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正义》二十卷，旧题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正义。《毛诗正义》七十卷，汉毛亨传、郑玄笺、唐孔颖达正义。《周礼注疏》四十二卷，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仪礼注疏》五十卷，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礼记正义》六十三卷，汉郑玄注、唐孔颖达正义。《春秋左传正义》六十卷，晋杜预集解、唐孔颖达正义。《春秋公羊传注疏》二十八卷，汉何休解诂、唐徐彦疏。《春秋谷梁传注疏》二十卷，晋范宁集解、唐杨士勋疏。《孝经注疏》九卷，唐玄宗御注、宋邢昺疏。《论语注疏》二十卷，魏何晏等集解，宋邢昺疏。《孟子注疏》十四卷，汉赵岐注、旧题宋孙奭疏。《尔雅注疏》十卷，晋郭璞注、宋邢昺疏。（《毛诗》、《仪礼》，皆依疏本子卷计数，《孝经》亦依疏分卷。）相台岳氏本《古注五经》。（宋岳珂校刻。明翻刻宋本。武英殿翻刻本附考证，江南翻刻本，贵阳翻刻本，广州翻刻本，成都翻刻本。）《易》九卷，王韩注，附《略例》一卷。《书》十三卷，孔传。《诗》二十卷，毛传、郑笺。《春秋左氏传》三十卷，杜集解。《礼记》二十卷，郑注。（便文可称相台五经。）永怀堂古注《十三经》。（明金蟠、葛鼒同刻本，今江宁书局补足印行。又杭州局刻本。诸经注，即明李元阳刻注疏本。《孝经》题汉郑氏注，实是唐玄宗注。）《易》九卷，附《略例》一卷。《书》二十卷。《诗》二十卷。《仪礼》十七卷。《周礼》四十二卷。《礼记》四十九卷。《春秋左传》三十卷。《公羊传》二十八卷。《谷梁传》二十卷。《论语》二十卷。《孟子》十四卷。《孝经》九卷。《尔雅》十卷。稽古楼单注巾箱本《十三经》。（星子干氏刻本。皆古注，《论语》并刻朱注，《毛诗》间采孔疏。）明监本宋元人注《五经》。（明经厂本，扬州鲍氏刻本，南昌万氏刻本，又江宁局本，又崇道堂本，又武昌局本。通行杜氏巾箱《六经》单注本，尚不谬。

坊本音注，皆不可据。）《易宋朱子本义》四卷。

《宋程子传》四卷。（江宁本本义，依《朱子》原本十二卷，兼刻程传，他本无。）《书》宋蔡沈集传六卷。《诗》朱子集传八卷。（武昌局本附序。）《春秋》旧用宋胡安国传，乾隆间废，改用《左传》杜注三十卷。（江宁本左传有姚培谦补注，鲍本合刻三传，附《春秋传说汇纂》。）《礼记》元陈澔《集说》十卷。（崇道堂本兼录御案。新刻《五经》，江宁本最善。）明洪武定制，试士经义，用注疏及此数本。《春秋》兼用《左》、《公》、《谷》、胡、张洽五《传》。《永乐五经大全》成书后，即专用此本。国子监雕板，因至今沿称“监本”。今明监本希见，姑以旧名统摄之。

《四书章句集注》十九卷。（明经厂大字本，扬州鲍刻本，南昌万刻本，武昌局本，皆合五经刻。）以上正经、正注合刻本毛郑《诗》三十卷，（《诗谱》一卷，《毛诗音义》三卷，附《毛诗校字记》一卷。嘉庆甲子木渎周氏校刻本。）重刻嘉靖本（《周礼》郑注十二卷，附《札记》一卷。顾广圻校。黄丕烈刻士礼居丛书本。明嘉靖徐氏有翻刻相台岳氏三《礼》单注本，今偶一见，不录。）福礼堂《周礼注》十二卷。（周氏刻本，张青选清芬阁重刻本。郑注，附《释文》。）影宋严州单注本《仪礼》十七卷，附《校录》一卷。（士礼居校本，武昌局翻黄本。郑注。）影宋景德本《仪礼疏》五十卷。（苏州汪氏校刻本。）影宋抚州单注本《礼记》二十卷，附《考异》二卷。（张敦仁校刻本，武昌局翻张本。郑注。）惠校本《礼记注疏》六十三卷。（惠栋依宋本校。和氏刻本。）影宋单注本《公羊传》十二卷。（汪士钟刻本。何注。）校宋本《孟子》赵注十四卷，孙奭《音义》二卷。（孔继涵刻微波榭遗书本。）附《释文尔雅》单注本十卷。（清芬阁校。郭注。）武昌局刻《周礼》、《仪礼》、《公羊》、《谷梁》、《孝经》、《尔雅》单注大字本。（皆古数。卷数仍旧。）仿宋本《周易本义》十二卷。（曹寅扬州诗局刻本，武英殿重刻宋大字本。）重刻宋本《周易本义》十二卷，附《吕氏音训》。（宝应刘氏校刻本。宋吕祖谦《音训》。《音训》别有金华丛书本。）《周易传义音训》八卷，附《易学启蒙》。（程传、朱本义，宋董楷合编。

《吕氏音训》新附。高均儒校。盱眙吴氏望三益斋刻本。）《书传音释》六卷，附《书》序。（蔡传，宋邹季友音释。高均儒校。吴氏望三益斋本。）翻刻宋淳佑大字本《四书集注》二十六卷。（国朝刻本。）璜川吴氏仿宋本《四书集注》二十六卷，附《考》四卷。（吴志忠校。嘉庆辛未刻本。）以上正经、正注分刻本（注疏乃钦定颁发学官者，宋元注乃沿明制通行者，四书文必用朱注，乡会试五经文及经解，古注仍可采用，不知古注者，不得为经学。）古香斋袖珍五经四书。（康熙间内府刻。无注。《春秋》无传。）秦氏巾箱本九经。（秦镤刻。有音无注。《易》三卷，《书》四卷，《诗》四卷，《礼记》六卷，《周礼》六卷，《春秋左传》十七卷，《孝经》一卷，《论语》二卷，《孟子》七卷。）计树园《十一经读本》。（全文无注，直音。嘉庆元年万廷兰刻。无《论语》、《孟子》，经文皆依殿本注疏，胜于旁训，惟《公》、《谷》无传之经文未录。）《春秋四传》合刻本三十八卷。（《左》、《公》、《谷》、胡，元失名人编。通行本。）《周礼读本》十二卷。（袁櫆校刻本。）得斋校本《周官礼注》六卷。（殷盘校刻本。郑注间采贾疏及宋人说。）《周官精义》十二卷。（连斗山。通行本。不能得单注本者初学止可读此。）《仪礼章句》十七卷。（吴廷华。乾隆丁丑、嘉庆丙辰两刻本。阮元编录《皇清经解》学海堂刻本，极善。）《仪礼易读》十七卷。（马之駉。通行本。便于初学，惟字太小。）《左传读本》三十卷。（道光间敕撰。殿本，贵阳官本，清河官本。）以上诸经读本附——右正经正注◎列朝经注经说经本考证第二（空言臆说、学无家法者不录。）《郑氏易注》十卷。（汉郑玄。卢见曾刻《雅雨堂丛书》辑本，又广州刻《古经解汇函》本三卷，附《补遗》一卷。）《周易郑注》十二卷。（丁杰辑补。陈春刻湖海楼丛书本。）马王《易翼》一卷。（问经堂辑本。）陆氏《周易述》一卷。（吴陆绩。《古经解汇函》重刻孙堂辑本，又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本三卷。）子夏《易传》一卷。（孙冯翼刻《问经堂丛书》辑本，又张澍《二酉堂丛书》辑本，又玉函山房辑本。此唐以前人依托，今通志堂、汉魏丛书所收十一卷本，乃宋以后人伪作。）《周易集解》十七卷。（唐李鼎祚。雅雨堂本，《古经解汇函》重刻卢本，明毛晋刻《津逮秘书》本，张海鹏照旷阁刻《学津讨源》本，又明木渎周氏刻本，仁和叶氏刻周本。）李氏《易解賸义》一卷。（李富孙。顾修刻《读画斋丛书》本。）《周易口诀义》六卷。（唐史徵。孙星衍刻《岱南阁丛书》本，《古经解汇函》重刻孙本。）汉魏二十一家《易注》卷。（孙堂辑。刻本。）孙氏《周易集解》十卷。（孙星衍。岱南阁别行巾箱本，伍崇曜刻《粤雅堂丛书》本。）《周易虞氏义》九卷，《虞氏消息》二卷，《虞氏易礼》二卷，《虞氏易事》卷，《易言》二卷，《易候》一卷。（张惠言。《茗柯全集》本。学海堂本无《易事》、《易言》、《易候》。刘逢禄《虞氏易言补》、《易虞氏五述》，李锐《周易虞氏略例》，未见传本。）《周易郑氏义》二卷。（同上。）《周易荀氏九家义》一卷。（同上。）《易义别录》十四卷。（同上。孟喜、姚信、翟子元、蜀才、京房、陆绩、干宝、马融、宋衷、刘表、王肃、董遇、王廙、刘瓛、子夏。）《周易姚氏学》八卷，《周易通论月令》二卷。（姚配中。汪守成刻本。）《卦气解》一卷。（宋翔凤。自著《浮溪精舍丛书》本。）《周易补疏》二卷。（焦循。《焦氏丛书》本，学海堂本。）《易纬》十二卷。（八种。武英殿聚珍版本，杭州、福州重刻本，《古经解汇函》本。目列后。凡言聚珍版本者，福州皆有重刻本，杭州亦重刻第一单三十九种小字本。）《乾坤凿度》二卷。（伪。）《乾凿度》二卷。（艺海珠尘亦刻。）《稽览图》二卷。（珠尘亦刻。）《秋终备》一卷。《通卦验》二卷。《乾元序制记》一卷。（伪。）《是类谋》一卷。（珠尘亦刻。）《坤灵图》一卷。

