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王虐（1），国人谤王（2）。召公告曰（3）：“民不堪命矣（4）！”王怒，得卫巫（5），使监谤者（6）。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

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谤矣（7），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障之也（8）。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9），为民者宣之使言（10）。故天子听政（11），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12），瞽献曲（13），史献书（14），师箴（15），瞍赋（16），曚诵（17），百工谏（18），庶人传语（19），近臣尽规，亲戚补察（20），瞽、史教诲，耆、艾修之（21），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22）。民之有口也，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出；犹其原隰之有衍沃也（23），衣食于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败于是乎兴（24）。行善而备败，其所以阜财用衣食者也（25）。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26），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27）？”

王不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28）。三年（29），乃流王于彘（30）。

（选自上海古籍出版社标点本《国语》）

《四库全书》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套图书集成（其次是明朝的永乐大典）。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开始编纂，历时9年成书。共收书3503种，79337卷，36304册，近230万页，约8亿字。整套书收录了从先秦到清乾隆前大部的重要古籍（一部分被列为禁书），涵盖了古代中国的几乎所有学术领域。

整套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44类，其中也包括了《论语》、《大学》、《孟子》、《中庸》、《周易》、《周礼》、《礼记》、《诗经》、《孝经》、《尚书》、《春秋》、《史记》、《尔雅注疏》、《说文解字》、《史记》、《资治通鉴》、《孙子兵法》、《国语》、《水经注》、《战国策》、《本草纲目》、《茶经》等其他经典著作，还有日本、朝鲜、越南、印度以及来华欧洲传教士的一些著作，为后代学者研究中国古代文化提供了较完善的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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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全书》的编纂

清乾隆38年（1773年）2月朝廷设立了“四库全书馆”，负责《四库全书》的编纂，由乾隆皇帝的第六个儿子永瑢负责，任命皇室郡主于敏中为总裁，大学士以及六部尚书、侍郎为副总裁，召著名学者纪昀为总纂官开始编纂这套卷帙浩繁的丛书。陆锡熊、孙士毅、戴震、周永年、邵晋涵等其他学者也参与了编纂。曾参与编撰并正式列名的文人学者达到3600多人，而抄写人员也有3800人。

《四库全书》收录了当时在全国各地征收的流通图书、清内廷收藏的图书以及《永乐大典》中辑出来的珍本善本。据统计，光是征收得的图书就达13501种。这些书筛选后按“著录书”及“存目书”分别收入，其中“存目书”不录全书，只摘部分内容，而“著录书”则经过整理、校勘、考证后，按特定格式重新抄写存入，誊写完成后，还要与原本反复校勘。最后收录的图书有3461种。

《四库全书》为了美观与便于识别，采用分色装潢，经部绿色，史部红色，子部月白色（或浅蓝色），集部灰黑色。四部颜色的确定，依春夏秋冬四季而定。《四库全书总目》因为是全书纲领，采用代表中央的**。

乾隆49年（1784年）四套书陆续完成，全书共抄7部，分别贮于北京紫禁城皇宫文渊阁、京郊圆明园文源阁、奉天故宫（今沈阳）文溯阁、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合称“内廷四阁”（或称“北四阁”）。又在镇江金山寺建文宗阁，扬州大观堂建文汇阁，杭州西湖行宫孤山圣因寺建文澜阁，即“江浙三阁”（或称“南三阁”），各藏抄本一部。副本存于京师翰林院。其中文渊阁本最早完成，校勘更精、字体也更工整。

乾隆52年（1787年）乾隆皇帝抽查《四库全书》时发现一些书有诋毁清朝的字句，因此下令重检《四库全书》，并最终删除《诸史同异录》等11部。但这11部书虽然从《四库全书》中删除，但是依然存在宫中，没有销毁，这11部书中的9部还流传到今天。

嘉庆八年（1803年）由纪昀主持进行了《四库全书》最后一部分官修书籍的补遗工作，进一步完善《四库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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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改古籍

编纂四库全书时，清廷为维护统治，大量查禁明清两朝所谓有违碍字句的古籍，见四库禁书。并且大量篡改古籍，如岳飞的《满江红》名句“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胡虏”和“匈奴”在清代是犯忌的，于是《四库》馆臣把它改为“壮志饥餐飞食肉，笑谈欲洒盈腔血”。张孝祥的名作《六州歌头·长淮望断》描写孔子家乡被金人占领“洙泗上，弦歌地，亦膻腥”。其中“膻腥”犯忌，改作“亦凋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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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全书》的命运

《四库全书》完成至今的两百年间中国历经动乱，《四库全书》也同样饱经沧桑，多份抄本在战火中被毁。其中文源阁本在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火烧圆明园时被焚毁，文宗、文汇阁本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被毁；杭州文澜阁藏书楼1861年在太平军第二次攻占杭州时倒塌，所藏《四库全书》散落民间，后由藏书家丁氏兄弟收拾、整理、补钞，才抢救回原书的四分之一，于1881年再度存放入修复后的文澜阁。文澜阁本在民国时期又有一次大规模修补，目前大部分内容已经恢复。因此《四库全书》今天只存4部，其中文渊阁本原藏北京故宫，后经上海、南京转运至台湾，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也是保存较为完好的一部）。文溯阁本1922年险些被卖给日本人，后从沈阳故宫转运至兰州，藏甘肃省图书馆，文津阁本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而残缺的文澜阁本则藏于浙江省图书馆。

1966年10月，为保护《四库全书》安全，经中央有关部门协调，辽宁省将文溯阁《四库全书》秘密运至兰州，藏于山中。目前，辽宁有关人士要求归还，以“书阁合璧”。甘肃方面也修建藏书楼，加强保护。文溯阁《四库全书》其最终归属仍未定。

民国初期，商务印书馆影印了《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了文渊阁本《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曾将之缩印。1999年上海人民出版社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分别出版发行文渊阁本《四库全书》电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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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官修书，也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丛书。

