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书籍,为什么都用线装而不用胶装?

栏目:古籍资讯发布:2023-08-06浏览:3收藏

古代书籍,为什么都用线装而不用胶装?,第1张

线装出现的并不是很早,用所谓的“胶”(按照粘贴药剂理解吧)其实更早一点,当然不是现代那种 。现代的胶和过于酸化的纸张,导致现代书籍的寿命和古籍寿命完全没法比。在线装出现以前,用到粘贴剂的大概有这么几种:卷轴装:3-10世纪的主要装帧形式。基于纸本说,纸本从现存的藏经看,有的是将印好行格的纸一张张接起来,就是粘;旋风装:按照黄永年先生《版本学》里的理解,和经折装非常接近的样子。经折装:把连接成长条的经卷按一定宽度折叠起来,又称梵册。粘接需要用浆糊;粘叶装:佛典的一种装帧形式,将书叶对折,书根涂上浆糊,一叠一叠粘起来;蝴蝶装:和现在的线装反着折,书脑处需要粘贴;包背装:折叠方法和线装一样了,书脑处或订纸捻,再把书衣裹在外面,是要粘的。总体来说,传统古籍用的胶都是便于清除的,换言之,都是可以拆开重装的。蝴蝶装时代的书,到了线装时代就多被修缮重装,这也是蝴蝶原装保存极少的原因。相关可参考杜伟生老师的《中国古籍修复与装裱技术图解》。因为书籍装帧用的胶水(即化学合成类胶)是现代才出现的。线装是明朝中叶出现于明朝中叶,其实更早时候的包背装、蝴蝶装、册页装(旋风装经折装都算是它的过度)才是主流。之所以你看到的都是线状,除了更易保存之外,跟明清时期书籍印刷数量大幅增长也有关。

一、书籍装帧设计的内容

书籍装帧的内容主要包括书籍造型设计、书籍封面设计、书籍护封设计、书籍环衬设计、扉页设计、插图设计、开本设计、版式设计以及相关的纸张材料的应用、印装方法的确定。这些是书籍装帧设计的主要构成部分,也是看一本书籍设计成功与否的重要元素。

生活中常见的书籍装帧的装订方式有哪些

出色的书籍装帧设计要注意些什么

二、书籍装帧设计形式的分类

书籍装帧设计按照其形式划分分为中式和西式两种类型。中式主要包括简策装、卷轴装、旋风装、经折装、蝴蝶装、包背装和线装;西式主要分为平装装订、精装装订、活页装订和散装装订。我们重点说一下中式的书籍装帧。

1、简策装。竹简约起源于西周后期,一直延用到公元4世纪。竹简是纸发明前最具代表性的书籍形制。它可以根据文章的长短,任意确定简数,一简书字一行,最后用上下两道绳编串起来,卷捆后保存,还有苇编和丝编两种,考究者用织物缝袋装入。竹简除以竹制成外,也有用木者称木简。与竹简并行的还有木牍,制成长方形木片,用于书写短文。

2、卷轴装。又称卷子装,它是早期的图书装帧形式。与装裱好的书画相似,在长卷帛书、纸书的左端安装木轴,旋转卷起。

3、旋风装、经折装。唐代初期,在卷轴装的基础上,又出现一种旋风装,过去,由于只见记载,未见实物,因而对旋风装的形制众说不一,也有人认为是将经折装首尾相连即为旋风装。经折装起源下南北朝,其形制是将所写书页按顺序裱贴在一起,再一正一反连续折叠,再裱以前后护封。印刷术发明后,卷轴装、经折装仍在继续使用,但在使用材料,开本的大小,装潢工艺等 方面,仍不断有新的发展。并且随着印刷技术的发展,新的书籍装帧形式也不断出现,先后有蝴蝶装、包背装、线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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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蝴蝶装。蝴蝶装是印刷术发明后新出现的书籍装帧形式。蝴蝶装的应用,是书籍装帧形制的一大改革。是书籍从卷轴、经折向册页的转变,从而确定了一直延用至今的书籍基本装帧形制。

5、包背装。是指将印好的书页版心向外对折,书口向外,然后用纸捻装订成册、再装上书衣,由于全书包装上厚纸做皮,不见线眼,故称为包背装。

6、线装。线装书是传世古籍最常用的装订方式。它与包背装的区别是不用整幅书页包背,而是前后各用一页书衣,打孔穿线,装订成册。

开卷惊蝶舞,舒页展龙鳞。

书籍和阅读是人类文明传承的主要载体。

可以记录的文字,是一种文明能够得以延续的种子,而书籍就是这枚种子得以生长的土壤。

浩繁卷帙,“甲金篆隶草楷行”。

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可以绵延而不绝,包罗万象的文字记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作为实用艺术的书籍装帧也与书籍内容同生共长,并被赋予了神圣的意义。

现代社会,工业化机械批量生产的现代书籍,让一本书少了“书墨味”,那是一种笔墨混合植物纤维的味道,这便是所谓的“书卷气”。

所以说一本书是有灵魂的。其实跟人一样,不一样的书也有着不一样的性格,不一样的装帧样式有着不一样的风格韵味。

蝴蝶装

起舞蹁跹,一页一两金,流芳百世。

书页有字的一面相向对折,集齐后的书叶背面相对,折口处每边涂上2至3毫米的浆糊,依次粘好作为书背。切齐其余三面,再用一张比书叶稍长点儿的厚纸作为书皮,书皮正中间和整个书背粘紧,把所有书叶包裹起来。

1900年敦煌藏经洞出土大量宋前古籍,保留了丰富的古籍装帧形态。“一页一两金”的宋版书多属此装,从外表看很像现在的平装书或简精装书。当我们打开书的时候,书页就向两边张开,宛若蹁跹起舞的美丽蝴蝶。

龙鳞装

逐叶翻飞,形似旋风,鳞次相积。

在熟悉的卷轴装的底线下,把写好的书页按顺序自右向左先后错落叠粘,从右向左卷收,展开时宛如旋风,所以也叫“旋风装”,而整卷都展开后页纸错落相积形似鱼鳞,又叫“鱼鳞装”。虽然保留了卷轴装书的躯壳和外观,但书页容量却大了很多。

这是宋代宣和年间的装裱工匠,为修复书叶两面都有字的书籍而创造的装订形式。在书史上虽是昙花一现,但却是一个重要的环节,书页子的概念就是从旋风装开始的,对册页书的出现具有重要的意义。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刊谬补缺切韵》是如今唯一一件龙鳞装书籍。

