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在古代中国有三种含义：作为文字的书,作为档案的书,以及作为典籍的书。20世纪70年代以来,先秦、秦汉简帛古书的大量出土,为反思此前先秦、秦汉学术史的研究提供契机,也使重新审视古代的知识系统和知识结构成为可能。

作为典籍的书并非自古有之,约在春秋战国之际突然出现,并成为十分显著的现象。官学是它的源头。所谓官学,是官师政教合一的王官之学,是商周时代贵族政治的产物。在官学系统下,并无自由学术,学术由官府掌控。官学大致包括以下方面：古代大部分官文书,即所谓的典册,由祝、宗、卜、史系统的官员掌守。其中祝、宗掌祭祀神祖,有相应仪文祀典；卜掌占卜,史掌天文历法、记录史事和官爵册命,有相应的占卜记录和史册谱牒。当时的学术主要集中于这一系统,特别是史官手中。古代学术除集中于上述官守,主要集中于学校。当时贵族子弟所习课业有所谓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书、数是读写、计算技能的训练,属于小学；礼、乐、射、御,是大学的核心内容。古代养生、烹调等技术主要是由宰、膳夫系统的宫廷内官掌守。古代成文法的前身可能是某些王命。司士、司寇掌法律,但法律由史官典藏。古代的各种簿籍和图册可能由分管各级行政事务的官员,特别是司徒系统的官员来掌守。古代的农艺知识可能与司徒系统的农官有关。古代的工艺知识可能与司工系统的农官有关。

上述七种官学,大体可分两类。一类是以天文、历算和各种占卜为中心的数术之学,以医药养生为中心的方技之学,还有工艺学和农艺学的知识,主要与今天所说的科学技术、宗教迷信有关；一类是以礼制法度和各种簿籍档案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知识。

在古今一大变革之会的春秋战国时代,官学下替就成为各种私学兴起的背景。比如,儒家所传六艺之书包括筮占、典谟训诰、诗歌、礼仪、春秋,大体出于王官之学的第、类；墨家重视技巧,可能与第类有关；阴阳家与数术有关,出自第类的史卜系统；道家强调合天道、养性命,与第类有关。实际上,春秋战国之时的诸子之学,从知识背景上讲正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诗、书、礼、乐等贵族教育为背景或围绕这一背景而争论的儒、墨两家,一类是以数术、方技等实用技术为背景的阴阳、道两家以及从道家派生的法、名两家。如将视野向后延伸,会发现秦汉以降的中国本土文化,也可分儒家、道家文化两大系统：儒家文化不仅以保存、阐扬诗书礼乐为职任,还杂糅刑名法术,与上层政治紧密结合；道家文化是以数术方技之学为知识体系,阴阳家和道家为哲学,民间信仰为社会基础,结合三者而形成,在民间有较大影响。

在了解官学下替及诸子学兴起背景后,我们会发现以往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比如,对中国古代文化的认识往往只注意到从百家争鸣到儒家定于一尊的过程,很少考虑在先秦诸子之外还有以数术方技之学为核心的各种实用文化。就出土简帛古书的数量及覆盖面而言,数术类与方技类是其中最突出的类别。这对我们反思旧有知识体系大有帮助。

这里以数术类、方技类简帛古书为例,略述其价值。一则,数术类、方技类简帛古书的出土,极大丰富了对中国文化的认识,特别是对各种实用文化的认识,使我们直观感触中国文化的两条线索。二则,对哲学史的研究。在厘清诸子书的来源后,要跳出诸子看诸子：既要参考六艺之书以挹经注子,也要以数术、方技和兵书为解读线索。三则,对科技史的研究。数术涉及天文、历算、地学、物候学等,方技涉及医学、药剂学、养生术等,是中国古代科技的源泉。比如,四大发明的指南针源于式占,是数术家的工具；火药源于炼丹,炼丹又是方技家所为。四则,对宗教史的研究。关注点在于数术、方技与早期巫术的关系,以及道教产生的背景。道教不仅以数术方技作自己的知识体系,而且把老、庄之学当作其哲学表述。它与阴阳家及道家都有一定关系,但与道家,特别是道家的养生思想关系更密切。比如,道教所说的神仙,其实就是一种养生境界,推其源仍出于方技之学。