据文津阁藏本，该书共收录经、史、子集书籍3450 种，79072 卷、36000 余册）

"四库"之名，源于初唐，初唐官方藏书分为经史子集四个书库，号称"四部库书"，或"四库之书"。经史子集四分法是古代图书分类的主要方法，它基本上囊括了古代所有图书，故称"全书"。

清代乾隆初年，学者周永年提出"儒藏说"，主张把儒家著作集中在一起，供人借阅。此说得到社会的广泛响应，这是编纂《四库全书》的社会基础。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十一月，安徽学政朱筠提出《永乐大典》的辑佚问题，得到乾隆皇帝的认可，接着便诏令将所辑佚书与"各省所采及武英殿所有官刻诸书"，汇编在一起，名曰《四库全书》。这样，由《永乐大典》的辑佚便引出了编纂《四库全书》的浩大工程，成为编纂《四库全书》的直接原因。

《四库全书》的编纂过程共分四步：第一步是征集图书。征书工作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开始，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结束，历时七年之久。为了表彰进书者，清廷还制定了奖书、题咏、记名等奖励办法："奖书"即凡进书500种以上者，赐《古今图书集成》一部；进书100种以上者，赐《佩文韵府》一部。"题咏"，即凡进书百种以上者，择一精醇之本，由乾隆皇帝题咏简端，以示恩宠。"记名"即在提要中注明采进者或藏书家姓名。在地方政府的大力协助和藏书家的积极响应下，征书工作进展顺利，共征集图书12237种，其中江苏进书4808种，居各省之首；浙江进书4600种，排名第二。私人藏书家马裕、鲍士恭、范懋柱、汪启淑等也进书不少。

第二步是整理图书。《四库全书》的底本有四个来源：一是内府藏书，二是清廷官修书，三是从各地征集的图书，四是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佚书。四库馆臣对以上各书提出应抄、应刻、应存的具体意见。应抄之书是认为合格的著作，可以抄入《四库全书》。应刻之书是认为最好的著作，这些著作不仅抄入《四库全书》，而且还应另行刻印，以广流传。应存之书是认为不合格的著作，不能抄入《四库全书》，而在《四库全书总目》中仅存其名，列入存目，这类著作共有6793种、93551卷，比收入《四库全书》的著作多出将近一倍。对于应抄、应刻的著作，要比较同书异本的差异，选择较好的本子作为底本。一种图书一旦定为四库底本，还要进行一系列加工，飞签、眉批就是加工的产物。飞签也叫夹签，是分校官改正错字、书写初审意见的纸条。这种纸条往往贴于卷内，送呈纂修官复审。纂修官认可者，可用朱笔径改原文，否则不作改动。然后送呈总纂官三审，总纂官经过分析之后，可以不同意纂修官的复审意见，而采用分校官的初审意见。三审之后，送呈御览。

第三步是抄写底本。抄写人员初由保举而来，后来，发现这种方法有行贿、受贿等弊病，又改为考查的办法，具体做法是：在需要增加抄写人员时，先出告示，应征者报名后，令当场写字数行，品其字迹端正与否，择优录取。考查法虽比保举法优越，但也有不便之处，因此最后又改为从乡试落第生徒中挑选，择其试卷字迹匀净者予以录用。这样，先后选拔了3826人担任抄写工作，保证了抄写《四库全书》的需要。为了保证进度，还规定了抄写定额：每人每天抄写1000字，每年抄写33万字，5年限抄180万字。五年期满，抄写200万字者，列为一等；抄写165万字者，列为二等。按照等级，分别授予州同、州判、县丞、主簿等四项官职。发现字体不工整者，记过一次，罚多写10000字。由于措施得力，赏罚分明，所以《四库全书》的抄写工作进展顺利，每天都有600人从事抄写工作，至少可抄60余万字。

第四步是校订。这是最后一道关键性工序。为了保证校订工作的顺利进行，四库全书馆制定了《功过处分条例》，其中规定：所错之字如系原本讹误者，免其记过；如原本无讹，确系誊录致误者，每错一字记过一次；如能查出原本错误，签请改正者，每一处记功一次。各册之后，一律开列校订人员衔名，以明其责。一书经分校，复校两关之后，再经总裁抽阅，最后装潢进呈。分校、复校、总裁等各司其职，对于保证《四库全书》的质量确实起了重要作用。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十二月，第一部《四库全书》终于抄写完毕并装潢进呈。接着又用了将近三年的时间，抄完第二、三、四部，分贮文渊阁、文溯阁、文源阁、文津阁珍藏，这就是所谓"北四阁"。从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七月到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又抄了三部，分贮江南文宗阁，文汇阁和文澜阁珍藏，这就是所谓"南三阁"。每部《四库全书》装订为36300册，6752函。七阁之书都钤有玺印，如文渊阁藏本册首钤"文渊阁宝"朱文方印，卷尾钤"乾隆御览之宝"朱文方印。

《四库全书》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按照内容分类，包括4部44类66属。经部包括易类、书类、诗类、礼类、春秋类、孝经类、五经总义类、四书类、乐类、小学类等10个大类，其中礼类又分周礼、仪礼、礼记、三礼总义、通礼、杂礼书6属，小学类又分训诂、字书、韵书3属；史部包括正史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杂史类、别史类、诏令奏议类、传记类、史钞类、载记类、时令类、地理类、职官类、政书类、目录类、史评类等15个大类，其中诏令奏议类又分诏令、奏议2属，传记类又分圣贤、名人、总录、杂录、别录5属，地理类又分宫殿疏、总志、都会郡县、河渠、边防、山川、古迹、杂记、游记、外记10属，职官类又分官制、官箴2属，政书类又分通制、典礼、邦计、军政、法令、考工6属，目录类又分经籍、金石2属；子部包括儒家类、兵家类、法家类、农家类、医家类、天文算法类、术数类、艺术类、谱录类、杂家类、类书类、小说家类、释家类、道家类等14大类，其中天文算法类又分推步、算书2属，术数类又分数学、占侯、相宅相墓、占卜、命书相书、阴阳五行、杂技术7属，艺术类又分书画、琴谱、篆刻、杂技4属，谱录类又分器物、食谱、草木鸟兽虫鱼3属，杂家类又分杂学、杂考、杂说、杂品、杂纂、杂编6属，小说家类又分杂事、异闻、琐语3属；集部包括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等5个大类，其中词曲类又分词集、词选、词话、词谱词韵、南北曲5属。除了章回小说、戏剧著作之外，以上门类基本上包括了社会上流布的各种图书。就著者而言，包括妇女，僧人、道家、宦官、军人、帝王、外国人等在内的各类人物的著作。

