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国的霸主项羽，从秦之初到楚汉四年战争结束，从未停止过杀戮和投降。可能很多人会说项羽滥杀无辜，为什么敌人投降后还要杀？很多人想知道项羽为什么要屠城？

项羽屠城、坑死共发生六次，分别是襄城屠城、城阳屠城、新安屠城、咸阳屠城、岐伯屠城、外黄屠城。这些屠杀，有一部分是因为项羽的愤怒、报复等心理情绪造成的，但也有其他不可避免的原因。再来说说项羽的咸阳大屠杀。很多人认为项羽火烧咸阳是鲁莽之举，但也许还有其他原因？

楚霸王项羽，顾名思义，是土生土长的楚人，家族世代为楚打拼。后来因为秦始皇，他的爷爷项燕为国捐躯，他的叔叔项梁战死沙场，他的家族和国家互相仇视，这让他想毁掉秦始皇留下的一切。虽然秦王子婴最后投降了，但是项羽还是杀了他。这个很好理解。不杀他，后患无穷，后果不堪设想。这就是宁愿错杀一百，也不放过一个的楚霸王项羽。他宁愿被世人唾弃，也不愿放弃阿沁国籍。这就是皇帝，不愿意贪小便宜。换句话说，残暴的秦始皇也处于人人都想杀他的境地。何况项羽杀子婴，也是六国王公都同意和认可的。

绰号项羽

项羽是秦末一代霸主，骁勇善战的将军，也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物。十几岁的时候，他就预言秦始皇可以被取代。后来项羽率兵造反，通过自己的努力真正实现了他的预言。因为项羽是楚国贵族，他的封地在西楚一带，霸气十足，所以项羽有西楚霸王的绰号。下面详细解释一下项羽绰号的由来。

项羽出生在楚国的一个贵族家庭。秦始皇灭楚后，楚王室也生活在民间。项羽出兵反叛后，立楚王室后裔为王，被尊为“义帝”。后来项羽灭秦。此时的项羽是秦朝的统帅，也是楚国的义帝下属。秦朝灭亡后，项羽主持分封藩王，共有18个藩王，其中刘邦为汉王，项羽本人为楚王。

因为项羽既是西楚王，又是称霸一时的领袖，所以项羽成了当时最强大的诸侯，类似于春秋五戒，战国七雄。春秋五戒，战国七戒都叫霸主，所以项羽自然是一时霸主，而项羽本人就是一个霸气人物，所以人们称之为“西霸王”，项羽本人也觉得这个称号实在是美名，所以并不反对。此后，项羽的绰号为“西霸王”，至今仍被人们沿用。可见这个称号对项羽来说是真的。

香於菟城

项羽年纪轻轻就灭了秦国，自称西方霸主。无论是反秦起义，还是与刘邦的楚汉四年之战，楚霸王项羽数次屠城。据一些古籍记载，有六次之多。最后的一次大屠杀，项羽的大屠杀，被少年说服，项羽最终放弃了。

外黄惨案发生在楚汉战争末期，当时刘邦派的彭越驻扎在外黄城。并多次攻击项羽，给他留下粮草，使项羽陷入困境。于是项羽决定攻打外黄，杀死彭越。项羽与彭越激战数日，两败俱伤。然而，最终彭越大败，弃城而逃。项羽得知外皇城的人帮助彭越守城，很生气，于是他下令

没想到，外黄县一户人家客人年仅13岁的儿子，竟然冒着生命危险去见王祥。当年轻的外国人看到项羽时，他们并不害怕。相反，他们决定说，“外国人是被彭越强迫的，所以他们受他的摆布；现在人民已经向国王投降了。如果他们被活埋，对国王来说没什么。那么其他城市的人民会臣服于国王吗？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项羽听了年轻人的话后，把外黄的人都放了。后来从外皇城以东的几个城池，项羽因为这个少年的劝说，停止了杀城，所有的人都不战而降投降了项羽。

西楚霸王项羽由吕良伟饰演，汉王刘邦由张丰毅担纲，他们的另一半由关之琳和巩利出任。这出经典的英雄史诗、美人悲歌征服了银幕之外的万千观众。挥泪之余，“虞兮虞兮奈若何”的楚声绕梁不散，项羽的铁骨傲汉的形象，心怀包容天下，胸襟满载柔情，即使是易安居士也禁不住挥毫咏叹，又何况古往今来的逸士羽客校书巾帼？相反，城府极深，为求目的不择手段，好色贪*，甚至抛妻弃子，无视骨肉，扬言同项羽分父亲肉汤一羹的刘邦，极卑鄙，极猥琐，极无赖，极惹人反感！千载以来，无人不爱惜项藉而击节高歌，百世于兹，谁个不唾弃刘季而嗤之以鼻（除非刘氏贵族抱着“高祖”而自慰）？

然而，人民的眼睛不是雪亮的吗？历史为什么竟选择了卑猥无赖的刘邦而舍弃了义薄云天、侠骨柔情的英雄项羽呢？为什么英布、彭越、陈平、韩信……一个个离开霸王阵营而投奔汉王麾下？为什么张良、萧何、樊哙、纪信……一个个为汉王而肝脑涂地，舍死忘生？为什么三秦困巴蜀刘邦依然陈仓突出？为什么百战百胜的西楚霸王竟然要与刘邦划鸿沟而治？为什么韩信假王而汉王仍能驱逐天下？为什么威霸天下的项羽竟然怀疑他唯一的谋臣而将他遣散？为什么……

是历史欺骗了我们？还是我们歪曲了历史？

太史公的《项羽本纪》，班固的《汉书》，司马光的《通鉴》，笔法和语调，同情和严谨，经世与艺术……到底要不要来个清算？有感而作，并非笔伐刘项。

一、身世比较

刘邦这人在史书上的介绍不见得有多好，《史记》说：“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及壮，试为吏，为泗水亭长，廷中吏无所不狎侮。好酒及色。常从王媪、武负贳酒（喝酒赊欠酒钱就叫做“贳酒”——翔锋注）”，即使是《汉书》，也原文照录这几句文字。这样的人，在见到秦始皇的感叹居然是：“嗟乎，大丈夫当如此矣！”①如果是今天的无赖，发出如此感喟，得到的必是旁人的嘲笑无疑。就是这么一个“原来不读书”的刘邦还通过欺骗的手段，得到后来的岳父吕公的好感，并将女儿吕雉嫁给他。

班固身为刘汉王朝的史家，他对太史公的《史记》有自己的看法，不少被受太史公推崇的人物，到了他的笔下都失去了光环，甚至有所贬抑。但是，对于高祖皇帝的身世来历及早年事迹，他并没有给以隐瞒，或者过多的“讳”。如此说来，上述资料自当属实，后世司马光在《通鉴》也“照单录取”。

项羽，是个贵族，楚国名将之后，“项氏世世为楚将，封于项”①。关于他的早年事迹，有两件值得注意。其一，学书不成，学剑，也不成。项梁，他的叔父大怒，问他意欲何为。他说：“书足记姓名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耳！”①项梁感到惊奇，认为他有志气，于是教授他兵法，项羽大喜，但是学了一段时间后，知其大意，又没有再深入钻研了。其二，就是他也看到了秦始皇，当时他的名句和刘邦差不多，甚至更为壮烈：“彼可取而代也！”①

