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医书的价值体现在哪些方面呢首先中医文籍具有主要的史料和文化价值，此外，中医文献尚有极强的适用性，具有主要的科研和临床价值。只有对古医籍周全深入整理，才气系统地推进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洪流平阻止现代曲解，有力中医药现代化。同时，据专家预计，已整理出书的文献仅占小部分，绝大多数的“未刊本”文献还散落在民间，亟待整理抢救。漂浮在民间尚未掘客整理的中医文献尚有许多，这些国宝若是不“抢救”出来，很可能就此湮灭。此外，韩顺平体现，中医古籍由于生涯难度较大，许多已经珍藏古书的单元和小我私人都把这些珍贵古文献作为“镇院之宝”或小我私人私藏珍品，受影响，未来古医书是具备可观的。

　　关于文物的年代下限，在国际上起初曾定为1830年，以后在国际上，不少国家把这一年定为文物的年代下限。目前按国际上一般惯例，文物是指一百年以前制作的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实物。

　　两三年前，一套通俗的古医书，市场价一样平常也就几千元，哪怕是一套精品，市场价也不外数万元。举例来说，一套明刊本《新刻太参订徐氏针灸大全》,市场价也不外在三五千元;一套清乾隆三十三年的《临证指南医案》,身价也不外几千元……去年下半年，平民书局网站拍卖了一批中古籍，以晚清的版本为主，多常见书，前五名划分为：光绪刻本，线装一册全，1608万元;《精校本草纲目》,清末民初石印本，线装存六册，1402万元;《玉楸解》,咸丰刻本，线装二册全，133万元;《四部总录编》,商务印书馆1955年排印本，线装三册全，272万元;《温症癍辨证》,光绪刻本，线装一册全，1256万元。事实上早在2012年中国的艺术品珍藏市场越来越火古籍善本就成了拍卖市场上的一个焦点话题。先是由海内外孤本、宋版《漂亮万花谷》全80卷领衔的179部近500册“过云楼藏书”以2162亿元的高价被整体拍卖它们不仅是传世孤本也是现在海内外所藏部头的完整宋版书生涯了大量失传古籍中的部分内容。以后823部近万册、估价过亿元的“广韵楼”藏古籍善本也在2012年上海古玩古玩央秋拍亮相其中主要的《钜宋广韵》终以3000万元落槌

　　在中国每个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工艺技术、宗教知识，这也是必备的课程，例如道教有那几位大神，神像有什么相应的特征接着就是你要时刻的了解到当今“古玩”与“文物”的概念，也就是你要掌握相关《文物保护 法》等法律、法规知识、切莫知法犯法。掌握藏品个人能否收藏、那些藏品是国家禁止、那些藏品不可出关、出售、赠送外国人等。这些对于收藏者的法制观和法律意识是必修课程。

　　古医书一直是不温不火，那么它的收藏前景如何呢古医书称得上是潜力股，相对而言，它们的价位还是比较低的，但是巨大。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古医书都很大，只有那些年代较早的版本、初刻初印的版本、名医批注的版本等潜力无限。近年来，在国内还在进行“中医废存之争”的口水战时，国外的收藏家们却在大肆地搜集中医文物，一时间让中医收藏市场有了升温的苗头。

　　古医书资产适合慈善和遗产传承安排。富人具有巨额的财富，其社会责任和未来家族的遗产安排是无法回避的问题。古医书资产由于其隐蔽性和价格的难以确定性，成为富人在资产配置中税收筹划和代际传承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近日，教务老师来到四川师范大学图书馆。作为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在全省高校图书馆中，川师大图书馆堪称古籍收藏的一个重镇。据馆长曹成建介绍，图书馆馆藏古籍共有11万余册，在省属高校中位居第一，包括宋元刻本、明清抄本等，以教育学、文学、历史学为收藏重点和特色。

教务老师走进恒温恒湿的书库里，只见泛黄的书卷整齐地放在单独上锁的书柜里，其中不乏《太和正音谱》手抄本、清乾隆内府写南三阁《四库全书》零本等珍贵的孤本。

《通鉴纪事本末》 看点

《资治通鉴》的指南读物，开创了以“事件”为中心的史书写法，历经760余年保存完好。

相较于一般的线装书，一本约30厘米长、20厘米宽的大开本引起了教务老师关注，书根处印有“宋宝祐本通鉴纪事本末”字样。这本古籍正是南宋宝祐五年（公元1257年）印刻的《通鉴纪事本末》。

“它可以说是《资治通鉴》的指南读物，书中内容都来自《资治通鉴》，由南宋史学家袁枢编撰。”川师大图书馆古籍部主任成荫介绍，《资治通鉴》部头很大，时间跨度超过千年,全书共有300多万字，对于普通的读者来说，实在难以下手。“《通鉴纪事本末》将其浓缩，并且首次采用以事件为中心的记述方法，开创了‘纪事本末’这一新的写史体例，对后世史书影响很大。”成荫说，全书概括提炼了239件事件，每一个事件各立标题，详细讲述事件的背景、发生、发展、结果等，按照历史年代顺序进行抄录。“普通读者可以看到事件的梗概，也可以阅读原文，而且这样把复杂的历史现象简单化，也增强了历史著作的表现力。”

成荫介绍，这部《通鉴纪事本末》是宋刻本，年代很早，且为全本，共有42卷，从文物性上判断，在古籍中属于价值颇高的珍本。它虽经历了760余年岁月，但仍保存完好，字迹清晰，并无褪色，也没有虫蛀现象，实属难得。“从书页上的痕迹及其他相关信息，能够判断后人在元代和明代都对其进行过修补，不过最重要的是，这本书的保存条件应该一直都很好，进入川师大图书馆收藏后，就更好地被保存起来了。”成荫说，作为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在书库建筑、温度与湿度、空气净化与通风、照明与防紫外线、消防与安防以及防虫防鼠等方面，都有严格规定，以更好地保存古籍。

