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古玩艺术品市场巡礼－－－－

北京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是举世闻名的历史文化名城，是我国六大古都之一, 是全国政治文化的中心，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的遗存，古物众多。《典藏艺术》杂志社拟编辑出版一部《台湾古董民艺市场指南》，总编辑郑功贤先生邀我写一篇“北京古董文物市场现况及发展潜力”。我想这是一件好事，能为华夏子孙和喜爱中华民族文物艺术的世界友人，作一次在北京购买古董民艺的“导引”，为大家节省时间和精力贡献绵薄之力，也是我们华夏传人应尽的情意。我和我的夫人侯宗彦（国家文物局办公室前副主任），整整用了半个月的时间，走访了北京市文物局流散文物处曲德龙副处长，考察了遍布于北京市的古玩艺术品市场，以及文物商店、拍卖公司等。当然，在考察过程中，自己不只是积累了资料，也学到很多新的知识，开拓了眼界。更为北京市古玩市场蓬蓬勃勃的大好形势所鼓舞。

◆闻名遐迩的琉璃厂文化街

琉璃厂坐落于北京市宣武区和平门外，有东西两街，全长两公里，琉璃厂历史悠久，辽代为京东海王村，元代这里曾建琉璃厂，明永乐年间为营建宫殿又在此设厂制琉璃瓦件，故名。明末清初有古董、书商在此地经营，不少文人学士和书画家来此著书作画，采购文物古籍。清乾隆年间因修四库全书，学者文人群集京华，琉璃厂的古籍碑帖、文房四宝等店铺大盛，“图书充栋，宝玩添街”，而以书业为最。这与四库全书编纂和清代学术繁荣关系极大。从此，这里就以文化街闻名于世。名人书法家如何绍基、翁同龢、陆润庠、康有为，梁启超、沈尹默等，都曾为文化店铺题匾。民国年间因增辟南新华街，把琉璃厂分成东西两街，东街以古玩业为主，西街以旧书业为主。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和专门出版碑帖字画的有政书局，都曾在此开设分店。

1949年解放以后，经过公私合营、社会主义改造，店铺虽经合并，但仍保留其传统特点。1976年唐山大地震，琉璃厂的房屋受震毁坏。为了保持琉璃厂文化街的传统和特点，政府拨出巨款，用3年的时间，重新修建了琉璃厂文化街。从此，疏璃厂旧貌换新颜，一座座古色古香的建筑鳞次栉比，书肆、古玩店铺迤逦绵延东、西疏璃厂长街，如誉满中外的荣宝斋、宝古斋（历代书画）、墨缘阁（近代书画）、庆云堂（历代碑刻）、汲古阁（仿古陶器）、萃珍斋（金石瓷陶）、胡开文（徽墨）、戴月轩（湖笔）、一得阁（墨汁）、中国书店（古籍善本）、商务印书馆图书销售门市部、中华书局图书销售门市部、人民美术出版社图书销售门市部（朝花书店）、文物出版社图书销售门市部、古籍书店等。当代书法家也为萃文阁、悦雅堂、怡舫斋、振鬟阁、蕴玉斋、槐荫山房等商店题匾，更使之古朴清雅，富有文苑意境。改革开放以后，琉璃厂被列为重要旅游景点，云集北京的世界游客，亦把逛故宫、登长城、参观琉璃厂当作三个必到的地方。随着古玩市场的繁荣，这里又出现了荣兴艺廊古玩城、海王村古玩城、北京翰海艺术品拍卖公司、北京荣宝艺术品拍卖有限责任公司、中邮大地邮票拍卖有限责任公司、北京海王村古籍拍卖有限责任公司等，使琉璃厂文化街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和辉煌。

◆国有企业仍是古玩市场的主渠道

在计划经济时期，文物商品只有政府文物行政部门领导的文物商店独家经营，别无分号。几十年来, 从事文物商业活动的业务人才，都集中在国营的文物商店门下，传世的民间文物也被收购进文物商店的库房。改革开放以后，虽有个体经营者兴起，但其经营规模、商品质量、人才队伍、可靠信誉等诸方面，国有企业仍具备着无与伦比的优势，仍然起着古玩市场主渠道的作用。特别是对于1949年以前的文物艺术品，国家规定，主要是北京市文物公司有经营权，其次还有荣宝斋经营书画和文房四宝，中国书店经营古旧书籍。

北京市文物公司，这是一个全国最大的文物公司，50年代，由几十个个体古董商店经过公私合营组成，门市部遍布琉璃厂、西单、地安门等地区。公司总部坐落在琉璃厂东街64号，隶属于北京市文物局。公司是事业单位，主要任务是通过商业手段，搜集流散在社会上的传世文物，使之得到保护，为博物馆、科研单位提供藏品和资料，并有计划、有选择地将部分一般文物供应国内外市场，以满足文物爱好者的需要。全公司有300多名职工，鉴定队伍庞大，库存商品丰实，海内外信誉极高。他们对海外顾客经营销售文物商品的门市部，都是经过国家文物局批准，备有特制的五联大发票，所经营的商品，又都经过北京市文物局文物出口鉴定所鉴定，钤有火漆印章，顾客携带出口时，海关凭借火漆印和大发票放行。

