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池文化是指生活在雷池大地上的人们和在外生活的雷池人所创造的精神、物质文明总和。据望江文联主席任春松先生，原博物馆馆长刘富强先生长期对雷池文化的研究结论，雷池文化主要特征体现在军事文化、尽忠文化、尽孝文化、尽义文化、清廉文化、黄梅文化、生态文化等方面。出生在古雷池大地的陆洪非，他热爱文化，喜欢黄梅调，有深厚的知识积累，最早浸润他的自然是雷池文化。这里，着重探讨雷池文化中戏剧文化对陆洪非的影响。望江地处安庆西南，濒临长江，背依大别山。安庆自古文风昌盛，名流辈出。在中国戏剧发展史上，安庆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明万历年间，昆曲传到徽州、池州、安庆地区，与当地戏曲班社结伴演出，逐渐演化为“青昆时调”、“徽池雅调”。至康熙、雍正时期，徽剧形成了独立剧种，在望江、宿松、潜山、石牌等地形成许多著名的班社，尤以石牌为甚，包世臣作于清嘉庆十四年（1809年）的《都剧赋》说：“徽班丽、始自石牌。”作为与石牌接壤的望江县，自然戏曲繁荣，名流纷呈，并对戏剧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1995年《望江县志》中《檀萃传记》载“檀萃生平还喜爱戏剧。在北京见梨园雅部衰落，花部崛起，他不以为然，便倡导和鼓励徽班进京。乾隆五十五年（1790），由高郎亭“三庆班”首次入京，嗣后“四喜”、“春台”、“和春”相继赴京，在北京艺坛大放异彩，为后来京剧的诞生播下了可贵的种子。乾隆五十七年檀的云南各地门生齐集昆明鹤桥老郎宫为檀祝寿，邀请望江班主所率“阳春部”到昆明，演剧23出，每出终，合编为《梨园宴和歌》”檀萃女儿芙蓉是梨园名角，名噪京师。 比檀萃更远的龙燮则是清代一位影响深远的剧作家。龙燮（1640——1697年），字理侯，号石楼，又号改庵，雷岸居士。他出身于书香世家，6岁受业于吴廷楷门下，有神童之称，12岁童子试，20岁府学考试均名列第一，此后科举不利。康熙十八年举博学鸿词，授翰林院检讨，参与校正《二十一史》，他的第一部戏曲《江花梦》（《今乐考证》，作《琼花梦》），以曲折的故事情节使剧本产生巨大的艺术魅力，以致在后来近一个世纪内被多次刊印，确定了龙燮在清初作为一名有影响的戏曲家的历史地位。他的第二部剧作《芙蓉城》以离奇的故事情节，表现对被压迫妇女的深切同情。

陆洪非先生对家乡这位先贤非常景抑，早在1966年写了评介文章《龙燮及其〈江花梦〉与〈芙蓉城〉》并发表于1982年第3期《艺谭》，多次向研究戏剧的儿子陆林推介龙燮剧本。他一直珍藏着龙燮《芙蓉城》（龙文手抄本）及《龙燮公传和年谱》，（后来交给时任《文化时空》主编的周春阳，希望望予刊发。周春阳交付龙仲文整理，不久因工作变动，此愿尚未完成。笔者其时得知，联系龙燮后裔中一个老总资助出版，他在台湾答应归国后回话。其时，龙燮剧本被安徽古籍出版社纳入‘皖人戏曲选刊’出版计划，由南师大博士生导师陆林先生点校后由黄山书社正式出版。）可见陆洪非对龙燮的推崇，也可以推断龙燮这位戏剧家一定影响着陆洪非。

当然，在清代的剧坛上，起着影响，推动作用的不仅仅只有龙燮和擅萃。在影响深远的四大徽班进京中“三庆”、“四喜”艺人中望江艺人所占比例较大。乾隆六十年成书的》消寒新韵》载乾隆年间在京花、雅各部优伶中45名最优者，安庆班占9人，其中，望江的彭筏、曹印官与高郎亭齐名。《皖优谱》中记载望江名优的有刘庆裱、檀顺林、檀天禄、董多荣等人。其中檀天禄在道光年间执掌“春台班”，成为班主。

