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古籍出版社简介及详细资料

栏目:古籍资讯发布:2023-08-06浏览:2收藏

上海古籍出版社简介及详细资料,第1张

历史沿革

上海古籍出版社前身是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成立于1956年11月,1958年3月,与中华书局上海办事处合并改组为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成为上海地区整理出版古籍的专业机构。1978年1月改为今名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成立之初便已开始对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不同时代有代表性的作家及诗词散文等不同文学门类的作品选读、选辑,加以通俗的解说、详尽的注释。有的更用现代汉语翻译。精选历代名篇,加上说明、注释,以单篇或合订本形式,出版《中华活页文选》。还有古代重要典籍的今译,如《四书》、《五经》、老庄诸子,以及《孙子兵法》等,语译而外,有的还附原文。并出版一部分高等学校的文科教材。出版当代老中青著名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各个方面的学术论著,如陈寅恪、郑振铎、郭绍虞、钱钟书、饶宗颐、吕思勉、岑仲勉、俞平伯等著名学者,或编为文集,或作为专题论著。此外,对海外汉学研究成果,有选择地出版《海外汉学丛书》。1962年起出版了不定期的学术刊物《中华文史论丛》。已成系列的有《文化春秋丛书》、《三百题系列新刊》、《十大系列丛书》、《生活文化丛书》、《文物鉴赏丛书》、《中华文明宝库》等等。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时期出版了《中国丛书综录》、《诗韵新编》、《变文字义通释》等等。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时期已设立了影印组。历年来影印的有《中国古代版画丛刊》、《古本戏曲丛刊》、《古本小说集成》、《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大型的《四库全书》等。

上海古籍出版社下设5个编辑室和1个编辑组。第一编辑室负责文学类;第二编辑室负责除文学以外的哲学、经济、军事、历史、艺术、科技等类以及《中华文史论丛》;第四、第五编辑室分别负责敦煌吐鲁番文献和《续修四库全书》,此外的影印工作由第三编辑室负责;一个编辑组负责临时性或突击性的某些书稿。

上海古籍出版社前身古典文学出版社,由李俊民任社长兼总编辑;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时期,自1959年3月至1966年12月,由金兆梓任主任,总编辑一直是由副主任李俊民兼任。上海古籍出版社成立后先后担任社长、总编辑的有李俊民、戚铭渠、魏同贤、钱伯城、李国章、赵昌平。

组织机构

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主要组织机构有:党委办公室、社长、总编办公室、编审室、一编室、二编室、三编室、四编室、五编室、六编室、七编室、美编室、校对科、出版科、发行一科、发行二科、文化经营部、宣传信息科、人事科、财务科、行政科、储运部。

主要业务

大型集成性文献丛刊与古籍整理

《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已出:《俄藏敦煌吐鲁番文献》(全17册)、《法藏敦煌吐鲁番文献》(全34册)、《上海图书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全4册)《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全2册)、《北大藏敦煌吐鲁番文献》(全2册)、《天津艺术博物馆藏敦煌文献》(全7册),以及《俄藏黑水城文献》(已出11册),别外还推出《俄藏敦煌艺术品》(已出5册),《英藏黑水城文献》(全4册)等。中国出版史上规模最大的工程《续修四库全书》,1800册于2002年全部出齐。

大型集成性资料《上海道契》,这是研究上海开埠史乃至中国近代经济史、社会史的第一手资料,全套30册于2004年出齐。举世瞩目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是近百年来所发现,战国商牍中数量最大,内容最丰富的文物史料。作为文学古籍整理的大型骨干工程《中国古典文学丛书》共100种。此丛书是经重新整理的规模最大、最系统的古代文学家别集丛书。

学术著作

该社已出《中华学术丛书》、《海外汉学丛书》在海内外享有很高声誉。

《中华学术丛书》汇集海内外一流专家的研究论著,《海外汉学丛书》译解日、美、欧洲汉学家经典性的古籍类论著,分别出版了10多种,《晚清民国学术书系》等均为学界重视而屡获嘉奖。

王运熙、顾易生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七卷本1997年整套推出,荣获第三届国家图书奖,标志着我社传统形态的学术论著迈上了一个新台阶。1998年将继续推出版郭预衡先生耗时十余年的力作《中国文学史》(全四册),也以缜密精当为基本特色。《中西纹饰比较》、《諡法研究》、《求索真文明》、《夏商周青铜器研究》、《恩辨录》、《隋唐帝国形成史论》、《上海史研究译丛》等论著更以崭新的视角向读者展示了学术研究的新成果。

高品位、系列化的普及读物

该社按照"普及读物要出精品"的指导思想,出版了《中华古籍译注丛书》中《周易译注》、《仪礼译注》、《孟子译注》、《论语译注》等;《二十五史新编》更集全国各地二十四位专家,在保留旧史基本构架的基础上,兼取通史之长,删重补缺,并吸纳其他史乘乃至考古资料,以新的视角进行新编、新撰、新评,使五千年的中国历史跃然于读者眼前。《二千年前的哲言》从数百万字的系统资料中反复研究筛选出561则语录,既集中体现了先秦哲人的主体精神,又构成切合时代需要的可读可诵的少而精的新体系,被青年学生誉为通向中华文化殿堂的门户, 副总理为此书题词。《新世纪文史哲经典读本》自2002年起陆续出版了40种,着重介绍了古代文学、历史、哲学方面的名家与名作,为深入浅出的基本读物。《唐诗三百首》图文本系列10余种,以译文精当,通俗易读,版式新颖,深受广大读者喜爱。《民俗文化丛书》10种和《文化中国经典旅程》5种,均以适合当代青年的笔调,系统介绍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和光辉灿烂的文化遗产。