分布在琉璃厂的门市部有：萃珍斋，坐落在琉璃厂西街17号，主要经营金石瓷陶，备有出口时海关验放的专用五联大发票和火漆印；庆云堂，坐落在琉璃厂西街20号，这是全国惟一一个经营历代碑刻的文物商店，还销售图章、砚台、毛笔、宣纸等文房四宝，备有出口时海关验放的专用五联大发票和火漆印章；北京市古钱币商店，坐落在琉璃厂西街20号楼上，是全国惟一一家经过政府部门批准的专门经营古钱币和钱币复制品的商店；虹光阁，坐落在琉璃厂东街61号，是全国惟一一家对大陆顾客销售历史久远文物的专门商店（亦称内销商店），经营的文物既有新石器时期的彩陶、商周时期的青铜器、汉唐时期的陶器唐三彩，又有宋、元、明、清的瓷器字画等；宝古斋，坐落在琉璃厂东街63号，专门经营历代书画、织物绣品，备有出口时海关验放的专用五联大发票和火漆印；敦华斋，坐落在琉璃厂东街66号，专门经营历代家具、地毯、杂项等，备有出口时海关验放的专用五联大发票和火漆印章；振鬟阁，坐落在琉璃厂东街70号，主要经营金石、珐琅、珠宝首饰，备有出口时海关验放的专用五联大发票和火漆印章；悦雅堂，坐落在琉璃厂东街90号。是全国惟一一家对海外游客能够经营特别许可出口文物的商店，特别许可文物包括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历代的文物，每一件文物都经过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鉴定，配有特别许可出口文物鉴定证书，证书标明文物的名称、时代、规格，贴有文物的彩色照片，钤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特别许可出口钢印，出口时，海关凭此证书和专用五联大发票放行；蕴玉斋，坐落在琉璃厂东街96号，主要经营清乾隆60年（1795 年）以后的瓷器，备有出口时海关验放的专用五联大发票和火漆印章；墨缘阁，坐落在琉璃厂东街108号，主要经营近现代书画、艺术品、文物复制品等，因为他们书画来源都是来自书画家本人之手，可靠性极强。

荣宝斋。坐落在疏璃厂西街19号，这是一家自开创迄今已有200多年历史的老字号，现在是一个拥有300多名员工的国有企业，隶属于国家新闻出版署。传统业务是收售金石字画、文房四宝与古玩，自制木板水印以及书画装潢、揭裱等。他们经营的书画是来自书画家本人之手，可靠性极高。经营的宣纸，是由安徽省宣城地区泾县红星纸厂直接供应，质量最高。其毛笔直接来自浙江省的湖州，墨来自安徽省的徽州，砚台来自广东省高要端溪、安徽歙县、墨汁来自北京一得阁，颜料来自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附中的颜料制造厂等，质量皆为全国一等，可以说货真价实，受到海内外书画家、艺术家、美术爱好者的欢迎和信赖。荣宝斋在日本东京西武百货公司设有分公司，经营笔、墨、纸、砚文房四宝和中国书画，并不定期在日本全国各地举办巡回展销。荣宝斋经营的部分旧的书画、印章及砚台等文房四宝，亦是经过国家文物行政部门批准对海外顾客销售，并经过北京市文物局文物鉴定所鉴定，备有出口时海关验放的专用五联大发票和火漆印章。

中国书店。这是北京经营新旧出版的文史类、美术类、艺术类书籍的最大的书店，也是全市惟一一家收售古旧图书的书店，隶属于北京市新闻出版局。书店总公司坐落在琉璃厂大街路口（琉璃厂东街115号），在北京市的海淀、西单、新街口、朝阳门、前门、灯市口等地区设有16个门市部，仅琉璃厂大街就设有6家门市部。因为这个书店已经有两百多年的历史，造就出一批优秀的鉴定古籍善本的人才，他们还坚持着装钉修补古籍善本和木板印刷的业务。

◆四大古玩市场各距一方

自从改革开放以后，在北京陆续出现一批销售古玩的市场。这些市场经过几年自然发展，优胜劣汰，有的已经萎缩，诸如古楼市场、朝阳区朝外神路街朝外大棚市场、皇城根市场、朝阳区亮酒路59号亮马收藏市场、兆丰市场等。现在已经形成规模，经过工商部门批准，并由北京市文物局流散文物处监管的有古玩城、海王村、荣兴艺廊、红桥4个市场。