清末，望江京剧繁盛。民国3年，晚期徽班艺人帅普次、沈寅奎等人在石牌设同乐堂，继民国12年望江天乐堂后，陆读诵现许多京剧班社。

在黄梅戏的发展史上，望江更是功勋卓著。黄梅戏最早的流传形式为山歌、小调、清转，嘉庆年间，弹腔艺人吸收其元素后扩大到采茶调、花鼓调。到同治年间，黄梅戏老艺人蔡仲贤等从艺后，才基本上完成黄梅戏的形成历史。

蔡仲贤（1986年—1942年），字国清，出生在望江香茗山南麓。父亲蔡品瑞系业余徽班艺人。他从小喜爱唱戏和山歌小调，由于家境贫寒，10岁时学优砻匠。白天做手艺，晚上随父练戏，并加入徽班。他发现采茶调优美动听后，有意识将微调部分唱腔、动清、程序巧妙精含其中，在光绪七年（1881年）在家乡正式成立采茶调流动班子——长春班，活跃于怀宁、太湖、宿松、潜山、黄梅一带。光绪二十年前后，采茶调在蔡氏师徒的演唱中，逐步形成独特风格的地方小戏——黄梅调。到了清末，蔡仲贤的门下弟子徐焕卿、胡在江、王掌一、董汉文、檀盛云、韦春台、胡普伢等纷纷组建戏班，打着蔡仲紧的招牌吸引观众。到民国初年，杨润保重建长春班，云集了檀盛云、龙腊九等一大批艺人，他的尊称蔡仲贤为黄梅戏鼻祖，长春班的龙昆玉，在师傅杨润保去世后，接下师傅的行头，组建自己的班子，在广泛吸收民间山歌小调的基础上形成了与从不同的风格。即龙腔的出现，这时黄梅调在流行地区受方言影响，出现了声腔差异，比如太湖的“弥腔”，东至青阳的“南路子”，怀宁的“怀腔”。

龙昆玉后，望江又一位有影响的黄梅戏艺人是胡玉庭，胡玉庭（1889年—1958年，）名卯林，又称“卯林伢”，他8岁丧父，从小帮人牵驴磨面，在面坊师傅那耳濡目染学得了黄梅戏，很快成为名噪一时的艺人，30岁入赘至德（今东至县）香螺，他记忆力好，肚子里戏多，人称他“活戏篓”，经他口述编入《安徽传统戏剧目汇编》的大小剧目共有18种，陆洪非改编的《天仙配》即是其口述本。

与京剧大戏相比，黄梅戏贴近生活为老百姓喜闻乐见，但同时，它具备许多因罩报应等槽柏内容，加上有些台词直白甚至低俗*靡，为上流社会所不齿，官方更是禁演。清光绪五年（1879年）的上海《申报》记载了其时黄梅戏演出活动：

“皖省北关外，每年有唱黄梅小戏者，一班有20余人，并无新奇足以动人耳目。惟正戏后，总有一二出小戏，花旦小丑演出百般丑态，与江省之花鼓戏无甚差别。少年子弟及乡僻妇女，皆喜听之，伤风败俗，莫此为甚……，屡经地方官示禁，终不能绝，刻下已届秋成，此风又将复炽，有地方之责者，宜禁之于旱也。”

可见，当时的演员过的是半演半乞讨的生活，地位低下，并且为了吸引眼球，不乏在内容上粗俗，在演出上穷尽形相，以求民游子弟观之。望江的黄梅戏第一次得以在官场公演是民国29年，县长范用九哈范氏祠堂送匾，召集艺人演戏庆贺，朱介凡、柯华庭等6人趁机组建同意堂，又称六股堂，以唱演“苦戏”闻名。

可见，黄梅戏要进一步发展，要拥有更广阔的天地。必须有文化人的介入，对它进行修正，扬长避短，陆洪非适逢其时，他出生在戏剧繁盛的望江，从小受黄梅戏的影响，又有较高的文化知识和出众的戏曲才情。正是他的介入，从整体上提升了黄梅戏的文学品味，保留了黄梅戏的乡土气息，规范了黄梅戏的审美兴趣，奠定了黄梅戏的抒情风格。