两人的早年记载，《史记》和《汉书》是一致的，我们看到，说好一点，他们是有志气，说得难听一点，就是“懒蛤蟆想吃天鹅肉”，或者是“做白日梦”！但是自有值得称道的地方：刘邦有诈术、权变——智谋也，项羽豪气逼人，并且“力能扛鼎，才气过人”①——武力也。一个是平民无赖，酒色之徒；一个是贵族之后，武壮无敌。这些身世差别，当然或多或少地影响着他们后来在政治上、战略上、军事上以及用人机制、组织管理政权诸方面的较量了。

二、伐秦岁月（入咸阳的武功）

楚怀王阵营的战略（不一定是由他本人制订的）在一定程度上参考了先前陈胜的军事措施：分道进攻秦朝。虽然项羽是在宋义军中，被削弱了一部分统军权力，但是宋义却没有乘机完成楚怀王交给他的任务：彻底削弱项氏的影响。这个观点在《史书》和《汉书》并没有明言，但是我们多少得到一些暗示：项氏本是拥立楚怀王的首立者，项梁一死，楚怀王命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范增为末将。这一记载显示了楚怀王对项氏的不放心。及至后来，项羽雄霸关中，打算自己称王，于是大封诸将为王，遥尊楚怀王为“义帝”，后来又暗中杀死“义帝”。前后呼应，楚怀王让宋义担任最高军事长官应该是出于削弱项氏的目的来考虑的。故此，宋义按兵不动，其深意不言而喻。由于宋义并没有对项羽作出“最后一击”，在诸候大难当前时，项羽坚决果断地杀死宋义，夺回全军的指挥权。在其后发生的“巨鹿之战”中，楚军破釜沉舟，九战秦军，大捷。《汉书》是这样记述的：“当是时，楚兵冠诸侯。诸侯军救巨鹿者十余壁，莫敢纵兵。及楚击秦，诸侯皆从壁上观。楚战士无不一当十，呼声动天地。诸侯军人人惴恐。于是楚已破秦军，羽见诸侯将，入辕门，膝行而前，莫敢仰视。羽由是始为诸侯上将军。兵皆属焉。”几乎是原文照录《史记》，只是少了一个“羽召见诸侯将”中的“召”字。所以咬文嚼字如斯，只是为了显示：在太史公和班固的眼中，项羽的伐秦武功都没有被埋没！

项羽部队阻挡了秦朝的主力是不容置疑的，秦朝大将章邯的归降又为他带来了二十万降兵。这是更大的武功，只是项羽在这里显示出他“弱智”的处理方法：坑杀全部降兵。秦的暴政有目共睹的，秦军士卒即使在灭六国中与诸侯军士结怨颇深，但是十多年过去了，血腥的复仇火焰应该或多或少地得到一定的缓和或者消除，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秦的暴政并非只是针对六国诸侯的人民，而是覆盖全国范围的人民。秦军将士同样是暴政的反对者，至少也是怨恨者。项羽没有团结，改编这支军队，而是好像当年坑杀赵兵四十万的白起一样行事，的确失去了民心。可是，直至现在，还是有人认为他的做法是“正确”的。历史选择的天平这时候即使还没有倾向刘邦，但绝对开始偏离项羽了。与稍后在咸阳“约法三章”的沛公刘邦作个对比：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并且“余悉除去秦法”②。刘邦轻而易举地得到了关中的民心，这对他后来突出陈仓，消灭三秦王，据守关中，甚至以此为都城奠定了一定的民望基础。

鸿门宴后，项羽入主咸阳，再次犯了更大的政治性错误：“羽乃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其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宝货，略妇女而东。秦民失望。”③

参照物：唐朝李渊入关中长安，其时的长安与此时的咸阳在地理位置上相当接近，李渊进驻长安后，没有作出像项羽这样的举动；后来的黄巢、李自成等人，就几乎成了第二个项羽。李世民说得好：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项羽的残暴与秦无二，起码在关中人民看来的确如此。

这样一来，在谋建都城的问题上，项羽的第三句名言就出台了：“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②有一儒生，姓韩，他应该是个敢言之人，在霸王面前，讥笑他：“人谓楚人沐猴而冠，果然。”②项羽当然杀他没商量。所谓“沐猴而冠”，原意是即使外貌相似，本质却改变不了的意思，可是用在项羽身上，应该就是没有远见，小家子气。历史当然不会选择不以天下为家的君主了。举举例子吧，刘邦没有将沛县作为都城，李世民没有，赵匡胤没有，朱元璋也没有，甚至，呵呵，举个现代的例子吧，毛泽东更没有！试考察，项羽这一决定是有着秘密目的的，他向外的扬言未必是真意。彭城，在徐州，是项氏苦心经营的根据地，这也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楚怀王当时正在彭城称尊！他是在项梁战死后，由盱眙迁至该地的。项羽尊怀王为义帝，自称西楚霸王后，下一步是：取怀王而代之啊！他怎不回“故乡”呢？令人费解的是，他怎么会将毫无威胁作用的放牛娃看作假想敌人！要知道实力比楚怀王强得多的诸侯大有人在，如魏王豹、赵王歇、常山王张耳、齐王田都、九江王英布……不胜枚举。如果我的分析有错，那么项羽真的如韩生所说“沐猴而冠”了。

三、鸿门宴会

自古王朝更替，每到某一时刻，必定会由官方制造出某些神话传说，这些神话传说是为了证实谋取天下的领导者的确是“受命于天”，统治全国的事实在神话传说中得到了有效的证据，黎民百姓在得到某些统治手段的改良后，也乐于接受这些“天命论”。刘邦斩白帝之子（蛇）起兵的传说，就是出于这么一个目的的。东汉末年的应劭在《史记集解》中一语道破：秦国祭祀白帝，以他为自己祖族的保护神，刘邦斩杀幻化为蛇的白帝之子，就是说汉朝取代秦朝是天命所归。其后的众多王朝开创者无一不效法而行，只是偏偏被某些历史学家攻击为“封建迷信”。其实，细心分析之，就可以得出这是一种中国古代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姑称之为“王朝天命论”，它是一种旨在维护其合法统治的重要措施。

刘邦聚众起兵后，进一步完善他的“天命论”：立黄帝祠，自封为赤帝之子，他斩杀了白帝之子，神秘的传说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这也是一种信仰。不过令人感到惊异的是，刘邦在为黄帝立祠的同时，又有祭祀蚩尤的举动。蚩尤是黄帝时期的敌对势力，为东方九黎族的首领，相传又是南方苗人的远祖，即楚国的远祖。刘邦有这种举动，说明“天命论”极有可能不是他起兵之初就产生了的。据这些资料显示，立黄帝祠，祭蚩尤于沛廷，是“天命论”和团结东方诸侯和南方楚人的政治行动（上世纪的某一天，新中国建立前，陕西黄陵县的黄帝陵祭祀大典中，毛泽东及朱德不是也有如斯举动吗？只不过，他们没有“斩白帝之子”罢了）。

与项羽分道入咸阳，刘邦基本上没有遇到强大的秦朝兵团，但是并不代表没有抵抗力量。他在高阳得到谋士郦食其，这是沛公阵营的第一个来自秦朝的知识分子，“前倨后恭”的成语故事又在上演。不过，刘邦最终对郦生的礼遇和同时期斩杀二十万秦兵的项羽相比，我很是奇怪一个无赖为什么对知识分子尚且礼遇有加；另一个自命“万人敌”的来自贵族世家的项羽表现出来的举动竟然如此“弱智”？没有采纳韩生定都咸阳的建议，反而将他处死，更甚的是坑杀秦军二十万。两相对比，读者已经能够预料他们的未来。