（纬与谶异，皆古经说，纯驳不一，宜分别观之。）《易纬略义》三卷。（张惠言。《茗柯全集》本。《钱塘易纬稽览考正》一卷，未刊。）《乾凿度郑注》二卷。（丁杰辑补。雅雨堂本。）《读易别录》三卷。（全祖望。鲍廷博刻《知不足斋丛书》本。）《周易义海撮要》十二卷。（宋李衡。纳兰性德编刻《通志堂经解》本，广州书局《重刻通志堂经解》本。）《易小帖》八卷。（毛奇龄。《西河集》本。）《易例》二卷。（惠栋。周永年、李文藻刻《贷园丛书》本，张海鹏刻《借月山房汇钞本》，钱熙祚刻《指海》本。）《易笺》八卷。（陈法。京师贵州馆刻本。）《易图明辨》十卷。（胡渭。钱熙祚刻《守山阁丛》本，粤雅堂本。）《易图条辨》一卷。（张惠言。《茗柯全集》本。）《春秋占筮书》三卷。（毛奇龄。《西河集》本。）《易音》三卷。（顾炎武。《顾氏音学五书》本，学海堂本。）《京氏易传》三卷。（汉京房。《津逮秘书》本，《学津讨源》本。此书多言占候，故四库列术数类，惟汉学家多与相涉，未便歧出，姑附于此。）《易汉学》八卷。（惠栋。单行本，毕沅刻《经训堂丛书》本。孟、虞、京、干、郑、荀。王保训辑《京氏易》八卷，严可均校补，未刊。）《易象钩解》四卷。（明陈士元。守山阁本。）《仲氏易》三十卷。（毛奇龄。《西河集》本，学海堂本。）《易说》六卷。（惠士奇。家刻本，学海堂本。）《周易述》十九卷。《易微言》二卷。（惠栋。卢氏刻本。）《周易述》补四卷。（江藩，自刻本。二书皆有学海棠本。）《易确》十二卷。（许桂林。自刻本。）《易话》二卷，《易广记》三卷。（焦循。《焦氏丛书》本。）《太极图说遗议》一卷。（毛奇龄。《西河集》本。）《河图洛书原舛编》一卷。（同上。）《周易本义辨证》五卷。（惠栋。常熟蒋光弼《省吾堂汇刻书》本。）以上易之属（杂道家言者不录。魏关朗易传，唐郭京《周易举正》，皆伪书，不录。）《尚书大传定本》八卷。（汉伏胜。陈寿祺校注。广州原刻本，《古经解汇函》重刻陈本，又雅雨堂本三卷。）《尚书马郑注》十卷。（孙星衍辑。岱南阁别行本。龚自珍《尚书序大义》，《尚书马氏家法》，未见传本。）《古文尚书疏证》八卷。（阎若璩。家刻本，吴氏天津刻本。）《尚书今古文注疏》三十卷。（孙星衍。平津馆本，学海堂本。孙胜于王。）《尚书后案》三十卷。（王鸣盛。原刻单行本，学海堂本。周用锡《尚书证义》，未见传本。臧琳《尚书集解》一百二十卷，臧镛堂补，未刊。）《尚书释天》六卷。（盛百二。学海堂本。）《尚书地理今释》一卷。（蒋廷锡。借月山房本，《指海》本，学海堂本。）《禹贡锥指》二十卷，图一卷。（胡渭。原刻本，学海堂本。程瑶田《禹贡三江考》，在《通艺录》内，又学海堂本。）《禹贡郑注释》二卷。（焦循。《焦氏丛书》本。）《禹贡集释》三卷，附《锥指正误》一卷。（丁晏。六艺堂自刻本。）《尚书补疏》二卷。（焦循。《焦氏丛书》本，学海堂本。）尚书说》一卷。（宋翔凤。浮溪精舍本。）《尚书余论》一卷。（丁晏。自著《六艺堂诗礼七编》本。）《太誓答问》一卷。（龚自珍。吴县潘氏滂喜斋刻本。）《古文尚书撰异》三十三卷。（段玉裁。自著《经韵楼丛书》本，学海堂本。）《尚书中候郑注》五卷。（《学津》辑本。）《禹贡会笺》十二卷。（徐文靖。徐氏六种本。）《古文尚书考》二卷。（惠栋。省吾堂本，学海堂本。明梅鷟《古文尚书考异》，已括阎、惠、王诸家书内。）《尚书集注音疏》十二卷，《尚书经师系表》一卷。（江声。原刻篆书、真书两本，学海堂本。）《尚书王氏注》二卷。（魏王肃。马国翰辑。《玉函山房辑佚书》之一。止标列近古尤要及辑本独详者数种，余具总义类原书中。）以上书之属（不知今古文之别者不录。）《毛氏传疏》三十卷。（陈奂。单行本，丛书本。）《毛氏传笺通释》三十二卷。（马瑞辰。道光十五年刻本。）《毛诗后笺》卷。（胡承珙。《墨庄遗书》本。许桂林《毛诗后笺》八卷，未刊。）《毛诗稽古编》三十卷。（陈启源。单行本，学海堂本。钱大昭《诗古训》十二卷，未刊。）《诗经小学》四卷。（段玉裁。经韵楼本，学海堂本。）《毛郑诗考正》四卷。（戴震。《戴氏遗书》本，学海堂本。）《毛郑诗释》四卷。（丁晏。六艺堂本。）《诗广诂》三十卷。（徐璈。刻本。）《毛诗补疏》五卷。（焦循。《焦氏丛书》本，学海堂本。）《诗礼征》十卷。（包世荣。家刻本。）《校正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二卷。（丁晏校。六艺堂本，《古经解汇函》重刻丁本，又《津逮》本。）《陆玑疏考证》一卷。（焦循。《焦氏丛书》本。）《诗经稗疏》四卷。（王夫之。《船山遗书》本。）《续诗传鸟名》三卷。（毛奇龄。《西河集》本。）《诗地理考》六卷。（宋王应麟。《玉海》附刻本，《津逮》本，《学津》本。）《毛诗地理释》四卷。（焦循。）《诗氏族考》六卷。（李超孙。别下斋本。）《毛诗识小》三十卷。（林伯侗。《修本堂遗书》本。）《诗本音》十卷。（顾炎武。《音学五书》本，学海堂本。）《毛诗韵订》十卷。（苗夔。自刻本。）《毛诗证读》卷。（翟灏。刻本。）《诗音表》一卷。（钱坫。钱氏四种本。）《诗经廿二部古音表集说》卷。（夏炘。自著《景紫堂全书》本。）《诗声类》十二卷，《分例》一卷。（孔广森。轩所著书本。）《毛诗王氏注》四卷，《义驳》一卷，《奏事》一卷，《问难》一卷。（魏王肃。玉函山房辑本。）《毛诗异同评》三卷。（晋孙毓。）《难孙氏毛诗评》一卷。（陈统。）玉函山房辑本。

