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经历

罗振玉（1866年一1940年） 近代江苏淮安人，祖籍浙江上虞，字叔言、叔蕴，号雪堂，晚年更号贞松老人。清末奉召入京，任学部二等谘议官，后补参事官，兼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辛亥革命后逃亡日本，后曾参预制造伪满洲国活动。书法善篆、隶、楷、行，是创以甲骨文入书者之一。所作小行楷题跋精严工稳。曾搜集和整理甲骨，铜器、简牍、明器、佚书等考古资料，均有专集刊行。编著有《贞松堂历代名人法书》，《高昌壁画精华》、《殷墟书契》、《殷墟书契菁华》、《三代吉金文存》等。

罗振玉5岁入私塾，跟随乾嘉朴学的传人李岷山读书，15岁学作诗词，16岁中秀才。自幼对经史、训诂潜心学习，留意金石名物，尤倾心于经史考据之学，研究经史文字。20岁起专力研读古碑帖，写成《读碑小传》，由此开始著书立说。

1890年，罗振玉在乡间教私塾。甲午战争之后，他深受震动，认为只有学习西方才能增强国力，于是潜心研究农业，与蒋伯斧于1896年在上海创立“学农社”，并设“农报馆”，创《农学报》，专译日本农书。自此与日本人交往渐多。1898年又在上海创立“东文学社”，教授日文，与梁启超齐名的大学问家王国维便是东文学社诸生中的佼佼者。

1900年秋，任湖北农务局总理兼农务学堂监督。后任武昌江楚编译局帮办、上海南洋公学虹口分校校长，并赴日本考察教育。1903年被两广总督岑春煊聘为教育顾问。翌年，在苏州创办江苏师范学堂，任监督。1906年调北京，在清 任学部参事兼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罗振玉携眷逃亡日本京都。期间著述《殷墟书契》前编、后编及《菁华》等，并由王国维协助，撰成《殷墟书契考释》及《流沙坠简考释》。

1919年春回国，在天津举办京旗赈灾事务。

1921年，参与发起组织“敦煌经籍辑存会”。

1924年应清废帝所召，入值南书房。同年11月，清室小朝廷被冯玉祥驱逐出皇宫，他与陈宝琛将溥仪偷送到日本使馆。

1925年使馆庇护下1925年2月23日深夜，在日，陪同溥仪秘密迁至天津日本租界地张园，后因功被委为顾问。

1928年末，迁居旅顺。大云书库。内藏《大云无想经》和碑碣墓志、金石拓本、法帖、书画等30余万册。

1932年3月，参加溥仪就任伪满洲国执政典礼，并代溥仪向外宾致答词。伪政权任命他为参议府参议，后改为临时赈务督办。翌年6月，任监察院院长，满日文化协会常务理事。

1934年伪满洲国改行帝制，被邀为大典筹备委员会委员，受到“叙勋一位”的封赏。

1936年任满日文化协会会长。

翌年3月，罗振玉返回旅顺寓所，继续整理刊行所藏古文物史料。他曾搜集和整理过甲骨、铜器、简牍、明器、佚书等考古资料，均有专集刊行，流传较广者有《殷墟书契》和《三代吉金文存》等。

罗振玉以他的博学，先后培养了容庚、商承祚、柯昌济、关百益、孙宝田及他的儿子罗福葆、罗福颐等人，使之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学有建树的专家。另外他对校勘学、目录学、姓氏学、宗教学、也多有建树并著述留传后世。其一生著作130多种，刊印书籍500种以上。

罗振玉在政治上十分保守，始终效忠清室。九一八事变后追随溥仪，出任满洲国参议府参议、满日文化协会会长等职，受当时人批判为“汉奸”。

1940年5月14日在旅顺逝世，终年74岁。

评价

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序言》中写道：“在中国文化史上实际做了一番整理功夫的要算以清代遗臣自任的罗振玉，特别是前两年跳水死了的王国维……欲清算中国古代社会，我们不能不以罗、王二家之业绩为出发点了。”郭沫若对罗振玉的评价，准确地概括了罗振玉国学研究的成就及其贡献。