当然，《四库全书》的内容也有不足：第一，重视儒家著作，把儒家著作放在突出的位置。把儒家经典放在四部之首，把一般儒家著作放在子部之首。第二，轻视科技著作。认为西方现代科学技术，是"异端之尤"，可以"节取其技能，禁传其学术"。除了农家、医家和天文算法类收录少数科技著作之外，一般科技著作是不收录的。第三，不收戏剧著作和章回小说。第四，图书正文或有删节或挖改。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也就是寓禁于征的过程，也就是大兴文字狱的过程。据统计，在长达10余年的修书过程中，禁毁图书3100多种、15万部以上。在收入《四库全书》的图书中，也有不少删节或挖改。

在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中，还编了《四库全书荟要》、《四库全书总目》、《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四库全书考证》、《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等。这几种书可以看作编纂《四库全书》的副产品。《四库全书荟要》是《四库全书》的精华，收书473种、19931卷。开本大小和装帧形式与《四库全书》相同。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共抄两部：一部放在宫中御花园的摛藻堂，一部放在圆明园东墙外长春园内的味腴书屋。《四库全书总目》二百卷是《四库全书》收录书和存目书的总目录。该目录前有"凡例"，经史子集四部之首冠以总序，大类之前又有小序，每书之下都有著者介绍、内容提要、版本源流等考证文字。由于这些考证文字出于纪昀、戴震、姚鼎、邵晋涵等著名学者之手，因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二十卷是《四库全书总目》的简编本，它不列存目书，只列《四库全书》收录的图书，每种书的提要也写得比较简单。《四库全书考证》一百卷是四库馆臣对应抄，应刻各书校勘字句的记录汇编，该书对于校订古籍有较高的参考价值。《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是用木活字印成的。它包括《四库全书》中138种"应刻"之书。该丛书在刻印4种之后，主持人金简通过比较，认为木活字花钱少，实用价值高，改为木活字印刷出版。金简把木活字印刷过程写成《钦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一书，并收入《四库全书》，它是古代印刷史上的重要文献，已被译成德文、英文等流布世界。

《四库全书》编纂成功的原因何在？第一，安定的社会环境。修书期间，正当康乾盛世，天下无事，没有战争的干扰。四库馆臣坐在书案之前，一坐就是10年，没有后顾之忧。第二，最高统治者的重视。《四库全书》从酝酿到修成，乾隆弘历始终参预其事，并由他精心策划。从征书、选择底本，到抄书、校书，乾隆弘历都一一过问，亲自安排。第三，雄厚的资金来源。《四库全书》卷帙浩繁，所需经费难以数计，清廷一概包揽下来。第四，严密的组织系统。四库全书馆的最高职务是总裁和副总裁，多由郡王，大学士以及六部尚书、侍郎兼任，负责总理馆内一切事务，下设纂修处，缮书处和监造处。纂修处负责校理勘定全部书籍，并兼任缮书处缮写书籍的分校工作；缮书处负责全书的缮写及校勘事宜；监造处负责武英殿刊刻、印刷、装订、整理书籍事宜。四库馆臣总计360人，因故革职、身死除名、调用它任者，不在此数。第五，破格录用人材。四库全书馆堪称人才之宝库，集中了大量优秀人才，其中不少人是破格录用的，如邵晋涵、余集、周永年、戴震、杨昌霖等人，入馆前不仅不是翰林，而且戴震、杨昌霖等连进士都不是，仅是举人。人才云集，为编纂《四库全书》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从《四库全书》修成至今已有200余年。《四库全书》的流传情况如何呢？七部之中，文源阁本、文宗阁本和文汇阁本已荡然无存，只有文渊阁本、文津阁本、文溯阁本和文澜阁本传世至今。文渊阁本今藏台湾省，文津阁本今藏北京图书馆，文溯阁本今藏甘肃省图书馆。文澜阁本在战火中多所残阙，后来递经补抄，基本补齐，今藏浙江省图书馆。

如何评价《四库全书》？虽然《四库全书》在编纂过程中，有删削、挖改内容等过错，但就整体而言，应当是功大于过。首先，它保存了大量古籍，是古代文化的一次总结。《四库全书》的编纂，对于弘扬民族文化，对于传播古代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200多年来，递经战乱，如果没有集众书于一身的《四库全书》，古籍将会大量散失，从而造成无可弥补的损失。其次，在古籍整理的方法上，尤其是在辑佚、校勘、目录学、汇刻丛书等方面给后人留下许多有益的启示：在辑佚方面，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佚书并收入《四库全书》者共有385种，不仅使不少亡佚已久的古籍珍本重见天日，而且为后代的辑佚工作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范例；在校勘方面，四库馆臣网罗众本、慎选底本等做法，为后代的校勘工作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在目录学方面，《四库全书总目》的学术价值是古代任何官私书目无与伦比的，其编纂方法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汇刻丛书方面，清人以《四库全书》为榜样，掀起了编刻丛书的热潮。近年《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和《续修四库全书》的出版，正是弘扬民族文化、继承和发扬《四库全书》的优良传统而结出的丰硕之果。总而言之，《四库全书》是18世纪70到80年代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的一项特大型文化工程，在人类文化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

　　隋杜台卿《玉烛宝典》引《灶书》称，“灶神，姓苏，名 利，妇名搏颊”。唐李贤注引《杂五行书》又称，“灶神名禅，字子郭，衣黄衣，披发，从灶中出”。灶神初为女神，或称是老妇，或称是美女，说法诸多。大约出于清代的《敬灶全书》则称，灶君姓张，名单，字子郭,当属男神