《毛诗指说》一卷。（唐成伯玙。通志堂本。）《毛诗通考》二十卷，《郑氏诗谱考正》一卷。（林伯桐。修本堂本。）《毛诗重言》一卷，《毛诗双声叠韵说》一卷。（王筠。鄂宰四种本。）《鲁诗故》三卷。（玉函山房辑本。）《齐诗传》二卷。（玉函山房辑本。近人别有《齐诗翼奉学》一卷。）《韩诗故》二卷，《韩诗内传》一卷，《韩诗说》一卷。（汉韩婴。玉函山房辑本。邵晋涵《韩诗内传考》，有刻本，未见。）《韩诗薛君章句》二卷。（汉薛汉。玉函山房辑本。）《韩诗内传征》四卷。（宋绵初。刻本。严可均辑《韩诗》二十一卷，附《鲁诗》、《齐诗》、《汉人诗说》，未刊。）《韩诗外传》十卷。（汉韩婴。赵怀玉校本，周廷寀校注本，吴氏望三益斋刻周赵合校本，《古经解汇函》本，又《津逮》、《学津》、通津草堂三本，皆逊。陈瑑《韩诗外传疏证》十卷，未见传本。）《三家诗考》一卷。（宋王应麟。《玉海》附刻本，《津逮》本，《学津》本。）《诗考补注》二卷，《补遗》一卷。（林伯桐。修本堂本。）《诗考异字笺余》十四卷。（周邵莲。嘉庆元年刻本。）《三家诗异文疏证》六卷，《补遗》三卷。（冯登府。道光十年自刻本，又学海堂、《续刻经解本》二卷。别有《三家诗异义遗说》二十卷，未刊。）《三家诗遗说考》十五卷。（陈寿棋。家刻本。）《四家诗异文考》五卷。（陈乔枞。自刻本。）《吕氏家塾读诗记》三十二卷。（宋吕祖谦。钱仪吉编刻《经苑》本，明嘉靖陆釴刻本。）《诗缉》三十六卷。（宋严粲。明刻本。）《诗说》三卷，《附录》一卷。（惠周惕。家刻本，借月山房本，《指海》本，学海堂本。）《某溪诗经补注》二卷。（戴震。《戴氏遗书》本，学海堂本。）《虞东学诗》十二卷。（顾镇。刻本。）《诗古微》卷。（魏源。自刻本。

魏所著有《书古微》、《公羊古微》，未见传本。）《三家诗拾遗》十卷。（范家相。守山阁本。）《毛诗写官记》四卷，札记二卷。（毛奇龄。《西河集》本。）《毛诗义》二十四卷。（李黼平。广州原刻本，学海堂本。）《毛诗古音考》六卷。（明陈第。《学津》本。）《毛诗名物图说》九卷。（徐鼎。乾隆三十六年刻本。）以上《诗》之属（诗家与四家《诗》皆不合者不录。子贡《诗传》，申培《诗说》，皆伪书，不录。）《礼说》十四卷。（惠士奇。原刻本，上海彭氏重刻本，学海堂本。）《周礼疑义举要》七卷。（江永。原刻本，守山阁本，学海堂本。）《周礼汉读考》六卷。（段玉裁。经韵楼本，学海堂本。徐养原《周礼故书考》，沈梦兰《周官学》，未见传本。）《周礼故书疏证》卷。（宋世荦。台州丛书本。）《周官礼郑氏注笺》十卷。（庄绶甲。马宗梿《周礼郑注疏证》，未见传本。）《周礼释注》二卷。（丁晏。六艺堂本。）《周官禄田考》三卷。（沈彤。《果堂集》本，学海堂本。）《周礼军赋说》四卷。（王鸣盛。学海堂本。）《考工记图》二卷。（戴震。《戴氏遗书》本，学海堂本。）《考工创物小记》一卷，（《磬折古义》一卷，《沟洫疆理小记》一卷，《九谷考》一卷。程瑶田。在《通艺录》内，学海堂本。）《车制图考》一卷。（阮元。揅经堂本，学海堂本。较钱《坫车制考》尤核。朱鸿《考工记车制参解》，未刊。）《考工轮舆私笺》二卷。（郑珍。）附图一卷。（今人。同治戊辰莫氏刻本。）《肆献裸馈食礼纂》三卷。（任启运。《钓台遗书》本。互见。）《周官记》五卷，《周官说》五卷。（庄存与。《味经斋遗书》本。）以上《周礼》之属（疑经者不录。）《仪礼郑注句读》十七卷，（附《监本正误》一卷，《石经正误》一卷。张尔岐。通行本。吴廷华《仪礼章句》

要知道古书在流传过程中会产生的错误，首先要了解古书是以何形式流传的，这样我们就很容易分析出其中可能存在的错误：

一、古藉简介

记录古代文献之书籍。《说文》：“古，故也。”故古籍又称故籍、故书、载籍等。古代文献，最早见载于甲骨、金石，“甲骨卜辞”也称“殷墟书契”。作为最早的正式书籍，为用竹木及缣帛记录文献之简牍、帛书。晋太康二年（公元280年）汲群魏襄王墓出土之《纪年》、《穆天子传》等竹书，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之《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简书，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之《秦律》等简策，以及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之《老子》、《经法》、《战国纵横家书》等帛书，为传世之最早古籍。汉代纸问于世，遂有手抄、唐写、宋元明清刻印书籍。据国务院古籍小组的规定，以辛亥革命（1911年）为断限，凡辛亥革命以前记录古代文献之书籍，通称为古籍。据古籍目录《中国丛书综录》、《中国地方志综录》、《贩书偶记》以及佛藏、道藏、通俗小说、讲唱文学、金石碑录等不完全统计，我国现存古籍约10万多种。

二、古籍类别与版本

善本：书籍精加校勘,错误较少者。宋欧阳修《欧阳文忠公全集·集古录跋尾》卷八《唐田弘正家庙碑》：“自天圣以来，学者多读韩文，而患集本讹舛，惟余家本屡更校正，时人共传，号为善本。”又，珍贵难得之旧刻本、精抄本、精校本、手稿、旧拓碑帖等，通常亦称为“善本”。

孤本：仅留存一份之书本。一部书之某一书本，未刻之手稿，碑帖之旧拓本，在现世间仅有一份流传者，均可称为孤本。

蓝本：谓著书或刊书所依据之旧本。《居易录》：“今方修一统志，似当以旧通志为蓝本。”凡是重刊或校勘，必以最精之本子为蓝本。

刻本：又称“椠本”、“刊本”，雕板印成之书。我国雕板印书始于隋唐，至宋而大盛。按刻书之不同情况及刻本之不同类型，可分各种不同型式：以时代区别，有宋、金、辽、元、明、清刻本；以地域区别，有浙江、福建、江西、山西、江苏、安徽、四川等各地刻本；以刻书者区别，有官刻、私刻、坊刻等；以版式区别，有九行本、十行十八字本、四周单栏本、左右双栏本、竹节栏本、白口本、黑口本、两节本、袖珍本、巾箱本等；以字体区别，有大字本、小字本、宋体字本、软体字本（亦称写刻本）、篆字本、梵文本、满文本、满汉文合刻本等；以墨色区别，有朱墨印、几色套印等；以纸张区别，有皮纸本、麻纸本、棉纸本、竹纸本、开化纸（亦称桃花纸）本、宣纸本、毛边纸本、毛太纸本、罗纹纸本、连史纸本等；以装订形似区别，有经折装（亦称梵夹装）本、旋风装本、蝴蝶装本、包背装本、线装本、毛装本、金镶玉本等；以刻书先后区别，有原刻本、重刻本、仿刻本、初印本、后印本等；以内容及价值区别，有足本、残本、增订本、删节本、繁本、简本、批点本、评本、单疏本、集解本、重言重意本、纂图互注本、绣像本等。