大中型画册与工具书

大中型画册以有高度的文化价值并具独占性的项目,与文物收藏、鉴定、欣赏相结合的系列画册为主。如《中国古代军戎服饰》、《追忆--近代上海图史》、《上海360°》、《古玩真赝对比系列》、《十九世纪中国市开风情》《大清帝国城市印象》、《中国大佛》等,以内涵的独占性与编撰的丰富文史价值为读者喜爱。《中国瓷器鉴定与欣赏》、《中国家具鉴定与欣赏》、《中国书画鉴定与欣赏》、《中国紫砂鉴定与欣赏》和《中华奇石》实用而高雅,兼具工具书性质。 权威性的古代工具书与集成性的今人编纂工具书是该社工具书出版的重点。前者以《说文解字注》、《王引之校改康熙字典》为代表,因版本精良,版面设计清晰,索引细致准确,长销不衰。后者先有《中国丛书综录》、《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后有《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等规模宏大,倾注了一代专业人员的心血,为学人所必备。

社会荣誉 获奖名单

1978年来该社共有300多种图书分获国家图书奖、中国古籍整理优秀图书奖、金钥匙奖、上海市优秀图书奖等、中国图书奖。其中《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中国文学批评通史》分获第一、第三届国家图书奖,《续修四库全书》获第六届国家图书荣誉奖;《文心雕龙义证》、《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全祖望集汇校集注》、《朱子全书》(与安徽教育社共同出版)分获第一、第二、第三届、第五届、第六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中华奇石》、《中国古代军戎服饰》、《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戴敦邦新绘全本红楼梦》分获第九、第十届、第十二届、第十三届中国图书奖。

参加书展

2008年8月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历史上的大事件书系》参加上海书展。第一辑推出了《历史上的大阴谋》(骆玉明著)、《历史上的大谋杀》(梦寒生著)、《历史上的大预言》(寰视人著)、《历史上的大冤案》(成云雷著)、《历史上的大巫术》(黄晓峰著)等5种。

这套书选取了中国古代历史上七十多桩大事件,以严谨翔实的史实材料和生动活泼的小说笔触,揭示这些大事件的来龙去脉及深远的历史影响,而其中所总结出的深刻历史规律和教训,又不啻为一面反省现在、展望未来的宝鉴。把这些历史上的大事件串联起来阅读,其思索能达到一个更加深刻的程度。整个书系风格轻松活泼,图文并茂。

评价

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图书在海内外学术界、读书界产生良好的影响。1978年来共有300多种图书分获国家图书奖、全国古籍整理优秀图书奖、金钥匙奖、上海市优秀图书奖等。其中《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中国文学批评通史》分获第一、第三届国家图书奖,《续修四库全书》获第六届国家图书荣誉奖;《文心雕龙义证》、《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全祖望集汇校集注》、《朱子全书》(与安徽教育社共同出版)分获第一、第二、第三届、第五届、第六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中华奇石》、《中国古代军戎服饰》、《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戴敦邦新绘全本红楼梦》分获第九、第十届、第十二届、第十三届中国图书奖。

长沙理工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相当好,相关内容如下;

长沙理工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在教学质量、课程设置、师资力量等方面都表现出较高水平,是一所具有较好声誉和良好就业前景的专业。

1专业概述

长沙理工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是培养具备扎实的汉语言文学理论知识和实际应用能力的人才的学科专业。通过系统学习中国文化、社会科学、文艺理论等方面的知识,培养学生具备扎实的汉语语言文学素养和创新能力。

2优秀教学团队

长沙理工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拥有一支优秀的教学团队,师资力量雄厚。专业教师中既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又有深厚的学术研究背景和成果。他们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能够为学生提供全方位的教学指导和学术引导。

3课程设置与实践机会

长沙理工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程设置涵盖了汉语言文字学、古代文学、现代文学、汉字书法、古籍整理等多个领域。同时,学校还为学生提供了丰富的实践机会,如实习实训、社会实践、学术研究等,有助于学生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实际工作中。

4就业前景与发展空间

长沙理工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毕业生就业前景较好。他们可以在教育、出版、媒体、广告、文化传媒、公关等行业就业,也可选择继续深造攻读硕士、博士学位。此外,随着中国对外交流的增加和国际交往的扩大,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专业人才在国内外都具备广阔的发展空间。

拓展知识:

学习汉语言文学专业不仅可以掌握扎实的语言文字学知识,还能培养学生的文化理解能力、表达能力和创新能力。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毕业生在国外的就业前景也相对良好,比如可以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翻译、文化交流等工作。

近年来,文化创意产业的快速发展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毕业生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例如在文化企事业单位、互联网文化公司等从事文化策划、编辑、市场推广等工作。

总结:长沙理工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在教学质量、课程设置和师资力量等方面表现出较高水平,学生将获得扎实的语言文字学知识和文化素养。

毕业生就业前景较好,可以在教育、出版、媒体、广告等行业就业,并且还有继续深造的机会。此外,随着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该专业的毕业生在各种文化领域也有良好的就业机会。