对简帛古书体例、分类的研究,是认识其意义、价值的前提。体例是对古书创作、阅读方式的理解,分类是以这种理解为基础建立的类型概念。

读古书当知古人著述之体例,对此余嘉锡的叙述最为精简。第一,古书的作者。用余嘉锡的话说,周秦古书,皆不题撰人余嘉锡：古书通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0页。按：凡援引余嘉锡论断,不特意标注者,均源自此书。。出土简帛古书证明了这一点：迄今尚未发现有题写撰人的。古书普遍书写撰人,开始于隋书经籍志。第二,古书的年代。古书的作者既然难以确定,古书的年代自然也成问题。古书有作者、述者、撰著之人之别,故古书的写作年代势必模糊不清。第三,古书的书名。古书有书名和篇名。书籍普遍书写大题可能是隋唐以来的习惯。余嘉锡说古书之命名,多后人所追题,不皆出于作者之手。现已发现的简帛古书皆无大题,只有小题。官方藏书则有大题。今天所见简帛古书的书名,除一部分标明外,多是整理者依据古书命名原则所后加。第四,古书的结构。古人著书,往往随作数篇,即以行世,所以多单篇别行。出土简帛书籍,很多是单篇,数术、方技类书尤其如此。与单篇别行相对应,是古书往往分合无定：即相同或相近的内容,可出现在不同典籍中,有时会形成分合无定的许多种书。第五,古书的真伪。古书真伪之辩,自古有之,至近现代而蔚为大观。真伪概念是相对作者而言,而作者实际又有不同含义,故真伪概念也势必大乱。余嘉锡说道,不知古人著述之体例,而欲论古书之真伪,往往会造成不少冤假错案。比如,尉缭子、六韬等古书多被视为伪书,但从银雀山汉简及八家廊汉简可知,这两部古书不仅不是伪书且成书年代较早。

李学勤主张参照汉书艺文志对简帛古书进行分类。此处依循史书类入六艺的旧法,据李零研究将之归纳六类如下汉书艺文志中国语、战国策、太史公书等史书归入春秋经下,是因为秦汉时代史学以经学附庸的面目出现,尚无独立地位；西晋荀勖作中经新簿,将书籍分为四部,史学著作作为独立一类出现,至隋志始称之为史部。将史书类独立的作法,未能反映史部的发展历程。,简帛所见古书亦附入类目之中。

六艺类。

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本来是教授贵族子弟的六门课,这些课是讲道德修养和技能训练。孔子的六艺也是六门课：诗、书、礼、乐、易、春秋。不论六艺内容为何,它们原先都非书名,也不涉及读什么书,仅是某类书的类名。后人多将之视为书名,如诗经、春秋等,实际上是这类书的选本。六艺类又可分为三小类：经典类,如诗、书、礼、易、春秋等。简帛所见诗类有阜阳汉简诗经,礼类有武威汉简仪礼,易类有马王堆帛书周易等。关于六艺类典籍,新近简帛中有新发现。2008年10月22日,清华大学正式对外宣布,由校友捐赠,约2100枚战国竹简入藏清华。这批简的年代为战国中期,属书籍类,内容大多与历史相关。这批简中有尚书,且是秦焚书前写本。金_、康诰、顾命等篇目,有传世本,但文句多有差异,甚至篇题都不相同,更多的是前所未见之佚篇。清华简中还有一种编年体的史书,体裁和部分文句都很像竹书纪年,所记史事上起西周之初、下至战国前期,与春秋经传、史记等对比有许多新的内涵。李学勤：初识清华简,光明日报网：01gmrb/2008-12/01/content_864238htm。传记类,亦即上述各书的传、记、说、解、训、诂、章句等。小学类,如仓颉、史籀、急就等书。简帛所见有阜阳汉简仓颉篇、居延汉简急就章等。

诸子类。诸子书是战国古书的主体。汉代人把诸子百家概括为六家或九流十家。

六家是司马谈六家要旨中所说,包括阴阳、儒、墨、法、名、道,汉志增补纵横、杂、农、小说,则为九流十家。先秦是否有这么多家或流且不论,至少儒、墨、道三家还是有的。故诸子类又可分四小类：儒家,如孟子、荀子等,简帛所见有八角廊汉简论语、儒家者言等；墨家,今仅存墨子；道家,如老子、庄子,简帛所见有马王堆帛书老子、经法等；其他,多与道家有关。

