣”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封其三子为王，公然反判周。周夷王面对楚人这一明显的挑衅行为却只能默不作声，毫无办法，只得任其放肆无礼。周厉王即位以后为了扭转王朝江河日下的局面，下定了革除旧典、实行新制的决心，大刀阔斧实行，史称”厉始革典”。

㝬簋为厉王十二祀年器，铭文可谓是厉王的内心独白。此年厉王23岁，作为一个锐意的孤家寡人，面对周夷王留下的烂摊子，难以冲边一群阳奉阴违的既得利益者构筑的藩篱，只能孤独地向祖先祈求力量和勇气。

结合前面所说，”十又四年，厉王生宣王”，表明厉王25岁生宣王，至三十七年奔彘时，宣王大致为23岁；三年后被立，为26岁；在位四十六年，则年寿为73岁。周厉王三十七年流彘，三年后崩，自元年即位到崩年为40年，加上在位前11岁，年寿盖为51岁。

需要细说的是，膳夫山鼎铭文历日在前830年1月12日（周正月初吉庚戌），貌似在周厉王三（辛未年），其实不然。

周人年岁的划分亦是以立春日为起始的，铭文历日的干支年是在庚午。和晋侯苏编钟一样，周王正月实际是当年的夏历十一月。西周春秋时期，王公即位皆在春王正月（夏正月），始称元年。夏曰岁，周曰年，商曰祀，所指者同一也，皆从夏正月起算。可见，所谓周王正月，就是当年夏岁的十一月。

《尚书大传》曰：”夏以孟春月为正，殷以季冬月为正，周以仲冬月为正。夏以十三月为正，色尚黑，以平旦为朔。殷以十二月为正，色尚白，以鸡鸣为朔。周以十一月为正，色尚赤，以夜半为朔。不以二月后为正者，万物不齐，莫适所统，故必以三微之月也。”所谓三正，实际上是司天者对本年和下年的调历。一年四季，春夏秋冬也。夏人是以立春日为一年（卒）始。商认为，确定了大寒日，则可推溯出立春日，故以大寒日为殷正月之始。而周认为，确定了冬至日，则可推溯出立春日，故以冬至日为周正月之始。

逸周书《周月解》说，”周正岁首，数起于一而成于十，次一为首，其义则然。”所以周人取夏岁的十一月间的冬至日为岁首。《史记·历书》有云：”先王之正时也，履端于始，举正于中，归于终。履端于始，序则不愆；举正于中，民则不惑；归于终，事则不悖。”这个原则，哲相信在年历的规制中也存在，就是三正的真正含义。

通俗点说，就是金文中的周王正月，并不是人们通常理解的为周王年之始。西周时期，年的概念和我们今人是一样的，是以立春日为年岁之始。我们现在也是以立春日为干支年的始分点，立春日前一日归于上一干支年。

史记周厉王三十七年奔彘，而膳夫山鼎的历日在厉王三十七年的夏历十一月（周之正月），可以推知，国人就发生在周厉王命膳夫山之后，更大的可能就是发生在周厉王三十七年的夏历十二月间，也就是厉王三十七年周正二月内。

可以定论，《史记》所谓的元年在庚申，是司马迁误信了战国时代流传下来的”年数有十四年”的，由宣王元年上推十四年所得，并非是真实的共伯和干政始年。通过对膳夫山鼎历日的考证校真，证实了周厉王确实在位有三十七年。周厉王三十七年奔彘后，王位三年，由大臣共伯和代执政。周厉王四十年，王崩于彘，在共伯和下，”乃率诸侯会二相而立宣王，共伯归共国。”西周行年数为三年，而不是司马迁所说的十四年。如果一定要为共伯和行政确立一个历点的话，公元前830年才是真正的”元年”。

毛家小子天哲写于浙江金华

二〇二〇年九月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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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仲操 周厉王年数释疑[J] 文博(5期):3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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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王宏 膳夫山鼎年代再议[J] 史志学刊,20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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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梁玉绳 史记志疑[M] 中华书局, 1981

