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图书馆是免费的，不需要注册费。

安徽省图书馆位于合肥市芜湖路74号，与合肥市包河相伴，是安徽省重点文化工程，是标志性文化建筑。建于1913年，也是中国建立较早的公共图书馆之一。是国家举办的综合性省级公共图书馆，是公益性的社会文化信息服务机构。 

据2018年4月该图书馆官网信息显示，安徽省图书馆总建筑面积369万平方米，馆藏文献447万余册，包括古籍线装书43511部351692册。其中善本3209部32682册，126部珍贵古籍入选前五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是国务院批准的首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之一。馆藏中，还建有章伯钧等安徽名人专藏。数字资源总量达15552TB。

中国数字图书馆安徽分馆、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安徽省级分中心以及安徽省古籍保护中心均设在安徽省图书馆，分别承担着数字文献资源的加工收藏与服务，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技术培训和资源建设，组织全省古籍保护工作，开展古籍普查登记、古籍修复培训和古籍保护研究等工作。

土家先民经历了从“图腾崇拜”到“祖先崇拜”到“土王崇拜”和“土老司崇拜”的历史过程，这几种主要的崇拜形式构成了土家文化的基本架构。作为廪君即虎巴后裔的土家人，因“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之故，最先产生了血祭白虎图腾的崇拜形式，所谓血祭即人祭，这是一种古老而残酷的崇拜形式，随着社会的进步而被“祖先崇拜”形式所替代；对“八部大王”的崇拜是“祖先崇拜”的主要内容。“八部大王”又称“八部大神”，传说是靠喝虎奶长大的八个神人，他们的名字分别为：熬潮河舍、西梯佬、西河佬、里都、苏都、那乌米、拢此也所也冲、接也会也那飞列也。酉阳县酉酬镇的巴柯村建有“八部大王庙”，现仍存“八部大王之位”残碑一块。由于他们神力无边，战功显赫，有德于民，成为土家族崇拜的远古祖先；“土王崇拜”是在土司制度实行以后才产生的一种崇拜形式，均以姓氏为纽带，具有明显的宗族色彩。“土老司崇拜”是“土王崇拜”的又一形式。土老司，土家语称为“梯玛”，是土家人信奉的本民族“巫师”。土家人把“梯玛”看成是人神合一的统一体，在原始落后的社会环境下，特别是在土司制度时期，“梯玛”是土家人看得见摸得着的崇拜对象。他头戴凤冠高帽，身穿八幅罗裙，运用八宝铜铃、牛角、司刀、卦子、令牌等法器，从事“摇宝宝“、”还牛菩萨愿“等法事，主持大型祭祖和摆手舞活动，以”梯玛跳神“的形式替人消灾除病，祈求吉祥。”梯玛“是土家先民进行”图腾崇拜“、”祖先崇拜“和”土王崇拜“的组织者、指挥者和具体实施者，作为土家文化模式的主要角色，”梯玛“在婚丧嫁娶、摆手祭祖、敬神驱邪、治病消灾、祈求幸福吉祥等社会活动中，承担着重要的社会职能。在土家地区”梯玛“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甚至土司们也敬畏几分。

酉阳地处古代五溪之首的酉溪地带，属土司统治时”九溪十八峒“原始部落。自上古时期就”巫风盛行“，古籍所载昔日这里”言语侏俚“、”连腰踏蹄“、”喜鬼尚巫“，故酉阳州志有”土人面对篝火歌舞膜拜以祀神“的记载。毋庸讳言，在摆手舞的形式和内容中，都具有十分突出的”巫文化“色彩。”巫“的产生具有极其复杂的社会原因，它是伴随着人类对事物的模糊认识而产生的一种文化现象，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这一文化现象在中原地区逐步消失，却在相对落后的武陵山区得以长期保存并渗透于各种文化形态之中。

土家先民在进行”图腾崇拜“、”祖先崇拜“、”土王崇拜“和摆手舞祭祖等活动中，都强烈地表现出了对先祖的祭祀和崇拜之情。无论是摆手祭祀歌，还是摆手舞本身都贯穿着祈求神灵庇护和祭祀先祖的主题。土家人用这种歌舞的形式来实现”娱神“和自娱的目的。 酉阳土家摆手舞植根于武陵腹地、酉水之滨这片深深的沃土，赋有灵性的黄天厚土孕育了这一灿烂的民族文化。它是发自内心的真实情感流露，感情深刻而真挚，艺术表现鲜活而生动，经过千百年的流传和加工，成为极其精美的优秀叙事诗篇，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

质朴、厚重之美

酉阳土家摆手舞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都十分古朴，所反映的内容涉及土家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宏大而又精细。从形式上看，因举办时间、举办地点和祭祀主体的不同，又分为”大摆手“形式和”小摆手”形式。“大摆手”一般为“三年两头摆”，地点大多在“大摆手堂”或“八部大王庙”举行，祭祀主体主要是“八部大王”，举行“大摆手”时，在摆手坝的中央设置丈余高的“龙凤大旗”，以示感谢“龙哺乳、凤羽温”之恩，还要在摆手场的四周插上许多旗幡，以此烘托和营造庄严、肃穆的氛围。历史上，“大摆手堂”都是分地域设置，届时不分州、县，四乡八寨的土家人均汇集到“大摆手堂”前，参加这一民族盛会。而“小壁手“则是以村寨或姓氏为单位每年都举行的祭祀活动，一般在”土王庙“或”爵主宫“进行，祭祀主体主要是”冉、杨、田“或”彭、田、向“等三姓土司和历代先祖。相对于”大摆手“而言，这一形式更为实用、方便。这两种形式都反映了土家先民用”一年一小摆，两年一大摆”的祭祀活动来表达对神灵的祈求和先祖的崇敬；从内容上看，“大摆手”主要表现人类起源、神话传说、古代战争等宏大场面，表演时手持长矛或齐眉短棍，身披“西兰卡普”，以锦代甲，其舞姿剽悍、劲勇，在中途还要穿插表演更为原始古老的土家族“茅古斯”舞，在“茅古斯”表演中除了有神话传说、祭山狩猎等主题外，还突出地表现了土家先民的“生殖崇拜”的文化现象，即“男根”崇拜。“小壁手“则主要表现民族迁徙和生产生活画面等，舞姿轻柔而细腻，表演时很少运用道具，也不受服饰限制，但所反映的内容十分细致，如：栽秧、薅草、打蚊子、抖屹蚤、牛擦背、打糍粑等等。质朴的表演形式和厚重的表演内容构成了酉阳土家摆手舞极其深遂的民族文化内涵，表现了土家人对先祖的崇敬和热爱生活、战胜自然、祈求五谷丰登的朴素信念。

歌舞乐结合、自然之美

原始摆手舞中既有歌、又有舞，还有打击乐的伴奏，三者浑然一体，互为补充，自然流畅。

《摆手歌》的演唱分为两种形式：一种由土老司演唱，歌词内容大多为祭祀先祖、民族历史和迁徙故事等，一般安排在摆手舞进行之前演唱。如流传在酉阳县下寨村一带的以反映民族迁徙为主要内容的原始摆手舞，最先就要演唱《古根歌》，歌中唱到：”讲古根来唱古根，讲起土家有原因，想起土家过去事，土家人哟泪淋淋。……为了感谢先祖恩，土家人呀唱古根，山寨修建土王庙，摆脚摆手进庙庭……“这不仅表现出了浓郁的祭祀色彩，还回答了为什么要跳摆手舞的由来；另一种是由表演者自己演唱，歌词大多反映生产生活情景，一般穿插在摆手舞中进行。如流传在酉阳县可大乡、后溪镇一带的以表现农事劳作为主要内容的原始摆手舞，就要用土家语演唱《农事歌》，歌中唱到：”利古嘛写昔岔也，私里子媚结嘎也……“，其汉语意为：”秧子嘛栽得好，大米饭吃得饱“，同时还要穿插土家语对白，其形态十分原始古朴。而原始摆手舞中的纯打击乐伴奏形式则是摆手舞的又一特色，拌奏乐器为大鼓和土制大锣，声音浑厚、低沉，气氛庄严、肃穆。