诗赋类。战国秦汉的诗赋,汉志所收,除楚辞、文选所录,史记、汉书所引,很多都已亡佚。它的诗是歌诗,是可按乐谱歌唱的诗,所录以汉代乐府歌诗为主；它的赋是辞赋,分四类,前三类是以屈原、陆贾、荀卿为首的赋,第四类是作者不详或专题总集性质的赋。诗赋类下面分诗、赋两类。简帛所见诗赋类材料不多,简帛所见有银雀山汉简唐勒、尹湾汉简神乌赋等。

兵书类。汉志分兵书为四类：权谋以战略为主,带有综合性、理论性；形势以战术为主,带有专题性、实用性；阴阳是数术在兵学上的应用,侧重天文地理；技巧是攻城、守城之术,外加武器、武术研究。前两类是谋略,后两类是技术,可以反映出古代兵书的大致范围。简帛所见兵书以银雀山汉简为最,有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张家山汉简盖庐属兵阴阳家类著作。

数术类。汉书数术略分数术之书为六类：天文、历谱是天文历算之学,其中天文还包括吉凶占验,简帛所见有马王堆帛书五星占、天文气象杂占等,以及阜阳汉简天历、张家山汉简算术书等；五行是日者之术,包括式法和各种选择之术,内容涉及阴阳五行时令等,简帛所见有睡虎地秦简日书甲、乙本、孔家坡汉简日书等；蓍龟是卜筮之术,包括龟卜、筮占两类,是上述占卜之外最重要的占卜之术,王家台秦简归藏、马王堆帛书六十四卦等；杂占是除星气之占、式占、龟卜、筮占之外的其他占法,主要是占梦、厌劾祠禳等,简帛所见有睡虎地秦简日书中的梦篇、马王堆帛书避兵图等；形法是相术,以相地形、相地宅为主,也包括相人畜、相器物等,简帛所见有马王堆帛书相马经、居延汉简相宝剑刀等。这六类可反映出古代数术的大致范围。

方技类。汉志分方技之学为四类：医经是综合性的医书,偏重理论,其中脉学最为重要,简帛所见有马王堆帛书足臂十二脉灸经、张家山汉简脉书等；经方是专题性医术,偏于应用,简帛所见有马王堆帛书五十二病方、武威旱滩坡汉简医方等；房中是讲房中交接之术等内容,简帛所见有十问、合阴阳等；神仙是房中以外的其他养生之术,包括服食、行气、导引等,简帛所见有马王堆帛书却谷食气、导引图以及张家山汉简引书等。

上述六类,前三类偏重人文,后三类偏重技巧。前三类书一直备受学者看重,后三类书却很少有人关注,以至于有有学无术之局面出现。受旧有知识结构及知识背景影响,不仅前三类书研究中存在不少问题,也使后三类书的意义未能充分发掘。充分关注并利用简帛古书进行研究,将成为重写秦汉、先秦学术史的关键。

是因为这个古籍记载的东西颠覆了如今考古界或者说整个史学界对于这段历史的认知，这36万册古籍全是秦简，记载的是秦朝的历史。专家们是在湖南的一个小镇中发现的这些古籍，这个湖南小镇叫做里耶，所以这个里耶小镇又被称为秦朝秦简的故乡。

发现这些古籍的经历也蛮好玩的，当时有一群专家来到里耶考古，在这里发现了6000年前的人类活动遗址。紧接着，他们又发现了一口古井。这口古井的历史就没有那么长了，但是也有着上千年的岁月。在这个古老的井中，专家们发掘出了大量的古籍，有36万册之巨，而且在附近还发现了大量的兵器。

经过鉴定，发现这些东西是秦朝的，古籍就是秦简。但是当专家解读了秦简上的东西后却大吃一惊。因为这个秦简记载的似乎不同于人们所了解的历史，从出土的秦简和兵器来看，这里曾经是秦楚大战的战场之一。而楚怀王是一名宠信奸臣的昏庸皇帝，所以楚国的战斗力其实比不上经过商鞅变法后的秦国，即使如此，秦楚之战也是整整打了一年才结束。

这一批秦简解开了很多历史的谜题，给我国研究秦朝历史做出巨大的贡献。其中记载着在这里居住的少数民族是怎样生存、发展并进行文化交流的。还有就是，在秦楚战争结束后，这里的人们是如何建立起稳定的社会经济发展的等等一系列重大史实。因为这些秦简记载的东西，让专家们发现了秦朝不一样的地方，所以专家们都觉得相当不可思议，这也侧面反映出，读史书也要辩证地读。

