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的名人手泽
古人读书校书,常常随手在书上记下读校时间,或记下其它感慨。这种随手写下的即兴文字,就其内容讲,不同于不般意义上的题跋,通常称为手识或手泽。这种手泽,不仅反映了该书的实际流传情况,而且还提供了不少珍贵的史料。如被日人收藏的《周易注疏》十三卷,共十三册,每一册的末尾都有南宋著名爱国诗人陆游的第六子──陆子的手识。其第一册写道:“其月二十一日,陆子三山东窗传标。”第二册写道:“端平改元冬十二月二十三日,陆子三山写易东窗标阅。”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最末一册,即第十三册的手识:“端平二年正月十日,镜阳嗣隐陆子,遵先君手标,以朱点传之。时大雪初晴,谨记。”从这些手泽中我们不难看出:①这部《周易注疏》是陆游读过的,陆游不仅读过,还作了句读。②陆子所标,系“遵先君手标”,也就是他仅仅用“朱点”重复了一下他父新陆游所作的句读。③陆子称“镜阳嗣隐”,并且是在“三山东窗”完成读易的。
考三山在浙江山阴县的镜湖之中,陆游中年以后即卜居于此。
而所谓“东窗”,即陆宅龟堂的`东窗,这是陆游与家人聚坐和读书的地方。陆游《剑南诗稿》卷三七有《与子虞、子坦坐龟堂后东窗偶书》一诗,卷三六又有《龟堂东窗戏弄笔墨偶得绝句》一诗,其中有“北庵睡起坐东厢”一句,知所谓“龟堂”是陆宅中的东厢房。卷三十三有一首诗叫《读易》,陆游写道:羸躯抱疾时时剧,白发乘衰日日增。
净扫东窗读《周易》,笑人投老欲依僧。
陆游十分重视“六经”,他在《六经示儿子》一诗中(诗见《剑南诗稿》卷三八),说“六经如日月,万世固长悬”。并且说“我老空追悔,儿无奈壮年”。趁着年富力强,好好读“六经”。
显然陆子遵从了其父的这一教导,而且还按着陆家的传统,在“东窗读易”。不用说,陆游诗中的《周易》,就是现藏日本的这部《周易注疏》,而陆子的十三条手泽,又每一条都可和陆诗相印证。这部书无论从文物角度(名人读阅本),
还中从实用角度(宋本、且有句读),都具有很高的价值。因此,1955年该书被定为“日本国宝”。
清朝乾隆四十年敕修的《天禄琳琅书目》,即著录一书的名人手泽。如卷三所收《六臣注文选》,即著录元明诸家手泽多条,其中元代著名书画家赵孟的题识最为有名,他写道:霜月如雪,夜读阮嗣宗《咏怀》诗,九咽皆作清冷气,而是书玉楮银钩,若与灯月相映,助我清吟之兴不浅。
至正二年仲冬三日夜,子昂识。
这是说,该书刊刻与纸墨的精良,促进了他读书的兴趣。《书目》的编者说:赵氏的题识“作小行楷书,曲尽二王之妙。其爱是书也,至足以助吟兴,则宋本之佳者,在元时已不可多得矣。”可以看出,赵孟的这一题识本身,由于“曲尽二王之妙,已是一件珍贵的艺术精品,至于这部《文选》全书,其价值就更是不言而喻了。
《温热论》为温病著作。一卷。清·叶天士述,相传系叶氏门人顾景文记录整理而成。传本不一,其一传于叶氏门人华岫云,王孟英《温热经纬》中《外感温热篇》的原文即据于此;又本见于唐大烈《吴医汇讲》卷一,名为《温症论治》,内容与华氏大同小异,次序略有不同,章虚谷注本即本于此,名为《叶天士温热论》,收入《医门棒喝》中。《温热论》记录了叶氏对温热病论述的精华部分,重点分析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的传变规律,温热病的病理和“在卫汗之可也,到气才可清气、入营犹可透热转气、入血直须凉血散血”的治疗原则,创立卫、气、营、血的辨证体系,介绍温热病察舌、验齿和观察斑疹、白(疒咅)的诊法等内容。此书对后世的影响很大,吴鞠通接受了叶天士《温热论》的学术思想和医疗成就才有可能产生《温病条辨》,其中的一些学术见解直到现在仍为临床医家所重视。此外尚有清·周学海等多种注本,较近的一本为杨达夫所撰《集注新解叶天士温热论》,系杨氏汇集诸家注释结合个人经验体会编成,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近代的治疗发展情况。现存清刻本、丛书本等。