祖本：一种书最初刻印之本。一种书在不同时期往往刻有多种本子，难免产生讹误，而祖本则保持其本来面貌，因此为人所重。

原本：第一次写成或刻成之书本。为对增订、修改和重刻、改版而言。原始稿本和最初刻本与增订、重刻之本往往有很多不同。可供查考一种著作之发展过程。

定本：一书之最后确定之本。指自己编撰或整理前人之著作，在一定时间内，已经整理完毕，最后确定，准备发表之本子。

副本：同一书籍抄出之副本。为对正本而言。过去公私藏书家，得一稀见图书，依样重写，储作副本。《隋书·经籍志》：“炀帝即位，秘书三阁，限写五十副本”。今亦指国家对内或对外文件之正式签署之副本，备存查和通知有关方面之用。

别本：同书同一来源之另一本子。亦称“副本”。《南史·刘孝绰传》:“又写别本封至东宫。”又，同书另一来源之本子。亦称“异本”。因所根据之来源不同，内容也有出入。如：书有《别本十六国春秋》，帖有《黄庭坚别本》。

仿刻本：摹仿原版字体版式刻印之书本。宋无刻本，多以擅长书法者上版，加之雕印精湛，明清两代刻书往往予以摹仿，故有“仿宋本”、“仿元本”之称。

影刊本：照原书版式影刊之书本。珍贵之古籍，为存原书面貌，以适应研究之需要，清乾、嘉以后，常用影刊方法加以传布。如黄丕烈所刻《士礼居黄氏丛书》，其法大都先照原书影摹，然后上版开雕。摄影术发明后，亦有用原书照相雕版者。刻成之后，与原刻相仿，精工者几难识别。自影印兴，影刻之书渐少。

抄本：也称“写本”。即抄写之书本。习惯称唐以前为“写本”，唐以后称“抄本”。宋以后，雕版虽以盛行，但抄本与之并行，如明《永乐大典》、清《四库全书》皆为抄本；有些较为专门或需要不广之著作，仍靠抄本流通。更有抄书者系著名藏书家或学者；除书之内容外，其手迹也值得珍重。故抄本图书一直为人们所重视，藏书家以精抄本与宋元刻本相次比。对于不详年月之抄本，约在清嘉庆以前者通称“旧抄”，晚清者称“近抄”，辛亥革命以后者称“新抄”。对于确定为明代或清代之抄本而无从断其年月者，则统称“明抄”或“清抄”。

朱墨本：用朱、墨两种颜色套印之书本。最早为元至元六年（1340年）湖北江陵资福寺所刻无闻和尚《金刚经注解》卷首之《灵芝图》和经注，都用朱墨两色套印。沿至明末，吴兴（今湖州市）闵齐吉、凌檬初两家盛用两色套印，墨色印正文，朱色印评语及圈点。

珍本：指具有历史、艺术和类别科学价值之珍贵罕见之写本或刻本。

初印本：书版刻成后第一次印刷之书本。特点是字画清晰，赏心悦目，故为藏书家与读者所重。

后印本：历次再版印刷之书本。其字迹漫漶，版断框歪，墨色暗淡，故不受人喜爱。

重刻本：一种书重新刻印之本。相对原本而言。不但字体版式与原本不同，在文字内容上也往往有所修改，多在序文凡例中加以说明。

道藏本：根据道藏刻印之书本。同样，佛经中亦有“碛砂藏本”、“嘉兴藏本”等称呼。

卷子本：用卷轴装订之书籍。唐以前抄写书本均用长幅纸，卷成一束。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唐人写本存于今者皆为长卷，如手卷之状，收藏家谓之卷子本。”

百衲本：用百种不同版本之残卷零页配合或汇印而成一部完整之书本。“百衲”取僧衣破敝补缀之称。如商务印书馆影印之《百衲本资治通鉴》、《百衲本二十四史》。

残本：内容残缺不全之书本。

配本：一部书因有残缺，用其它版本之同一种书予以配全，故称。

三朝版：经过三个朝代修补之书版。南宋杭州国子监，所藏各种书版多有残缺。元朝时，将这些版片转入西湖书院，加以修补印行。至明洪武八年，书版又移至南京国子监，再次进行修补印刷。对这部分递经宋、元、明三朝修补之书版，后人称为“三朝版”。

活字本：用活字排版印刷之书本。活字印刷为宋仁宗庆历时（1041——1048年）毕升所发明。其法，用胶泥刻字，火烧使坚，排版印刷。为中国之伟大创造，早于欧洲活字印刷400多年。元代又创木活字。明弘治时创铜、铅活字，为我国近代铅字印刷术之前导。

影印本：根据原书用照相制版方法印成之书本。有胶印、大石印、珂罗版（即玻璃版）印、铜版印等。稀少、罕见之图书资料，为研究之需，常用原书影印，以广流传。

石印本：以药墨书写于特种药纸上，用石制版印刷之书本。用摄影制版石印之书，则称“大石印本”。

排印本：用活字排印之书本。为区别版本，通常称铅字排印之书为“排印本”，而其它活字排印之书则分别称为“泥活字本”、“铜活字本”、“木活字本”等。

拓本：即摹拓金石彝器碑碣印章之本。用红色拓者称“朱拓”，黑色拓者称“墨拓”，最早拓者称“初拓”。初拓字迹（或图案）清晰，墨色匀净，较为珍贵。

稿本：即作者之原稿。作者亲笔写定者称“手稿本”，经过整理誉清者称“清稿本”。

影写本：用纸覆于原书上影写成之书本。其点画行款，一依原本。一般专指影写宋、元善本，如明末常熟毛晋及古阁据宋本影写，非常精工。

校本：根据不同本子和有关资料核对过之书本。取某书之一本子作底本，搜罗一种或几种不同本子及有关资料相核对，发现其讹误衍脱，即在底本上加以批注。如只传抄他人所校，则称为“过录校本”。

内府本：明、清两代宫廷内部刻印之书本。校勘，刻印，都较精良。清昭梿所撰《啸亭杂录续》有内府刻书目录一卷，可资检览。

藩刻本：明代分封各地之藩王所刻印之书本。因有些藩王、子孙及其门客颇有学问，而且刻印之书所据底本多为御赐宋、元善本，故其版本价值较高。

聚珍本：清代以木活字排印之书。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刻印《四库全书》中善本，因仿宋人活字版式，镌木单字25万余枚。高宗以活字版名称不雅，改称“聚珍版”。凡排印之书，首有高宗题诗十韵，每书首页首行之下有“武英殿聚珍版”六字，世称武英殿聚珍版书。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颁发聚珍版于东南各省，并准所在锓木通行。先后承命开雕者有江宁、浙江、江西、福建等地。这些仿聚珍版刻印之书籍，通称为“外聚珍”，而将武英殿聚珍版称为“内聚珍”，以示区别。后来中华书局创制仿宋体铅字，就名为“聚珍仿宋版”。

闵版：明万历、天启年间，吴兴闵齐伋、凌蒙初采用朱墨与五色套版所印之书。其选择经、史、子、集各类凡士人习用书籍，专辑前人评论批点，使用方正宋体字和优质白纸，作朱墨两色或兼用黛、紫、黄各色套印，后人称为“闵版”。特点为词义显豁，脉络分明，行疏幅广，光彩夺目。近人武进陶湘，编有《明吴兴闵版书目》。

