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书分为哪四体,第一部分别是什么
史书分为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国别体。
纪传体:纪传体史书创始于西汉司马迁的《史记》,它以人物传记为中心,用“本纪”叙述帝王;用“世家”记叙王侯封国和特殊人物;用“表”统系年代、世系及人物;用“书”或“志”记载典章制度;用“列传”记人物、民族及外国。历代修正史都以此为典范。又如《汉书》。有个别的正史没有书或者志,比如《三国志》
编年体:编年体史书按年、月、日顺序编写,以年月为经,以事实为纬,比较容易反映出同一时期各个历史事件的联系。以编年体记录历史的方式最早起源于中国。如《左传》、《资治通鉴》等都属于这一类。《春秋》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
纪事本末体:创始于南宋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这种体裁的特点是以历史事件为纲,重要史事分别列目,独立成篇,各篇又按年、月、日顺序编写。现有九部纪事本末体的古籍。
国别体:国别体史书创始于《国语》。国别体史书是一部分国记事的历史散文。分载多国历史。如《战国策》都属于这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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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书的其他分类:
1、按真实性分类
正史:以纪传体、编年体的体例,记载帝王政绩、王朝历史,人物传纪和经济、军事、文化、地理等诸方面情况的史书叫正史。如,通常所说的二十四史。除少数是个人著述(如司马迁的《史记》、范晔的《后汉书》、陈寿的《三国志》、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外,大部分正史是由官修的。
别史:主要指编年体、纪传体之外,杂记历代或一代史实的史书,如《东观汉纪》、《东都事略》、《大金国志》以及《通志》等史书都属于别史。
由此可见,别史实际上是正史类史籍的重要补充部分,犹正史之别支,所以《四库全书总目·史部·别史类叙》中才有“犹大宗之有别支”的说法。由著名学者创作的,有时与杂史难以区分。如《汉晋春秋》。
杂史:只记载一事之始末,一时之见闻或一家之私记,是带有掌故性的史书。它不同于纪、传、表、志等体例齐全的正史,也不同于关系一朝执政的别史。它不受体例限制,博录所闻,虽杂荒疏浅,却可弥补官修史书的疏漏与不足,包括家史,外史,小史,稗史,野史,逸史等类别。
野史:有别于官撰正史的民间编写的史书。
稗史:通常指记载闾巷风俗,民间琐事及旧闻之类的史籍,如清代人潘永因的《宋稗类钞》,近代人徐珂的《清稗类钞》。有时也泛指“野史”。
2、按时空分类
通史:连贯地记叙各个时代的史实的史书称为通史,如西汉司马迁的《史记》。因为他记载了上自传说中的黄帝,下至汉武帝时代,历时三千多年的史实。
断代史:记载一朝一代历史的史书称为断代史,创始于东汉班固的《汉书》。二十四史中除《史记》外,其余都属断代史。
3、按学科分类
记载各种专门学科历史的史书称专史,如:经济史、思想史、文学史、史学史等。
参考资料:
古籍,是指未采用现代印刷技术印制的书籍。图书在古代称作典籍,也叫文献,兼有文书、档案、书籍三重意义。随着时间的进展,将记事类文件加以编排,供人阅读,并达到传播知识经验的目的,便形成了一部图书,图书的内容日益增多,载体趋向多元,制作技术不断改进,为了方便阅读,产生了“简册”、“卷轴”、“册页”、“线装书”等不同的装帧样式。(概述来源1)
1、《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第5版)
由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岑麒祥、林焘、戴澧、唐作藩、蒋绍愚等十余位专家学者编写,是学习古汉语的必备工具书。在第4版的基础上修订。收古汉语常用字和复音词约一万条,先秦两汉传世文献比较常用的字一般都收入。