刘邦入咸阳，在雒阳东失利，转而攻击南阳，南阳守将退守宛城。刘邦打算绕过宛城，张良出来劝谏了，他说：“沛公虽欲急入关，秦兵尚众，距险。今不下宛，宛从后击，强秦在前，此危道也。”②刘邦采纳，围困宛城，宛城守将投降。此后，刘邦部队一路西进，沿途郡县大多投降，及至攻克武关后，秦朝丞相赵高杀二世，希望和刘邦裂土“分王关中”，刘邦不答应。赵高为子婴诛灭后，秦朝组织兵力，作最后一次反扑。在这个问题上，刘邦再次听从了张良的建议。张良说：“秦兵尚强，未可轻。愿先遣人益张旗帜于山上为疑兵，使郦食其、陆贾往说秦将，啖以利。”②秦将果然有意讲和，沛公准备答应，张良在旁边又说：“此独其将欲叛，恐其士卒不从，不如因其怠懈击之。”就是在这样的战术决策上，刘邦一而再，再而三地接纳张良等谋士的建议，秦朝的最后一战最终溃败。

进入咸阳后，“沛公见秦宫室、帷帐、狗马、重宝、妇女以千数，意欲留居之”（《资治通鉴•卷第九》）。他的同襟樊哙劝阻他，刘邦起初不听，张良说：“秦为无道，故沛公得至此。夫为天下除残贼，宜缟素为资。今始入秦，即安其乐，此所谓‘助桀为虐’。且忠言逆耳利于行，毒药苦口利于病，愿沛公听樊哙言！”②我觉得“助桀为虐”与“沐猴而冠”更甚，“忠言逆耳”和“良药苦口”没有让沛公成为第二个项羽，采用诛杀的手段来维护权威，这已经不是一个“无赖”的刘邦了！

项羽崇尚“武力”，高高在上；刘邦，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吧，在一次宴会上，那时候刘邦已经称帝南向了，他告诉臣子他的取胜之道：“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为我禽也。”③采纳智谋是刘邦胜出的显而易见的方面了。

项羽到达武关时，刘邦早已经稳定了关中大都咸阳了。对自己抵御绝大多数的秦军，功勋卓著却反为人后的事实使项羽一时间难以接受，在范增的鼓动下，他摆了一场“鸿门宴”。

鸿门宴的目的很明确，斩杀沛公刘邦。然而，在等待项羽发出号令的最后一刻，他竟然没有采取果断的措施。对项羽深怀好感的朋友多以此来证明他的仁德和善良，不过，我们不需要引用来自刘邦方面的声音，那是敌对的言辞，我们只要看看范增的激动的句子就可以了：“唉！竖子不足与谋。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属今为之虏矣！”①太史公对项羽的歌颂超越了任何时代的历史家，也忍不住借范增之口议论项羽一番。

当然，鸿门宴的结果不是偶然的，决定刘邦命运的主要是这三个人：项伯、张良和樊哙。三人中又以张良的作用为最大。他不知在什么时候，结识了项羽的叔父项伯，交情是十分深厚的。他得到项羽准备袭击刘邦部队时，连夜赶到沛公营中，打算解救张良，离开刘邦军营，免受楚军的屠杀。张良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自己的个人性命，而是沛公的事业，私人的交情竟没有君臣关系那么密切，他马上将情报反映上去，然后说明解决问题的方案：会见项伯。政治婚姻第一次挽救了刘邦（后来，还有第二次，第三次……不过已经不再本文讨论之列），项伯接受了刘邦的诚意，还嘱咐刘邦一定要前往楚营道歉，表明自己的立场，不与楚军为敌。

四、楚汉战争前期

我们先来考察项羽在直接与刘邦为敌前的事迹。

对于先入咸阳者王关中的约定，项羽还存有一定的希冀，就是楚怀王可能会临时改变主意：他应该知道项羽破秦军的战绩。项羽派人向楚怀王请示，可是，他得到的答复是“如约”。谋求自立的“合法”途径遇到挫折，项羽决定强行自命，尊楚怀王为“义帝”“阳尊怀王为义帝，实不用其命”②，他对众诸侯作出解释：“天下初发难时，假立诸侯后以伐秦。然身被坚执锐首事，暴露于野三年，灭秦定天下者，皆将相诸君与籍之力也。义帝虽无功，故当分其地而王之。”②诸侯被分封为王，当然一口答应。但是对沛公刘邦心存忌惮，他和范增讨论后，将刘邦封为“汉王”，置于巴蜀穷山恶水之中，扬言说：“巴蜀一带也是关中地区。”

我们对项羽这一措施没有任何恶意的攻击，反而赞许他终于会使用“智谋”了。

更有智谋的是：将章邯等秦将封为三秦王（雍王章邯、塞王司马欣、翟王董翳），“三分关中”②，“距塞汉道”②。

整个战略意图是：进入蜀地后，由于刘邦部队多是来自东方地区，远离故土，加上这个地区尚未得到有效的开发，经济比之中原更为落后，是个穷山恶水之地。出入靠舟船和栈道——舟船航行在秦末时期技术上没能达到在大江大河进军作战的水平，栈道就是唯一的出路。刘邦那时候光是应付不断逃亡东归的士卒就够了，何况章邯等秦降将堵塞了他的出路出路？即使刘邦能够举兵东向，也必定要在对付三秦王上虚耗不少时间，等到他完全征服关中时，项羽兵团早应该赶到了。何况，栈道狭小，危险，小分队的士卒刚刚冒出来，章邯等人早就大军压境，逐个粉碎了。

项羽的计划十分有效，刘邦当时没有足够的实力与之抗衡，只好委屈地进入巴蜀地带。不甘心的汉王开始他的旨在克服对手压迫的计划。

第一步，仍然采纳张良的计策：焚烧栈道，表示自己服从“分配”，不再东归。可是，不久之后，他的部队果然就出现大量的逃亡事件。一心想着东归，谋取天下的刘邦心急如焚，又无可奈何。如果情况没有得到改善的话，不用项羽前来，刘邦也注定失败了。这个时候，张良已经回到他的韩国故地，不在刘邦的身边。萧何出现了。他在行政上和经济上的协助，是刘邦成功的一大保证。而在军事上，则为刘邦推荐了韩信。

第二步，任用韩信治军。没有韩信可能刘邦也会硬闯而出，不过有了韩信在军事上的训练和指挥，汉军不仅突出陈仓，而且轻而易举就消灭了关中的三秦势力——项羽的桥头堡。出身布衣，“无善行可推举”（《史记集解》李奇语）为小官吏的韩信是个备受欺凌和贫困的折磨的传奇人物，他是来自项羽阵营的。曾经“数以策干项羽，羽不用”（《史记•淮阴侯列传》），很可能是由于他“胯下之辱”事情影响了项王对他的看法，后世的“演义者”都有这种倾向。韩信热心追求并实现自我价值，他转而投奔汉王。同样，他起初并没有得到赏识，甚至“犯法当斩”，在他前面的十多个士卒都已被杀，韩信高声大叫：“上不欲就天下乎？而斩壮士！”①萧何，也来自低下阶层，做过小吏，对秦朝法律有一定的认识，他是刘邦早年的好友，听到韩信的高呼后，“壮其貌”①，释放了他，在和他交谈中，发现韩信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于是向刘邦反映，刘邦任命韩信为“治粟都尉”，还是没有对他委以重任。后来，流亡事件越来越多，韩信对汉王阵营感到失望，于是逃亡。萧何得到消息马上追赶，将韩信再次推荐给刘邦，这次，刘邦竟然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拜封为大将，统帅全军！出发点是萧何对韩信的赏识以及他本人夺取天下的雄心。