著作

书法展示学术全集：

《南宗衣钵跋尾》

《南宗衣钵跋尾卷二》

《甲云窗漫稿》

《雪堂金石文字跋尾序》

《雪堂金石文字跋尾》

《雪堂书画跋尾》

《松翁近稿》

《面城精舍杂文甲乙合编 》

《雪堂校刊群书叙录上》

《雪堂校刊群书叙录下》

《丙寅稿》

《辽居稿》

《辽居乙稿》

《松翁未焚稿》

《 车尘稿》

《丁戊稿》

《后丁戍稿》

《贞松老人外集 》

《贞松老人外集（卷三）》

《辽海吟》

《辽海续吟》

《集殷虚文字楹贴》

《集殷虚文字楹贴汇编》

《扶桑两月记》

《五十日梦痕录 》

《集蓼编 》

《存拙斋》

《上虞罗氏枝分谱》

《殷商贞卜文字考 》

《读碑小笺1》

《读碑小笺2》

《眼学偶得》

《石交录四卷》

《俗说一卷》

《俑庐日札》 《石交录（卷三、四）》

书法 编著：

《贞松堂历代名人法书》

《高昌壁画华》

《殷墟书契》

《殷墟书契菁华》

《三代吉金文存》

成就 甲骨研究

罗振玉是最早在甲骨学研究方面取得主要进展的学者。

他从1906年起收集甲骨，总数近2万片，是早期收藏最多的藏家。除鼓励刘鹗编集《铁云藏龟》外，还亲自访求，判明甲骨的真实出土地——小屯。在甲骨文研究者中，罗振玉占有重要地位，为“甲骨四堂”之一，是甲骨学的奠基者。他对甲骨学的贡献主要体现在：

1、他搜集、保存、印行了大批原始资料。著有《五十日梦痕录》《殷虚书契前编》（1913年）、《殷虚书契菁华》（1914年）、《铁云藏龟之余》（1915年）、《殷虚书契后编》（1916年）等书。1933年又编著《殷虚书契续编》。同时他还编有《殷虚古器物图录》（1916年）及《附说》各一卷。

2、他率先正确地判定了甲骨刻辞的性质及出土处之地望。他指出卜辞属于殷商时代，是王室遗物；断定它作为文字学资料能代表中国文字的来源，作为史料，它比正史更可靠。同时他还指出甲骨出土地小屯即殷虚遗址，也就是殷朝国都。这对后来的甲骨学研究具有重大的意义。

甲骨自受到收藏家及学者的注意后，古董商为了谋取高利，隐瞒了真实的出土地。罗振玉一开始研究甲骨就致力于调查其真实出土地，并且考订出这些甲骨出土于商代晚期都城，属于殷室王朝遗物。甲骨出土地和性质的考订，直接导致后来安阳殷虚的发掘。罗振玉派人去小屯，不仅收集甲骨，还收集了一批不为古董商重视的出土物，他以“古卜用龟，辅以兽骨”的文献记载为出发，认为在搜集甲骨时必须龟、骨“兼收并蓄”。在《洹洛访古游记》中，他记载了殷虚的地形，甲骨出土情况，考订其它出土物及绘简图，成为第一部实地考察安阳殷虚的著作，对整个甲骨研究学科的形成和发展上起了“导夫先路”的作用。

3、他考释出大量的单字。他以甲骨文字本身的特点为主要依据，参照《说文解字》，并将甲骨文与金文、古文、籀文、篆 比较，以阐释文字的渊源与流变情况。他还利用字形或后世文献资料推求字的本义及其通假关系。先后于1910年在《殷商贞卜文字考》中释出单字近三百个，于1915年在《殷虚书契考释》中释出单字近五百个，其中多得到学界认可。1916年，他还将未识别的卜辞中的千余字编成《殷虚书契待问编》，供大家探讨。

4、他首创了对卜辞进行分类研究的方法。 《殷虚书契考释》一书将卜辞分为卜祭、卜告、卜出入、卜田渔、卜征伐、卜禾、卜风雨等8类，为后世的甲骨分类研究开创了先例。

5、与王国维一起，确证了甲骨文中的合书的现象。在金文研究方面，他也搜集了大量的资料。著有《殷文存》（二卷，1917年）、《秦金石刻辞》（三卷，1914）、《贞松堂集古遗文》（16卷，《补遗》3卷，《续编》3卷，1931～35年），收录以前诸家著录中未见之器铭2427件。《三代吉金文存》（20卷，1937年），收录当时见到的已著录和未著录的4831件青铜器铭。集一时铜器铭文原始资料之大成，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他还提出通释古金文的设想，提出综合比较研究的方法，指出金文在文字学上的价值。他研究石鼓文，著有《石鼓文考释》（7卷，1916年）；他搜集整理汉晋木简，著《流沙坠简》（合作，1914年）、《流沙坠简考证》（1934年）等书。此外，他还著有《干禄字书笺证》《俗说》《集蓼编》等多部著作。他的工作内容丰富，甄别谨严，成绩浩瀚，方法崭新，“为我们提供出了无数的真实的史料”（郭沫若语）。