　　详细解释：

　　灶神

　　即东厨司命定福灶君，俗称灶君、灶王、灶王爷，主管人间的饮食。

　　中国古代就有祭祀灶神的。魏晋以后，灶神有了姓名。隋杜台卿《玉烛宝典》引《灶书》称，“灶神，姓苏，名 利，妇名搏颊”。唐李贤注引《杂五行书》又称，“灶神名禅，字子郭，衣黄衣，披发，从灶中出”。灶神初为女神，或称是老妇，或称是美女，说法诸多。大约出于清代的《敬灶全书》则称，灶君姓张，名单，字子郭,当属男神。现在民间供奉的东厨司命定福灶君，是一对老夫妇并坐，或是一男两女并坐，即灶君和灶君夫人的画像。

　　灶神又称灶君、灶王，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司饮食之神。晋以后则列为督察人间善恶的司命之神。自人类脱离茹毛饮血，发明火食以后，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灶就逐渐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崇拜灶神也就成为诸多拜神活动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了。故《礼记·祭法》中“王为群姓立七祀”，即有一祀为“灶”，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户，或立灶”。

　　①自是承袭古俗而来。先秦两汉典籍，对灶神的由来有两种说法。一是将火神与灶神合二为一。《淮南子·汜论》曰：“炎帝于火，而死为灶。”高诱注曰：“炎帝神农，以火德王天下，死托祀于灶神。”

　　②许慎《五经异义》曰：“颛顼氏有子曰黎，为祝融火正也，祀以为灶神。”

　　③皆以火神为灶神。二是以灶神为先炊。《史记·封禅书》有“先炊之属”语，唐张守节“正义”曰；“先炊，古炊母神也。”

　　④《礼记·礼器》曰：“燔柴于奥，夫奥者，老妇之祭也。盛于盆，尊于瓶。”注曰：“其神则先炊也，故谓之老妇。惟盛食于盆，盛酒于瓶，卑贱之祭耳。虽卑贱而必祭之者，以其有功于饮食，故报之也。”

　　⑤灶神的姓名，也各说不一。许慎《五经异义》称灶神姓苏名吉利。《艺文类聚》卷八十和《后汉书·阴识传》注引《杂五行书》曰：“灶君名禅，字子郭，衣黄衣”；

　　⑥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卷十四则曰：“灶神名隗，……又姓张名单，字子郭。……一曰灶神名壤子也。”

　　⑦灶神是男是女？古时也有不同说法。一般经学家以灶神为老妇，《庄子·达生篇》司马彪注称“灶神著赤衣，状如美女”。

　　⑧其余诸书皆以灶神为男，且有妇有女。隋杜台卿《玉烛宝典》卷十二引《灶书》曰：“灶神姓苏名吉利，妇名抟颊。”

　　⑨许慎《五经异义》云：“灶神妇姓王，名抟颊。”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卷十四云：灶神“夫人字卿忌，有六女，皆名察（一作‘祭’）冾。”《太上感应篇》注引《传》曰：“灶神状如美人貌，有六女，即六癸玉女也。”灶神的职责，最初以为管人间之饮食，其后则称其代天监察人间善恶，按时向天帝上报。《太平御览》卷一百八十六引《万毕术》曰：“灶神晦日归天，白人罪。”此《万毕术》当为《淮南万毕术》，茆泮林辑《淮南万毕术》即辑有此条。葛洪《抱朴子内篇·微旨》曰：“又月晦之夜，灶神亦上天白人罪状。大者夺纪，纪者，三百日也。小者夺算，算者，三日也。”因此，至迟从魏晋起，人们即认为灶神负有代天监察人间善恶的使命，有给人祸福的大权，故皆谨慎祀之。其后，《太上感应篇》注引《传》曰：“灶之为神，号曰司命，司人一家良贱之命。过无隐露，纤悉皆言。……月晦日诣天曹白人罪，大者夺纪，小者夺算。一云：灶有三十六神，能转祸为福，除死定生，驱逐妖邪，迁官益禄。”据此，灶神竟成为掌管人间祸福生死的大神了。以后某些道书又进一步加以发挥。《东厨司命灯仪》曰：“灶神职重，秉下民倚伏之权。……在天为七元之使者，递日奉万事于宸庭。一灶各立一名，五方或称五帝，群分部属，迭主阴阳，虽善善恶恶，均在修为，然是是非非，必恭纪录。”《太上灵宝补谢灶玉经》又称灶神为“种火老母”，是奉元始天尊之命，下界监察人间的。曰：“昆仑之山，有一老母，独处其中。……天尊曰：惟此老母是名种火之母，能上通天界，下统五行，达于神明，观乎二气，在天则为天帝，在人间乃为司命。又为北斗七元使者，主人寿命长短、富贵贫贱，掌人职禄。又为五帝灶君，管人住宅，十二时辰，普知人间之事。每月朔日，记人造诸善恶及其功德，录其轻重，夜半奏上天曹，定其簿书，悉是此母也。”AH正因灶神有那样大的权威，归时人们都勤加祭祀。祭祀的日子多，名目亦不少。清顾铁卿《清嘉录》卷六云：“（六月）初四、十四、念四（即二十四）日，比户祀司灶，谓之谢灶。谚云：‘三番谢灶，胜做一坛醮。祀时，以米粉作团，素羞四簋，俗称谢灶素菜。’”AI据称，六月祀灶，是合乎古礼的，《礼记·月令》即有孟夏之月、仲夏之月“其祀灶”的记述。但是多数地区祭灶皆不在五六月。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和隋杜台卿《玉烛宝典》皆谓十二月初八，“并以豚酒祭灶神”。证明南北朝至隋祭灶已不是六月，而在腊月初八。唐宋以后，多数地区又移于十二月二十四日（少数地区为十二月二十三日）。明沈榜《宛署杂记》、明刘侗等《帝城景物略》、明田汝成《熙朝乐事》、清于敏中《日下旧闻考》等，皆谓十二月二十四日祭灶，名曰“送灶上天”。即谓该日是灶神上天白人罪状的日子，因此都于当日设献礼祭之。所献祭品，古时曾用黄羊或豚酒，明清时，多以“糖剂饼、黍糕、枣、栗、胡桃、炒豆”，或以“胶牙饧、糯米花糖、豆粉汤” 等祭之。祭时祝曰：“好多说，不好少说。”LC或祝曰：“辛甘臭辣，灶君莫言。”可见送灶上天是比较重要的祭祀。除夕夜或正月初一（也有延至上元夜者），又设祭如前，迎灶君下界，名曰“接灶”或“迎新灶”。除送灶、迎灶外，一些地区又于八月初三“灶君生日”举行祭祀。送灶、迎灶皆在家宅灶前，祭灶君生日则在庙中。清顾铁卿《清嘉录》卷八云：“（八）月初三日，为灶君生日，家户具香蜡素羞，以祀天王堂及福济观之灶君殿。进香者络绎终日。有集男、妇嗜斋为会者，谓之灶君素。”