《太和正音谱》 看点

现存最早的北杂剧曲谱，全国仅存的明代手抄孤本，分为上下部，上部存放在国家图书馆。

“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元代戏曲家马致远的一首《天净沙·秋思》已成千古名篇。

作为戏剧大家，马致远作品颇多，想了解更多，《太和正音谱》就是一个好选择。

《太和正音谱》由明代朱元璋第十七子朱权所作，写成于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这位多才多艺的皇子，在仕途遭遇不顺时，爱好结交文人雅士，在戏曲等方面颇有研究，因此他所著的这本书，不仅是早期元曲杂剧重要理论著作，也是现存最古的北杂剧曲谱，囊括了元初至明初的元曲整个历史时期的大部精华。

成荫介绍，川师大图书馆馆藏为钱榖手抄本，这也是全国仅存孤本，分为上下两部，上部存放于国家图书馆，里面主要是记载戏剧理论、戏剧作者等，下部则全部是戏曲曲牌，共收录了300多支曲牌。明代钱榖，本就是一名画家、书法家，这本抄本字迹娟秀、结构工整，标明正衬。“可以明显看出抄写者的文化水平很高，艺术价值远超一般的抄本。”成荫说。

《四库全书》 看点

太平天国年间流落民间，上世纪60年代川师大图书馆馆员在上海书店购得。

2016年，川师大图书馆有19部古籍成功入选第五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其中18部都是清乾隆内府写南三阁《四库全书》零本（零本即不完整的有缺失的丛书），包括《古史》《后汉书》《唐书》《江南通志》等。

清乾隆时期编纂的《四库全书》，由3800多人历时13年才抄写完成，是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部丛书，也是中华传统文化最丰富最完备的集成之作。成书时共有7部，分别藏于“南三阁”和“北四阁”。川师大图书馆馆藏的抄本，都是来自“南三阁”中的杭州西湖的文澜阁。

“这18部古籍，虽然都不完整，但今天能够完好地保存在这里，已是十分珍贵难得。”曹成建说。

晚清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南三阁均遭受破坏，《四库全书》被毁或大量流失到民间。后来，不少文化名人想尽办法搜集抢救，但仍有大量书籍散落。曹成建介绍，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川师大图书馆重视传统文化传承，专门拿出资金，派出人员，四处奔波购买古籍，这些《四库全书》零本，就是馆员们1960年在上海古籍书店购得的。“那时，馆员们到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古籍市场和书店购买了数以千计的古籍。”

教务老师看到，在馆藏《四库全书》的首页上，有十分清晰的乾隆印玺“古稀天子之宝”。据悉，这是乾隆晚年，70岁时才刻的，这枚印玺如今藏于故宫博物院，是乾隆用品中的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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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讲，博物馆搜集到文物以后，按照瓷器、陶器、紫砂、石器、木器、漆器、珐琅器、文房四宝、古籍善本、字画、纺织品、玉器、印章、牙雕、琥珀、珊瑚、翡翠、珍珠、金器、银器、铜器、铁器等二十四类常规文物分类，按照类别的不同加以保护。 而中国自古就是文化大国，所以说中国的博物馆基本上常规的都是本国文物，所以很多都是传统的修复。现在的科学技术发展很快，很多大型的博物馆也跟上时代的潮流，在传统的修复基础上采用了大量的科技手段来保护。 就拿现在最流行的博物馆的抗震设施来讲吧。 日本的一些博物馆使用一种聚胺酯凝胶片（橡皮），具有抗7级地震的粘附力，并可自由取下和重复使用，常用于粘贴固定瓷器和底座。用尼龙丝线或钢丝固定也是常见方法。而隔震则是“软功”，采用减震吸震缓冲材料或结构，将文物与底座隔开，达到保护文物的目的。我国的隔震研究上世纪80年代以来，取得了长足进步。汕头市博物馆新馆率先采用了橡胶隔震支座进行了结构隔震处理。博物馆陈列文物隔震台（免震台）在日本和美国已经有了开发应用;空气缓冲器及弹簧隔震台已被安装于京都广隆寺弥勒菩萨半座像下。东京博物馆、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奈良博物馆、MOA博物馆等已经大面积装备了滚轮式、弹簧式或轨道式隔震台装置。上海博物馆不久前在玉器馆的改造中采用了隔震措施。

汉武帝元光五年 (公元前136年) 冬十月，河间王刘德朝见。汉武帝提了一些问题，刘德都依据儒家的思想，对答如流。汉武帝嘿然冷笑，对刘德说了这么一句：

“ 汤以七十里，文王百里，王其勉之。 ”

“汤以七十里，文王百里”是儒家的一句经典台词，翻译过来就是说：商汤王当年只有方圆七十里的地盘，可他大行仁政，最终夺取了夏朝的天下；周文王当初只有方圆百里的地盘，可他大行仁政，最终夺取了商朝的天下。儒家经常用这句台词来告诫君主们多行仁政，所谓“仁者无敌”，只要你实行仁政就会天下归心，实力再差，天下也是你的。

但这句话从汉武帝嘴中说出来，就是另外一个意思了。“王其勉之”，意思是说河间王您老兄和商汤周文差不多，好好干，最后天下都是你的。

汉武帝说了这句话后，河间王啥反应呢？史书没有记录刘德当场的反应，我猜不外乎是“脸色苍白，双股战栗，一身冷汗，差点尿了裤子”之类，但史书记载了刘德后来的反应， “王知其意，归即纵酒听乐，因以终。” 翻译过来就是说，刘德回到封地后，整天喝酒听歌，搞各种娱乐活动，最后忧愤而死。

（题外：“汤以七十里，文王百里”这句话用来告诫君主施行仁政不知道有没有效果，但这句话用来干坏事，效果特别好。据说，当年荀子投奔春申君，有人就用“汤以七十里，文王百里”这句话来警告春申君要提防荀子，结果春申君就把荀子给赶走了。）