韩信登台拜帅，汉营全军震惊，不可思议啊！刘邦在韩信的一番对项羽及时局的分析后，大喜，相见恨晚之感喟油然而生！韩信对项羽的分析如下：

“项王喑恶叱箢，千人皆废，然不能任属贤将，此特匹夫之勇耳。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所谓妇人之仁也。项王虽霸天下而臣诸侯，不居关中而都彭城。有背义帝之约，而以亲爱王，诸侯不平。诸侯之见项王迁逐义帝置江南，亦皆归逐其主而自王善地。项王所过无不残灭者，天下多怨，百姓不亲附，特劫于威强耳。名虽为霸，实失天下心。”①

对于项羽的勇武无敌，在韩信眼中不过是匹夫之勇；对于项羽见人恭敬慈爱，却不能赏有功，韩信认为他是妇人之仁；对于项羽违背义帝之约，所过之处无不残灭，在韩信看来他已失天下民心，认定他的强大是暂时的。故此，他随后向刘邦提出建议：

“今大王诚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诛！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义兵从思东归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为秦将，将秦子弟数岁矣，所杀亡不可胜计，又欺其觽降诸侯，至新安，项王诈坑秦降卒二十余万，唯独邯、欣、翳得脱，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强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爱也。大王之入武关，秋豪无所害，除秦苛法，与秦民约，法三章耳，秦民无不欲得大王王秦者。于诸侯之约，大王当王关中，关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职入汉中，秦民无不恨者。今大王举而东，三秦可传檄而定也！”①

这是一份著名的战略蓝图，相当于后世诸葛亮的“隆中对”，对当前的军事形势分析入微。整个蓝图中，韩信反复强调了一个事实：关中民心“姓”刘不“姓”项！

公元前206年春末，汉王入蜀，秋季，则举兵东出。短短的三四个光景，汉军不仅占据了关中整个地区，司马欣等人也率众归降！韩信的作用不可忽视。

第三步：萧何的后勤工作。

进入咸阳后，萧何第一时间将秦朝所有的文献图书档案全部搜集起来，故此，《史记•萧相国世家》云：“汉王所以具知天下□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萧何——翔锋注）具得秦图书也。”这是项羽阵营中不会出现的事情，即使是他的第一谋臣范增，也没有在入主关中后有相似的举动（包括言行）。听到项羽将自己封为“汉王”，置于穷山恶水的巴蜀地区后，刘邦大怒，打算攻击项羽，他的部下周勃、灌婴、樊哙等人都劝阻他。萧何为刘邦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后，建议说：“臣愿大王王汉中，养其民以致贤人，收用巴、蜀，还定三秦，天下可图也。”①汉王刘邦同意，于是到巴蜀意图日后再发展。公元前206年春末，刘邦东出关中，“（萧）何以丞相留收巴蜀，填抚谕告，使给军食”②。对于后方事宜，刘邦命萧何全权负责，萧何治法令，建宗庙社稷宫室县邑，对于突发事件，刘邦更是许以便宜行事。君王“用人不疑”的法则，最佳“案例”就是刘邦对萧何的信任了。及至后来辅助太子，供应军需，甚至刘邦屡败于项羽，萧何都能够不断向前线输送士卒及军用物资，关中这个根据地被萧何治理的井井有条。后方政局的稳定，以及财源上，后勤供应上，兵源补充等方面，刘邦的确有着项羽并不存在的优势。

这时候，我们再来考察项羽离开咸阳后，山东地区发生的事情。

第一：分封诸侯“不公”，导致山东诸地大乱。他将齐国的后人田市封为胶东王，以即墨为都城。而齐将田都曾经跟从楚军救援赵国，有功封为齐王，定都临菑。但是当两人前往齐国故地接管时，遇到田荣势力的抵抗。陈胜起义时，派大将周市攻打狄城，狄城人齐国贵族田儋举众相应，自立为齐王。田儋死后，他的堂弟田荣代领其众，但是在项梁征战时期，“数负项梁”②，又不肯出兵协同楚军进击秦朝，所以项羽没有晋封他。田荣赶走田都，杀死田市，自立为齐王。其时，有彭越势力，部众万余人，田荣与彭越势力共同作战，诛杀另一个项羽任命的济北王田安。项羽派出军队前往讨伐，结果失利。与此同时，素以友情深厚闻名的——“相与为刎颈交”③——陈馀和张耳出现了裂痕，原因是张耳晋封为常山王，而陈馀仅仅为成安君——这个称号并不是项羽给的。于是，陈馀联合田荣和原赵王赵歇，结成临时的军事同盟，共同对付张耳部队和楚军。

令人更为震惊的是：项羽本人也杀死了韩王韩成。不久，原燕王韩广不肯前往辽东，做那里的辽东王，新燕王臧荼击杀之，兼并了辽东地区。得知汉王东出后，项羽命郑昌为韩王，抗拒刘邦。

咸阳分封诸侯没有令天下太平，反而是战乱的开始！项羽在得到张良（这时已经再回到汉王阵营）的“汉王失职，欲得关中，如约即止，不敢东”②的解释和“齐欲与赵并灭楚”②的情报后，一心讨伐齐国，无暇西顾。

第二：暗杀义帝。义帝没有反抗能力，项羽命人暗杀他不仅是多此一举，反而被刘邦日后抓到了把柄。政治上的这一个失误没有使项羽名正言顺地成为皇帝。

第三：对战败的齐王田荣的辖区进行残暴的烧杀抢掠。“烧夷城郭、室屋，坑田荣降卒，系虏其老弱、妇女，所过多所残灭。齐民相聚叛之”②。虽然存在一种可能，大概汉朝的史书对项羽多所贬抑吧。不过，到公元前205年的夏季，刘邦平定关中已经将近一年了，项羽都未能抽空对付这个劲敌，我们就知道他正在忙于镇压山东诸地的叛乱了。言下之意，他的后方不稳定，田荣虽死，其弟田横又卷土重来！

第四：在刘邦阵营表现为：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项羽阵营则表现为：不断的叛乱。这种对比很强烈，虽然楚军主力部队的战斗力很强，但是当韩信为刘邦提出当前的战略蓝图并付诸实施时，项羽部队就处于一个比较被动的境地。汉军的战略蓝图是这样的：汉军分成两部分，刘邦亲率一部，在荥阳与楚军主力周旋；韩信则另率部队北伐燕、代，然后东击齐国，对楚军进行战略上的迂回包抄。与此同时，刘邦命随何前往联络南方的九江王英布，令其背叛霸王。随何这个出色的外交家终于完成了刘邦的任务，英布的参战，牵制着项羽的一部分兵力。

地图显示：北方和东方，有韩信势力；南方，是英布势力；西部和中原偏西，是刘邦势力。项羽已经陷于三面包围圈里。

虽然英布最终失败投奔刘邦，但是刘邦已经争取到几个月的时间。北方的韩信出奇计，“背水一战”，击跨了赵国军队。

即使在楚汉战争的前期，项羽也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而且，我们还发现这一段记载：“关中大饥，米斛万钱，人相食。”②这是发生在公元前205年夏季的事情，但是却没有成为刘邦的致命伤。项羽强盛的兵力好像只存在于“演义者”的口中，他虽然将进犯彭城的汉军击溃，又将英布势力消灭，不过，只是在荥阳和刘邦僵持，终其一生，再也没有进入关中！相反，刘邦在楚汉战争前期还进攻过他的都城彭城！