北京古玩城。这是一座目前亚洲最大的古玩艺术品交易中心，也是中国首家实行文物监管的古玩艺术品市场，坐落于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南路21号，华威立交桥西侧。市场建筑面积23万平方米，建筑格局古补典雅，装修富丽堂皇，具有鲜明的中国民族特色。经营区共有4层，传动电梯相连，有200多家国营、集体、个体经营户。经营项目有古陶瓷器、中国字画，珠宝玉器、骨雕、紫檀、景泰蓝、金银铜器、旧式家具、地毯、古旧钟表、绣品服饰、古董杂项等上千品种。这里还是集旅游、购物、食宿、会议、娱乐于一体的旅游局定点单位。有800平方米的专业拍卖厅，能同时容纳500人，辅有投影屏幕、电子显示屏、24路调音台、监视器、各类舞厅灯具、GBL音箱，集拍卖、事务、会议、娱乐于一体。古玩城宾馆有标准客房45间，大小餐厅KTV包间、会议室、美容美发厅等，并有停车场、步行街、免税商店，内有工商、税务、公安、银行、文物鉴定、旅游综合服务。除了日常经营业务外，还经常举办中国古玩艺术品博览会、文物艺术品拍卖会、民俗文化节，是中外收藏家、古玩爱好者的乐园，是中外旅游观光者领略华夏文明博大精深的艺术殿堂。

海王村古玩市场。海王村历史悠久，早在辽代即已有京东的海王村之名，因之有先有海王村，后有琉璃厂之称。海王村地处琉璃厂路口，琉璃厂东街115号，位置优越， 1991年中国书店将其改造成1,100平方米的古玩市场，一共有集体、个体商位70多个，主要经营历代书画、古今陶瓷、金石玉器、竹木牙雕、古旧家具等。因为经营者一部分来自山西、陕西、河北、广西、贵州等地，商品更具地方性和多样性。市场经常举办古旧图书展销会、硬木家具展销会、书画展销会等。市场由于管理有方，秩序井然有绪，受到有关部门好评，日本首相海部俊树和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也曾光临参观购物，使得海王村古玩市场名声在外。

荣兴艺廊旧货市场。位于琉璃厂西街19号，是一个综合工艺品、古董、古玩市场，由120多家摊位组成。经营品种有名人字画、金石篆刻、湖笔徽墨、端砚古陶、古钱古印、翠玉牙雕、古旧钟表、剪纸泥人、金银首饰、美术用品等3,000多个品种。由于市场的管理者以良好的信誉为宗旨，以优质服务为保障，广交国内外艺术品的爱好者，所以每日顾客盈门，在各个市场中是上客率最高的市场，也是惟一一个摊位满租的古玩市场。

红桥古玩市场。位于北京市崇文区天坛东路，3年前这个市场曾经火爆京城，后来因为市容整顿，摊位迁人红桥商场三楼，顿时萧条下来。最近，天坛公园管理处，把天坛公园东北角，开辟成古玩、中国书画、油画、民间工艺、景德镇陶瓷、宜兴紫砂、旅游服装及纪念品、盆景花卉等综合商场。因为此处地理条件优越，交通便利，又有餐饮、宾馆、停车场。娱乐等相互配套，摊位招商情况甚好，预计有1年的时间，这个古玩市场就会繁荣起来。

在这些文化气息浓厚的文化街和古玩市场，涌现出一批有才华的画廊经理，他们懂艺术善经营，与传统老店相比，更注意现代经营特色，举办画展、推出画家、强调突出艺术氛围。如位于琉璃厂南新华街23号的大千画廊的经理高洪地，本人是中国艺术研究院书画鉴定研究室的鉴定研究员，他经营的名人字画，备受顾客的信赖，为了方便顾客，还兼营笔墨纸砚等文房四宝、刻制图章、装裱字画等。位于荣兴艺廊内的文雅堂画廊经理杨广泰，除了经营名人字画，还经营美术书籍、名人画册、拍卖图录，经常举办画展，推出画家。位于琉璃厂东街69号的槐荫山房经理雷筱永，经营项目极其广泛，中国古代文房雅玩、竹木牙雕、铜饰摆件、古旧家具、玉器、瓷器、绣品、造像等。

◆跳蚤市场异常活跃

在北京一些偏僻或开阔的地区，形成一些非正规的地摊市场。市民群众把自家的旧钱币、陈设摆件、邮票、粮票、毛主席语录、纪念章、旧图书、连环画小人书、文房四宝、瓷器、书画等摆摊出售，其中亦有一些外地的商贩兜售叫卖，其局面异常红火。其中规模较大的有潘家园、报国寺、官园等。