那河间王刘德到底是何许人也？汉武帝为何要用言语来挤兑他呢？

刘德的出生年份已经难以考订，有学者通过各种资料推测，刘德是汉景帝次子，为栗姬所生，出生年份应该在公元前176年-前175年。所以，刘德的另一个身份，是汉武帝刘彻同父异母的哥哥。

史籍记载，汉景帝二年（公元前155年），立刘德为河间王。刘德这个人，喜好儒学，为人处世颇有仁者之风。刘向在《说苑》一书中，引用过刘德的话。刘德说自己信奉“尧道”，“有一民饥，则曰：此我饥之也。有一人寒，则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则曰：此我陷之也。仁昭而义立，德博而化广，故不赏而民劝，不罚而民治。”

从这句话来看，刘德是一个关心民生疾苦、主张仁义治国的诸侯王。他的所作所为，也确实与当时列国诸侯醉生梦死、声色犬马的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刘德统治时期，河间国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处于全盛时期。不过，刘德在历史上最出名的，还是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贡献。

刘德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贡献，主要有三点：

《史记·五宗世家》记载，刘德“好儒学，被服造次必于儒者。山东诸儒多从之游”。这句话简单翻译一下，就是刘德热爱儒学，品德高尚，所以山东一带的儒生们都聚集到他这儿了。

实际上，当时能形成河间儒家学术中心，先是具备了一定的历史条件。

首先是机遇。汉惠帝四年 (公元前191年) ，政府明令废除了秦朝流传下来的“挟书令”（禁止私人藏书议书的法令）, 学术自由的迹象开始显现。当时有几个诸侯王，重拾先秦时期的养士遗风，比如淮南王刘安，就养了很多道家的学者，并写出了《淮南子》一书。

其次是河间国接近儒学的中心。河间国所处的位置，是齐鲁燕赵交汇之地，是战国时儒学繁盛之地。而且，这个位置在秦汉战争时远离主战场，遭受的破坏相对较小。

最后，是儒家学者长期被压制，渴望出世。西汉前期，尤其是景帝时，政府主要好黄老之术，政府官员大多修习黄老之学，儒家学者抱着出世之心，却没有出头之日。

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河间王刘德高举振兴儒学的大旗，振臂一呼，自然是应者云集了。

而且，刘德对这些儒家学者，接待得还特别到位。他不但修了一个叫“日华宫”的宾馆，给这些学者白吃白住，还开放了自己的藏书，给这些学者们研究（这个我们下文还会详细说明）。白吃白喝白看书，还特别受尊重，你说这些学者能不来么？所以才会有上文提到的“山东诸儒多从之游”。

秦汉之际，儒家的典籍连遭厄运，先是秦朝的“焚书”, 把民间的儒家典籍烧得差不多了，后是项羽入咸阳火烧阿房宫，把官藏的儒家典籍也烧得差不多了。这两把“火”让当时很多古籍失传，留下来的大多散落于民间。

刘德当了河间王后，主要工作就是搜集这些散落于民间的儒家典籍（大概相当于现在的中华书局，专门整理古籍善本）。据说，他不畏劳苦，足迹踏遍鲁燕赵魏，只要一听说民间有善书者，就亲自跑去重金购买，而且，买卖做得还特别公平，总是命手下人重抄一份留与卖书者。对于那些不愿意卖的，刘德也不硬抢，而是好言求之，这对当时的统治者来说，是挺难做到的。

史籍记载，很多人听到了刘德的贤名后，都不远千里，带着先祖的旧书来投奔刘德（嗯，当然也有人可能纯粹为了卖书卖个好价钱）。史籍记载，“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河间“故得书多，与汉朝等”，一个河间王的书，和朝廷里藏书一样多了。

河间王得到这些典籍后，并没有束之高阁，藏起来不管，而是“藏以致用”。

首先，他对所得之书进行整理研究，将其“聚残补缺，较实取正”，便于图书的传播发展。有史料证明，现在所称的《周礼》，当时叫《周官》，就由河间王带人补充过。

其次，坚持流通开放，藏以致用。在古代，官府藏书大多以藏为主，不对外开放。而刘德不同，他敞开门户，和手下的学者们一起研究，达到了资源共享的目的。

刘德除了礼遇儒生、搜集古籍之外，还专门设立了《毛氏诗》和《左氏春秋》的博士。

《毛氏诗》说起来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但一说《诗经》，大家就都知道了。两汉时期，《诗经》学比较繁盛，一共有鲁、齐、韩三家官立诗学。后来，刘德立善于说《诗》的毛公为博士，形成了《毛诗》一系。当时，鲁、齐、韩三家似乎更受青睐，可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三家诗学渐渐式微，而《毛氏诗》却发扬光大，并最终成为了现在流行于世的《诗经》。这充分说明，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刘德是独具慧眼的。

《左传》在汉代称《左氏春秋》，刘德立《左氏春秋》博士，使这部经典以王国官学的地位得以继续传授，并流传后世，现在《左传》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文献典籍。

所以，在《诗经》和《左传》的传播上，刘德承前启后的功劳不可磨灭。清朝学者戴震对此大加赞赏，说刘德目光远大，很有见地，“当景帝、武帝之间，六艺初出，群言未定，献王乃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识固卓卓。”

上面我们说了，河间王刘德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那这样一个人，汉武帝为何要用言语挤兑他，最终让他忧愤而死呢？

主要原因大概有两点。

河间王崇尚儒学，汉武帝也崇尚儒学，但两人崇尚的儒学，本质上却有很大的差别。

汉武帝崇尚的儒学，已经被后人奉为“儒宗”的董仲舒修改过，和传统儒学有很大差别。董仲舒一系的儒学，学术特点是“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是一种吸收了阴阳家、法家等多学派思想形成的一种新儒家思想体系，简而言之，就是“外儒内法”。这种儒学体系，是专为汉武帝想要的专制制度背书的，所以张汤，赵禹等以文饰法者，才能在政府中身居要职。