秦景公

秦都雍城遗址位于凤翔县城南雍水河北岸平地上，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春秋战国时期秦国曾在此建都？L达293年，秦王赢政（秦始皇）成年加冕也在雍城内的大郑宫举行。现已探明遗址内有新、旧两城相连南北长达两公里，东西约一至两公里。考古工作者在这里进行了大量工作，发掘出土了许多珍贵文物。在雍城遗址之南的南指挥镇有秦公陵园，共发现43座规模较大的墓葬，其中的秦公大墓是我国目前已发掘的最大的土圹墓。

秦公大墓是整个秦公陵园中最早发现、唯一发掘的最大墓葬，故称秦公一号大墓。

大墓平面呈“中”字型，全长300米，面积5334平方米。有东西墓道和墓室。发掘后的秦公一号大墓，占据了中国考古史上五个之最：是迄今中国发掘最大的先秦墓葬；墓内186具殉人是中国自西周以来发现殉人最多的墓葬；椁室的柏木“黄肠题凑”椁具，是中国迄今发掘周、秦时代最高等级的葬具；椁室两壁外侧的木碑是中国墓葬史上最早的墓碑实物。尤其是大墓中出土的石磬是中国发现最早刻有铭文的石磬。最珍贵的是石磬上的文字，多达180多个，字体为籀文，酷似“石鼓文”，依据其上文字推断墓主人为秦景公。

编钟与随州

一九七八年春，湖北省随州市爆出了一条轰动全国乃至世界的新闻：在城西两公里一个叫“擂鼓墩”的地方，发掘了一座战国早期的大型木椁墓葬——曾侯乙墓，墓中出土了大量精美的文物，其中许多造型奇特，工艺精湛的文物是前所未见的珍品。

当时，由于是“文革”刚刚结束不久，军队仍然参与着地方的一些工作，而且，我所在的部队又是随州境内唯一的建制师，因而在地方的邀请下，我们部队参与了对古墓的挖掘和保护工作，而当时我刚调任师部政治部新闻干事，有机会近距离接触这项工作，所以，对于古墓发掘的部分工作，亲历亲为，对当时的一些情景至今记忆犹新。“擂鼓墩”在发掘前只是一个普通的山岗，北望桐柏，南面涡山(大洪山)，山岭绵亘，古冢森森。相传公元前605年(楚庄王九年)，令尹(相当宰相)杜越椒发动叛乱奔随，楚庄王率军追击至此，亲自擂鼓督战，最后全歼叛军，此地因而得名。两千多年后的一天，随着人民解放军战略施工的一声炮响，使这个沉寂多年的地方再次扬名——一个空前的考古发现展现在世人面前。

曾侯乙墓建于红沙岩坡上，凿石为穴，墓的主人是战国早期曾国(春秋时为随国领地)一名叫乙的国君。墓口东西长21米，南北宽165米，深11米，墓圹面积约220平方米，其形状极像我们今天的三室一厅单元房，分东、中、西、北四室，都是用巨型优质梓木隔成的小室，用材总量达380立方米。其中中室最大，南北长975米，东西宽475米，主要放置编钟等青铜礼器，其余三室放置棺椁及其他随葬品。主棺分内外两层，外棺椁高35米，内外椁全是彩绘；殉棺21具，多施彩绘，殉葬人多是13-25岁的青年女性。从尸骨中存有锐器或作挣扎状的情况分析，这些殉葬者可能是被生葬或是被杀害后装入棺椁的，可见奴隶社会实行的殉葬制度是极其残酷的。

古代帝王为了防止自己的陵寝及其随葬品被毁被盗，往往不惜花费人力物力，把墓葬修的十分坚固，保护措施也相当严密。曾侯乙墓也是如此。从整个墓葬结构看，棺室上部及周围填有厚厚的木炭，总重约6万公斤，是用来防潮的。木炭之上盖有一层半米厚的梓木方材，梓木上填有厚达10余米的青膏泥黄褐土，这种土具有很强的密封作用。褐土上面密密排列着分别重达数吨的石条，叫做封顶石。再往上才是厚厚的堆土层。

