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看你的本子是什么时候翻刻的。

由于历代藏书家中，善本肯定是旧本，那些抄写、刻印年代较近的只能是普通本，如晚清藏书家丁丙在其《善本书室藏书志》的编例中，规定收书范围是：1、旧刻；2、精本；3、

旧抄；4、旧校。他按照那个时代的标准，将旧刻规定为宋元版书，精本为明代精刻。依据这一划分，随着时间的推移，收藏家心目中的善本的定义年代界限也日益后移。民国时期，明刻本渐渐进入旧刻行列，本世纪中期以后，乾隆以前刻本全都变成了善本，甚至无论残缺多少，有无错讹，均以年代划界。70年代末，《中国善本书总目》开始编纂，在确定收录标准和范围时，规定了"三性"、"九条"，这应该是对善本概念的一个完整周详的表述：

善本的衡量、评价标准：“三性”、“九条”。

三性

1：历史文物性。

所谓历史文物性，当有两个方面的含义：

一是指古书版印、抄写的时代较早而具有历史文物价值。

二是指古书可作为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文献实物见证而具有某种纪念意义。

2：学术资料性。

所谓学术资料性，除了指经过精校细勘，文字上讹误较少和经过前代学人精注精疏的稿本、写本、抄本、印本以外，还应包括古书中那些在学术上有独到见解，或有学派特点，或集众说较有系统，或在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某一人物、某一事件的资料方面，有比较集中、比较完善、比较少见的稿本、写本、抄本、印本。

3：艺术代表性。

所谓艺术代表性，主要指那些能反映我国古代各种印刷技术的发明、发展和成熟水平；或是在装帧上能反映我国古代书籍各种装帧形制的演变；或是用纸特异，印刷精良，能反映我国古代造纸工艺的进步和印刷技术水平的古书。

九条

1：元代及元代以前刻印抄写的图书。〔包括残本与散叶〕

2：明代刻、抄写的图书。〔包括具有特殊价值的残本与散叶〕 但版印模糊，流传较多者不收。

3：清代乾隆以前流传较少的刻本、抄本。

4：太平天国及历代农民革命政权所刊印的图书。

5：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有学派特点，或集众说较有系统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

6：辛亥革命以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

7：辛亥革命以前的名人学者批校、题跋或过录前人批校而有参考价值的印本、抄本。

8：在印刷术上能反映古代印刷术发展，代表一定时期技术水平的各种活字印本、套印本或有精校版画、插画的刻本。

9：印谱明代的全收，清代的集古印谱、名家篆刻印谱的钤印本，有特色的亲笔题记的收，一般不收。

古籍是不分朝代，只论稀缺程度。所有的古籍善本，无论哪个朝代，都不可以带出境。

比如，清初刻本，明清递修善本，珍贵抄本，名家题跋本等一般来说不允许出境。

如果是一般的古籍，那么自然没问题。

　　《四库全书》是乾隆皇帝在“文字狱”的背景下亲自组织的中国历史上一部规模最大的丛书。1772年开始，经十年编成。丛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据文津阁藏本，该书共收录古籍3503种、79337卷、装订成三万六千余册，保存了丰富的文献资料，但编纂过程毁书则更多。“四库”之名，是初唐官方藏书分为经史子集四个书库，号称“四部库书”，或“四库之书”。经史子集四分法是古代图书分类的主要方法，它基本上囊括了古代所有图书，故称“全书”。清代乾隆初年，学者周永年提出“儒藏说”，主张把儒家著作集中在一起，供人借阅。

　　1773年）二月朝廷设立了“四库全书馆,负责《四库全书》的编纂，由乾隆皇帝的第六子永瑢负责,任命内阁大学士于敏中为总裁，大学士以及六部尚书、侍郎为副总裁，召著名学者纪昀为总纂官开始编纂这套卷帙浩繁的丛书。陆锡熊、孙士毅、戴震、周永年、邵晋涵等其他学者也参与了编纂。曾参与编撰并正式列名的文人学者达到三千六百多人，而抄写人员也有三千八百人。