动作夸张、粗拙原始之美

酉阳土家摆手舞在情感的表达上十分自然、真挚，既追求生活的真实，也表现艺术的真实，土家先民从生产生活的具体形态中抽象出许许多多细小而又具有某种象征意义的原始动律，它直接反映了土家人的心理素质和审美情趣，是历代土家人对生产生活的形象概括和真实情感的升华，情绪自然朴实，感人至深。

酉阳土家摆手舞的基本动作都从不同的层面上表现了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有机结合，例如：手脚同边的”单摆“、”双摆“、”回旋摆“等动作，正是适应肩挑背磨和行走山涧小道的土家先民对真实生活的艺术夸张，或者说是在强烈的生态压力面前所表现出的乐观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色彩；又如：”抖疙蚤“、”叫花子烤火“等动作，形态十分丑陋，但它却反映了土家先民在迁徙途中的辛酸和苦难，时刻教育后人不要忘记民族的历史；再如：”磨鹰闪翅“（即岩鹰）等动作，是土家先民对盘旋和翱翔在武陵上空的岩鹰的原始摹仿，它反映了土家族人民渴望展翅飞翔和冲出大山、搏击蓝天的美好愿望。

挖掘推广

自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成立以来，酉阳县委、县政府将土家摆手舞这一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提炼、升华和普及，推出了集观赏性与普及性于一体的广场壁手舞和相关舞蹈精品，使酉阳广场摆手舞成为一个极具民族特色的群众性广场舞蹈。

1956年，从事民族事务工作的着名教授潘光旦先生，从北京来酉阳考察时, 被蕴藏在这片神奇土地上丰富多采的土家文化深深吸引住了。他建议地方政府应该尽快组织专业队伍，尽快抢救，挖掘、搜集、整理这一批宝贵的民族文化财富。酉阳历届县委、县政府领导将收集整理工作列入了重要的议事日程，1982年初开始对蕴藏在本县境内的各种民族民间文化艺术门类，特别是对酉阳土家摆手舞的原始资料进行了全面的普查、摸底和采风工作。1984年，根据国家文化部《关于收集、整理民族民间舞蹈集成的通知》精神，酉阳土家摆手舞被作为重点收入集成。1993年，县委、县政府邀请四川省成都市歌舞剧院副院长、国家一级编导张瑜冰，四川省舞蹈家协会常务理事琚渝安，成都市歌舞剧院曲作家陈大德三同志，以酉阳的民族民间文化艺术为基础创作素材，编创了土家族特色浓郁大型乐舞《摆手祭》，并推出了酉阳第一套广场壁手舞。1994年，《摆手祭》在四川省第二届少数民族艺术节上摘取“特别奖”，第一次唱响了酉阳土家摆手舞这一民族文化品牌。此后，酉阳在土家摆手舞的提炼工作中，不断推出新的文艺精品。1998年，以酉阳原始摆手舞动作“岩鹰展翅”为基本素材创作了舞蹈《岩鹰颂》；1996年由鲁小伯同志根据“打绕棺”和摆手舞打击乐为基本素材而创作的土家族吹打乐《欢乐的毕兹卡》在重庆市首届民间吹打乐比赛荣获二等奖；1999年又推出《酉阳广场摆手舞》加快了摆手舞的推广和普及。2001年3月，酉阳被重庆市人民政府命名为”摆手舞之乡“。 1999年，由酉阳县编排的土家摆手舞，代表重庆市赴香港参加国际旅游节展示，受到香港同胞和海外人士的青睐，同年，还赴北京参加了全国第七届少数民族运动会表演项目的比赛并荣获铜牌奖；重庆电视台、上海东方电视台、中央电视台、香港凤凰卫视台《走进生活》、《魅力12》、《文艺天地》等栏目多次赴酉阳拍摄摆手舞专题节目和人物专访，并将酉阳摆手舞在1998年重庆电视台与香港凤凰卫视联合举办的春节联欢晚会上播出；2001年10月3日，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同志回酉阳看望老区人民时，在城北桃花源广场与各族群众同跳酉阳土家摆手舞，后欣然题词：”酉阳——土家摆手舞之乡“。在2002年5月，文化部把酉阳命名为”中国民间艺术之乡（摆手舞）“。2008年6月7日国务院把酉阳土家摆手舞列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如今酉阳土家摆手舞的普及工作已深入千家万户，普及率达80%以上，群众文化、广场文化活动蓬勃开展，民族文化保护意识得到加强，为促进”三个文明“建设和推动县域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年），秦国大将白起挥兵南下，攻破了郢都，屈原在绝望和悲愤之下怀大石投汨罗江而死。传说当地百姓投下粽子喂鱼以此防止屈原遗体被鱼所食，后来逐渐形成一种仪式。以后每年的农历五月初五为端午节，人们吃粽子，划龙舟以纪念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据闻一多考证在屈原投江之前，吴越一带已有端午节存在，但从屈原2200多年前逝世一直到今天，中国社会主流所公认的一直是端午节祭祀屈原。

关于屈原的死因，学术界历来颇具争议。现在至少有五种说法：一是以清朝王夫之为代表的“殉国说”；二是以姜亮夫为代表的“洁身说”；三是以曲沐为代表的“殉道说”；四是以王之江为代表的“尸谏说”；五是以胡学常为代表的“回归说”。上述说法多以“殉国说”为主，主要缘于屈原作品的推断。本文探讨的则是一个新的说法——“救主说”。

在屈原诞生地——湖北省秭归县乐平里，有这样一个民间传说：相传屈原遭奸佞中伤后，被楚怀王流放到沅湘荒蛮之地。怀王在秦国死后，顷襄王继位。当时的楚宫已非常堕落，秦军经常犯楚，占领了楚国不少地方，后来又攻破郢都，追杀顷襄王。顷襄王因此悔恨交加，当初不该亲秦，更不甘心楚国近800年的基业毁于自己手中，于是他想到了被流放在汨罗江一带的屈原，遂去找他商议救国大计。秦军闻讯紧紧追来，危急关头，屈原与楚王互换衣冠，在秦军视线下跳进了汨罗江。眼看着“顷襄王”沉江，秦军停止了追杀，顷襄王逃此厄运。

2002年6月宜昌市抢救优秀民间文化遗产时，开展大规模拉网式普查，在屈原诞生地乐平里一带收集到了这个传说。它打破了千百年来“屈原因悲哀绝望而自沉”的消极定论，为屈学研究拓展了新的空间，使屈原伟大爱国诗人的形象更加完美，忠君爱国的人生主题更加鲜明，也使世界文坛上那个令人扼腕叹息的屈原临终形象不再悲哀……

一、“易服救主”传说的可靠性

“传说”这一名词的释义，“一是流传的说法；二是民间历史上流传下来的某些事迹的叙述，有的以特定历史事件为基础，有的则是虚构的”。从屈原家乡传说“屈原易服救主”，很可能就是以特定事件为基础的叙述。这个传说来自距乐平里7公里外一个偏僻的小山村——芝麻坪。74岁的农民向文才，没有上过一天学，我们请他来唱山歌，闲聊中，顺便考考他知不知道屈原，当问及屈原是怎么死，他便三言两语讲了为救楚王而死的这个过程。听了起初觉得很奇怪，深山老林里怎么会冒出这样一个传说呢？后来经许多山野村夫证实，才知道千百年来，这里的人一直都认定屈原是为救楚王而死的。