粘叶装

这种装帧形式会根据书叶纸张薄厚产生不同做法。书叶纸薄的就单面书写,有字的一面相向对折,无字的一面依次粘连,把全部书叶连接起来成为一册。纸张较厚的则在没写字之前先对折一下,折口向右,分成四面,依次按纸背、纸面、纸面、纸背顺序书写,然后排好粘接起来。这是当时的人们为了便于翻阅而特意设计的,因为要经常随身携带、翻阅,书的四个角也大多被剪切成圆弧形,在唐末、五代时期非常流行。

缝缋装

“缝”就是用针线连缀,“缋”原是指成匹布或帛的头和尾代指书背,它和线装书最大的差别是在缝线的方法上,线装书订线的方法主要是缠绕书背,而缝缋则是在书页折缝处连缀。

数页为一叠对折成长方形,确定叶码顺序,再按顺序抄写,然后几叠放在一起用线串连,以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现在书籍印刷前的排版,它从制作的过程、装订的成品和现在流行的精装书非常相似,是现代精装书籍的前身。

梵夹装

古代印度,人们习惯把佛教刻、写在贝多罗树的叶子上,并把这种写有佛经的贝叶称为“贝叶经”。梵夹装是贝叶经特有的装订形式,因其上多书写梵文而得名,隋唐时期传入我国。

把书页码放整齐,前后各用一块与贝叶规格相同的薄木板夹住,,木板中心两侧各钻一个直贯穿木板和全部贝叶的小孔,再拿一根长绳分别从两个洞中穿出,把木板和贝叶串连在一块并捆扎起来。

除了以上几种特殊的装帧,卷轴装、线状、经折装这三种形态也非常经典,而这些别出心裁的装帧虽然看起来简单,但一页一线的变动都经过深思熟虑的精心设计而非随意为之,从色彩调赋到材料应用都蕴藏着深厚的文化底韵。

“不把装帧当成一种美化,一种外加的装饰,一种锦上添花,而是将自己的感受、情感、思考投入其中,再一并升华出来。”

冯骥才老先生的这句话是对中国古籍装帧艺术最适当的诠释,而古籍装帧之所以可以呈现如此丰富多彩的姿态,就是因为那种手工时代特有的人情味和匠人心。

 从总体看来,历代流传下来的古籍分为抄写本、刻印本两类,抄写本即人工抄写的图书,那古书的收藏知识是什么呢下面是我为你整理的古书收藏知识,希望对您有用。

古书收藏知识

 古籍的装帧

 在印刷术发明以前,图书是抄写的缣帛和纸张上,采用长卷形式,阅读时展开,平时卷起。这一时期的图书只能是卷轴装。韩愈《送诸葛亮觉往随州读书》诗称:"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一一悬牙签,新若手未触。"欧阳修《归田录》也说:"唐人藏书皆作卷轴。"雕版印刷普及以后,由于书版各自成块,卷轴装已不适用,古籍装帧改进为册页形式,先后出现旋风装、经折装、包背装、线装几种形式。线装的形式一直沿用至今。

 卷轴装 又称卷子装,早期的图书装帧形式。与装裱好的书画相似。在长卷帛书、纸书的左端安装木轴,旋转卷起(图1)。敦煌石室中发现的大批唐五代写本图书,都采用这一方式。据记载,古代宫廷收藏的卷轴装图书十分考究,《隋唐经籍志》描述秘阁藏书:"上品红琉璃轴,中品绀琉璃轴,下品漆轴";《唐六典》描述内府藏书:"其经库书,钿白牙轴,黄带红牙签;史库书,绿牙轴,朱带白牙筌。"进入版刻时代,图书改为册页形式,仍有一些采用卷轴装,如《开宝藏》、《赵城金藏》等。

 旋风装 在一素纸长卷上面依次粘贴书页,每页正反两面书写文字,展开长卷可翻页阅读。守张邦基《墨庄漫录》形容其"逐叶翻飞,展卷至末,仍合为一卷。"这种装订特点是外表仍为长卷,里面却是错落有致的书页,实为介于卷轴装和经折装之间的一种装订形式。大约盛行于唐代。故宫博物院藏有唐写本《刊谬补缺切韵》五卷,即是采用这种旋风装。

 经折装 又叫梵夹装、折子装。将图书长卷按一定宽度左右折叠起来,加上书衣,使之成为可以随时展读的册子。历代刊刻佛经道藏,多采用这种装订形式。古代奏折、书简也常采用这一形式。

 蝴蝶装 将每页书在版心处对折,有文字的一面向里,再将若干折好的书页对齐,粘贴成册。采用这种装订形式,外表与现在的平装书相似,展开阅读时,书页犹如蝴蝶两翼飞舞,故称为蝴蝶装。蝴蝶装是宋元版书的主要形式,它改变了沿袭千年的卷轴形式,适应了雕版印刷的一页一版的特点,是一重大进步。《明史艺文志》序称秘阁书籍皆宋元所遗,无不精美。装用倒折,四周外向,虫鼠不能损。"但这种版心内向的装订形式,人们翻阅时会遇到无字页面,同时版心易于脱落,造成掉页,所以逐渐又为包背装取代。

 包背装 将印好的书页版心向外对折,书口向外,然后用纸捻装订成册,再装上书衣,由于全书包上厚纸作皮,不见线眼,故称凶背装。包背装出现于南宋,盛行于元代及明中期以前。清代宫廷图书如历朝实录、《四库全书》也采用这种装订方式。包背装改变了蝴蝶版心向内的形式,不再出现无字页面,但未解决易散脱页的缺点,所以后来又发展为线装形式。

 线装 线装书是传世古籍最常用的装订方式。它与包背装的区别是,不用整幅书页包背,而是前后各用一页书衣,打孔穿线,装订成册。这种装订形式可能在南宋已出现,但明嘉靖以后才流行起来,清代基本采用这种装订方式。其特点是解决了蝴蝶装,包背装易于脱页的问题,同时便于修补重订。

 从以上可以看出,古籍的装订有一个发展演进过程。不同时期流行不同的形式,了解这一进程,对古籍的年代鉴定十分重要。传世宋版书多经过后人重新装修,或改为包背装,或改成线装,但仔细观察,仍能在版心处发现粘贴痕迹,书页外沿则有磨损痕迹。

