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清于1644年入关，第二年，就嚷嚷着说要纂修《明史》。

可是，这部书，直到乾隆四年(1739)才正式刊行。前后历时九十四年，成为了我国历史上官修史书中纂修时间最长的一例!

花了将近百年的时间修史，可知其灌注心血之多、打磨力度之巨，用功之精细。

毫无疑问，从书的总体质量上来说，《明史》体例严谨，叙事清晰，文字简洁，编排得当，完全称得是二十四史中的上乘之作。

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颇为客观地评价说，“《辽史》简略，《宋史》繁芜，《元史》草率”， 《金史》呢，虽然“行文雅洁，叙事简括”，也只是“稍为可观”而已。要论“完善”，没有一部比得上《明史》。

不过，作为一部官修的正史，《明史》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

清廷统治者一向自诩大清得天下为历朝历代最光明正大者。以雍正皇帝为代表，其颁行的《大义觉迷录》曾将汉魏晋唐宋元明贬了个遍，说汉朝是建立在死人堆上的，魏晋唐宋都是欺负孤儿寡妇篡位而来，元呢元灭宋，那是 裸的强盗行径;而明本是元之臣民，臣民犯上，雍正愤然骂道：“以纲常伦纪言之，岂能逃篡窃之罪”对于大清得国，雍正正气凛然地说：“赶出明之主人者，流贼李自成也。我朝驱逐流寇，应天顺人而得天下，是乃捕治强盗，明罚敕法之天吏也。”

基于清廷统治者这一说法，由清廷统治者牵头编修的《明史》就出现了最大的一个缺点：不仅完全隐没了建州女真先世与明朝的臣属关系，也完全隐没了清入关之后南明弘光、隆武、绍武、永历诸朝廷存在之事实。

老实说，自古以来，以后代修前代史，凡涉及到新朝与旧朝之关系，免不了要有所掩饰，但象《明史》这样“一隐没而遂及一代史(建州史)之全部”的，绝无仅有。

单就这一点来说，后人要研究明史，特别是要研究满洲的兴起及清军入关前后等等历史问题，就必须参考其他著述。

但是，经过清廷血腥文字狱的摧残和洗劫，这样的著述已经是百不存一了。

大历史学家吴晗在《灯下集》曾提到自己做这方面工作时的艰辛，说：“二十五年前，我在北京图书馆读《明实录》，抄朝鲜《李朝实录》，想从这两部大部头书里，找出一些有关建州的史料，写一本建州史。因为清修明史，把它自己祖先这三百年间的历史都隐没了，窜改了，歪曲了，为的是好证明清朝的祖先从来没有臣属于明朝，没有受过明朝的封号，进一步强调建州地区从来不属于明朝的版图等等政治企图。”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在修四库全书的时候，把明人有关建州的真实史料都作了一番安排，办法多种多样：一种是毁版，禁止流通;一种是把书中有关地方抽掉，弄成残废;一种是把有关文字删去或改写。推而广之，连明朝以前有关女真历史的著作也连带遭殃，不是删节，便是被窜改了。这样做的结果，从十四世纪到十七世纪中期这一段期间的建州史实，在整个历史上几乎成为空白点，我们对建州的社会发展、生产情况、生产工具、社会组织、风俗习惯、文化生活、部落分布等不是一无所知，便是知道的很少。这是个历史问题，应该解决。”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吴晗先生把《明实录》翻来覆去地读，读出了许多困难;没办法，只好下苦功，用笔抄，从朝鲜《李朝实录》中抄出有关建州和中朝关系的史料，一共抄了八十本。

后来，吴晗偶然触及了一本堪与《明史》相媲美的明代史书——谈迁的《国榷》，不由得激动万分地说：“由于当时(《国榷》)并未刊行，因而也没有经过四库馆臣的乱改。……对研究建州和明朝后期历史是有积极贡献的。”

《国榷》是一部编年体的明史，按年、月、日记载明朝一代的重要史实，一百零四卷，卷首四卷，共一百零八卷，凡四百三十万字，记叙了从元文宗天历元年(1328)九月明太祖朱元璋诞生﹐到顺治二年五月清兵入南京﹑福王政权灭亡为止的三百一十七年间的历史。