声明：本文极具学术价值，由毛天哲 首发于微信 和今日，严禁抄袭或洗稿，有报刊想刊登的可 本人。

简介

以上就是与戊申年是哪一年相关内容，是关于周厉王的分享。看完宣统戊申年是哪一年后，希望这对大家有所帮助！

要知道古书在流传过程中会产生的错误，首先要了解古书是以何形式流传的，这样我们就很容易分析出其中可能存在的错误：

一、古藉简介

记录古代文献之书籍。《说文》：“古，故也。”故古籍又称故籍、故书、载籍等。古代文献，最早见载于甲骨、金石，“甲骨卜辞”也称“殷墟书契”。作为最早的正式书籍，为用竹木及缣帛记录文献之简牍、帛书。晋太康二年（公元280年）汲群魏襄王墓出土之《纪年》、《穆天子传》等竹书，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之《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简书，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之《秦律》等简策，以及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之《老子》、《经法》、《战国纵横家书》等帛书，为传世之最早古籍。汉代纸问于世，遂有手抄、唐写、宋元明清刻印书籍。据国务院古籍小组的规定，以辛亥革命（1911年）为断限，凡辛亥革命以前记录古代文献之书籍，通称为古籍。据古籍目录《中国丛书综录》、《中国地方志综录》、《贩书偶记》以及佛藏、道藏、通俗小说、讲唱文学、金石碑录等不完全统计，我国现存古籍约10万多种。

二、古籍类别与版本

善本：书籍精加校勘,错误较少者。宋欧阳修《欧阳文忠公全集·集古录跋尾》卷八《唐田弘正家庙碑》：“自天圣以来，学者多读韩文，而患集本讹舛，惟余家本屡更校正，时人共传，号为善本。”又，珍贵难得之旧刻本、精抄本、精校本、手稿、旧拓碑帖等，通常亦称为“善本”。

孤本：仅留存一份之书本。一部书之某一书本，未刻之手稿，碑帖之旧拓本，在现世间仅有一份流传者，均可称为孤本。

蓝本：谓著书或刊书所依据之旧本。《居易录》：“今方修一统志，似当以旧通志为蓝本。”凡是重刊或校勘，必以最精之本子为蓝本。

刻本：又称“椠本”、“刊本”，雕板印成之书。我国雕板印书始于隋唐，至宋而大盛。按刻书之不同情况及刻本之不同类型，可分各种不同型式：以时代区别，有宋、金、辽、元、明、清刻本；以地域区别，有浙江、福建、江西、山西、江苏、安徽、四川等各地刻本；以刻书者区别，有官刻、私刻、坊刻等；以版式区别，有九行本、十行十八字本、四周单栏本、左右双栏本、竹节栏本、白口本、黑口本、两节本、袖珍本、巾箱本等；以字体区别，有大字本、小字本、宋体字本、软体字本（亦称写刻本）、篆字本、梵文本、满文本、满汉文合刻本等；以墨色区别，有朱墨印、几色套印等；以纸张区别，有皮纸本、麻纸本、棉纸本、竹纸本、开化纸（亦称桃花纸）本、宣纸本、毛边纸本、毛太纸本、罗纹纸本、连史纸本等；以装订形似区别，有经折装（亦称梵夹装）本、旋风装本、蝴蝶装本、包背装本、线装本、毛装本、金镶玉本等；以刻书先后区别，有原刻本、重刻本、仿刻本、初印本、后印本等；以内容及价值区别，有足本、残本、增订本、删节本、繁本、简本、批点本、评本、单疏本、集解本、重言重意本、纂图互注本、绣像本等。