敦煌学术

敦煌学已经走过了100年的历程。100年中，无数学者为这门显学奉献了毕生精力。而随着南博31件敦煌文献的发现，金石大家罗振玉对敦煌学的贡献变得更加清晰——敦煌学的奠基人就是罗振玉。

继河南安阳殷虚被辨认后，西北边陲敦煌石窟又有数万件隋唐以后经卷写本、石刻等珍贵文物的发现。外国人明火执杖掠夺，清廷却毫无觉察。罗振玉竭立使其免遭流失国外，但留在国内的却也未逃厄运，道貌岸然的官僚伸出贪婪的黑手，彼此勾结私吞国宝，贼喊捉贼，有些更把运车截拦，窃取其中精华，还把盗窃之余的长卷破坏截割。罗振玉是中国境内研究敦煌文书的先导者，他以浓厚的国学功底开研究之先，1914年和王国维开创和倡导简牍研究，共同开辟“国学”新领域的硕果。

宣统元年，他到北京的伯希和处，看到伯希和所获敦煌写卷，并得知藏经洞仍有数千卷文书，乃力促学部电令甘督查封石室，将所余遗书悉数解送京师。使这批宝藏于宣统二年秋，运抵北京，最后入藏于京师图书馆。对于流散的敦煌文也留心购存，所得文书及海外藏卷照片，大多收入《鸣沙石室佚书》、《鸣沙石室佚书续编》、《鸣沙石室古籍丛残》、《敦煌石室遗书三种》、《贞松堂西陲秘籍丛残》、《敦煌石室碎金》、《敦煌零拾》、《沙州文录补》、《敦煌石室遗书》、《佚籍丛残初编》、《石室秘宝》等书中。还和王国维将斯坦因在敦煌、罗布泊等地发现的汉晋木简照片汇为《流沙坠简》，并做考释。撰有《雪堂校刊群书叙录》二卷、《补唐书张义潮传》、《瓜沙曹氏年表》等多种敦煌学论著，尤其注重对中国传统四部书写本的研究和整理。另有《殷虚书契》、《三代吉金文存》等，其著作及刊刻大多收入《罗雪堂先生全集》。

鉴藏大家

罗振玉是典型的鉴藏大家。

他不但要自己收藏甲骨、铜器、简牍、明器、佚书等考古文物资料和字画，还要做足研究整理的工作。

内藏《大云无想经》和碑碣墓志、金石拓本、法帖、书画等50余万册。据考证，仅甲骨片前后就收藏“二三万片”，其他如青铜器、古明器、碑拓等的收藏数量也相当可观。

罗振玉善识文物，喜研文史。从殷墟甲骨、汉晋木简、墓志铭文，到宫中所藏历代图书、历史档案，乃至珍宝、钱币等，他都有系统的研究，并撰写了许多学术价值颇高的专著。罗振玉41岁入学部，因公务简，又不肯奔走钻营，有很多时间搜求文物，钻研学问。“每涉足厂肆，尽廉俸所入，搜求古物书画，虽资力有限，不敢和洋商巨贾相竞争，但破铜烂铁，在所不遗，往往批沙得宝，又人弃我取。”罗振玉获得了很多两汉六朝、唐宋等朝的珍贵文物，为其考古研究积累了实物材料。

罗振玉为保存和流传敦煌石室遗书做出过切实的努力。敦煌石室遗书是我国光绪年间新发现的一处千年宝藏。所谓“石室”指甘肃省敦煌的莫高窟（俗称千佛洞）。窟内藏有丰富的经书、绣像等，是中华文化艺术的瑰宝，却遭到斯坦因和伯希和的攫取。为了保存这些中华文化的“劫余”，罗振玉奔走呼告，筹措资金，并决心捐出个人全部俸禄，购买余下卷轴，后又主倡集资影印敦煌遗书，这在他的《鸣沙石室佚书序》中有所叙述。

他为保存内阁大库史料及明文渊阁藏书也作出了贡献。大库是清代内阁库藏档案、书籍的处所，库分东西，东库贮存《实录》、《圣训》、《起居录》等，由本阁满本房掌管。西库书籍多为明文渊阁藏书之孓遗，档案则是清列朝内外臣工的题本、奏本、历科殿试的大卷等。这些都是中国珍贵的历史文献，是一笔重要的文化遗产。

