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还是一万年中国文明史新探

中国文明史有多长？传统说法是五千年。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有了新的发现，表明北方和南方的一些文明起源于5000多年前。1997年8月，“第四届海峡两岸历史学家中华民族史学术研讨会”提出了“中华文明史可以追溯到一万年前”的论点。会后，作者与台湾省著名历史学家黄大寿教授共同起草的《重写中华古史建议书》，主张中国古代史应写在一万年前。这一建议得到了国内外100多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和民俗学家的签名和认可，并公开发表。现将讨论这一问题的过程总结发表，以飨国内外专家和读者。

五年制理论探源

近百年来，提到自己的历史，我们会说“五千年”“中华文明五千年”。如果要问5000年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我们可以肯定的回答：是传统说法，沿袭了司马迁《史记》年的一句老话，黄帝是古史之始，没有其他出处。因为一百年前，中国的考古工作还没有开始，用碳十四测定古物年代的方法还没有发明出来，一些西方学者

黄帝生活在五千年前。这话是司马迁说的吗？没有，司马迁写《史记》，没有把黄三列出来，而是把黄帝列在《五帝本纪》的最上面，把黄帝作为我们人类的始祖，这很好。至于黄帝在世的具体时间，他没有说。公元《史记。三代世表》年，他说：“黄帝在位已经几年了。但是，没有记录《五帝本纪》年。大概是他认为那些年的数字不靠谱，所以不采纳，说明他学术研究严谨，对没有根据的史料不轻言。在这种情况下，后人所用的黄帝时代的年份是从哪里来的？

现在一些历史工具书都有国内外重大事件的年表，包括黄帝在位的年数。根据《辞海》所附的《辛亥革命所用黄帝时代对照表》的解释，这个年限的来源如下：

“在每个日历年，《民报》年被大多数革命者接受。武昌起义后，湖北军政府的文告以此为依据，各省响应的文告也采用了这一理论。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通电各省，黄帝四六九年为民国元年。」

但是《民报》这个年龄是从哪里来的呢？最初是根据古籍中的相关数字推算出来的。这个计算的过程是：

首先，根据宋代《邵雍《皇极经世》一书，姚元年称为年，然后鲁确定这一年相当于公元前2357年。也就是说，邵不是一个历史学家，而是一个精通象数研究的哲学家。又是一本“舒舒”的书，其可信度可想而知。而且所谓的“审查认定”缺乏可靠的数据。

第二，已知尧元年为公元前2357年，根据晋代皇甫谧《皇极经世》年的推算，认为尧之上有五帝，历时341年。其中黄帝在位100年，少昊金天石在位84年，颛顼列文在位78年，帝喾高辛在位70年，知止在位9年。照此推算，黄帝元年应为公元前2698年。这个皇甫谧不是历史学家，是晋代的医生，精通针灸。他的书《帝王世纪》是业余作品。是否可信，要看五帝在位的年份，我们不难推测。别说这是五帝在位的年数，就说五帝的寿命，也很难让人相信

所谓“黄帝时代”只是一个大胆的猜测，没有可信的依据。从公元前2698年到今年，有4697年，不到5000年，将近5000年，这才是“5000年”理论的真正来源。年，采用黄帝时代，不过是“古为今用”。是清末革命党出于“驱逐鞑靼，恢复中国”的宣传需要而提出的。没有经过仔细核实，所以肯定不可信。

除了传统的老故事，千年故事还有什么新意？有人可能会提出，中国东北的红山文化遗址只有5000年的历史，中国著名考古学家苏也说，这是一个有5000年历史的古国。但这些新理论都是八九十年代才出现的，“五千年”说是从辛亥革命开始的。所以传统古语是五千年古语的唯一来源。

以黄帝为古史开端的缺失

司马迁罚于，辛辛苦苦写书，成家立业，开创了一种沿用千年的文体。树立榜样是必不可少的。这是以整个《帝王世纪》来说的。但以黄帝为古史开端，则颇有欠缺。我们真诚地不想批判古人，但为了探究古代历史的真相，我们不能不讨论它的不足。

司马迁无视黄帝之前起源于南方的伏羲、神农，尊起源于西北相对较晚的黄帝为人文始祖，为古史之始。不管出于什么原因，黄帝是古史开端的说法脱离了历史的真相，给后人留下了至少两个后遗症。

一是中国文明和历史的一元论。创造了一个祖先——黄帝，一条母亲河——黄河，一个发源地——中原的历史观。这与历史事实不符。且不说近几十年的考古发现已经彻底打破了这种一元论，就是在考古工作尚未开始，老一辈学者还在根据古籍考证古史的时候，孟在《民报》一书中指出，汉民族是由河洛、江汉、海岱三个民族融合而成的。许老师在《史记》一书中指出，汉族是由华夏、东夷、苗蛮三个族群融合而成的。此后，林老师的《古史甄微》将汉族的起源确定为四位一体——华夏、东夷、百越民族的融合。不管是三合一还是四合一，都不是一块钱。

建立了一元史观的司马迁，却要为人类始祖黄帝编造家谱，让原本属于不同民族的古代圣贤君王都被定位为黄帝后裔，这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中确实是失败的。《中国民族史》年，他已经承认“百家谈黄帝，散文不羁，士族教师难言”。他想起了黄帝的事迹，只好“选字特别雅的那一个”。他怎么能为这样默默无闻的传奇人物编造家谱呢！为传奇人物编家谱既无必要，也无可能。《史记》和《五帝本纪》编造的黄帝家谱都不能自圆其说。比如，尧、禹是黄帝的第四孙，舜是第八孙。结果闹了一个大笑话，就是舜把尧的女儿嫁给了他的曾祖母，舜让位于他的第四个祖父母。很难把不同地区属于不同民族的著名人物全部排列成一个人的后代，做一个滴水不漏的谱系表。就算能做到，也和史实无关，只是玩文字游戏。

二是设置限制，割断历史。如果你写历史，你应该从头开始。写一个人的传记，应该从出生开始，而不是从他成功的那一刻开始。世界上很多民族都有自己的神话传说，会被记载在自己民族的史书里。只有《史记》不一样，既没有神话，也没有传说。开头第一句就是“黄帝，少典之子”。“这个‘黄帝’就是‘抚众’的天子，和司马迁生存时代的汉武是同一个‘抚众’的天子。这样的话，黄帝之前的中华文明史就被切断了，中华民族的童年也就被切断了。许多美丽动人的神话和多彩的传说，在《大戴礼记。帝系篇》里是找不到的。以前我们文学界有一种讨论，认为中国古代缺少神和史诗。与丰富的希腊神话相比，我们的短篇小说《龚宇移山》、《精卫填海》就逊色了。A《史记》只是一本世界各地的民歌选集。自然是赶不上别人唱了几个月的壮丽史诗。就我们的历史记载来看，确实是这样。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向人民，在少数民族，尤其是南方的少数民族中寻找，我们会惊讶地感到，有丰富的神话和史诗保存在民间，停留在口头上。过去不为人知，是因为“正史”不被接受和认可。这本该是宠儿的杰作，结果却成了弃儿。