中州古籍出版社是河南省一家非常普通的地方专业出版社,没有什么权威性。

该出版社成立于1979年,位于郑州市,建社以来,以弘扬中原文化、传播科学文明为己任,立足中原,面向全国,放眼世界,编辑出版图书4000余种。

主要出版古籍整理、地方史志以及文史工具书、文史知识性读物等图书,并承担国家交办的古籍整理出版任务。每年有七八十种图书进入国际图书市场,累计输出和引进图书版权六七十余种,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汉成帝时期校书,诞生目录文献《别录》。社会发展,战乱不断,造成史书大量增加,其数量足当“诗,兵,技,术”类图书之和,故,保留经子,增史,并上述四类

《别录》的分类体系从校书的分工来看很可能已分成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六大类及总序辑略共七略,之后的《汉书艺文志》沿袭七略的六分法。至西晋荀勖,则开创我国最早的四部分类书目《晋中经新簿》,总括群书分为甲乙丙丁部。

将六艺略分为甲部,后世改称经部;诸子、兵书、数术三略合为乙部,后称子部;而这时史书数量已多,所以丙部将分在六艺略春秋里的史书独立出来,后为史部;丁部则为诗赋图赞,传为集部。东晋时期李充根据新簿编撰《晋元帝四部书目》,将史书提升到乙部,诸子列到丙部,确定了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

四库全书的诞生:

最后在清朝编辑我国古代最大一部丛书《四库全书》时,将编辑过程中撰写古籍提要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汇编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便是经史子集分类法的确立。

《历史教学》创刊于1951年1月,是新中国建立后国内创办最早的历史专业刊物之一,在天津出版,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目前《历史教学》的发行,在国内已覆盖了包括港、澳、台地区在内的所有省区,国外除主要发行日本、韩国、东南亚地区外,还有欧洲、美洲、大洋州、非洲等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创刊以后,除1961年上半年曾暂时休刊、“文革”期间被迫停刊外,一直坚持出版,到2002年底,已出版78卷,469期。自1992年以来,在全国中文核心期刊的历次评定中,《历史教学》均名列其中。2000年以来,《历史教学》又被列入中国社会科学引用资料来源重要期刊。2002年,《历史教学》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批准列入中国期刊方阵,授予“双效期刊”称号。

酝酿创办《历史教学》是在1950年下半年,当时,京津两地几位有志于推进新中国文化事业发展的史学工作者,经过一番筹划,向天津军管会文教部提出出版申请,立即获得批准。当时创办刊物的有7人,他们是:张政烺(时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光璧(时为河北女子师范学院历史系主任)、杨生茂(时为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傅尚文(时为知识书店出版部主任)、孙作云(时为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人员)、丁则良(时为北京大学历史系讲师)及关德栋。如今这几位学者,健在的只有杨生茂、张政烺。

初创的《历史教学》可以说是同人刊物。创办之始即成立了“历史教学月刊社”和”历史教学月刊社编辑委员会”,李光璧任主编,其他几人为编委。创刊之始,遇到的最大困难是经费问题。几个创办人每人从自己的薪水中拿出一点作开办费,但杯水车薪,最后,张政烺先生毅然卖掉自己珍藏的二十四史,才凑足创办费用。时中共天津市委文教部部长黄松龄得知此事后,十分关心和支持,又帮助筹办人从银行贷了一部分款,并指示知识书店协助发行。著名革命家、教育家徐特立(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为《历史教学》题写了刊头。1953年著名学者、教育家马叙伦(时任中央教育部部长)也为《历史教学》题写了刊头,始刊于1953年第7期,沿用至今。

《历史教学》创刊号印行2000册,受到读者的欢迎,发行量逐渐上升,到1952年已发行1万册。1952年由钱君晔(时为津沽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兼任月刊社经理。当时中国史学会天津分会成立,《历史教学》创办人商同史学分会申请刊物由中共天津市委领导。自1952年7期起,刊物由天津史学分会主办,原“历史教学月刊社编委会”改称“历史教学月刊编委会”,同时扩大编委会编制。老一代史学家郑天挺、吴廷璆、魏宏运、来新夏、钱君晔、尚钺、荣孟源、嵇文甫及王金鼎等担任了编委。 《历史教学》创刊后的前两年,没有专职工作人员,编辑、校对、出版等工作均由在津部分编委轮流负责。1953年,建立了编辑部,陆续调入几位专职编辑和出版行政人员。1954年,《历史教学》发行量已达4万份,在国内外史学界产生较大影响,出版工作日益繁重。为加强编辑工作,历史教学月刊社并入天津通俗出版社(1956年改为天津人民出版社),并确定了《历史教学》“为中学历史教学服务的方针”。

1956年,教育部主要负责人研究决定:《历史教学》继续在中共天津市委领导下出版,教育部在业务上给予指导;并指示人民教育出版社指定专人参加历史教学编委会,以建立经常联系。

1959年,历史教学编辑部从天津人民出版社分出,成立历史教学社,由中国科学院河北省分院领导,左建(时任研究所副所长)兼任社长,鲁滨任专职副社长。

1960年,河北省科学分院撤销后,历史教学社由河北大学代管。1963年,改由天津市文教委员会管理,1964年起由市教育局代管,刘冀农(时任教育局副局长)兼任社长、左建兼任副社长、鲁滨任原职。

“文革”开始后,《历史教学》被迫停刊,机构被撤销,办公地点被占用,人员被下放,图书资料受到严重损失。特别令人惋惜的是,徐特立、马叙伦题写的刊头手迹,郭沫若、叶圣陶的题词手迹,范文澜几次来信的手迹,以及其他一些重要手迹等,均遭毁弃,荡然无存。