首次听到这个有关屈原死因的新说，大家都很振奋。为慎重起见，笔者后来又专程到乐平里访问了几个老农，还访晤了义务守护屈原庙的退休教师、“骚坛诗社”副社长徐正端。徐老师年逾七旬，他说：“是有这么个传说，确实是真的，我八、九岁读私塾时，听老师讲过的，当时老师也是70多岁。”

据秭归屈原纪念馆讲解员介绍：北宋时，宋神宗赵顼追封屈原为“清烈公”，并在归州建了清烈公祠，祠内屈原塑像身着“王冠龙袍”，就是当年的归州人根据传说中屈原“易服救主”时的穿戴塑造的。这些对于研究屈原、揭开屈原的死因之谜或许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随着有关文物的发掘和其它地方类似传说的发现，给屈原的历史丰富新的内容亦未可知。

民间文学是历史遗留给后人的宝贵的精神财富，风起于青苹之末，任何民间文学的发轫都是有其根源的，其中也不乏历史的真相。因为民间文学总是善于用枝枝蔓蔓的叙说来遮掩思想内核，也给后人了解真相增加了难度。比如传说，当历史的某些细节经岁月演变，以艺术的形式得以保存时，只能靠后人辨 伪存真，剥开层层的包裹，去探求真实所在。所以传说不能轻信，也不宜轻易否定。笔者公诸于这个传说，意在引起关注，为当今屈原研究增添新的色彩。

二、“救主说”符合屈原忠君爱国思想的一贯性

屈原不仅是伟大的诗人，也是一个忧国爱民的政治家，在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他“举贤授能，联齐抗秦”的政治主张一直是与他忠君爱国、富国强民的思想行为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在屈原看来，忠君、爱国、爱民是一个统一体，爱民是核心，爱国是关键，忠君是前提。君王是一国之主，是楚国的希望，他的美政理想只有通过君王才能实现。因此，无论对曾经重用过他的楚怀王，还是一直疏远他的顷襄王，他都是“忠湛湛而愿进兮”、“虽九死而犹未悔”。几十年放逐生涯中，他不断向君王倾诉着衷肠。尽管他长期身陷绝境，仍然尽着左徒和三闾大夫的职责，深信他的忠诚会感动君王，再获信任、重用。所以，当他流放中多次进谏受阻、绝望之极，多次想远走高飞或以死明志，几度写绝命词,“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时，皆因放不下心爱的祖国，唯恐君王长期被佞臣蒙骗、小人继续祸国殃民而又坚强地奋斗着，“愿遥起而横奔兮，览民尤以自镇。结微情以陈词兮，矫以遗夫美人。”尤其是顷襄王二十一年，当听到秦将白起攻破郢都的消息后，悲痛欲绝，他虽然又写下绝命词，实在不甘心历经数百年辉煌的楚国就这样被秦军灭掉，“恐皇舆之败绩”、“惜壅君之不昭”、“惜壅君之不识”，最终还是抱着当初“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坚定信念，再次坚强地活了下来。相信昏庸的君王在国难当头之时能悔悟，重新启用他为国效力。终于有一天，朝思暮盼的君王果真专程找他商议救国大事来了，他是多么激动和欣慰啊！此时君王正被敌人追杀，于是毅然决定易服救主，以报效自己深爱的楚国和人民。这一义无反顾的死，可谓死得伟大，死得崇高，死得壮烈，死得忠义。这一举动使屈原“悲哀的人生结局”瞬间改写成壮丽的诗篇。这样看来，屈原就在对楚国未来充满希望中英勇投江，而不是在绝望中殉国自沉的。这一壮举的价值还在于，唤起顷襄王的斗志，楚国的历史终因顷襄王的觉醒而得以延续。《楚世家》说楚顷襄王二十三年，“襄王乃收东地兵，得十余万，复西取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以为郡，距秦。”可见，顷襄王在楚国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正是采纳了屈原的救国、治国良策，依靠人民反秦的力量，一心聚集残兵，收复失地，治理国家，才使得楚国的历史又延续了半个多世纪——这才是值得屈原为其百折不挠、九死无悔而效忠的君主啊！试想，历史上这么一个昏聩无能的“壅君”，却在国都被秦攻占、楚军全线溃退、君臣仓皇逃命、国力日渐衰败的困境下，还能东山再起，与日趋强大的秦国抗衡长达55年，这难道不是三闾大夫伟大的爱国精神、非凡的人格魅力对顷襄王及其楚国人民强烈感召的结果吗？如此看来，屈原在中国历史上不仅是文学创作的旗帜，品质修养的典范，而且在政治领域执着的求索精神也堪称揩模，三者是相辅相成的。

三、司马迁收集的材料难免不全面性

《史记》是最早记载有关屈原历史的一部史书。写作者司马迁距屈原生活的时代两百多年，以当年的信息发展水平而论，司马迁所得资料不可能做到详尽真实，难免挂一漏万。

李中华、朱炳祥在《楚辞学史》中分析：“司马迁写作《屈原贾生列传》的材料，可能来自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宫中收藏的图书古籍在各国春秋典册所录中，可能载有屈原的事迹。二是实地调查访问所得的材料。《太史公自序》说，他年二十岁，曾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闚九疑，浮于沅湘’，这次游历对于他写作屈原有着重要意义。在《屈原贾生列传》中，他又自诉说‘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沈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三是屈原作品中的材料。《屈原贾生列传》之末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司马迁广泛收集了当时存在的有关资料，并进行了认真的分析研究，使屈原所处的时代及其生平经历大体清晰地呈现出来，从而具有永恒的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然而，由于司马迁写《史记》距离屈原之死已有200多年，有些历史事件的具体时间及相关情况已经不容易考察清楚。民间传闻异辞，也使得司马迁对同一事件的表述有时前后不一，乃至互相矛盾。……因此，近代学者对于《史记·屈原贾生列传》颇有怀疑与批评。“汤炳正先生还因此提出了一系列疑问，要回答他的问题，不仅需要对现存文献进行进一步认真研讨，还要注意地下的文物发掘（笔者顺便补充一句：也还要全面收集有关屈原的民间传说及相关资料）。相信只要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这一问题终究会得出满意的答案。”

这段论述，说明汉代司马迁收集到的《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的第一手材料残缺不全。因为他只是年轻时到过“沅湘”，且“民间传闻异辞”，“有些历史事件的具体时间及相关情况已经不容易考察清楚。” 再说，由于时间、地域、交通、身体状况等多种原因，司马迁难于到也不可能到所有与屈原有关的地方广集资料，自然不知屈原投江200年（以至2000年）后，屈原的家乡还流传着屈原“易服救主”自沉汨落罗的说法。但司马迁当时身处逆境，能把“屈原所处的时代及其生平经历大体清晰地呈现出来”，殊属不易，为人类、为史册作出了巨大贡献。

四、秦专制统治对屈原史料遗存造成影响

秦始皇作为第一个统一中国的帝王，无论是政治上，还是文化上，功不可没。但其专制和暴戾，也造成了极大的遗患。一统天下后，疾风暴雨般地扫荡一切有碍他实现政治主张的异类、异形、异言、异声，焚书坑儒，开君主专制的恶例。屈原这个强硬的反秦派，他的思想、他的诗文，与他相关的史籍记载，以及他家族当然也在扫荡之列。

据陕西韩城县志记载：“秦灭楚后，屈原三子俱入秦，一子居蒲城，改姓孙，一子居耀州，更房姓，一子居韩城，仍本姓。”由此表明，秦灭楚后，强行将楚国人特别是屈姓人迁往秦国，并改姓。忠于秦王朝的史官编录这段正史时，能秉笔直书列国历史吗？何况是反秦派中坚人物——屈原的史记呢？至于屈原部分文学作品得以保流并流传至今，想是当时被人珍藏所致。否则一炬之下焉有幸存？由此推测，这大概是先秦典籍中有关屈原的史笔缺失的原因之一吧。