而刘德的儒学，是围绕着周礼而建构的，以传统的儒家仁义为核心，其思想内核是和中央政府格格不入的。

思想上的大一统，不允许有两个学术中心，所以河间儒学必然会遭到打击。具体打击手法上，汉武帝选择了“擒贼先擒王”。这一手极为有效，刘德死后，河间儒家学术集团也就烟消云散了。

上面我们说过，刘德喜好儒学，品德高尚，所以很多儒生都归附于他，因此形成了很高的声望。虽然他本人并无与中央对抗的野心（七国之乱时，河间王坚定地战在了中央政府一边），他的举动也完全源自于对学术的爱好，但聚他身边聚集了一些有活力，有想法的人，就足以让皇帝感到不安了。实际上，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皇帝会喜欢奋发向上的诸侯王，相反，越是沉溺于声色犬马，越是不得民心，皇帝对你才会越放心。这也是专制体制的一大特色。所以，汉武帝对刘德声望日高的事实，自然不能坐视不理。

刘德死了，但后人对他的敬仰却不绝于史籍。比如司马光就对刘德推崇备至，在《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河间献王赞》中，司马光认为刘德没当皇帝，乃“四海不幸”；朱熹也很欣赏刘德，他在《朱子语类》中说，假如河间王当了皇帝，用董仲舒为丞相，汲黯为丞相，那么汉朝的礼乐一定会兴盛起来（朱熹可能没注意到河间王刘德崇尚的儒家和董仲舒改造的儒家有本质的不同），这些赞美或许有夸张之处，但确实反映了刘德在中国文化传承中承上启下的历史地位。

刘德死后，谥号“献王”，“聪明睿知曰献”，据说，现在河北献县这个名称的由来，就是为了纪念刘德。

一个文化大省，要有标志性人物，山东省因为有孔子、孟子、管子、墨子、孙武、孙膑这样一些誉满中外的文化名人，因而被公认为文化大省。但是，一个文化大省还必须有标志性的文献。以省级地方文献丛编为例，清代道光至同治年间广东的伍元薇、伍崇曜编刻《岭南遗书》、光绪年间定州王灏编刻《畿辅丛书》、民国年间山西省文献委员会排印《山右丛书初编》、金毓黻编印《辽海丛书》、张鹏一编印《关陇丛书》、安徽丛书编审委员会影印《安徽丛书》、卢靖编刻《湖北先正遗书》、孙文昱编印《湖南丛书》、胡思敬编刻《豫章丛书》、广东丛书编印委员会编印《广东丛书》、琼州海南书局排印《海南丛书》、贵阳任何澄等编印《黔南丛书》、云南丛书处赵藩等编刻《云南丛书》等等，都是一省文化之标志。下至地区一级文献丛书，也不乏闻名于世的，其典型事例为民国年间上海暨南大学校长张寿镛个人出资编刻的宁波地方文献丛书《四明丛书》，久已被学术界视为善本。其馀如丁丙编刻《武林先哲遗书》、盛宣怀编刻《常州先哲遗书》等都享有盛名。可是，山东作为一个文化大省从没有像其他几个省份那样，编印出足以标志山东文化的“山东丛书”，这是一个重大遗憾，也是我们当代山东人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根据山东大学教授王绍曾先生主编的《山东文献书目》、沙嘉孙先生编著的《山东文献书目续编》，从先秦到近代，山东历史上产生的著述在一万种以上，数量庞大，在此基础上选编一部超过其他各省的山东地方文献丛书，是具备优越条件的。作为山东省第一学府素以文史研究闻名于世的山东大学，理应承担起这一重任。二○○五年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王学典院长、杜泽逊教授提出编纂《山东文献集成》的计划，经山东大学领导上报山东省人民政府，由韩寓群省长特批立项，成为山东省政府重大文化工程。二○○五年底开始筹备，二○○六年初正式启动。《山东文献集成》由韩寓群省长任主编，山东大学党委书记朱正昌、校长展涛等任副主编。编纂处设在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负责项目的具体实施，王学典任编纂处主任，杜泽逊任副主任。全书初步计划搜集山东先贤著述一千种，主要收入流传未广而又价值较高的稿本、钞本、刻本等，影印出版。外省人士所撰关於山东的重要书籍，亦酌予收入。共分四辑，精装十六开本二百册。

现在出版的是第一辑五十册，收书一百七十九种，以名家未刊稿本、钞本为主。其中经学著作有清卢见曾《读易便解》（清钞本）、清牟庭《周易注》（钞本）、清张尔岐《书经直解》（清钞本）、清牛运震《尚书评注》（清钞本）、清宋书升《尚书考》（稿本）、清王守训《诗毛传补证》（稿本）、《春秋地理补考》（稿本）。语言文字学著作有清王维言《方言释义》（稿本）、清时庸劢《单县时氏音学遗著》三十八种六十二卷（稿本）。金石学著作有清刘喜海《古泉苑》一百卷（清稿本）、清翁树培撰、刘喜海补注《古泉汇考》（稿本）、清许瀚《许印林先生吉金考释》（钞本）、《攀古小庐古器物铭》（钞本）、《攀古小庐甎瓦文字》（王献唐钞本）、《攀古小庐古器物铭释文初草》（稿本）、《攈古录金文考释》（王献唐钞本）等。史部著作有清李文藻《恩平程记》（稿本）、《长途备忘录》（稿本）、清杨以增撰、杨绍和辑《杨端勤公奏疏》（清稿本）等。集部有清高凤翰《南阜山人诗集类稿》、《斅文存稿》（清刘喜海藏精钞本）、清孔广栻辑《海岱人文》三十三种（稿本）、清蒲松龄《聊斋文集》（稿本十二册）等。琳琅满目，美不胜收。这些珍贵的稿本、钞本，大都未曾刊印过，学术界难得一见。