1978年6月,中国史学规划会议筹备会议在天津召开,会议倡议恢复《历史教学》月刊。随后,成立复刊筹备小组,8月,批准复刊。10月,国务院教育部恢复对《历史教学》的业务指导关系。

1979年1月,《历史教学》正式复刊,同时恢复历史教学社,刘冀农(时任天津市教育局局长)兼任社长,鲁滨、杨宝林先后任专职副社长。

1986年,历史教学社由天津出版局管理,杨宝林任社长;1990年,侯万明任社长;2001年4月至今,刘文君(女)任社长。1998年,历史教学社与天津古籍出版社合并,但仍保留了历史教学社名称。

《历史教学》自创刊后,一直拥有一支由著名史学家组成的编委会队伍,他们为《历史教学》的发展付出了心血,作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历史教学编委会的成员在各时期有一些变化,从创立到现在,编委会分别在1952年、1954年、1961年、1979年、1986年和1994年进行了6次调整。自创刊始担任《历史教学》编委的有(按时间先后顺序):张政烺、杨生茂、李光璧、傅尚文、孙作云、丁则良、关德栋、郑天挺、吴廷璆、王金鼎、魏宏运、来新夏、钱君晔、尚钺、荣孟源、嵇文甫、王仁忱、耿夫孟、朱星、刘冀农、韦力、卢士林、巩绍英、雷海宗、翁独健、万九河、金宝祥、沈鍊之、梁寒冰、左建、潘强、吴雨、梁卓生、邱汉生、苏寿桐、李纯武、杨志玖、王玉哲、韩烽、王敦书、庞卓恒、程秀、张景贤、王连升、王永祥、罗澍伟、王宏志、李树人、郑先进、杜汉鼎。 《历史学习》是中国唯一面向高中生的历史杂志,自2005年第9期全面改版,栏目重新设置,有“高考导向分析”、“学科综合提示”、“理解教材”、“材料解读训练”等一系列新栏目。内容大体围绕高考要考什么?教学和复习中应注意什么?学生易忽略、易弄错的问题怎样解决,等等。改版后更突出了办刊特色——为高考服务,为高中教学服务,为高中文科生服务,并且增强了实用性,在装帧方面更贴近学生,增加阅读的快感。

  嘉业堂《二十四史》书箱二十四史是我国古代二十四部正史的总称。即:《史记》(汉·司马迁)、《汉书》(汉·班固)、《后汉书》(南朝宋·范晔)、《三国志》(晋·陈寿)、《晋书》(唐·房玄龄等)、《宋书》(南朝梁·沈约)、《南齐书》(南朝梁·萧子显)、《梁书》(唐·姚思廉)、《陈书》(唐·姚思廉)、《魏书》(北齐·魏收)、《北齐书》(唐·李百药)、《周书》(唐·令狐德棻等)、《隋书》(唐·魏征等)、《南史》(唐·李延寿)、《北史》(唐·李延寿)、《旧唐书》(后晋·刘昫等)、《新唐书》(宋·欧阳修、宋祁)、《旧五代史》(宋·薛居正等)、《新五代史》(宋·欧阳修)、《宋史》(元·脱脱等)、《辽史》(元·脱脱等)、《金史》(元·脱脱等)、《元史》(明·宋濂等)、《明史》(清·张廷玉等)。

  “正史”之名,始见于《隋书·经籍志》:“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清代乾隆皇帝钦定“二十四史”,“正史”一称即专指“二十四史”。按《四库全书》的规定,正史类“凡未经宸断者,则悉不滥登。盖正史体尊,义与经配,非悬诸令典,莫敢私增”,即未经皇帝批准,不得列入正史。

  二十四史总共3249卷,约有4000万字。它记叙的时间,从第一部《史记》记叙传说中的黄帝起,到最后一部《明史》记叙到明崇祯17年(公元1644年)止,前后历时4000多年,用统一的本纪、列传的纪传体编写。二十四史的内容非常丰富,记载了历代经济、政治、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等各方面的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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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四史的发展

  商务印书馆百衲本《二十四史》三国时期社会上已有“三史”之称。“三史”通常是指《史记》、《汉书》和东汉刘珍等写的《东观汉记》。《后汉书》出现后,取代了《东观汉记》,列为“三史”之一。“三史”加上《三国志》,称为“前四史”。

  历史上还有“十史”之称,它是记载三国、晋朝、宋、齐、梁、陈、北魏、北齐、北周、隋朝十个王朝的史书的合称。后来又出现了“十三代史”。“十三代史”包括了《史记》、《汉书》、《后汉书》和“十史”。

  到了宋代,在“十三史”的基础上,加入《南史》、《北史》、《新唐书》、《新五代史》,形成了“十七史”。

  明代又增以《宋史》、《辽史》、《金史》、《元史》,合称“二十一史”。

  清朝乾隆初年,刊行《明史》,加先前各史,总名“二十二史”。后来又增加了《旧唐书》,成为“二十三史”。后来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来的《旧五代史》也被列入正史,经乾隆皇帝钦定,合称“钦定二十四史”。乾隆四年至四十九年武英殿刻印的《钦定二十四史》,是中国古代正史最完整的一次大规模汇刻。

  1920年,柯劭忞撰《新元史》脱稿,民国十年(1921年)大总统徐世昌以《新元史》为“正史”,与“二十四史”合称“二十五史”。但也有人不将新元史列入,而改将《清史稿》列为二十五史之一。或者,如果将两书都列入正史,则形成了“二十六史”。[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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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版本