基于以上几点，笔者认为，屈原易服救主，不是没有可能，何况这个传说流传之地，是在屈原的家乡，流传时间至少在清代以前。因为屈原的史料珍贵而又缺乏，于此新发现，无论真伪，都应该认真对待，不放过任何挖掘历史真相的机会。

　　壮族（旧称僮族，壮文：Bouxcuengh），是中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广西、云南、广东和贵州等省区。秦以来，壮族先人历代分别称为西瓯、骆越（雒越）、南越、濮、僚、俚、溪峒蛮、乌浒，在宋代史籍中始称为“撞”、“僮”、“仲”，明清时也有称为僮人、良人、土人的。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统称“僮族”（“僮”与“壮”同音），直到周恩来倡议在1965年改“僮”为“壮”。

　　1990年人口1548万。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壮 铜鼓

　　族人口数为16178811。2005年，壮族人口超1700万人。现在是中国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一个民族。壮族大多居住在广西。其中云南有100余万人，主要聚居在文山州，红河、曲靖也有一部分。广东的连山、贵州的从江和湖南江华也分布有壮族。在1965年统一称壮族以前，壮族的自称和他称较多，广西最常见的自称和他称主要有“布壮”“布土”“布僚”“布雅依（瑞）”“布侬”等20多种，云南主要有“侬人”、“沙人”、“土僚”等。

　　壮族有自己的语言，中国学者将之归类为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壮傣语支，分南北两大方言。部分外国学者根据壮语同源词的情况，将壮语划入澳泰语系。壮语与同语支的泰国语、老挝语、傣语相似程度相当高。壮语有自己的文字，从中国的唐代（7世纪）就开始在民间使用，汉人称为古壮字，壮族人自称为“sawndip”，就是生字的意思，因为这种字是用汉字部首组合而成的。但是这种壮字由于使用面不广，没有能在全民推行，多用于书写地名，编山歌、记事。南宋时，曾在汉字的基础上创造出“土俗字”，但没能得到重视和推广。1950年代，中国***的政府专家创制了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壮文，并于1982年又作了部分修订，但这种文字没有能在壮族地区推广，但是壮族地区的官员却昧着良心说这种文字得到了推广，严重违背了党的实事求是精神，损害了党的民族政策。 壮族

　　壮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民族。现代民族学、历史界一般公认壮族是由中国古代岭南的越人的一支发展而来。她与周奉时期的西瓯、骆越，汉唐时的僚、俚、乌浒，宋以后的僮（撞、獞）人、俍（狼）人、土人等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 壮族与百越中的西瓯、骆越是一脉相承的，从汉至唐初，壮族地区不断的主动或被动的接受汉语言文化，在今壮族地区出现了一些“雄于乡曲”的大姓，如番禺的吕氏，高凉、合浦的冼氏，钦州的宁氏等，称为“百越大姓”，各自雄居一方。唐代，曾把岭南道分置岭南东、西两道，设五府经略使于广州，下分五管。其中桂、邕、容三管都是壮族先民的聚居区。两宋、元、明时期，中央王朝加强了对岭南地区的统治，建州县、派官史、征贡赋，中央王朝在壮族地区实行的羁縻州县制度，任用壮族有名望之人为土司管理本族。而中央政府的漠视及土司的横征暴敛给壮族人民带来的沉重负担使壮族人民不堪其奴役，多次反抗。唐朝的西原“黄洞蛮”起事，宋朝侬智高起义，明朝的俯江农民起义，清朝数百年不间断的起义直到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就起事于这片地区。但历次起义都遭到了镇压而告失败。壮族人民在抗击法国殖民者入侵、辛亥革命斗争和抗日战争中做出了重大贡献和巨大牺牲，壮族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

　　壮族地区石灰岩分布很广，是世界有名的岩溶地区，石山拔地而起，石山里有岩洞和地下河。这种地形构成了“桂林山水甲天下，阳朔山水甲桂林”的名胜景色。沿海盛产各种名贵海产，尤以南珠闻名。壮族地区气候温和，雨水充足，以农业为主，种植水稻、玉米、薯类等。果品也很丰富，森林面积广，盛产柳州杉、银杉、樟木等名贵木材。驰名中外的三七、蛤蚧和茴油是壮族地区久负盛名的特产。 壮族人民在集中本民族民间文学、音乐、舞蹈、技艺的基础上，创造了壮戏。铜鼓是壮族最有代表性的民间乐器。壮锦是壮族民间流传下来的一种独特的织锦艺术，已有一千年的发展史，与南京的云锦、成都的蜀锦、苏州的宋锦并称“中国四大名锦”。

　　壮族主要居于岭南。岭南地区自远古时代就有人类居住，在先秦时代，壮族就属于百越的骆越、西瓯等，远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有柳江县的“柳江人”和，“甘前人”，来宾市的“麒麟山人”，荔浦县的“荔浦人”。都安县的“干淹人”和“九楞山人”，柳州市的“白莲洞人”和“都乐人”桂林市的“宝积岩人”，田东县的“定模洞人”，灵山县的“灵山人”等等。这些古人类所在的区域，恰好是壮族先民的 壮族

　　活动地域，也是今天壮族的聚居地区。据此部分专家推测不排除壮族为这些古人类的后代。 先秦时期，广西为骆越国，居住着百越中的"骆越"、"西瓯"、"苍梧"人。骆越国是岭南壮族祖先著名的方国，最早见于《逸周书·王会》，其中提到“路人大竹”，朱右曾《逸周书·集训校释》云：“路音近骆，疑即骆越。”路即骆，此说中的。《逸周书》亦称《周书》，乃先秦古籍，多数篇章出于战国，其中所记商周之事，必有所本。在《吕氏春秋·本味》里，又提到“越骆之菌”，汉代高诱注：“ 越骆，国名。菌，竹笋。”越骆是汉语提法，意为越（山）谷或越鸟，越人语言倒装为骆越。 “僮”这个民族名称，是南宋时出现的。宋人李曾伯在上宋理宗的“奏议”中，曾提到宜山有“僮丁”。宋人朱辅在《溪蛮丛笑》中进一步指明南方“洞民”“有五：曰苗、曰瑶、口嘹、曰獞、曰仡佬”。以后历代均多沿用“獞（僮）”名，到明代“獞”名引用逐渐增多，但往往与“瑶”并举。到清代对“獞（僮）”名的引用已遍于广西各地。1949年后，经过深入调查和进行民族识别，人民政府把广西、广东、云南等地自称“布壮”、“布土”、“布农”、“布泰”、“布班”、“布陇”、“布诺”、“布衣” 、“布民”、“布越”、“布寮”、“布雅衣”、“布曼，”等等的人们统一称为僮族。后因“僮”字的含义不够清楚，又容易读错音，一九六五年，按照周恩来总理的倡议，把“僮”改为“壮”，把“僮族”改为“壮族”。 民族区域自治。1952年12月9日在广西的西半部建立桂西壮族自治区，1956年春改为自治州。1958年3月5日，建立以原广西省地区为范围的广西壮族自治区。1958年4月1日，建立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1962年9月26日，建立广东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 壮族名称虽随代而异，其主要源流：百越一瓯一瓯骆一西瓯骆一西瓯骆越一乌浒一俚僚一僮一俍一沙一侬一壮，为一脉相承。（参考黄现璠著《壮族通史》）