　　注：①⑤ 《礼记》254～255页，136页，88～8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②⑦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48册663页，第1047册721页，721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年

　　③ 《笔记小说大观》第4编2册1142页，第1编9册5671页，5746页，5699页，

　　台湾新兴书局，1984年

　　④ 《史记》第4册第1378、1379页，中华书局，1959年

　　⑥ 《艺文类聚》第3册137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

　　⑧ 《丛书集成初编》原拟出司马彪《庄子注》，后未出，此从《癸巳存稿》卷十

　　三转引

　　⑨ 《丛书集成初编》第1339册420页，中华书局，1985年

　　ACAFAGAH 《道藏》第27册11页，11页，第3册581页，第6册248页，文物出版社、

　　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1988年

　　AD 《太平御览》第1册903页，中华书局，1959年

　　AE 《抱朴子内篇校释》（增订本）第125页，中华书局，1985年

　　AKLBLC 《说郛续》卷二十八：清顺治三年，宛委山堂刊本

　　灶神，也称灶王、灶君、灶王爷、灶公灶母、东厨司命等，是中国民间信仰最普遍的神只，几乎各民族都有供奉。据记载，祭灶习俗在先秦时已经流行。但灶神究竟为何物，是一个不容易搞清楚的问题。由于可供参考的说法实在太多，大致可分四种"流派"。

　　一，上古帝王或后裔说。《事物原会》称，黄帝作灶，死为灶神。《淮南子·氾论篇》："炎帝作火而死为灶。"高诱注：炎帝以火德为管理天下，死后以灶神的身分享受祭祀。《周礼说》："颛顼氏有子曰黎，为祝融，祀以为灶神。"《国语·郑语》："夫黎为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敦大，天明地德，光照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吕氏春秋·孟秋》"其神祝融"高诱注："祝融，颛顼氏后，老童之子，吴回也，为高辛氏火正，死为火官之神。"有人据此认为灶神就是火神，是这一自然力崇拜的产物进入人类居住空间后的变体。由于炎帝为"火德之帝"，祝融为"火官之神"，所以都被奉为灶神。

　　二，鬼神或精变说。《礼记·礼器》"奥者，老妇之祭也"郑玄注："老妇，先炊者也。"《仪礼·特牲馈食礼》"卒食而祭〓爨、雍爨"孔颖达疏："爨者，老妇之祭也。……此祭先炊，非祭火神。"是说灶神既非火神，亦非灶的发明者，而是一位主司厨房烹调事务的女神--先炊，因为烹调须在灶上操作，所以对她的祭祀表现为祭灶。《文献通考· 郊社一九》释灶神的"司命"名号："司命则司命星下食人间，司谴过小神。"《庄子·达生篇》记齐桓公问皇子告敖："到底有没有鬼"皇子告敖答曰："有。水下有鬼叫'履'，灶中有鬼叫'髻'。"西晋司马彪注："灶神，其状如美女，著赤衣，名髻也。"也有称灶神为火精宋无忌的。《三国志·魏志·管辂传》：王基家贱妇生一子，堕地便走人灶中。辂曰："直宋无忌之妖，将其入灶也。"《史记·封禅书》"宋毋忌"司马贞索隐："《白泽图》：'火之精曰宋无忌。'"关于灶神是一对夫妇(即"灶公灶母")的俗信，也有所本。《荆楚岁时记》："灶神名苏吉利。"《玉烛宝典》十二引《灶书》："灶神姓苏名吉利，妇名博颊。" 《灶王经》说天下灶君，以种火老母为尊。有人认为，这是俗信"灶君奶奶"的由来。

　　三，人死变神说。《酉阳杂俎·诺皋记》云，灶神姓张名单，又名隗，字子郭，貌如美女。其妻小字卿忌。生有六女，都取名察洽。传说张单是一个负情浪子，因羞见休妻而钻入灶内，成为灶神。一说，古时候有一贪官，生性最馋，每天须找美味食用，百姓不堪其扰。后一位神仙幻变的民女将他掴到锅台上，变成"灶王"，只能看人家吃美食。