 几部古籍版本著作比较谈

 版本学的研究与探讨源于宋代。汉、唐虽经过几次大规模的古书校勘、注释、编目,但印刷业尚未形成,零星的版本记载仅限于正经正史的修订。南宋尤袤著《遂初堂书目》开创了一书兼载数种版本的先例;(宋)岳珂著《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被后世称为第一部系统记录版本知识的著作。明代视宋版为珍稀之物,藏书家、校勘家逐步摸索各种版本的特征、优劣,可惜这些版本学史料只散见于笔记、杂记中。清代学者开始罗列诸本、考证源流、登录刻工、详论纸墨。钱曾著《读书敏求记》奠定了古籍版本鉴定的基本原则。《天禄琳琅书目》及它的《后目》已把版本学的核心——善本书的收藏与鉴定推到了极致。清代学者对版本学贡献最大的当属专门记载版本状况的各种题跋记,尤以“顾批黄跋”为最。后人汇集成书的有为顾千里著的《思适斋书跋·书跋辑存》,为黄丕烈著的《士礼居藏书题跋》、《续记》、《再续记》,《荛圃藏书题识》等。

 近现代是版本学集大成的时代。叶德辉著《书林清话·书林余话》是古籍版本学第一部专门著作;张元济著《中国版本学》(1916年)与孙毓修著《中国雕板源流考》(1918年)把版本学从史学中独立出来;钱基博著《版本通义》总结了前人的成就,把版本学列入学术研究体系。

 新中国成立后,介绍版本知识的书,有毛春翔的《古书版本常谈》(1965年初版,1977年再版)。此书已是收藏品,配有插图,通俗易懂,可惜明代部分较凌乱,清代部分过于简单;陈国庆著《古籍版本浅谈》于版本学名词解释简明扼要,但不全面,适于入门者;魏隐儒著《古书版本鉴定丛谈》(1984年初版),体例较完备,也有实际经验的总结,只是不谈价格,宜专业人员参考;李致忠著《古书版本学概论》、《中国古代书籍史》,刘国钧著《中国书史简编》,曹之著《中国古籍版本学》,张绍勋著《中国印刷史话》等,都是从史的角度论述版本学、目录学、内容系统可靠,又有最新史学发现佐证,惟厚古薄今,实用性差些。

 在谈到版本学专门著作时,不能不谈到两部流传稀少的油印品:一是北京大学陈宏天教授的《古籍版本概要》(1987年讲义稿),其特点是专业性、系统性强,表列详尽,论断精到,清代部分尤为各书所不及;可惜重学术、轻市场,非专业人员不感兴趣。二是北京中国书店编《古籍版本知识》(上、下),1980年油印本。书出于古籍鉴定大师雷梦水、张宗序手笔,在内部流传。笔者珍藏此书初版本,且有雷梦水先生签名,捧读二十年,收益最大。该书列举资料极为丰富,如清代武英殿刻书、官书局刻书、民国精刻本等都是各书所论不及的。关于版本鉴定方面,该书也极富特色,真假俱呈,详辨优劣,特别是从价格上来判断版本取舍,“实战”性极强;当然系统性、条理性就不够了。从价值、价格上判断版本的著作,最具参考性,爱好者也颇关心,但学者们却言之甚少。笔者醉心古籍收藏多年,有几本书在论及版本价格方面很实用,也很具史料价值,一并开列出来,供书友参考:

 《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1983年商务初版,详列1912年至1947年古籍善本收集价格及善本影印、复制印刷史话;

 《艺风堂友朋书札》(上、下),1980年上海古籍初版(中华文史论丛增刊本),详载缪荃孙先生等七十人清末民初收售善本价格及藏书聚散史话;

 《弢翁藏书年谱》,李国庆编,2000年黄山书社出版,详载藏书家周叔弢先生六十年购书、访书、藏书史料,价格精准,详备。

 目前北京中国书店联合中国嘉德、北京翰海、上海国拍、上海朵云轩、上海敬花等各大拍卖公司合作整理出版九年来《中国拍卖古籍文献目录》(2002年1月上海书店出版)及《续集》(2002年8月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详载百余场(2000年底前)拍卖实况,极具市场参考价值。书中对拍品的断代、提要、说明等都经专家审核、把关,恐怕这就是最新的版本学参考资料了。

 版本目录与鉴定古籍

 我国古代,虽自图书诞生之日起,藏书管理者就开始编制图书目录,但是直到雕版印刷术发明以后,人们才真正开始重视编制藏书的版本目录。

 所谓版本目录,就是指著录图书的篇目和主要内容,并详细著录图书的作者或编者,以及出版者、出版年代等情况的书籍,是著录和记载版本简况的专用工具书。南宋初年尤袤编制的《遂初堂书目》,被公认为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版本目录。

 明清时期,是著述版本目录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的公私藏书版本目录,对版本的著述更加详细,不仅记载了图书的篇目、主旨、作者、出版者,还简略记述了版本的特征、源流等情况。但明代的版本目录学术价值不大,而清代的则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与参考价值。如钱曾的《读书敏求记》、于敏中等的《天禄琳琅书目》、纪昀等的《四库全书总目》等,著录古籍版本最为翔实,在藏书界影响很大,是权威性很高的版本目录书。

 民国以后,著名版本学家孙殿起所著的版本目录《贩书偶记》及《贩书偶记续编》,是近一内蒙最实用和常用的版本目录工具书。新中国建立后,国家专业古籍出版社陆续编辑和出版了《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上海图书馆善本书目》、《中国古籍善本书提要》、《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等重要版本目录工具书,成为当代图书馆、藏书家及古籍藏书爱好者最好的参考书。

 古籍版本目录的编制,按不同标准有如下分类:一是按国家目录、私人目录、史志目录3种;二是按学术内容分类,有综合性目录和专科目录2种;三是按编篡目的分类,有举要目录、缺书目录、辨伪目录3种;四是按收录范围分类,有丛书目录、地方目录、个人著述目录、善本目录、知见目录等。

 版本目录与古籍鉴定紧密联系。因为从古至今的版本目录,系统揭示了各个时代古籍图书的存佚状况,著录了历代古籍不同版本的源流、特征及概况,成为鉴定古籍版本真伪及其价值的重要依据。具体来说,版本目录对于古籍鉴定有如下几个方面的作用:

 第一,帮助了解古籍概况。我国古代典籍浩如烟海,这些典籍分别著录在历代正史艺文志、经籍志、官修书目、私藏书目等目录中。阅览这些目录,能使我们较清楚地了解到各个朝代古籍的刊流、流通、收藏及存佚概况,从而便于比较、鉴定新近发现和收藏到的古籍。如果你看到一部古籍实物,可先对其外观、纸张等等进行初步鉴定,然后再与相应年代的版本目录进行对照。如果古籍实物与版本目录著述相符,即可做出鉴定结果;如果实物与著录不符,则要进一步查找资料,弄清是非,不能轻易下结论。