2、《古代汉语词典》(第2版)
语文教师、中学生、文字工作者案头必备。学习古代汉语和阅读古籍使用的中型语文工具书。收词范围是古代以正统书面语言写作的有代表性的典籍,诸如《论语》《孟子》《国语》《战国策》《荀子》《老子》《庄子》《孙子》《吕氏春秋》《论衡》《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唐宋文举要》。
3、《辞源》(第三版)
通往传统文化的桥梁。中国现代史上第一部大型语文性工具书,一部兼收古汉语语词和百科的大型综合性辞书。阅读古籍必备,古典文史研究工作者常备。
《辞源》 之本在字。太初有字,道在其中,理在其中,文献语词在其中,百科名物在其中,五千年文化基因、文明传统在其中,某些外来文化元素亦在其中。只有明白字的文化功用,文化渊源,才可明白《辞源》 价值之所在。
《广韵》、《集韵》、《礼部韵略》等
全名《大宋重修广韵》,是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陈彭年等人奉诏根据前代韵书修订成的一部韵书。它是中国古代第一部官修的韵书。由于《广韵》继承了《切韵》、《唐韵》的音系,是汉魏以来集大成的韵书,所以对研究古音有重要的作用。
《广韵》共5卷,计206韵,包括平声57韵(上平声28韵,下平声29韵),上声55韵,去声60韵,入声34韵。每一个声调中的每一个韵部和其他声调中相应的韵部,有一定的搭配关系。入声韵只和有鼻音韵尾的阳声韵相配,不和阴声韵相配。这样,原则上每一个阳声韵部都有平上去入四声相配。每一个阴声韵部都有平上去三声相配。音系是比较清楚的。
《集韵》分韵的数目和《广韵》全同。只是韵目用字,部分韵目的次序和韵目下面所注的同用、独用的规定稍有不同。 唐代初年,许敬宗等人曾经奏请批准把《切韵》里的窄韵和音近的邻韵合并使用。宋景佑初年,贾昌朝也奏请“窄韵凡十有三,听学者通用之”。(《玉海》)
《礼部韵略》和《集韵》都是宋仁宗景佑四年(1037年)由丁度等人奉命编写的。《集韵》成书稍晚两年,《礼部韵略》在景佑四年当年就完成了。这部书是宋真宗景德《韵略》的修订本。由于它在收字和字的注释方面注意举子们应试常用的,较《广韵》、《集韵》都简略,所以称为《韵略》。 1998年,韩国发现了元代古本《老乞大》,里边的明以前“胡同”的写法,是汉语“胡洞”。该书都是地道的元代北方口语,证实元人用汉语说话,元人语是汉语,对研究元代汉语和社会具有重要价值。
进入中原的北方游牧民族,除了蒙古元(也有一部分),都普遍换用了的汉语,这种阿尔泰化的“北语”历史上称之为“汉儿言语”。明清“官话”是专指以南京话为代表的江淮语,并不用来称呼北方“汉儿言语”。《老乞大》中还记有“过的义州,汉儿田地里来,都是汉儿言语”。
《中原音韵》是元代反映方言即说话音的,真实记载了蒙元式汉语的影响,最明显的是没有了入声。《中原音韵》是元代泰定元年(1324年)周德清作,用来指导作曲用韵,调平仄声律,由元代许多著名戏曲中押韵的字编成。 明朝初颁布《洪武正韵》。《洪武正韵》的归并旧韵,不同于刘渊等人只是把整个的韵部合并在一起,而是要把每一个字都重新归类。这种方法与编《中原音韵》一样;但何字归何韵,却与《中原音韵》又有许多不同的地方。《洪武正韵》既以中原雅音为根据,对旧韵的反切亦不能不加以改变。
《中原音韵》是反映方言即说话音的,《洪武正韵》是反映官话即读书音的,所以二者有同有异。《洪武正韵》恢复了入声,不采取周德清入派三声的作法。在明代屡次翻刻,影响很大。元朝的“汉儿言语”,到了明朝中期才完全绝迹。 400多年前,也就是明朝末年,意大利的传教士利马窦记录了当时的北京话。当时的北京话有大量入声字,没有zh、ch、sh等翘舌音,这说明当时的北京话不是如今的北京话或者普通话。
满清在入主中原的初期,曾将保持“国语骑射”作为维护统治的一项基本国策,要求满人说满语写满文,并在北京城内设立学校,意在推广满语满文。但由于满语是一种北方民族的语言,满人草原、丛林的原始生活以及满族短暂的历史文化局限了满语的成熟水平,至入关时满语仍旧是一种比较原始的语言,它的发音和语法都十分的原始不成熟,词汇量更是少。满人作为中国的统治者却不得不面对要使用语言的生活政治现实。