然而，如此严密的防范措施也未能阻挡住盗墓者的光顾。发掘过程中，在墓上方西端发现了一个由杂草丛生的地表直插墓室的深达十几米的盗洞，盗洞底端墓室的淤泥中，发现一具尸骨和几件古代盗墓用的工具。据考古专家分析，盗墓发生在东汉末年，那时战乱频发，民不聊生，几个盗墓者乘着月黑风高，夜深人静，前来盗墓，经过几个夜晚，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将洞打通。可是不知是深深的墓室缺氧，还是墓中有什么暗器，一个盗墓者腰间系着绳子，刚进入墓室便一命呜呼，上边的人见此情景，都逃之天天。所幸的是，墓内文物并未丢失。

不知是由于千百年的自然渗漏，还是那个盗洞所至，墓室打开后，发现里面充满了积水，水呈黑褐色，如同煤窑里流出的一般，所有文物都被浸泡在水中，无一幸免。但令人费解的是，在污水中湮没了两千多年的各种文物竟然毫发未损，出土后稍加整理，便光亮如初，璀璨夺目，风姿依然。

挖掘古墓的工程是巨大的，青膏泥、重石条、方梓木、黑木炭，重达成千上万吨的覆盖物，还有一件件珍贵文物，都需要从地下起运到地面上，为此，我们部队专门派出了一个连队配合考古队，锹挖镐刨，昼夜奋战，还特地抽调了一部吊车(吊车司机马树祥同志，现转业在徐水县公安局工作)专门负责较重文物的起吊，确保了挖掘工作顺利进行。随着墓内积水被抽干，墓内大量文物显露出来。经考古工作指挥部与部队首长协商，出土的所有文物都用军车运送到部队营房，摆放在我们师部礼堂宽大的舞台上，逐一进行清点、擦拭、整理和测试。

经过初步清理，曾侯乙墓共出土各种青铜礼器、乐器、兵器、金器、玉器、车马器、漆木器及竹简等文物一万五千多件，大大小小，林林总总，摆放在礼堂里，俨然一个中型博物馆。墓中出土的文物，可以说是件件精美无比，个个令人叫绝。我记得，有一件二尺多长的金弹簧，是用直径不足一毫米的金丝缠绕而成，拿在手上，弹性十足，熠熠生辉，使人难以想象，在当时的条件下，工匠们是如何锻造成型的；在众多的文物中，有几十件木质漆器也十分抢眼，漆器中有碗、钵、匣等，里面涂有一码的砖红色，外表则绘有黑红相间的漆画，表现主题一般为游鱼、鸳鸯等，色泽艳丽，图案生动，这些漆器经过泥水的长期浸泡掩埋，不但没有变型、腐蚀，就连一点褪色掉漆的地方都没有，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还有一件后来被专家定名为“鹿鹤”的青铜器，是迄今为止，在国内外出土文物中绝无仅有的，造型非常别致：一只体态修长的仙鹤头上却长着两只鹿角，引吭高歌，展翅欲飞。望着这只气度非凡，栩栩如生的“鹿鹤”，使人不能不折服先人们丰富的想像力和创造力。后来，“鹿鹤”还被随州市定为自己城市的标志，从武汉沿316国道乘车去随州，一进城区，便远远看见那只高傲的“鹿鹤”矗立在街心花坛，似乎在向人们展示着古代随州的灿烂文明（鹿鹤今已不存此处）。2007年第八届中国艺术节的吉祥物“楚楚”就是以鹿鹤为原型。

然而在曾侯乙墓出土的文物中，最引人注目的还是那124件古乐器，其中以规模巨大、保存最好的打击乐器——编钟最为壮观。这套编钟共65件，总重2500多公斤，小的不及水桶那么大，大的则有五、六百公斤，设计精巧，气势宏伟，出土时分三层挂在铜铸的钟架上，只要敲击镌刻在钟下方的标音位置，就能发出或浑厚或清脆的声音，音域宽广，音色优美。经湖北省有关专家用精密仪器测试，其准确的发音竟与现代标准乐器丝毫不差!我记得，当时测试过后，在场的专家们都惊愕得半晌说不出话来，他们怎么也无法理解，2500年前的人类，十分简陋的冶炼条件，却如何铸造出如此绝美的乐器这套编钟的出土震惊了中国，震惊了世界，举世瞩目，被誉为“世界奇观中独一无二的珍宝”，“古代世界第八奇迹”。