　　壮族

　　骆越与西瓯是构成今天壮族的主要两个支系，他们存在了一千多年，创造了灿烂的稻作文明。今天壮族传承的古代文化，在很多方面是西瓯、骆越人创造的。骆越方国创造的稻作文化、大石铲文化、龙母文化、青铜文化、青铜文化中的铜鼓文化、花山文化等等，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骆越人和苍梧人、西瓯人一起，在我国最先发明了水稻人工栽培法，为中华民族也为全人类做出了巨大贡献。在今南宁市范围，发掘出了骆越人祖先留下的十四处贝丘遗址，从中出土了一万年前原始石磨盘、石杵、石磨棒等稻谷的脱壳工具，其中南宁市亭子圩遗址出土的这类工具，经C14测定为11000年。年代仅次于湖南道县。壮族苍梧部祖先留下的 12000—20000年前的炭化稻粒，比江西万年县的一万年稻谷遗址早1000年。到了骆田时代，骆越人对境内的田畴整治已经卓有成效，已经会根据潮水的涨缩选择田块。今天，整个华南无论哪个民族，都以大米为贵，餐桌上的主食主要是大米饭，以大米为原料的食品系列有米饭系列、米粉系列、粽粑系列、糍粑系列、米粥系列、汤圆系列、米糕系列、米饼系列、米花系列、饮料系列、米肉系列、灌肠系列等12个系列，大大丰富了人们的生活。副食的猪鸡鸭鹅，也是大米的转化物。从旱地农业地区移居岭南的汉族等民族，也都放弃了麦类的种植，和壮人一起在餐桌上享受壮族祖先创造的稻作文化。骆越人的这一大贡献，与日月齐光。创造和打破了多项中国世界纪录协会世界之最、中国之最。 衣着方面的世界之最 在古黔中地区的道县玉蟾岩(古代壮族苍梧部活动区域），发现了人类在15000年前用来作陶器“垫布”的植物纤维编织纹，不管这植物纤维编织纹是如何地简陋粗糙和幼稚，它却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见到的人类自己用劳动创造出来的第一件手工纺织品，是全世界纺织工业的萌芽。 饮食方面的世界之最 在古黔中地区的道县玉蟾岩遗址中，发现了15000年前的人工栽培稻，尽管它还只具备了人工驯化的一些痕迹，它却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见到的人类自己用劳动创造出来的第一个农作物品种，是全世界耕作农业的萌芽。而陶器的出现，又是人类告别“茹毛饮血”的野蛮时代，进入“熟食烹饪”的文明时代的第一个标志。 壮族

　　住房方面的世界之最 在古黔中地区的临澧竹马村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距今约18000年）中，发现了带甬道的“丅”字形“高台式土木建筑”，它不仅是中国“高台式宫殿建筑”的源头，而且是全世界第一座“高台式土木建筑”。 壮族先民迈出划时代的第一步，使中国率先迈进了农耕社会，引发了人类最伟大的一场绿色革命，使人类从饥饱无定的采集生活中，闯出了一条驯化动物、创造农耕、迈向温饱生活的绿色革命之路，使人类迈进了农耕社会辉煌的农业时代。 壮族先民发明的陶器，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是人类第一次利用天然物，按照自己的意志，创造出来的一种崭新的东西。人们把粘土加水混和后，制成各种器物，干燥后经火焙烧，产生质的变化，形成陶器。它揭开了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新篇章，具有重大的划时代的意义。陶器的发明，大大改善了人类的生活条件，在人类发展史上开辟了新纪元。 骆越人的青铜技艺有很高的水平，他们所制造的灵山型、冷水冲型、晋宁型铜鼓，是铜鼓鼎盛期的产物，是八型铜鼓中的顶级产品，代表了铜鼓技艺的最高水平，高大厚重，设计奇巧，工艺精湛，花纹繁缛。鼓面上的青蛙立雕，一反青蛙450蹲势，脊梁与鼓面平行，臀部隆起如猛狮，身上饰以稻穗文，这一 壮族

　　画龙点睛之笔，正是骆越人对稻作文化贡献的特别标记。鼓面上的太阳纹告诉我们，骆越人有自己的欧几里得，公元前他们就能够在鼓面上表现出分割圆法。分割圆法被认为是两千多年前一个民族最高科学水平的标志，从记载上看当时世界上只有汉族和古希腊的欧几里得能分割圆，人们没有想到壮族祖先也能做到，只是没有文字记载罢了。骆越人制造的镦、圆形器、牛首提梁卣、钟、靴形钺等青铜器，都有很高的水平，尤其是牛首提梁卣，设计精巧，卣纽和卣腹上四头圜眼圆睁的水牛头，堪称一绝。 骆越人的生产工具别具一格，其早期的带肩石斧和有段石锛，是典型的越人产品。所铸造的铜钺类包括靴形钺、扇面钺、风字形钺、铲形钺、圆头形钺等，形状多变、精巧实用，表现了骆越人的聪明才智。其所制造的大石铲为国内一绝，长舌形，束腰，边沿加工精细圆润，束把处有边牙，以便绑牢。最大的长60多厘米，宽 20多厘米。既是生产工具，也是一种艺术品，祭祀稻作神灵时又是神器。其设计独具匠心。其他如西林的战国铜棺，合浦鸭首流铜魁、凤凰形铜灯、人足形铜盘等，都闪耀者骆越人智慧的光芒。 花山文化是骆越人创造的世界闻名的艺术画廊，主要分布于左江及其支流明江沿岸，绵延200多公里，另有5处分布于左江流域的凭祥市、天等县等处。共有84 个地点，183处，287画组。主体形象为人身蛙形的蛙神形象，赭红色，平涂成投影式（鬼影），皆两臂弯肘上举，半下蹲成骑马式，犹如蛙泳之状，整个画面呈欢歌狂舞之态，震动人心。花山崖画是骆越人祭祀蛙神的圣地，是按照骆越人敬祀蛙神的场面描绘的。除了蛙神形象，还有奔犬、鹿、鸟、铜鼓、铜锣、星星、太阳等形象。其产生年代上限在战国，下限在西汉，长达700多年。少量为后世仿制。其中规模最大的为宁明县的花山崖画，壮话叫做岜莱（Byaraiz），岜意为山，莱意为花纹。因其规模最大，故以之代表整个左江崖画。花山崖画和世界各地岩画相比，有显著的特色。其蛙神形态不仅整齐划一，而且绵延700多年而不改，比较罕见。宁明花山画面高40多米，宽长达170多米，就一个“地点”（世界岩画规则，画面边沿外500米内无画为一个“地点”）的面积来说，堪为世界之最。此画面尚可辨认的人物形象达1300多个，所有的大小图象加起来达4万多个，世界少有。花山崖画是稻作文化的集中展示，像这样大规模展示稻作文化的艺术珍品，堪称一绝。花山崖画不是静态古老文化，而是活态文化，其所展示的稻作文化，依然活在民间。至今在古骆越北界红水河沿岸的东兰、凤山一带，还保留有“蛙婆节”，祭祀民族图腾蛙神。节日里跳的蛙舞，舞者戴蛙首头套，跳跃之状酷似花山崖画上的动作，其他地方民间流传的一种师公舞，也酷似花山形象。故舞蹈家们把花山人物形态称为蛙形舞姿。