由于时局动荡，所藏大多被盗，散失在外。罗振玉得知这种情形后，主动承担起书籍的保存、整理、归类的工作。他曾直接或间接苦口劝说文襄和荣延，保存、整理库档。文襄虽表赞同，但以奏准销毁为虑，行推诿之实。罗振玉复与会稽司长进行了商议，将库档移往国子监，又同国子监丞徐梧生交涉，几起冲突，后经人出面调解，才获准。经过一番周折，这批史料总算保存下来了。

辛亥革命之后，民国 有关部门对这批史料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有些还险些遭到被改为还魂纸的厄运降临。罗振玉闻知，急忙以高出原售价三倍的价格买回，保存起来。1919年春，罗振玉携家人从日本归国，定居天津。他先是在天津租下了3栋小楼，专门用于藏置书籍、文物，另外还单独租借了20多间房屋用以安置家人亲属。一年后，罗氏在天津建成了自家宅院，其中数间专门用来库藏大量的史料、档案，文墨古玩于是也就有了新居所。

罗振玉嗜古如命，在保藏文物、古籍上有着笃之弥深的热情。尤其是对清帝的书画非常珍视，他将清帝御赐的“寒岁”匾额，特复制一件悬挂在天津寓所的客厅中间，而把原件装裱珍藏起来。在天津日租界大罗天戏院内有许多古董铺，罗振玉每碰到清帝书画，无论如何一定买回珍藏，一次还“偶得”溥仪赐给其师傅陈宝琛的一副对联。在天津期间，罗振玉与另一位后来成为国学大师的王国维之间的学术合作与交流非常多。罗振玉对王国维除给予经济上的资助外，并提供大量的研究材料，指示研究途径，对其政治、学术等观点产生重要影响。也可以说日后清华“四大导师”之一的王国维，其文化底蕴中有一部分是在天津的罗家积淀起来的。

罗振玉收藏的书画、青铜器、古籍、简牍、明器、清宫档案等，称山海之富。藏品曾编成《三代吉金文存》、《明吴门四君子法书》、《贞松堂历代名人法书》、《高昌壁画精华》等。抢救内阁大库明清档案及文渊阁藏书，贡献巨大。1922年购原历史博物馆卖出旧书9 000袋15万斤大内文书，建“库书楼”以藏。私人藏书丰富，先后收藏了广东孔广陶藏书，在日本期间，亦购买古籍众多。收藏有《永乐大典》残本数册。因收藏南北朝的写本《大云无想经》，遂将其藏书楼名为“大云书库”，另有藏书处曰“唐风楼” 、“永慕园”、“宸翰楼”、“贞松堂”、“玉简斋”、“楚雨楼”、“殷礼在斯堂”、“面城精舍”等。书目有《大云书库目录》2册；《罗氏藏书目录》，著录3 584部图书，3万余册，由王国维撰定。《唐风楼书目》1册，著录藏书1 094种，11 836册。东北解放后，罗继祖兄弟禀承祖母之命，全部捐给国家，共计9万册，存旅大图书馆；一部分归辽宁省图书馆，约有1万余册。刊刻古籍600余种，丛书有近20种。编《贞松堂历代名人法书》等。

轶事 与王国维

在近世中国学术史上，王国维与罗振玉是两个如雷贯耳的名字。研究罗振玉，就不能不提王国维，也不能不研究他们两人的经历与交往。他们在文学、经史、文字、训诂、音韵、考据、目录、版本等传统学术的诸多领域，研究博大精深，著述百种之多，是当之无愧的国学大师。

对于他们的学术成就，人们并不陌生，也毫无异议。但他们的经历与交往，却始终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而且众说纷纭，许多事情至今仍是一个讲不清的谜。

他们是浙江同乡，有着江南人的毓秀灵透。他们自幼接受的完全是旧式教育，国学基础非常扎实，二人都是在十五岁时考中秀才。戊戌之后，受新思潮的影响，他们转而力倡新学。罗振玉办《农学报》和《教育世界》，开办农务学堂和新式教育。王国维则研究叔本华、尼采、康德的哲学与美学，并写成著名的中西合璧的文学批评文章《红楼梦评论》。但辛亥之后，二人潜心于国学研究，在甲骨学、敦煌学上成就大著，由此奠定了他们国学大师的地位。可以说，他们的思想倾向和学术兴趣，经历了一个从旧到新，又由新转旧的过程。那么，是什么因素促成了这些转变呢？