以黄帝为古史开端的框架，就是自己设置限制，割断历史。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在建立一个王朝、一个国家之前，都要有一个漫长的文明发展和民族形成的历史。自从我们的历史书是黄帝写的，文明史和民族形成史就被切断了。每个民族都有悠久的母系社会历史。我们的史书已经从进入父系社会的黄帝开始写了，之前的母系社会的历史已经断绝了。在中华民族的历史舞台上，第一主角黄帝被描绘成一个垂手拱衣，统治天下的大帝。所有的发明创造都集中在他一个人身上，所有的文化和治国的武功都记载在他的账上。是不是太突然了？就像民间传说中的“老子”，一出生就是一个白胡子老头，所以叫老子。实际上，现实历史中并非如此。黄帝之前一定有漫长的文明发展和民族形成的历史。现在考古发现可以证实，持续了几千年。由于我们的史书把黄帝作为古史的开端，我们不得不尽力把之前的几千年压缩到黄帝存在的百年之内。这怎么能让人吃惊呢！

如果要还原历史本来面目，以考古发现为基础，逐步还原被人为压缩的历史，就应该让古代史实事求是地往前走，而不是以黄帝为古代史的开端。

西方学者说

自从西方人获得了海上霸权，他们的舰队可以在世界各地自由航行以来，西方学者对世界上许多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关注。虽然不能说这些学者都是带着为侵略服务的目的在做研究，但总会有一些白人优越感和种族偏见。所以，当他们对我们的历史文化提出新的论点时，我们真的应该多加考虑，不要轻信。伦敦大学教授TerriendeLacouperie于1894年编撰的《史记》》一书就是一例。他把巴比伦的古代史和中国的古代史作了比较，认为中华民族是从巴比伦来的。它的结论近乎武断，引用的论据相当勉强，难以令人信服。比如说，据说巴比伦的楔形文字是中国八卦和文字的源头，中国小麦就是从巴比伦传入的。所有的季节，闰月，12年周期，60年周期都来自巴比伦。公元前2282年，巴比伦酋长纳昆特率领比克族东移。这个首领就是黄帝；巴克是中国所谓的“老百姓”。这种理论认为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都是外来的，与本土没有渊源，完全抹杀了黄帝之前的伏羲、神农等历史事件。对于尊重古籍的中国学者来说，应该说是无法接受的。但经过日本学者的鼓吹，传入中国，连章太炎等人都信以为真。

经过十余年的争论，“西说”逐渐消失，直到我国考古工作启动，仰韶古文化遗址被发现。何炳松的《中国古文明西来论》一书对“西方”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他说，“欧洲人对中国悠久的历史及其在世界历史中的重要地位感到震惊，所以他们努力向西方表达中国的文化渊源，以表明西方人对中国做出了巨大贡献。拉克斯伯里主动“来西方”是否有这个动机暂且不论，但他对研究中国文明的态度是很不慎重的，所以不可否认。

近百年来，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埃及的时间排名第一，有6000多年的历史。对巴比伦来说，超过五千年；再次是印度，五千年；最后，对于中华文明来说，四千多年。一些对我们有偏见的西方学者甚至不承认我们的文明有4000多年的历史，反而认为只有3000年。文明史的长度是怎么算出来的？四大文明古国的排列顺序是怎样的？这就要看“文明”这个概念怎么解释了，而解释的权力早已掌握在西方学者手中。他们认为，要说一个地方、一个民族进入了“文明”，必须同时具备四个条件，缺一不可。这四个条件是：

第一，已经有了系统的写法。

第二，已经有青铜器了。

第三，已经有一个城市。

4已经有一座寺庙。

不考虑这个民族的生活方式、这个地方的地理环境、各个民族不同的社会发展道路，反正是一刀切。符合我规则的就录取，否则都被关在“文明”的门外。正如何林先生在1998年2月24日给我的信中所说：

“

西方文化的根源是游牧民族的文化，其基本精神与农耕民族大相径庭。按照他们的标准来衡量进入“文明”的时间，对于起源于农耕民族文化的中国和印度古文明来说，势必要吃大亏。四大文明古国有序的时候，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总是落后。这就是为什么。看来要争取公平待遇，就要有话语权，世界上很多民族也要有话语权。我们不能总是被动地接受别人的决定。

中国文明史有多长？西方学者说：

一是在20世纪初，他们提出了“中华文明来自西方”的观点，认为中华文明起源于古巴比伦文明，全长4000多年。

第二，20世纪中叶，他们以进入“文明”时代为条件限制我们。按照他们制定的标准，我们的文明史只能从“盘庚迁殷”算起，总长度只有3400年。

第三，到了20世纪后期，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得益于中国考古学家几十年默默无闻的努力，大量的考古发现终于迫使西方学者一次次改变对中华文明的看法。中国文明史有多长？对于这个问题，他们只能说：暂时不说话。

请阅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中文版《WesternOriginoftheearlyChineseCivilization》《财经镜报曝光的总拍贷编者序》，就能明白他们“暂时不说话”的原因。这本书由英国的d崔瑞德和美国的费正清共同主编，其代表性毋庸置疑。

《主编序》说：十几年前规划《中华民族起源之新神话》的编制时，当然是打算从中国历史最早时期开始。然而，在我们开始写这个系列的几年中，由于大量的考古发现，我们对史前中国和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大部分知识已经发生了变化。这些发现始于20世纪20年代，70年代以来取得了越来越大的进展。这些大量的新材料一次又一次地改变了我们对早期历史的看法，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在这些新证据和传统的文字记录之间做出公认的综合。尽管我们一再努力，试图策划并撰写一卷或几卷能够概括我们早期中国知识现状的著作，但事实证明，我们还做不到这一点。可能还需要10年时间来综合所有可能具有持久价值的新发现。所以，出于无奈，我们写《剑桥中国秦汉史》的时候，是从秦、汉两个最早的帝国政权开始的。

他们当然知道“秦汉的各种制度、文学艺术、社会形态、思想信仰都是牢牢植根于过去的，不了解这更早的历史就无法理解。”他们很想做，但是做不到。“非做不可，不可。”他们从秦汉开始写作，“出于无奈”，不得已而为之。西方学者有的自信，有的霸气；有时候坦白很可爱，“出于无奈”说实话很可贵。

书写自己的历史。

你应该写自己的历史，这是最简单的道理。拨开层层疑云，还原历史本来面目，是历史学家义不容辞的神圣职责。

写一本新的历史书并不困难。国内外许多学者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此外，新的历史书籍的框架已经提出。请参阅《迎接中国考古学的新世纪——访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苏教授》一文中的一段话，1991年第1期，《剑桥中国史》。苏教授对采访者说：

“今天，重建中国古史的任务正式提到全国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面前，条件基本成熟。其主要标志是重建中国古代史的概念和脉络已经基本清晰。从宏观的角度，从世界的角度，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高度，中国古代史的框架和脉络可以概括为：“百万年以上的文化之根，数万年的文明之始，五千年的古国，两千年的中国统一实体。这是我国历史的基本国情。』」