  毛泽东点评二十四史明南京国子监刻“二十一史”(南监本)

  明万历北京国子监刻“二十一史”(北监本)

  明崇祯毛氏汲古阁刻“十七史”

  清乾隆武英殿刻“清乾隆武英殿本二十四史”

  清同治光绪间五省官书局合刻“二十四史”

  民国商务印书馆印张元济辑“百衲本二十四史”

  中华书局排印“点校本二十四史”

  “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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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评价

  梁启超评价二十四史

  梁启超在《中国史界革命案》中说:“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

  点校本二十四史评价

  点校本二十四史,底本选择精当,点校体例谨严,点校确当,版式设计,清晰便览。

  点校本动员了全国史学家许多学有建树的专家学者和古籍整理工作者,历时二十余年,于1978年全部出齐,是迄今为止最好的二十四史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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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四史内容

  史记

  汉·司马迁著,130卷。

  《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开始,“史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

  作者司马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大约卒于汉武帝征和三年。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汉中央政府做太史令,负责管理皇家图书和收集史料,研究天文历法。司马谈打算编写一部通史,愿望没有实现就死去了。临死的时候,嘱咐司马迁完成他未竟的事业。

  司马迁幼年时就很刻苦,十岁开始学习当时的古文,后来跟着董仲舒、孔安国学过《公羊春秋》、《古文尚书》。汉武帝元朔三年,司马迁二十岁,满怀求知的欲望,游遍了祖国的名山大川,到处考察古迹,采集传说。通过对历史遗迹和西汉建国前后的史实的实地调查,司马迁开阔了胸襟,增长了知识,为后来编写《史记》作了很好的准备。司马谈死后,司马迁承袭父职,做了太史令,有条件看到大量的图书文献和国家档案,这对司马迁编写《史记》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

  汉武帝太初元年,司马迁开始编写《史记》。天汉二年,李陵率兵随李广利出击匈奴,兵败投降。汉武帝向司马迁询问对李陵的看法,于是,司马迁说,李陵投降,是因为众寡不敌,又没有救兵,责任不全在李陵身上。汉武帝认为司马迁有意替李陵庇护开脱,贬责汉武帝的爱姬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于是,把司马迁投进监狱,处以腐刑。三年后他被赦出狱,更加发奋写作《史记》。大约在征和二年,基本上完成了编撰工作。司马迁死后许多年,他的外孙杨恽才把这部五十二万多字的不朽名著公诸于世。

  《史记》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叙述了我国三千年左右的历史。《史记》序中写道,全书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提到《史记》缺少十篇。三国魏张晏指出这十篇是《景帝本纪》、《武帝本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后人大多数不同意张晏的说法,但《史记》残缺是确凿无疑的。今本《史记》也是一百三十篇,有少数篇章显然不是司马迁的手笔,汉元帝、成帝时的博士褚少孙补写过《史记》,今本《史记》中“褚先生曰“就是他的补作。《史记》取材相当广泛。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世本》、《国语》、《国策》、《秦记》、《楚汉春秋》、《诸子百家》等著作和国家的文书档案,以及实地调查获取的材料,都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重要材料来源。特别可贵的是,司马迁对搜集的材料做了认真地分析和选择,淘汰了一些无稽之谈。对一些不能弄清楚的问题,或者采用阙疑的态度,或者记载各种不同的说法。由于取材广泛,修史态度严肃认真,所以,《史记》记事翔实,内容丰富。

  汉书

  东汉·班固著,100卷。

  继司马迁撰写《史记》之后,班固撰写了《汉书》。班固,字孟坚,扶风安陵人,生于东汉光武帝建武八年。父亲班彪是一个史学家,曾作《后传》六十五篇来续补《史记》。《汉书》就是在《后传》的基础上完成的。和帝永元元年,班固随从车骑将军窦宪出击匈奴,参预谋议。后因事入狱,永元四年死在狱中。那时《汉书》还有八表和《天文志》没有写成,汉和帝叫班固的妹妹班昭补作,马续协助班昭作了《天文志》。班昭是“二十四史”中绝无仅有的女作者。

  《汉书》包括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它的记事始于汉高帝刘邦元年,终于王莽地皇四年。

  《汉书》的体例与《史记》相比,已经发生了变化。《史记》是一部通史,《汉书》则是一部断代史。《汉书》把《史记》的“本纪”省称“纪“,“列传”省称“传”,“书”改曰“志”,取消了“世家”,汉代勋臣世家一律编入传。这些变化,被后来的一些史书沿袭下来。

  《汉书》记载的时代与《史记》有交叉,汉武帝中期以前的西汉历史,两书都有记述。这一部分,《汉书》常常移用《史记》。但由于作者思想境界的差异和材料取舍标准不尽相同,移用时也有增删改易。

  《汉书》新增加了《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刑法志》第一次系统地叙述了法律制度的沿革和一些具体的律令规定。《地理志》记录了当时的郡国行政区划、历史沿革和户口数字,有关各地物产、经济发展状况、民情风俗的记载更加引人注目。《艺文志》考证了各种学术别派的源流,记录了存世的书籍,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图书目录。《食货志》是由《平准书》演变来的,但内容更加丰富了。它有上下两卷,上卷谈“食”,即农业经济状况;下卷论“货”,即商业和货币的情况,是当时的经济专篇。