在文物清理过程中，湖北纪录**制片厂摄制组匆匆赶来，在全面反映发掘工作的同时，重点拍摄编钟演奏的情况。于是，就在我们部队的礼堂里，在专家们的指导下，由我师宣传队的几名女兵担任乐手，一台独特的编钟音乐会拉开了帷幕：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钟声优美浑雄，令人震撼。后来，正是由编钟演奏的这首《东方红》乐曲还在中国发射的人造地球卫星上反复播放，古韵新声，传遍世界，传向太空。前些时，我有幸又踏上了随州大地。涡山脚下，水河畔，如今的“擂鼓墩”已辟作游览景区，风景如画，游人如织。

汉朝的文学思想主要以儒家思想为主。

两汉时期文化科学异常活跃，对外交流意义重大。汉朝进一步奠定了汉民族的民族文化，西汉所尊崇的儒家文化成为当时和日后的中原王朝以及东亚地区的社会主流文化。

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成为中国几千年的统治思想，并且最早开始在京师长安设太学，并且开始儒学中的经学，东汉光武帝时期太学生一度多达三万。

汉代在立国时用无为而治之法，文景时期，又用道家黄老思想为主 ，并辅以儒家和法家思想为法制指导思想，不仅强调无为，还注重礼与德的作用，既承认法律的重要性，又坚持约法省简，务在安民  。

而从汉武帝之后，统治者又确立儒家思想成为了正统思想，并辅之以法家思想为法制指导思想，其中心是“德主刑辅”，即先用德礼教化，教化无效再施之以刑罚。这种刚柔相济的治国之道，成为汉武大帝以后汉王朝法制的指导思想。

武帝乃行董仲舒之议，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儒学遂取得独尊地位。于是，五经博士弟子以及用儒生，行夏时即于此时开始。博士儒学参与实际政治，已非文景时具官待闲。

在史学方面，司马迁的《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也是二十四史中的第一部，为以后两千年正史的编纂提供规范。

汉政府设立乐府，搜集民间诗歌，即为乐府诗，后世的《乐府诗集》《古诗十九首》《玉台新咏》中便搜集了不少汉代乐府诗，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也是写成于汉代末年。赋是一种新的文学体裁，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张衡的《二京赋》等均为千古传颂的文学名篇。

扩展资料：

这一思想对后世历代王朝的立法影响很大。汉宣帝曾有名言：“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 ”便是这种思想的精辟阐述。

由于秦始皇焚书坑儒所毁坏的很多文献书籍 ，通过汉代学者的不懈努力和发掘记录得以重现，包括五经当中的古文尚书，也是这时候发掘整理出来的。汉武大帝采纳董仲舒、公孙弘等的意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经学成为学术主流。

-汉朝

古代书籍流传到今其实都是历经磨难，充满各种偶然与机缘才幸免于难。历代史书《艺文志》《经籍志》与目录学著作中著录的书籍能够传承下来的九牛一毛吧，而这现存文本也是混乱的、变动不居的，并非最初的原本，有的甚至面目全非~

首先上古即文字发明之前都是靠巫史之类的宗教祭祀人员口耳相传，或者用简单的符号来记忆，比如八卦六十四卦等。然后文字发明，孔子整理六经，创办私学，传播三代之文化礼仪；战国诸子百家争鸣，著书立说。

文字出现以后，造纸术发明以前，书籍文字大都刻写在竹简上，再用熟牛皮或者麻绳把竹简编连起来。孔子晚年读《易》韦编三绝，就是孔子经常翻阅《周易》把编连竹简的牛皮带子都翻断好多次。现在出土很多很珍贵的汉代简牍，都可为证。还有把文字写在简帛上的，比如马王堆出土的帛书《老子》，为篆书或者隶书写成。

那时候书籍流传仍然是人工手抄，所以对于大部头的书籍比如先秦诸子著作或者《史记》等都是皇家诸侯贵族有钱人家才能看得到与组织人力物力抄写的，平民都是文盲~~然后有皇家图书馆专门保存这些书，比如汉代的兰台、石室、东观等。

同时诸子后学也凭自己背诵记忆来一代代传承思想文化，所以最初文献大都为有韵的文本，便于记忆。秦始皇焚书坑儒，焚毁《诗》《书》，仅留医药、卜筮、种树等技艺方面的书，是文化一大灾厄。但是后人考证秦始皇并非全部毁灭经典，只是禁止民间私学流传，其实在皇家图书馆还有保存。但是当时那些诸子后学就是在这样的思想高压之下凭记忆在民间延续了思想的传承。所以汉初齐鲁韩毛四家传诗，伏生以九十岁高龄传授《尚书》，都是非常可敬的。当然也有在墙壁夹缝中藏书的，比如孔庙中孔壁藏书，伏生也曾将《尚书》藏于墙壁之中。