祖本：一种书最初刻印之本。一种书在不同时期往往刻有多种本子，难免产生讹误，而祖本则保持其本来面貌，因此为人所重。

原本：第一次写成或刻成之书本。为对增订、修改和重刻、改版而言。原始稿本和最初刻本与增订、重刻之本往往有很多不同。可供查考一种著作之发展过程。

定本：一书之最后确定之本。指自己编撰或整理前人之著作，在一定时间内，已经整理完毕，最后确定，准备发表之本子。

副本：同一书籍抄出之副本。为对正本而言。过去公私藏书家，得一稀见图书，依样重写，储作副本。《隋书·经籍志》：“炀帝即位，秘书三阁，限写五十副本”。今亦指国家对内或对外文件之正式签署之副本，备存查和通知有关方面之用。

别本：同书同一来源之另一本子。亦称“副本”。《南史·刘孝绰传》:“又写别本封至东宫。”又，同书另一来源之本子。亦称“异本”。因所根据之来源不同，内容也有出入。如：书有《别本十六国春秋》，帖有《黄庭坚别本》。

仿刻本：摹仿原版字体版式刻印之书本。宋无刻本，多以擅长书法者上版，加之雕印精湛，明清两代刻书往往予以摹仿，故有“仿宋本”、“仿元本”之称。

影刊本：照原书版式影刊之书本。珍贵之古籍，为存原书面貌，以适应研究之需要，清乾、嘉以后，常用影刊方法加以传布。如黄丕烈所刻《士礼居黄氏丛书》，其法大都先照原书影摹，然后上版开雕。摄影术发明后，亦有用原书照相雕版者。刻成之后，与原刻相仿，精工者几难识别。自影印兴，影刻之书渐少。

抄本：也称“写本”。即抄写之书本。习惯称唐以前为“写本”，唐以后称“抄本”。宋以后，雕版虽以盛行，但抄本与之并行，如明《永乐大典》、清《四库全书》皆为抄本；有些较为专门或需要不广之著作，仍靠抄本流通。更有抄书者系著名藏书家或学者；除书之内容外，其手迹也值得珍重。故抄本图书一直为人们所重视，藏书家以精抄本与宋元刻本相次比。对于不详年月之抄本，约在清嘉庆以前者通称“旧抄”，晚清者称“近抄”，辛亥革命以后者称“新抄”。对于确定为明代或清代之抄本而无从断其年月者，则统称“明抄”或“清抄”。

朱墨本：用朱、墨两种颜色套印之书本。最早为元至元六年（1340年）湖北江陵资福寺所刻无闻和尚《金刚经注解》卷首之《灵芝图》和经注，都用朱墨两色套印。沿至明末，吴兴（今湖州市）闵齐吉、凌檬初两家盛用两色套印，墨色印正文，朱色印评语及圈点。

珍本：指具有历史、艺术和类别科学价值之珍贵罕见之写本或刻本。

初印本：书版刻成后第一次印刷之书本。特点是字画清晰，赏心悦目，故为藏书家与读者所重。

后印本：历次再版印刷之书本。其字迹漫漶，版断框歪，墨色暗淡，故不受人喜爱。

重刻本：一种书重新刻印之本。相对原本而言。不但字体版式与原本不同，在文字内容上也往往有所修改，多在序文凡例中加以说明。

道藏本：根据道藏刻印之书本。同样，佛经中亦有“碛砂藏本”、“嘉兴藏本”等称呼。

卷子本：用卷轴装订之书籍。唐以前抄写书本均用长幅纸，卷成一束。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唐人写本存于今者皆为长卷，如手卷之状，收藏家谓之卷子本。”

百衲本：用百种不同版本之残卷零页配合或汇印而成一部完整之书本。“百衲”取僧衣破敝补缀之称。如商务印书馆影印之《百衲本资治通鉴》、《百衲本二十四史》。

残本：内容残缺不全之书本。

配本：一部书因有残缺，用其它版本之同一种书予以配全，故称。

三朝版：经过三个朝代修补之书版。南宋杭州国子监，所藏各种书版多有残缺。元朝时，将这些版片转入西湖书院，加以修补印行。至明洪武八年，书版又移至南京国子监，再次进行修补印刷。对这部分递经宋、元、明三朝修补之书版，后人称为“三朝版”。