又本书于1962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温热论》([清]叶桂)全文在线阅读:zhongyiguji21tcm/532/wenrelun/index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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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汉·司马迁)、《汉书》(汉·班固)、《后汉书》(南朝宋·范晔)、《三国志》(晋·陈寿)、《晋书》(唐·房玄龄等)、《宋书》(南朝梁·沈约)、《南齐书》(南朝梁·萧子显)、《梁书》(唐·姚思廉)、《陈书》(唐·姚思廉)、《魏书》(北齐·魏收)、《北齐书》(唐·李百药)、《周书》(唐·令狐德棻等)、《隋书》(唐·魏征等)、《南史》(唐·李延寿)、《北史》(唐·李延寿)、《旧唐书》(后晋·刘昫等)、《新唐书》(宋·欧阳修、宋祁)、《旧五代史》(宋·薛居正等)、《新五代史》(宋·欧阳修)、《宋史》(元·脱脱等)、《辽史》(元·脱脱等)、《金史》(元·脱脱等)、《元史》(明·宋濂等)、《明史》(清·张廷玉等)。 “正史”之名,始见于《隋书·经籍志》:“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清代乾隆皇帝钦定“二十四史”,“正史”一称即专指“二十四史”。按《四库全书》的规定,正史类“凡未经宸断者,则悉不滥登。盖正史体尊,义与经配,非悬诸令典,莫敢私增”,即未经皇帝批准,不得列入正史。 二十四史总共3249卷,约有4000万字。它记叙的时间,从第一部《史记》记叙传说中的黄帝起,到最后一部《明史》记叙到明崇祯17年(公元1644年)止,前后历时4000多年,用统一的本纪、列传的纪传体编写。二十四史的内容非常丰富,记载了历代经济、政治、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等各方面的事迹。编辑本段二十四史的发展商务印书馆百衲本《二十四史》三国时期社会上已有“三史”之称。“三史”通常是指《史记》、《汉书》和东汉刘珍等写的《东观汉记》。《后汉书》出现后,取代了《东观汉记》,列为“三史”之一。“三史”加上《三国志》,称为“前四史”。 历史上还有“十史”之称,它是记载三国、晋朝、宋、齐、梁、陈、北魏、北齐、北周、隋朝十个王朝的史书的合称。后来又出现了“十三代史”。“十三代史”包括了《史记》、《汉书》、《后汉书》和“十史”。 到了宋代,在“十三史”的基础上,加入《南史》、《北史》、《新唐书》、《新五代史》,形成了“十七史”。 明代又增以《宋史》、《辽史》、《金史》、《元史》,合称“二十一史”。 清朝乾隆初年,刊行《明史》,加先前各史,总名“二十二史”。后来又增加了《旧唐书》,成为“二十三史”。后来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来的《旧五代史》也被列入正史,经乾隆皇帝钦定,合称“钦定二十四史”。乾隆四年至四十九年武英殿刻印的《钦定二十四史》,是中国古代正史最完整的一次大规模汇刻。 1920年,柯劭忞撰《新元史》脱稿,民国十年(1921年)大总统徐世昌以《新元史》为“正史”,与“二十四史”合称“二十五史”。但也有人不将新元史列入,而改将《清史稿》列为二十五史之一。或者,如果将两书都列入正史,则形成了“二十六史”。[1]编辑本段主要版本毛泽东点评二十四史明南京国子监刻“二十一史”(南监本) 明万历北京国子监刻“二十一史”(北监本) 明崇祯毛氏汲古阁刻“十七史” 清乾隆武英殿刻“清乾隆武英殿本二十四史” 清同治光绪间五省官书局合刻“二十四史” 民国商务印书馆印张元济辑“百衲本二十四史” 中华书局排印“点校本二十四史” “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编辑本段相关评价梁启超评价二十四史 梁启超在《中国史界革命案》中说:“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 点校本二十四史评价 点校本二十四史,底本选择精当,点校体例谨严,点校确当,版式设计,清晰便览。 点校本动员了全国史学家许多学有建树的专家学者和古籍整理工作者,历时二十余年,于1978年全部出齐,是迄今为止最好的二十四史版本。编辑本段二十四史内容史记汉·司马迁著,130卷。 《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开始,“史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 作者司马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大约卒于汉武帝征和三年。