他们在政治上的表现，也是人们品评的焦点。清亡前，他们同在学部任职。辛亥后，王国维受溥仪小朝廷之诏，供职南书房，并重新蓄起发辫，以清朝遗老自居。罗振玉则鞍前马后追随溥仪，为复辟效力，后甚至投靠日本。他们在政治上的趋于保守，以及罗振玉的走向反动，这自是历史事实，无须回避，只是这些无从动摇他们在学术上的至高地位，只是更具体地说明了历史人物的多面性和复杂性。

自1898年二人相识于上海，至1926年绝交，二人的交往历时近三十年。罗振玉世事洞明，机智练达。他善于经营理财，有相当的经济实力，是一个很有能量的社会活动家。王国维性格忧郁悲观，埋首学术，不问功利，是典型的学者气质，人称他“老实到像火腿一般”。正是这种性格和地位的反差，人们对王罗二人的关系，颇有不平。有人讲罗振玉廉价使用王国维的脑力劳动；有人讲罗振玉的《殷墟书契考释》，剽窃了王国维的研究成果；有人讲王国维投水自尽乃罗振玉所逼……那么，真实或接近真实的情况究竟如何呢？

罗振玉社会活动多，经历也更复杂些，加之他后来的逆历史潮流之举，人们对他所做的一些文化事，也颇有微词。有人讲他贩卖假字画假古董骗人；有人讲他印古书为赚钱，等等。的确，罗振玉是一个嗜古如命的人。他多阅古物，见识过人，财力雄厚，而且生逢其时。从殷墟甲骨到敦煌文书，从汉晋木简到齐鲁封泥，他赶上了文物大发现的时代。他倾尽家资，收藏古物，潜心研究，成为名副其实的古器物学家。罗振玉印古书可能确实赚了一些钱，但整理古籍，传承了文化，这是极大的功劳，再者赚钱也是无可厚非的事。罗振玉终是一个有良知的文化人。1908年在学部任职期间，他费尽周折，阻止焚毁内阁大库旧档，保存下来八千麻袋的藏书、奏折、公文等重要的历史文献。1909年，当他从伯希和口中得知，敦煌藏经洞中还有八千件写经卷轴时，力劝京师大学堂买下这些国宝，使几经帝国主义分子劫掠的残存的敦煌文书，留存在国内。他对文化的珍爱，为保护国宝所做出的贡献，难道不值得人们感怀吗？

1927年6月2日上午11时，王国维在颐和园投湖自尽。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来颐和园。他的死，又给后人留下一个谜。他在遗书中写到：“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人们对其死因的猜测，大致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为清朝殉节，尽遗臣之忠；一是与罗振玉的绝交，于心至寒；一是惧怕北伐军攻入北京，身遭辱杀。这些莫衷一是的猜测，至今无任何定论。

此时的王国维，年整五十，正值学术的旺期。如果说，民国初年这样变乱的时代，不值得大师留恋，这是时代负于大师的。但这样一位国学大师，他的思想和学术已经不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这个国家和民族。他断然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是中国学术的巨大损失，怎不令人扼腕叹息！从这一意义上说，这是他负于时代和人民的。

但历史原本就是如此。而历史的真相，总是被纷繁复杂的人为或非人为的因素遮蔽着，让我们这些后人雾里看花。

溥仪记载

罗振玉在古玩、字画、金石、甲骨方面的骗钱行径，是由来已久的。他出身于浙江上虞县一个旧式书商之家，成年后在江西一个丘姓巨绅家教书。这位巨绅是个藏书家。罗振玉任西席的第三年，东翁突然去世，他利用女东家的无知，一方面装作十分哀痛的样子，拒绝接受这一年的束，要用以充做奠仪，另方面表示，愿留下东家的几件旧书和字画，作为纪念。女东家认为这位先生心眼太好，就请他自己到藏书楼任意挑选。于是这位书贾世子就精选出几筐“纪念品”，内有百余卷唐人写经，五百多件唐宋元明的字画，满载而归。在这个基础上，他由刻三字经、百家姓的书铺变成了古玩字画商，生意越做越好，古玩字画的鉴赏家的名声越来越大，后来更通过售卖古籍文物的路子，和日本人拉上了关系。他在日本的那些年，靠日本书商关系结交了一批朝野名流，有许多日本人把他看成了中国古文物学术的权威，常拿字画请他鉴定。他便刻了一些“罗振玉鉴定”、“罗振玉审定”的图章，日本古玩商拿字画请他盖一次，付他三元日金，然后再拿去骗人。后来他竟发展到仿刻古人名章印在无名字画上，另加上“罗振玉鉴定”章，然后高价出卖。他时常借口忙，把人家拿来请他鉴定的珍贵铜器，拖压下来，尽量多拓下一些拓片出卖。他的墨缘堂出售的宋版书，据说有一些就是用故宫的殿版《图书集成》里的扉页纸伪造的。殿版纸是成化纸或罗纹纸，极像宋版书用纸。据说内务府把那批殿版书交罗振玉代卖时，他把那一万多卷书的空白扉页全弄了下来，用仿宋体的刻版印了“宋版”书。我当时对这事是根本不知道的。有人说，罗振玉人品固然不佳，才学还好。据我看，他的才学究竟有多少，也很值得怀疑。在伪满时有一次他拿来一批汉玉请我观赏。我对汉玉说不上有什么研究，只是因为十分爱好，收藏了不少，所谓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当然，所谓汉玉，并不是非汉朝的不可，这只不过是对古玉的惯称。我看过罗振玉拿来的汉玉，不禁对他的“才学”暗吃一惊，因为全部都是假货。