　　《四库全书》收录了当时在全国各地征收的流通图书、清内廷收藏的图书以及《永乐大典》中辑出来的珍本善本。征收准则以阐明性学治法、考核典章、九流百家之言为优先，族谱、尺牍、屏障、寿言、唱酬诗文等等则不在考虑之列。据统计，光是征收得的图书就达13501种。当时乾隆还规定，凡从坊肆来的，应该付给一定的费用；若是家藏图书，则装裱印刷；如未曾刊刻，则抄本存留。这些书筛选后按“着录书”及“存目书”分别收入，其中“存目书”不录全书，只摘部分内容，而“着录书”则经过整理、校勘、考证后，按特定格式重新抄写存入，誊写完成后，还要与原本反复校勘。最后收录的图书有三千四百六十一种。

　　《四库全书》为了美观与便于识别，采用分色装潢，经部绿色，史部红色，子部月白色（或浅蓝色），集部灰黑色。四部颜色的确定，依春夏秋冬四季而定。《四库全书总目》因为是全书纲领，采用代表中央的**。

　　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四套书陆续完成，全书共抄7部，分别贮于北京紫禁城皇宫文渊阁、京郊圆明园文源阁、奉天故宫（今沈阳）文溯阁、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合称“内廷四阁”（或称“北四阁”）。又在镇江金山寺建文宗阁，扬州大观堂建文汇阁，杭州西湖行宫孤山圣因寺建文澜阁，即“江浙三阁”（或称“南三阁”），各藏抄本一部。副本存于京师翰林院。其中文渊阁本最早完成，校勘更精、字体也更工整。

　　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乾隆皇帝抽查《四库全书》时发现一些书有诋毁清朝的字句，因此下令重检《四库全书》，并最终删除《诸史同异录》等11部。但这11部书虽然从《四库全书》中删除，但是依然存在宫中，没有销毁，这11部书中的9部还流传到今天。

　　嘉庆八年（1803年）由纪昀主持《四库全书》最后一部分官修书籍的补遗工作，进一步完善《四库全书》。

由于斗数不如八字公开，研究斗数的人相对较少，留下的著作就更少。较为流行的斗数典籍是大约200年前的《斗数全书》与《斗数全集》，还有一些著名的赋文，如《太微赋》、《骨髓赋》等等。