在新的史书中，除了对“百万年以上的文化根脉”作了简要的记述，介绍了元谋人、巫山人、蓝田人、北京人的自然环境和早期人类的生活状况外，进入了一万年前以来的中华文明史和中华民族史的范围。一万年前、五千年前、两千年前是三个重要的里程碑。

大约一万年前，我们的祖先逐渐从渔猎采集走向农耕，开始定居，进入母系社会。因为粮食有保障，所以我们可以在农闲时发明、改进工具、发展生产。从此迈入了“文明”的门槛。这就是传说中的伏羲神农时代。从5000年前到10000年前，南北都挖掘出了很多古文化遗址，说明我们的农耕文明已经开始传播了。南方的主要农作物是北方的水稻和小米。进入文明时代，有大量出土文物为证，不需要别人替我们鉴定。

大约5000年前，一些方形国家——城邦相继出现。因为对耕地和牧场的争夺，发生了大规模的战争，母系社会让位于父系社会。青铜器和铁器相继出现。这就是传说中的以黄帝为首的五帝时代，与部落结盟的夏商周三朝。从5000年前到2000年前，很多国家互相吞并，从多到少，最后成为统一的封建国家。

从两千年前开始，很多历史事件都是众所周知的，没有必要赘述。

因为我们习惯了“五千年”或者“五千年古文明”的说法，当我们突然说“一万年中华文明”或者“一万年中国历史”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认为这两种说法是不能共存的。其实“一万年”和“五千年”只是中国历史上两个不同的阶段。

一万年是文明史，是中华文明从开始到逐渐形成的历史。

五千年是一部民族史，是许多国家逐渐合并成一个统一的封建国家的历史。

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写过去，包括大陆、台湾省和海外，至少有一百多年；一万年的中华文明史或中华民族史，至今连一个也没有。为什么不呢？也很好理解。因为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陆续发掘出足以证明中华文明存在万年的证据。湖南城头山古文化遗址报告发表于1994年2月21日，距今仅5年。如果证据不足就急着写万年历史，岂不是自吹自擂？现在条件已经成熟，世纪之交即将到来，在新世纪写新的史书，是一件大事。此时不写，更待何时！

以前我们只知道“五千年”的时候，总以为中华文明发源于黄河腹地，中华民族来自黄土高原。我们的文明是大陆文明，**文明，有封闭保守的弊端，所以羡慕别人的海洋文明，蓝色文明的开拓精神。但通过对7000年河姆渡古文化遗址的发掘，我们知道，我们祖先的百越民族，吃米饭，汤鱼，纹身发，当时已经乘独木舟出海，是世界上最早的海上民族。百越民族以逐岛漂流的方式活跃在浩瀚的太平洋上，并于20世纪60年代迁徙到东南亚和诸岛

以前我们的考古工作没有起步，很多发明都找不到源头。西方学者指手画脚，以为都是外来的。比如水稻种植，据说是从印度传过来的，因为印度的考古发现发现7000年前就有栽培水稻了。不久前，湖南澧县蓬头山古文化遗址出现了距今9000年的人工栽培水稻，用事实说明了问题。五千年历史中的许多难题，在一万年的历史中被一一解决。因为很多能代表中华文明的东西都是在这个时期构思出来的。

过去认为中华文明起源于西北，逐渐向南方传播。虽然有少数学者，如年长的历史学家卫聚贤，曾说中华文明起源于东南，发展于西北，但证据不足并没有太大影响。现在考古发现一再证实，凡是能代表中国文明的东西，如丝绸、茶叶、瓷器、漆器等。都起源于南方。

我们常说历史人物在思想上会受到历史的限制，却很少想到我们在思考问题的时候，也会受到史书的限制。由于传统史书的误导，我们往往认为自己是黄土高原的孩子，安分守己，不求上进，所以事事落后于别人，缺乏足够的自信、自尊和自豪感。如果你读了新的历史书，你就知道我们的祖先在八九千年前就已经在江汉平原开辟了富饶的鱼米之乡。据知，在六七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已经沿着东南沿海陆续在太平洋上航行；要知道世界上人类最重要的200项发明创造，有一半以上是中华文明的产物。知道一万年来，中华文明一直领先，而我们只落后别人4%，每一个中国人会有什么感受？这些历史事件，不能震耳欲聋；这些历史事件可能是令人兴奋的！

我们缅怀过去，展望未来。如果我们不下定决心，勇往直前，肩负起承前启后的历史重任，我们将永远愧对祖先和子孙后代。从过去可以知道，我们一定可以从一部史无前例的、相对真实的新史书中汲取力量，受到鼓舞，从黄土高坡走向蓝天碧海。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

中国又以“华夏”、“中华”、“中夏”、“诸夏”、“诸华”、“神州”、“中土”等的代称出现，最早指天下的“中心”——黄河流域黄河中下游的中原河洛地带，后逐渐带有王朝统治正统性的意义。中华民国建立后，“中国”正式成为中国的国家称谓。中国为世界五大文明古国之一，有五千多年的悠久文化与文明史。中国是国际社会的中流砥柱，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一大出口国，世界第二大进口国，拥有最多外汇储备；亦是世界上经济成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不过中国的生产力总体水平还比较低，地区发展也不平衡。

1900年，随着几声炮响，北京的最后一道防线——大沽口炮台，被八国联军摧毁，外敌再一次来到了北京的城墙下。

紧接着，八国联军便侵入了北京，打开了紫禁城的大门。

无数中国的奇珍异宝、文物古籍，都被这些侵略者劫掠一空，大量属于我国的宝物，流落到了海外。

时至今日，我国都在想办法收回，这些散落在外的文物。

不过世事无常，我们在想办法收回，属于自己国家流落的文物，有的人却会因为种种个人原因，将文物捐赠出去。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就是在晚年捐赠了，大量翁氏家藏的翁氏第六代继承人，翁万戈。

那么翁氏家藏，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份文物收藏，以至于翁万戈捐赠到国外，会在中国 社会 上引发一片骂声？他又为何要这么做呢？

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这个，由爱国华侨转变为人人喊打的“卖国贼”的故事，来一探究竟。