 第二,便于识别版本真伪。凡对版本目录了若指掌的人,都能详细了解古籍的书名、篇卷、作者、版刻、函册、提要的等情况,从而可以具体考证和辨别古籍的真伪。如汉代刘向父子所著《七略》,在《隋书经籍志》与《新唐书艺文志》两部目录书中均有著录,而在《宋史!艺文志》中却不见著录,说明《七略》一书在唐宋间已经失传。如果在宋代以后发现署名《七略》的古籍,除辑佚本外,其余可判定为伪本。

 第三,公正审定版本价值。当你发现收集到一部古籍时,可通过查阅《四库全书总目》、《贩书偶记》等版本目录,了解该书的递藏、传承等情况,从而可以正确判定其收藏价值;如果该书在以上版本目录中没有著录,则会有两种可能:一是伪书,二是海内孤本。到底属于哪种情况,则需进一步查阅其他古籍鉴定工具书,或请教有经验的鉴定人员协助鉴定。运用各种方法验明其正身后,就可以准确判定其价值。

 历代古籍版本目录有时也难免出现一些讹误。所以,利用版本目录鉴定古籍,还要有清醒的头脑和主见,不可盲从,以免出现错误。

 古籍的收藏与辨伪

 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有藏书的传统,在书房内放大镜置几册古书,既能显示出儒雅的生活情趣,又能体现出藏书者的文化修养。如今太平盛世,收藏风日渐趋浓,继字画、瓷器等收藏品之后,古籍又成为收藏者收藏投资的一个新热点。尤其是在拍卖会上,线装古籍连连拍出令人吃惊的高价后,更是激发了人们对古籍收藏的兴趣,同时,引得深藏民间的古籍纷纷浮出水面。近日,记者就古籍的收藏采访了南昌的古籍收藏家王令策和周海鹰先生。

 哪些古书具有收藏价值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古籍拍卖会场场火爆,且价格越拍越高。书价大幅提升是否等于所有古籍都能升值王令策认为,善本古籍和版画古籍的增值潜能较大。

 善本古籍主要指具有历史文物、学术资料和版本艺术价值的版本书。它包括内府刊刻的殿版书,海内外绝无仅有的孤本,内容好、书法精的明清抄本,以及清初以前的精美刻本。年代越久远,书品就越珍贵。往往衡量私人藏书是否达到藏书家水平,也经常以收藏多少善本书为标准。

 宋版书一向被认为善本书之佼佼者,有“一页宋版,一两黄金”之说。由于宋版书弥足珍贵,有宋版书的人大都不愿意轻易出手,特别是收藏家手里的宋版书,别说让他出让,甚至从不示人。所以,一旦有缘与宋版书相遇,只要财力允许,下决心买下定是一条增值财路。元版书虽不能同宋版书相提并论,但收藏界一向认为,宋元本同属珍稀善本,爱好者值得关注。现在随着时光的流逝,许多年代较近的古书便自然升华,明版乃至清初版本,凡是具有文献价值和刻印精美的古籍,也已步入善本行列。王令策说,目前明清善本尚不难寻,价格也不算太高,但增值潜力颇大,收藏者值得关注。

 王令策告诉记者,善本的古籍有以下9种代表性:

 ①元及元以前刻印、抄写的图书;②明刻本和明抄本(刻印模糊和流传较多的除外);

 ③清代乾隆以前的流传较少的刻本和抄本;④太平天国及历年农民政权所刻印的图书;⑤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有学派特点,或集众说较有系统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

 ⑥辛亥革命以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

 ⑦有名人学者亲笔批校、题跋、评论的刻本;⑧在印刷上能反映我国古代印刷技术发展,代表一定时期技术水平的各种活字印本、套印本,或有较精版画的刻本。

 ⑨明代的印谱、清代的集古印谱、名家篆刻的印谱(有特色又系足本或有亲笔题记)。

 版画古籍

 在收藏者关注善本古籍的同时,也越来越重视版画古籍的收藏了。王令策说,从历次书刊拍卖会的图录看,无不将漂亮的版画画面精印拍卖图册中,哪怕书中只有一幅也从不放弃。我国版画古籍很多,诸如《芥子园画谱》、《芥子园画传》、《晚笑堂画传》、《百孝图说》、《红楼图咏》、《唐诗画谱》、《鸿雪因缘图记》、《三才图绘》、《孔子圣迹图》、《御制避暑山庄三十六景图诗》以及《耕织图》、《棉花图》和《蝴蝶秋斋所藏画册》等。最为精美的要属明末画家胡正言的版画力作《十竹斋书画谱》和《十竹斋笺谱》,这两套版画古籍不仅在于艺术上的卓越成就,而且还开创了木版水印先河,解放初年,一部明版装裱成册的《十竹斋书画谱》仅售10元,如今它的价值已经超过10万,可见版本好,刻印精美,书品完整的版画古籍,都值得投资收藏。

古书收藏方法

 古书有“科学价值、历史价值、艺术(经济)价值”,但不是所有的古书都“值大钱”。李洪啸总结说,总的来说所有藏品的通则是讲究“真、精、新”。因为自古以来,好东西会被精心爱护,很多好的古玩,看起来就像新的一样。除此以外,还有古书收藏的特有原则:

 年代是古书收藏的重要因素,现在宋版书论页拍卖,明版书论册拍卖。明版书普遍刻印较精美,万历前的书少而更珍贵。清光绪之后的受西方印刷技术冲击,书普遍质量下降。带画的书比纯文字的好,多色印的比黑的好。

 同一时代版本的看内容,古书以“经、史、子、集”四部分类。除了佛教道教带图的经书外,儒家的经类不值钱。“史”多是“够古不够玩”,价值居中。而“子”和“集”中,则不乏珍贵之物。越是冷门,生僻,少见的越珍贵。

 同内容的看印刷,在版本上,初印本最珍贵,一般只有几本,是红色印刷,用来校对和主人自留。其次是蓝本,一般也就10来本,送朋友。最后才是大批量印刷的黑本。黑本里,字迹清晰的版本较好。印刷到最后,版已被磨损,甚至断裂,此时书籍印刷模糊,价值较低。

 此外,特殊内容(如禁书)、知名度高的书的早期印本、精印本及殿刻本、官刻本、名家刻本等较珍贵。名家批校本或收藏本价值高。白纸比黄纸价值高。

(1)简策

简策就是编简成策的意思。“策”就是“册”的假借字。古代有些词有音无字,行文时只好依声托事,借用同音的字加以表示。这种现象,文字学上就称为同音假借,也称为古音通假。“册”是象形字,像是绳穿、绳编的竹木简。所以《说文解字》解释“册”字说:“象其札一长一短,中有二编之形。”《礼记·聘礼》中说:“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在这句话的“策”字之下,有两个不同时代的人分别作了解释。一位是东汉的郑玄,他说:“策,简也。”一位是唐代的孔颖达,他说:“策是众简相连之称。”郑玄的意思,“策”就是竹木简;孔颖达的意思,“策”是编连在一起的竹木简。两个人的解释都对,但角度不同。我们把这两个人的解释综合起来,那就是一根一根写了字的竹木片就称为“简”,把若干根简编连在一起就成了“策”(册)。可见简策的确是编简成策的意思。