“戌时地震，有声自西北来，一时楼房树木皆前俯后仰，从顶至地者连二三次，遂一颤即倾，城楼堞口有舍民房并村落寺观，一时俱倒如平地……人立地上，如覆圆石，辗转摇晃，不能站立，势似即陷，移时方定。阁邑震塌房屋约数十万间……”如此惊心动魄的景象出现在300多年前的山东郯城，这是康熙《郯城县志》对郯城大地震——— 这场既是山东也是整个中国东部地区有史以来最大地震的记载。

郯城大地震，发生于清朝康熙七年六月十七日(公元1668年7月25日晚)，波及陕西、山西、辽宁、河南、湖北、江西、浙江、福建、安徽、江苏、广东等10多个省的410多个县及中国东部海域和朝鲜半岛，破坏区域纵长千余公里，面积达50多万平方公里，有感半径800多公里。郯城地震高达85级，这是我国东部唯一一次85级地震，也是中国3次85级地震之一(另两次为1920年12月16日宁夏海原85级地震及1950年11月18日西藏察隅85级地震)。因为郯城隶属临沂，又称临沂大地震，因郯城、沂州(今临沂)、莒州(今莒县)受灾最重，又称郯城—临沂大地震，郯城—莒县大地震，郯城—麦坡地震。

因为地震发生在戌时(晚上七点至九点)，古时的人们没有丰富多彩的娱乐休闲活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故而，这是一个人们正在准备睡觉或者已经入睡的时间，很多人是在睡梦中被顷刻坍塌的房屋砸死砸伤的，造成的人员伤亡损失也特别严重。地震中的人口死亡在5万人以上，康熙时期山东鲁南地区仍是地广人稀，多层建筑物少，这样的数字在当时已经是天文数字。同时，由于消息流通缓慢闭塞，震后无法组织积极有效的救灾活动，适逢夏季又连降暴雨，导致了灾区瘟疫流行：“区内死尸遍野，不能殓葬者甚多；暴雨烈日，瘟痢随作，人民疏散。”虽然清政府在地震发生后便命令户部速行详议、分别蠲赈，发免山东沂州等40州、县、卫年租多寡不等，并遣官赈济，但还是导致灾民流离失所，经济损失极为惨重。

震后，我国约500余种县志、方志，碑文、诗文等对这次地震作了详尽的记载，其中有破坏的记载达150余县，堪称是我国历史上史料记载最为翔实丰富的特大地震。这场突兀而至的大地震对建筑物的损毁达到了惊人的程度，据当时县志记载，莒县内“官民房屋、寺庙、牌坊、城垣俱倒，周围百余里无一存屋”；郯城内“城楼垛口、官舍、民房并村落寺观一时俱倒塌如平地”；临沂则是“城郭宫室庙宇公廨一时尽毁，人无完宇”。同时聊城始建于宋代的庙学在地震中“栋宇倾圮，门庑颓废益甚”；宁阳始建于元代至元年间的大成殿毁于一旦；而滕县建于明代洪武年间的城池“周五里许，高三丈五尺，阔一丈五尺，门楼四，角楼四，堡二十四，池深一丈五尺，广一丈五尺。地震城崩，砖石尽倾。”……类似的记载还有很多，始建于唐、宋、元、明的学庙、牌坊等古建筑在这次大地震中几乎全体遭受重创，虽然震后有所修葺补救，但毕竟已不再是“古”时遗存，对山东地区的古文化保存流传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

人文环境遭受空前重创，自然环境则在地震中几乎重塑，地震中伴有大规模的山崩地裂、地陷、涌水喷沙等现象，将之评述为“山川易景”毫不为过。在郯城大地震的史料中，有二三十余州县记载了山崩地裂或滑坡等有关自然面貌破坏现象。由于地表大面积升降，平地大面积被溢出来的地下水淹没，如江苏北部的赣榆县海滩隆起，黄海海水退舍30里。