潘家园旧货古玩市场地处北京市城东南，位于东三环南路华威桥西侧潘家园，临近京津塘高速公路，交通十分便利，占地50亩，是北京最大的旧货古玩市场，隶属于北京市朝阳区潘象园街道企业发展中心。市场开始于1992年，当时在一片荒芜闲置的土地上自发形成的“鬼市”。“鬼市”即夜间集市，至晓而散，故称“鬼市”。如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中载：“又东十字大街，曰从行裹角，茶坊每五更点灯，博易买卖衣物图画花环领抹之类，至晓即散，谓之鬼市子。”北京城清朝未年“鬼市”极盛，一些皇室贵族的纨绔子弟，将家藏古玩珍宝偷出换钱，亦有一些鸡鸣狗盗之徒，把窃来之物趁天黑卖出，古玩行家经常拣漏买些便宜。此种，“鬼市”1949年北京解放之后绝迹了，而今在此自发恢复，每到星期六下午就有北京、天津、河北、内蒙、东北等地的小商小贩驱车前来集聚，星期日凌晨挑灯叫卖，人山人海，人声鼎沸，趋之若骛。后经潘家园街道办事处妥善引导，投巨资改善经营和管理条件，建立管理、工商、文物（文化）监管、公安等部门，使市场逐步规范起来。现在共有摊位2，614个，其中民间工艺品摊位1，505个，书法字画摊位272个，旧书刊摊位65个，旧生活用品摊位750个，餐饮摊位22个。主要经营项目有瓷器、铜器、玉器、木器、紫砂、书画、旧书刊、旧家电、旧五金零件、旧生活用品等。每到周六、周日两天最为火爆，日客流量高达8至10万人之多。

报国寺古玩市场，坐落在北京市宣武区广安门报国寺大院之内，既有大棚内的常设摊位，也有临时的地摊。出售有古旧钱币、毛主席像章、邮品、古旧图书、工艺品等。大殿内经常举办一些展览，周日举办小型书画工艺品拍卖会。

◆拍卖市场日趋正规

北京市自1992年举办第一场文物艺术品拍卖会以后，艺术品拍卖市场发展很快，目前已有艺术品拍卖公司30余家。但是，规模较大又比较正规的有北京翰海、中国嘉德、北京荣宝、中商盛佳四象公司，他们是国家文物局批准的文物拍卖实行直管专营试点公司，经过几年的拍卖活动，他们的拍卖规则、操作程序、拍品价位等，都已经与国际艺术品拍卖市场接轨。每年举办春秋两届大型拍卖会，还有每月三四次的周日小型拍卖会推出。

北京翰海艺术品拍卖公司，坐落于北京市宣武区和平门外琉璃厂东街80号，是全国惟一一家经国家文物管理部门批准的专业公司，为全民所有企业，隶属于北京市文物公司。从事综合文物艺术品拍卖，包括接受全国各地文物商店委托拍卖。

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坐落于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18号恒基中心二座603室，从事综合文物艺术品拍卖，侧重接受民间和境外收藏者委托拍卖。

北京荣宝艺术品拍卖有限责任公司，坐落于北京市宣武区和平门外琉璃厂西街万源夹道1号，隶属于荣宝斋公司，从事荣宝斋经营的字画、文房四宝等文物艺术品拍卖。

中商盛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坐落于北京市东城区安德里北街21号奥星大厦三层，从事接受境外收藏者委托文物艺术品拍卖。

此外，还有两家专业拍卖公司，一个是中邮大地邮票拍卖有限责任公司，坐落于北京市宣武门东大街2号西3楼，是邮电部领导下的全国性的邮票拍卖专业公司，主要经营邮品拍卖业务，兼营钱币、电话磁卡。另一个是北京海王村拍卖有限责任公司，坐落于琉璃厂东街115号，隶属于中国书店，专门经营古籍善本拍卖业务。

中国艺术品市场的喜与忧

2006年04月16日 21:15:11 来源：新华网

新华网北京4月16日电（记者仇琳）16日落下帷幕的第三届中国国际画廊博览会，再次印证了中国艺术市场的热度，卖得最好的大部分都是主营中国当代艺术品的画廊。主办方称，单件艺术品最高成交额已超过400万元人民币。

上周结束的苏富比“中国当代艺术品拍卖专场”，创下成交1亿3千万港元的新纪录，著名旅法中国画家常玉遗作《花中君子》当场拍出2812万港元“天价”，创中国油画世界拍卖最高纪录。

在早些时候的苏富比纽约“亚洲当代艺术品”拍卖会上，中国当代艺术画家张晓刚的一幅人像作品以97．92万美元的天价成交。拍卖会总成交额高达1328万美元。

“全球兴起的‘中国热’是中国当代艺术品在世界艺术品拍卖市场异军突起的重要原因，”苏富比欧洲及亚洲区总裁胡凯说。

同时，在不断刷新的中国艺术品成交数额的背后，专家指出要警惕可能出现的市场泡沫。

曾经任职蓬皮杜艺术中心的法国著名策展人热罗姆·桑表示，市场过热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对待艺术市场，他建议要加倍小心。他说，市场要持续发展必须首先要摆正位置。

“中国艺术品市场曾经很长时间被忽视，改革开放以后才有所发展。21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股票市场下滑，艺术品市场逐渐有所反弹，”文化部文化市场发展中心主任助理胡月明介绍说。