古人编简成策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单绳串连;一种是两道绳、乃至四道绳的编连。汉代刘熙在《释名》中说:“札,栉也,编之为栉齿相比。”这意思是说在写好的竹木简上端钻孔,然后用绳依次串编。上边好像梳子背,下边诸简垂挂,如同梳子的栉齿并列相比。另一种是用麻绳或丝线绳,像编竹帘子一样地编连竹简。编绳的道数取决于竹木简的长短。短简两道编绳即可,甘肃出土的《永元兵器簿》,就是两道编绳(图6)。长简两道绳子编不结实,就编三道或四道编绳。如武威出土的《仪礼》汉简,简长三尺,其编绳就是四道。至于是先写后编,还是先编后写,则两种形式都有。

图6 东汉永元兵器簿编简

为了保护正文不致磨损,古人编简时常在正文简前边再加编一根不写文字的简,叫作赘简。今天书籍的封面,就仍然带有这种赘简的遗意。赘简上端常常书写篇名,下端书写书名。这是因为古人写书于简,不能无阶段地写下去,那样编简太大,不易检阅和收藏,所以常常写到一定长度就结为一篇。而用书的人也常常要先查找篇名,然后才能找到自己所要检索的内容。可是古书往往一书包括很多篇,例如《论语》就有22篇,《孟子》也有七篇。七篇中的各篇还要再分上下。如《滕文公上》、《滕文公下》、《公孙丑上》、《公孙丑下》等。如果所要查找的内容不知道在哪一篇,那就无从着手了。所以古人很重视篇名,把篇名写在赘简上端,以示醒目。而把书名反倒写在赘简的下端,以示篇名的归属。这种格局虽然是仅适应简策书籍而出现的特定形式,但对后世书籍形式的影响却是极其深远的。直到雕版印书盛行的宋代,特别是北宋时代,卷端题名还常常是小题在上,大题在下。这仍是简策书籍格局的流风余韵。

一篇文章的简编完,或一编编好的简写完,便以最后一根简为轴,像卷竹帘子一样从尾向前卷起。《永元兵器簿》出土时,就保持着原来卷起的形式。武威旱滩坡出土的医简,有的也保留着卷起的原型。武威出土的汉代《仪礼》简,篇题和篇次并写在第一、二简的背面,卷起后正好露在外面。这也证明其原型是从尾向前卷起的。卷起的简需要捆好,而后放入布袋或筐箧〔qie切〕。居延出土的简策中有“书箧一”的记载。《汉书·贾谊传》中也有“俗吏之务在于刀笔筐箧”的说法。这些盛装简策的布袋、筐箧相当于“帙”〔zhi至〕,而一帙通常包函10卷。简策书籍这种编连卷收的做法,也只是适应竹木简的特质而形成的特定形式,但对后世书籍的装帧形式也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帛书卷子装、纸书卷轴装的出现及长期流行,完全可以说是对简策卷起收藏形式的模仿。

(2)帛书卷子装

帛书与简书虽然制作材料不同,成书之后的面貌也各异,但在装帧形式上彼此却有许多相似之处。缣帛轻软,可塑性较强。表现在装帧形式上便既有折叠,也有卷子。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有的写在整幅帛上,难以卷收,故折叠随葬在一个漆盒内。有的写在半幅宽的缣帛上,则以一条23厘米宽的竹片为轴心,将帛书从尾向前卷成帛卷,这大概就是卷轴装的雏形了。

清代有位著名的史学家、目录学家,叫章学诚。他有一部著名的著作,叫《文史通义》。他在《文史通义·篇卷》中说:“古人之于言,求其有章有序而已矣。著之于书,则有简策,标其起讫,是曰篇章。”还说西汉刘向、刘歆父子受命整理国家藏书,“著录多以篇、卷为计,大约篇从竹简,卷从缣素,因物定名,无他义也。而缣素为书后于竹简,故周、秦称篇,入汉始有卷也。”这两段话的意思是说篇、章是竹木简书的计量名称,卷则是缣帛书的计量名称。周、秦时盛行竹木简书,故多以篇称之。入汉以后,缣帛为书普遍流行,卷便成了广为使用的计量名称。刘向、刘歆父子整理国家藏书,凡是整理完毕正式誊录进呈的书,都是用缣帛书写的。吴树平《风俗通义校释·佚文十一》说“刘向为孝成皇帝典校书籍二十余年,皆先书竹,改易刊定,可缮写者以上素也。”这里的“上素”,就是抄写在缣帛上。于是“卷”便成了主要计量单位。表明章学诚所说的“入汉始有卷也”的理论,基本上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也证明帛书的装帧形式主要还是卷子装。

(3)纸书卷轴装

用纸来制作书籍,东汉已发其端。纸具备着缣帛的轻软,但较之缣帛则更易成型。所以纸书出现之后,它的装帧形式便模仿帛书卷子装,而慢慢发展为普遍流行的纸书卷轴装。这无论是从文献记载,还是实物留存,都能得到有力的证明。

晋代傅咸的《纸赋》中,除了赞美纸的方正洁白,很便于书写之外,还说纸张“揽之则舒,舍之则卷”。这两句话实际是对卷轴装书籍的描绘。纸张有一定弹性,卷久了就有回收的惯性,所以用手揽之便舒展开来,可是一撒手就又收卷回去。这是卷轴装书籍固有的现象,也是这种装帧形式的弊病之一。可见晋时纸书已是卷轴装了。

《续高僧传》卷二,记载隋朝文帝时有一位沙门叫明穆彦宗,他曾经利用梵文经本校对佛经。说昔日“支昙罗什等所出《大集》卷轴,多以30成部”。说明早在隋朝以前,纸写的佛教《大集经》,已装潢成了卷轴。

《续高僧传》卷三十八,记载隋朝另一位沙门叫法泰,他自己精勤书写了一部《法华经》,多次显现灵瑞,所以要把它带到成都去进行装潢。可是中途过河掉在了水里,以后又失而复得,所以“至成都装潢,以檀香为轴”。可证隋朝的书籍不但已是卷轴装,而且所用轴材有的已是檀香木了。