紫微斗数的英文翻译

The 14 Major Stars are（14主星）：

Mercy Star (Tian Ji) 天机

Sun (Tai Yang) 太阳

Finance Star (Wu Qu) 武曲

Lucky Star (Tian Tong)天同

Treasury Star (Tian Fu) 天府

Moon (Tai Yin)太阴

Flirting Star (Tan Lang) 贪狼

Gloomy Star (Ju Men) 巨门

Blessing Star (Tian Liang) 天梁

Power Star (Qi Sha) 七杀

Ruinous Star (Po Jun)破军

Wicked Star (Lian Zhen）廉贞

Minister Star (Tian Xiang）天相

Emperor Star (Zi Wei）紫微

……

The Lucky Stars are（吉星）：

Angel 1 (Tian Kui）天魁

Angel 2 (Tian Yue）天钺

Deputy 1 (Zuo Fu)左辅

Deputy 2 (You Bi）右弼

Intellect Star (Wen chang)文昌

Intelligence Star (Wen Qu）文曲

……

The Harmful Stars are（凶星）：

Worrisome Star (Tuo Luo）陀罗

Troublesome Star (Qing Yang）擎羊

Fiery Star (Huo Xing）火星

Siren Star (Ling Xing）铃星

Misfortune Star (Di Kong）地空

Calamity Star (Di Jie）地劫

……

The Auxiliary Stars are（辅星）：

Abundance Star (Lu Cun）禄存

Pegasus (Tian Ma）天马

Stern Star (tian Xing）天刑

Romance Star (Tian Yao）天姚

Wedding Star (Hong Luan）红鸾

Birth Star (Tian Xi)天喜。

常见的格局有：

君臣庆会格

紫府同宫格

七杀朝斗格

石中隐玉格

三奇加会格

日月并明格

日月反背格

日照雷门格

明珠出海格

月朗天门格

木火通明格

极向离明格

英星入庙格

紫府朝垣格

天府朝垣格

府相朝垣格

机月同梁格

机梁加会格

文梁振纪格

巨日同宫格

金灿光辉格

阳梁昌禄格

月生沧海格

寿星入庙格

英星入庙格

马头带箭格

巨机同临格

天乙拱命格

权禄巡逢格

科权禄夹格

双禄夹命格

左右同宫格

文桂文华格

贪武同行格

三合火贪格

贪铃朝垣格

贵星夹命格

廉贞文武格

权煞化禄格

权星朝垣格

辅拱文星格

禄文拱命格

禄合鸳鸯格

双禄朝垣格

禄马佩印格

禄马交驰格

二曜同临格

丹墀桂墀格

马头带剑格

天梁拱月格

文星遇夹格

科星煞凑格

科星逢破格

魁钺凶冲格

巨机化酉格

刑囚夹印格

月同遇煞格

马落空亡格

梁马飘荡格

禄逢两煞格

羊陀夹忌格

火铃夹命格

“紫微斗数”的特点

左右同宫格

文桂文华格

贪武同行格

三合火贪格

贪铃朝垣格

贵星夹命格

廉贞文武格

权煞化禄格

权星朝垣格

紫微的格局只做参考，实际看命，需要以具体星气组合为主，层次高低和格局关系不大。

善本，简单讲就是好的书本。善本最初的概念是指经过严格校勘、无讹文脱字的书本。印刷术产生前，书籍大都是写本。把原稿或别本认真缮写下来，经过与原文校核无误，就成为善本。唐以后，雕版印刷术出现，书籍开始出现“版本”的概念。不同版本书籍收录文献多寡、校勘精劣程度各不相同，就有了足本和残本、精本和劣本的差别；书籍版本出现早晚、珍稀程度不同，就有了古本和今本、孤本和复本的差别。善本的内涵也比原来更扩大了，以后许多学者对善本的概念不断总结归纳，最后形成了现在通用的善本“三性”、“九条”说。 善本的“三性”指书籍应具备较高的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和艺术代表性。善本的“九条”主要包括：元代及元代以前刻印抄写的图书；明代刻、抄写的图书；清代乾隆以前流传较少的刻本、抄本；太平天国及历代农民革命政权所刊印的图书；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有学派特点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辛亥革命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辛亥革命以前的名人学者批校、题跋或过录前人批校而有参考价值的印本、抄本；在印刷术上能反映古代印刷术发展的各种活字印本、套印本或有精校版画、插画的刻本；明代的印谱、清代的集古印谱、名家篆刻印谱的钤印本，有特色的亲笔题记等。善本的时代下限，现在一般确定在清乾隆六十年。

具体的标准，历代学者、藏书家都提出过不同的看法，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清末张之洞的说法。张氏解释善本之义有三:

一曰足本，无阙卷，未删削。

二曰精本，精校、精注。

三曰旧本，旧刻、旧抄。

其中一、二条是从图书内容和校勘的角度提出的，第三条则从版本产生年代的角度来讲。现代的版本学家在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了善本的“三性原则”，即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和艺术代表性。

首先，书籍从文物的角度看应鉴定是否为善本。所谓善本就是精校精注本，同时也是古本和孤本。从这个角度看，你的道经是通行印刷的，应该是经过校注的版本，但是否为名家校注则不得而知，估计不是。至于说光绪年间的铅印本子要卖到200万纯属无稽之谈。如果说这些书要有价值那就是自己收藏保存，算是对祖宗的一种尊重吧。真正值钱的古籍是宋元旧椠，要么至少是汲古阁的抄本和影宋本。就算拜经堂、嘉业堂的印书也不值多少钱了。更何况这种普通的印本呢。

丛书名。清乾隆时编纂。1772年开始，经十年编成。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官修书，也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丛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据文津阁藏本，该书共收录古籍三千五百零三（3503）种、七万九千三百三十七（79337）卷、装订成三万六千余册。保存了丰富的文献资料。“四库”之名，源于初唐，初唐官方藏书分为经史子集四个书库，号称“四部库书”，或“四库之书”。经史子集四分法是古代图书分类的主要方法，它基本上囊括了古代所有图书，故称“全书”。清代乾隆初年，学者周水年提出“儒藏说”，主张把儒家著作集中在一起，供人借阅。此说得到社会的广泛响应，这是编纂《四库全书》的社会基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又是一部重要的目录学著作。

