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经文献在我国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中占有独特的位置，它是我国光彩夺目的历史文化宝库中的重要内容。佛经文献对我国的历史、文化的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因而它也是我国古代文明的佐证。

　　佛教传入我国始于汉代，兴盛于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渐呈登峰造极之象，后与儒、道并称为“三教”。由于佛教影响日隆，佛经数量也随之增多，在我国书籍史上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佛经文献不仅推动了印刷术的产生与传播，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而且丰富了图书版本类型，完善了目录体制，加快了书籍制度的演化进程。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佛经文献在我国图书事业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一、推动了印刷术的产生与传播

　　1、佛经文献对印刷术发明所起的作用。在我国唐朝， 经过武后和宪宗的提倡，举国上下对佛教的信奉几乎达到了狂热的地步。宗教的发达引起了对宗教经典的大量需求，同一部佛经往往要被抄录成千上万卷。人们迫切地要求供应大量复本佛经，而传统的传抄方法已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佛教的传播在客观上对印刷术的产生起着催化剂的作用。

　　雕版印刷术的先驱是捶拓和制造印章的技术，而佛教正是依靠印章技术进行宗教宣传的。在今天可以见到的唐文物中有许多“千佛像”，就是在一张纸上印上一排排小佛像，它们形状相同，是刻成一个印模而在纸上多次印成的。这种模印“小佛像”标志着由印章至雕版的过渡形态，也可以认为是版画的起源。从现存实物看，有些唐代印的佛像旁边或下面还刻了佛名或刻上一段佛经，形成了图文结合的佛像了。这种技术正是印刷术发明的前提条件之一。由此可见，印刷术的产生与佛教的传播，佛经的大量需求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2、佛经文献在印刷史上的地位。 印刷术是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而佛经文献无论是从数量还是质量上看，其重要作用及地位在印刷史上是其它类型文献无法替代的。

　　从我国早期印刷品的内容来看，佛经数量较多，这也是当时为了宣传教义、进行传播的需要；从质量上看，我国古代印刷品中，质量高的珍品也多为佛经文献。1990年发现的敦煌遗书中，佛教经典就占总量的百分之九十八以上，它包括从公元四世纪到十世纪的数以万计的各种经卷。其中许多珍品都在中国乃至世界印刷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如咸通九年的《金刚经》就是早期印刷品中的上品，而且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刻印有确切日期的雕版印刷品。此外，1941年发现的一部元末顺帝至元六年(1340年)中兴路资福寺所刻《无闻和尚金刚经注解》及1974年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内发现的三幅彩印的《南无释迦牟尼佛》就是世界上最早的套版印刷实物之一。据考证，其印刷时间为辽统和年间( 983—1012)，它对我国套版印刷史的研究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3、佛经文献在印刷术传播中的作用。我国的印刷术发明不久， 就传播到国外，最先传入的是朝鲜、日本、越南等邻国，继而西传伊朗；并影响了埃及和欧洲。从在朝鲜、日本和越南发现的实物来看，大多是佛经文献。据考证，其印刷技术均是中国传入。如1966年在南朝鲜庆州佛国寺发现的《大陀罗尼经》便是雕版印刷术传入朝鲜的最新证明。日本的印本书保存至今的是卷子本在日本宝龟元年完成的(770 年)《百万陀罗尼经》，从时间上看可以断定，这部经书的雕印技术是日本遣唐使和我国唐代杨州高僧鉴真传给日本的。此外，越南在我国宋朝时也曾多次向中国求过释藏。因此，美国的印刷史研究专家富路特(L C Goodrich)认为所有这一切仍然说明中国是最早开始发明印刷术的国家，印刷术是从那里传播到四面八方的，而佛教是主要传播媒介之一。”

　　二、丰富了图书版本和类型

　　佛教被历代统治者视作维护封建秩序的思想武器而加以保护。因此，佛经文献历代皆有，种类繁多，数量庞大，在历史上产生很大的影响，在世界文化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它为研究中国古代书籍制度的发展提供了佐证，在书史研究中也有重要意义。