　　多数地区的壮族习惯于日食三餐，有少数地区的壮族也吃四餐，即在中、晚餐之间加一小餐。早、中餐比较简单，一般吃稀饭，晚餐为正餐，多吃干饭，菜肴也较为丰富。大米、玉米是壮族地区盛产的粮食，自然成为他们的主食。 日常蔬菜有青菜、瓜苗、瓜叶、京白菜（大白菜）、小白菜、油菜、芥菜、生菜、芹菜、菠菜、芥蓝、蕹菜、萝卜、苦麻菜，甚至豆叶、红薯叶、南瓜苗、南瓜花、豌豆苗也可以为菜。以水煮最为常见，也有腌菜的习惯，腌成酸菜、酸笋、咸萝卜、大头菜等。快出锅时加入猪油、食盐。 壮族对任何禽畜肉都不禁吃，如猪肉、牛肉、羊肉、鸡、鸭、鹅等，有些地区不吃狗肉，也有些地区却酷爱吃狗肉。猪肉也是整块先煮，后切成一手见方肉块，回锅加调料即成。壮族人习惯将新鲜的鸡、鸭、鱼和蔬菜制成七八成熟，菜在热锅中稍煸炒后即出锅，可以保持菜的鲜味。 壮族喜爱猎食烹调野味、昆虫，对三七的食疗颇有研究，利用三七花、叶、根、须做菜很有特色。壮族还擅长烤、炸、炖、腌、卤成熟法，嗜酒，口味辣麻偏酸，喜食酥香菜品。主要特色菜有：辣血旺、火把肉、壮家烧鸭、盐风肝、脆熘蜂儿、五香豆虫、油炸沙虫、皮肝糁、子姜野兔肉、白炒三七花田鸡、岜夯鸡等。 壮族自家还酿制米酒、红薯酒和木薯酒，度数都不太高，其中米酒是过节和待客的主要饮料，有的在米酒中配以鸡胆称为鸡胆酒，配以鸡杂称为鸡杂酒，配以猪肝称为猪肝酒。饮鸡杂酒和猪肝酒时要一饮而尽，留在嘴里的鸡杂、猪肝则慢慢咀嚼，既可解酒，又可当菜。 典型食品：壮族有许多著名的菜肴和小吃，主要有：马脚杆，鱼生，烤乳猪，花糯米饭、宁明壮粽，状元把，白切狗肉，壮家酥鸡，清炖破脸狗，龙泵三夹居住在坝区和城镇附近的壮族，其房屋多为砖木结构，外墙粉刷白灰，屋檐绘有装饰图案。居住在边远山区的壮族，其村落 广西龙脊的壮族山寨

　　房舍则多数是土木结构的瓦房或草房，建筑式样一般有半干栏式和全地居式两种。 干栏，也叫木楼、吊脚楼。壮、侗、瑶、苗、汉都有。多为两层。上层一般为3开间或5开间，住人。下层为木楼柱脚，多用竹片、木板镶拼为墙，可作畜厩，或堆放农具、柴禾、杂物。有的还有阁楼及附属建筑。一般干栏都依山傍水，面向田野。一个寨子一个群落，既雄伟又壮观。有些村寨，家家相通，连成一体，就像一个大家庭。居室格局，各处自有特点。龙胜县龙脊乡壮族干栏，以神龛为中心，神龛后面，居中是家公住房(以女主人为中心)，左角是家婆住房，有小门与家公房相通。主妇房在右角。丈夫房在厅堂右侧外。客房在前庭左角，姑娘房在右角楼梯旁，便于她们与小伙子们交往。这种布局的最大特点，是夫妻异室，沿袭了古俗。现在的干栏，内部结构略有变化，但基本格局不变。

　　。

　　壮族服饰主要有蓝、黑、棕三种颜色。壮族妇女有植棉纺纱的习惯，纺纱、织布、染布是一项家庭手工业。用自种自纺的棉纱织出来的布称为“家机”，精厚，质实，耐磨，然后染成蓝、黑或棕色。用大青（一种草本植物），可染成蓝或青色布，用鱼塘深可染成黑布，用薯莨可染成棕色布。 壮族服饰各有不同，男子、女子的服饰，男子、妇女、未婚女子的头饰，各具特色。

　　壮族妇女

　　壮族服饰

　　男装有右襟与对襟两种，右襟衫反膊无领，衣纽从右腋下开至腰部又转向正中，再开出三四寸而止，衣襟镶嵌一寸多宽的色布边，用铜扣纽，再束上长腰带；对襟开胸，长仅及脐的紧身衫，这是在劳作时穿着的。而女装为无领右襟，只是衣袖比男装大些，宽大近尺，长至膝盖，镶嵌绲边，边条有宽细，一般在二三道以上。肩内贴布反衬在外，起缝三线，名叫“反膊衫”。男女衫的扣钮均铜纽或布纽。男女裤子式样基本相同，裤脚有绲边，俗称“牛头裤”。已婚妇女有绲花边的肚兜，腰裤左边悬挂一个穗形筒，与锁匙连在一起，走动时发出“沙啦吵啦”的响声。男子礼服惯穿长袍，外面套上一件短褂，通称“长衫配马褂”，起先是头戴顶圆帽，后来改戴礼帽。到了现代，壮族的穿着衣式已基本现代化，但老一辈人，仍普遍以穿蓝、黑两色为主。

　　未婚女子喜爱长发，留刘海（以此区分婚否），通常把左边头发梳绕到右边（约三七分）用发卡固定，或扎长辫一条，辫尾扎一条彩巾，劳作时把发辫盘上头顶固定。已婚妇女则梳龙凤髻，将头发由后向前拢成鸡（凤）臀般的式样，插上银制或骨质横簪。现在裹青纱白帕的已少见，多用黑帕或花帕头巾，梳髻多是中年以上妇女，且喜欢戴绣花勒额，冬季妇女多戴黑色绒线帽，帽边花式因年龄而异。男女都穿布鞋，中年妇女上山劳动爱穿自己制的猫耳布鞋，俗称鞋猫，形似草鞋、有耳、有跟，用一条扁纱带将鞋耳和鞋跟串起来，任意绑扎调节松紧。儿童头饰：童帽是用二三寸宽的绣花布条缝制成的无顶遮额帽。古籍中记载壮俗“露顶跣足”、“布帛勒额（束额）”，在童帽上获得再现，这种遮额帽既能保护头部也是一种装饰品。婴儿的背带比常见的汉族的大得多，呈蝴蝶状，“蝶身”长三尺，宽二尺四寸，中绣花样图案或八卦乾坤图，但很少见绣有文字，两边“蝶翼”长九尺，宽一尺二寸，这种背带壮话称“腊”。建国后，这种背带逐渐改小尺寸，有些背带壮话称“腊”。建国后，这种背带逐渐改小尺寸，有些背带身刺绣上如“出入平安”“美满幸福”的文字，代替原有的图案。 男女都穿布鞋。

　　壮族是个好客的民族，过去到壮族村寨任何一家做客的客人都被认为是全寨的客人，往往几家轮流请吃饭，有时一餐饭吃五、六家。平时即有相互做客的习惯，比如一家杀猪，必定请全村各户每家来一人，共吃一餐。招待客人的餐桌上务必备酒，方显隆重。敬酒的习俗为“喝交杯”，其实并不用杯，而是用白瓷汤匙。 客人到家，必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给客人以最好的食宿，对客人中的长者和新客尤其热情。用餐时须等最年长的老人入席后才能开饭；长辈未动的菜，晚辈不得先吃；给长辈和客人端茶、盛饭，必须双手捧给，而且不能从客人面前递，也不能从背后递给长辈；先吃完的要逐个对长辈、客人说“慢吃”再离席；晚辈不能落在全桌人之后吃饭。 尊老爱幼是壮族的传统美德。路遇老人要主动打招呼、让路，在老人面前不跷二郎腿，不说污言秽语，不从老人面前跨来跨去。杀鸡时，鸡头、鸡翘必须敬给老人。路遇老人，男的要称“公公”，女的则称“奶奶”或“老太太”；遇客人或负重者，要主动让路，若遇负重的长者同行，要主动帮助并送到分手处。