除了县志之外，当时的文人墨客也留下了很多地震记忆，最为著名的当为蒲松龄在《聊斋志异·地震》一文中的描述，他以朴实无华的语言，真实细腻的笔调，客观地记录了康熙七年郯城地震发生时邹平县的情景，读来如身临其境。地震发生时，蒲松龄正在长山县(即今邹平县)表兄家做客，两人秉烛对饮，突然听到打雷一样的声音从东南方传来，向西北方而去。接着，“几案摆簸，酒杯倾覆；屋梁椽柱，错折有声”，他与表兄“相顾失色”，在短暂的惊慌茫然之后，才意识到发生了地震，赶紧跑出房间。室外呈现的景象让人目瞪口呆：“楼阁房舍，仆而复起；墙倾屋塌之声，与儿啼女号，喧如鼎沸。人眩晕不能立，坐地上，随地转侧。河水倾泼丈余，鸭鸣犬吠满城中。”持续了一个多时辰，才开始安定了一些。再看街上，男人和女人裸着身体聚在一起，惶恐不安地谈论着刚刚发生的地震，竟然忘记了自己没有穿衣服。蒲松龄后来听人传说，有的地方“井倾仄，不可汲”，有的人家“楼台南北易向”，栖霞山裂开了，沂水河塌陷出一个大的洞穴，有好几亩宽。蒲松龄于是在文章后面感叹地说：“此真非常之奇变也。”

郯城地震在给人们带来无尽灾难的同时，也不经意间创造了许多自然奇观。300多年来无数人都曾到过有历史记载的地方去寻查郯城地震留下的山崩滑坡等自然遗迹，2000年春天在枣庄市山亭区发现的熊耳山天然大裂谷，算是不枉现代学者的苦苦搜寻，是目前我国发现最早的有史料佐证的特大地震山体崩裂遗迹，就是这次大地震“山川易景”的极好见证。另一处保存比较好的大地震遗址是2006年被中国地震局批准为国家级典型地震遗址的“郯城麦坡地震活断层遗址”，该地质奇观也是全世界仅存两处、国内唯一的第四纪活断层的地貌景观。大地震过后的地质地貌保留了史无前例的大地震对环境的塑造，但是随着岁月流逝，农田开发，人类住所、水利工程以及工矿设施建设等，郯城85级地震造成山崩地裂、滑坡、喷沙冒水等令人敬畏而又奇特的自然景观逐渐消失，而且再也不可复生。

如在苏州市方志馆馆藏的4300余种旧志中，《中国地方志集成》就占了一半多。在90年代初期，苏州市方志馆尚未成立，刚开始我们只从书店订购了与苏州有关的府志、县志15册和乡镇志9册，给价最多八五折。 1995年底，随着苏州方志馆的筹建，我们意识到，既然是方志馆，那么最起码本省的志书要买齐，因此，我们直接与江苏古籍出版社发行部联系，希望配全上述两套《集成》，得到的答复是：不拆零，但尚各有两套整的，要么整套买。想想毕竟是离出版时间5年过去了，能够找到全套也实属幸运，再说当时也正好拨下来50万筹备经费，苏州的志书多备一套也是需要的。于是就买来了全套《中国地方志集成》之《江苏府县志辑》和《乡镇志专辑》。

十多年来，光这部《中国地方志集成》，就买了25辑总计1054册2251种，其中包括江苏古籍出版社（后改名凤凰出版社出版）的《江西府具志辑》87册99种，《乡镇志专辑》32册254种，《上海府县志辑》10册22种，《西藏府县志辑》1册19种，《江苏府县志辑》68册109种，《浙江府县志辑》68册123种，《安徽府县志辑》63册88种，《福建府县志辑》40册79种，《湖南府县志辑》86册110种，《湖北府县志辑》67册113种，《广东府县志辑》51册109种，《山东府县志辑》95册180种，《山西府县志辑》70册173种，《黑龙江府县志辑》10册32种，《吉林府县志辑》10册49种，《辽宁府县志辑》23册55种，《陕西府县志辑》57册173种，《甘肃府县志辑》49册104种，《宁夏府县志辑》9册13种，《青海府县志辑》5册16种；上海书店出版的《北京府县志辑》7册17种，《天津府县志辑》6册8种，《河北府县志辑》73册162种，《海南府县志辑》7册18种；巴蜀书社出版的《贵州府县志辑》50册126种。