　　佛经的写印方式主要有写、印两种。因而产生了写本和印本两类。在雕版印刷术产生前的漫长岁月中，佛经流传主要靠写本。写本中最多的是墨书，书写形式有横行、竖行两种，此外还有朱书、色书等，有些佛经中带有彩绘插图。从图书发展史来看，汉至唐佛经写本较多，但流传下来很少，多在敦煌遗书之中。唐至宋、辽、夏代，写经数量多，流传下来也多，如山西应县木塔中发现的辽代三件写经，西夏时的《光明最胜王》等。自宋以后，几不见佛经写本，而刻本日增。

　　佛经印本主要有私刻、坊刻、官刻，而唐代佛经多为民间的私刻和坊刻。如1944年成都唐墓出土成都卞家刻印的《陀罗尼经咒》、西川过家所雕《金刚般若波罗密经》及浙江龙泉塔中发现的卷本《妙法莲华经》等。五代以后，官刻本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但私刻的五代刻本，刻宋本、金刻本、明刻本仍为数不少。刻印地区主要在浙、闽、蜀等地。

　　官刻佛经是五代以后出现的，它在数量和质量上要优于私刻。特别是南北两宋时期，我国雕版印刷处于黄金时代，官刻释经较多，当时释经在各地开雕，而印刷则统一在京师进行，如开宝四年(971 年)雕刻的《开宝藏》等。在明代，官刻佛经专门由司礼监统属的经厂和番经厂负责，所刻佛经称为经厂本。

　　佛经文献不仅种类繁多、内容丰富，而且装帧形式多样，有卷轴装、经折装、册页装、线装等。书写材料多为纸绢，许多佛经都为孤本、秘本、珍本、善本，具有极高的收藏和使用价值。

　　三、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

　　佛教在我国的广泛传播，客观上对我国与各国、各民族文化交流起到了促进作用，它开启了中外图书文化交往的大门，推动了我国图书事业的发展，而佛经翻译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主要渠道之一。

　　佛经翻译始于东汉，汉明帝永平十一年(68)所建白马寺就是传教译经之所，也是封建社会官造的第一座佛寺。在汉代，早期的佛经翻译家有迦叶摩腾、竺法兰、安世高、支类迦谶。

　　佛经翻译事业在魏晋南北朝时出现了兴盛局面。汉末三国时许多西域僧人东来，翻译人数增加。到洛阳的名僧有天竺的昙柯迦罗，吴国的译经事业也十分兴盛，大月氏人支谦就是当时著名的译经大师，此外还有名僧康僧会。三国时翻译的佛经据《开元释教录》载共二百零二百零一部、四百三十五卷。西晋时，译出的各种经、律、集、传达三百三十三部，其中著名的译经大师是竺法护。到十六国东晋时，译经事业发生了变化，从私人译经发展到政府支持的译经场，促使佛经数量剧增，当时最著名的、译经最多的是道安、鸠摩罗什。他们的译经活动，丰富了佛教典籍，并对后来的佛教文学产生了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印巴次大陆等地来中国从事佛经翻译的僧徒有七十多人，他们的活动促进了佛教文化的传播，丰富了中国图书的内容。当时，除了西僧东来外，也有中国僧徒西行取经的。史传记载的有八十九人，法显就是其中杰出代表。南朝时译经事业有很大发展。据统计，共译各种佛经五百五十六部、一千零八十四卷。

　　隋、唐是我国佛教发展的鼎盛时期。在隋代，佛教典籍日增，据释法琳《辨正论》说：“自开皇之初，终于仁寿之未，”“凡写经四十六藏，十三万二千八十有六卷。”炀帝早在平陈之后，即“于杨州装补故经”、“合六百一十二藏”，“九十万三千五百八十卷”。由此可见译经的数量是空前的。