北京城里的很多东西,小到一种普通动植物、建筑、日常用品,大到宏伟建筑和旖旎风景,用满语都无法表达。满语也难以满足日常生活使用的需要。在满人和汉人之间是这样,在满人跟满人之间也同样无法把日常生活所碰到的东西表达清楚,至于象汉人的建筑工程用语、艺术语言、医学及其它科技用语等高级语言使用则更加无法表达,当时的形势是满语在北京面临无法交流的危机。
此时,面临着如何统治汉人这个大难题的八旗贵族,又遇到了一个比汉人的抵抗更为头痛的问题——语言危机。征服可以使用屠刀,统治就不能只用屠刀了,为了巩固统治满足政治需要乃至生活需要,满人迫切的需要一种能够很好的表述自己想法的语言,想在短时间内改良丰富满语显然不现实。
至此,学讲汉语成了满人唯一的选择,于是八旗贵族们开始他们邯郸学步的模仿历程。小至为了自己日常生活的表达,大至为了统治中国的政治需要,满人都迫切需要一种能很好地表达自己周围生活的语言。因此,套用北京汉人的语言(包括词汇和语音)成了唯一的选择,满清这种虚心学习,绝对不是他们所鼓吹的推崇汉文化,实在是为了达到其政治目的无奈之举,是一种“工作需要”,完全属于不得已而为之。
普通话是从北京内城绕过北京外城直接向全中国渗透而形成满清的“国语”的。所以,北京的外城话并不是真正的“国语”——普通话,虽然“外城北京话”一直受“内城北京话”的影响并不断演变,但是,正如北京的内城贵族和外城平民百姓是两个互不相容的两个社群一样,“外城北京话”和“内城北京话”是跟阶级差别一致的互不相同的两种语言。所谓的“北京话”一直是两种:“外城话”和“内城话”,而各地方所称谓的“北京话”实际是指“内城话(即mandarin)而不是外城汉人所说的“北京话”。外城汉人所说的“北京话”实际是对中国其他方言没有影响的小语种。
《圣谕广训》
雍正年间,颁布“圣谕”,成立“正音书院”,把《圣谕广训》作为教材,教授官话,凡是走读书、考试、当官之路的读书人都要懂得官话。俞正燮《癸巳存稿》之“官话”条载:“雍正六年,奉旨以福建、广东人多不谙官话,着地方官训导,廷臣议以八年为限。”两省的乡试要求考生必须掌握官话,有时学政还要亲自面试学生官话,甚至一度规定,不会讲说官话的童生不得考取秀才。然而实际收效甚微,据清末探花商衍鎏说:“初时甚为认真,无如地方官悉视为不急之务,日久皆就颓废。至嘉庆、道光时,福建仅存邵武郡城一所,然亦改科制,广东则更无闻矣。”(见同治继修《南海县志》)甚至到辛亥革命后,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前两广优级师范学堂)还闹出这样的笑话:“外省教习以不谙方言,教授不便解职去,自是本校各科教习,悉乡先生矣。”于是福建、广东两地语言得以保留。
《康熙字典》
满清统治者对文化思想控制异常严厉,康熙、乾隆之时代,我汉人犹有仇视满洲人之心思,彼乃集天下名人,名为此三书(《佩文韵府》也,《渊鉴类函》也,《康熙字典》也),以借此销磨我汉人革命复仇之锐志焉。一般学者多被迫从事与现实无关的古书整理和考证工作,所以,汉语语言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这些学者也大都比较保守,所以在编辑用于正音的汉语字典和汉语韵书时尽量保留古汉语成分。《康熙字典》就保留了入声系统和分尖团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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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景备览(上下卷)
内科秘录(9卷)
内经知要(上下卷)
切要方义(1-5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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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金方衍义(1-36卷)
千金方(1-32卷)
景岳全书(40卷)