罗振玉并不经常到宫里来，他的姻亲王国维能替他“当值”，经常告诉他当他不在的时候，宫里发生的许多事情。王国维对他如此服服帖帖，最大的原因是这位老实人总觉得欠罗振玉的情，而罗振玉也自恃这一点，对王国维颇能指挥如意。我后来才知道，罗振玉的学者名气，多少也和他们这种特殊瓜葛有关。王国维求学时代十分清苦，受过罗振玉的帮助，王国维后来在日本的几年研究生活，是靠着和罗振玉在一起过的。王国维为了报答他这份恩情，最初的几部著作，就以罗振玉的名字付梓问世。罗振玉后来在日本出版、轰动一时的《殷墟书契》，其实也是窃据了王国维甲骨文的研究成果。罗、王二家后来做了亲家，按说王国维的债务更可以不提了，其实不然，罗振玉并不因此忘掉了他付出过的代价，而且王国维因他的推荐得以接近“天颜”，也要算做欠他的情分，所以王国维处处都要听他的吩咐。我到了天津，王国维就任清华大学国文教授之后，不知是由于一件什么事情引的头，罗振玉竟向他追起债来，后来不知又用了什么手段再三地去逼迫王国维，逼得这位又穷又要面子的王国维，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于一九二七年六月二日跳进昆明湖自尽了。

 水书传承 翰墨名家

  水书专家陆春赏析张兆铼先生书法

      水书是我国56个民族之一——水族的古文字、水族书籍的通称。“水书”是世界上至今仍在使用的象形文字，是一种类似甲骨文和金文的古老文字符号，水书还有其他的荣誉称号：比如水家人的“易经”、“百科全书”，是解读水族悠远、沧桑、苦涩历史的重要典籍。同时，水书还被誉为“华夏古文化宝库中一块珍贵的活化石”，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和文献价值。

陆春简介

     水书专家陆春，水族，水书第三代传承人，贵州三都水族自治县人。中国翻译协会专家会员，黔南优秀科教人才，黔南州水书专家，2006年考入三都水族自治县民研所从事水书翻译研究任副译审职务。迄今翻译水书4000多万字，出版了译注《秘籍卷》《九星卷》《九喷卷》《起造卷》《贪巨卷》《降善卷》《春寅卷》《正七备要》，编著《水书常用词注解》；合作翻译《揭秘水书—水书先生访谈录》《壬辰卷》《八贪卷》和合作编写《水书先生传承人名录》《水语调查研究》《水汉双语课本》等，完成省民宗委古籍办课题《水书春寅卷解读》。在国内等报刊发表40多篇文章，主持水书习俗活动，为传承水族文化作出贡献。

      水书的制造时代极为古远，水书源头可追溯至夏代“水族古文字，绝大多数的字属于表意方块字，水书是神奇的，也是神秘的，至今，研究人员也没有完全揭开它的神秘面纱。

      水文名千古，书艺显性情。自古以来，书法与文化紧密衔接，难以分离。志存高远的书法家，无不将其内功的修炼，作为自己的终生功课，默默无闻，勤勉自己。

      古之大家不可胜数，其书之迹不能一二见，皆为传世之瑰宝，吾辈当尊而学之。所谓学书不可弃古， 走进古人，走出古人方可有所大成。

    学书不但要学字，其边缘艺术亦要有所学，书--乃书写之意，法--乃法度之说。艺术要有灵性，要脱胎，要有个性，要有创新，要有所表达，要有精气神。总而言之书法，乃书写之法度也。