麻沙本：南宋福建省建阳县麻沙镇书坊刻印之书本。因该地盛产榕树，木质松软，易于雕版，故书坊集中，于当时图书流通起了重要作用。但由于书贾射利，校勘粗疏，刷印低劣，故《石林燕语》有“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之说。

蜀本：四川刻印书本之总称。宋代眉山为四川刻书中心。刻书多为大字颜真卿体，故又有“眉山本”、“蜀大字本”之称。

浙本：浙江刻印之书本。又分杭州本、婺州本、衢州本、台州本。宋代浙本大都字体方整、刀法圆润，为宋版之上品。

闽本：亦称“建本”，即福建刻印之书本。又分建宁本、建阳本、麻沙本等。

宋本：宋代刻印之书本。雕版书至宋代而大盛，杭州、建阳、眉山等都为当时刻书中心。公私所刻，有监司、家塾、坊肆等。其风格北宋质朴，南宋挺秀；多仿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字体；白口居多，至南宋中后期出现细黑口；避讳较严。所印书籍，校勘精审、雕印精美者颇多，往往为后世刻本所依据，为学者所重视。

金本：金代刻印之书本。金代雕版中心在平阳（又称平水，今山西临汾），其地产纸丰富，书坊很多，设有管理出版机构。所刻著名者有《刘知远诸宫调》、《萧闲老人明秀集注》等。此外，山西运城所刻之《藏经》及河北所刻之经书、音韵学书，也颇有名。

元本：元代刻印之书本。元代雕版中心在杭州、建阳、平水等地。公私所刻，无论校勘与雕印，不乏精品，堪与宋本媲美。其风格、字体大都摹仿赵孟頫书法，扁方圆活，常用简体字，黑口、双鱼尾居多，初期行字疏朗，中期以后行格渐密，由左右双栏趋向四周双栏，目录和文内篇名上常刻有鱼尾。

明本：明代刻印之书本。明代雕版之普遍，出版量之庞大，前所未有。版画艺术、铜活字版及彩色套印，为明代雕印技术发展之辉煌成就。但有些刻本校勘不精，删节不当，甚至妄改书名、伪造古书，后人多有批评。明初刻书犹沿元代风格，黑口居多，正德、嘉靖间，出现仿宋风气，白口为多，字体横平竖直，起落顿笔有棱角，字形方正，显得板滞。万历以后，字形由方变长，字画横轻直重；部分家刻及坊刻本出现软体字，较为美观。

高丽本：亦称“朝鲜本”，指朝鲜刻印之中文古籍。我国印刷术很早传入朝鲜，朝鲜刻印之书流入我国也很多。无论刻本或活字本，均为软体大字，皮纸精印，书品宽大，醒人眼目。

东洋本：亦称“日本本”，即日本刻印之书本。我国印刷术首先传入朝鲜，其次为日本。日本所刻古籍，多用美浓纸精印，近似朝鲜本，但在字体与装订等方面，下朝鲜本一等。有些书行间注以平假名或片假名，较容易识别。

越南本：越南刻印之书本。越南之印刷术也从我国传入，故刻印风格及装订形式与我国基本一致。流入我国之书籍，大都在相当于清道光咸丰年间刻印，未见有更早印本。

官刻本：历代各类官方机构刻印之书本。如宋代秘书监、转运司、茶盐司、公使库、郡庠、县斋以及州府县学，元代国子监、各路儒学、府学、兴文蜀，明代经厂、南北两京国子监，清代武英殿等所刻之书，都属于官刻本。

监本：历代国子监刻印之书本。监本始于五代后唐，宰相冯道命判国子监事田敏等校定九经，刻版印售。以后国子监都印图书，以经、史为主。明朝南北两京设立国子监，都有刻书，故有南监本、北监本之称。

家刻本：私人刻印之书本。亦称“家塾本”。私家刻书为宋代以来雕版事业之重要组成部分，因不以营利为目的，校勘、刻印俱精，版本价值颇大。其中著名者，如宋陆遹刻《渭南文集》、黄善夫宗仁家塾刻《史记正义》；元平阳府梁宅刻《论语注疏》、古遇陈氏刻《尹文子》；明袁褧嘉趣堂刻《世说新语》；清黄丕烈刻《士礼居丛书》等。

坊刻本：简称坊本，指书铺刻印之书本。因以营利为目的，一般雕印不如官刻本之精，校勘不如家塾本只审。但也因地因人而异，如宋代临安陈氏书棚本，校印精湛，极为人所重；福建麻沙本，讹误较多，人多不贵之。因坊刻本面向大众，许多医书、民间文学赖以流传，故颇受人们喜爱。

三、主要错误

辑佚（缺失）：由于古藉承载物有甲骨、简、金石、帛等形式，在某种情况下都会受到损坏，造成句字缺失，甚至整本整卷残缺不全，虽然后人会整理出“辑佚本”，辑佚本几乎一定会有错漏、误解。辑佚可能是古藉传出错最大的原因。有时不是整段缺失，会少写少抄一字，往往被称为“脱字”。

错字（别字）：古人在誊刻、誊写、排字等过程中由于疏忽、误读、误认、通假字等原因造成错字。有些错字是关键字眼，甚至会造成后人对某一历史事件的误解。例如况周颐在《蕙风词话》卷四中提到：“朱淑真词，自来选家列之南宋，谓是文公侄女，或且以为元人，其误甚矣。淑真与曾布妻魏氏为词友。曾布贵盛，丁元以后，崇宁以前，大观元年卒。淑真为布妻之友，则是北宋人无疑。李易安时代，犹稍后於淑真。即以词格论，淑真清空婉约，纯乎北宋。易安笔情近浓至，意境较沈博，下开南宋风气，非所诣不相若，则时会为之也。池北偶谈谓淑真玑图记，作於绍定三年。绍定当是绍圣之误。绍定、理宗改元，已近南宋末季。浙地隶辇毂久矣。记云：‘家君宦游浙西。’临安亦浙西，讵容有此称耶。”由上文可见，绍定是绍圣之误，一字之差，谬之千里。这也是一个古藉出错的主要原因。

误解：中国文字几千年来词意变化很大，早期古文又十分简练，会造成后人在阅读时产生不同的理解结论，如果流传载体同时有缺失，后人在整理时加入自己的理解，就会产生很大误解。

张冠李戴：同在以上《蕙风词话》同一卷中，指出欧阳修的一首词误入朱淑真集。

以讹传讹：古人读书人少，写书人更少，当一专家泰斗在书中写出错误结论时，很少有人去怀疑其正确性，后人引用此论，导致以讹传讹。

标点错误：古书没有标点，后人在标点过程中会加入自己的理解，不一定是古人的愿意，甚至有可能完全是相反的意思。

标音错误：在校勘过程中，注音也是工作内容之一，校勘者对原文注音的理解不同，也会造成一定错误。

年代错误：对古藉出现、整理或作者生存年代的误认。

以上为几种主要错误，由于本人不是这方面专家，只是对此感兴趣的“票友”，答案不能作为专业使用，仅供参考。谢谢！

明代刻书多，刻书机构比唐五代、宋金元更多，刻书地点可说是遍地开花，难以详举，是中国出版事业和印刷技术发展的极盛时代。明刻本依然分官刻、家刻、坊刻几种。官刻本中有内府本（包括经厂本）、国子监本以及其他中央机构和地方官刻的书帕本，还有介于官刻和家刻之间的藩府本。在版刻特点上，既有对元朝继承的一面，又有所创新。

明代雕版印刷，地域之广、品种之多、数量之大，雕版印刷技艺都超过前代。政府的司礼监经厂，有刻、印、装订等工匠近千人。汉族民间印刷的新品种是插图的戏曲、话本，各级地方政府广泛编印地方志。新崛起的徽派刻工群体，代表了版画雕刻技艺的高峰。到了明代中、后期，扬州雕版印刷空前发展，刻书之风大长，官刻、家刻、坊刻盛极一时，刻印之书不可胜计。