艺术品市场一般划分为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一级市场的主要经营方式是艺术品经营者通过代理艺术品的所有权，将艺术品投入市场的营销方式。其主体是画廊。二级市场主要经营方式是艺术品经营者接受艺术品所有者的委托，将艺术品投入市场的销售方式。其主要的形式是拍卖。

“二级市场直接跳过一级市场，作品直接从画家的工作室出去，是中国艺术品市场混乱最突出的特点，”上海当代艺术馆创意总监陆蓉之说。

太多，列一部分，望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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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硬件》《大众数码》杂志地址：车公庄大街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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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心文远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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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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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情书店地址：海淀区新街口外大街6号(北师大东门斜对面)

华夏书画社地址：西城区和平门琉璃厂西街2号

1、法律规定正规单位不能收购倒卖古董，其次个别单位以现金收购古董为名，让藏家先鉴定，真品就现金收购，其实他们没有买家，忽悠藏家交完鉴定费后，藏品一鉴定，故意告诉你的东西是假的。

2、天津市古籍书店收购。天津市古籍书店建立于1956年，隶属天津市新华书店，原名为天津市新华书店石旧书门市，位于天津市南开区古文化衔120号，主要业务是收购，销售古旧书，有干部、职工10余人。

3、红楼古玩市场、武昌阅马场古书调剂书店等地也有连环画出售。(宜昌)在城区广场路有三峡民间工艺品交易市场经营古玩玉器、钱币、邮票和连环画、古籍等，可以说，这里的各类藏品应有尽有，周六周日开市。

