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古籍

栏目:古籍资讯发布:2023-08-07浏览:1收藏

唐朝的古籍,第1张

  金刚经

  《金刚经》是早期大乘佛教经典,属于《大般若经》的第九会,是宣说般若空义的代表作之一。中国依鸠摩罗什译本为流行本,一般所说的《金刚经》都指罗什所译的《金刚般若波罗密经》;科判则依昭明太子的三十二分法。《金刚经》古来依无著和世亲的论释为中心被理解,尔后由三论、天台、华严、法相、禅、真言等各宗的观点加以理解和发展。

日本公布了新的年号——“令和”,随着日本天皇5月1日的退位,“平成”这个年号也完成了自己31年的使命,随着明仁天皇一起成为了历史。

要知道现在汉文化圈中唯一还使用年号的国家就是日本,年号制度的起源国中国也在清朝灭亡后废止了两千多年来的年号制度。

“令和”作为日本自公元645年以来使用的第248个年号,这次却和之前的年号大不一样,因为这是日本头一回使用和中国典故无关的年号。

按照惯例,日本年号一定是取自中国典故,原因呢很简单,就是年号制度是日本在唐朝时期向中国学来的制度,据统计日本的年号大约都出自中国106部传统文化典籍中。其中年号出处最多的就是《尚书》,达到了37次,其次是《周易》,达到了27次,再其次是《诗经》,达到了15次。

由于中国长期领先于日本,向日本输出大量先进的文化,甚至很多时候,日本的年号都是直接照抄中国的年号。

最明显的是唐代,当时日本非常积极的学习唐朝的先进文化,包括像是年号也都直接拿来就用,比如唐太宗的年号是“贞观”,日本清和天皇也就直接把年号定为了“贞观”,唐德宗的年号是“贞元”,日本圆融天皇也就直接把年号定为了“贞元”。

日本天皇退位

有些读者可能会问了,日本这一千多年来也用汉字,难道就没有诞生自己的典故的年号吗?

还真没有,原因很简单,日本最古老的传统和歌集《万叶集》中虽然有各种日本传统典故,但是日本的年号必须为两个有实际意义的汉字,《万叶集》里面的汉字只是表示日语发音的片假名,不满足两个汉字必须有实际意义的要求。

其他的日本古籍中的典故则归根到底还是来自中国。比如日本二战中用的年号“昭和”就来自《尚书》中的“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退位的明仁天皇用的年号“平成”则是出自《尚书·大禹谟》“地平天成”。

一直用中国典故来作为日本的年号对于日本国民来说也是很难接受的,一直以来年号“去中国化”成为了日本政府的大难题。

日本天皇访华时特别提出要去西安碑林看看自己的年号出处

最终在年号的选择中,“令和”作为两个出自日本古籍中的汉字,当选成为了日本新的年号,这也是1374年以来,第一次日本年号没有出自中国典籍。

按照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解释,“令和”代表了希望,蕴含了在人们美丽心灵相互靠近之中,文化诞生并成长的意思。

在中国外交部记者会上,也有日本记者提问道:日本年号第一次没有出自中国典籍,中方如何看待这次变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回答也很干脆:这属于日本内政,我们不做评论。

日本天皇访华

那这次日本年号真的就完全出自日本典籍而和中国无关吗?答案是否定的,这次的年号“令和”出自前面所说的日本古籍《万叶集》,虽然《万叶集》源自日本传统文化,但是却无法抹去中国文化对其的影响,在诗歌的题材、形式以及表现方法上都借鉴了中国的诗歌。

更为关键的是,在《万叶集》成书的时候,日本并没有自己的文字,所以只能用汉字来作为注音符号记录下来。由此可见,如果日本年号推根溯源的话,其还是来源于中国文化。

补充下,唐宋时期日本向中国派遣了大量的留学僧和留学生也有很多古籍流传了过去,也有通过朝鲜传过去的。其中有不少书籍在我国都亡佚了,可是却在日本保留了下来,清末和近代的时候很多学者都注意到了这点,就不断努力将这些书再传回国内。就我知道的尤其在医学本草类就不少比如<太乙仙制本草>。另外还有关于敦煌和吐鲁番文书,日本是即英美俄之后得到的精品不多,但也有很多的宝贝。日本对我们自己的历史研究的可能比我们自己都好,这有点让人遗憾呢。另外古代日本学者自己编辑抄录了不少汉文古籍,很多书在中国已经亡佚了,借着他们的编辑摘抄很多书才能让我们一窥端倪,比如丹波康赖的医心方。 还有比如清末大藏书家陆心源的藏书后来被他的子孙卖给了日本人,其中有很多珍贵的宋版书。