五、结论

刘邦战胜项羽，我们考察了楚汉战争前期他们的战略上、政治上、军事上和组织管理上等几个因素。

在战略上，沛公刘邦建立了一块相对稳定的能够提供兵源和粮食的根据地——川蜀及关中。萧何则是其战略中起到重要作用的第一谋臣。而项羽内部相当混乱，也没有哪一位重要的谋臣能够为他稳定后方。

政治思想上，刘邦不仅通过“王朝天命论”向世人证实自己是天命所归，更重要的是他在他的根据地实行了一系列旨在得到人民支持的措施（最明显的是“约法三章”），从而树立了很高的民望；他随着与项羽的战事的开展，通过外交及必要的“政治阴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瓦解或离间敌人的内部团结。陈平和随何则是实行这一措施的代表人物。项羽阵营没有培养相应的出色的外交人才。

军事上，我们先前对韩信的记述，以及对刘邦对军队的放权、收权（见下面的分析）等有效的、成功的控制的考察，就可以得到“刘邦胜出”的必然性。项羽也有猛将龙且、钟离昧等，可是与韩信相比，只能望其项背！

组织管理上，其实就是上述几个方面的总括，“三杰”忠实而有才能，分别承担作战、行政、思想意识及经济领域等方面的任务，这些任务的开展及最终的完成，既是消灭项羽的基础和后盾，又为开创王朝，接管政权做好了准备。

最后，我们来简单地讨论一下他们的个人气质。

刘邦的确工于心计，但是他的最后胜出得益于他对张良、萧何和韩信的绝对信任，但又处处提防自领一军的韩信。公元前205年，刘邦在成皋失利，与萧何逃往修武的韩信及张耳大营，这是刘邦最脆弱的时刻，如果韩信有异心，自立或者擒杀刘邦投降项羽，刘邦其人从此消失。所以，刘邦“自称汉使，驰入壁。张耳、韩信未起，即其卧，夺其印符，麾召诸将易

《史记》与《汉书》

第一节 司马迁的生平与《史记》

1、司马迁的生平与《史记》写作

司马迁（前145—前87），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在他手里完成这样一部划时代的历史著作，与当时时代和个人的经历等主客观的因素是分不开的。

首先，得益于家庭影响。他父亲司马谈向当时天文、易学、道论的专家学习过，曾写过《论六家要旨》的论文。司马迁深受这个学术空气浓厚家庭的熏陶，幼年时除参加部分劳动外，即开始学习当时的通行文字——隶书；武帝即位后，司马谈被任为太史令，举家迁居长安，他又学习“古文”（即秦以前的文字），向当时经学大师董仲舒学习公羊派《春秋》，向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这些知识准备对于写作《史记》十分重要。

其次，司马迁进行了大量的录访搜集阅读考订史料的工作，对社会政治事件有亲身的体会和实感。二十岁时有过一段漫游大江南北的壮举，在漫游中已开始注意寻访历史遗迹，搜集人物的传闻。例如到淮阴，搜集有关韩信的传说；到沛县、丰县一带，搜集了刘邦及曹参、萧何等人的史料；到河南开封考察了夷门监侯赢供职的地方，弄清所谓夷门即大梁（今开封）的东门等等。

漫游后仕为郎中，侍从武帝巡狩、封禅，使他接触了更多的祖国山川，目睹封建王朝的礼仪典礼，还曾参加武帝亲自带头的堵黄河决口的壮举，获得写河渠书的第一手资料。他又曾奉使西南夷，接触了西南少数民族的历史和生活，对于写作《西南夷列传》无疑起了很好的作用。

当司马谈病逝后，司马迁继任太史令，此后有条件接触“金匮石室之书”，即皇家所藏的书史及档案。

第三，时代思潮的影响。武帝的独尊儒术，儒家思想得到广泛的传播。儒家重视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孔子个人就在鲁史的基础上编修了《春秋》，寓议论于史事之中。这对司马迁颇有影响，司马迁将写作《史记》与孔子作《春秋》相比。

同时，这与司马迁的要求也不无关系。元封元年（前110年）司马谈随武帝封泰山，因病滞留洛阳，司马迁出使西南夷归来要向武帝述职。赶到洛阳时，见到垂危父亲，父亲谆谆嘱托要他完成自己著述史书而未能完成的事业，司马迁在父亲面前作了保证。司马迁从此把著述历史作为个人的最高理想，蒙挫受折坚持不懈。

大概在太初元年（前104）司马迁主持了改历工作以后就开始写作《史记》，这年他四十二岁。至天汉二年（前99年），他为兵败投降匈奴的李陵说了几句公道话，触怒汉武帝，竟被处以宫刑。此后他隐忍苟活，发愤著述，为了完成《史记》的创作而顽强奋斗，大约到太始四年（前93年）基本成书。再后的情况无史料可考，据推测可能卒于武帝末年。

2、《史记》体例

史记》是一部通史，上起黄帝下至武帝，记述了三千年的历史发展情况。它开创了我国第一部“纪传体”史书体裁，全书包括十二本纪、八书、十表、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一百三十篇。

“本纪”记帝王之事，叙述历代最高统治者的政迹，一般采用编年的写法；“表”是各个历史时期的大事记，是全书叙事的联络和补充；“书”分别叙述天文、历法、水利、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发展和现状；“世家”主要叙述贵族侯王的历史；“列传”主要是各种不同类型、不同阶层、不同职业人物的传记，其中还记述了国外和国内少数发展的发展历史。

3、《史记》的人民性

司马迁在写人物传记时饱蘸了感情，表现出鲜明的倾向。对于最高统治者的残忍、欺诈、虚伪等丑恶的本质，总是通过一定方式加以揭露。如刘邦是汉代的开国君主，司马迁在肯定他推翻暴秦结束楚汉战争的战乱，统一国家的业绩外，也在有关人物的传记中将刘邦身上不光彩的阴暗东西暴露无遗。如在《项羽本纪》中通过两人在斗争中的各自表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刘邦与项羽的作战，没有不失败的，他显得是那样的怯懦、猥琐和无能。在《留侯世家》等传记中写了他的贪财好色，在《萧相国世家》《淮阴侯列传》里写了他的猜忌杀害功臣的残忍本性。即使本朝的皇帝他也没有讳忌，如揭露武帝信用酷吏残害人民、愚蠢地迷信神仙言士等。

对官僚集团、贵族阶级的尔虞我诈，以势相倾的种种实情，描写得入木三分。如《魏其武安侯列传》中写窦婴与田蚡的种种矛盾明争暗斗，揭露了这一阶级的世态炎凉和他们的阴暗心理。由于司马迁的《史记》敢于面对现实，无情地暴露统治阶级的本质，赢得了“实录”的称誉。

司马迁将人民聚众反抗放在酷吏残酷压迫的背景上来表现，承认其合理性、正义性，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阶级局限。对于我国第一次农民起义——陈涉起义，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和热情的赞颂，对于陈涉的失败，司马迁也作了较全面的总结。对于项羽为推翻暴秦作出的巨大贡献，司马迁加以讴歌，对他的暴虐和杀戮无辜则给予了批判。

司马迁肯定英雄在历史上的巨大作用的同时，也隐约认识到各行各业的优秀分子对于推动历史的促进作用。《史记》中为工商业者、医生、侠客、儒生、辩士都立了传，承认他们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司马迁对触犯封建阶级法律的游侠是肯定的，因为象朱家、郭解那样的游侠“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在当时成为抑制豪强拯民危难的一种社会力量。记叙统治集团中的人物，司马迁也以他们对民众的态度去衡量，李广将军获得了司马迁的赞颂，赞颂的基点就是放在他的爱兵如子上。