《永乐大典》的编修可谓是耗时耗力，是永乐时期众多文人匠人的心血之作。然而如此浩繁的巨著完成之后却被束之高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人问津，以致慢慢遗失。那么封存在皇城之内的永乐大典怎么会流传到了民间？又是那些人为了保护《永乐大典》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到了清朝初年，有人在皇史宬，就是皇家档案馆发现了这部《永乐大典》。可是当时满族刚刚入关，满族贵族没有什么文化，没有意识到这部《永乐大典》的文化意义和价值，再加上又是前朝遗物，所以没人理会它。直到乾隆三十八年，乾隆皇帝决定修《四库全书》，于是这部《永乐大典》再度受到了注意， 可是经过清点发现《永乐大典》少了一千多册，这一千多册《永乐大典》哪里去了？ 有人向皇帝举报说有三个人很可疑，这三个人叫做徐干学，高士奇，王鸿绪，他们都是康熙年间的探花，选入翰林院编修。高士奇担任内阁中书，经常给康熙皇帝讲解儒家经典，深受皇帝的信任。王鸿绪也是进士，也进入到翰林当过编修，出任过工部尚书。这三个人饱读诗书，喜欢藏书，所以很喜欢他们利用职务之便，将这一千多册《永乐大典》窃取回他们老家。乾隆皇帝一听有道理，立刻下旨两江总督浙江巡抚到这三个人家去搜。并且带去皇帝的口谕说《永乐大典》是 的财产，如果你们收藏了交出来就既往不咎。可是这三家人的后人坚决否认，见过《永乐大典》。没办法，两江总督浙江巡抚只好无功而返。 于是乾隆皇帝下令全国范围内搜查，尤其是贩卖旧书的地方，可是还是义一无所获。这一千多册《永乐大典》下落不明。其实这一千多册《永乐大典》的丢失，这三个人虽然洗不清他们的嫌疑，但是全怪他们有点冤。因为《永乐大典》在雍正年间从皇史宬就搬到了翰林院的敬一亭，翰林院的官员们就有机会接触《永乐大典》了，可是当时没有严格的图书管理制度，这帮子官员监守自盗，多年来，这一千多册就这样一本本流失了。不过在编纂《四库全书》的时候，对《永乐大典》加强了管理，可是还是发生了一起盗书案。 有一天，一个纂修官叫做黄寿龄，白天工作没完成，想回家晚上加班，就把六册《永乐大典》带回家里。没有想到被贼盯上了，路上这盗贼窃走了。黄寿龄到处找都找不到，没办法只好如实上报。皇帝一听大怒，立刻下令步军统领英廉彻底追查。英廉下令挨家挨户搜查，结果一无所获。结果盗贼就把这六册《永乐大典》放在了大臣早上上朝路过的御河桥边。第二天一早，《永乐大典》的六册失而复得。 《四库全书》编纂完之后，《永乐大典》再一次被弃置在翰林院的敬一亭里，这帮子官员继续监守自盗，偷书的方式很简单，官员上班来的时候背着一个包袱，包袱里背着一个棉袍，下班的时候棉袍穿在身上，包袱里包几册《永乐大典》，看门人无法发现，就这样一本本地都带出去了。到了嘉靖和道光年间，朝廷要修《全唐文》和《大清一统志》，再次启用《永乐大典》。这一次就没有什么严格的管理制度了，接触这本书的人又更多了，损失就更惨重了。 咸丰十年，英法联军占了北京，对翰林院的藏书大肆劫掠，《永乐大典》损失惨重。这帮子外国人把《永乐大典》当做战利品运回了自己的国家。其实更 的是大清朝的一些官员，他把偷来的书拿到全国使馆，以十两银子一册的价格卖给外国人。在光绪元年，重修翰林院的衙门的时候，对《永乐大典》进行了清理，只剩下大约五千册了。到了光绪二十年，再对《永乐大典》进行清点，就只剩下八百册了。所以《永乐大典》一方面是清朝官员监守自盗，一方面是外国侵略者的肆意掠夺，仅仅几十年之内，百分之九十流失了。 到了1900年，义和团攻打东交民巷的外国使馆区。英国使馆北邻就是翰林院。双方交火，不知什么人纵火烧毁了翰林院的敬一亭，整个藏书全部烧毁，一片狼藉。一个翰林院的学士路润庠在废墟中整理出仅仅64册的《永乐大典》。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当时的 就下令，将翰林院这64册《永乐大典》残本交给教育部。教育部把其中的60册交给京师图书馆，剩下的4册由它自己的图书馆收藏。从此中国 就开始了对《永乐大典》的搜寻，收购工作。 到了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我们大片国土沦丧。在沦陷区，民间散失着非常多的古籍善本。这些古籍善本面对着一种被日军掠夺的危险，以郑振铎为首的几位文献学家在上海成立了文献保存同志会，简称「 ”文保会”。他们向 提出要求，要保存那些流散在民间的古籍善本， 批准并且资助了法币。文保会的工作人员就用这笔巨资在敌占区秘密地搜集收购古籍善本。两年多的时间，一共收购了48000册的古籍善本，其中包括一册《永乐大典》。 可是这个时候，上海已经不安全了，局势越来越危险，文保会工作人员请求 将这批收购来的古籍善本运到重庆去交于国立中央图书馆收藏。 同意了，但是从陆路走很困难，于是决定走水路，从上海出发，经香港去重庆。当年这48000册古籍善本运到了香港，暂时存放在冯平山图书馆，工作人员对这批书进行登记造册，核对最后装箱。忙了一个半月，装了117箱古籍善本，可是这个时候从香港到重庆的路被日本人切断了，经有关方面的同意决定把这48000本古籍善本运到美国去交给美国国会图书馆暂时收藏，为了日后索取这些古籍善本有依据，工作人员又打开所有逇箱子，在每一本上都盖上了国立中央图书馆的印章。可是这又是一个月过去了，到了1941年的11月底了，工作人员把这117箱古籍善本运到了香港码头，等待美国来的格林特邮轮把这些书邮到美国去，可是这个邮轮在香港码头仅仅停了两个小时，根本没有时间装货卸货。正当人们感到错失良机遗憾时，传来了一个令人惊鄂的消息，格林特邮轮行驶到菲律宾的时候被日军击沉了，人们感到逃过一劫的庆幸，所以这117箱古籍善本又运回到了冯平山图书馆。 可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了，几天之后日本人占领了香港。一队日本宪兵进驻冯平山图书馆把所有中国籍的馆员全部赶走。1945年日本投降，中国人收回冯平山图书馆，可是这117箱的古籍善本一本都不见了，显然是被日本人拿走了。就在这个时候从日本传来一个消息，日本商务部为了度过战后的经济危机，想要用战争中掠夺来的文物到西方银行换钱买粮食。中国 听说消息之后立刻成立了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简称「 ”文损会”。文损会工作人员立刻提审相关人士，他们矢口否认。就在这个时候中国驻日本东京办事处在东京帝国图书馆发现了盖着国立中央图书馆藏书印章的中国古籍善本。文损会立刻赶到日本，在东京帝国图书馆的地下室发现了这117箱古籍善本。经过艰难的谈判和斡旋，在确凿的证据面前日本人不得已不把这117箱48000册古籍善本还给了我们中国。 1948年这一批古籍善本和许多故宫文物一样迁到了台湾，这一本《永乐大典》也落户了台湾。新中国成立之后，党和 对《永乐大典》的搜集，收购花了更大的力气，中国国家图书馆更是不遗余力，经过外交斡旋，前苏联 分三次归还我们64册《永乐大典》，德国还了我们3册。在国内也广泛地动员，让民间收藏者捐献他们手中的《永乐大典》。经过过年的努力，我们国家收藏的包括台湾在内的一共有223册《永乐大典》，全世界范围内有8个国家，30个单位和个人收藏的《永乐大典》总共加在一起有400余册。 嘉靖皇帝叫做朱厚熜，他非常喜欢《永乐大典》。嘉靖皇帝在位45年，宠信奸佞，荒*无道，经常不理朝政。其实他之所以喜欢《永乐大典》，是因为《永乐大典》中收藏了大量的道教经典，这就引起了一个一心想当神仙的皇帝的兴趣。在嘉靖三十六年，宫中起火，三大殿都烧毁了，大火危及到了文楼，嘉靖皇帝连下三道圣旨，把《永乐大典》从文楼中抢救出来。大火过后，嘉靖皇帝心有余悸，于是决定重新抄录一部《永乐大典》。一百多人经过六年的努力，《永乐大典》终于抄录完成了。这样一来《永乐大典》就有了两个版本，永乐年间的叫做正本，嘉靖年间的叫做副本。可是嘉靖年间的副本抄录完成之后，永乐年间的正本就不见了。现存所有的《永乐大典》没有一本是永乐年间的，对此人们纷纷猜测，人们又这么几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永乐大典》被大火焚烧了，还有一种猜测是《永乐大典》藏在黄史宬的夹墙上。第三种说法就是《永乐大典》藏在了嘉靖皇帝的陵墓中。 所以现在的专家们根据以上理由都在猜测，很可能《永乐大典》的正本陪葬与嘉靖皇帝的陵墓永陵之中了。事实究竟如何呢？那就只能等待有朝一日条件具备，打开永陵，让真相大白了。