在这个《中国地方志集成》里，大陆已出版的除了四川省辑（含重庆）因断货未买外，尚有内蒙古、新疆、广西、云南、河南5个省未出版，可以想见，假以时日，苏州方志馆将凭藉这套丛书，收全中国主要府县州的旧志书，那将是一个庞大的地方历史文化记忆载体，内含全国各地的历史信息，可资利用和研究。从已出版的各省府县志辑来看，收录最多的山东辑为95册180种，最少的西藏辑只有1册19种。

中国方志书目与索引述略方志是我国特有的一种具有较高史料价值的地方文献。它综合记述了一个地区自然、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具有资政、存史、教化的功能。从秦汉之发端，两宋的成熟，到明清的鼎盛，乃至于今天的盛世修志，两千年来人们已经编纂了大量的方志，并将继续编纂下去。为了使方志的功能得以充分发挥，人们对其的典藏、整理、研究也随之展开、深入，并且已取得相当的成果。为便于人们的工作与研究，人们编制了大量的方志书目与索引。一方志著录于书目始于南朝宋王俭的《七志》，其“七曰图谱志，纪地域及图书”，著录有地记、地志等方志。到了唐魏征等撰《隋书·经籍志》时，其地理部首开将方志纳于正史艺文志的传统。此后，方志的不断发展，数量逐渐增多，在目录学中的地位也不断提高。1912年近代第一部方志书目——《清学部图书馆方志目录》终于问世。从此以后至今，不同的单位和个人陆续编制了众多的方志书目。北京图书馆是收藏中国新旧方志的最大藏家，对方志的整理也取得相当的成果，先后数次编制了馆藏方志书目，《清学部图书馆方志目录》系缪荃孙编。清学部图书馆是清政府筹办京师图书馆时的称谓，也就是北京图书馆的前身。该目录是清点内阁大库移交京师图书馆的方志目录，收入《古学汇刊》丛书，于1912年刊行。它著录通志60部，府、州、县志1676部，其中明代方志224部，不全志360部。1933年5月，谭其骧编制了《国立北平图书馆方志目录》，收志书3800余种。该书目对著录项目做了较为详细的规定，书后附索引。这对于以后方志书目的编制起到了很好的规范、指导作用。1936年6月《国立北平图书馆方志二编》出版，它收录了1933年5月－1936年6月入藏方志862部。1957年11月《北京图书馆方志目录三编》印行，它反映了抗战期间于西南等地区的采访成果和新中国成立后该馆的入藏情况，收志书2177种，附名胜、古迹、山志等180种，总计2357种。此后，北京图书馆入藏方志又有较大的收获。该馆现正在编制《北京图书馆普通古籍总目·地方志门》，预计将在1996年内付梓。它反映了北京图书馆善本古籍以外的普通古籍中的总志、省、府、州、县、乡土志以及山、湖、江、河、塘、寺庙等志书。其中的省、府、州、县、乡土志等约6700余种。基本反映了该馆普通古籍中的方志情况。它与《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史部》地理类方志目一起，可反映现藏古籍中的全部方志。《北京图书馆普通古籍总目·地方志门》是我国第一部采用国家《古籍著录标准》著录的古籍书目。有馆藏索书号。书后附书名、作者四角号码综合索引，便于检索。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计算机开始进入图书馆领域。该馆地方志和家谱文献中心利用计算机建立了《新方志书目数据库》，它将所收藏的新方志按照CN-MARC格式及其相应的著录标准输入到计算机中，建立起书目数据库。该数据库可以从书名、著者、出版地、出版者、出版时间、分类、主题等途径检索进行单项或复合检索。该数据库收录了1980年以来全国各地修志机构编纂出版的省、地、市、州、县、旗、镇、村、街道等志书3000余种，并将随着该中心采编工作的开展而不断增加。