四库全书的编纂历史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十一月，安徽学政朱筠提出《永乐大典》的辑佚问题，得到乾隆皇帝的认可，接着便诏令将所辑佚书与“各省所采及武英殿所有官刻诸书”，汇编在一起，名曰《四库全书》。这样，由《永乐大典》的辑佚便引出了编纂《四库全书》的浩大工程，成为编纂《四库全书》的直接原因。《四库全书》的编纂过程共分四步：第一步是征集图书。征书工作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开始，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结束，历时七年之久。为了表彰进书者，清廷还制定了奖书、题咏、记名等奖励办法：“奖书”即凡进书500种以上者，赐《古今图书集成》一部；进书100种以上者，赐《佩文韵府》一部。“题咏”，即凡进书百种以上者，择一精醇之本，由乾隆皇帝题咏简端，以示恩宠。“记名”即在提要中注明采进者或藏书家姓名。在地方政府的大力协助和藏书家的积极响应下，征书工作进展顺利，共征集图书12237种，其中江苏进书4808种，居各省之首；浙江进书4600种，排名第二。私人藏书家马裕、鲍士恭、范懋柱、汪启淑等也进书不少。

第二步是整理图书。乾隆皇帝为了存放《四库全书》效仿著名的藏书楼“天一阁”的建筑建造了南北七阁。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十二月，第一部《四库全书》终于抄写完毕并装潢进呈。接着又用了将近三年的时间，抄完第二、三、四部，分贮文渊阁、文溯阁、文源阁、文津阁珍藏，这就是所谓“北四阁”。从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七月到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又抄了三部，分贮江南文宗阁，文汇阁和文澜阁珍藏，这就是所谓“南三阁”。每部《四库全书》装订为36300册，6752函。七阁之书都钤有玺印，如文渊阁藏本册首钤“文渊阁宝”朱文方印，卷尾钤“乾隆御览之宝”朱文方印。

《四库全书》的底本的四个来源

1内府藏书；

2清廷官修书；

3从各地征集的图书；

4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佚书。

四库馆臣对以上各书提出应抄、应刻、应存的具体意见。应抄之书是认为合格的著作，可以抄入《四库全书》。应刻之书是认为最好的著作，这些著作不仅抄入《四库全书》，而且还应另行刻印，以广流传。应存之书是认为不合格的著作，不能抄入《四库全书》，而在《四库全书总目》中仅存其名，列入存目，这类著作共有6793种、93551卷，比收入《四库全书》的著作多出将近一倍。对于应抄、应刻的著作，要比较同书异本的差异，选择较好的本子作为底本。一种图书一旦定为四库底本，还要进行一系列加工，飞签、眉批就是加工的产物。飞签也叫夹签，是分校官改正错字、书写初审意见的纸条。这种纸条往往贴于卷内，送呈纂修官复审。纂修官认可者，可用朱笔径改原文，否则不作改动。然后送呈总纂官三审，总纂官经过分析之后，可以不同意纂修官的复审意见，而采用分校官的初审意见。三审之后，送呈御览。第三步是抄写底本。抄写人员初由保举而来，后来，发现这种方法有行贿、受贿等弊病，又改为考查的办法，具体做法是：在需要增加抄写人员时，先出告示，应征者报名后，令当场写字数行，品其字迹端正与否，择优录取。考查法虽比保举法优越，但也有不便之处，因此最后又改为从乡试落第生徒中挑选，择其试卷字迹匀净者予以录用。这样，先后选拔了3826人担任抄写工作，保证了抄写《四库全书》的需要。为了保证进度，还规定了抄写定额：每人每天抄写1000字，每年抄写33万字，5年限抄180万字。五年期满，抄写200万字者，列为一等；抄写165万字者，列为二等。按照等级，分别授予州同、州判、县丞、主簿等四项官职。发现字体不工整者，记过一次，罚多写10000字。由于措施得力，赏罚分明，所以《四库全书》的抄写工作进展顺利，每天都有600人从事抄写工作，至少可抄60余万字。第四步是校订。这是最后一道关键性工序。为了保证校订工作的顺利进行，四库全书馆制定了《功过处分条例》，其中规定：所错之字如系原本讹误者，免其记过；如原本无讹，确系誊录致误者，每错一字记过一次；如能查出原本错误，签请改正者，每一处记功一次。各册之后，一律开列校订人员衔名，以明其责。一书经分校，复校两关之后，再经总裁抽阅，最后装潢进呈。分校、复校、总裁等各司其职，对于保证《四库全书》的质量确实起了重要作用。