明代各时期刻书略有不同，前期黑口白绵纸，中期白口仿宋字，后期白口长字避讳。明代刻书字体，前后期变化较大。大致可划为三个时期，即明初、明中期和明晚期。

明初

明初是指正德以前的一段时期。洪武至正德年间刻印的书，多是手写上版的软体字，个别人刻书虽有颜、柳、欧三家的余味，但仍以赵体字为主。其中宣德、正统刻本，形似宋体，如正统间所刻的《汉书》，好利者常将其书口割裂，重加装饰，冒充宋本。但若仔细观察，就会感到形似而神不似。景泰间有些刻本，大多承袭元末字体和刀法，颇似元本。成化、弘治以及正德，仍是写刻软体，横竖撇捺皆不呆板。

明刻本

明晚期

晚期时期，神宗当政为时最久，在位48年，刻书多，传本也多。从万历时起，字形变长，则完全脱离了宋浙本的风貌，称为长宋体，显得更加呆板。这种横轻直重的长宋体可以《沈氏弋说》作为典型。现在印刷用的宋体字基本上在万历时已定型。另外万历时还出现了另一种新的刻书风格，即所为的写刻本。本来，雕刻印刷没有哪一本不是写了再刻的，但从嘉靖、万历时起，刻书字体日益整齐规范化，形成了一种与普通书写不同的专用刻书字体，这时重新出现用普通书写的字体来刻书，又成为一种新鲜事物，因此后人称之为“写刻”。凡写刻的书称为写刻本。这种写刻本的字体，仍然是赵体，不过不象明初的赵体那么肥健，而是瘦削流利。有部分家刻本和坊刻本，特别是安徽、金陵、建阳所刻的民间通俗读物，字多行书上版，婉转秀丽，生动活泼，杰出的代表有陈仁锡刻的《陈白杨集》、《石田先生集》，赵均所刻《玉台新咏》，金陵世德堂刻本《西游记》，董其昌刻的《王文恪集》，继志斋刻本《雷轰荐福碑》，杭州书坊胡文焕刻的《格致丛书》等。天启以后，字形一般益觉拙笨，没有什么体式，俗称匠体。可在杭州地区又出现了一种新的方体字，它不象万历时的方体字那样肥，而变为更长更瘦，使人一看有清朗显目之感。可以堂策监本《先秦诸子》、沈鼎新花木斋《九子》、吴在南京刻的《孙樵集》、《刘蜕集》为代表。这种新的方体字一直流行到清代前期。

纸张

明刻木用纸情况，胡应鳞在《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中说：“凡印书，永丰绵纸上，常山柬纸次之，福建竹纸为下。绵贵其白且坚，柬贵其润且厚。顺昌坚不如绵，厚不如柬，直以价廉取称。闽中纸短窄（同黧，音lí，意色黑而黄）脆，刻又舛讹，品最下而直（值）最廉。”“余他省各有产纸，余不能备知。大率闽、越、燕、吴所用刷书，不出此数者。燕中自有一种，理粗庞质臃肿而最弱，久则鱼烂，尤在顺昌下，惟燕中刷书则用之。”“惟滇中纸最坚……其坚乃与绢素敌，而色理疏慢苍杂，远不如越中。”

版式

《中国版刻图录》所载明本100种，从洪武三年内府刻本《元史》至成化二十年张习刻本《雁门集》均为黑口。下逮弘治，间出白口，始弘治十四年江阴涂祯刻本《盐铁论》。此后，白口黑口已无规律可寻，从这两点可以看出：第一，同一地区所刻之书，有黑口白口相间之例。第二，同一时期所刻之书，也有黑口、白口相间之例。因此我们可以断定，从洪武起，经建文、永乐、洪熙、宣德、正统、景泰、天顺、成化、弘治、正德等十一朝，图书版本一般都是四周双栏、粗黑口，少数为细黑口。经厂本行宽字大，开本也大，官刻本、私刻本皆仿效，所以经厂本也是粗黑口的楷模。

墨色

明代刻本同宋元本相比，用墨稍差，早期和中期刻本还好，万历以后，多用煤烟和面粉代替墨汁，成本倒低，但煤烟易于脱落，有时一个字、一行字或一段文字，要么是一团黑，要么是把字印得模糊难辨。故毛春翔先生在《古书版本常谈·明刻本》中针对用墨的弊端大发感慨，这种代用墨水，烟煤易于脱落，书叶成为大花脸。明季刊本，往往见之恶异常，令人一见生厌。惟万历年徽版书，墨色有极精者，如所见《淮南鸿烈解》、程幼博《墨苑》、方于鲁《墨谱》之类，真所谓墨色青纯，可爱之至。”

装潢

明初的刻本还有蝴蝶装的，如洪武三年刻的《元史》即是。一般通行包背装，内用纸捻钉之，封面好的用青绿绫面，普通则用青绿纸面。现在宁波天一阁藏书中多明代地方志和登科录，几乎都是包背装。若以时代而论，嘉靖以前多包背装，至万历时才逐步变为线装。线装一般只打四个孔，叫“四眼针装”，厚一点的书有时在上下角各多打一个孔，叫“六眼针装”。明和清前期无论“四眼”或“六眼”，中间的三段总是长短平的，清中期起，最中间的一段缩得比上下两段短一些。近代则缩得更短。

明神宗万历六年生于北京，其父沈自邠系万历五年(1577)进士，授翰林院检讨，曾参与编修《左明会典》。正因为其父是一位史官，沈德符深受影响，自幼喜闻朝野故事，同当时士大夫及故家遗老、中官勋戚多有交往，近搜博览，博洽多闻，尤明于时事和朝章典故。

沈德符十二岁时其父辞世，乃随母回乡。其祖父沈启原原任陕西按察司副使，因简慢抚台被弹劾，即自解任归乡，居于秀水之长溪村。乡间园第中本有沈启原之父沈谧所建的“万书楼三楹”，沈启原曾进一步积贮图书，将“万书楼”扩建为“芳润楼”，终日读书，足不入城。沈德符回乡后即由祖父教读，并常聆听其祖父所讲史传典故。可惜祖父在两年后也去世了，留下了这座藏书楼和老人家的治学精神，为沈德符日后编书奠定了基础。

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二十卷首次编成于明朝万历三十四、三十五年间(1606～1607)，即其入国子监为贡生前后，书名寓“野之所获”之意。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沈德符考中举人。次年应礼部会试落第，中年南返，沈氏又操笔续录，于是年冬编成续编十卷（上海古籍版记续编10卷，但中华书局版记续编12卷，这是因为两者印刷所根据的古代刻本版本不同，具体卷数无法考证，仅存在这两种说法，读者当自知）。正续编前后间隔十二年。沈德符逝于崇祯十五年(1642），享年六十五岁。他生前未能看到《万历野获编》的刊行。

沈德符事母甚孝，治学以提携后进为己任。其弟沈凤，字超宗，富才华，早年病逝。董其昌曾说，自沈凤死后，我的书法无人可传。子沈克家亦酷爱读书。

你说的应该是一篇论文吧？以下请你参考：

在宋代谁的雕板印刷的普及和图书编撰的繁荣是私人建造藏书楼指缝

两宋雕版印刷黄金时代中的杭州刻书业研究

提 要：两宋时期，凭借吴越国、南宋两次建都以及商业繁华、手工业发达之便利，杭州成为全国4大刻书中心之一。笔者试就杭州刻书业兴盛的成因，南宋定都临安后官、私、坊3大刻书业中，尤其是“坊刻”对传承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卓越贡献，以及两宋杭州刻本的风貌与特点进行了阐述。

关键词：两宋 杭州 刻书业

作者仇家京，杭州图书馆专题文献中心古籍地方文献组副研究馆员（邮政编码 310006）。

宋代享国300余年，面对北方的威胁，军事上的失利，自靖康之祸，中原沦陷、继而高宗渡江、向金称臣，蒙受了耻辱，但在刻书印刷业方面却成绩卓著。元人吴澄云：“宋三百年间锓板成市，布满天下，而中秘所储莫不家藏而人有。无汉以前耳授之艰，无唐以前手抄之勤，读者事半而功倍，何其幸也！”这就是张秀民在《中国印刷史》一书中誉之为“宋代雕版印刷的黄金时代（960—1279年）”，而杭州刻书业则是处于两宋雕版印刷黄金时代中的佼佼者。宋代叶梦得在《石林燕语》中称“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即是此意。笔者试就两宋杭州刻书业的成因、南渡后杭州雕版印刷业趋于繁盛以及刻书特点进行阐述。