　　唐代，佛经翻译和整理事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阶段。其主要标志是玄奘法师的译经事业。他一生中共译出佛教经、律、论七十四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所译佛经的质量和数量都是空前的。玄奘以后无人望其项背。

　　佛经翻译工作宋、辽、夏、金均开展过，但以元代最为活跃，翻译汉文书籍中佛经较多，必兰纳识里还曾运用各种文字译经，因此元代佛经译书种类、数量众多、盛极一时。自元以后，译经工作已不复前朝兴盛了。

　　由于佛教流传范围广，我国各民族地区均受其影响，故而竞相翻译佛经，这就极大物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交流，译经事业在我国图书史上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四、完善了目录体制

　　佛经目录是我国目录学史上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文化宝库中灿烂夺目的瑰宝。它不仅对研究我国各朝各代佛教事业发展提供了依据，而且对完善目录体制、丰富目录类型、研究目录体制的发展、变革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的佛经目录编制最早始于晋代。那时，由于佛经增加，佛经目录一时繁荣。仅三百多年间，有史可查者就达三十多部。因此，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佛经目录偏制的发展阶段。我国第一部佛经目录是晋代名僧道安编辑的《综理众经目录》，该目录是对当时中国佛教书的一次总结。

　　梁朝天监年间，又有三部讲经目录书问世，即僧绍的《华林殿众经目录》、宝唱的《众经目录》及僧佑的《出三藏记集》。其中以《出三藏汇集》最为有名。该书在收录范围、书目方法、分类体系上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在目录学思想上也形成了一定体系，对当时的目录学家影响巨大，特别是梁武帝时期的阮孝绪，在其所编的《七志》中第一次正式给佛经设立了部类“佛法录”成为综合目录七分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取得了与汉籍文献平等的位置。由于佛教影响日深，使图书目录类型增加，体例也发生了变化，从而使目录学进入一个转折变化的历史时期。

　　隋唐两代是佛经目录编制的繁荣时期。印度、泥泊尔等地的佛教目录对此时的目录学影响较大。隋代佛经目录大量问世，其中《大隋众经目录》、《历代三宝记》、《隋仁寿年内典录》、《林邑所得昆仑书诸经目录》、《众经目录》等较为有名。唐代佛经目录众多，初期的代表作是《大唐内典录》。但价值较高，在我国目录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是《开元释教录》。此外，《开元内外经录》、《众经目录》、《大周刊定众经目录》等也较为有名。这些目录为研究隋唐的历史、社会和文化发展提供了依据，也丰富了目录学的内容和类型。

　　自宋以后，佛经目录的编制日渐衰落，这时期的佛经目录虽多，但影响远不及隋唐之盛。其中较为重要的是元代《至元法宝勘同总录》。

　　总之，佛经目录的出现，使我国的目录类型多种多样，目录体制也日趋完善。

　　五、加快了书籍制度的演化

　　我国古代书籍制度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简策制、卷轴制、册叶制。而卷轴制向册叶制的转化是一个重要的阶段。

　　这种转化就是受佛经文献的启发。也可以说，佛经文献在卷轴制向册叶制转化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众所周知，卷子书长且舒卷费事、费时。自西晋以来，有时只需念其中一部分，这样卷子书则十分不便。到了唐代，接受了印度贝叶经形式的启示，将经卷改为经折装，又称梵夹装。此后演化为旋风装，从而进一步产生了册叶制度的最早形式蝴蝶装。

　　由此可见，书籍制度由旧形式向新形式的发展过渡中，佛经文献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真品难觅宣德炉