“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此是良田好耕植，有秋收获仗群才。”

这首出自张元济之手的诗，用以与一同奋斗在商务出版社的同仁告别。短短四句，却道尽他终生的信念——以书籍提学识，以教育启民智。这绝非冠冕堂皇的空话，他几乎用尽自己的一生去为之奋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张元济曾花费了几十年的心血搜集万册古书，却在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年，被一颗炮弹将一切毁于一旦。顷刻之间，大火肆虐在商务印书馆中，浓烟密布，纸灰飘舞，万册千年古籍化做没膝高的灰烬……或许在动荡的年代，战争本就就该是频繁之事，可后来日寇的一番话，却足以证明这一切都是早有预谋。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而日本人的处心积虑，又到底是为了什么？

1867年，张元济于书香世家出生，从小他便受到学识的熏陶，展现出过人的学习天赋，他一心想要考取功名，望以光宗耀祖。寒窗苦读十几载，十八岁考中秀才，二十三岁高中举人，二十六岁竟又成了进士。后来，他便入了翰林院任职，又任刑部主事。

如此年轻便考的这番功名，在当时已经算是天才。一时之间张元济可谓风光无限，他的仕途一片光明，众人皆觉他将有一番大作为。但或许正是因为他的聪慧与通透，张元济轻易便看清，那时的清朝其实已是强弩之末，若再继续腐败发展，终将走向灭亡。

因此，在光绪皇帝单独召见时，张元济毫无保留发表自己对维新变法这一改革的意见。后上奏变法足四十条阐述自己观点，且请求圣旨，望能大力发展实业。谁料就在次日，慈禧太后便发动政变，维新变法刚满百日便荒唐地落下帷幕。

或许将希望寄托在毫无实权的光绪皇帝身上，又或是寄托在袁世凯和西方列强上本就是个错误，但这一运动终究是前卫的，从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思想的发展。虽有意义，可当时与之相关联的大臣们却遭了殃，张元济更是直接被革除职位，慈禧还表示“永不再用”，至此，张元济黯然退出政治舞台。

在张元济穷途末路之时，李鸿章不忍他的才华被埋没，为他引荐南洋公学译书院院长一职，主要负责翻译国外优秀作品。在他的管理之下，严复翻译的《原富》（即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得以顺利出版，这一经济学经典著作得以问世。

无疑，张元济的能力担得上这一份“香饽饽”，只要安稳地做下去，既能够保一家衣食无忧，又能圆他心中育人强国的理念。但时过三年，张元济却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他毅然决然辞去了南洋公学译书院的职务，选择加盟商务印书馆。

当时的商务印书馆只不过是一个手工作坊式的印刷工场，与南洋公学译书院相比可谓云泥之别，他的这一举动也引起了众人的猜测，后来人们才从他的告别诗中得知，他早已把商务印书馆与中国教育的现代性变革连接起来。张元济迫切地想要培养更多的西式人才，望以此普及教育，强国壮国，而南洋公学院几乎已经定型了的规模是一定难以满足他的目标的。

为了祖国的强盛，有人抛头颅洒热血奋战在前线，有人走上仕途为官为民，还有人奋笔疾书将民族之魂刻成一字一句……而张元济则是选择了出版。他呕心沥血搜集整理校对了大量流落民间的古书，参与了商务印书馆里所有的出书计划，聘请了一大批有教育之志的人才，组织翻译了大量的国外著作，还编写了从小学至大学的全套教科书……