书中对《明实录》中避而不谈的明朝史实敢于直言不讳，对建州女真的史实也不回避、不掩饰，全部如实地加以叙述。更难能可贵的是，对于万历以后七十多年的历史，也在《明实录》没有记载的情况下，尽力根据邸报、方志、其它史家著述，以及一些官吏、遗民的口述，加以补编，使有明一代的历史达到了相对的完整。

就因为《国榷》没有印本，得以避开了“四库馆臣的乱改”，成为了现在研读《明史》的重要补充。

1958年，海宁张宗祥根据蒋氏衍芬草堂抄本，还有四明卢氏抱经楼藏抄本，互相校补、勘正，交由古籍出版社分精装六册出版。

吴晗欣喜地说：“想望了二、三十年，如今头发都白了中华书局排印了这部六大厚册，五百万字的大书，怎能叫人不高兴，不感激，不欢欣鼓舞!”

可以说，《国榷》的刊行，是一件史学界的盛事。

则《国榷》的著者谈迁地下有知，也当含笑九泉矣。

明清以降，私人撰修国史之风长盛不衰。单就嘉靖至万历年间，就有邓元锡的《明书》，薛应旃的《 录》，郑晓的《吾学编》，陈建的《皇明通纪》等等。

谈迁此人，“生平无他好，惟好书”，尤其喜爱子史百家之言。他在翻阅了上述史家著述之后，深感这些史书见解肤浅，史实错误，观点荒谬。而他在研读《明实录》时，也发现了很多记载并不完全可靠，甚至还有许多缺漏及掩饰之处，便立志要写出一部明朝信史留传后世。

原本，谈迁也参加了好几次乡试，但次次铩羽。有了著史之想后，就彻底抛弃了科举仕途，博集群书，披阅采摘，专心于历史的编撰。

谈迁家境贫寒，既无钱买书，借书不容易，却凭坚忍不拔之志，六易其稿，写成了元末明初到天启朝的历史初稿，共一百卷。谈迁自称“集诸家之书凡百余种”，勒为一编，名《国榷》。但谈迁并不满足于此，多方结交文友，利用一切机会收集史料，对原稿进行修改和补充。

该过程中，对谈迁帮助最大的有两个人：张慎言、高弘图。

张慎言时任南京吏部尚书、高弘图时任南京户部尚书，想那谈迁不过一个落第秀才，但张、高二人并不以世俗眼光相待，反而十分赏识谈迁的才学，“相与为布衣交”。

崇祯十七年(1644年)四月十三日，京师失守的消息传到南京，留守南京的大臣方寸大乱，一时不知所为。

谈迁撰史治史，眼光自然高出常人许多，连夜上书高弘图，建议派员急往淮阳阻止发往北京的漕舟。

福王朱由崧监国，谈迁又及时地指出南京礼部主事吴本泰所制《监国仪注》的种种不当。

张慎言认为谈迁高才有识，很想推荐他为礼部司务;高弘图也想荐谈迁任中书舍人，但谈迁却以自己不过一介布衣，不忍乘“国之不幸”博求官职，断然拒绝，只在高弘图幕下担任记室。

不久，高弘图遭马士英等人排挤，谈迁建议高弘图辞去。

次年(1645年)五月，清兵攻克扬州、镇江，南京危急。

谈迁跟随高弘图前往杭州劝浙江巡抚张秉贞、总督张凤翔抵抗清兵。看到张秉贞等人口不言兵，谈迁知事不可为，便告别了高弘图，回到海宁家中，一门心思著述明朝历史。

明亡以后，为完成崇祯、弘光两朝历史，谈迁不遗余力地寻访明朝降臣、遗民、阉宦、贵戚等，大量查阅邸抄、见闻，使一部《国榷》成为完备的编年体明史。

这其中，发生了一件让人撕心裂肺的事：顺治四年(1647年)八月，已经成书的《国榷》竟然被小偷偷走!