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汉中央政府做太史令,负责管理皇家图书和收集史料,研究天文历法。司马谈打算编写一部通史,愿望没有实现就死去了。临死的时候,嘱咐司马迁完成他未竟的事业。 司马迁幼年时就很刻苦,十岁开始学习当时的古文,后来跟着董仲舒、孔安国学过《公羊春秋》、《古文尚书》。汉武帝元朔三年,司马迁二十岁,满怀求知的欲望,游遍了祖国的名山大川,到处考察古迹,采集传说。通过对历史遗迹和西汉建国前后的史实的实地调查,司马迁开阔了胸襟,增长了知识,为后来编写《史记》作了很好的准备。司马谈死后,司马迁承袭父职,做了太史令,有条件看到大量的图书文献和国家档案,这对司马迁编写《史记》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 汉武帝太初元年,司马迁开始编写《史记》。天汉二年,李陵率兵随李广利出击匈奴,兵败投降。汉武帝向司马迁询问对李陵的看法,于是,司马迁说,李陵投降,是因为众寡不敌,又没有救兵,责任不全在李陵身上。汉武帝认为司马迁有意替李陵庇护开脱,贬责汉武帝的爱姬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于是,把司马迁投进监狱,处以腐刑。三年后他被赦出狱,更加发奋写作《史记》。大约在征和二年,基本上完成了编撰工作。司马迁死后许多年,他的外孙杨恽才把这部五十二万多字的不朽名著公诸于世。 《史记》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叙述了我国三千年左右的历史。《史记》序中写道,全书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提到《史记》缺少十篇。三国魏张晏指出这十篇是《景帝本纪》、《武帝本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后人大多数不同意张晏的说法,但《史记》残缺是确凿无疑的。今本《史记》也是一百三十篇,有少数篇章显然不是司马迁的手笔,汉元帝、成帝时的博士褚少孙补写过《史记》,今本《史记》中“褚先生曰“就是他的补作。《史记》取材相当广泛。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世本》、《国语》、《国策》、《秦记》、《楚汉春秋》、《诸子百家》等著作和国家的文书档案,以及实地调查获取的材料,都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重要材料来源。特别可贵的是,司马迁对搜集的材料做了认真地分析和选择,淘汰了一些无稽之谈。对一些不能弄清楚的问题,或者采用阙疑的态度,或者记载各种不同的说法。由于取材广泛,修史态度严肃认真,所以,《史记》记事翔实,内容丰富。汉书东汉·班固著,100卷。 继司马迁撰写《史记》之后,班固撰写了《汉书》。班固,字孟坚,扶风安陵人,生于东汉光武帝建武八年。父亲班彪是一个史学家,曾作《后传》六十五篇来续补《史记》。《汉书》就是在《后传》的基础上完成的。和帝永元元年,班固随从车骑将军窦宪出击匈奴,参预谋议。后因事入狱,永元四年死在狱中。那时《汉书》还有八表和《天文志》没有写成,汉和帝叫班固的妹妹班昭补作,马续协助班昭作了《天文志》。班昭是“二十四史”中绝无仅有的女作者。 《汉书》包括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它的记事始于汉高帝刘邦元年,终于王莽地皇四年。 《汉书》的体例与《史记》相比,已经发生了变化。《史记》是一部通史,《汉书》则是一部断代史。《汉书》把《史记》的“本纪”省称“纪“,“列传”省称“传”,“书”改曰“志”,取消了“世家”,汉代勋臣世家一律编入传。这些变化,被后来的一些史书沿袭下来。 《汉书》记载的时代与《史记》有交叉,汉武帝中期以前的西汉历史,两书都有记述。这一部分,《汉书》常常移用《史记》。但由于作者思想境界的差异和材料取舍标准不尽相同,移用时也有增删改易。 《汉书》新增加了《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刑法志》第一次系统地叙述了法律制度的沿革和一些具体的律令规定。《地理志》记录了当时的郡国行政区划、历史沿革和户口数字,有关各地物产、经济发展状况、民情风俗的记载更加引人注目。