1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常简作《通鉴》),由北宋司马光主编的一部多卷本编年体史书,共294卷,历时19年完成。主要以时间为纲,事件为目,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写起,到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征淮南停笔,涵盖16朝1362年的历史。

在这部书里,编者总结出许多经验教训,供统治者借鉴,宋神宗认为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即以历史的得失作为鉴诫来加强统治,所以定名为《资治通鉴》。《资治通鉴》全书294卷,约300多万字,另有《考异》、《目录》各三十卷。

《资治通鉴》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在中国官修史书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

2新唐书

《新唐书》是北宋时期宋祁、欧阳修、范镇、吕夏卿等合撰的一部记载唐朝历史的纪传体史书,“二十四史”之一。

全书共有225卷,其中包括本纪10卷、志50卷、表15卷、列传150卷。《新唐书》前后修史历经17年,于宋仁宗嘉祐五年(公元1060年)完成,《新唐书》修成后,其主编曾公亮曾上皇帝表“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其旧”,认为这是本书胜过《旧唐书》的地方。

《新唐书》在体例上第一次写出了《兵志》《选举志》,系统论述唐代府兵等军事制度和科举制度。

3旧唐书

《旧唐书》共200卷,包括《本纪》20卷、《志》30卷、《列传》150卷,原名《唐书》,宋祁、欧阳修等所编著《新唐书》问世后,才改称《旧唐书》,成书于后晋开运二年(945年)。

《旧唐书》的修撰离唐朝灭亡时间不远,资料来源比较丰富。

4中国历代通俗演义

本书从秦汉写到民国,全书共一千余回,五百多万字,二千二百年的历史;主本信史,旁征野史,取材审慎,观点平实,内容丰富,叙述有法,用语雅洁,自评自注,理趣兼备,洵为通俗史著的经典。作者是民国演义小说家蔡东藩。

5细说大唐

唐朝(公元618年一907年),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朝代之一。

《细说大唐大全集》讲述了唐从建立到灭亡的近300年历史,记录了大唐帝国的兴亡沧桑,展现了唐朝的勃兴与衰落。

本书通过对唐朝近300年间重要事件和重要人物的回顾反思,。一书在手,遍阅大唐王朝恢弘壮丽的历史;尽览大唐帝国近300年的盛世传奇。

扩展资料:

唐朝的文化:

文学: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状元、三元及第,都诞生于唐朝,即公元622年的状元孙伏伽(一说651年的颜康成),和781年三元状元。

唐朝最令人瞩目的文学成就可谓是唐诗,自陈子昂和“初唐四杰”起,唐朝著名诗人层出不穷,盛唐时期的李白、杜甫、岑参、王维,中唐时期的李贺、韩愈、白居易,晚唐时期的李商隐、杜牧是其中的几个代表诗人。

他们的诗作风格各异,既有对神话世界的丰富想象,又有对现实生活的细致描写,既有激昂雄浑的边塞诗,亦有沉郁厚重的“诗史”,还有清新脱俗的田园诗。

这些诗作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学的杰出代表。后世宋、明、清虽仍有杰出诗人出现,但律诗和古诗的总体水平都不如唐朝,使得唐诗成为了中国古诗不可逾越的巅峰。《全唐诗》收录数量最多的大城市为洛阳、长安、金陵。

唐朝的文化、制度、社会特点几乎全部承袭隋朝,唐朝的李家皇亲和隋朝的杨家皇亲更有亲戚关系,唐朝在一定程度上是隋朝的伸展,故历代史学家常把它和隋朝合并成“隋唐”。

最早是在14世纪初,因为日本进入南北朝分裂时期后,在长期战乱中失败的南朝封建主开始组织武士劫掠中国与朝鲜沿海地区。因为中国古籍称日本为倭国,所以当时称他们为倭寇。