公元1428年的一天，明宣宗朱瞻基在看过臣僚呈递的所有图样和样品后下了一道谕旨，宣布使用暹罗国晋献的风磨铜开炉铸造宗庙祭祀所用鼎彝和内府日常炉具。

这些样品所用的铜料都经过6次甚至12次提炼，而造型则一律根据《宣和博古图》、《考古图》等典籍及内府密藏的夏、商、周三代青铜器和宋元名窑产品。

当时正是宣德三年，海内升平，四方朝贡，这使宣德皇帝有充分的时间和精力亲自督促这件事以补内藏之缺。但这种铜香炉只铸造过一次，一共有3000多座。

由于那些铜炉数量稀少，异常精美，因此在当时就十分珍贵，以至后世纷纷仿制，使“宣德炉”这个名称竟被广泛引用，成为所有铜香炉的通称。

自1990年代以来，宣德炉就已是继宜兴紫砂壶后的艺术品市场新宠，台湾、香港、新加坡、日本等国的收藏者竞相高价收购，其珍品价格现在已达几十万元人民币（1美元约合8．11元人民币），比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上涨了千余倍。

宣德炉开启了中国用黄铜铸炉的先河，其选料之精可以说是中国历代所有铜制品的极端。黄铜是一种会产生黄金般澄亮光辉的铜锌合金。毫无疑问，正是这一特点才使宣德皇帝龙心大悦。

除了铜以外，铸造宣德炉的原材料还有金、银等33种矿物，这使它经过多重冶炼之后看起来与众不同。专家们说，普通的铜在经过四炼以后就会呈现珠光宝色，而即使是最劣的宣德炉所用之铜也经过六炼。

这说明真正的宣德炉颜色卓尔不群。明代文士冒襄在所写的《宣德炉哥注》中说：“宣炉最妙在色。假色外炫，真色内融，从黯淡中发奇光，正如美女子肌肤柔腻可掐。热火久，烂灿善变，久不着火，即纳之污泥中，拭去如故。”

宣德炉有栗壳、茄皮、棠梨、褐色和佛经纸等多种色泽，其中以佛经纸色为第一，而炉体分为炉身、炉耳、炉足三部分。

据流传至今的零星记载，当年宣德朝的臣工们共据古代名器为宣德炉绘制了117种图谱，主要包括鼎、彝、炉等，而且各器的细微之处多种多样，如耳就有朝天耳、环耳等50余种，边有20多种，口有十几种，足有40多种。

并不是所有的宣德炉都有炉耳，但有炉耳的都位于炉身两侧，而炉身大部分没有纹饰，尽现美丽古朴的铜色和庄重的造型。

只有少量的宣德炉在炉身敲上一些小块金箔。根据炉身造型的不同，宣德炉有圈足、三足、四足之分，并且炉壁厚重，上手有种沉甸甸的感觉。

在宣德炉上，失蜡法铸造工艺被运用得淋漓尽致，所铸器物既无范痕又无垫片的痕迹，同时耳、足处还没有范土。不过，由于真正的宣德炉能够得以流传至今的如凤毛麟角，因此现在能见到的基本都是后来仿制的。

仿制宣德炉自宣德炉铸成之日起就无时没有，其中的精品足以与真器媲美，即使专家也无法辨别。至今，尽管国内各大博物馆内收藏有许多宣德炉，却没有一件能被公认为真正的宣德炉。

20年前，南京市栖霞区龙潭镇附近出土过一件“大明宣德年制”六字三行单框楷书款香炉，器型源自夏、商、周三代的簋式青铜器，有压手的质感且炉体上的锈色犹如老茧般厚实。但即便如此，专家也只能鉴定其为明代不可多得的一代名器。

宣德炉最早的仿制者为吴邦佐。据说，吴邦佐是宣德时参与铸炉的要员。在宣德炉停烧后，他就召集、雇用原来的工匠自行铸冶，所做器物款字为“琴书侣”或直书其名。

吴邦佐的宣德炉仿制品非常精良，后来历代的所有仿制者都不能与其相比。在他之后，著名的仿制者还有学道、施念峰、甘文堂、苏州蔡家、徐守索、周文甫、汤子洋和清代的巴格之等。在当代收藏家眼里，这些仿制者的私铸炉由于使世人能够得见深宫的宣德炉之貌而居功甚伟。