造纸术发明以后，文化传播范围更广了，当然主要还是靠手抄本。但是手抄本与现代出版印刷是全然不同的，每一个手抄本都是独一无二的。正如我们玩的传话游戏，从第一个人开始传到最后一句话可能与最初的话完全不同。

田晓菲在《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研究》中说：每一部手抄本都具有口头表演的品质。口头表演（说书艺人）虽然可以重复使用相同的材料，但是因为时间、地点、观众、演员身心状态的不同，每次表演都和其他表演截然不同。同理，每一部手抄本都具有独特性，而且，抄写一部书也总是在一个特殊的场合之下发生。因为抄写者的知识水平、精神状态都会对这部书产生影响。魏晋南北朝时就有人在书市中看到自己的作品被改得面目全非，何况上古前代流传下来的作品文本呢？

时代越早书籍中的异文与编排问题也就越多，所以古书的校勘与版本非常重要，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即使是宋代印刷术发明以后，要雕版印刷也须有书商或者财力支持才可以，大部分书籍仍须凭借手抄来流传。而印刷文化兴起以后，印刷文本中的错误对读者产生的影响也较手抄本更为广泛，因为任何一个手抄本中的错误都会在相对较小的读者圈子里。但是手抄本的异文毫无疑问是更多的。

对于书籍作者，其实在先秦两汉之时，书籍都是成于众人之手，最初作者的思想都要经过后来弟子的记忆传承理解才最后写成定本，所以一部书中可能含有各个时期的特征，夹杂不同时期的思想文化。比如我们今天所用《道德经》为魏晋时期王弼注的本子，其中必然含有魏晋时期之思想。而后代注疏对文本理解也有影响，宋代陆九渊即云：“六经注我，我注六经。”

有兴趣的人可以追踪一本古书，看它在各个时期的版本演变：从作者写成到开始手抄流传，以及在历代史志及目录学著作中的著录情况，还有在宋代印刷术来临之后书商或为了文化或为了牟利的印刷传播，再到后来明清文人对于宋版元版的追捧与收藏，观看其中爱书人与收藏家之间的勾心斗角与机关算尽。书籍的命运随着书籍主人的命运共同在历史的长河中颠沛流离，迁徙流转，充满了各种偶然意外、人祸天灾，流传到今真是万幸万幸！

总之，书籍的流传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中华古籍难以数计，对古籍的分类整理自古已有。第一次大规模的古籍整理，始于公元前26年西汉成帝时，由刘向、刘歆父子先后主持，内容包括搜辑、校勘、分类、编目等，最终编成了中国最早的国家图书馆目录《七略》。《七略》将当时搜集整理的典籍分为六艺、诸子、兵书、数术、方技、诗赋六大类，加上概论性质的辑略，总题《七略》。

　　汉代以后，各种官修，私撰的古籍分类目录不断涌现，分类方法也不断有所改进。西晋荀勖的《晋中经簿》将六略改为四部，即甲部录经书（相当于六艺），乙部录子书（包括诸子、兵书、数术、方技），丙部录史书，丁部为诗赋等，这就奠定了四部分类的基础。东晋李充所编《晋元帝书目》根据当时古籍的实际情况，将史书改入乙部，子书改入丙部，这样，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已略具雏形。

　　四部体制的最终确立体现在《隋书·经籍志》中，这部实际上由唐初名臣魏征所编的目录，正式标注经、史、子、集四部的名称，并进一步细分为40个类目。从此，四部分类法为大多数史志、书目所沿用。清代编纂的《四库全书总目》分为四部44类，有较大的权威性。

　　五四以来，我国借鉴西方的图书分类法，按现代学科体系进行图书分类。目前，我国各类图书馆普遍采用的是90年代修订的《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但是，由于不少古籍很难纳入中图法的分类体系，因此一般古籍图书馆（库）的庋藏和检索，仍袭用传统的四部分类法

《汉书》，又称《前汉书》，由中国东汉时期的历史学家班固编撰，前后历时二十余年，于建初中基本修成，由唐朝颜师古释注。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二十四史”之一。《汉书》是继《史记》之后我国古代又一部重要史书，与《史记》、《后汉书》、《三国志》并称为“前四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