提到“翁”这个姓氏，很多中国人都会想到那个知名的 历史 人物，“两代帝王之师”、晚清著名文臣之一的 翁同龢（hé） 。

的确，翁氏家藏就与这个晚清名臣，有着脱不开的关系。

事实上，如果不是翁家世代为官，普通人家怎么可能有机会，积攒出被誉为“清末九大藏书之一”的家藏呢？

翁氏家藏，缘起于 翁同龢 的父亲，翁心存。

翁心存一朝进士及第，官至体仁阁大学士，授读同治帝，一举便将翁氏一脉的命运，给彻底改写了。

翁氏的族人，开始有机会接受更好的教育，更多的发展机会。

尤其是翁心存的几个孩子，在翁心存的悉心教导之下，翁同书、翁同爵、 翁同龢 三兄弟，都先后考上进士为官。

而兄弟几人继承的，不光是父亲翁心存念书的好头脑，还有喜欢收集古书、字画鉴赏的爱好。

翁心存和翁同书两人，皆耗费大量银钱，购买倒闭的书斋，购得大量藏书精品。这样大规模的购进，也让翁氏家藏的藏书数量，急剧增多。

翁心存离世前，将家中的收藏分成了两份，分别交给了 翁同龢 和翁同书兄弟俩继承。

翁同书一脉的继承十分顺畅，但是到 翁同龢 这里，就有些坎坷了。

他一生无子，在家族里选了哥哥翁同爵的儿子翁曾翰，作为自己的继承人。

原本是看中翁曾翰活泼 健康 的体魄，可没想到翁曾翰英年早逝，唯一的孩子也是体弱多病，不满一岁就夭折了。

翁同龢 一脉，再度面临绝嗣的危机。为此，他只能故技重施，采用过继的办法。

翁同龢 生前，很喜欢翁同书的后代 翁之憙 ，于是便选了他的一个孩子过继。

那个被选中，尚在襁褓的孩子，就是翁万戈。

翁万戈，名义上是 翁同龢 的后人，但实际上却是翁同书的曾孙。他和自己的亲生父亲 翁之憙 ，分别为 翁同龢 和翁同书，两脉藏书的继承人。

翁万戈，虽然获得了一笔天降之财，但是这对他来说却未必是一件好事。

作为继承人，他从小就要接受严苛的家族教育，熟读四书五经、文书典籍，要满足家族对继承人的高要求。

可是小小的翁万戈，却连见这些收藏的机会，都没有。

其一是因为翁万戈年纪太小，按照家族规定，他要年满三十岁才能有资格接手翁氏家藏。

其二是因为时局纷乱，翁氏后人为了保全家藏，一直都在转移家藏的位置，除了少数核心的族人，根本没人知道家藏的具体位置。

翁氏家藏，在 翁同龢 过世后，一共经历了两次大型转移。

一次是从北京的宅子，转移到了江苏常熟的老家，还有一次就是，从常熟转移到了，翁氏后人居住的天津。

在翁万戈长大之前，他的那一部分家藏，一直是由他的母亲胡氏，和他的父亲 翁之憙 看管。一同被放在一处的，还有翁同书那一脉的家藏。

1948年秋天，一个在国外旅居10年的男人，带着自己的妻女远渡重洋，回到了自己东方的故乡。

他的本意。是希望自己从没见过祖国的女儿。可以回来见见故乡。

同时，自己已经年满三十岁，家里早就来信让他回国一趟，接手一份家族遗产。

这个男人正是翁万戈，他因为躲避国内的战火和完成求学，一直漂流在海外。

翁万戈，从小就知道自己将会在30岁的时候，继承一份丰厚的收藏，所以在收到信之后，他立刻就启程回国了。

虽然知道自己的责任，就是好好保护家族的收藏，但是当翁万戈来到，家族在天津置办的藏书楼时，他还是被狠狠震惊到了。

眼前浩如烟海的收藏，还不是翁氏家藏的全部。他的亲生父亲 翁之憙 ，已经将他那一脉的收藏，转移离开了，剩下的才是眼前的这些。

小的时候，他在家族故地江苏常熟，接受传统中式教育。后来凭借着优异的成绩，考取了上海交通大学电机工程系。

次年，也就是1938年，他为了躲避战乱去了美国。

那时的翁万戈，只带了2000美元便只身远渡重洋，也算他运气好，经人介绍考上了 以工程著称的 美国普渡大学，并获得该校机电工程硕士学位。

但是翁万戈在国内、国外四年的学习中，深感自己并不适合机电工程，于是毅然转行，改学艺术，并考取了威斯康辛大学美术系。

之后，他便一直留在美国，娶妻生子。

所以，这还是翁万戈第一次，亲眼看见自己继承的这些收藏。

翁万戈行走在书楼里，看着眼前那一份份，承载着时代岁月和 历史 文化积淀的古书字画。

作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他知道不管是出于 历史 传承，还是家族传承，自己都必须要保护好眼前的这些收藏，哪怕是赌上余下的人生。

但准备定居，并守护收藏的翁万戈，很快在天津就得知了一个不好的消息，那就是辽沈战役即将打响，这里也即将陷入战火当中。

战火无情，哪怕是只有一颗炮弹，落在书楼附近，都会轻易毁了这些收藏。

翁万戈无奈，只得放弃定居的想法，立刻开始着手转移这些收藏。

起先，翁万戈想仿照家族中的先人，将收藏从北京转移到天津的行为，想要秘密把这批收藏，从天津运往上海。

于是，他带着妻女前往上海，希望能在上海，寻找到合适的地方，收藏这批文物典籍。

但他的想法，很快就被现实狠狠戳破了。

由于战争原因，国民党占领的区域，发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

翁万戈后来回忆说，当时上海虽然不是战区，但是也受到影响。

物价飞涨，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每日都有人拿着大额的钞票，去哄抢物资。

翁万戈也深受通货膨胀的苦楚，他在美国的积蓄逐渐被榨干，坚持到10月，一家人的生活已经难以为继。

万不得已之下，他也只能选择趁着还有机会，重返美国，而这些文物遗产，自然也跟着被全部带到了美国。

毕竟那个时候，翁氏家族的其他人，都已经自顾不暇。除了他们，翁万戈能将这些收藏，放心托付给谁呢？

1948年11月，翁万戈和自己的太太、女儿，搭乘美国的飞机，离开中国。

在离开上海之前，翁万戈托人将所有的家藏装箱。

为了应付美国人在海上的临检抽查，翁万戈只能忍痛放弃，那些容易引人注意的古董器物，只装些外国人看不懂的各类书籍和字画，以及一些中国的文房四宝。

那时的海上运输，远没有今天安全系数高，速度慢不说，还经常沉船。

但是翁万戈，此时已经别无选择，只能将一切都交给上天来决断。

他在心里向上天祈祷，如果老天愿意让翁氏家藏逃过此劫，他愿意用一生，来守护这些家族的宝物。

经过漫长的数月航行，1949年春天，翁万戈到达美国，并收到了所有的文物，基本都完好无损。

由此，翁万戈也开始了，自己长达数十年的守护任务。

而这部分的翁氏家藏，便一直流落海外，直到几十年后的1985年，才重新现世。

时代不断变化，翁氏族人面对 历史 的变迁，也不得不重新思考，守护家藏的方式。

1951年，自知已无力保护自己所继承的翁同书一脉藏品， 翁之憙 将自己拥有的五代收藏，分成五批，全部捐献给了北京博物馆。

而远在美国的翁万戈，还不知道这一切的发生。

他依旧秉承着翁氏过去低调、不显露的收藏路线，将自己的那一部分家藏，仔细地收藏了起来，连自己的妻女都不允许接触。

翁万戈再次去往国外后，就一直充当着中西文化的桥梁。

他利用自己从事摄影，**制作的工作，极力传播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希望可以促进中美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