除了仿制，宣德炉的伪制品也特别多，而且其中一些工艺极高，令人经常上当受骗。

不过有一点是伪制品做不到的，就是颜色。

专门以伪制为业的人分许多类。其中一类是先在市场上不计优劣整破地收购大批铜炉，然后再将它们放进有颜料的锅里煮五六天。这种伪作的颜色只能有3种，即瓦灰、猪肝和土红，而真正的宣德炉没有这些颜色。

还有一些匠人比这更复杂一些，自己铸炉用颜料煮。但这种匠人在工艺上没有更多的变化技巧，所以往往在炉上敷以金点，号称“金点炉”。现在，在市场上能够见到的这类货色十有八九是如此伪制的。

在市场上，还能见到一种黄绿颜色驳杂、看起来非常美丽的宣德炉。这一般也是伪制品，制作的方法是把旧炉磨光亮，再放在电炉上烧。

最省力的制伪方法是将古代精良的私铸炉的款挖下来，然后另取合适的宣款铸上。这类器物不露丝毫破绽，看上去和真品一模一样。

真正的宣德炉的款只有“宣”、“宣德”、“宣德年制”和“大明宣德年制”4种，各种字体都有，但以楷书为多，笔法自然流畅，庄重而威严。最早，有些真宣确实没有款，但流传至今，早已被各代添刻完毕，现在已绝对没有无款之物。

在所有的古玩中，宣德炉的辨别是最容易的。真宣由于长时间随主人案磨布擦、细细珍藏，器物表面一般都有厚厚的包浆。另外，还有一些曾随主人周游阴界，经长时间的土壤酸碱侵蚀，器物表面有严重的腐蚀层。

宣德炉的造型以古雅、浑厚为上，有耳足的比无耳足的要好。以大小而言，直径8－12厘米的炉最常见，15厘米左右的数量稍少，但价值要高。大于20厘米的炉很罕见。在同样尺寸的情况下，炉的质量越重价值越高。

宣德炉的历代仿制品

当代仿：

由当时的监造者将原来的工匠再集中起来铸造的炉，虽工艺精湛，形态更为多变，但铜质不及真器，且底款字数增多，如“大明宣德五年监工部官吴邦佐造”之类。

明代中期仿：

铜色泛黄，器身开始铸有伊斯兰文。

明末清初仿：

造型灵巧，胎厚重，有暗红、橙黄等色；除大明宣德款外，有“袖云居”、“水云居”、“风月侣”等篆书方款。

晚清民国仿：

铜质粗、砂眼多、炉壁薄、分量轻。

现代仿：

有粗劣至极的，也有造型、重量与真品不相伯仲的。多用电解铜，色紫红，手摸无细糯感，而且由于用抛光机械打磨，光泽过分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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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介绍 中文名 ：佛教典籍 要点 ：“经”、“律”、“论 出处 ：杂阿含经 出处1 ：大念处经 阿含部类,般若部类,法华部类,华严部类,大集部类,经集部类,密教部类,中观部类,瑜伽部类,净土部类,禅宗部类,事汇部类,其他, 阿含部类 ● 杂阿含经 ● 大念处经 般若部类 ●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 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法华部类 ● 妙法莲华经 华严部类 ● 大方广佛华严经 大集部类 ● 地藏菩萨本愿经 经集部类 ● 维摩诘经 ● 楞伽阿跋多罗宝经 ● 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 ● 佛说四十二章经 密教部类 ● 楞严经 ● 佛说一切功德庄严王经 中观部类 ● 中论 ● 十二门论 ● 百论 瑜伽部类 ● 瑜伽师地论 净土部类 ● 阿弥陀经 ● 无量寿经 ● 观无量寿经 禅宗部类 ● 六祖坛经 事汇部类 ● 杂宝藏经 ● 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箧印陀罗尼经 其他 ● 大佛顶首楞严经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 ● 发起菩萨殊胜志乐经 ● 佛说高王观世音真经 ● 莲花生大士应化因缘经 ● 密教根本十四大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