一、杭州雕版印刷素负盛名的成因

杭州自五代以来，雕版印刷业已相当发达。吴越王钱鏐在“天下大乱，豪杰蜂起”的五代十国纷争之际审时度势，采取“与其闭门作天子，不如开门为节度”的保境安民以至纳土归宋的策略，换来了“其民至于老死不识兵革，四时嬉游，歌舞之声相闻”的太平局面。钱氏诸王恪守钱鏐遗愿，谨慎守土，发展经济，为杭州的雕版印刷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条件。吴越钱鏐及其子孙信奉佛教，统治杭州期间，兴建佛寺佛塔，尤其是吴越王三世钱俶，先后在显德三年（956年）、乙丑（965年）、乙亥（975年）3次大规模主持刻印佛经，印数达20余万卷。其中藏于杭州雷峰塔塔砖之内的《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箧印陀罗尼经》，即刻于宋开宝八年（975年）。从这些存世的经卷实物来看，纸墨俱佳、刻印精良，已达到了较高的工艺水平。

宋承五代之后，生产力的发展已至中国封建社会前所未有的水平，开辟了我国刻书史上的第一个辉煌时代。浙江手工业发达，商业兴盛，又盛产纸张，具备发展雕版印刷业的有利条件，而杭州在五代时已是良工聚集，雕版技术颇负盛名。北宋国子监除了遍刻儒家经典以外，还大量校刻史书、子书、医书、算书、类书、诗文总集。这些监本虽发行于汴梁（开封），但大都在杭州雕版。如王国维《两浙古刊本考》所称：“浙本字体方正，刀法圆润，在宋本中实居首位。宋国子监刻本，若《七经正义》，若史、汉三史，若南北朝七史，若《资治通鉴》，若诸医书，皆下杭州镂版。北宋监本刊于杭者，殆居大半。”北宋时，杭州不仅承担朝廷刻书，“市易务”等公私刻书也很多。地方官刻书，有景祐四年（1037年）杭州通判林冀等衔名，经杭州详定官重详定的《白氏文集》72卷；张君房知钱塘时刻印《云笈七签》《乘异记》《丽情集》等；翟昭应知仁和县时将《刑统律疏正本》改为《金科正义》镂版印卖。私人刊印者有临安陈氏万卷堂、钱塘颜氏、杭州沈氏等。坊肆刻书有杭州晏家与钱家。寺院刻书则有淳化、咸平间龙兴寺刊《华严经》，明教寺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刻《韩昌黎集》等。

宋代提倡文治，实施偃武修文的基本国策。统治者为宣传封建文化，大力提倡读书、刻书。如宋蒙学课本《神童诗》所云：“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一时成为社会价值取向，更使得图书需求量与流通量的激增。朝野的官僚、士子亦以读书、劝学为重，地方官刻书成为时尚。陆游、范成大、杨万里、朱熹、张栻等百余人在各处做官之处无不刻书。他们刊刻自己的著作，或刻其祖先著作，或刊乡贤名宦著述。公余之暇，会同属吏以校雕刻书为美绩。至于各地士大夫刊其师友著述，或将家藏善本付梓流通者，更是不胜枚举。两宋的学术活动空前发展，科学、文化、历史、哲学著述丰富，编撰成绩斐然，这又促进了雕版印刷的发展。官私刻书蔚成风气，这就为雕版印刷业的发展营造了巨大的出版业市场。而活字印刷的出现，则是雕版印刷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宋括在《梦溪笔谈•技艺》中记载：“板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自冯瀛王始印《五经》，以后典籍皆为板本。庆历（1042—1048年）中，有布衣毕升，又为活板。其法：用胶泥印刻字，薄如钱唇，每字为一印，火烧令坚。先设一铁板，其上以松脂腊和纸灰之类冒之，欲印则以一铁范置铁板上，乃密布字印。满铁范为一板，持就火炀之，药稍熔，则以一平板按其面，则字平如砥。若止印三二本，未为简易；若印娄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升死，其印为予群从所得，至今宝藏。”尽管至今还没有发现上述泥活字印刷品的实物，但是通过沈括的《梦溪笔谈》中所透露的信息，我们可以得知950多年前，毕升所创制的泥活字印刷技术，从制字、排版、印刷、贮字等工序上已具备了后世铅字排版印刷术的基本原理。《梦溪笔谈》中泥活字印刷工艺，或为杭州籍科学家沈括亲见并记载，而毕升所遗活字及排印器具亦为沈括子侄所得，曾有学者推测毕升是杭州人，虽缺乏文献佐证，但也足见杭州与活字印刷术的渊源。

二、宋室南渡后杭州雕版印刷业趋于极盛

绍兴八年（1138年），自高宗“车驾驻跸临安”起，终南宋之世，历孝宗、光宗、宁宗、理宗、度宗等九帝，达140年之久。自高宗迁都临安后，随着中央政权的南移，财政收入增多，都城人口骤增，商市繁华，官府衙署的相继修建，杭州更是一跃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正所谓“辇毂驻跸，衣冠纷集，民物阜藩，尤非昔比。”南宋时，手工艺有了更高水平的发展，两浙又是全国的造纸中心，印刷物料尤其纸墨的质量与产量超越前代，为杭州刻书印刷业奠定了丰厚的物质基础。北宋亡，汴梁的一部分雕版刻印业南迁杭州，杭州成了当时全国雕印手工业最发达的地方。

南宋经济繁荣，文化进步迅速，著述人才辈出，科举制度的勃兴，更为杭州刻书业推波助澜，公私刻书两旺。至南宋高宗末、孝宗、光宗、宁宗、理宗时，杭州雕版印刷业趋于极盛。南宋得“行在所”之便，在乾道五年（1169年）至咸淳四年（1268年）的100年间，曾3次纂修、刊印府志，这就是被誉为方志之上驷的《临安三志》，折射出当时浓郁的学术文化氛围与刻书业的兴盛。史载，嘉泰三年（1203年），来杭投考太学者37000人。来京应试的各路生员及京城的各类学生与官员士大夫自然都有大量的书籍需求，更是推动了官、私、坊3大刻书业的繁荣。

南宋官刻本，除了国子监、秘书省可以印刷书籍以外，其他官刻本有德寿殿、左廊司局、修内司、太医局、临安府、临安府府学、浙漕司等，刻印内容包括经、史、子、集各类之书。杭州寺院刻本，有南山慧因讲院、北关接待妙行院、西湖净慈寺、菩提教院、净戒院刻印的佛教经籍。坊刻本，据张秀民《中国印刷史》统计，杭州书坊可考的有：临安府棚北睦亲坊陈宅书籍铺、临安府洪桥子南河西岸陈宅书籍铺、临安府鞔鼓桥南河西岸陈宅书籍铺、临安府太庙前尹家书籍铺、临安府众安桥南街东开经书铺、要求贾官人宅、临安府修文坊相对王八郎家经铺、钱塘门里车桥南大街郭宅经铺、保佑坊前张官人诸史子文籍铺、橘园亭文籍书房、杭州积善坊王二郎、行在棚前南街西经坊王念三郎家、杭州大街棚前南钞库相对沈二郎经坊、临安赵宅书籍铺、临安李氏书肆、杭州猫儿桥河东岸开笺纸马铺、钟家、临安府中瓦南街东开印输经史书籍铺荣六郎家等20家，其中有的是从汴京迁来。