　　四，穷蝉演变说。此说为当代学者袁珂的见解。他从前引《庄子·达生篇》"灶有髻"人手分析。"髻"是"蛣"的异体字或假借字，《广雅·释虫》："〓，蛣，蝉也。"《大戴礼·帝系篇》："颛顼产穷蝉。""这就说到点子上了：颛顼之子名穷蝉，蝉又是'灶有髻(蛣)'的'髻(蛣)'，而'髻 (蛣)'又说是灶神，是"穷蝉"与灶神之间有了一定的"联系"。但此"蝉"并非"知了"，而是灶上常见的一种蝉状的小生物，俗称蟑螂，有的地方称为"灶马 "。正是这种常见于灶上的小生物，古人以为是神物(或鬼物)，祀为灶神。殷周鼎彝，多以蝉纹为饰，所刻绘的就是这么一种东西。《史记·五帝本纪》"颛顼生子曰穷蝉"司马贞索隐："《系(世)本》，作穷系。"俞正燮《癸巳存稿》卷十三"灶神"条引《许慎异义》："灶神，古《周礼》说，颛顼有子曰犁，为祝融，祀以为灶神。"犁、系、髻(蛣)音皆相近，而穷系又作穷蝉，是穷蝉即犁，也就是古代传说中的灶神。《后汉书·阴识传》"腊日晨炊而灶神形见"李贤注引《杂五行书》："灶神名禅，字子郭。"《酉阳杂俎·诺皋记上》："灶神姓张名单。"可见"单"或"禅"其实都是"穷蝉"一名的演变。进一步推测，"苏吉利"该是"宋无忌"的音变，而"吉"、"忌"的声音又都近于髻(蛣)。至此"豁然贯通"：穷蝉既然又名穷系，而系、髻(蛣)、吉、忌的声音又如此相近，则后世传说的灶神，无论名叫"禅"的，名叫"单"的，名叫"宋无忌"的，名叫"苏吉利"的，都是颛顼的儿子"穷蝉(穷系)"一名的演变。而穷蝉的本来面目，实际上又只不过是灶上常见的那种蝉样的红壳虫--蟑螂(《漫话灶神和祭灶》，原载《散文》1980年第二期)。

　　此外，民间传说中关于灶神由来还有多种"版本"，而少数民族有关灶神的传说更为丰富

　　灶神的由来：灶神，即东厨司命定福灶君，俗称灶君、灶王、灶王爷。中国古代就有祭祀灶神的。《礼记》的《祭法》篇称，「王为群姓立七祀」，在七祀中有一祀就是祀灶。但是普通百姓只能祀一锺，或者祀户，或者祀灶。灶要生火，因此，两汉时期，有称火神炎帝神农，死后托祀於灶；也有称祝融禄回为高辛氏火正，死为火神，托祀於灶。上灶还要洗刷锅盆，因此《礼记》的《礼器》篇又称祭灶是「老妇之祭」，「惟盛食於盆，盛酒於瓶，卑贱之祭耳。虽卑贱而必祭之者，以其有功於饮食，故报之也」。魏晋以后，灶神有了姓名。隋杜台卿《玉烛宝典》引《灶书》称，「灶神，姓苏，名吉利，妇名搏颊」。唐李贤注引《杂五行书》又称，「灶神名禅，字子郭，衣黄衣，披发，从灶中出」。灶神初为女神，或称是老妇，或称是美女，说法诸多。大约出於清代的《敬灶全书》则称，灶君姓张，名单，字子郭。当属男神。现在民间供奉的东厨司命定福灶君的纸马，往往是一对老夫妇并坐，即灶君和灶君夫人的画像。

　　职能：灶神之职原是主管人间的饮食制作。约在东晋前，灶神又有了监察人间罪恶，掌握一家寿夭祸福的职能。东晋葛洪《抱朴子内篇》的《微旨》称：「月晦之夜，灶神亦上天白人罪状。大者夺纪，纪者三百日也。小者夺算，算者三日也」。大约成书於元明之际的《东厨司命灯仪》中有句称，「灶神职重，秉下民倚伏之权」，「在天为七元之使者，递日奉万事於宸庭」，「迭主阴阳，虽善善恶恶，均在修为；然是是非非，必恭记录」。清代的《敬灶全书》则称，灶君受一家香火，保一家康泰。察一家善恶，奏一家功过。每奉庚申日，上奏玉帝，终月则算。功多者，三年之后，天必降之福寿；过多者，三年之后，天必降之灾殃。

　　奉祀：每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灶神上天，报告人间功过，定人祸福。因此，南北习俗均於十二月二十三日晚上奉祀灶君，焚香祀送。旧时亦有士绅家於二十三日送灶，百姓家二十四日送灶之别。奉祀灶君多用糖元宝、炒米糖、花生糖、芝麻糖和糯米团子之类，以冀塞住灶神之口，不讲人间罪恶，世称「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祭毕，即将奉祀经年的灶君旧纸马从灶上揭下，连同纸锭等一起焚化，以示灶神上天。除夕接神时，再行接灶神之礼，奉祀灶神后，再在灶上粘贴新的灶君纸马。

先秦音乐“和谐”观的内涵及其变迁

　先秦音乐“和谐”观是包含音乐、审美和社会伦理在内的一种综合观念。“和谐”最初专指音的谐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谐”的内涵也发生了改变，西周开始由音和演变为政和，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和谐”观念开始普遍化、伦理化。

　关键词： 先秦音乐；和谐；内涵；变迁

　“和谐”观念是我们民族在先秦时期逐渐形成的包含音乐、审美和社会伦理在内的一种综合观念，它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体现了中华民族最基本的人文精神。其含义涉及三个基本向度：声音组合的和谐、人与宇宙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而且，这些含义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的。厘清“和”的内涵及其变化的历史，对我们正确认识和理解先秦音乐“和谐”观念大有裨益。

　一、“和谐”观念的原初内涵

　“和谐”观念在我国是出现得很早的，其原初意义主要指声音的协调配合，以及通过声音的协和以沟通神人之和。我们可以从“和”的语义学、音乐发生学以及音乐目的论方面得到认识。

　1。“和”的语义学内涵

　较早出现“和”“谐”的文献要算《尚书》。《舜典》载：“帝曰：夔！命女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1］这里“和”与“谐”虽然没有直接组成一个词，但与“和谐”一词的内涵已无二致：“和”就是“谐”，“谐”就是“和”。从文中的诗、歌、声、律，到八种乐器的演奏，都协调有序，以此沟通人与神，达到“人神以和”的目的。

　关于“和”的语源、语义已经有诸多学者做过有益的探索。

　许慎《说文解字·口部》曰：“咊，相应也。从口，禾声。”又《说文·龠部》曰：“龢，调也，从龠，禾声，读与和同。”段注曰：“言部曰：调，龢也。此与口部和音同义别。经传多假和为龢。”《说文·龠部》曰：“龠，乐之竹管，三孔，以和众声也。从品仑。” ［2］