活字本：用活字排版印刷之书本。活字印刷为宋仁宗庆历时（1041——1048年）毕升所发明。其法，用胶泥刻字，火烧使坚，排版印刷。为中国之伟大创造，早于欧洲活字印刷400多年。元代又创木活字。明弘治时创铜、铅活字，为我国近代铅字印刷术之前导。

影印本：根据原书用照相制版方法印成之书本。有胶印、大石印、珂罗版（即玻璃版）印、铜版印等。稀少、罕见之图书资料，为研究之需，常用原书影印，以广流传。

石印本：以药墨书写于特种药纸上，用石制版印刷之书本。用摄影制版石印之书，则称“大石印本”。

排印本：用活字排印之书本。为区别版本，通常称铅字排印之书为“排印本”，而其它活字排印之书则分别称为“泥活字本”、“铜活字本”、“木活字本”等。

拓本：即摹拓金石彝器碑碣印章之本。用红色拓者称“朱拓”，黑色拓者称“墨拓”，最早拓者称“初拓”。初拓字迹（或图案）清晰，墨色匀净，较为珍贵。

稿本：即作者之原稿。作者亲笔写定者称“手稿本”，经过整理誉清者称“清稿本”。

影写本：用纸覆于原书上影写成之书本。其点画行款，一依原本。一般专指影写宋、元善本，如明末常熟毛晋及古阁据宋本影写，非常精工。

校本：根据不同本子和有关资料核对过之书本。取某书之一本子作底本，搜罗一种或几种不同本子及有关资料相核对，发现其讹误衍脱，即在底本上加以批注。如只传抄他人所校，则称为“过录校本”。

内府本：明、清两代宫廷内部刻印之书本。校勘，刻印，都较精良。清昭梿所撰《啸亭杂录续》有内府刻书目录一卷，可资检览。

藩刻本：明代分封各地之藩王所刻印之书本。因有些藩王、子孙及其门客颇有学问，而且刻印之书所据底本多为御赐宋、元善本，故其版本价值较高。

聚珍本：清代以木活字排印之书。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刻印《四库全书》中善本，因仿宋人活字版式，镌木单字25万余枚。高宗以活字版名称不雅，改称“聚珍版”。凡排印之书，首有高宗题诗十韵，每书首页首行之下有“武英殿聚珍版”六字，世称武英殿聚珍版书。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颁发聚珍版于东南各省，并准所在锓木通行。先后承命开雕者有江宁、浙江、江西、福建等地。这些仿聚珍版刻印之书籍，通称为“外聚珍”，而将武英殿聚珍版称为“内聚珍”，以示区别。后来中华书局创制仿宋体铅字，就名为“聚珍仿宋版”。

闵版：明万历、天启年间，吴兴闵齐伋、凌蒙初采用朱墨与五色套版所印之书。其选择经、史、子、集各类凡士人习用书籍，专辑前人评论批点，使用方正宋体字和优质白纸，作朱墨两色或兼用黛、紫、黄各色套印，后人称为“闵版”。特点为词义显豁，脉络分明，行疏幅广，光彩夺目。近人武进陶湘，编有《明吴兴闵版书目》。

麻沙本：南宋福建省建阳县麻沙镇书坊刻印之书本。因该地盛产榕树，木质松软，易于雕版，故书坊集中，于当时图书流通起了重要作用。但由于书贾射利，校勘粗疏，刷印低劣，故《石林燕语》有“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之说。