《史记》中写了一系列的爱国英雄，如蔺相如“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的高风亮节，廉颇为了赵国利益勇于改过，都获得了司马迁的热情讴歌。这些形象到今天都还是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的好教材。

4、《史记》人物描写的艺术手法

1）人物置于矛盾冲突的旋涡之中，通过他们各自的行动显示性格特征。如《项羽本纪》中“鸿门宴”一节，是消灭秦帝国后起义军中两个集团的内部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后的第一次面对面的较量。在刀光剑影中纠集着项羽集团和刘邦集团的矛盾，项羽集团内部主战、主和派的斗争，项羽是这些矛盾的结集点。从项羽对种种矛盾的处置，显示出他的幼稚、仁慈、坦率种种心理因素，而刘邦在这一场面中也显示了他的灵活、狡诈的性格特点。《魏其武安侯列传》中“庭辩”一节，田蚡、窦婴双方的矛盾达到白热化的程度，朝中的大臣在这一矛盾冲突中每人作了表演：韩安国世故圆滑，既说窦婴对，又肯定田蚡，将矛盾上交，“唯明主裁之”；郑当时开始说窦婴有理，后又不敢坚持。笔墨不多，却勾划出官僚们的面貌。

2）司马迁也善于选取富有表现力的生活细节，揭示人物的性格及内心世界。如写石庆“为太仆，御出，上问车中几马？庆以策数马毕，举手曰‘六马’。”通过这一小事，石庆的谨小慎微的性格以及伴君如伴虎的心情，跃然纸上。

3）多角度地烘托突出主要人物的性格。如对信陵君的刻画，作者重点写了他亲迎侯生的面，通过侯生毫不谦让直上公子上座，侯生故意久立市中以微察公子，写市人皆观公子执辔，写公子从骑者窃骂侯生，写宾客们的惊讶，就是通过这些不同人物的不同态度，突出信陵君谦恭下士的性格特点。

4）通过人物的对话、独白，成功地显示了人物的性格和声音笑貌。如写刘邦和项羽都见过秦始皇的出行，项羽在观秦始皇渡浙江时，脱口而出说：“彼可取而代也”，显示出他的雄心勃勃，又看出他的无所顾忌、心口如一的坦率性格；而当刘邦在咸阳见到秦始皇出行场面时却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说得委婉曲折，垂涎于至尊之位的心思也揭示无遗。在《张丞相列传》中以“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虽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将周昌口吃的样子写得惟妙惟肖。

司马迁在写人物传记时，为避免重复，经常使用“互见法”。同样一件事涉及好几个人物时，在一处详叙，在别处就略而不叙，有时以“语在某某事中”标出。这种“互见法”不仅避免了重复，对于突出人物的主要性格也有作用。如在《项羽本纪》中主要突出项羽的喑呜叱咤、气盖一世的性格特征；而与这一主要特征相矛盾的其他方面，则放在别人传记中补充叙述，既突出主导的性格特征，又免得顾此失彼，达到了性格的完整化。

史记的文学成就

《史记》是一部史学名著，又是一部文学名著。前面介绍先秦历史著作时，我们说这些历史著作中包涵着或多或少的文学因素、文学成分；而对于《史记》，这样说是远远不够的。

因为《史记》的写作，具有文学方面的动机，所以这一部史书本身，就兼有文学的性质。

司马迁本人，是有着浪漫的诗人气质的。从《报任安书》和《史记》中，处处可以看到他富于同情心、感情强烈而容易冲动的性格特点。他由李陵事件而遇祸，也是一场性格的悲剧。因为无论从私交还是从官职来说，他都不负有为李陵辩护的义务。西汉末的扬雄说：“子长多爱，爱奇也。”（《法言》）也是看到了司马迁浪漫的诗人气质。

《史记》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写作的目标，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这不仅意味着总结历史、记载史实，而且也意味着通过大量历史人物（其中有许多是作者同时代的人物）的活动，形象地反映和推究人类的生存方式，人类在世界中的地位，人类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困境。这些也正是文学的根本目的。只不过《史记》作为历史著作，在虚构方面受到较多的限制。

《史记》还具有抒发情怀的目的。《报任安书》中，把《周易》、《诗经》、《离骚》等等，归结为“大抵皆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由此提出了“发愤著书”之说。这种说法不一定完全符合于他所列举的古人著述的实情，但完全符合于《史记》的实情。《史记》在叙述历史人物事迹的同时，处处渗透了作者自身的人生感受，内心的痛苦和郁闷，这就是我们千年之下读《史记》仍不能不为之感动的关键。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后者也正是从这一点着眼的。

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史记》使用了大量的文学手段，达到了很高的文学成就。以下，我们从它的叙事艺术、人物形象塑造艺术和语言艺术三方面加以介绍。应该说明，《史记》的核心部分——本纪、世家、列传，基本上由人物传记构成，它既有很强的故事性、戏剧性，又通过这些故事来塑造人物形象。所以，所谓叙事艺术和人物形象塑造的艺术，本来是无法一分为二的。只是为了表述的方便，我们先从总体上分析《史记》叙事的方式和艺术特点，然后再分析它如何塑造人物。

在《史记》以前，中国的叙事文学已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先秦历史著作中已有颇为庞大的战争场面的描写和较为复杂的历史事件的叙述，其中也包含不少生动有趣的故事，这为《史记》提供了一定的基础。但是，先秦史家的主要兴趣，还在于首尾完整地记述历史事件，并通过这些事件来表达政治和伦理评判，其叙事态度主要是史学性的。司马迁则除了记述历史事件以外，具有更强烈的要努力再现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场景和人物活动的意识；除了政治和伦理评判以外，具有更强烈的从多方面反映人类生活的意识。所以他的叙事态度，有很明显的文学性。

《史记》的叙事方式，基本上是第三人称的客观叙述。司马迁作为叙述者，几乎完全站在事件之外，只是在最后的“论赞”部分，才作为评论者直接登场，表示自己的看法。这种方式，为自如地展开叙述和设置场景提供了广阔的回旋余地。但是，所谓客观叙述，并不是不包含作者的立场和倾向，只是不显露出来而已。通过历史事件的展开，通过不同人物在其历史活动中的对比，实际也体现了叙述者的感情倾向。这就是前人所说的“寓褒贬于叙事之中”。这种含而不露的褒贬，是经由文学的感染来传达的。

为了再现历史上的场景和人物活动，《史记》很多传记，是用一系列栩栩如生的故事构成的。如信陵君的传是由亲迎侯生、窃符救赵、从博徒卖浆者流游等故事构成的；廉颇和蔺相如的传是由完璧归赵、渑池会、负荆请罪等故事构成的；孙武的传主体是吴宫教战的故事；孙膑的传包含教田忌赌马、马陵道破杀庞涓等故事……。这种情况非常普遍，不胜枚举。众多大大小小的故事，构成了《史记》文学性的基础。虽然先秦历史著作中也包含有故事成分，但同《史记》相比，不但数量少得多，而且除了《战国策》中少数几个故事，也显得简陋得多。以后的历史著作，也不再有《史记》那样的情况①，这是《史记》在中国众多的史籍中特别具有文学魅力的原因之一。