《续高僧传》卷五,记载唐玄奘从印度取经回国之后,又奉皇帝之命在大慈恩寺翻译佛经。当他翻译完毕,装成卷轴之后,曾经上书皇帝,请求皇上给写一道序文。他说:“所获经论,奉敕翻译,见成卷轴,未有铨序,伏惟陛下睿思。”可见唐玄奘翻译过来的佛经,其装帧形式也都是卷轴。

《续高僧传》卷二十六,记载唐开元间沙门玄览,他一个人就“写经三千余轴”。

所有上述这些,都是唐及唐以前关于纸书采用卷轴装的记载。而唐以后关于这方面的记载,那就更是史不绝书了。北宋欧阳修在他的《归田录》中说:“唐人藏书,皆做卷轴。”元朝吾衍在他的《闲居录》中说:“古书皆卷轴。”明朝都穆在其《听雨记闻》中说:“古人藏书,皆作卷轴。”清朝高士奇在其《天禄识余》中说:“古人藏书,皆作卷轴……此制在唐犹然。”这些说法,也证明自纸书出现,直到唐、五代,大约八九百年的时间里,书籍盛行的装帧形式,的确是卷轴装。

本世纪初,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了大批遗书,其中主要是手写本佛经。现在分藏在世界各国,其中主要收藏在英国、法国、中国、俄罗斯、日本、印度等国。总计大约四万多件。这些敦煌遗书产生的时代,大约上起南北朝,下至五代,即公元420—960年这500多年的历史跨度内。此期正是手写纸书的高峰期。这些遗书,有的就是简单的一卷儿,有的木轴犹存,进一步又以实物,证明唐五代及唐五代以前,纸书的装帧形式,的确普遍流行卷轴装。

古时历代纸张的大小规格不尽相同。晋代纸高大约23—24厘米,长26—27厘米;唐代纸高25—26或26—27厘米,长40—43厘米或44—51厘米;五代时期纸张的规格大小不等。内容长的书,一张纸无法容纳,只好写完一张再接写第二张、第三张……直到写完为止,可能是几张、十几张、几十张,乃至数百张。一部用多张纸写完的书,按顺序粘接成一幅长条。长条可以先写后粘接,也可以先粘接好后写。写完的长条纸书,即可以从左向右,或说是从尾向首卷起。为使纸卷不至于折皱或损坏,在长条纸书最后一纸的末尾粘上一根圆木棒,然后以木棒为轴心从左向右搓卷,所以称作卷轴。轴的长度比纸的高度略长,纸书卷好后上下两端都有轴头露出,这样有利于图书保护(图7)。

古书卷轴装似乎也有精装与简装的区别。简装,仅用一根普通的圆木棒为轴,有的甚至连轴都没有,只是从尾向前卷起,也是卷轴装。精装就有不同的讲究了,据记载,王羲之、王献之晚年写的字要比青少年时写得好。他们在缣帛上写的字,要以珊瑚装饰轴头;在纸张上写的字,要以金属装饰轴头;最次的也要以玳瑁、旃〔zhan沾〕檀装饰轴头。可见晋代的卷轴装,有的已经相当精致了。

《隋书·经籍志》说隋炀帝即位之后,秘阁所藏之书,上品的要用红琉璃轴,中品用绀〔gan干〕琉璃轴,下品用漆轴。表明隋朝政府的藏书,其卷轴装潢已分出不同品级。《大唐六典》记载唐政府的藏书,经库书用钿白牙轴,黄带红牙签;史库书用钿青牙轴,缥带绿牙签;子库书用雕紫檀轴,紫带碧牙签;集库书用绿牙轴,朱带白牙签。可见唐代的政府藏书不但裱轴十分讲究,而且已经懂得用颜色来类分图书了。

图7 卷轴装示意图

图8 卷轴插架示意图

为保护图书内容不受污损,卷轴装在正文第一张纸前边还要粘加一张空白纸,考究的粘加绫、绢等丝织品。粘加的这张空白纸或绫、绢,叫作“褾”〔biao表〕,也叫作“包头”或“玉池”。褾的右端接有不同质料、不同颜色的带。带的右端接有不同质料、不同颜色的别子,叫作“签”。卷子卷好,褾在最外层,用带绕捆,以签别住。卷轴存放的方法是在书架上平放,轴的一端向外,系上不同质料、不同颜色的书签。签上标写书名、卷次,以便于取阅。取阅图书时依签上所标抽出卷轴,用毕原位插入,所以称为插架(图8)。唐代文学家韩愈的《送诸葛觉往随州读书诗》中说“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一一悬牙签,新若手未触。”描绘的便是一座插架宏富、装帧考究、满目琳琅的私人藏书宝库。

(4)经折装

经折装也称折子装,顾名思义,应该是从折叠佛教经卷而得名。前边说过了,到唐代为止,最盛行的书籍装帧形式,仍然是卷轴装。但到唐代,佛学在中国的发展也达到了鼎盛时期。一方面是僧尼遍于域中,另一方面翻译过来的佛经又普遍以卷轴装的形式流行。僧尼遍于域中,意味着善男信女诵经的普遍;卷轴装盛行,则意味着它对僧尼们诵经的不便。因为佛门弟子念经,要盘禅入定,正襟危坐,以示恭敬与虔诚。善男信女们念经时的这种姿态,卷轴装的不方便可想而知。任何一种纸卷,包括佛教经卷,卷久了,都会产生卷舒的困难。由于卷久的惯性,念过去的部分,经卷会由右向左自动卷起;未念到的部分,经卷又会自动由左向右卷起。这种情况,如果不及时调整镇尺的位置,经卷就会从左右两个方向朝中间卷起。试想,如此麻烦不便的卷轴装式,怎么能适应佛门弟子们那种盘禅入定、正襟危坐的读经方式呢!因此,一场对流行许久的卷轴装的改革,首先在佛教经卷上发生了。这就是将本是长卷的佛经,从头至尾地依一定行数或一定宽度连续左右折叠,最后形成长方形的一叠,再在前后各粘裱一张厚纸封皮,一种新型的装帧形式就出现了,这就是所谓的经折装。正像元朝吾衍和清朝高士奇所揭示的那样,经折装的出现,完全是针对卷轴装卷舒之难的弊病而发生的。元朝吾衍在《闲居录》中说:“古书皆卷轴,以卷舒之难,因而为折。久而折断,复为簿帙。”清朝高士奇在《天禄识余》中也说:“古人藏书,皆作卷轴……此制在唐犹然。其后以卷舒之难,因而为折。久而折断,乃分为簿帙,以便检阅。”这两位不同时代的古人,揭示了同一个道理,即经折装的确是由改造卷轴装而来。