蜀本：四川刻印书本之总称。宋代眉山为四川刻书中心。刻书多为大字颜真卿体，故又有“眉山本”、“蜀大字本”之称。

浙本：浙江刻印之书本。又分杭州本、婺州本、衢州本、台州本。宋代浙本大都字体方整、刀法圆润，为宋版之上品。

闽本：亦称“建本”，即福建刻印之书本。又分建宁本、建阳本、麻沙本等。

宋本：宋代刻印之书本。雕版书至宋代而大盛，杭州、建阳、眉山等都为当时刻书中心。公私所刻，有监司、家塾、坊肆等。其风格北宋质朴，南宋挺秀；多仿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字体；白口居多，至南宋中后期出现细黑口；避讳较严。所印书籍，校勘精审、雕印精美者颇多，往往为后世刻本所依据，为学者所重视。

金本：金代刻印之书本。金代雕版中心在平阳（又称平水，今山西临汾），其地产纸丰富，书坊很多，设有管理出版机构。所刻著名者有《刘知远诸宫调》、《萧闲老人明秀集注》等。此外，山西运城所刻之《藏经》及河北所刻之经书、音韵学书，也颇有名。

元本：元代刻印之书本。元代雕版中心在杭州、建阳、平水等地。公私所刻，无论校勘与雕印，不乏精品，堪与宋本媲美。其风格、字体大都摹仿赵孟頫书法，扁方圆活，常用简体字，黑口、双鱼尾居多，初期行字疏朗，中期以后行格渐密，由左右双栏趋向四周双栏，目录和文内篇名上常刻有鱼尾。

明本：明代刻印之书本。明代雕版之普遍，出版量之庞大，前所未有。版画艺术、铜活字版及彩色套印，为明代雕印技术发展之辉煌成就。但有些刻本校勘不精，删节不当，甚至妄改书名、伪造古书，后人多有批评。明初刻书犹沿元代风格，黑口居多，正德、嘉靖间，出现仿宋风气，白口为多，字体横平竖直，起落顿笔有棱角，字形方正，显得板滞。万历以后，字形由方变长，字画横轻直重；部分家刻及坊刻本出现软体字，较为美观。

高丽本：亦称“朝鲜本”，指朝鲜刻印之中文古籍。我国印刷术很早传入朝鲜，朝鲜刻印之书流入我国也很多。无论刻本或活字本，均为软体大字，皮纸精印，书品宽大，醒人眼目。

东洋本：亦称“日本本”，即日本刻印之书本。我国印刷术首先传入朝鲜，其次为日本。日本所刻古籍，多用美浓纸精印，近似朝鲜本，但在字体与装订等方面，下朝鲜本一等。有些书行间注以平假名或片假名，较容易识别。

越南本：越南刻印之书本。越南之印刷术也从我国传入，故刻印风格及装订形式与我国基本一致。流入我国之书籍，大都在相当于清道光咸丰年间刻印，未见有更早印本。

官刻本：历代各类官方机构刻印之书本。如宋代秘书监、转运司、茶盐司、公使库、郡庠、县斋以及州府县学，元代国子监、各路儒学、府学、兴文蜀，明代经厂、南北两京国子监，清代武英殿等所刻之书，都属于官刻本。

监本：历代国子监刻印之书本。监本始于五代后唐，宰相冯道命判国子监事田敏等校定九经，刻版印售。以后国子监都印图书，以经、史为主。明朝南北两京设立国子监，都有刻书，故有南监本、北监本之称。

家刻本：私人刻印之书本。亦称“家塾本”。私家刻书为宋代以来雕版事业之重要组成部分，因不以营利为目的，校勘、刻印俱精，版本价值颇大。其中著名者，如宋陆遹刻《渭南文集》、黄善夫宗仁家塾刻《史记正义》；元平阳府梁宅刻《论语注疏》、古遇陈氏刻《尹文子》；明袁褧嘉趣堂刻《世说新语》；清黄丕烈刻《士礼居丛书》等。

坊刻本：简称坊本，指书铺刻印之书本。因以营利为目的，一般雕印不如官刻本之精，校勘不如家塾本只审。但也因地因人而异，如宋代临安陈氏书棚本，校印精湛，极为人所重；福建麻沙本，讹误较多，人多不贵之。因坊刻本面向大众，许多医书、民间文学赖以流传，故颇受人们喜爱。