  《汉书》八表中有一篇《古今人表》,从太昊帝记到吴广,有“古”而无“今”,因此引起了后人的讥责。后人非常推崇《汉书》的《百官公卿表》,这篇表首先讲述了秦汉分官设职的情况,各种官职的权限和俸禄的数量,然后用分为十四级、三十四官格的简表,记录汉代公卿大臣的升降迁免,详细的展现了当时的官僚制度和官僚的变迁。

  从思想内容来看,《汉书》不如《史记》。班固曾批评司马迁“论是非颇谬于圣人”。这集中反映了两人的思想分歧。所谓“圣人”,就是孔子。司马迁不完全以孔子思想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正是值得肯定的。而班固的见识却不及司马迁。从司马迁到班固的这一变化,反映了东汉时期儒家思想作为封建正统思想,已在史学领域立稳了脚根。

  后汉书

  南朝宋·范晔著,120卷。

  《后汉书》九十卷,南朝宋范晔撰。范晔字蔚宗,顺阳人。出身于一个世族家庭。他的祖父范宁曾任晋豫章太守,著《谷梁集解》一书。《十三经注疏》中的《谷梁传注疏》就是以《谷梁集解》为基础写成的。他的父亲范泰官拜金紫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是宋武帝刘裕的得力助手。他博览群书、潜心著述,作《古今善言》二十四篇。所以范晔有很深的家学渊源,一直以名门之后自居,生性孤傲,不拘小节,仕宦不甘居人后,著述也不甘居人后。以此成名,也以此丧身。

  元嘉九年,范晔在为彭城太妃治丧期间,行为失检得罪了司徒刘义康,被贬为宣城太守,范晔郁郁不得志,就借助修史来寄托他的志向,开始写作《后汉书》。元嘉二十二年,当他完成了本纪、列传的写作,同时又和谢俨共同完成《礼乐志》、《舆服志》、《五行志》、《天文志》、《州郡志》等五志的时候,有人告发他参与了刘义康的篡位阴谋,因此下狱而死。谢俨怕受牵连,毁掉了手中的志稿,使《后汉书》只有纪传部分流传了下来。

  在范晔《后汉书》之前,已问世的有关东汉历史的重要著作不下十部,范晔以《东观汉记》为基本史料依据,以华峤书为主要蓝本,吸取其他各家书的长处,删繁补缺,整齐故事,超越众家,后来居上。所以到了唐代,范晔《后汉书》取代《东观汉记》,与《史记》、《汉书》并称“三史“,盛行于世。而诸家《后汉书》,除袁宏《后汉纪》外,都相继散亡。于是范晔《后汉书》成为我们现在研究东汉历史的最基本的依据。范晔《后汉书》的记述,起于刘秀起兵推翻王莽,终于汉献帝禅位于曹丕,详载了东汉一百九十五年的历史。

  三国志

  西晋·陈寿著,65卷。

  《三国志》,六十五卷,包括《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主要记载魏、蜀、吴三国时期的历史。作者陈寿,字承祚,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人,生于汉后主刘禅建兴十一年(233年),死于晋惠帝元康七年(297年)。他在蜀汉做过官,三十岁时,蜀汉政权灭亡,入晋后做过晋平令、著作郎。陈寿写《三国志》以前,已出现一些有关魏、吴的史作,如王沈的《魏书》,鱼豢(换)的《魏略》,韦昭的《吴书》等。《三国志》中的《魏书》、《吴书》,主要取材于这些史书。蜀政权没有设置史官,无专人负责搜集材料,编写蜀史。《蜀书》的材料是由陈寿采集和编次的。陈寿写书的时代靠近三国,可资利用的他人成果并不多,加上他是私人著述,没有条件获得大量的文献档案。我们阅读《三国志》时,就会发现陈寿有史料不足的困难,内容显得不够充实。陈寿没有编写志。我们要了解三国时代的典章制度,只好借助于《晋书》。《三国志》善于叙事,文笔简洁,剪裁得当,当时就受到赞许。与陈寿同时的夏侯湛写作《魏书》,看到《三国志》,认为没有另写新史的必要,就毁弃了自己的著作。后人更是推崇备至,认为在记载三国历史的史书中,独有陈寿可以同《史记》、《汉书》相媲美,可惜的就是内容太少。因此,其他各家的三国史相继泯灭无闻,只有《三国志》一直流传到现在。

  晋书

  唐·房玄龄等著,130卷。

  《晋书》一百三十卷,包括帝纪十卷,志二十卷,列传七十卷,载记三十卷,记载了从司马懿开始到晋恭帝元熙二年为止,包括西晋和东晋的历史,并用“载记”的形式兼述了十六国割据政权的兴亡。

  唐太宗是一位有所作为的君主,他非常重视史书的撰修工作,而在唐太宗以前,有关晋代的史料,没有一家令人满意的。唐太宗在修晋书诏中对各家史著逐一进行了批评。撰写一部系统、完整、旨趣较高的晋史,是唐太宗的一大心愿。贞观二十年他下诏让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担任监修,组织编写《晋书》。

  众人撰写《晋书》,从受命到成书,仅历时两三年。成书时间之所以较短,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晋书》由于有政府作后盾,人力、物力、财力和图书档案资料都有保证,这些条件,是私人修史无法比拟的。二是有多种晋史著述可供参考。由于有蓝本作为依据,成书自然较为容易。

  《晋书》在取材方面,不十分注意史料的甄别取舍,喜欢采用小说笔记里的奇闻轶事,《搜神录》、《幽明录》中一些荒诞不经之谈也加以收录,有损于它的史料价值。另外,书中有记事前后矛盾和疏漏遗脱的地方。《晋书》的执笔人,大多数擅长诗词文赋,撰史过程中,有片面追求词藻华丽的倾向。因此,后人批评它“竞为绮艳,不求笃实”。这也是《晋书》的缺点之一。