①这里也有史学和文学逐渐分离的必然因素。

《史记》的故事，又有不少是富于戏剧性的。司马迁似乎很喜欢在逼真的场景、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展开他的故事，由书中人物自己直接行动以表现自己，使读者几乎忘记了叙述者的存在。如《李将军列传》中的一个场景：

（李广）尝夜从一骑出，从人田间饮。还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广。广骑曰：“故李将军。”尉曰：“今将军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广宿亭下。

这像是一个很好的戏剧小品。另外，像著名的“鸿门宴”故事，简直是一场高潮迭起、扣人心弦的独幕剧。人物的出场、退场，神情、动作、对话，乃至坐位的朝向，都交代得一清二楚。这段故事不需要花多少力气，就可以改写成真正的戏剧作品在舞台上演出。这一类戏剧性的故事，具有很多优点：一则具有逼真的文学表现效果；二则避免了冗长松缓的叙述，具有紧张性，由此产生文学所需要的激活力；三则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最容易展示人物的性格。

《史记》以“实录”著称，这是指司马迁具有严肃的史学态度，不虚饰、不隐讳。但他的笔下那些栩栩如生的故事，不可能完全是真实的。为了追求生动逼真的艺术效果，追求对于读者的感染力，他运用了很多传说性的材料，也必然在细节方面进行虚构。这是典型的文学叙述方法。

另外，《史记》所创造的“互见法”，也同时具有史学与文学两方面的意义。所谓“互见法”，即是将一个人的事迹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而以其本传为主；或将同一件事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而以一个地方的叙述为主。司马迁运用此法、不仅是为了避免重复。为了使每一篇传记都有审美意味上的统一性，使传主的形象具有艺术上的完整性，就必须在每一篇传记中只写人物的主要特征和主要经历，而为了使整部《史记》又具有史学意义上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就必须在其他地方补写出人物的次要特征和次要经历。这是人物互见法的意义。因为《史记》是以人物为本位的，往往需要在许多人的传记中涉及同一件事，为了避免重复而又能把事件叙述清楚，司马迁就在不同的传记中从不同的角度叙述同一件事，这样就既突出了每个人在这事件中的作用，又不致给人以重复之感。这是事件互见法的意义。通过人物和事件的互见法，司马迁使《史记》既有了史学的可信性，又有了文学的可读性。

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过去的著作也已有所积累。在《左传》中，可以看到若干有一定个性的人物形象；到了《战国策》，人物的描写更为细致，性格也更为鲜明。但由于它们以历史事件为本位，人物的描写只是片断地散见于叙事之中，缺乏完整性。另外，像《晏子春秋》专写一人之事，也很值得注意。不过，它也只是把晏子的许多故事结集在一起，相互之间没有内在的联系。总之，在汉代以前，还没有出现完整的人物传记，人物形象的刻画，总的说来也还比较简略。《史记》在这样的基础上，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把中国文学塑造人物形象的艺术，提高到一个划时代的新高度。

从总体上说，《史记》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具有数量众多、类型丰富、个性较鲜明三大特点。它以大量的个人传记组合成一部宏伟的历史，其中写得比较成功、能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如项羽、刘邦、张良、韩信、李斯、屈原、孙武、荆轲等等，就有近百个。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这些人物来自社会的各种阶层，从事各不相同的活动，经历了不同的人生命运。从帝王到平民，有成功者有失败者，有刚烈的英雄，有无耻的小人，共同组成了一条丰富多采的人物画廊。这些人物又各有较鲜明的个性。不同身份、不同经历的人物固然是相互区别的，身份和经历相似的人物，也并不相互混淆。张良、陈平同为刘邦手下的智谋之士，一则洁身自好，一则不修细节；武帝任用的酷吏，有贪污的也有清廉的……。凡此种种，在给予我们历史知识的同时，又给予我们丰富的人生体验。

对各种历史人物，司马迁亦有偏爱。那就是“好奇”，就是喜爱非凡的、具有旺盛生命力与出众才华的人物。那些奋起草莽而王天下的起义者，那些看上去怯懦无能而胸怀大志的英雄，那些不居权位而声震人主的侠士，那些胆识过人、无往不胜的将帅，那些血溅五步的刺客，那些运筹帷幄、智谋百出的文弱书生，乃至富可敌国的寡妇，敢于同情人私奔的漂亮女子……，这些非凡的人物，构成《史记》中最精彩最重要的部分。因此《史记》洋溢着浪漫的情调，充满传奇色彩。尤其将秦汉历史剧变之际人物的传记合起来作为一个单独的部分来读，真是像一部英雄史诗。

在描写人物一生的过程中，司马迁特别注重表现人物命运的巨大变化，如写那些建功立业的大人物，常写他们在卑贱时如何受人轻视的情形；而写那些不得善终的大人物，又常写他们在得志时是如何地不可一世的情形。前者如刘邦、韩信、苏秦，后者如项羽、李斯、田横。又在这变化过程中，充分暴露出当时人的诸如势利、报复心之类普遍的弱点。如刘邦微贱时嫂子不给他饭吃，父亲也不喜欢他，成功之后刘邦不肯忘记把他们嘲弄一番；李广免职时受到霸陵尉的轻蔑，复职后他就借故杀了霸陵尉；韩安国得罪下狱，小小狱卒对他作威作福，他东山再起后，特地把狱卒召来，旧事重提……。这些命运变化和恩怨相报的故事，最能够表现人与环境、地位的关系，揭示出人性的复杂性。

司马迁非常清楚地知道：迎合社会、迎合世俗的人，往往得到幸福；反之，则容易遭遇不幸。他常常用比较的方法，表现他的这种看法。如《苏秦列传》写才能杰出的苏秦被人刺死，他的平庸的弟弟苏代、苏厉却得享天年；《平津侯主父偃列传》写主父偃锋芒毕露而遭到灭族，公孙弘深衷厚貌却安享富贵尊荣……。但司马迁绝不赞美平庸、苟且、委琐的人生。《史记》中写得最为壮丽动人的，是英雄人物的悲剧命运。《项羽本纪》写项羽最后失败自杀，竟用了一二千字，作为历史记载，可以说毫无必要；作为文学作品，却有一种淋漓酣畅的效果。项羽在可以逃脱的机会中，因无颜见江东父老，拔剑向颈；李广并无必死之罪，只因不愿以久经征战的余生受辱于刀笔吏，横刀自刎；屈原为了崇高的理想抱石沉江……。在这种反复出现的悲剧场面中，司马迁表现了崇高的人对命运的强烈的抗争。他告诉人们：即使命运是不可战胜的，人的意志也同样是不可屈服的。我们从中看到汉武帝时代的文化中那种壮烈的人生精神，为之感叹再三。

对于《史记》所描写的人物，人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他们面目活现，神情毕露，如日本近代学者斋滕正谦所说：“读一部《史记》，如直接当时人，亲睹其事，亲闻其语，使人乍喜乍愕，乍惧乍泣，不能自止。”（《史记会注考证》引《拙堂文话》）这种艺术效果是如何形成的呢？

首先，《史记》注意并善于描写人物的外貌和神情，使得人物形象具有可视性。如写张良“状貌如妇人好女”，李广“为人长，猿臂”，蔡泽“易鼻、巨肩、魋颜、蹙齃、膝挛”等等，虽然比较简单，却各有特征。而且司马迁很少单纯地描写人物外貌，而总是同人物的性格有某种或隐或显的联系，所以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譬如读过张良的传，我们很难忘记他的“如妇人好女”的相貌。神情的描写则比比皆是。《廉颇蔺相如列传》写蔺相如使秦，秦王欲强夺和氏璧，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击柱”，“张目叱之，左右皆靡”，“怒发上冲冠”，好像可以亲眼看到一样。