在张元济的努力之下，1926年，商务印书馆从当初的小厂变成了远东最大的出版商，分馆遍及全国，成为了晚清以来，普及、传播新知新学的文化重镇。

张元济在编书出书之余，花费最多心力的便是搜集古书。当时政局动荡，许多宝贵的藏书颠沛流离，不知去向。他担心自己错过藏书，便在自家门前竖起“收买旧书”的招牌。他对古书的搜集、编辑排版、影印等都事必躬亲，为找到合适出版的版本，不仅会找公私藏书家借印以求达到完美，还专门在报上刊登了收购古籍的广告，向广大群众以高价购买古籍善本。

曾有一次，张元济得知极其珍贵的宋版书“皕宋楼”藏书即将被日本人收购，他毫无犹豫，立即动身前往藏书家后人陆氏处，想方设法要留住这珍贵的国宝，哪怕需要当时商务印书馆五分之一的资产，他都慷慨予之，但这依旧与陆氏要价的“十万”差上两万。

眼看藏书就要落入日本人之手，张元济心急如焚，劝说管书大臣荣庆拨款收购，但后者却不予理睬。万般无奈，张元济只得四处借钱筹款，可最终藏书依旧被日本人买走了，每当想起这件事，张元济都愧疚万分，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今悔之无及，每每追思，为之心痛。”

张元济劳心劳力，将精力心血全部放在书籍之上，虽经商如此成功，却过着拮据节俭的生活，大量钱财都用以搜集古书。从他最开始进入商务印书馆工作时，他每年不领工资，只拿红利，并且要求自己的红利分成比别人低。不仅如此，他也从不大摆筵席、不铺张浪费、不贪图便宜，甚至连别人帮他洗相片写电报的的钱也要分毫不差的还清，最终，他的工资全部作为了教育基金给了有需要的人。

就在这年复一年日复一日，风雨无阻的收书、校勘、注释之中，涵芬楼（东方图书馆主楼）所藏古籍善本甚至超过了当时的国家图书馆，也被称为了亚洲第一图书馆。后来，张元济在涵芬楼的基础上建成了著名的东方图书馆向公众开放，他毫不吝啬，始终不曾忘记自己的初心，期望能有更多的人能够看到古文献，能够领略学识的魅力。

可谁又料到，花费了他几十年心血的古书，竟在日寇的炮火之下毁于一旦。在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争中，一颗炸弹落在油墨仓库里，转瞬间，熊熊大火如同血盆大口吞噬了商务印书馆。尖叫声、痛哭声、慌乱的脚步声……声声不绝于耳，溶化的铅字在地面蔓延流淌。紧接着，日本侵略者还在东方图书馆又点燃一把大火，那些花费了张元济二十年心血搜集而成的古书，随着大火化成灰烬，浓烟四起，纸灰四处飘散。

大火熄灭之时，商务印书馆失去了80%的资产，而东方图书馆46万册藏书，更是全部毁于一旦，烧出的纸灰甚至埋到了膝盖。这46万册藏书中，包含善本古籍3700多种、35000多册，这些仅存不多的中华文明的瑰宝，就此消失在人世间不复存在。见此，张元济痛哭流涕，仰天长叹：“廿年心血成铢寸，一霎书林换劫灰。”

后来张元济还对他的夫人说：“这是我的罪过！如果我不将这些书搜罗起来，不是集中保存，仍然让它散存在全国各地，岂不可以逃过这场浩劫!”

其实张元济也是气昏了头，如果散存在全国各地，指不定全给列强买走了！但结果却是如此，确实令人悲痛万分。

后来日本侵略者放言：“我炸了你一条街，明天就可以修复，但是我炸毁了商务印书馆，你就永远也恢复不了。”而这也证明，这场无可挽回的民族灾难，其实是侵略者的早有预谋。他们不仅想侵略中华民族的土地，还想剥夺中华人民的思想，让人民永远活在愚昧之下，永远沉睡。

可他们却没料到，中华民族强大的韧性，在这个民族里，有着像张元济愿意为了普及教育燃烧自己一生的英雄。在商务印书馆遭遇大火之后，接下来的几十年，张元济都奔波致力于复兴工作。

张元济和家人

眼见日本侵略者越来越嚣张，八年抗战拉开帷幕。张元济坚守底线，绝不为日本人服务。即便生活艰辛，甚至到了需要卖字维生的地步，他也不曾犹豫动摇。1941年，张元济和叶景葵倾家荡产，居然又办起了一座图书馆，直到新中国成立，这座图书馆里的藏书竟达22万册，这在那段风雨飘摇的日子里，是如此地难以想象！

1959年8月14日，张元济去世，享年93岁。他留下一句诗歌：

“好副臭皮囊，为你忙着过九十年，而今可要交卸了；这般新世界，纵我活不到一百岁，及身已见太平来。”

张元济将此生的全部都奉献给了祖国，奉献给了人民，奉献给了书籍，他的一生都在为国之崛起而努力。即便日本侵略者用炮弹、火焰吞噬了几十万册藏书，但他们却永远都无法扼杀一名爱国者忠贞的热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