四库全书的内容

《四库全书》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按照内容分类，包括4部44类66属。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经部包括易类、书类、诗类、礼类、春秋类、孝经类、五经总义类、四书类、乐类、小学类等10个大类，其中礼类又分周礼、仪礼、礼记、三礼总义、通礼、杂礼书6属，小学类又分训诂、字书、韵书3属；史部包括正史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杂史类、别史类、诏令奏议类、传记类、史钞类、载记类、时令类、地理类、职官类、政书类、目录类、史评类等15个大类，其中诏令奏议类又分诏令、奏议2属，传记类又分圣贤、名人、总录、杂录、别录5属，地理类又分宫殿疏、总志、都会郡县、河渠、边防、山川、古迹、杂记、游记、外记10属，职官类又分官制、官箴2属，政书类又分通制、典礼、邦计、军政、法令、考工6属，目录类又分经籍、金石2属；子部包括儒家类、兵家类、法家类、农家类、医家类、天文算法类、术数类、艺术类、谱录类、杂家类、类书类、小说家类、释家类、道家类等14大类，其中天文算法类又分推步、算书2属，术数类又分数学、占侯、相宅相墓、占卜、命书相书、阴阳五行、杂技术7属，艺术类又分书画、琴谱、篆刻、杂技4属，谱录类又分器物、食谱、草木鸟兽虫鱼3属，杂家类又分杂学、杂考、杂说、杂品、杂纂、杂编6属，小说家类又分杂事、异闻、琐语3属；集部包括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等5个大类，其中词曲类又分词集、词选、词话、词谱词韵、南北曲5属。除了章回小说、戏剧著作之外，以上门类基本上包括了社会上流布的各种图书。就著者而言，包括妇女，僧人、道家、宦官、军人、帝王、外国人等在内的各类人物的著作。

四库全书的不足之处

第一，重视儒家著作，把儒家著作放在突出的位置。把儒家经典放在四部之首，把一般儒家著作放在子部之首。

第二，轻视科技著作。认为西方现代科学技术，是“异端之尤”，可以“节取其技能，禁传其学术”。除了农家、医家和天文算法类收录少数科技著作之外，一般科技著作是不收录的。

第三，不收戏剧著作和章回小说。

第四，图书正文或有删节或篡改。

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

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也就是寓禁于征的过程，也就是大兴文字狱的过程。据统计，在长达10余年的修书过程中，禁毁图书3100多种、15万部以上。在收入《四库全书》的图书中，也有不少删节或挖改。 在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中，还编了《四库全书荟要》、《四库全书总目》、《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四库全书考证》、《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等。这几种书可以看作编纂《四库全书》的副产品。《四库全书荟要》是《四库全书》的精华，收书473种、19931卷。开本大小和装帧形式与《四库全书》相同。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共抄两部：一部放在宫中御花园的摛藻堂，一部放在圆明园东墙外长春园内的味腴书屋。《四库全书总目》二百卷是《四库全书》收录书和存目书的总目录。该目录前有“凡例”，经史子集四部之首冠以总序，大类之前又有小序，每书之下都有著者介绍、内容提要、版本源流等考证文字。由于这些考证文字出于纪昀、戴震、姚鼎、邵晋涵等著名学者之手，因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二十卷是《四库全书总目》的简编本，它不列存目书，只列《四库全书》收录的图书，每种书的提要也写得比较简单。《四库全书考证》一百卷是四库馆臣对应抄，应刻各书校勘字句的记录汇编，该书对于校订古籍有较高的参考价值。《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是用木活字印成的。它包括《四库全书》中138种“应刻”之书。该丛书在刻印4种之后，主持人金简通过比较，认为木活字花钱少，实用价值高，改为木活字印刷出版。金简把木活字印刷过程写成《钦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一书，并收入《四库全书》，它是古代印刷史上的重要文献，已被译成德文、英文等流传世界。