后来，翁万戈转战影视器材行业，认识了很多**制作商。

在一次商界朋友的聚会中，翁万戈结识了一位，名叫司徒慧敏的**艺术家，两个人成为了朋友。

后来没多久，司徒慧敏便回国发展，和翁万戈断了联系。

那个时候的两人，都不知道这段友谊，在日后还有进一步发展的机会。

1978年，60岁的翁万戈退休。

之后数年，翁万戈就沉浸在，整理收藏和研究收藏里。

一直到1985年，一位美国教授找上了翁万戈，他得知翁万戈的手里，有很珍贵的中国古代书籍，于是就向翁万戈提出了，借用展览的要求。

翁万戈原本不准备答应，但是考虑到，那是一场多国都会参与的大型展览，如果出借书籍，或许可以宣传中国的传统文化。最终还是将收藏的十种宋代书籍，借了出去。

正是翁万戈的这一次出借，让消失已久的翁氏家藏，重新出现在了世人的眼前。

1985年，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的“中国善本书展”中，有翁氏藏书的出现。这一则消息，一传回国内，立刻引起了各界人士的注意。

很多专家学者，纷纷联系有关部门，希望国家可以购买一些翁氏的书籍，不要让这些珍贵的国家文物，流落海外。

而负责这次接洽的不是别人，正是已经归国担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司徒慧敏。

这一次的接触，让翁万戈被勾起了思乡之情，之后他每年都要回国一次。

每一次，翁万戈都会去往不同的省份和城市，似乎是要把自己过去几十年，没看到的故国，全部重新看一遍，好弥补自己的遗憾。

在游览期间，很少有人能发现，翁万戈的华侨身份。

因为翁万戈虽然年过半百，离开中国几十年，但他的中国话却一点都不生疏，而且从来不会混洋腔。

兴致来了，还能说几句上海话，他把自己的根，扎在中国这片广袤土地上。

1990年，翁万戈将自己继承的翁氏祖宅，捐赠给了故乡常熟，也就是现在的 翁同龢 纪念馆。

2000年，经过多方商谈，翁万戈与中国嘉德国际拍卖公司达成合作，转让自己的部分藏书。

就像当初，他将收藏悄无声息的带走一样，翁万戈和妻子，这次也悄无声息的，带着542册古书，又回到了中国。

这批翁氏藏书，顺利转让给上海图书馆。

翁万戈的古书一拿出来，很多专家都忍不住感叹，这是目前保存的最重要、最完整的中国古籍善本。被誉为“海外文物文献分量最重的一份藏书”。

可见，翁万戈在保存书籍上，下了多少的功夫。

一句“ 我为家藏而活，而家藏也成为了我的人生。 ” 道尽了他对家藏毕生的守护，也是一个收藏世家继承人，所背负的传承使命。

他戏称，自己对这些收藏，比对自己孩子还细心。这些年的整理，几乎把自己，都锻炼成了文物保护专家。

后来上海图书馆，以协商转让的方式，购入了这一批翁氏藏书，共斥资450万美元。

那时人们对这件事情颇有微词的地方在于，相比较那些捐赠的慈善家，翁万戈是采取拍卖的方式。

这不免让人觉得，他是有借自家的藏书来牟利的心思，是打着爱国的名号，行圈钱之事。

尤其是对比，翁万戈的亲生父亲 翁之憙 的做法，翁万戈的行为，不免显得有些小家子气。

不过，大部分人还是非常理智的，认为这批藏品，是属于翁家先祖积攒下来的。

翁之憙 愿意无偿捐，是人家愿意，我们不能强逼着翁万戈，也无偿捐赠啊。所以在这个时间段，人们对于翁万戈的看法，仍然是保持着正面态度。

2008年，翁万戈曾带着一批收藏，来到中国开办了展览。这也是中国人民，第一次亲眼看见，《长江万里图》这件稀世珍宝。

这是 翁同龢 生前最喜欢的藏品，为了得到这幅画，翁同龢甚至不惜花重金，挪用买房款。

国家一直想要收购这件藏品，但是翁万戈一直没有同意。对于这幅和翁家，关系匪浅的画作，翁万戈一直难以割舍。

后续的几年里，翁万戈一直在陆陆续续的向中国捐赠，一些翁氏家藏。

2010年，北京大学收到了，翁万戈捐赠的吴斌《勺园祓禊图》。

2015年12月, 上海图书馆收到了，翁万戈捐赠的包括 47册《翁同龢日记》在内的珍贵翁氏文献。

2016年，当初留在常熟的一部分翁氏藏书，被翁万戈的子侄，全数捐给了图书馆、博物馆。

南京图书馆得了7000余册，常熟图书馆1712册，部分极具 历史 价值的被收入了常熟博物馆。例如《皇家兵制考》和《笏斋日记》手稿等。

2018年，已经100岁的翁万戈，进行了人生中，最后的两次捐赠。

一次，是将明代沈周《临戴文进谢安东山图》轴，和清代王原祁《杜甫诗意图》轴，两件巨幅绘画珍品，捐赠给了上海博物馆。

这一次的捐赠，翁万戈赢得了，国内媒体的一片赞誉之声。

可另一次捐赠，不但让这些赞誉烟消云散，同时还为他带去了极大的争议。

就在翁万戈结束了对中国的捐赠之后，同年 7月28日 ，他又 于自己百岁诞辰当天宣布， 将共计183 件书画藏品，无偿捐赠给美国波士顿美术馆。

这样的捐赠，无疑在我国国内，引起了轩然大波。绝大多数的国人，都无法理解翁万戈的行为。

他们认为，作为经历过战火、经历过山河破碎的人，怎么会将中国的宝贝，交给外国人？

要知道，美国的博物馆里面，陈列的过去有关中国的 历史 文物，都是他们从中国这里抢来的，代表的都是中国曾经屈辱的 历史 。

当时，翁万戈的这一行为，被愤怒人们定义为“卖国”。

网上声讨他的声音也是不绝于耳，认为翁万戈数典忘祖，不配做支持戊戌变法的 翁同龢 后代。

虽然翁万戈解释，是因为他希望这些收藏，可以获得更好的保护。

但这份解释，无疑是更加激怒了网友，认为翁万戈是在内涵国内的博物馆，不如外国的博物馆，是在给自己的无耻行为找借口。

捐献文物给美国博物馆，这件事情的确是翁万戈做的不好，他没有体谅中国群众的家国情怀，没考虑 历史 因素。

但是对于翁万戈本人，我们应该以更理性的态度，去评价。

首先翁氏家藏，在中国文物古籍收藏史上，具有非比寻常的意义。

翁万戈在时局动荡、战火硝烟中，拼尽全力将这批收藏保存完好。

这本身，就是对中国古籍收藏的一个巨大贡献。没有他，就没有我们现在看到的那部分 历史 古籍和书画收藏。

其次，翁万戈在国内，也捐赠了许多的古籍，回馈了 社会 。

虽然，他没有做到像他的亲生父亲那样，完全出于家国大义和保护收藏的无私想法全部捐献。

但说他数典忘祖、“卖国”，委实有些难听和偏颇。

其实纵观翁万戈的一生，他是很矛盾的。

自小被过继，虽然是出生在中国，长在中国。可是到他一百岁的时候，他人生中绝大多数时间，其实都是在美国度过的。

他有美国绿卡，他的子女后代，也都在美国学习生活，你很难说他究竟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