1975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钱存训先生的《中国古代书史》,披露了一幅经折本图版,经名为《入楞伽经疏》,共211叶,原出自中国敦煌石室。其装帧形式就是左右相连折叠的经折装。这是唐代佛经出现经折装的实物证明。

英人斯坦因在他的《敦煌取书录》中,还描绘过一件五代印本佛经的装式,也是经折装。他说:“又有一小册佛经,印刷简陋……书非卷子本,而为折叠而成……折叠本书籍,长幅接连不断,加以折叠……最后将其他一端悉行粘稳。于是展开以后甚似近世书籍。是书时为乾祐二年,即纪元后九四九年也。”斯坦因看到并描绘的这件实物,表明印刷而成的佛经,在五代时期也有的是经折装式了。

(5) 梵夹装

过去的书史论著,常把经折装混为梵夹装。说经折装又称梵夹装,或者说梵夹装就是经折装,或经折装即梵夹装。其实这完全是一种误解。

梵夹装并不是中国古代书籍的装帧,而是古代中国人对古印度用梵文书写在贝多树叶上佛教经典装帧形式的一种称呼。梵是天竺国梵文文字的创始人。《祐录》卷一《梵汉译经音义同异记》中说:“昔造书之主凡有三人:长名曰梵,其书右行;次曰佉楼,其书左行;少者苍颉,其书下行。梵及佉楼居于天竺,黄史苍颉在于中夏。”印度是佛教的发祥地,产生在印度的佛教经典,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都是将梵文书写在贝多树叶上的,所以又称为贝叶经。当然也有不少写在桦树皮上。

我们在前边说过了,书籍的装帧形式,只能视书籍的制作材料和制作方法而采取相应的方式。古印度佛经既是采用修长硕大的贝多树叶或桦树皮书写,其装帧形式也就只能适应这种材料而采取相应的方式了,这就出现了古代中国人所称呼的梵夹装。何谓梵夹装?如果用最通俗的语言加以铨释,那就应该是古印度用梵文书写在贝多树叶或桦树皮上的佛教经典而采用夹板式以绳穿订的装式。对这种装帧形式,古代中国人称之为梵夹装。隋朝有个叫杜宝的,他有一部著作叫《大业杂记》。杜宝在《大业杂记》中说东都洛阳的“承福门即东城南门。门南洛水有翊津桥,通翻经道场。新翻经本从外国来,用贝多树叶。叶形似枇杷,叶面厚大,横作行书。约经多少,缀其一边,牒牒然今呼为梵夹”。夹原意同册,后来演化为夹。这段描述,比较明确地告诉我们,梵夹装是隋时人对传入中国的古印度书写在贝多树叶上梵文佛教经典装订形式的一种形象化的称呼。其具体的装订方式,是将写好的贝叶经,视经文段落和贝叶多少,依经文的次序排好,形成一摞。然后用两块比经叶略宽略长一点的经过刮削加工的竹板或木板,将排好顺序的贝叶经上一块下一块地夹住,然后连板带经穿一个或两个洞。一个洞者,穿绳之前先将绳的一端挽上疙瘩,以另一端将夹板及贝叶串连;两个洞者,则以绳子两端同时将夹板及贝叶串连,最后绕捆起来,一个梵夹装式就算完成了。这就是杜宝所说的“约经多少,缀其一边,牒牒然”的梵夹装。

图9 僧伽罗文贝叶经装帧

用贝多树叶来写经,不仅是古印度如此,近世中国南方少数民族中也有用贝叶写经的。北京图书馆就藏有僧伽罗文的贝叶经(图9),其装帧形式就是典型的梵夹装。近年北京图书馆还入藏一批傣文贝叶小乘经,其装帧形式也是梵夹装。这些实物也印证了古印度梵夹装的形式特点,从而丰富了中国书籍的装帧形式。

中国以纸张来制作书籍,至隋、唐而极盛。书籍的制作材料与贝叶不同,当然装帧方式也就不同。但中国纸制书中,包括写本和印本,也有裁成长条而模仿贝叶的。现藏于英国国家图书馆东方手稿部的中国敦煌遗书中,还颇有几件这样的遗书。它们状似长条,形仿贝叶,编绳虽然已不复存在,但当年的穿孔犹存,表明它们的确是中国纸书中模仿梵夹装的装帧形式。北京图书馆珍藏一件五代时回鹘文写本《玄奘传》。其书叶狭长,横作行书,每叶上靠近两端各有一红色圆圈,据说也是模仿的梵夹装式。北京图书馆所藏敦煌遗书中,有一件唐写本《思益梵天所问经》(图10)。其写纸为长条形,意仿贝叶。厚厚一册,却中间穿孔,单绳穿装,是中国纸书遗存中典型的梵夹装。其夹板虽佚失一块,但另一块却原样留存。穿绳虽也大部分佚去,但仍有一段原绳贯穿册叶与夹板。直到后世刻印的藏文大藏经、蒙文大藏经,也都是纸作长条,横作行书,上下各有一块厚重的夹板,所以它们也是中国纸书中模仿梵夹装的装帧形式。只是这种装帧形式在中国并未普遍流行,所以也就鲜为人知了。但不管是古印度的梵夹装,还是中国纸书模拟的梵夹装,以及中国少数民族文字古书中模仿的梵夹装,都和经折装毫无相同之处。所以经折装就是经折装,梵夹装就是梵夹装,两者既不相等,也不相通,不应混为一谈。

图10 唐写纸本《思益梵大所问经》梵夹装

(6)旋风装

过去很长时间里,中外学者对什么是中国古书的旋风装认识并不清楚。长期把经折装粘加一张整纸就说成是旋风装,或把经折装直接说成是旋风装,就是这方面的例证。事实上,旋风装跟经折装没有任何联系。它与经折装产生的文化背景完全不同。它们是在同一个时代里,同在卷轴装的基础上,由于不同的社会文化需求而产生出来的两种完全不同的书籍装帧形式。

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政治、经济、科学、文化都有长足的发展。尤其是文学,诗歌几乎占据了整个文坛,使唐代成了诗歌发展的黄金时代。诗歌的发展,特别是近体律诗的发展,一方面要求要有严格的韵律,一方面遣词造句、运用掌故又要求典雅有据。这就促使唐代社会相应地产生并发展两方面的著作:一方面是备查检掌故用的类书空前发展;另一方面就是供起韵赋诗、检查格律的韵书一再被修正、增补、传抄而流布社会。唐代的韵书,类乎现在的字典,带有工具书的性质,是备随时查检使用的。因此,这类书籍的书写方式和装帧形式,也就都要以方便随时翻检为原则而作相应的改变。