《四库全书》编纂成功的原因

第一，安定的社会环境。修书期间，正当康乾盛世，天下无事，没有战争的干扰。四库馆臣坐在书案之前，一坐就是10年，没有后顾之忧。第二，最高统治者的重视。《四库全书》从酝酿到修成，乾隆弘历始终参预其事，并由他精心策划。从征书、选择底本，到抄书、校书，乾隆都一一过问，亲自安排。第三，雄厚的资金来源。《四库全书》卷帙浩繁，所需经费难以数计，清廷一概包揽下来。第四，严密的组织系统。四库全书馆的最高职务是总裁和副总裁，多由郡王，大学士以及六部尚书、侍郎兼任，负责总理馆内一切事务，下设纂修处，缮书处和监造处。纂修处负责校理勘定全部书籍，并兼任缮书处缮写书籍的分校工作；缮书处负责全书的缮写及校勘事宜；监造处负责武英殿刊刻、印刷、装订、整理书籍事宜。四库馆臣总计360人，因故革职、身死除名、调用它任者，不在此数。第五，破格录用人材。四库全书馆堪称人才之宝库，集中了大量优秀人才，其中不少人是破格录用的，如邵晋涵、余集、周永年、戴震、杨昌霖等人，入馆前不仅不是翰林，而且戴震、杨昌霖等连进士都不是，仅是举人。人才云集，为编纂《四库全书》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四库全书》的流传情况

从《四库全书》修成至今已有200余年。七部之中，文源阁本、文宗阁本和文汇阁本已荡然无存，只有文渊阁本、文津阁本、文溯阁本和文澜阁本传世至今。文渊阁本今藏台湾省，文津阁本今藏北京图书馆，文溯阁本今藏甘肃省图书馆。文澜阁本在战火中多所残阙，后来递经补抄，基本补齐，今藏浙江省图书馆。

评价《四库全书》

虽然《四库全书》在编纂过程中，有删削、挖改内容等过错，但就整体而言，应当是功大于过。首先，它保存了大量古籍，是古代文化的一次总结。

《四库全书》的编纂，对于弘扬民族文化，对于传播古代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200多年来，递经战乱，如果没有集众书于一身的《四库全书》，古籍将会大量散失，从而造成无可弥补的损失。其次，在古籍整理的方法上，尤其是在辑佚、校勘、目录学、汇刻丛书等方面给后人留下许多有益的启示：在辑佚方面，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佚书并收入《四库全书》者共有385种，不仅使不少亡佚已久的古籍珍本重见天日，而且为后代的辑佚工作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范例；在校勘方面，四库馆臣网罗众本、慎选底本等做法，为后代的校勘工作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在目录学方面，《四库全书总目》的学术价值是古代任何官私书目无与伦比的，其编纂方法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汇刻丛书方面，清人以《四库全书》为榜样，掀起了编刻丛书的热潮。近年《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和《续修四库全书》的出版，正是弘扬民族文化、继承和发扬《四库全书》的优良传统而结出的丰硕之果。

《四库全书》的编修可以说是全国图书都要进献检查，不仅不利于满清的文献被禁毁，连前人涉及契丹、女真、蒙古、辽金元的文字都要进行篡改。查缴禁书竟达三千多种，十五万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七十万部，禁毁书籍与四库所收书籍一样多。“初下诏时，切齿于明季野史。其后，四库馆议，维宋人言辽金元，明人言元，其议论偏谬尤甚者，一切拟毁，……隆庆以后，至于晚明，将相献臣所著，靡有孑遗矣”。明清之际，黄道周、张煌言、袁继咸、钱肃乐、顾炎武、黄宗羲、孙奇逢诸人的著作，均于例禁。后来稍稍放宽，有些人的著作，只要“改易违碍字句，无庸销毁”。但对钱谦益、吕留良、屈大均、金堡以及戴名世、王锡侯、尹嘉铨诸人的作品，查禁特别严厉。乾隆时被销毁的书籍“将近三千余种，六、七万卷以上，种数几与四库现收书相埒”。吴晗说过“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连宋应星的科技著作《天工开物》也因为有碍于愚民而禁毁，文字狱如此之彻底，一篇吴三桂的“反满檄文”，一本《扬州十日记》，一本《嘉定屠城记略》，竟在中华本土湮灭二百多年，二百多年后才从日本找出来！