三、主要错误

辑佚（缺失）：由于古藉承载物有甲骨、简、金石、帛等形式，在某种情况下都会受到损坏，造成句字缺失，甚至整本整卷残缺不全，虽然后人会整理出“辑佚本”，辑佚本几乎一定会有错漏、误解。辑佚可能是古藉传出错最大的原因。有时不是整段缺失，会少写少抄一字，往往被称为“脱字”。

错字（别字）：古人在誊刻、誊写、排字等过程中由于疏忽、误读、误认、通假字等原因造成错字。有些错字是关键字眼，甚至会造成后人对某一历史事件的误解。例如况周颐在《蕙风词话》卷四中提到：“朱淑真词，自来选家列之南宋，谓是文公侄女，或且以为元人，其误甚矣。淑真与曾布妻魏氏为词友。曾布贵盛，丁元以后，崇宁以前，大观元年卒。淑真为布妻之友，则是北宋人无疑。李易安时代，犹稍后於淑真。即以词格论，淑真清空婉约，纯乎北宋。易安笔情近浓至，意境较沈博，下开南宋风气，非所诣不相若，则时会为之也。池北偶谈谓淑真玑图记，作於绍定三年。绍定当是绍圣之误。绍定、理宗改元，已近南宋末季。浙地隶辇毂久矣。记云：‘家君宦游浙西。’临安亦浙西，讵容有此称耶。”由上文可见，绍定是绍圣之误，一字之差，谬之千里。这也是一个古藉出错的主要原因。

误解：中国文字几千年来词意变化很大，早期古文又十分简练，会造成后人在阅读时产生不同的理解结论，如果流传载体同时有缺失，后人在整理时加入自己的理解，就会产生很大误解。

张冠李戴：同在以上《蕙风词话》同一卷中，指出欧阳修的一首词误入朱淑真集。

以讹传讹：古人读书人少，写书人更少，当一专家泰斗在书中写出错误结论时，很少有人去怀疑其正确性，后人引用此论，导致以讹传讹。

标点错误：古书没有标点，后人在标点过程中会加入自己的理解，不一定是古人的愿意，甚至有可能完全是相反的意思。

标音错误：在校勘过程中，注音也是工作内容之一，校勘者对原文注音的理解不同，也会造成一定错误。

年代错误：对古藉出现、整理或作者生存年代的误认。

以上为几种主要错误，由于本人不是这方面专家，只是对此感兴趣的“票友”，答案不能作为专业使用，仅供参考。谢谢！

　　在下认为我们应该补习繁体字，港澳台地区的同胞应该补习简体字。

　　我们由于长年用简体字，一时间再学习繁体字有问题。可我们不一定要会写繁体字，只要会看就行了。

　　我们看TVB的连续剧时，时繁体字字幕的。当引进到内地时就变成简体字字幕了。这大可不必，反正已经配音配成普通话了，大多观众也不太需要看字幕了，那内地的电视台大可保留原有的繁体字字幕使得我们久而久之，潜移默化中，能“看”繁体字就行了。就好比我们在内地看凤凰台、TVB、ATV等港澳台电视台时，他们都是用繁体字的，只要我们会看了，那就没什么问题了。

　　我们在引进港台书籍的时候，可以审查，可以删减，但应该保留原著的繁体字印刷嘛，反正现在都是电脑印刷的，不存在什么技术问题。保留繁体字印刷，可以最大限度保持书籍的完整性嘛。（不会出现现在大陆唯一的繁体字书籍是中华书局的古籍）。

　　同理，港澳台地区引进内地书籍或内地电视剧时，都保留简体字字幕，使得港澳台同胞能渐渐接触和认识简体字嘛。

　　长此以往，就算两岸三地的官方用字维持不变，但三地群众在文化交流的时候，就不会出现因用字的问题而产生的隔膜了。“繁简之争”的问题也不存在了。那时我们也大可答应台湾，共同编著一本中华大辞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