但是,我们在前边说过了,唐代书籍最通行的书写方式和装帧形式,仍是单面书写的卷轴装。这样,在通行的装帧形式与要方便翻检之间便产生了很大的矛盾。继续采用单面书写的卷轴装,翻检方便难以解决;突破卷轴装,另外采取更新的装帧形式,一时又难以创造出来。于是便出现了一种既未完全打破卷轴装的外壳,又达到了方便翻检为目的的装帧形式,这就是旋风装。

在当今的世界上,中国古书旋风装的实物留存绝无仅有。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的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可以说是现存中国古书旋风装的典型实物例证。故宫所藏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全书共五卷24叶。除首叶是单面书字外,其余23叶均为双面书字,所以共是47面。其装帧方式,是以一比书叶略宽的长条厚纸作底,然后将书叶粘在底纸上。其粘法是,除首叶因只单面书字而全幅粘裱于底纸右端之外,其余23叶,因均是双面书字,故每叶都只能以右边无字空条处,逐叶向左鳞次相错地粘裱于首叶末尾的底纸上。所以从书叶左端看去,错落相积,状似龙鳞。收藏时,从首向尾,或者说是从右向左卷起,外表仍然是卷轴装式。但打开来翻阅,除首叶因全裱于底纸上而不能翻动外,其余均能跟阅览现代书籍一样,逐叶翻转,阅读两面的文字。这种装帧形式,既保留了卷轴装的外壳,又解决了翻检必须方便的矛盾。可谓独具风格,世所罕见。古人把这种装帧形式称作“龙鳞装”或“旋风装”。

图11 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装帧

北宋欧阳修在他的《归田录》卷二中说:“唐人藏书皆作卷轴,其后有叶子,其制似今策子。凡文字有备检用者,卷轴难数卷舒,故以叶子写之。如吴彩鸾《唐韵》、李郃〔he 合〕《彩选》之类是也。”故宫所藏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图11),相传就是吴彩鸾书写的。欧阳修所见到的大概就是这类的东西。他说出了这种装帧形式产生的原因,也描绘了这种装帧像策子的特点,但未说出它究竟叫什么名字。

南宋初年的张邦基,则在自著《墨庄漫录》卷三中说:“成都古仙人吴彩鸾善书名字,今蜀中导江迎祥院经藏,世称藏中《佛本行经》十六卷,乃彩鸾所书,亦异物也。今世间所传《唐韵》犹有,皆旋风叶。字画清劲,人家往往有之。”可见南宋张邦基也见过这类的东西,他则把这类书籍的装帧形式称为“旋风叶”了。

元朝王恽在他的《玉堂嘉话》卷二中说:“吴彩鸾龙鳞楷韵,后柳诚悬题云:‘吴彩鸾,世称谪仙也。一夕书《唐韵》一部,即鬻〔yu玉〕于市,人不测其意。稔闻此说,罕见其书,数载勤求,方获斯本。观其神全气古,笔力遒劲,出于自然,非古今学人所可及也。时大和九年九月十五日。’其册共五(疑五为二误)十四叶,鳞次相积,皆留纸缝。天宝八年制。”可见元朝王恽也见过这类东西,而且见到的是唐代大书法家柳公权收藏并写了上述题识的那件东西。王恽描绘它是“龙鳞楷韵”,“是鳞次相积”。与故宫所藏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的装帧形态完全相同。

清朝初年的著名藏书家钱曾,也见过这类东西。《涵芬楼烬余书录》引证他的话说:“吴彩鸾所书《唐韵》,余在泰兴季因是家见之,正作旋风叶卷子,其装潢皆非今人所晓。”可见钱曾见到的,跟故宫所藏相传为吴彩鸾所写的《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其装帧是完全一样的。他将之称为“旋风叶卷子”。可见我们把故宫所藏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的装帧形式称作旋风装,是不乏古人见证的。

且考自然界旋风的形象特征,亦是因某处气压低,四周空气向一处注流而形成的螺旋式旋转的风,其中大而强烈的,就是龙卷风。这种风的特点,就是空气分若干层次前后朝一个方向旋转。它的立体形象就仿佛若干张鳞次相积卷起的芦席,像个圆筒。故宫所藏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其装帧形式,内中书叶错落相积,朝一个方向卷收,外壳又保留着卷轴装的格局。装帧完毕,卷收起来,内中书叶很像空气分若干层朝一个方向旋转的旋风。因此,我们认定这种形式才是中国古书的旋风装。不是经折装包粘一张整纸就成了旋风装,更不是经折装又称为旋风装。旋风装有自己的独立形态,但又没有完全摆脱卷轴装的制约。它是对卷轴装的一种改进,是卷轴装向册叶装转化过程中的过渡形式。经折装是对卷轴装的彻底改造,已由卷轴装过渡到了册叶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旋风装比经折装出现得要早。

(7) 蝴蝶装

(8)包背装

求解释?

卷轴装(scroll binding),是指将印页按规格裱接后,使两端粘接于圆木或其他棒材轴上,卷成束的装帧方式。

蝴蝶装,将印有文字的纸面朝里对折,再以中缝为准,把所有页码对齐,用糨糊粘贴在另一包背纸上,然后裁齐成书。蝴蝶装的书籍翻阅起来就像蝴蝶飞舞的翅膀,故称“蝴蝶装”。蝴蝶装只用糨糊粘贴,不用线,却很牢固。

经折装,也叫梵夹装。图书装订方式之一。以卷子长幅改作折叠,成为书本形式,前后粘以书面,佛教经典多用此式。它是从卷轴装演变而来的,因卷轴装展开和卷起,都很费时,改用经折装后,较为方便。凡经折装的书本。都称"折本"。

包背装,是将书页背对背地正折起来,使有文字的一面向外,版口作为书口,然后将书页的两边粘在书脊上,再用纸捻穿订,最后用整张的书衣绕背包裹。由于包背装的书口向外,竖放会磨损书口,所以包背装图书一般是平放在书架上。包背装图书的装订及使用较蝴蝶装方便,但装订的手续仍较复杂,所以不久即被另一种装订形式--线装所取代。

线装,是我国传统书籍艺术演进的最后形式,出现于明代中叶,通称“线装书”。实际上在装订时,纸叶折好后须先用纸捻订书身,上下裁切整齐后再打眼装封面。线装书一般只打四孔,称为“四眼装”。较大的书,在上下两角各多打一眼,就成为六眼装了。讲究的线装,除封面用绫绢外,还用绫绢包起上下两角,以资保护。线装书装订完成后,多在封面上另贴书笺,显得雅致不凡,格调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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