当时临安城中有御河，河有棚桥，有长街，分南棚、中棚、棚北大街。这一带书坊所刻之书，为宋以后的历代藏书家所珍视，称之为“书棚本”。在杭州诸多书坊中，尤值得称道的是临安府棚北睦亲坊南陈起父子陈宅书籍铺。20世纪60年代，北京图书馆编印的《中国版刻图录》收录全国公藏单位的189种存世宋版书中，浙江刻本75种，其中杭州刻本就达45种，且多为坊刻本。今为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唐女郎鱼玄机诗集》一书，卷终镌“临安府棚北睦亲坊南陈宅书籍铺印”，为历代递藏者所宝，钤印累累，即为宋临安府陈宅书籍铺刻本。

陈起（亦名陈彦才、陈道人），字宗之，号芸居，著名出版家、图书编撰家。据有关学者考订，陈起当生于淳熙十四年（1187年）左右，一生经历了孝宗、光宗、宁宗、理宗4朝。陈起有藏书楼名“芸居楼”，酷爱读书，有《芸居乙稿》行世。从时人“生来稽古心，文士独知音”“成卷好诗人借看”“每留名士饮”的说法，甚或被文士誉为“知音”，可见其在当时的文坛颇有影响。方回、刘克庄、吴文英等许多著名作家都与他交游唱和。所刻书自有一般书商不能企及的学术与市场眼光，且校印精审，为世人所重。陈起一生刻印过大量图书。据统计，陈起编刻唐诗别集在50家之上，如初唐四杰《王勃集》《杨炯集》《卢照邻集》《骆宾王集》《唐女郎鱼玄机》《唐贯休诗集》等；编刻宋江湖诗人作品总集达111家之多，《四库全书》收有《江湖小集》《江湖后集》，前者收有62家作品，后者收有49家作品；陈起编印的其他图书，据《四库全书》《增订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标注》等书著录，还有汉刘熙《释名》、宋邓春《画继》、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宋赵与时《宾退录》等。陈解元为陈起的儿子，名续芸，既称解元，似应中过举，也是有学问的人。陈起死后，他继承父业，从现存的书棚本来看，他刻书的数量甚至超过乃父。如王国维在《两浙古刊本考》中所称：“宋季临安书肆若陈起父子编刊唐宋人诗集，有功于古籍甚大。”

三、两宋杭州刻本的风貌与特点

从两宋官、私、坊3大刻书业的形成与发展不难看出，杭州的刻书业在政府重视与地方官的提倡之下，刻书地点十分普及。加之刻书印书有利可图，即所谓“细民亦皆转相模锓，以取衣食”，纷纷设立书坊。至于私家宅塾以及寺庙，莫不有刻。处于雕版印刷黄金时代的两宋杭州刻本，既有时代共性，也有自己独特的风貌特点。

（一）从写本过渡到“化身于亿万”的刻本时代

在历代刻本中，人们对宋刻本倍为推崇。从诸如“百宋一廛”“皕宋楼”等藏书楼名可以看出，明清以来藏书家将收藏宋本视同拱璧，甚或有“佞宋”一说。撇开宋刻本经济价值日见昂贵诸因素不论，主要原因在于经籍是依据蜀石经刊刻外，其他的古籍大都直接根据唐人或唐以前的写本刻印，比较完整地保存了古书、古注的原貌。随着古写本的濒临绝迹，宋本记载的材料也最为可靠，它不但成为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第一手资料，而且是订正明以后因辗转刻印而产生的妄改或讹舛错脱的最重要的校本。两宋时期，杭州雕版印刷术的普遍应用，使得古写本化身于亿万赖以流传至今而免遭泯灭，为古代文化的流传作出了重要贡献。上述所举杭州睦亲坊陈起遍刻唐宋人别集、总集即是一例，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元和江标辑《唐人五十家小集》，即是根据陈起刻本翻刻行世。

（二）官、私刻本大都校勘精审

宋朝政府重视古文献的整理，无论官刻本或私刻本大都校勘精审。北宋时设有专门收藏、整理、编撰书籍的中央所属机构。如崇文院（包括昭文馆、史馆和集贤院3部分），曾经整理过许多书籍。宋代官刻书在未刻之前必须精加校勘。据《事实类苑》载，凡一书校勘既毕，送复勘官，复勘既毕，送主判管阁官，复加点校，经过3道手续成定后，方可镂版。以国子监为代表的官刻，其质量自不待言，因以将所刻书作为民间范本，即便私家乃至许多有识之士主持的书坊也是如此。如上述南宋杭州书坊主陈起、陈续芸父子，本人就是文学家，能诗善文并且识书，陈起在编刻书籍的过程中，忠于原著，并非随意删改。叶德辉在《郋园读书志•李群玉诗集》云：“明郎瑛《七修类稿》言陈道人刻诗，于缺字处多以意补，今观此集，缺而未补者正多。”清杨守敬《日本访书志•披沙集》云：“盖陈氏在临安刊书最多，而且精也。今观此本，刻印雅洁，全书完美无缺，信可宝也。”可见陈起编刻之书，实事求是且校勘精良，为世人所赞誉。

（三）纸墨俱佳，写刻精良

宋代文化发达，物力充足。官刻本、监刻本开本弘朗，纸白如玉，字大如钱，墨黑如漆；且装潢典雅，工艺之精美，素为后世称道。宋刻本率由善书之士亲写上版，字体大都继承唐代的欧、柳、褚、颜诸家风格，间架波磔，浓纤得中，端庄凝重，读之赏心悦目。明高濂《燕闲清赏笺》云：“宋人之书，纸坚刻软，字画如写，格用单边，间多讳字，用墨稀薄，虽着水湿，燥无湮迹，开卷一种书香，自生异味。”清代孙从添《藏书纪要》云：“若果南北宋刻本，纸质罗纹不同，字画刻手，古劲而雅。墨气香淡，纸色苍润，展卷便有惊人之处。”可见，大部分宋本的雕印十分精美，其本身就是艺术品，具有很高的欣赏价值。其版式特征亦成为明、清雕版印刷的楷模，为后世提供了丰富的版本学资料。

杭州不但写刻精工，而数量也多，有王国维《两浙古刊本考》可证。宋代叶梦得《石林燕语》云：“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次之，福建最下。京师比岁印板，始不减杭州，而纸不佳。蜀与福建，多以柔木刻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福建本几遍天下，正以其易成故也。”从这一段话中可以得知，宋代京师（开封）、杭州、蜀与福建4大刻书中心，其他3处的刻书质量都不能与杭州刻本相比。就刻书的数量而言，入元后，在全国知名的书院中，尤以杭州西湖书院刻书最为有名，其原因就是西湖书院为宋时太学故址，原藏经、史、子、集四部书版多达20余万，几乎是浙江版刻总汇。从这个侧面可看出南宋杭州雕版印刷业的空前盛况。

参考文献

张秀民：《中国印刷史》，杭州：浙½­古籍出版社，2006年。

曹之：《中国古籍编撰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

陈先行：《打开金匮石室之门·古籍善本》，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

戴南海：《版本学概论》，成都：巴蜀书社出版社，1989年。

毕升

北宋 毕升

宋朝时期的天文、科技以及印刷术，均居世界前列。毕升所发明的活字印刷，是人类印刷史上的一次大革命。 中国的印刷术后来传遍了全世界，也影响了全世界。印刷术被称为「文明之母」，它的广泛传播，为全人类享受文化生活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对世界科学文化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北宋人士毕升 chiculture/0816home 宋活字印刷的发明　宋代以来雕版印刷发展迅速，刊印的读物越来越多，但由于雕版印刷术不利于制作长篇以及工作沉闷，致使人们努力探索新的制版方式，活字印刷术应运而生。　十一世纪北宋时，非金属活字印刷首先发展，木活字是最早的活字，用于印发田契、官 契、盐引和茶引等，接着用于印书。活字还传 到与北宋并存的西夏(公元1038-1227年)，近 年来十二世纪西夏文木活字本已发现，而西夏木活字技术来自北宋。但北宋木活字本没有保留下来，只有南宋本传世。　因木活字成本较高，毕升又发明泥活字。据北宋科学家沈括的《梦溪笔谈》(公元1088年) 记载，泥活字印刷术是北宋庆历年间(公元1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