从洪武时起,明朝致力于加强海防,永乐十七年(1419年)明军于辽东望海埚全歼来侵之倭,此后海防较为平静。

嘉靖以后,日本进入战国时代,在封建诸侯支持下,日本海盗与中国海盗王直、徐海等勾结一起,在江浙、福建沿海攻掠乡镇城邑,明朝东南倭患大起。明廷多次委派官吏经营海防,但因朝政腐败而难有成效。

嘉靖后期将领戚继光,俞大猷等先后平定江浙、福建、广东倭寇海盗,倭患始平。

扩展资料:

戚继光荡平倭寇:

明初开始,倭寇对中国沿海进行侵扰,从辽东、山东到广东漫长的海岸线上,岛寇倭夷,到处剽掠,沿海居民深受其害。明初筑海上 16 城,籍民为兵,以防倭寇(《明史纪事本末》卷 55《沿海倭乱》),取得了一些成效。

至嘉靖时,倭寇又猖獗起来,并与中国海盗相勾结,对闽、浙沿海地区侵扰如故。在倭寇长期为患之时,明朝军队中涌现了抗倭名将戚继光。

戚继光(1528-11-12-1588-01-05) 汉族,明代著名抗倭将领、民族英雄、军事家、武术家。字元敬,号南塘,晚号孟渚。山东登州(今山东蓬莱)人。原籍河南卫辉。一说祖籍安徽定远,生于山东济宁。

父死,袭官登州卫指挥佥事,升任都指挥佥事,负责山东御倭兵事。嘉靖三十四年(1555)调浙江,任参将,积极抗御倭寇。

他鉴于卫所军有不习战阵的弱点,恳请获准后亲赴“俗称慓悍”的义乌招摹农民和矿工,组织训练一支 3000 多人的新军。

他治军有方,教育将士要杀贼保民,严格军事训练,“教以击刺法,长短兵选用”(《明史》卷 212《戚继光传》),排演自己创制的鸳鸯阵。

由于新军将士英勇善战,屡立战功,被誉为“戚家军”。嘉靖四十年,倭寇焚掠浙东,他率军在龙山大败倭寇。继之在台州地,扫平浙东。

次年率 6000 精兵援闽,捣破倭寇在横屿(今宁德东北)的老巢。

嘉靖四十二年再援福建,升总兵官,与刘显、俞大猷分三路进攻平海卫(兴化城东),“斩级二千二百”。

次年春,相继败倭于仙游城下,福建倭患遂平。嘉靖四十四年又与俞大猷会师,歼灭广东的倭寇。东南沿海倭患完全解除。

——倭寇

日本天皇的名字是否是从中国借鉴而来的,发出这种质疑或者推论也是有一定原因的。这是因为日本天皇的名字,在我们的相关古代书籍当中能够找到,所以对于该名字是否从中国的积极而来的,我们就不由得知。但是我们能够得知一个历史事实,就是在隋唐年代的时候,有许多的日本学者从日本东渡到中国进行学习。所以日本天皇的名字很可能就是由于日本学者所借鉴而来的,所以对于日本天皇的名字,许多人都会认为是有中国所借鉴或抄袭过去的。在唐朝的时候是中国最为鼎盛的时期,这时候世界的政治中心研究在唐朝。因此许多国家的使者也会到唐朝过来借鉴经验。

无可否认,日本是一个非常善于学习的国家。在唐朝的时候,日本千万唐朝学习了非常多的知识,并且使得日本的发展得到了将会迅速的改变。日本天皇的名字是否从唐朝的借鉴的来的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他的名字却能在我们古代的书籍当中找到。也就是因为如此,许多人会猜测这个听话的名字就是有唐代所传过去的。当然我们对于这件事情不单指注意到名字是否是有中国传去更多的是要发掘日本人善于学习的品质。

无论是在唐代的时候还是在明治维新的时候,日本人都向着世界作为优秀的文明进行学习。也正是因为如此,日本的发展较其他国家也是十分迅速的,所以日本在发展的过程当中,由于借鉴了其他国家的技术以及实际经验,少走了许多的弯路。

日本天皇无论是从名字上还是从政治经济上,对于唐朝的基金是非常大的。所以人们常常感叹,日本是一个善于学习的国家,这也是的,这个国家在发展的道路上少走了许多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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