即便他有家国情怀，不忘自己的故乡，他也必须要为自己的家庭做考虑，为孩子考虑。

我们不难发现，翁万戈这一次的捐赠，对于波士顿博物馆来讲，价值是十分巨大的。

他的子女，可以通过这一次的捐赠，在波士顿博物馆获得工作，还可以打开一条，走进美国上流 社会 的道路。

对于翁万戈这一次的捐赠，我看到的更多是，一个年迈的父亲，在竭尽全力为自己子女规划未来。

为此，他不惜牺牲自己多年以来，在中国累积的名声和自己的晚节。

在中国 历史 上，外籍华人回馈祖国捐赠文物的事件，比比皆是。

很多爱国的收藏家，也都愿意将自己有价值的收藏，捐献给国家。

他们不一定都是名人，而且大都一直默默捐赠，从不求回报。

比如23岁继承遗产的爱国华侨赵泰来，他花费20年的时间，将自己继承到的6万余件文物，全部捐赠给了国家。

而他也因此，在2008年，获得中国首届文化遗产保护“十大年度杰出人物”。

可是，我们不能强求每一个拥有文物的人，都这样无私的奉献。

翁万戈并不是不爱国，从他过往的种种行为，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对自己的祖国有着深沉的感情。

只是家国情怀，最终没有抵过自己内心，对孩子未来的担忧。

逝者已矣，翁万戈先生已于2020年 12月9日，在家 辞世，享年102岁。

翁家家藏的传奇故事，也伴随着他的离逝，一起离开了时代的舞台。

翁万戈的一生，是幸运的也是不幸的。

他继承了人人羡慕的翁氏家藏，同时也背负上了保护它的使命，决不能让家藏被损毁。

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些家藏是属于翁万戈的，同时也是属于国家的。

翁万戈作为主人很清楚这些文物身上附加的意义，所以这些文物的归属只有两个，要么继续在翁家传承下去，要么就要回归祖国。

而翁万戈一直以来也是这么打算的，在自己100岁之前，他一直在陆续捐赠翁家家藏。

只是人老了之后难免会心软，相比较遥远的祖国，他更加看重自己的孩子。他担心自己的孩子的未来，也舍不得自己守了一辈子的收藏，离开自己太远。

一时的糊涂，便是晚节不保。

虽然翁万戈的行为，让他的子女享受到了实在的好处，但是通过出卖自己家族收藏的国家宝物，来交换这一切，也还是让人难以接受。

只希望后人能引以为鉴，再遇到这样的事情时，可以多考虑国家大义，而非个人私利。

《山海经》是我国古代一部记述志怪、地理知识、民风民俗、科学医学、宗教信仰等内容的充满神奇色彩的古籍，精卫填海、大禹治水、夸父追日等神话传说故事均源于此。《山海经》对研究古代历史、地理、文化、中外交通、民俗、神话等有很积极的作用。

《山海经》可分为3个部分，五藏山经，海经，荒经。其中五藏山经可分为南山经、西山经、北山经、东山经、中山经；海经可分为海外经、海内经；荒经可分为大荒东经、大荒南经、大荒西经、大荒北经。

古人对山海经的评价及描述：

《汉书艺文志》将其列入刑法类，刘歆认为《山海经》是一部地理博物著作。西晋郭璞将其作为一部可信的地理文献。明代胡应麟称《山海经》为"古今语怪之祖"，始将该书列入"语怪"之书。清《四库全书》将其归为小说类。近代鲁迅则认为它是一本巫觋、方士之书。

历史沿革

上海古籍出版社前身是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成立于1956年11月，1958年3月，与中华书局上海办事处合并改组为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成为上海地区整理出版古籍的专业机构。1978年1月改为今名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成立之初便已开始对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不同时代有代表性的作家及诗词散文等不同文学门类的作品选读、选辑，加以通俗的解说、详尽的注释。有的更用现代汉语翻译。精选历代名篇，加上说明、注释，以单篇或合订本形式，出版《中华活页文选》。还有古代重要典籍的今译，如《四书》、《五经》、老庄诸子，以及《孙子兵法》等，语译而外，有的还附原文。并出版一部分高等学校的文科教材。出版当代老中青著名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各个方面的学术论著，如陈寅恪、郑振铎、郭绍虞、钱钟书、饶宗颐、吕思勉、岑仲勉、俞平伯等著名学者，或编为文集，或作为专题论著。此外，对海外汉学研究成果，有选择地出版《海外汉学丛书》。1962年起出版了不定期的学术刊物《中华文史论丛》。已成系列的有《文化春秋丛书》、《三百题系列新刊》、《十大系列丛书》、《生活文化丛书》、《文物鉴赏丛书》、《中华文明宝库》等等。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时期出版了《中国丛书综录》、《诗韵新编》、《变文字义通释》等等。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时期已设立了影印组。历年来影印的有《中国古代版画丛刊》、《古本戏曲丛刊》、《古本小说集成》、《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大型的《四库全书》等。

上海古籍出版社下设5个编辑室和1个编辑组。第一编辑室负责文学类;第二编辑室负责除文学以外的哲学、经济、军事、历史、艺术、科技等类以及《中华文史论丛》;第四、第五编辑室分别负责敦煌吐鲁番文献和《续修四库全书》，此外的影印工作由第三编辑室负责;一个编辑组负责临时性或突击性的某些书稿。

上海古籍出版社前身古典文学出版社，由李俊民任社长兼总编辑;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时期，自1959年3月至1966年12月，由金兆梓任主任，总编辑一直是由副主任李俊民兼任。上海古籍出版社成立后先后担任社长、总编辑的有李俊民、戚铭渠、魏同贤、钱伯城、李国章、赵昌平。

组织机构

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主要组织机构有:党委办公室、社长、总编办公室、编审室、一编室、二编室、三编室、四编室、五编室、六编室、七编室、美编室、校对科、出版科、发行一科、发行二科、文化经营部、宣传信息科、人事科、财务科、行政科、储运部。

主要业务

大型集成性文献丛刊与古籍整理

《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已出:《俄藏敦煌吐鲁番文献》(全17册)、《法藏敦煌吐鲁番文献》(全34册)、《上海图书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全4册)《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全2册)、《北大藏敦煌吐鲁番文献》(全2册)、《天津艺术博物馆藏敦煌文献》(全7册)，以及《俄藏黑水城文献》(已出11册)，别外还推出《俄藏敦煌艺术品》(已出5册)，《英藏黑水城文献》(全4册)等。中国出版史上规模最大的工程《续修四库全书》，1800册于2002年全部出齐。

大型集成性资料《上海道契》，这是研究上海开埠史乃至中国近代经济史、社会史的第一手资料，全套30册于2004年出齐。举世瞩目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是近百年来所发现，战国商牍中数量最大，内容最丰富的文物史料。作为文学古籍整理的大型骨干工程《中国古典文学丛书》共100种。此丛书是经重新整理的规模最大、最系统的古代文学家别集丛书。

学术著作

该社已出《中华学术丛书》、《海外汉学丛书》在海内外享有很高声誉。

《中华学术丛书》汇集海内外一流专家的研究论著，《海外汉学丛书》译解日、美、欧洲汉学家经典性的古籍类论著，分别出版了10多种，《晚清民国学术书系》等均为学界重视而屡获嘉奖。