济阳张尔岐是清初著名经学家。顾炎武曾说：“独精三礼，卓然经师，吾不如张稷若。”（《亭林文集广师》）对张尔岐评价很高。但张氏教授乡里，生前著述多未刊行，今影印其《书经直解》清钞本，对《书经》之诠释，深入浅出，细致入微，显示出张氏深厚的经学功力。诸城刘喜海为金石学大家，久负盛名，其《古泉苑》一百卷，系清稿本。又大兴翁树培《古泉汇考》，从未刊行，刘喜海在书眉作了详细批注考释，是计划刊印而未成的原稿本，书中还保存了著名金石学家利津李佐贤、福山王懿荣的手批，更加珍贵。王献唐先生曾说：“大兴翁氏《古泉汇考》与刘氏《古泉苑》、李氏《古泉汇》并为泉学钜制，李书已刻行，此与《泉苑》迄未付梓，学者以不见为憾。”（《双行精舍书跋辑存续编古泉汇考跋》）刘氏《古泉苑》保存在山东省博物馆，翁著刘批的《古泉汇考》原件保存于山东省图书馆，今将二书一并影印，可谓中国古钱币学史上的一件大事。至于不为人知的音韵学大家时庸劢，生活于同治至光绪前期，曾是著名金石学家吴式芬的门人，用一生心血著成音韵学专著三十八种，对清代音韵学家顾炎武、江永、戴震、段玉裁、王念孙、孔广森等人的成就进行了系统总结，并提出独到的古音体系。对诸家文字的归部，进行了细致讨论，涉及古文字学、训诂学等领域，多有创获。王献唐先生认为：“他的功力和新颖见解，在清代二百六十年内，具有山东全省的代表性，同时也有全国的代表性。”但时氏音学遗著沉埋一百多年，几乎不为人知，此次全部影印问世，将为研究中国音韵学提供一大批崭新的文献资料，也为我们全面认识有清一代的音韵学成就提供更为广泛的可靠依据。日照许瀚为清中叶著名金石学家、文字学家和校勘学家，龚自珍《己亥杂诗》称赞他“北方学者君第一”，有“北方顾千里”之誉。但一生潦倒，著述多未刊行。王献唐先生作为日照後学，曾努力搜访借钞，在一九三一年前後集为《许印林遗书》，计二十一种，一大函。在七十馀年後，我们予以影印问世，实现了老一代文献学家的宿愿。

历城马国翰终生从事辑佚之学，成《玉函山房辑佚书》六百零三种七百二十九卷。著名文献学家王重民先生说：“清代辑佚，我推先生为第一家。”（《清代两个大辑佚书家评传》）绝非过誉。这部辑佚大书在道光间由马国翰陆续刊版，直至他咸丰七年去世，尚未最终完成。同治十年丁宝桢任山东巡抚期间，从马国翰女婿章丘李氏家借得书版，由泺源书院山长匡源等修补整理刷印，即济南皇华馆书局印本，这部书才流传稍广。近年来有出版社影印《玉函山房辑佚书》，根据的是南方重刻本，效果不佳，往往有漫漶不清之处。此次重印有三个优点：一是采用马国翰的初刻本，当然优于南方重刻本。二是印本清朗。我们用山东省图书馆藏济南皇华馆白纸印本重新扫描，缩为上下栏十六开本，清晰度大大胜于以往影印本。三是附有光绪十五年章丘李氏所刻《玉函山房辑佚书续补》十一种十四卷、《目耕帖续补》二卷，以及光绪间蒋式瑆撰辑《玉函山房手稿存目》一卷、《玉函山房辑佚书书後》三篇。这都是南方重刻本所没有的，却是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因此，本次影印本可说是清代第一辑佚大书《玉函山房辑佚书》迄今最完整的本子。

《山东通志》二百十一卷，创修於光绪十六年，经山东巡抚张曜、杨士骧等前後苦心经营，耗费著名学者孙葆田半生心血，集数十位晚清学者的智慧，历时二十年始告修成，而完成时间恰为宣统三年。在各省通志中，这样完整系统地记载上古至清末一省地理、历史的，实在不多见。同为文化大省的江苏、浙江，也都没能在清末民初这个新旧交替的年代修成他们的通志，因此宣统《山东通志》弥足珍贵。商务印书馆曾在民国间缩小拼版影印为三十二开本，上海在近年又翻印商务本，版小字密，小注几不可识。鉴于该书有重大学术价值，我们改用山东通志刊印局初印本重新扫描影印，完全解决了清晰度问题，为读者提供了更好的读本。

对山东文献的系统搜集整理工作，前人早已开始。以诗歌而论，乾隆间卢见曾辑刻《国朝山左诗钞》六十卷，收入清初山东诗人六百二十馀家的诗作，同时宋弼辑《山左明诗钞》三十五卷，乾隆三十六年李文藻刻印，收明代山东诗人四百三十一家的诗作。嘉庆间张鹏展辑刻《国朝山左诗续钞》三十二卷《补钞》四卷，上继卢氏，收山东诗人七百四十七家的诗作。道光间余正酉又辑刻《国朝山左诗汇钞後集》三十九卷，收入山东诗人三百八十九家的诗作。合计以上四种，共得近五百年间山东诗人二千一百八十七家，每人都系有小传。其中绝大部分人物没有别集传世，其姓名亦不见经传，因此这四种前後蝉联的地方诗歌总集，是极为珍贵的文献资料，对研究山东古代文学史、古代历史，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古代史，都堪称资料渊薮。此次将四种总集配齐影印，有着不同寻常的学术意义。