谈迁欲哭无泪、悲愤莫名。

没办法，只好咬着牙，从零开始，重新再写。

在重写第二稿过程中，谈迁得到了朱之锡、吴伟业、曹溶、霍达等人热情帮助。《国榷》所记史事也在一改再改中不断求真。

1657年，《国榷》终于写成。

也在这一年夏天，谈迁西游平阳(今山西临汾)，专门到好友张慎言墓前祭奠。

张慎言在弘光朝覆灭后不久便含恨病死，棺柩安葬在故里山西阳城。

原本，谈迁还想撰写一部纪传体明史，但到了平阳，已是寒冬，年事已高的他突感风寒，于该年十二月十二日病逝于平阳旅舍，终年六十有四。

　　校勘古书不能轻易更改古书内容，否则，古书会失去原来的面貌。

　　中国具有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中华文化的传承除通过传统习俗的传承，最主要是依靠图书的传承，古代图书起了重要作用。秦始皇“焚书坑儒”，导致大量中华文化的灭失，而不能往下传承。清朝乾隆年间编撰的《四库全书》为中华文化的传承做出了重要贡献。

　　随着时间的推移，古代图书会出现版本不同、破损等现象 ，需要后人对其进行校勘。古代图书的校勘，应该以保持图书原貌为原则，不能轻易更改图书内容。如果确实需要更改，应该在注释等相应位置进行说明，说明更改的依据是什么，以免产生歧义、以讹传讹等现象。

　　例如，由郭锡良主编的《古代汉语》，在收录《论语•季氏将伐颛臾》一文时，有一句“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虽然出现文字互误，但是没有进行更改，而是以注释的形式进行说明：这两句文字互误。俞樾《古书疑义举例》：初六”按：寡、贫二字，传写互易，此本作’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贫‘以财言，’不均‘亦以财言？不均则不如无财矣，故’不患贫而患不均‘也。’寡‘以人言，’不安‘亦以人言？不安不如无人矣，故’不患寡而患不安‘也。《春秋繁露•度制篇》引孔子曰：‘不患贫而患不均’，可据以订正”。

如果你的顺利传承指的是大公子扶苏即位，那么的确大秦的文学会与众不同，扶苏先是以贤人的形象出现，因其反对焚书坑儒，而被秦始皇派往上郡监军，希望他能够行事果敢，扶苏不负秦始皇所望。若是他能够成为帝王可开真正的大秦万世基业，儒家的文化必有一席之地，因为儒治是帝王权力的工具，从伦理纲常上制约官员的行为；法治不可缺，大秦以此强国定天下，更何况李斯不会同意，他本人也是在法家的环境下长大的；道家的无为而治不适合在帝国诞生之后的前100年出现，四百年的分崩，人心不是那么容易积聚的，所以道家文化是不会在朝堂上出现的，黄老之学如果兴盛，那么大秦蜀中和汉中及关中的统治基础就会薄弱，因为大秦的士兵之所以会悍不畏死，是因为军功的累积是出人头地的保障，在生产技术并不发达的先秦时期，道家与黄老之学的兴起无疑会使普通人失去生活的目标；由上述总结，诗经的诗歌会继续传唱，其内容应涵盖大秦的人民歌颂扶苏的仁政，始皇威武的军功。

阅读文学古籍，也可以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相结合。古籍是传统文化的载体，非物质文化则是靠记忆和口头传承的艺术或技能，二者往往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我在阅读宋元话本的时候，就借助于听书的经验，解决了一些困惑的问题。现存的话本或详或略，或雅或俗，总的说都不会是实况录音的记录。因此有的被认为是拟话本，如鲁迅对《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和《宣和遗事》的判断。有人认为话本只是故事的代称，如日本的增田涉等学者。还有人不承认宋元话本的存在，认为都是明代人改写的小说。其实，说话人一般有底本，自古以来都是如此。北方的评书艺人，把提纲式的简本叫做“梁子”，把语录式的繁本叫做“册子”，但也不会是实况的记录。如现代评书名家刘兰芳播讲《岳飞传》的时候，每天要写上万字的稿本，但还是要加上许多临场发挥。我在参观苏州评弹博物馆的时候，注意到收藏的弹词话本，一般只有唱篇，没有表白；有的虽有表白，也很简略。也有已整理成书的，一般也不像场上说唱的那么详细生动。