  宋书

  南朝梁·沈约著,100卷。

  《宋书》是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著,记述南朝刘宋王朝自刘裕建基至刘准首尾六十年的史实,为沈约所撰。全书一百卷,纪十卷,志三十卷,列传六十卷。作者根据何承天、徐爱等所著宋史旧本,旁采注纪,撰续成书。

  纪传部分成于南齐永明六年,诸志当成于隆昌元年之后。全书以资料繁富而著称于史林,为研究刘宋一代历史的基本史料。

  各志工程巨大,内容详备,篇幅几占全书之半。志前有《志序》,详述前代修志情况,并上溯各志所记制度源流,可为考补前史缺志之助。《州郡志》记三国以来地理沿革并及东晋以来侨州郡县情况,有补于史事考证。《律历志》全载景初、元嘉、大明三历文字,为历法学的珍贵资料。

  《乐志》记叙汉魏及两晋乐府情况,乐府诗章有分类开录,并保存有汉魏以来大量乐府诗篇及乐舞文辞,其中“古辞”多为汉代遗篇,是研究乐府及诗史的重要文献。纪传叙事详密,列目入载二百三十余人。纪传中收录的大量诏令、奏疏、书札及文章,虽冗长,但有多方面的史料价值。

  《宋书》的作者沈约,是南朝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声律学家,字休文,吴兴武康人。父沈璞,刘宋时为淮南太守,元嘉末年于皇族争权夺位之乱中被害,沈约时年十三岁。少年时代,沈约横遭家难,潜窜流寓,家境孤贫。他笃志好学,读书昼夜不倦,遂博通群籍,善属诗文。天监十二年卒,年七十三岁,谥曰“隐”,后世亦称“隐侯”。

  南齐书

  南朝梁·萧子显著,59卷。

  《南齐书》记述南朝萧齐王朝自齐高帝建元元年至齐和帝中兴二年,共二十三年史事,是现存关于南齐最早的纪传体断代史。原名《齐书》,至宋代为区别于李百药所著《北齐书》,改称为《南齐书》,撰著者为萧子显。

  萧子显,字景阳,南朝历史学家、文学家。出身皇族,萧子显博学多识,长于写作,又是自齐入梁的贵族人物,对南齐许多史事、王室情况是熟悉的或是亲自经历过的,加之梁朝取代南齐,未经重大战乱,许多图书文籍得以保存,都为萧子显撰著史书提供了有利条件。

  《南齐书》现存五十九卷,其中帝纪八卷,志十一卷,列传四十卷。所缺一卷为《自序》。

  梁书

  唐·姚思廉著,56卷。

  《梁书》记载自梁武帝萧衍建国至梁敬帝萧方智亡国共五十六年间的历史,是姚察及其子姚思廉两代人辛勤撰写完成的。

  姚察,字伯审,吴兴武康人,南朝历史学家。历经梁、陈、隋三朝,于陈朝任秘书监、领大著作、吏部尚书等职,于隋朝任秘书丞。入隋后于文帝开皇九年又受命编撰梁、陈两代历史,未竟而卒。临终时遗命,嘱其子姚思廉继续完成撰史工作。

  姚思廉,字简之,姚思廉在撰史工作中,充分利用了其父已完成的史著旧稿。自贞观三年至贞观十年,历时七年最终完成了《梁书》与《陈书》的撰写工作。

  姚察及姚思廉父子虽为史学家,但都有较深厚的文字素养,于史文撰著方面,文字简洁朴素,力戒追求辞藻的华丽与浮泛,继承了司马迁及班固的文风与笔法,在南朝诸史中是难能可贵的。

  陈书

  唐·姚思廉著,36卷。

  《陈书》是南朝陈的纪传体断代史著作,记载了自陈武帝陈霸先即位至陈后主陈叔宝被隋文帝灭国首尾三十三年间的史事,由姚察及其子姚思廉两代人撰写的。姚察,字伯审,吴兴武康人,姚思廉,字简之,陈亡后,迁家关中,为万安人。两人事迹已于本书《梁书》前言中作了介绍,可以参阅。

  《陈书》中的帝纪六卷,列传三十卷,共三十六卷,无表志。

  陈朝封建政权只存在了三十三年,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没有特别的建树,或许与此有关。《陈书》内容比不上《梁书》那样充实,本纪和列传都过于简略。

  魏书

  北齐·魏收著,130卷。

  《魏书》,一百二十四卷,其中本纪十二卷,列传九十二卷,志二十卷。因有些纪、列传和志篇幅过长,又分为上、下、或上、中、下三卷,实共一百三十卷。北齐魏收撰。

  鲜卑族是我国古代东北大兴安岭东麓一个古老的民族。公元一世纪末,随着匈奴帝国的解体,鲜卑族逐渐向西迁徙,成为大漠一个强大的民族集团,公元三世纪初,鲜卑拓跋部首领猗卢在塞北建立了代国,公元376年,代政权被氐族建立的前秦消灭。公元386年,拓跋鲜卑各部复拥拓跋珪为代王,重建政权。拓跋珪解散了拓跋鲜卑原有的部落组织,定居农耕,迁都平城,于公元398年改称魏,史称北魏。由于吸收先进的汉族文化,北魏国力日益强盛,终于在公元439年统一中国北方,结束了十六国时期的动荡局面。公元493年,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改姓元氏,推行了一系列汉化改革措施。到宣武帝元恪时,北魏达到鼎盛时期,在西边夺取汉中,进窥巴蜀,在东边巩固了洛阳周边的防御,并与梁朝争夺淮南,但不久就由于政治腐败和人民的反抗而崩溃,分为东魏和西魏两个对峙的政权。《魏书》记载了鲜卑拓跋部早期至公元550年东魏被北齐取代这一阶段的历史。