在调查搜集过程中，我们发现，有些具有重要文献价值的著述，尽管曾经印行，但流传仍十分稀少。例如莱阳姜埰、姜垓兄弟，在明末清初都有重要影响。姜埰《敬亭集》有光绪十五年山东官书局刻本，尚不难得。其弟姜垓在崇祯间曾建言除掉题名碑上奸臣阮大铖的名字，南明弘光间阮大铖得势，欲杀姜垓，垓乃变易姓名，逃到宁波，明亡後隐居苏州。姜垓的集子《流览堂残稿》六卷，经其後人四处搜集，于宣统二年由莱阳通兴石印馆石印。这个普普通通的石印本，十分罕见，网罗晚明文献最完备的谢国桢《晚明史籍考》、大型书目柯愈春《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东北地区古籍线装书联合目录》、专门书目《山东文献书目》等，均未记载这个本子。《清人别集总目》虽然著录了该书，但唯一的收藏者是山东省图书馆。我们这次就是用山东省图书馆藏宣统二年莱阳石印本影印的，这不仅有利于该集的利用，同时也有利于该集的保存。值得指出的是，该书有王懿荣在光绪二十六年四月作的序言，三个月後八国联军进北京，王氏就以身殉国了。这篇序言《王懿荣集》没有收录，其子王崇焕作的《王文敏公年谱》也只字未提。该序对研究王懿荣显然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我们的编纂工作包括调查搜集、版本鉴别与遴选、书名卷数之核定、作者及其籍贯之确认等等。对于前人的错误，我们尽可能作了订正。例如山东省博物馆藏《海岱人文》稿本，收入曲阜颜氏的诗文集三十三种，大部分传世稀少。该书的编者，《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定为清代王懿荣。但我们从这部书上未曾发现王懿荣任何痕迹，既无序跋批校，亦无印鉴。同时我们发现，大部分集子有微波榭主人亲笔补写的详细目录，并留下了题记。如：《水明楼诗》补目末：“乾隆乙卯（六十年）正月廿四丁未微波榭钞，是日天阴有风。”《江干幼客诗集》目下：“乾隆癸丑（五十八年）冬十月十四日甲戌颜运生崇规学博所贻，一斋记。”同上补目下：“嘉庆三年戊午冬十二月廿四日癸丑午刻微波榭晴牕录。”考“微波榭”是曲阜孔继涵堂号，但孔继涵已于乾隆四十九年去世，这些题记显然是孔继涵之子所作。又考“一斋”为孔继涵长子孔广栻的号，题记中最晚的一条是嘉庆三年十二月廿四日，而孔广栻嘉庆四年去世。从《祇芳园诗》补目下的题记，我们可以了解到嘉庆三年冬孔广栻已有病在身。该题记云：“嘉庆三年戊午腊月廿二辛亥录。是日招诸弟与颜思诚饮，予以疾不陪。”孔广栻在去世前犹抱病为这批文献钞补目录，作必要的编纂工作，他的精神对我们也具有很大的感染。顺着这一思路，我们查阅了王献唐先生题跋，发现两条有关的记载：一是《双行精舍书跋辑存续编十子诗略跋》：“此《十子诗略》之一，护叶後面十子名次及《乐圃集目》、集中批点，皆曲阜孔伯诚广栻先生手笔。……身後遗藏，十年前多为北平翰文斋购去。先後凡见四十馀种，其《微波榭遗书》、《通德遗书所见录》、孔氏说经稿底本，由余作介，仍归衍圣公家，馀则多为山东图书馆购藏。内以曲阜孔、颜各家诗文集钞本为多，类经伯诚先生订定编录，朱墨烂然，似当时欲编集付梓者。”二是《双行精舍书跋辑存藤梧馆金石题咏集录跋》：“右书为曲阜孔伯诚先生集录。……藤梧馆为先生书室，所著诗文均以是名署之，前见《海岱人文》先生集钞各书，板心多有藤梧馆三字。”从这两条跋文，我们可以进一步确认，这部《海岱人文》是孔广栻所辑。过去定为王懿荣辑，是错误的。那么，这一错误是为何发生的呢？考《王文敏公年谱》，光绪十七年云：“公自本年始搜集《海岱人文》，九月，撰《海岱人文序》。”天津图书馆藏有王懿荣《海岱人文册目》稿本二册，经向该馆专家请教，系王懿荣所藏山东人书札、诗牋、闲帖等文献的目录。王懿荣收藏的山东人书札等文献，装裱成册子，题名《海岱人文》，所以这两本目录题作《海岱人文册目》。《册目》前有王懿荣自序，亦未提及孔广栻的《海岱人文》。可见王氏所辑《海岱人文》与孔广栻辑《海岱人文》是内容不同的两部书，只是书名相同而已。前人误定孔广栻所辑《海岱人文》为王懿荣辑，当是循名失实所致。至于孔、王两书有无先後配合的关系，孔广栻辑《海岱人文》内容是否止於此，尚待进一步探讨。

在编纂《山东文献集成》过程中，我们时时感受到前人在搜集保护乡邦文献方面的苦心孤诣和卓越贡献。乾隆间德州学者宋弼，在与卢见曾合辑《国朝山左诗钞》後，又辑《山左明诗钞》，当时益都学者李文藻也参与了搜集工作。宋弼把《山左明诗钞》稿本交给卢见曾，希望卢氏刊刻行世。乾隆三十三年秋卢见曾获罪，被抄家，数十万卷藏书都堆在德州官府内。时宋弼官甘肃按察使，入觐途中死在洛阳。李文藻深恐此书就此湮没，第二年正月赶到德州，托人购买此书，花了三天时间，才从书堆中清理出该书的稿本三十五卷。可是未找到诗人小传。数日後，宋弼的灵柩从洛阳迎到德州。李文藻吊唁後，打开宋弼的行李箱，小传一册正在其中。延津剑合，盖出天意。这年秋李文藻得了广东恩平知县，就携带这部稿子南下广东。次年夏到任，入冬即着手校刻，使这部包括四百三十一人诗作的山东文献得以问世。