《上海图书馆地方志目录》，该馆1979年印行。著录该馆现藏方志5400余种，并有馆藏索书号。书后附书名索引。上海图书馆自1952年成立后，即重视方志的收藏。1957年曾编印过《上海图书馆馆藏方志目》(油印本)。后与上海市人民图书馆、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上海市科学技术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合并，致使馆藏方志遽增，其中不乏珍本、善本，如宋绍定二年刻本《吴郡志》；明成化刻本《金华府志》等，是我国收藏方志较多的图书馆之一。《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馆藏地方志目录》(油印本)，该馆1976年编印。该馆现更名为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书目收录该馆馆藏方志4200余种，其中包含从天一阁、天津、南京各图书馆以及日本藏书单位补充的国内外稀见方志缩微胶卷561种。是我国收藏方志较多的图书馆之一。《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馆藏地方志目录》(油印本)，该馆1982年印行。该目录收1980年10月以前入藏的不同版本方志计3115种，附录53种，合计3168种。为便于民族研究工作者使用，除西藏、新疆、云南、广西等方志外，凡有民族内容而自成篇目者，均加以附注说明，此为该书目一特色。书后附有书名索引。《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地方志目录》，该馆1987年印行。目录收该馆1986年6月以前入藏的方志2400余种，约2700余种不同版本。范围包括总志通志，府、厅、县志，乡土志、乡镇志、村里志、卫志等。目录附有书名笔画索引，每种书附有馆藏索书号。《故宫方志目录》，故宫博物院图书馆1930年编印，收方志1400余种。该馆所藏方志基本为皇家藏书楼之旧藏，其中的珍本、善本较多。书后有附录和索引，1948年编印了该书目的《续编》。此外，自1912年以来，全国各类型图书馆、书店和私人藏书楼在不同时期编制了大量的馆藏方志目录，主要有：《金陵大学图书馆方志目》、《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方志目》、《九峰旧庐方志目》、《天春园方志目》、《来薰阁书店方志目》、《松筠阁方志目》、《国立武汉大学图书馆方志目录》、《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图书室方志目》、《四川大学图书馆馆藏地方志目录》等数十种。

从上述方志书目可以看出以下几个特点：[1]编制书目的单位多、数量大，全国各主要图书馆均编制了馆藏方志书目，而收藏量多的图书馆数次编制其方志书目，反映出这些图书馆对方志工作的重视，对于推动全国方志书目的发展也起到积极的作用；[2]所编书目多以各单位自编自用为主，正式公开出版的不多；[3]著录项目基本齐备，书名、卷数、纂修者、版本、附注、索书号等一应具备，有的还对方志内容做了析出；[4]在编排上，以行政区划为主，在一个地区下，将方志按编纂时代的先后排序，使人们对该地区方志发展情况一目了然；[5]在收录范围方面，基本以省、府、州、县、乡镇志为主，有的兼收总志、山、水志等；[6]在书目形式方面，打破了单一的传统印刷型，出现了机读书目数据库，这必将对方志书目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二一个单位或个人的方志书目反映的情况毕竟有限。因此，在馆藏方志书目编制的基础上，联合目录也开始编制。目前，全国性的联合目录主要有《中国地方志综录》和《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国地方志综录》，朱士嘉先生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57年出版。早在1932年，朱士嘉先生就将其调查情况——《中国地方志统计表》发表在《史学年报》1卷4期上。该表初步统计了宋、元、明、清和民国的方志数量。1935年朱士嘉先生根据国内外50家图书馆和私人藏书楼所藏方志编成了《中国地方志综录》，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著录方志5832种，书后附17种方志统计表、15幅方志统计图、《民国所修方志简目》、《上海东方图书馆所藏孤本方志录》、《国外图书馆所藏明代孤本方志录》和书名索引，后又有《补编》问世。1957年，朱士嘉先生又根据全国41家图书馆的馆藏方志对原书进行了修订，著录全国28家图书馆的方志7413种。《中国地方志综录》是我国第一部全国性的方志联合目录。《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编，中华书局1985年出版。该目录收全国190个图书馆、档案馆等单位藏1949年以前各时代编纂刊行的通志、府志、州志、厅志、县志、乡土志、里镇志、卫所志、关志、岛屿志等8264种。书后附有索引。它是目前反映方志藏书单位最多的一部联合目录，也是目前了解全国方志不可缺少的工具书。