《四库全书》所收古籍许多经过篡改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与清代统治者利益相关的明朝人的文学和历史作品遭到大力剿灭，而且殃及北宋南宋。《四库全书》的编纂者对于反映民族矛盾、民族压迫和民族战斗精神的作品尽量摒弃和抽毁，对于不能不收录的名家名作则大肆篡改。如岳飞《满江红》名句“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胡虏”、“匈奴”在清代是犯忌的。于是《四库全书》馆臣把它改为“壮志饥餐飞食肉，笑谈欲洒盈腔血”。张孝祥名作《六州歌头·长淮望断》描写北方孔子家乡被金人占领：“洙泗上，弦歌地，亦膻腥。”“膻腥”犯忌，改作“凋零”。陈亮的《水调歌头·不见南师久》词云：“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耻臣戎”犯忌，改作“挽雕弓”。还有更荒谬的，辛弃疾的《永遇乐·千古江山》中的“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被改作“人道宋主曾住”。“寄奴”是南朝宋开国皇帝刘裕的小名，“宋主”可以说是他的尊称。这两句的格律也应作“仄平”，两个字的音也都是“仄平”，改为“宋主”并不涉及音律问题；“寄奴”二字也与清朝犯忌的“胡”、“戎”、“夷”、“虏”等了无关涉。那么为什么还要改呢？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用小名称呼帝王，做惯了奴才的《四库全书》馆臣看到就感到别扭，因此即使没有“违碍”之处也要改。

总而言之，《四库全书》是18世纪70到80年代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的一项特大型文化工程，在人类文化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

《四库全书》的命运

《四库全书》完成至今的两百年间中国历经动乱，《四库全书》也同样饱经沧桑，多份抄本在战火中被毁。其中文源阁本在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火烧圆明园时被焚毁，文宗、文汇阁本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被毁；杭州文澜阁藏书楼1861年在太平军第二次攻占杭州时倒塌，所藏《四库全书》散落民间，后由藏书家丁氏兄弟收拾、整理、补钞，才抢救回原书的四分之一，于1881年再度存放入修复后的文澜阁。文澜阁本在民国时期又有一次大规模修补，目前大部分内容已经恢复。因此《四库全书》今天只存3套半，其中文渊阁本原藏北京故宫，后经上海、南京转运至台湾，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也是保存较为完好的一部）。文溯阁本1922年险些被卖给日本人，现藏甘肃省图书馆，近些年对这部书是否要归还沈阳，甘肃、辽宁两省一直未能达成一致。避暑山庄文津阁本于1950年代由中国政府下令调拨到中国国家图书馆，这是目前唯一一套原架原函原书保存的版本。而残缺的文澜阁本则藏于浙江省图书馆。

1966年10月，当时正处于中苏关系紧张时，为保护《四库全书》安全，林彪下令将文溯阁《四库全书》秘密从沈阳运至兰州，藏於戈壁沙漠中。目前，辽宁有关人士要求归还，以书阁合璧。甘肃方面也修建藏书楼，加强保护。文溯阁《四库全书》其最终归属仍处争议中。

民国初期，商务印书馆影印了《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了文渊阁本《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曾将之缩印。1999年香港的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分别与上海人民出版社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在中国大陆及香港出版发行文渊阁本《四库全书》电子版。

日下旧闻考，全书名《钦定日下旧闻考》，160卷，清英廉等奉敕编，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武英殿刻本。半页9行，行21字。白口，四周双边，单鱼尾。版框183cm×141cm。书前有董诰奉敕书〈御制日下旧闻考题词二首〉，第一章书缘起，第二章书自儆；英廉等奏进书表文；纂修诸臣职衔及姓名；凡例。共48册，石青绢面及函套。