本草经百种录(上中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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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文言文就能无障碍的阅读古籍了吗?这个问题因人而异。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典籍都是文言文写作的。我们阅读这些宝贵的古籍,肯定是需要文言文功底的。但是光是学会了文言文,阅读古籍还是有困难的。因为古籍距离我们年代久远,又因为古人在引用,转述别人的观点的时候往往比较随意,并不是依据原文内容来引用的。这与我们现在的学术论文引用有天壤之别。我们在阅读时,不能仅仅认为学会了文言文就能阅读古籍。文言文的精髓在于他的一些特殊句式,重点实词的多种意思。掌握了特殊句式,积累了足够的词义才算是基本掌握了文言文。
要想学会文言文之后无障碍阅读古籍,还需要在基本掌握文言基础知识外,仍然需要借助前人的注释。比如《孟子》一书对《诗经》的引用。孟子在《孟子》中引用《诗经》是为了表达自己的观点,而忽略了《诗经》原来的意思。如果我们按照我们现代的阅读习惯,那就是每段话都很懂,但是不知道在表达什么?这需要历代专家学者的解读,比如对于《孟子》我们可以阅读东汉赵歧的《孟子》注,还有南宋朱熹的《孟子章句》,以及近代杨伯峻先生的《孟子译注》。而对于其他古籍也是如此。
一些古代特有的文化现象也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这类文化现象很繁琐,学无止境,我们需要大量的积累。所以即使懂了文言文,也不一定能看懂古籍。如何能看懂这些古籍呢?我们就需要翻阅前人的注解。在前人了解的基础上,多方考证,最终会得到满意的答案。(来自网络,版权属原作者所有)
古籍查询有多种。大体分两种:
其一、古籍书内容查询;其二、古籍发行版本查询
前一种雨落忧伤03说过但不很详细,查询书的内容可以找古籍查询网即可,这类比较有名的有中国古籍全录、汉典古籍、中华古籍网等有鉴于此,《新中国古籍整理图书总录》乃决意编成一部实用性很强的分类书目,设定它在体例上的最大特点,就是以学术类别为纲,以出书时间为纬,做到纲举目张,时序井然。在此之前,国务院古籍小组也曾主持编纂过几种古籍整理图书目录,它们要么所收的图书较少,要么体例尚欠周密,都难以和这次要为新中国五十年的古籍整理图书编制总书目的构想相比拟。
后一种可以在各大图书馆网上数据图书查询得知古籍版本信息,全国各地省市都有自己的网上古籍查询系统,自己搜下就知道,如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联机公共目录查询系统等;再就是比较专业的关于古籍版本鉴别、介绍,学习交流的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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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藤井永观文库的古籍书不能下载成PDF书文件,你除了能一页一页在网上观赏,还可以一张一张作为保存进自己的电脑,但这要花多大的功夫啊,这里就要教你如何高效地完成这个任务,并最终还原成一本大的PDF书文件,这也是本篇的主旨。
清朝时期的国语是满语,但主要使用的语言还是汉文,就跟现在咱们国家推崇普通话,但到各个地区 还是说自己的地方方言一个道理,但一般大事,外事,诏书都会下三份 满、汉、蒙、 大部分朝臣上书都是以满文在前 汉文有对照在后,所下达的诏书也都是满汉对照,几乎很少有单独的语言,比如纯满 或者纯汉。皇室和宗室机要的上层子弟一般是满、蒙交流少量汉语, 民间是汉,满交流。末期几乎就是汉语了。 正式推广使用汉语应该是雍正时期,正式宣布汉语为国语应该是在1909年。 可参见道光十年的诏书和现在的故宫旧址,可以看出清朝是满文在前 汉语对照在后。
本文2023-08-06 23:41:40发表“古籍资讯”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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