《艺文志》考证了各种学术别派的源流,记录了存世的书籍,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图书目录。《食货志》是由《平准书》演变来的,但内容更加丰富了。它有上下两卷,上卷谈“食”,即农业经济状况;下卷论“货”,即商业和货币的情况,是当时的经济专篇。 《汉书》八表中有一篇《古今人表》,从太昊帝记到吴广,有“古”而无“今”,因此引起了后人的讥责。后人非常推崇《汉书》的《百官公卿表》,这篇表首先讲述了秦汉分官设职的情况,各种官职的权限和俸禄的数量,然后用分为十四级、三十四官格的简表,记录汉代公卿大臣的升降迁免,详细的展现了当时的官僚制度和官僚的变迁。 从思想内容来看,《汉书》不如《史记》。班固曾批评司马迁“论是非颇谬于圣人”。这集中反映了两人的思想分歧。所谓“圣人”,就是孔子。司马迁不完全以孔子思想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正是值得肯定的。而班固的见识却不及司马迁。从司马迁到班固的这一变化,反映了东汉时期儒家思想作为封建正统思想,已在史学领域立稳了脚根。后汉书南朝宋·范晔著,120卷。 《后汉书》九十卷,南朝宋范晔撰。范晔字蔚宗,顺阳人。出身于一个世族家庭。他的祖父范宁曾任晋豫章太守,著《谷梁集解》一书。《十三经注疏》中的《谷梁传注疏》就是以《谷梁集解》为基础写成的。他的父亲范泰官拜金紫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是宋武帝刘裕的得力助手。他博览群书、潜心著述,作《古今善言》二十四篇。所以范晔有很深的家学渊源,一直以名门之后自居,生性孤傲,不拘小节,仕宦不甘居人后,著述也不甘居人后。以此成名,也以此丧身。 元嘉九年,范晔在为彭城太妃治丧期间,行为失检得罪了司徒刘义康,被贬为宣城太守,范晔郁郁不得志,就借助修史来寄托他的志向,开始写作《后汉书》。元嘉二十二年,当他完成了本纪、列传的写作,同时又和谢俨共同完成《礼乐志》、《舆服志》、《五行志》、《天文志》、《州郡志》等五志的时候,有人告发他参与了刘义康的篡位阴谋,因此下狱而死。谢俨怕受牵连,毁掉了手中的志稿,使《后汉书》只有纪传部分流传了下来。 在范晔《后汉书》之前,已问世的有关东汉历史的重要著作不下十部,范晔以《东观汉记》为基本史料依据,以华峤书为主要蓝本,吸取其他各家书的长处,删繁补缺,整齐故事,超越众家,后来居上。所以到了唐代,范晔《后汉书》取代《东观汉记》,与《史记》、《汉书》并称“三史“,盛行于世。而诸家《后汉书》,除袁宏《后汉纪》外,都相继散亡。于是范晔《后汉书》成为我们现在研究东汉历史的最基本的依据。范晔《后汉书》的记述,起于刘秀起兵推翻王莽,终于汉献帝禅位于曹丕,详载了东汉一百九十五年的历史。三国志西晋·陈寿著,65卷。 《三国志》,六十五卷,包括《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主要记载魏、蜀、吴三国时期的历史。作者陈寿,字承祚,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人,生于汉后主刘禅建兴十一年(233年),死于晋惠帝元康七年(297年)。他在蜀汉做过官,三十岁时,蜀汉政权灭亡,入晋后做过晋平令、著作郎。陈寿写《三国志》以前,已出现一些有关魏、吴的史作,如王沈的《魏书》,鱼豢(换)的《魏略》,韦昭的《吴书》等。《三国志》中的《魏书》、《吴书》,主要取材于这些史书。蜀政权没有设置史官,无专人负责搜集材料,编写蜀史。《蜀书》的材料是由陈寿采集和编次的。陈寿写书的时代靠近三国,可资利用的他人成果并不多,加上他是私人著述,没有条件获得大量的文献档案。我们阅读《三国志》时,就会发现陈寿有史料不足的困难,内容显得不够充实。陈寿没有编写志。我们要了解三国时代的典章制度,只好借助于《晋书》。《三国志》善于叙事,文笔简洁,剪裁得当,当时就受到赞许。与陈寿同时的夏侯湛写作《魏书》,看到《三国志》,认为没有另写新史的必要,就毁弃了自己的著作。后人更是推崇备至,认为在记载三国历史的史书中,独有陈寿可以同《史记》、《汉书》相媲美,可惜的就是内容太少。因此,其他各家的三国史相继泯灭无闻,只有《三国志》一直流传到现在。
本文2023-08-06 23:40:48发表“古籍资讯”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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