　郭沫若释“龢”字说：“考之古金文，龠字象编管之形。”由此，他说：“知龠则知龢之本义必当为乐器，由乐声之谐和始能引出调意。由乐声之共鸣始能引出相应意，亦犹乐字之本为琴乃引申为音乐之乐与和乐之乐也，引申之义行而本义转废，后人只知有音乐、和乐之乐而不知有琴弦之象，亦仅知有调和、应和之和而不知“龢”之为何物矣。然龢固乐器名也。《尔雅》：大笙谓之巢，小者谓之和。此即龢之本意矣。当以龢为正字，和乃后起字，字之从龠，正表示其从为笙，故此亦正可为互证。”［3］

　可见，龢，由龠而来，是“和”的正字，“和”是后起字，原指笙或排箫之类的乐器。因为各种乐器演奏，需要谐和，所谓“八音克谐”，因此“和”原本就有协调、调和、和谐之义。这也是先秦时期谈论“和谐”问题时总是从音乐入手，或者以音乐作比类的深层原因。

　2。“和”的音乐发生学阐释

　从发声原理说，音乐的物质基础是各种声音的振动。这些发声的物质材料既包括人类的器官，也包括自然物和人类创造的器具。那些纯净、和谐的声音使人感到悦耳动听，相反，那些不和谐的噪音使人感到刺耳难听。声音的动听与否一方面看这些声音音高、音程、节奏自身是否互相协调，一方面看这些声音音高、音程、节奏与人类生理、心理结构是否协调。音乐总是通过人类的听觉器官感知并引起情绪的反应和情感的体验。所以，先秦时期声、音、乐是分开的，声泛指一切声音，古代称之为天籁、地籁和人籁，也包括各种噪音在内；音是特指有秩序、有条理、有组织的乐音组合；乐则指诗、乐、舞混一的综合体。《乐记》曰：“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可见，音是指各种声音的和谐搭配，乐是指诗、乐、舞的和谐搭配。和谐是判别乐音与噪音的关键。反过来说，和谐起初是人们在对自然界各种声音的认识、感知中形成的观念，是对乐音最基本的审美感知。

　从音乐发生与形成来看，早期人类对声音的理解与认识是伴随着人类社会实践活动进行的。在长期的劳动和实践过程中，人类往往受一些狩猎工具如猎哨、猎角、弓弦等发出的声音、鸟类啼鸣发出的声音、溪流、大气等自然界各种声音的启发，发明了音乐这种人类早期的文化样式。《吕氏春秋》对很多古老音乐的起源和形成有较多论述。诸如伶伦为律，“听凤皇之鸣，以别十二律”、“帝颛顼好其音，乃令飞龙作效八风之音，命之曰承云”、“质乃效山林溪谷之音以歌”等。［4］其实，《吕氏春秋》是从物质的发声学角度分析音乐形成的一般规律和先王定乐依据的，具有朴素唯物主义的特色，也基本符合音乐生成的历史事实。伶伦作为律、飞龙、质等作乐的实例则生动展示了我国早期音乐形成过程中对太一自然之声的认识和模仿的情景。尽管有关古代早期音乐的形成，尤其是乐律的形成有几种不同说法，但是，他们都是从认识和模仿自然之音而来，这是符合音乐发展历史的。可见，对和谐的自然之音的认识和模仿是古代早期音乐产生的第一步。

　在此欲强调的是，和谐的自然之音是和谐的自然界各种因素和谐相处的表像，或者说，在和谐的声音背后反映的是大自然各种事物的和谐相处。正是在这样的认识中，才有了古代音乐“和谐”观念中的自然界要素之间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等内涵。

　音乐的产生动机及其社会功用何在？这是音乐在早期社会风行的社会文化基础，也是“和谐”观念内涵演进的关键因素。关于早期乐舞的产生有多种说法，其中影响较大的观点主要表现在摹仿说、游戏说、巫术说、情感表现说、 说、劳动说等六种。其实，艺术起源于劳动与起源于巫术、祭祀等仪式的说法并不矛盾。原始社会，早期人类的主要社会活动是生产生活实践，由此衍生的各种仪式活动则是精神活动的主要形式，原始艺术是伴随着各种仪式活动而产生的，本身就是仪式活动的一部分。最典型的实例要数《吕氏春秋·古乐篇》对葛天氏之乐的记载。这其实是记载了一次极具巫术色彩的祭祀活动，通过乐舞的仪式来表达对先民和神物的崇敬，再现先民的劳动生活以及对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祈求。这项祭祀仪式的程式要求中有八项内容，所以乐舞也歌八阕。在这个过程中，仪式提供了人类生产实践向艺术转化的中介。上引《尚书·舜典》的记载就更能说明问题了。舜帝命夔典乐的最终目的是通过“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的和谐音乐的表演达到“神人以和”。从《吕氏春秋·古乐篇》所载，从颛顼到商汤等上古时期制作乐舞的情形可以看到乐舞的主要社会功能是祭神的：颛顼令飞龙效八风之音所作《承云》之乐“以祭上帝”；帝喾命咸黑作为声，歌九招、六列、六英“以康帝德”；尧命质所为《大章》乐“以祭上帝”；舜修《九招》以明帝德；禹作《九成》以昭其功；汤作《大濩》以见其善，等等。［5］

　二、从音“和”到政“和”：西周礼乐文化观念的渗透

　在原始的习俗与祭祀活动中乐与礼配合使用是“自为”的行为，殷人强化了“神人以和”的功利性。到西周，成王“作《周官》，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6］这种“礼乐”制度人为地将礼乐结合，相须为用，所谓“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使作为宗法制度为基础的礼从外部给人提供一种强制的社会规范，而乐则从内部为人塑造一种自律的文化规范，从而达到“整民”作用。后来，《礼记·乐记》对周代礼乐一体的精义的论述可谓经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计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这便是周代制礼作乐的用意所在。