      书法乃由笔墨为之，书之功在外道，而神出于内，启功先生说：“书法以用笔为上，而结字亦需用功”。笔乃外力驱使，神却要出鞘而跃然于纸上，可谓其难，不用言语加之以论。但讲字外之功，非腕熟不可一得，腕熟加之字熟，体熟加之墨熟，方可为书，出于古，加之创新，夺人之耳目方可得神，实数不易之。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张兆铼先生对水书的探索和追求融入自己的生命与生活，在追求的道路上不断提升、超越自我，用水族古文字书法表述着丰富多彩的水寨世界，赞美着生活、理想与向往。尽显着线条墨色变化的无穷魅力，给观赏者以遐想空间。

      书法这座奇峰是以传统文化延绵不绝的山脉为依托，张兆铼先生在传统中“厚积”“薄发”，在艺术发展历史“博观”中“约取”。张兆铼先生心性恬淡，能在喧嚣中坚守真淳，静心养性，在几十年的翰墨中寻找心灵的寄放，追步艺术的芳踪。唯有这种对艺术的痴迷，水家文化的虔诚，力促他成为古文字书法的一代名家。

      赏析张兆铼先生的水书作品，清秀中见古拙、萧散中富灵动，法度中寓逸情，平和中蕴力量。气韵高古，格调高雅，散发着一种文人气息和书卷气，给人一种 “腹有诗书气自华”的精神享受。

      石涛曾说“笔枯则秀，笔湿则俗，今云间笔墨，多有此病，总之过于文，何尝不湿，过此观者知之。”张兆铼先生独道之处善用枯笔之法，来追“太古”“鸿蒙”之境。其用笔简约，轮廓有断续，显模糊粗砺之貌，故在书写时，行笔渐滞，此法重在笔与纸的摩擦，这种摩擦适合于书写苍郁雄浑的质感。而在张兆铼先生作品中，这种摩擦被转化为至干至淡的用笔，正如善用枯笔的先驱戴本孝老先生所说“笔法能实其所虚，复能虚其所实，此亦天地自然之理” 正是因枯笔的“虚其所实”有别于水墨晕章的淋漓，而是将太古时期，那种由混沌、原始而产生的神秘感、隔离感表现出来了。张兆铼先生的水书书法如同故乡传来的几声乡音，感觉到一种久违的亲切与温暖。张兆铼先生的水书如一杯清茶，越品越入佳境，百品不倦。张兆铼先生的水书如一杯美酒，越饮越入仙境,千饮不醉。张兆铼先生以现代身躯，传递远古水书文字艺术的衣钵，古拙而生动的书体，与自己生命融合起来，传播开去，并得到了书家与受众的肯定，本身就是文化的力量，更是民族文化基因的使然。

      艺术无止境，书学无尽头。寄望张兆铼先生将“水族古文字书法艺术”视为文化信仰，构建起自己相对完整的心灵世界，用自己艺术的聪明才智，在世界书法艺术舞台上，绽放耀眼的光彩。

张兆铼先生书法赏析

 

1，简牍帛书墨迹

汉代人的日常墨迹，主要是书写在简牍和帛之上。但简帛易朽，历久难以流传，后人很难见到。宋人邵博《邵氏闻见录》记载了在甘肃天都出土的汉章帝与和帝时期的木简：“崇宁初经略天都，开地得瓦器，实以木简札，上广下狭，长尺许，书为章草，或参加朱字表物数，日几匹，绵几屯，钱若干，皆章和年号。松为之，如新成者。”邵博特意把这些木法墨迹与当时流传的刻帖中的汉晋书法做了比较：“字遒古若飞动，非今所蓄法帖中比也。”但当

时能见到这些汉代简牍墨迹的人寥寥无几，大书家和鉴赏家米芾写作《书史》时，就因为见不到晋以前的墨迹，只能从西晋写起。因此，一直到晚清，人们对汉代书法的研究都是通过碑刻、摩崖、瓦当等铭刻文字的拓本来进行，由于无缘见到汉代的墨迹，认识上有许多的偏差和局限性。

1901年初，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到我国西部探险考察，在新疆尼雅遗址发现40余枚汉文简牍，这是第一次现代考古发掘出土古代简牍。随后的10余年中，斯坦因探险队以及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探险队、日本大谷探险队等先后在我国西北地区发掘了1000余枚简牍。1914年，罗振玉、王国维根据法国学者沙碗所公布的斯坦因第二次中亚探险中所获简牍照片，以清代考据学的方法，运用于简牍研究，出版了《流沙坠简》一书，在国内学术界引起了强烈的震动。其后，1930一1931年间，中国、瑞典合组的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在额济纳河流域发掘出土10000余枚汉简，因出土地都邻近汉代张掖郡的居延城，所以统称为“居延汉简”。面在建国之后，全国各地考古发掘出土的汉代简牍帛书数量之多、范围之广，更是前所未有。其中，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一、二号汉墓出土4900多枚竹简、1973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约12万多字的帛书与610多枚简牍、1972一1974年间甘肃文物考古工作者与有关部门联合组成的居延考古队在额济纳河流域发掘到20000余枚简牍、1990一1992年间在甘肃敦煌汉悬泉置遗址出土的23000余枚简牍，是其中数量较大的几次。

