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用多种校勘方法对古医籍中的异文和疑误进行比勘分析之后，会取得许多成果。如何将这些校勘的成果表达出来，前人采用了多种不同的方式。校勘的目的不同，校勘记的书写要求也将随之而异。

校勘的方式多种多样。戴南海《校勘学概论》将其分为：存真、校异、订讹三类。钱玄《校勘学》将其分为：定本式、底本式、札记式三类。张灿玾《中医古籍文献学》将古医籍的校勘体裁分：留真式、校异式、底本式、佳本式、定本式等五类。综合以上各家，概述如下：

（1）留真式

是为保留珍善本原貌而别出校记的一种校勘方式。对于一些珍贵的古本或孤本医籍进行校勘时，因其文物或文献学价值较高，为保留其原貌，一般要对书籍的外形，包括书的行款、版式、字画的差异、纸质，旧本上的圈点、收藏图章等情况要进行描述。此即戴南海《校勘学概论》所谓求古本之真。此类校勘，多为收藏家所为。如清代黄丕烈对宋刻《伤寒总病论》，从影抄至校勘翻刻均采用了此法。其校勘记的处理方式，一般是别书校记。如黄丕烈重雕宋刻《伤寒总病论》札记云：观诸家抄本，多有异同，或未见宋刻，传写互异；或依据张书，增补失真。故今将宋刻庞《论》翻雕，未敢辄改原文，即有抄本义长者，亦第摘取备考，别疏为札记附于后。日本江户医学馆刊行的《医心方》，亦取此法，并将校勘札记附于卷后。

（2）校异式

是不改动原文，不断其正误，只将不同版本及他校的异文在校勘记中详细列出的一种校勘方式。藏书家校书，多采用取法。校书人亦有取用此法者，如清代陆润庠家藏抄本《针灸甲乙经》，取《黄帝内经素问》与《灵枢经》相校，即取此法。肖延平校《黄帝内经太素》，大多校文亦取此法。这种方法，只校异文不改其错，虽可避免妄改之弊，但难以达到正谬误的校勘目的。对一般读者而言，会感到无所适从，徒增其不便。但其校文对研究人员而言，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3）底本式

是不改动原文，但对底本中的衍、脱、误、倒之处在校记中加以说明的一种校勘方式。如郭霭春先生《黄帝内经灵枢校注语译·序例》云：本书校文，是以人民卫生出版社一九六三年排印本作为底本，另外根据十四种刊本对校，其它医籍或古籍，凡是引用《灵枢》而有异文的，作为它校。它校引用的医籍，限至宋代以前。正文有了衍误，一律不加改动，分在校文内说明。校文下面，有时加按语，说明个人看法。但遇到义可两存，或是难以确定的，为了慎重，只列校文。故该书校勘一项，只列校文，其当改处亦仅在校记中加按说明。此法可保存底本原貌，避免有妄改之失，但不能为读者提供佳本。与校异式相比，此法只对正文的疑误之处加以分析说明，而非全录异文，可缩减出校的数量。与留真式相比，此法只存底本原文之旧，而非行款、版式等原貌之旧，可用于一般善本或经校本的校勘处理。

（4）定本式

是依据校勘的结果，将底本中的衍、脱、误、倒之处全部改正，并出校记说明的一种校勘方式。此法是古今校勘者采用最多的一种方式。如清·孙星衍、孙冯翼《补农本草经》辑本，以《大观本草》为底本，另据别本或别书校改，并加校记说明。人民卫生出版印行刘衡如先生所校《灵枢经》、《针灸甲乙经》、《本草纲目》等书，亦属此类。这种方式虽无法保存底本原貌，但可为读者提供能直接使用的佳本。因其有校记说明校改的理由，保存底本原字，万一误校，尚可回改，以免迳改之弊。

以上几种校勘方式，目的不同，各有所长。留真式详述古本原貌，多系收藏家所为；校异式只详罗列一书的不同异文，可供研究人员使用；底本式只对疑误之处出校说明，但不改动底本，态度谨慎；定本式校改讹误，且出校说明，便于读者使用。

西汉刘向、刘歆校理群籍，奠定了校勘学，完成了《别录》一书，做出了大贡献。刘氏父子的成果确定了校勘的规范、明确了古籍整理的程序和校勘的位置，即：①兼备众本，②审理篇目，③校勘文字，④确立书名，⑤厘定部居，⑥录成专书。此后。校勘之业盛久不衰。

东汉郑玄博通五经、并遍注群经，网罗众家，删繁裁芜，刊改漏失．佼后之学者略知所

U。西晋劲励，依刘向成例校订典籍，也作出f成绩c 清代校勘学达于鼎盛，名家辈出。《书目答问》附录清代学问家，列校勘名家者就有三十一人。有：何焯、惠栋、卢见曾、全祖望、沈炳程、沈廷芳、谢塘、姚范、卢文弨、钱大昭、钱东垣、彭元瑞、李文藻、周永年、戴震、王念孙、张敦仁、丁杰、赵怀玉、鲍廷博、黄五烈、孙星衍、秦思复、阮元、顾广圻、袁廷梼、吴鼒、陈路、钱泰吉、曾剑、汪适原。

这些校勘大家，具有广博的知识和求实的学风，凡经他们校勘的书籍可称善本，最负盛名者当数卢文弨、顾广圻、戴震、惠栋、王念孙、段玉裁、阮元、孙星衍等人：如卢文弨刊刻的《抱经堂丛书》、孙星衍的《平滓馆丛书》、阮元的《十三经注疏》都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倍受世人推崇。