王运熙、顾易生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七卷本1997年整套推出，荣获第三届国家图书奖，标志着我社传统形态的学术论著迈上了一个新台阶。1998年将继续推出版郭预衡先生耗时十余年的力作《中国文学史》(全四册)，也以缜密精当为基本特色。《中西纹饰比较》、《諡法研究》、《求索真文明》、《夏商周青铜器研究》、《恩辨录》、《隋唐帝国形成史论》、《上海史研究译丛》等论著更以崭新的视角向读者展示了学术研究的新成果。

高品位、系列化的普及读物

该社按照"普及读物要出精品"的指导思想，出版了《中华古籍译注丛书》中《周易译注》、《仪礼译注》、《孟子译注》、《论语译注》等;《二十五史新编》更集全国各地二十四位专家，在保留旧史基本构架的基础上，兼取通史之长，删重补缺，并吸纳其他史乘乃至考古资料，以新的视角进行新编、新撰、新评，使五千年的中国历史跃然于读者眼前。《二千年前的哲言》从数百万字的系统资料中反复研究筛选出561则语录，既集中体现了先秦哲人的主体精神，又构成切合时代需要的可读可诵的少而精的新体系，被青年学生誉为通向中华文化殿堂的门户， 副总理为此书题词。《新世纪文史哲经典读本》自2002年起陆续出版了40种，着重介绍了古代文学、历史、哲学方面的名家与名作，为深入浅出的基本读物。《唐诗三百首》图文本系列10余种，以译文精当，通俗易读，版式新颖，深受广大读者喜爱。《民俗文化丛书》10种和《文化中国经典旅程》5种，均以适合当代青年的笔调，系统介绍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和光辉灿烂的文化遗产。

大中型画册与工具书

大中型画册以有高度的文化价值并具独占性的项目，与文物收藏、鉴定、欣赏相结合的系列画册为主。如《中国古代军戎服饰》、《追忆--近代上海图史》、《上海360°》、《古玩真赝对比系列》、《十九世纪中国市开风情》《大清帝国城市印象》、《中国大佛》等，以内涵的独占性与编撰的丰富文史价值为读者喜爱。《中国瓷器鉴定与欣赏》、《中国家具鉴定与欣赏》、《中国书画鉴定与欣赏》、《中国紫砂鉴定与欣赏》和《中华奇石》实用而高雅，兼具工具书性质。 权威性的古代工具书与集成性的今人编纂工具书是该社工具书出版的重点。前者以《说文解字注》、《王引之校改康熙字典》为代表，因版本精良，版面设计清晰，索引细致准确，长销不衰。后者先有《中国丛书综录》、《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后有《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等规模宏大，倾注了一代专业人员的心血，为学人所必备。

社会荣誉 获奖名单

1978年来该社共有300多种图书分获国家图书奖、中国古籍整理优秀图书奖、金钥匙奖、上海市优秀图书奖等、中国图书奖。其中《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中国文学批评通史》分获第一、第三届国家图书奖，《续修四库全书》获第六届国家图书荣誉奖;《文心雕龙义证》、《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全祖望集汇校集注》、《朱子全书》(与安徽教育社共同出版)分获第一、第二、第三届、第五届、第六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中华奇石》、《中国古代军戎服饰》、《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戴敦邦新绘全本红楼梦》分获第九、第十届、第十二届、第十三届中国图书奖。

参加书展

2008年8月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历史上的大事件书系》参加上海书展。第一辑推出了《历史上的大阴谋》(骆玉明著)、《历史上的大谋杀》(梦寒生著)、《历史上的大预言》(寰视人著)、《历史上的大冤案》(成云雷著)、《历史上的大巫术》(黄晓峰著)等5种。

这套书选取了中国古代历史上七十多桩大事件，以严谨翔实的史实材料和生动活泼的小说笔触，揭示这些大事件的来龙去脉及深远的历史影响，而其中所总结出的深刻历史规律和教训，又不啻为一面反省现在、展望未来的宝鉴。把这些历史上的大事件串联起来阅读，其思索能达到一个更加深刻的程度。整个书系风格轻松活泼，图文并茂。

评价

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图书在海内外学术界、读书界产生良好的影响。1978年来共有300多种图书分获国家图书奖、全国古籍整理优秀图书奖、金钥匙奖、上海市优秀图书奖等。其中《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中国文学批评通史》分获第一、第三届国家图书奖，《续修四库全书》获第六届国家图书荣誉奖;《文心雕龙义证》、《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全祖望集汇校集注》、《朱子全书》(与安徽教育社共同出版)分获第一、第二、第三届、第五届、第六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中华奇石》、《中国古代军戎服饰》、《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戴敦邦新绘全本红楼梦》分获第九、第十届、第十二届、第十三届中国图书奖。

关于海神的传说，最早在巴比伦文明中出现。曾经居住在现今伊拉克东南部的巴比伦人崇敬“艾亚”，因为她是个海神，她的形状类似美人鱼。而在稍后的克里特文明时期，也流传着海神的故事。克里特是地中海的一个小岛，岛上的居民善于游泳和潜水。在公元前3000年时，据说有个卓越的潜水夫鲁劳克斯，为了寻找大海的秘密，就奋勇地投身于海洋之中。上帝为他的无畏精神所感动，就使他成了一个不死的海神。在希腊神话中，全体海神的首领是波塞冬，他动怒时，会用三叉戟拍打海面，这样就会引起狂风。希腊人为讨得海神的喜欢，就在最危险的峭壁上，建立了宏伟壮观的海神庙。

在东方，古老的中国人传说，颇有些特别。在关于海龙王和虾兵蟹将龟宰相的传说之前，则认为以泰山为中心，北到恒山燕山脚下，南达扬子江入海口，东至冀浙海滨，这片三角形的地域称为“中州”，又名“中原”。围绕中原的四面，则是海洋，每个海洋都有一个皇帝统治。《庄子》一书对此曾有记载：“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混沌。倏与忽时相遇于混沌之地，混沌待之甚善。倏与忽谋报混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混沌死。”

在古代的中国人看来，海洋是一个充满黑暗和恐怖的地方。“海”这个字“从水从晦”。晦，便是晦暗。又有人记载“海之言，晦昏无所睹。”所谓“无所睹”则表明不可知，这样可以想象当时的中国人对海洋的敬畏程度了。

面对着凶险的海洋，古代的中国人并没有放弃求知的欲望，他们以丰富的想象来获得好奇心的满足。集中描写海外世界山川道里、风土人情的，是那本著名的《山海经》，它里面的人物个个奇形怪状。“灌头国”其人“人面有翼，鸟喙”；“长臂国”其人“手下垂至地，捕鱼海中，两手各操一鱼”；“一臂国”其人“一臂一目一鼻孔”；“长股国”其人“身如中人而脚过三丈，常负长臂人入海捕鱼”；“聂耳国”其人则“双手托其耳，悬居海水中”。古代的中国人也用神话来寄托他们征服海洋的雄心。最为动人的是精卫填海的故事。它说的是管太阳升落的炎帝有一个女儿，她叫女娃，在炎帝出巡的时候，失足于东海溺死。她的灵魂化为一只鸟，“其状如乌，文首，白喙，赤足”。它就是精卫鸟，每天“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