至于王献唐先生，几乎用一生心血搜集、保护、研究山东文献，他在古代史、金石文字、版本目录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无愧一代宗师。抗日战争爆发，王献唐与屈万里、李义贵携带山东图书馆善本、文物，历尽千辛万苦，向後方迁徙，因资金匮乏，甚至讨饭，而所有图书文物丝毫无损。途经万里，时逾十载，一九五○年冬这批珍贵文献终于从四川运回山东，後来入藏山东省博物馆。其中山东先贤遗著稿本、钞本，未经刊行的，数量可观。我们这次影印的不少文献，就是王献唐先生带到四川又运回山东的，许多书上都留下了献唐先生的题跋，是我们认识和研究山东文献的重要向导。在国破家亡，战火联绵的年代，王献唐先生辑印《山左先喆遗书》的计划难以实现。在社会安定，经济发展，文化受到高度重视的今天，我们有条件把这些珍贵文献影印出版。可是，如果没有前辈们的薪火传灯，我们今天无论如何也无法创造出这些文献。前人对于我们是这样，我们对于後人也应该是这样。保护和传承文献，实质上就是保护和传承古老的中华文明，这才是我们编纂出版《山东文献集成》的初衷。

《山东文献集成》的编纂出版工作，得到山东省政府的关怀和支持，还得到山东大学、山东省财政厅、山东省文化厅、山东省图书馆、山东省博物馆、山东师范大学、济南市图书馆等单位的大力支持，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负责编纂工作，山东大学出版社负责出版工作，江苏金坛古籍印刷厂负责印刷工作，有关人员都付出了艰苦的劳动，做出了重大贡献。在此致以衷心的感谢。

山东文献集成编纂委员会

二○○六年十二月十日

李时珍 （1518年-1593年）

字东璧，晚年自号濒湖山人，湖北蕲州（今湖北省黄冈市蕲春县蕲州镇）人，汉族，生于明武宗正德十三年（公元1518年），卒于神宗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3年）,生于蕲州亦卒于蕲州。其父李言闻是当地名医。李时珍继承家学，尤其重视本草，并富有实践精神，肯于向劳动人民群众学习。李时珍三十八岁时，被武昌的楚王召去任王府“奉祠正”，兼管良医所事务。三年后，又被推荐上京任太医院判。太医院是专为宫廷服务的医疗机构，当时被一些庸医弄得乌烟瘴气。李时珍在此只任职了一年，便辞职回乡。李时珍曾参考历代有关医药及其学术书籍八百余种，结合自身经验和调查研究，历时二十七年编成《本草纲目》一书，是我国明以前药物学的总结性巨著。在国内外均有很高的评价，已有几种文字的译本或节译本。另著有《濒湖脉学》。

李家世代业医，祖父是“铃医”。父亲李言闻，号月池，是当地名医。那时，民间医生地位很低。李家常受官绅的欺侮。因此，父亲决定让二儿子李时珍读书应考，以便一朝功成，出人头地。李时珍自小体弱多病，然而性格刚直纯真，对空洞乏味的八股文不屑于学。自十四岁中了秀才后的九年中，其三次到武昌考举人均名落孙山。于是，他放弃了科举做官的打算，专心学医，于是向父亲求说并表明决心：“身如逆流船，心比铁石坚。望父全儿志，至死不怕难。”李月池在冷酷的事实面前终于醒悟了，同意儿子的要求，并精心地教他。不几年，李时珍果然成了一名很有名望的医生。

《本草纲目》共五十二卷，分十六部、六十类。经二十七年（1578年）著成。共收载历代诸家本草所载药物一千八百九十二种,其中植物药1094种。矿物、动物及其他药798种，有374种为李氏所新增。每种药首先以正名为纲，附释名为目；其次是集解、辨疑、正误，详述产状；再次是气味、主治、附方，说明体用。内容极其丰富，是我国药物学的宝贵遗产，对后世药物学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本草纲目》的故事于行医的十几年中，李时珍阅读了大量古医籍，又经过临床实践发现古代的本草书籍 “品数既繁，名称多杂。或一物析为二三，或二物混为一品”（《明外史本传》）。特别是其中的许多毒性药品，竟被认为可以“久服延年”，而遗祸无穷。于是，他决心要重新编纂一部本草书籍。从三十一岁那年，他就开始酝酿此事，为了“穷搜博采”，李时珍读了大量参考书。家藏的书读完了，就利用行医的机会，向本乡豪门大户借。后来，进了武昌楚王府和北京太医院，读的书就更多，简直成了“书迷”。他自述“长耽嗜典籍，若啖蔗饴”（《本草纲目》原序）。顾景星在《李时珍传》里，也赞他“读书十年，不出户庭，博学无所弗瞡”。他不但读了八百余种万余卷的医书，还看过不少历史、地理和文学名著及敦煌的经史巨作连数位前代伟大诗人的全集也都仔细钻研过。

他还从中摘录了大量有关医药学的诗句。而这些诗句也确实给了他许多真实有用的医药学知识，帮助他纠正了前人在医药学上的许多谬误。如古代医书中，常常出现“鹜与凫”。它们指的是什么？是否有区别？历代药物学家众说纷纭，争论不休。李时珍摘引屈原《离骚》中的“将与鸡鹜争食乎”，“将泛乎若水中之凫乎”两句，指出诗人把“鹜”与“凫”对举并称，就是它们不是同一种禽鸟的明证。他又根据诗中对它们不同生活环境的描绘，证明“鹜”是家鸭，“凫”是野鸭子，药性不同。屈原的诗赋，竟成了李时珍考证药物名实的雄辩依据。 在编写《本草纲目》的过程中，最使李时珍头痛的就是由于药名的混杂，使药物的形状和生长的情况十分的不明。过去的本草书，虽然作了反复的解释，但是由于有些作者没有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而是在书本上抄来抄去在“纸上猜度”，所以越解释越糊涂，而且矛盾倍出，使人莫衷一是。例如药物远志，南北朝著名医药学家陶弘景说它是小草，像麻黄，但颜色青，开白花，宋代马志却认为它像大青，并责备陶弘景根本不认识远志。又如狗脊一药，有的说它像萆薢，有的说它像拔葜，有的又说它像贯众，说法极不一致。类似此情况很多，李时珍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搁下笔来。这些难题该怎样解决呢？