《中国新方志目录(1949－1992)》，中国地方志资料工作协作组编，书目文献出版社1993年出版。它既不是馆藏方志书目，也不是联合目录，而是出版目录。它收录了这一时期全国各修志机构正式与非正式出版的各类方志9391部。其中省、地、县的志书1157部，乡镇、村、街道的志书1162部，各类专业志书7072部。专业志书的收录是该书目区别以往各方志书目的一个显著特点。因为此书是由全国各地修志机构提供资料编辑而成，所以该书目对于了解这一时期方志编纂出版情况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全国性联合目录编制的同时，地区性的方志联合目录也开始编制。进入70年代后期，特别是80年代以来，为配合新修方志工作的开展，山西、福建、山东、四川、安徽、烟台、湖南、广西、江西、山西、河北、北京、天津和江苏等地的图书馆或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相继编制了一批地区性的方志联合目录。台湾地区现存方志数量较多，并编制了相应的联合目录。1956年台湾“中央图书馆”编有《台湾公藏方志联合目录》，先发表在《学术季刊》4卷4期至《卷3期上(1956年6月－1957年3月)，后发行单行本，收方志3530种；1980年增订后重新排版发行，比1956的目录多收方志568部。1985年由王德毅先生编制的《台湾地区公藏方志目录》出版发行，该目录收录台湾地区12家图书馆的馆藏方志4600余种，它以本国文字为主，外国人编纂被译成中文者也兼而收之，并附有日文编纂的台湾各地方志。该书目反映了台湾地区所藏方志的三个特点：一是多藏台湾志书，二是所藏志书以明代方志为丰富，三是多存海内孤本。由于历史上的各种原因，我国方志大量流失国外。美、日、英、法、澳等国对其所藏方志进行了整理，出版了方志书目。主要有：《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方志目录》，朱士嘉编，美国政府印刷局1942年石印出版。它著录了该馆馆藏宋代方志23种，元代方志9种，明代方志68种，清代方志2376种，民国方志463种，总计2939种。在该馆所藏方志中，一是乡镇志多为其他图书馆所罕见，如《康熙浒墅关志》等；二是藏有不少清代著名学者所编纂的志书，如章学诚的《乾隆永清县志》、戴震的《乾隆汾州府志》等。后有《续编》，增收方志300余种。《欧洲图书馆藏中国方志目录》， (法)赫·渥艾特(Y·Hervouet)编，法国巴黎耶区莫顿公司1957年出版。此书收录欧洲9国25个图书馆藏中国方志2590种，除其复本为1434种不同版本。其中有207种是《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方志目录》所未收的。书后附有方志地名索引。该书目编纂简明扼要，使用方便。