在中国的古代传说中，最勇敢地向海洋挑战的恐怕是秦始皇了。“始皇梦与海神战，若人状。问占梦，博士曰：‘水神不可见，以大鱼蛟龙为侯’始皇乃令入海者赉捕巨鱼具，而自以连弩候大鱼出射之。”

由此可见，人类在它的幼年期，始终抱着一种矛盾的思绪看待海洋。海洋的浩瀚博大使人类感到自身的渺小，但海洋的奇幻神秘却对人类又产生了想接近它的魅力。海洋曾是人类最难堪的困窘，为这困窘，幼年期的人类备受折磨人类对海洋的兴趣首先从海的表面开始。当秋天的落叶在水面上随风飘荡的时候，人可能从中得到启发造出了船。1973年，在一次寻找石油的钻探中，偶然在中国浙江余姚发现了河姆渡古人类遗址，从厚达2米的海生贝壳层中发现了一把小型木桨，于是证实了船的历史至少有7000年之久。

海能载舟，最初人类用它在海边巡逻，以捕捉鱼虾。在中国的夏代出现过“东狩于海，获大鱼”的文字记载。而人类驾舟远航以探求世界的秘密，则是晚得多的事情。

迄今所知的人类第一次大规模远航是在公元前609年。当时的埃及法老尼科是个求知欲十分强烈的统治者，他不满足他的船队只在地中海游弋，他想了解地中海外的世界究竟是怎么个样子，就雇用了一批善于航海的腓尼基水手，租用了3艘有50把大桨的木船去探知外面的世界。

从此，人类对海洋的梦幻与追求便一页页地书写下去了。渐渐地，一个地方的人的视角扩展到了海的那一边，发现了新的大陆、新的人群，感受着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境遇，成功、失败，失败、成功，他们继续寻找，继续着也许是毕生的漂流，于是，无边无际的海洋成了他们的家园；于是，终于发现海洋本是人类的母亲。

海神娘娘的传说

庙相传在宋朝初年，福建省蒲田县海边的一个小渔村，住着一户姓林的渔民。生得一男一女。女儿在农历三月二十三日出生后，月余不会啼哭，父母便起名“默娘”。她自幼好学，聪明过人，8岁从师读经，过目成诵，闻一知十。虽生长在渔村，却偏吃素食，从不杀生吃荤，猪羊鸡鸭，渔虾蟹贝，一概不食，只吃五谷杂粮，鲜果蔬菜，特别喜食海藻菜类，饮雨雪露水，虽体态纤弱，却水性极好，潮夕气象不学自通。为人心地善良，乐于助人。风浪天，独驾小舟，为渔家抢险排难，救死扶伤。深受渔家村人的爱戴。

一天，默娘的父兄出海打渔，她和母亲正在家做饭，天气突然变了，天空黑云翻滚，大风骤起，巨浪翻涌，雷雨交加，正在烧火的默娘却恍似沉沉睡去。母亲见她睡中咬紧牙关，蹙着双目，手扒脚蹬，一付拼命挣扎的状态，非常吃惊，“默娘、默娘”连喊数声，她也不醒，便使劲推她几下，她才猛然醒来。连叫“不好、不好！”母亲惊问：“我儿，出了何事？”女儿戚然应道：“刚才女儿梦见父、兄在海里翻船落水，女儿手拉着哥哥，口咬着爹爹，正向岸边拼命游来，母亲突然推我，不由得张口‘啊’了一声，似把爹爹丢了，只救得哥哥。爹爹怕是凶多吉少了。”说完，泪珠涟涟。母亲急道：“我儿不要胡思乱说，时候不早，快去海边看他们回来没有？”默娘刚要出门，只见哥哥浑身是水，万分悲痛地进门，扑倒在母亲面前，哭诉道：“我和爹爹正在拖网扑鱼，天气突变，海面风大浪高，爹爹砍断网绠，我们摇橹加棹，紧急收港，可风越刮越大，两三个巨浪，就把船掀翻了，我们一摔进风浪窝里，不大一会就浑身无力，游不动了。这时就觉得有人拽着我的衣服往岸上拖。开始爹爹和我还在一起，不知什么时候，爹爹不见了。天黑了，我上了岸，到处找爹爹也来找到，只得回来。”默娘妈哭得死去活来，全家家披麻戴孝，发送了爹爹。

母亲知道女儿不是“凡人”。“默娘救亲”的故事也慢慢地在渔村传播开来。许多船家渔民想起往日遭风遇难，总好像有灯引路，有人推送，遂得脱险平安。便议论猜测，那必是默娘所为，纷纷前往拜谢，祈求保佑。一时门庭若市，消息传遍沿海及诸岛，惊动地方官府。天机一经泄露，默娘自知将不久于人世。便对哥哥道出实情：“我本是东海龙王之女，脱离龙宫，下凡人世，为的是济危救难。现在人皆知我，凡身便再难生活于世上。近日，我多次梦游神往北方一处宝地，意在那里留居升天，便我济难助人，普救众生，望兄助我！”

于是，兄妹驾一小舟，沿漫长海岸线，晓行夜宿，朔北而上。渡过长江口，穿越连云港，开进胶州湾，却不见宝地踪影，驶过“天尽头”，进了龙须湾，不是意中的佳处；看过养马岛，驻足芝罘山，观望烟台山，亦非仙山良居。船过老爷山，远望黄渤海交汇处的一列群岛上空，紫光笼罩，瑞气缭绕，峰峦清幽，岩涧陡峻，松柏参天，修竹茂密。默娘虽未到过此地，却好像似梦中所见，旧日所想的仙山佳处。兄妹急忙赶进群岛，环游数岛，但见居中一小岛，仿佛是一只巨大的五彩的凤凰，静卧水中。默娘轻移蓬步，登上仙境，但见岛上云遮翠岭，雾障清峦，曲水流响如韵，松竹碧绿欲滴，特别是站在那“凤凰”的脖子上，前后两山夹一川，左右海水分两色，格外清丽敞亮。抬头望，天空透清碧兰；看脚下，海水平镜墨绿。放眼四周，东有南、北长山岛，西邻大、小黑山岛，北对一线排列着的猴矶，瑭琅诸岛礁，南望远山的蓬莱大陆，群岛环抱这一辽阔的海湾碧塘，可锚泊成千上万船只，而不受风掀浪涌之扰，岛礁之间尚有五、六个海域通道，伸向四面八方，广连五湖四海。这一天然良港福湾，更是普渡众生，保佑南来北往船只免遭劫难的好地方。

福祗选定，默娘向兄长道别：“哥哥快回老家，代我在母亲面前多尽孝道。我虽不在你们身边，但魂灵永随左右。今后，你们有啥急难之事，只要喊我三声，我会即到相助。我在此宝岛良湾，坐守黄渤海要道，外通五湖四海，静心致志为船家渔民排险解难，随我终生宿愿。”说完便闭目静坐，不吃不喝，无声无息，打坐三日，化为一尊石像。远近船家渔民闻讯，齐聚小岛，焚香烧纸，顶礼膜拜。积极响应倡导者，纷纷捐金集资，建造一座庙宇，供俸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