当然，也有老艺人自己整理成比较详备的底本，或徒弟继续加工的繁本，那是很少见的。例如苏州评话老艺人陆耀庭和顾宏伯，都有说《三国志》的脚本，是自己编写的抄本，都把一部分脚本送给了学生王忠元。王忠元自己又整理了一个脚本。2015年5月18日，王忠元遗孀华琦把三种脚本都捐赠给了苏州评弹博物馆，成为一时佳话（何兵《留住名家珍贵史料，三部手稿展现戏痴情怀》，据《古代小说研究网》转载2015年5月20日《姑苏晚报》）。师父整理了自己的底本，最后送给了徒弟，这是曲艺界常有的事，有些话本大概就是这样流传下来的。因此就有了传承性和变异性的特征，形成了世代累积型的作品。

另一方面，我们还要注意到宋元时期的特定背景，文化重心逐渐下移，特别是元代一度停止科举，文人没有出路，走向民间，出现了不少书会才人。他们为艺人编写脚本，杂剧、散曲是大宗的，都见于《录鬼簿》。但编写话本的只见陆显之《好儿赵正》一例。“腹笥有文史”的朱桂英女士，讲的是“道君艮岳及秦太师事”，则是讲史家（见杨维祯《送朱女士桂英演史序》），但有无话本留传，亦未可知。现存的《宣和遗事》则是收集了许多史料的一部话本，编者掌握不少史传和诗词的资源，文化修养较深，应该说是当时的“才人”。但《宣和遗事》可能并未全部付诸场上演说。我认为这也是话本的一种类型。因此我提出了讲史平话的多样性问题，对古代作品不能用一个标准来衡量，但从历史发展的视角看，有些艺术性不强的本子，却有很重要的史料价值和文献意义，如《宣和遗事》就是。

清代的话本如《清风闸》《飞跎子传》也是艺人自己整理的，但比较简略，又没有才人帮他润色。俞樾虽然对《三侠五义》作了一点修改，但没有仔细加工，所以没能像《水浒传》那样成为杰作。

苏州评弹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有许多世代累积型的话本和多种流派的唱腔。我作为苏州评弹的老听客，很关心它的保护和传承。在探讨近体诗的格律及吟诵问题时，觉得苏州评弹在雅化和格律化的过程中，曾深受近体诗的影响，特别是以马如飞为代表的《珍珠塔》和马调系统的唱腔，最能体现传统的吟诵方法。因此写了《苏州评弹与格律诗的吟诵》等文章，希望能以吟诵的方式来扩展传统诗词的传承，包括对诗词格律的普及。另一方面，也希望苏州评弹的艺人，能继承并发展前人的经验，适当借鉴传统诗词的格律，提高评弹的艺术性。反过来，吟诵家也可以借鉴曲艺家的唱腔，适当改进吟诵的音乐性。例如平起式的七言诗，如果结句是“平平仄仄仄平平”的，在苏州评弹里一般都是在第六字上延长行腔，而在第七字时却很快收束，与其他剧种大多在末字上延长行腔迥然不同。我觉得近体诗的吟诵，也可以适当夸张第六字的长音，显示“二四六分明”的平仄反差。最近在电视上听到上海陆锦花女士指导、培养的小学生，用苏州评弹唱腔吟唱的唐诗，比较准确地体现了平长仄短的声调，也很好地给少年儿童传播了古典诗歌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一个一举两得的诗教方式，值得重视和提倡。

“常州吟诵”已被批准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以赵元任先生的吟诗方法为代表的。在目前百花齐放的吟诵流派中，我认为“常州吟诵”可以代表吴语地区及大多数方言地区的传统吟诵方法，以“平长仄短”的声调和两字节、三字尾为基本节奏，是和近体诗的格律相适应的，完全可以作为“非遗”保护并传承下去。其他流派的吟诵，是否分别列入“非遗”，还有研究讨论的必要。至于以音阶高低为艺术手段的歌唱方法则是在探讨和试验中的创新，同样可以为传统诗词的传播作出贡献。

（作者单位：中华书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