《英国各图书馆所藏中国地方志总目录》， (英)安德鲁·莫顿(Andew Morton)编，英国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院1979年出版。收录大英博物馆、牛津、剑桥等大学图书馆所收藏的251》种方志。《中国方志目录》， (澳)唐纳德·莱斯利(Donald Leslie)和詹瑞姆·戴维德森(Jeremy Davidson)编，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太平洋研究院远东史研究系1967年出版。该书是一部“目录的目录”，它根据中、日、欧、美等国出版的中国方志目录汇编而成，收有111种资料，对每种加以简介。这111种资料中，既有专著，也含论文。书后附图书馆和研究机构、地名、主题、人名、引用期刊和著作索引。日本是收藏我国方志较多的国家，所编制的方志目录反映了该国收藏方志的基本情况。如：《日本主要图书馆、研究所藏中国地方志总合目录》，日本国会图书馆参考部1969年编印。该书目反映了日本主要图书馆现藏方志(含丛书)以及缩微胶卷方志约万余种，是日本近年来所编最全的日藏中国方志目录。《东洋文库地方志目录》，东洋文库编，1935年出版，收方志2550种；《日本现存明代地方志目录》， (日)山根幸夫编，东洋文库1967年出版，1971年增订本，收明代方志299种；《中文地志目录》，日本天理图书馆编，天理大学出版部1955年出版，收方志1430种。《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东洋文献中心联络协会编，东洋文库1964年出版，等等。从上述情况看，首先，全国性联合目录的编制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书目资源的共享，这对于人们利用方志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其次，地区性联合目录的编制主要是各修志机构所为，所编目录不仅增补了全国性联合目录的不足，而且还纠正了其中的一些错误，可与全国性联合目录互为补充；再次，海外方志目录可以使我们了解方志流失的情况，对于有针对性地采取各种方式使其回流有着积极的意义，同时也表明海外对方志这一文献的重视。三众所周知，由于方志的内容丰富，资料甚多，因而方志的篇幅一般都较长。要了解一部方志的基本内容，提要是不可缺少的。它可以使人们在不长的篇幅内对一部方志的发展脉络、编纂原委、编纂者简历、价值高低、版本流传等情况有所认识。而方志的辑佚考录则可使人们了解方志的历史。

方志提要是随着方志的发展而出现的。南宋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史部地理类中著录了《三辅黄图》、《长安志》等志书。全国性方志提要书目主要有：《方志考稿(甲集)》，翟宣颖编著，北平天春书社1930年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方志提要专著。它以天春园所藏方志为基础，撰写了600余种的通志、府志、直隶州志、州志、厅志、县志和乡镇志的提要。包括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山东、山西、河南、江苏8个地区。多数为清代方志。每部方志“必首严名称，次述其纂修年月与纂修者姓名，次叙旧志之沿革，次叙其类目，次辨其体例，最后评其得失，尤注意所包之特殊史料。”《中国古方志考》，张国淦编著，1962年中华书局出版。张国淦先生在30年代就开始系统整理元代以前的方志，著有《中国地方志考》在《禹贡》4卷3—5、7、9期和5卷1期上连载。《中国古方志考》是在其基础上修订而成的。该书“凡属方志之书，不论存佚，概行收录，因系资料性质，故只辑录旧文，有删无改，分析论断，多出前入，编者间抒己见，则附著案语之中”，共收元代以前的方志2071种，计总志151种，河北49种，山西32种，辽宁7种，陕西74种，甘肃43种，新疆2种，山东36种，江苏178种，安徽118种，浙江246种，福建98种，河南91种，湖北129种，湖南154种，江西203种，广东141种，广西95种，四川290种，贵州7种，云南27种。是当时我国收志书最多的方志提要专著，对以后方志提要考录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稀见地方志提要》，陈光贻编著，齐鲁书社1987年出版。该书共有方志提要1120余种，多为上海图书馆所藏之书。该书内容丰富，体例完整，阅读该书，不仅可以了解方志的编纂者情况，地理沿革，前志源流，当地土特产，还可以略识名胜古迹，著名人物的活动等。书后附有《古今图书集成方志辑目》。《古今图书集成》是我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类书，所录诸书今天基本散佚，尤其方志甚多，约有1430余种。经陈光贻先生考证，在已散佚的方志中，宋以前的有455种，元志12种，明清志140余种，合计600余种。该《辑目》所注方志的存佚情况主要依据《中国地方志综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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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方志书目与索引述略

中国方志书目与索引述略

方志是我国特有的一种具有较高史料价值的地方文献。它综合记述了一个地区自然、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具有资政、存史、教化的功能。从秦汉之发端，两宋的成熟，到明清的鼎盛，乃至于今天的盛世修志，两千年来人们已经编纂了大量的方志，并将继续编纂下去。为了使方志的功能得以充分发挥，人们对其的典藏、整理、研究也随之展开、深入，并且已取得相当的成果。为便于人们的工作与研究，人们编制了大量的方志书目与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