  拓跋时就曾命令邓渊撰《代记》十卷,按年月编次本朝史事。太武帝拓跋焘神嘉二年,诏撰《国记》,由崔浩定为编年体,成书三十卷。

  《魏书》在流传过程中亡佚甚多,本纪缺二卷,列传缺二十二卷,此外又有三卷残缺不全,分别由后人取其它史书补足。

  魏收,北齐钜鹿下曲阳人,字伯起,小字佛助。他机警能文,与温子升、邢子才号称三才子,但生性轻薄,人称“惊蛱蝶”。他奉命著《魏书》时曾声称:“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则使入地。”书成之后,众口喧嚷,指为“秽史”,魏收三易其稿,方成定本。

  北齐书

  唐·李百药著,50卷。

  北魏末年,北方六镇发生声势浩大的反叛浪潮,后出身于怀朔镇低级武官的高欢获得了对二十余万鲜卑人的领导权,控制了北魏朝政。公元534年,高欢所立的孝武帝元修被逼西奔长安,高欢于是另立孝静帝元善见,迁都邺城,史称东魏。公元550年,高欢之子高洋废孝静帝自立,建立北齐。东魏、北齐统治区域南至长江,与梁、陈两朝先后对峙,西边在今山西、河南、湖北,与西魏、北周分界。公元577年,北齐被北周吞并。

  《北齐书》本名《齐书》,宋时才加一“北”字而成今名。它虽以记载北齐历史为主,但实际上记述了从高欢起兵到北齐灭亡前后约八十年的历史,集中反映了东魏、北齐王朝的盛衰兴亡。

  李百药(公元565--648年),字重规,定州安平(今河北安平)人,出身仕宦之家。李百药从小好学,博览经史著作,隋初曾任太子舍人,袭父爵为安平公。贞观二十二年卒,享年八十四岁。

  北齐政权中,皇族内部叔侄、兄弟相互残杀,使这个二十年的短命王朝换了六个皇帝。《北齐书》对封建统治者之间的权势争夺有较多的叙述。《北齐书》在流传过程中残缺严重,现在只有十七卷保持原貌,其他都是后人用《北史》等著作增补,这使《北齐书》的价值大大降低。

  周书

  唐·令狐德棻等著,50卷。

  《周书》,五十三卷,其中本纪八卷,列传四十二卷。唐令孤德主编,参加编写的有岑文本和崔仁师。

  北魏末年,政治动荡,乱事遍起。出身于北魏北方六镇中武川镇的宇文泰,率领一批以武川镇人为主的鲜卑族军队,联合关陇地区的汉人豪族武装,建立起西魏政权。后宇文泰的第三子宇文觉在公元557年代魏建周,史称北周。西魏、北周这两个前后相续的政权,统治区域大致包括今天陕西、宁夏、甘肃和四川的大部,山西西南部、湖北西部及河南西部。与东边的东魏、北齐和江南的梁、陈成鼎足之势。公元577年,北周灭北齐,统一中国北方。公元581年,杨坚代周,建立隋朝。

  《周书》虽以“周”题名,但实际上记述了从公元534年东、西魏分裂到杨坚代周为止四十八年的西魏、北周的历史。

  《周书》由于根据的资料贫乏,再加上它所记载的人物多是本朝显官的祖先,因而显得单薄而不尽合事实。但它基本上反映了宇文政权的建立,建立后三个封建政权之间的战争,以及宇文政权上层集团内部斗争的情况,是研究和了解西魏、北周历史最基本、最原始的一部史书。

  隋书

  唐·魏征等著,85卷。

  《隋书》共八十五卷,其中帝纪五卷,列传五十卷,志三十卷。本书由多人共同编撰,分为两阶段成书,从草创到全部修完共历时三十五年。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令狐德提出修梁、陈、北齐、北周、隋等五朝史的建议。次年,唐朝廷命史臣编修,但数年过后,仍未成书。贞观三年(公元629年),重修五朝史,由魏征“总知其务”,并主编《隋书》。《隋书》的作者都是饱学之士,具有很高的修史水平。

  《隋书》是现存最早的隋史专著,也是《二十五史》中修史水平较高的史籍之一。

  首先,它有明确的指导思想。下令修隋史的唐太宗亲历了灭隋的战争,在执政之后,他经常谈论隋朝灭亡的教训,明确提出“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的看法。汲取历史教训,以史为鉴就成了修隋史的指导思想。其次,《隋书》弘扬秉笔直书的优良史学传统,品评人物较少阿附隐讳。主编魏征刚正不阿,他主持编写的纪传,较少曲笔,不为尊者讳。如隋文帝之“刻薄”专断,“不悦诗书”,“暗于大道”,隋炀帝矫情饰貌,“锄诛骨肉,屠剿忠良”等情况,都照实写来,了无隐讳。再次,《隋书》保存了大量政治、经济以及科技文化资料。其中十志记载梁、陈、北齐、北周和隋五朝的典章制度,有些部分甚至追溯到汉魏。

  南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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