　　壮族人忌讳农历正月初一这天杀牲；有的地区的青年妇女忌食牛肉和狗肉；妇女生孩子的头三天（有的是头七天）忌讳外人入内；忌讳生孩子尚未满月的妇女到家里串门。登上壮族人家的竹楼，一般都要脱鞋。壮族忌讳戴着斗笠和扛着锄头或其他农具的人进入自己家中，所以到了壮家门外要放下农具，脱掉斗笠、帽子。火塘、灶塘是壮族家庭最神圣的地方，禁止用脚踩踏火塘上的三脚架以及灶台。壮族青年结婚，忌讳怀孕妇女参加，怀孕妇女尤其不能看新娘。特别是怀孕妇女不能进入产妇家。家有产妇，要在门上悬挂袖子枝条或插一把刀，以示禁忌。不慎闯入产妇家者，必须给婴儿取一个名字，送婴儿一套衣服,一只鸡或相应的礼物，做孩子的干爹、干妈。忌筷子跌落地上，认为不吉利。吃饭时忌用嘴把饭吹凉，更忌把筷子插到碗里。夜间行走忌吹口哨。忌坐门槛中间。 壮族是稻作民族，十分爱护青蛙，有些地方的壮族有专门的“敬蛙仪”，所以到壮族地区，严禁捕杀青蛙，也不要吃蛙肉。每逢水灾或其他重大灾害时，壮族都要举行安龙祭祖活动，乞求神龙赈灾。仪式结束后，于寨口立碑，谢绝外人进寨。

汉族，现有人口10．4亿多。汉族主要分布在中国的松辽平原及黄河、长江、珠江等大河巨川的中下游流域农业发达地区，并散居于全国各地。在中华族的大家庭中，汉族人口最多，分布最广。

汉族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汉字经过3000年的演变，发展成现在的通用简化汉字。汉族的语言通称汉语，属汉藏语系，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最丰富的语言之一。

汉族自古对各种宗教信仰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天命崇拜和祖先崇拜是汉族宗教的主要传统观念。

历史上汉族人一部分信仰道教和佛教；后来天主教、基督教传入中国，又有一些人开始信仰这些宗教。

几千年来，提倡以仁为中心，重视伦理教育，由孔子、孟子思想体系形成的儒家学说对汉族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汉族由于分布地区广大，其传统住房因地区不同而有不同的样式。居住在华北平原的汉族，其传统住住房多为砖木结构的平房，院落多为四合院式，以北京四合院为代表；居住在东北的汉族，其传统住房与华北基本相似，区别在墙壁和屋顶，那里的住房一般都很厚实，主要是为了保暖；居住在陕北的汉族，则根据黄土高原土层厚实、地下水位低的特点挖窑洞为住房，窑洞不仅冬暖夏凉，而且不占耕地面积；居住在南方的汉族，其传统住房以木建房为主，讲究飞檐重阁和律卯结构。由于南方各地习俗和自然条件不同，在住房建筑布局上也有差异。如丘陵山地的楼房依山而建，江浙水乡则注重前街后河，福建的土楼庞大而美观，苏州的楼阁小巧而秀丽。

无论南方还是北方的汉族，其传统民居的共同特点都是座北朝南，注重室内采光；以木梁承重，以砖、石、土砌护墙；以堂屋为中心，以雕梁画栋和装饰屋顶、檐口见长。

汉族主要从事农业，主食以小麦、玉米、稻米等为主，辅以蔬菜、豆制品和鸡、鱼、猪、牛、羊肉等副食，茶和酒是传统饮料。以大米为主食的，习惯将大米做成米饭、粥或米粉、米糕、汤圆、粽子、年糕等各种不同的食品；以小麦为主食的，习惯将麦面做成馒头、面条、花卷、包子、饺子、馄饨、油条、春卷、炸糕、煎饼等。讲究并善于烹任，是汉族的一大饮食特点。不同地区的汉族人民以炒、烧、煎煮、蒸、烤和凉拌等烹饪方式，经过长期的实践，形成了不同的地方风味。汉族的粤、闽、皖、鲁、川、湘、浙、苏等八大菜系，闻名于海内外。

汉族人饮茶，据说始于神农时代，少说也有4700多年了。直到现在，中国汉族同胞还有民以茶代礼的风俗。汉族对茶的配制是多种多样的：有太湖的熏豆茶、苏州的香味茶、湖南的姜盐茶、成都的盖碗茶、台湾的冻顶茶、杭州的龙井茶、福建的乌龙茶等等。

汉族的服饰比较复杂，从古到今，变化很大。古代服装有裙装、袍服、襦裤服等。到近现代，汉族服饰开始改变，古代服装几乎被完全淘汰，代之而起的是：男子穿简化了的长衫和马褂，头戴呢帽、皮帽、毛线帽，也有的穿西式礼服、戴呢帽；女子最初穿简化了的上衣下裙，以后流行穿改良的旗袍，也有的以连衣裙作礼服。公职人员和知识分子穿中山装，城乡男女则穿对襟和大襟式的衣服。50年代，城市男女多穿蓝干部服，男女服装的区别只在于领口不同和衣袋的多少，进入80年代以后各地流行起西服、夹克、风衣、运动衫、呢大衣、羽绒服等，特别是女青年的服装更是款式新颖多样，追逐着服装时尚的新潮流。

汉族的节日很多，主要是春节、清明节、端午节、元宵节、中秋节等等。过“春节”又称为过年，是汉族人千百年来的传统节日，也是一年中最隆重的节日。过年时，除夕要守夜，初一要拜年。

汉族人口众多，习俗各异。如今男女婚嫁大都已移风易俗，采用简单而又热闹的婚礼。但在有些汉族地区的农村，传统的民俗至今仍然保存着。

据史料记载，汉族旧称汉人是因中国的汉王朝而得名，汉朝以前称“华夏”或“诸夏”。无论是在政治、军事、哲学、文学、史学、艺术诸方面，还是在自然科学领域中，汉族人民都创造了许多辉煌的业绩。

汉族人民历来以简朴、富于创造精神著称。汉族历史上的经济是以农业为主，兼营家庭副业，是一种典型的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汉族的农业生产在历史上素来发达，尤其以水利灌溉和精耕细作著称于世，汉族的手工业也有相当高的发展水平。

汉族是一个历史从未中断过的、历史悠久的民族。汉族的起源是多元的，而且既有主源又有支源。

炎黄集团是汉族的一个主源。在中国的原始社会末期，在黄河两岸中原地区崛起的炎帝部落和黄帝部落结成部落联盟后，为了争夺部落联盟首领的权位而酿成了历史上有名的“阪泉之战”，黄帝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而称雄于中原。追本溯源，汉族世称“炎黄世胄”、“黄帝子孙

东夷集团是汉族的另一个主源。在汉族起源的时代，与炎黄部落联盟并居黄河流域的是东夷。东夷集团主要分为蚩尤、帝俊、徐夷、莱夷和淮夷五大部分。他们的地理分布情况是：蚩尤部居今山东西南一带，帝俊部居今山东和河南交界的地区，莱夷居今山东东部地区，徐夷居今苏北淮河以北徐州一带，淮夷居今淮河以南的苏南、皖南地区。其间还有一些小的氏族或部落。从这个分布中可以看出东夷集团主要分布在包括淮河流域在内的黄河中、下游广大地区。

苗蛮集团是汉族的一个支源。苗蛮是远古时代中国南方诸氏族、部落或部落联盟的泛称。它最早的活动范围在西北达丹江流域，川东及鄂、湘、赣、皖的沿长江流域，东抵淮河流域，集结在彭蠡(今鄱阳湖)和洞庭之间。

苗蛮集团与炎黄、东夷不同，它在向民族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多元化的情况。一方面苗蛮集团的一部分成为后来的苗、瑶、畲等民族的祖先，至今苗、瑶、畲等民族中还盛传着关于盘瓠的传说。另一方面，苗蛮集团的某些氏族、部落，后来发展形成为楚民族，成为华夏民族的族源之一，从而成为汉族的支源之一。