　在西周制礼作乐的社会文化背景中，他们对“和”的内涵赋予了新的意义，其中史伯、晏子、单穆公和伶州鸠的论述最为典型。

　史伯以自然界生物生息繁殖、世界阴阳五行配合、五味调和、六律协和规律以及先王为政实例等来说明“和”“同”之别，希望周幽王能认识到“和生物”而“同不继”的道理。［7］此时的“和”已经不仅仅是音和了，其意义远远扩大了：既有声音之和，也有阴阳之和、自然万物之和、君臣上下之和。

　周景王二十三年，景王想铸无射大钟，征求群臣意见，其卿士单穆公从钟“大不出钧，重不过石”的先王制度和以言德民的为政之道方面进行劝阻。单穆公的逻辑思路是：钟声以为耳，耳所不及非为钟声，因为听和则聪，聪则言听，以言德于民，（历史论文 ） 才能归心与君。今大王所作钟“听之弗及，比之不度”，所以，钟声不可以知和。显然，这里评判钟声是否和谐的主要依据是政治是否和顺。伶州鸠首先提出“夫政象乐，乐从和，和从平”的观点，将为政与作乐联系在一起论述，体现了伶州鸠对音乐“敬天保民”社会功能的认识。二十四年，大钟铸成，当景王谓伶州鸠曰“钟果和”时，伶州鸠的回答更有深意：“上作器，民备乐之，则为和。今财亡民罢，莫不怨恨，臣不知其和也。”这里径直以“民备乐之”作为“和”的评判标准。可见，单穆公与伶州鸠评判音乐“和谐”的重要标准之一是政治的“和谐”，具有很强的民本思想。

　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礼记·乐记》对音乐的政治功能作了合理的解说：“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是故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审乐以知政，而治道备矣。”

　三、“礼崩乐坏”与社会伦理重构：“和谐”观念的普泛化、伦理化

　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雅乐趋于败落，新声逐步兴起，得到统治者的普遍认同。而以郑声为代表的新声与先王礼乐“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礼记·乐记》）的传统观念相违背。于是，恢复雅乐、强化礼制、强调音乐教化作用，以确立君臣、父子、大小、尊卑的政治、社会格局的观点便应运而生。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将美与善相结合，提出“乐而不*、哀而不伤”（《论语·八佾》）为核心的“中和”思想，强调音乐应该合乎礼的要求，音乐的感情必须受德的规范、礼的制约。荀子重视音乐的社会功能，认为雅、颂之乐和礼义一样，具有使社会免于乱而归于治的作用。他提出“故乐者，审一以定和者也”的论断，并根据“审一定和”认为音乐既可使君臣和敬、父子和亲、长少和顺、民心归附、天下大齐，又能使个人血气平和、心志向善，社会关系和睦、同心同德的功用，因此，得出“故乐者，天下之大齐也，中和之纪也”的论断。由上可见，儒家和谐音乐思想集中体现为以礼为本、礼乐配合、治国治人。在价值论上强调音乐的社会功能和伦理教化作用，从而将之上升为认识一切事物的方法论。《礼记·中庸》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要求处理一切事物，必须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上下兼顾，取其中庸。这是对孔子音乐之“中和”思想的总结和提升，即所谓的“中庸”之道。

　老子提出“音声相和”的观点，认为不和谐之声与和谐之音既相互对立，又相互协和，因此在对待音声问题上也应与对待有无、难易、长短、高下一样“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8］。庄子的音乐思想的核心是倡导适性之乐，既不能为音声之乐而贪求，也不能为不得音声之乐而忧惧，提出“至乐无乐”的命题，强调适行而为。可见，老庄的“和谐”观强调的是人与自然、天地宇宙的和谐。

　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对“和谐”观念的普泛化解释，是为了重建社会伦理秩序的需要，在对先王古乐的倡导与弘扬、对新声的贬斥中建构起来的。现实中，古乐再也没有因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的积极鼓吹和重建而得以重生，新声以其极强的情感渲染能力而日益繁荣。可是，西周礼乐的传统和精义却在孔子等人的总结归纳和宣传中得以提升，使之朝着社会伦理、方法论和宇宙观等哲学意识方面发展。汉代董仲舒《春秋繁露》，融合阴阳、五行思想，对“中和”进行新的阐释：“中者，天下之所终始也；而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夫德莫大于和，而道莫正于中。……是故能以中和理天下者，其德大盛；能以中和养其身者，其寿极命。”此时，“中和”已经不仅仅是音乐观念和审美标准了，而是一种治国的伦理标准和哲学思想，成为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核心内容。

　综上所论，先秦“和”的内涵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夏、商及以前的史前期，“和”的初始意义主要是指声音的“和谐”以及由音乐而引起的神人和谐。第二，西周到春秋时期，“和”意识向社会政治层面渗透，使音乐的“和谐”观主要体现为“和同”、“中和”，赋予“和谐”自然、社会、人生的多重内涵。第三，春秋战国时期，基于“礼坏乐崩”后的社会、伦理价值重构，诸子们开始对“和谐”内涵进行挖掘和提升，孔子的礼乐之和与人伦之和赋予“和谐”伦理道德、人性人情的内涵；老庄的天地之和、阴阳之和，侧重与天道、自然的结合。随着诸子的深入阐发，使“中和”成为社会思想的主流，汉代董仲舒将中和与天地人、阴阳五行、伦理道德相结合，建构了完整的宇宙论体系和方法论原则，使以“中和”为核心内涵的“和谐”思想已经由音乐审美观念演变成中华民族具有主导性的政治伦理准则和文化审美标准，从而成为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核心。

　参考文献：

　［1］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31页。

　［2］ 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57、85页。

　［3］ 《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甲骨文字研究》， 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3——106页。

　［4］［5］ 吕不韦：《吕氏春秋》，（诸子集成本），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51——52、51——53页。

　［6］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35页。

　［7］ 《国语·郑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515——516页。

　［8］ 蔡仲德：《中国音乐美学史》，人民音乐出版社2003年版，第1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