清代校勘大家，各有家法。清末叶德辉《藏书十约》第七《校勘》，曾提出校勘之法有二：曰死校，曰活校。他说：“今试其法，曰死校，曰活校。死校者，据此本以校彼本，一行几字，钩乙如其书；一点一画，照录而不改；虽有误字，必存原文。顾千里广圻，黄尧圃丕烈所刻之书是也。活校者，以群书所引，改其误字，补其阙文；又或错举他刻，择善而从，别为丛书，板归一式。卢抱经文弨，孙渊如星衍所刻之书是也。斯二者，非国朝校勘家刻书之秘传，实两汉经师解经之家法。郑康成注《周礼》，取故书、杜子春诸本，录其字而不改其文，此死校也。刘向校录中书，多所更定；许慎撰《五经异议》，自为折衷，此活校也。其后隋陆德明撰《经典释文》，胪载异本；岳珂刻《九经》、《三传》，抉择众长，一死校，一活校也。明乎此，不仅获校书之奇功，抑亦得著书之捷径也已。”

还应当特别强调的是明代《永乐大典》，清代的《四库全书》的编纂，都是校勘典籍的巨大成果的重要体现。

清人的校勘成果写成专书的名著如阮元的《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和卢文弨的《群书拾补》。但清人校勘成果主要的流传形式不是写成专著，而是通过以下两种途径：一是写成校勘记，随刻本流传，也称校记、考异或考证．如清殿本《十三经》、《廿四史》、《九通》就都附有考证。二是把校勘所得写在研治经史诸子的学术著作中。著名的王念孙的《读书杂志》80卷，王引之的《经义述闻》32卷，钱大昭的《二十二史考异》100卷，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俞椒的《群经平议》、《诸子评议》各35卷等。

近人对校勘享有建树的应首推陈垣。1931年他的《元典章校补释例》即《校勘学释例》问世，初步建立了校勘学的理论体系。《释例》全面总结了校勘一种古籍的理论、方法、原则和通例，初步建立了校勘学体系。它不仅贯通的继承了古代校勘学尤其是清代校勘学的传统，而且突破了以经典古籍为主的传统，把校勘学运用于中古白话古籍，并广泛涉及民族语言，使校勘学更具有普遍的概括性。

校勘是古典文献学中最基本的一门学问，也是民族古典文献整理工作中最重要的内容，不懂校勘方法，就很难读懂古代文献。

古代把校勘工作视为文献整理工作的主体，所以校勘学有时被人们当作文献学的代名词。因为文献的校勘，是保证书籍质量的关键。大多数古代遗留下来的各少数民族古典文献，无论是档案资料，还是古籍、经卷，大部分都是抄本，其间“衍、夺、脱、讹”等情况在所难免（衍指原稿本无而传写、刻印、排印误增的文字称衍文，又称羡文、衍字。；脱文指献文字在传写中脱去一字或数字，也称夺文或阙文。从脱文的多少看，有脱字、脱句、脱简、脱行、脱页等多种；讹又称“误文”，就是文献原有文字写错了）所以，校勘已成为一项必不可少的重要工作。

任何一种古文献，经过反复传抄和版刻，不免会有文字上的纰缪、词语的脱落、橘子的增衍和缺漏等错误。一般来说，古籍文献没传抄或版刻一次，旧的错误改正了，又有新的错误发生，有时则原来的错误还未克服，又增加新的错误。错误的东西以讹传讹，反复多次后，是原著与重负多次的抄本之间面目全非。所以无论对具体的古籍文献解读、翻译工作而言，还是从整个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出发，对文化典籍和文献资料进行严格的校勘都是非常必要的。

除了之前提到的传抄过程出现的错漏外，各民族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方言差异，抄录者往往按其方言语音，以自己习用的同音假借字和异体字抄写，使得文献面目

校勘学·什么是校勘·校勘释义

校勘的本义应该是考核与审定，《汉书》卷二四《食货志》云：

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 “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

对于这“校”字，颜师古解释说：“谓计数也。”(引自王先谦《汉书补注》)而“计数”，即“核对”、“考核”之意。至于“勘”字，据顾野王所撰《玉篇》解，是 “复定也”，即再一次核准、审定。如果根据“校”“勘”两字的意义，大致可以给校勘下一个这样的定义：“通过一书的不同版本(包括唐以前的写本、刻本、抄本等)，他书有关记载及一书前后有关文字的对比，发现并尽可能地清除这部书在流传过程中所产生的讹误、衍脱、倒置、错简及其它诸类问题，以恢复古籍和有关记载的本来面目，这就是校勘。”从过去的记载考察，早在南北朝，“校”和“勘”二字便连在一起使用了，但当时不是“校勘”而是“勘校”。魏收所撰《魏书》卷六七《崔光传》提到崔光上表言及石经从汉代创作以来，经历了数百年，其间屡遭戎乱人毁，致使经石弥减，文字增缺，请求朝廷遣国子博士一人，处理此事，“料阅碑牒所失次第，量厥补缀”。于是朝廷下诏曰：“此乃学者之根源，不朽之永格，垂范将来，宪章之本，便可一依公表。”崔光“乃令国子博士李郁与助教韩神固、刘燮等勘校石经，其残缺者，计料石功，并字多少，欲补治之”。《北史》卷四四《崔光传》所载亦基本相同。这里的“勘校”虽重点在于拾遗补缺，但从其工作性质和“勘校”的字面而言，已与我们后来所说的“校勘”基本上是一致的。宋代的馆阁，就已增设“校勘”一职，可见，“校勘”一词到宋代已普遍通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