百越集团是汉族的第二个支源。远古之时，中国南方的另一支土著--百越也早活跃于长江下游的东南沿海以及岭南一带。

百越集团的种类很多，史称“越有百种”。与苗蛮集团发展的情况一样，百越集团在形成为民族的过程中，也出现了多元化的情况，其中的一部分在历史长期的发展中经过多次分化和聚合，逐步形成为中国南方壮侗语族中的壮族、傣族、布依族、侗族、水族、仫佬族、毛南族、仡佬族等少数民族，另一部分则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融合于华夏民族，或同化于汉族，如于春秋战国时融合于华夏民族之中，而南越、东越、闽越则于西汉之时逐渐同化于汉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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戎、狄集团是汉族的第三个支源。戎、狄是中国古代典籍对中原之西、之北各氏族、部落的泛称。其实，戎、狄之称冠以方位，始见于西周，在此之前戎、狄是互通的。当时，中原西部和北部的氏族、部落主要分为三大集团，即狁、鬼方、羌方。

戎、狄与汉族的族源关系主要表现在远古的黄帝之时，白狄之先世狁就与黄帝有不可分之关系。相传黄帝在同炎帝作战之时，曾教练熊、罴、貔、貅、豸区、虎六个氏族或部落参加战斗，取得胜利。这六个以北方野兽为图腾的氏族或部落很可能就有属于狁的氏族或部落。因此，黄帝之时，可能就有部分狁的氏族或部落参加了黄帝部落联盟。相传为黄帝衣冠冢所在地的陕西黄陵县，正是狁出没的地方，此其一。其二，在周民族形成的过程中，融合了羌方中重要的一支--姜部落。据《史记·周本纪》记载，传说周人先妣名姜嫄，是姜部落之女。《诗经·大雅·生民》中干脆把姜嫄当做了周人的始祖，古公亶父时姜与周建立了牢固的婚姻联盟，其后周王均娶姜女为后，直到周王朝末年。其三，在春秋战国的民族大融合之时，大部分戎、狄通过被晋、秦征服而成为华夏民族的一部分。如秦与诸戎的关系十分密切，秦的先世本为戎人，因保平王东迁有功而复封。当时平王即对秦襄公宣布：“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史记·秦本纪》）。于是，从秦武公伐邽、冀戎开始，直到秦穆公“遂霸西戎”《后汉书·西羌传》。时止，秦之西的诸戎均融合于华夏民族在西方的主要支系--秦之中了，“自是中国无戎寇”。《后汉书·西羌传》。其四，汉族形成后，白狄之后裔匈奴，历经五六百年的历史，除北匈奴远遁以外，南匈奴全部被魏晋南北朝的民族大同化的洪流所吞没，而成为汉族的一部分。但是戎狄仍有相当一部分。

以上所述，迫于军事压力而向更远的地域迁徙，在新的历史条件和地理条件下，正如《后汉羽·西羌传》所说：“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后汉书·西羌传》。成为今日中国西南、西北藏族、羌族、彝族、纳西族、僳僳族、拉祜族、哈尼族等民族的族源之一。因此之故，戎、狄也仅是汉族的支源之一。

总之，历史上的炎黄、东夷是汉族的主源，而苗蛮、百越和戎狄是汉族的支源。

汉民族的形成

汉族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它经历了夏、商、周、楚、越等族从部落到民族的发展过程，又经历了夏、商、周、楚、越等族及部分蛮、夷、戎、狄融合成华夏民族的阶段，最后形成于汉代漫长而复杂的三个历史阶段。

1夏、商、周、楚、越诸族的相继崛起

汉族的形成起始于夏、商、周、楚、越诸民族相继崛起。

公元前23至22世纪左右，夏民族在黄河中游、洛河流域的黄土地带首先崛起。相传夏部落在进入黄河、洛河流域以前，仍然处于原始社会的氏族公社制时代。血缘关系仍然是维系人们的主要纽带。据《史记·夏本纪》说：夏部落姒姓。共12氏族，即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冥氏、斟戈氏。他们以夏后氏为核心组成为一个有共同血缘的大部落。随着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到了大禹时期，青铜工具的出现和使用，对于夏民族崛起的意义是促使"以铜为兵"的灌溉农业经济类型的形成，反映了夏民族形成的经济基础和政治条件都已成熟。在这种新的历史转折时期，禹划九州，标志着夏部落血缘关系向地缘关系转化的完成，也标志着夏民族的形成。

由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当夏民族在黄河中游崛起之时，地处山东半岛，奉鸟为图腾的商部落还过着原始社会“居无定处”、《史记·殷本纪》。“不常厥邑”《尚书·商书·盘庚上》。的流动生活。但是，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商部落也毫无例外地走上了原始社会解体的道路。“相土烈烈，海外有截”《诗经·商颂·长发》。的记载就是一个信息。于是，本来臣属于夏王朝的商部落，在商国家建立的过程中，“汤证诸侯”，《史记·殷本纪》。“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孟子·滕文公下》。最后在鸣条会战中大胜灭夏，汤建立了一个新的奴隶制国家--商王朝。与此同时，商部落也完成了从血缘关系向地缘关系的转化，而发展成商民族，崛起于黄河下游。

与商灭夏一样，居住在陕甘渭水上游的溱、沮流域之间，原来是商王朝部属的周部落，重蹈商民族崛起的道路，在臣属于商王朝的历史条件下，完成了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的过渡，重演了商灭夏桀一幕，在“克商”中建立了周王朝，(《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发展成周民族。

夏、商、周三族在黄河流域相继崛起之后，楚、越两族在长江流域也相继崛起。与黄河流域相比，长江流域社会发展的进程相对来说是比较缓慢的，由于国家还没有出现，所以在相当的一个时期内，长江流域的各氏族、部落被人们称“蛮”。而江汉地区的蛮，则被称为“楚荆”，商时即有“维女荆楚”、“居国南方”（《诗经·殷武》）。之说。按照“从部落发展到民族”的一般规律，正处在阶级产生、国家出现、民族形成前夜的“楚荆”，由于把战争变为一种正常的营生，而崇尚武功，他们在不断向外发动战争中，迅速强大起来。而周成王封熊绎于楚，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说，不仅奠定了楚开国之基，也是楚民族形成的一个标志。

越民族的形成是从于越突起开始的。分布在江浙到两广或云贵高原这一弧形地带的百越集团，终因社会发展的不平衡而长期处“百越杂处，各有种姓”《汉书·地理志》注引臣瓒所言。的状态。但是，由于历史的机遇和地域位置的优越，商、周之时，与中原诸民族邻接的百越在江浙的一支--于越突起，开始了形成为民族的历程。吴、越国家的建立，反映了于越原始社会的瓦解和崩溃，也标志着于越各部落血缘关系向地缘关系转化的完成。

从夏、商、周、楚、越诸民族相继崛起，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民族形成和发展史上此起彼伏的雄壮一幕，是他们谱写了汉民族形成的第一阶段。

2华夏民族在大融合中铸成

作为历史上发生的东西，民族与其他事物一样，也是不断发展着，变化着。从部落发展成民族的夏、商、周、楚、越诸族作为原生民族，在周王朝的统治下从春秋到战国，民族关系发生大变动、大发展。这时，夏、商、周、楚、越诸族发展、变化的主要形式就是互相往来，互相渗透，互相吸收，出现了民族融合的大趋势。

春秋时期的民族大融合，首先是在夏、商、周三族之间进行的。例如晋惠公“作州兵”，就打破了西周以来军队组成的规定，说明“国”与“州”对立的消除，而州人本是被周征服的“庶人”，又表明晋国内各民族之间的鸿沟已逐渐填平。

春秋民族大融合，还扩张到部分蛮、夷、戎、狄之间。例如《国语·周语》说：周襄“德狄人，将以其女为后。”《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说：晋献公“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春秋时赫赫有名的重耳本身就是一个混血儿，不仅如此，重耳逃难到狄时，“狄人伐咎如，获其二女叔隗、季隗，纳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鯈，叔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