编纂

此书是在清朱彝尊《日下旧闻》的基础上删繁补缺、援古证今、逐一考据而成，是迄今所见清代官修的规模最大、编辑时间最长、内容最丰富、考据最详实的北京史志文献资料集。始修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成书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全书分为18门，依次为：星土、世纪、形胜、国朝宫室、宫室、京城总记、皇城、城市、官署、国朝苑囿、郊垧、京畿（京畿附编）、户版、风俗、物产、边障、存疑及杂缀。

《日下旧闻考》仍沿用《日下旧闻》的体例和编次目录，但内容和篇幅大为增加。新增“国朝宫室”20卷、“京城总记”2卷、“皇城”4卷、“国朝苑囿”14卷，“官署”12卷从原“城市”门中单列出来，“郊垧”由6卷增为20卷，“京畿”由原10卷增为30卷。删去原书“侨治”门。书中有[原]、[补]、[增]字样，[原]是朱彝尊原引，[补]是朱彝尊之子朱昆田之补遗，[增]是新添入者。朱彝尊原有按语用“朱彝尊原按”5字标明。新增之考证按语则用“臣等谨按”4字标明。 本书参阅古籍近2000种，收集保存了大量有关北京史志、尤其是清代顺、康、雍、乾四朝中央机关及顺天府、宫室、苑囿、寺庙、园林、山水、古迹诸方面的建置、沿革及现状的原始资料，具有很高的历史和学术价值。 《四库全书总目》著录，并给予很高评价：“……古来志都京者……当以此本为准绳矣”。

除此本外，尚有清乾隆年间内府抄本，1988年北京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校点本及《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等。 《日下旧闻考》是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高宗弘历叫窦光鼐、朱筠等根据《日下旧闻》加以增补、考证而成的。乾隆五十年至五十二年刻版出书，是过去最大最完全的关于北京历史、地理、城防、宫殿、名胜等的资料选辑。 《日下旧闻》是朱彝尊于康熙二十六年编成的。他从一千六百多种古籍中选录历代有关北京的记载和资料，以类相从，加以排比，共分十三门（即星土、世纪、形胜、宫室、城市、郊垌、京畿、侨治、边障、户版、风俗、物产、杂缀十三门），四十二卷。 朱彝尊，浙江秀水人。在清初，他是个很有名的文人，康熙将其与姜宸英、严绳孙并称为“海内三布衣”。朱彝尊是在谪贬时编这本书的。康熙二十三年，他因带了一个小抄书的入皇宫抄书，被人弹劾，降一级。

辉煌

《日下旧闻》刊刻以后，清廷在北京开始大兴土木——尤其大规模地兴建园林。乾隆三十多年上距《日下旧闻》的成书已及百年，北京城池、宫殿、尤其是皇家园苑已有很大变化。朱彝尊所选录的，已远远不够了。而且朱彝尊以“布衣”著述，除唐、辽、金、元、明的旧迹外，很少著录宫殿御苑的建置设施，这些在弘历看来是很不够的。这百年中改置添建的，着实不少，尤其弘历对宫殿坛宇、名胜古迹……题过不少诗，作过一些考证，需要著录下来，于是命臣子收录清代新建的、改建的，加上康熙、雍正和乾隆自己的诗文，成为《日下旧闻考》。

该书的意义

该书收集保存了许多史料，由于辑录古碑残碣，许多文献可资考证。如周秦的石鼓文，唐代悯忠寺的苏灵芝行书宝塔颂碑，辽御史大夫李内贞的墓志，宣和七年燕山府清胜寺慈慧大师碑，金大定中礼部令史题名记略碑等等，都是少见的珍贵资料。另外，不少古籍残失，也赖此书保留了史实。其次，可以看到乾隆初、中期北京建筑的情况和康熙中叶以来北京城市的变化。它记述了这些园苑的建筑名称，建造年代，悬什么扁额，挂什么对联，什么人居住，诗文中题咏这些建筑表现了什么思想，为历史研究者、旅游者、文物工作者提供了很多有用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