生活细节的描写，是文学作品塑造人物形象、表现人物性格、展现其内心世界的基本手段。这在一般历史著作中出现很少，在《史记》中却相当多。《李斯列传》一开始就是这样一段：

（李斯）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臂如鼠矣，在所自处耳！”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

单纯从史学角度来看，这种细琐小事是毫无价值的。但从文学角度来看，却是非常具体而深刻地揭示了李斯的性格特征、人生追求。又如张汤儿时劾鼠如老吏，刘邦微时的豪放无赖，陈平为乡人分割祭肉想到宰割天下等等，都是由细琐的事件呈现人物的性格，避免抽象的人物评述。自然，在这种描写中，难免有传说和虚构的成分。

对话往往最能活生生地体现人物的生活经历、文化修养、社会地位，也为《史记》所注重，有许多优秀的例子。刘邦、项羽微时见秦始皇巡游的威仪，各说了一句不甘于自己地位的表白。刘邦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是也！”多有羡慕；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也！”则更多仇恨与野心，可以看出他们当时不同的处境。韩安国下狱为狱卒所辱，他以“死灰岂不复然”威胁狱卒，狱卒大言不惭地说：“然即溺（尿）之！”活现出小人物在可以欺凌大人物时不顾一切的粗野和痛快。《陈涉世家》写陈胜称王后，旧日种田时的伙伴见了他的宫殿，惊叹说“夥颐！涉之为王沉沉者！”用了乡间的土语，表现说话人的质朴鲁莽，也是非常生动逼真的。

前已提及，戏剧性的场景，也是展示人物性格的绝好手段。因为在尖锐的矛盾冲突的焦点上，各种人物都依据自己的利益立场、处世习惯、智慧和能力、与他人的关系，紧张地活动着，既各显本色，又彼此对照，个性能够表现得格外鲜明。如在“鸿门宴”一节，我们可以那样清楚地看到刘邦的圆滑柔韧，张良的机智沉着，项羽的坦直粗率，樊哙的忠诚勇猛，项伯的老实迂腐，范增的果断急躁。同样的例子，还有荆轲刺秦、钜鹿之战、窦婴宴田豳等等。司马迁是喜欢把人物放在这样的场景中来表现的。

总的说来，司马迁描绘人物形象，主要是在具体的行动中，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在人物的命运变化中，在不同人物之间的对比中完成的；由于司马迁对各种人物都有深刻的观察，对人的天性及其在不同环境、地位上的变化有深刻的体验，这些人物形象才能如此活跃而富有生气地浮现在我们面前。

《史记》的语言艺术，也历来受到人们的推崇，被尊为典范，代表了骈文出现以前所谓“古文”的最高成就。

从战国诸子的文章、纵横家的游说之辞，到汉代一些代表性作家如邹阳、枚乘、贾谊等人的散文，可以看到铺张排比被作为一种普遍的手段。司马迁在吸取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抛弃了铺张排比，形成淳朴简洁、疏宕从容、变化多端、通俗流畅的散文风格。《史记》中极少用骈俪句法，文句看起来似乎是不太经意的，偶尔甚至有些语病，却很有韵致、很有生气。因为司马迁在叙述中始终是倾注情感的，根据不同的场面，出于不同的心情，语调有时短截急促，有时疏缓从容，有时沉重，有时轻快，有时幽默，有时庄肃，具有很强的感染力。

司马迁对古代语言和现实生活中的语言都有很高的修养，并且善于把两者融合成统一的整体。他引用古代史料，都经过适当处理。对最古老的、同当时语言已经差距很大的《尚书》，是彻底的译写；对《左传》、《国语》，有很多的改动；对同当时语言最接近的《战国策》，则主要是作剪裁功夫，有时也大段抄录。《史记》基本上属于书面语，但同当时的口语距离并不很远。书中还广泛引用了许多民谚民谣，如《李将军列传》中的“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形容李广不善言辞而深得他人敬重，既富于概括性，又富于生活气息。此外，前面说到《史记》写人物对话，常使用日常生活中的口语，也增加了语言的生气。后人把《史记》的文章作为一种典范来学习，但不少人忽略了《史记》语言的主要特色，就在于它充满情感、富于生气

参考一下吧。。

如果项羽穿越到三国，那么他的武力和权谋会排在什么水平呢？

西楚霸王项羽，当初和汉高祖刘邦角逐天下的英雄人物，尽管失败了，但是后人对于项羽的赞美和敬佩却始终没有停止过：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力拔山兮气盖世”、“空歌拔山力，羞作渡江人”……

如果把项羽放到三国里，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水平呢？

这个问题就很尖锐，因为不好分析，毕竟不是一个时代的人物，分析低了项羽迷们不满意，分析高了三国迷们不高兴。所以我只能尽可能地表达我自己的看法，仅仅代表个人，我们在武将、谋士、领导者三个角度来体现项羽的综合水平。

这种事情没有发生在项羽身上，项羽一个人就把殷通百十号人全部杀死，士兵看到项羽都是哆哆嗦嗦的不敢靠前。等到项羽被围困致死，也从来没有人敢于媲美项羽之威，死了依旧被人敬畏，可见项羽给人的压迫感比吕布要大得多。

项羽作为武将，论个人作战能力和领兵作战能力都是无出其右的存在。其次，谋士的角度，这个项羽就有点尴尬了，因为三国时代是中华历史上谋士喷发的一年，项羽的谋略放到三国还真有点看不到别人的后尾灯。项羽是战术上的天才，但是是战略上的矮子，有点过于自大了，认为自己的武力可以碾压一切，这其实就非常不理智了。

尤其是鸿门宴上被刘邦马屁一拍，整个人就飘起来了，范增多次出谋划策让项羽除掉刘邦，但是项羽拘泥于“武德道义，以德服人。”放走了刘邦。可以说项羽的目光还是比较短浅的，谋政事不如诸葛亮、鲁肃，谋军事不如法正、荀攸。并且百战百胜的战绩更让项羽蒙蔽了双眼，甚至项羽都有点无视计谋了，认为自己有绝对的实力，碾压一切，所以我认为项羽是不够聪明的，在谋略上有很大的不足。

最后，领导者角度，我个人认为，一个优秀的领导者在谋略方面也会差到哪去，但是一个优秀的谋士不一定会是一个优秀的领导者。正因如此项羽是一个将才不是一个帅才，他谋略大局上的短板限制了他做一个优秀的领导者。

所以我认为项羽在三国里算一个中等偏上的领导者，一个水平偏低的谋士，一个无出其右的武将，综合实力大于刘表、袁绍之流，但是不及曹操、孙坚，也就是说项羽胜于军事，败于政治。

但是如果项羽有袁绍的初始实力，我感觉官渡之战可能也没曹操什么事了，干就完了玩什么计谋？

项羽和刘邦经过4年的楚汉之争，最后提出议和，在鸿沟划界，以东归楚，以西归汉，互不侵犯，，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楚河汉界，项羽在回去的路上却没有设防，韩信带兵突然攻击项羽的部队，项羽被围垓下，突围，自刎。

钟离昧身材高壮，刚烈威严，肤色黑铜，沉毅刚劲，在项羽帐下，战功赫赫，刘邦一直对其耿耿于怀，在刘邦屡屡离间项羽和其手下的情况下，即使不再受项羽重用，但钟离昧依然跟随着项羽。可见其忠勇，与韩信私交不错，在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