在他父亲的启示下，李时珍认识到，“读万卷书”固然需要，但“行万里路”更不可少。于是，他既“搜罗百氏”，又“采访四方”，深入实际进行调查。 李时珍穿上草鞋，背起药筐，在徒弟庞宪、儿子建元的伴随下，远涉深山旷野，遍访名医宿儒，搜求民间验方，观察和收集药物标本。

他首先在家乡蕲州一带采访。后来，他多次出外采访。除湖广外，还到过江西、江苏、安徽好多地方。均州的太和山也到过。盛产药材的江西庐山和南京的摄山、茅山、牛首山，估计也有他的足迹。后人为此写了“远穷僻壤之产，险探麓之华”的诗句，反映他远途跋涉，四方采访的生活。 李时珍每到一地，就虚心地向各式各样的人物请求。其中有采药的，有种田的，捕鱼的，砍柴的，打猎的。热情地帮助他了解各种各样的药物。比如芸苔，是治病常用的药。但究竟是什么样的？《神农本草经》说不明白，各家注释也搞不清楚。李时珍问一个种菜的老人，在他指点下，又察了实物，才知道芸苔，实际上就是油菜。这种植物，头一年下种，第二年开花，种子可以榨油，于是，这种药物，便在他的《本草纲目》中一清二楚地注解出来了。

不论是在四处采访中，还是在自己的药圃里，李时珍都非常注意观察药物的形态和生长情况。

蕲蛇，即蕲州产的白花蛇。这种药有医治风痹、惊搐、癣癞等功用。李时珍早就研究它。但开始，只从蛇贩子那里观察。内行人提醒他，那是从江南兴国州山里捕来的，不是真的蕲蛇。那么真正蕲蛇的样子又是怎么样的呢？他请教一位捕蛇的人。那人告诉他，蕲蛇牙尖有剧毒。人被咬伤，要立即截肢，否则就中毒死亡。在治疗上述诸病有特效，因之非常贵重。州官逼着群众冒着生命危险去捉，以便向皇帝进贡。蕲州那么大，其实只有城北龙峰山上才有真正的蕲蛇。李时珍追根究底，要亲眼观察蕲蛇，于是请捕蛇人带他上了龙峰山上。那里有个狻猊洞，洞周围怪石嶙峋，灌木丛生。缠绕在灌木上的石南藤，举目皆是。蕲蛇喜欢吃石南藤的花叶，所以生活在这一带。李时珍置危险于度外，到处寻找。在捕蛇人的帮助下，终于亲眼看见了蕲蛇，并看到了捕蛇、制蛇的全过程。由于这样深入实际调查过，后来他在《本草纲目》写到白花蛇时，就得心应手，说得简明准确。说蕲蛇的形态是：“龙头虎口，黑质白花、胁有二十四个方胜文，腹有念珠斑，口有四长牙，尾上有一佛指甲，长一二分，肠形如连珠”；说蕲蛇的捕捉和制作过程是：“多在石南藤上食其花叶，人以此寻获。先撒沙土一把，则蟠而不动，以叉取之。用绳悬起，刀破腹以去肠物，则反尾洗涤其腹，盖护创尔，乃以竹支定，屈曲盘起，扎缚炕干。”同时，也搞清了蕲蛇与外地白花蛇的不同地方：“出蕲地者，虽干枯而眼光不陷，他处者则否矣。”这样清楚地叙述蕲蛇各种情况，当然是得力于实地调查的细致。 李时珍了解药物，并不满足于走马看花式的调查，而是一一采视，对着实物进行比较核对。这样弄清了不少似是而非、含混不清的药物。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一一采视，颇得其真”，“罗列诸品，反复谛视”。

当时，太岳太和山（武当山）五龙宫产的“榔梅”，被道士们说成是吃了“可以长生不老的仙果”。他们每年采摘回来，进贡皇帝。官府严禁其他人采摘。李时珍不信道士们的鬼话，要亲自采来试试，看看它究竟有什么攻效。于是，他不顾道士们的反对，竟冒险采了一个。经研究，发现它的功效跟普通的桃子、杏子一样，能生津止渴而已，是一种变了形的榆树的果实，并没有什么特殊攻效。 鲮鲤，即今天说的穿山甲，是过去比较常用的中药。陶弘景说它能水陆两栖，白天爬上岩来，张开鳞甲，装出死了的样子，引诱蚂蚁进入甲内，再闭上鳞甲，潜入水中，然后开甲让蚂蚁浮出，再吞食。为了了解陶弘景的说法是否对头，李时珍亲自上山去观察。并在樵夫、猎人的帮助下，捉到了一只穿山甲。从它的胃里剖出了一升左右的蚂蚁，证实穿山甲动物食蚁这点，陶弘景是说对了。不过，从观察中，他发现穿山甲食蚁时，是搔开蚁穴，进行舐食，而不是诱蚁入甲，下水吞食，李时珍肯定了陶弘景对的一面，纠正了其错误之处。

就这样，李时珍经过长期的实地调查，搞清了药物的许多疑难问题，于万历戊寅年（公元1578年）完成了《本草纲目》编写工作。全书约有200万字，52卷，载药1892种，新增药物374种，载方10000多个，附图1000多幅，成了我国药物学的空前巨著。其中纠正前人错误甚多，在动植物分类学等许多方面有突出成就，并对其他有关的学科（生物学、化学、矿物学，地质学，天文学等等）也做出贡献。达尔文称赞它是“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