因此，20世纪以来的100多年的时间里，随着现代考古发掘的进行，大量汉代简牍帛书出土，简牍学成为学术界的“显学”，在很多方面改写了学术史。这些出土的简牍帛书的内容包括失传的经书古籍、汉代的律令条文、各级政府与军队的文书账册档案乃至汉代的辞赋文学作品等多方面，有极高的历史和文献研究的价值。同时，这些简牍帛书在书法史上的重要意义则在于使我们能真切、全面地了解汉代通行字体的演变和书法艺术多姿多彩的面貌与辉煌成就

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三号墓出土的简牍帛书属于西汉早期，是首先值得我们关注的墨迹资料。其中三号墓出土的帛书《老子乙本》(图21)，书写年代据其文字避讳推测可能在惠帝或吕后时期，即约前194年到前180年之间。此件帛书字体属于典型的秦汉之际的古隶书，但比较秦代《睡虎地秦简》，圆包围式的篆书结构特征已经较少出现，即横、竖向线间的衔接多以方折取代圆转，字形多作方扁形；横向线间距压紧，排列整齐，同时隶书特有的波碟用笔得到突出的强调，主要长横超出结体宽度之外，用力按顿后挑出，已具备“蚕头燕尾”的雏形，而左下、右下两向斜出的笔画作非常夸张地伸展，于整体端庄严谨的格局中融人了活泼生动、舒卷自如的视觉特征。汉代成熟时期隶书的典型特征在这件帛书中已基本成形。

1972年发掘的马王堆一号墓的下葬年代约在西汉文、景二帝时期(前179一前141年)，其中出土的竹简共312枚，内容为随葬器物清单，即“遗策”(图22)。这批竹简的文字较之《老子乙本》，古隶中的篆书偏旁结构形态进一步解体，其突出的特征是用笔上和结构上显示出的“草体化”的倾向。《老子乙本》因为抄录的内容是传世的经书古籍，因此书写态度严谨，结构端严，点画不苟，代表着汉代规范严谨的成熟隶书的雏形。而这批《遣策》则属日常账册记录，务求急速，笔姿活泼，笔画间出现连带关系，个别偏旁结构出现省简草化的迹象，其中生发出的新理异态，则预示着汉代草书的萌芽。汉代字体的演变，就是由这正、草两体并行发展的。

到汉武帝时期，经过数十年的休养生息，汉王朝国力强盛，因此改变了汉代开国以来对付侵扰北部边境的匈奴所采取的和亲、互市与防御的策略，在军事上主动出击，并不断取得胜利，在河西走廊设置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打开了通往西域的道路。于太初三年(前102年)又建起了东起五原、西至居延的边防城塞，并开通玉门关、阳关外的西域，不断经营，延续到东汉，直至魏晋时期。而守戍边关的将佐兵卒，多来自内地，他们在西北边陲的敦煌、居延等地留下了大量的简牍。简牍在西北干燥的气候环境中不易朽毁，20世纪以来的100多年中由考古发掘不断地出土，在数量上远远超过国内其他地区，并且时间跨度长而连续，字体演变脉络清晰，书写风格丰富多彩。我们把其中有纪年的简牍排列起来，可以看到正、草两体的不同发展方向。

先看隶书正体的成熟过程。敦煌所出土的汉武帝时期《太始三年简》(前94年)，已经改变了西汉早期纵向波碟笔画舒张伸长的特征，笔画取横势为主，字形基本呈扁阔形，字中长横画表现为“蚕头燕尾”，撇捺左右舒展，典型隶书的笔画特征已完全形成。汉宣帝《元康四年简》(前62年，图23)，则更进一步在用笔和结体上都表现出点画规范、吉体工稳、风格典雅的特点。而1985年在江苏连云港海州的西汉晚期东海太守西郭宝墓中出土的《名谒》(彩图六)，其书法之成熟与精美比之于东汉灵帝、恒帝时期才在碑刻上出现的、被后人称为“八分书”的成熟、规范的隶书，如《乙瑛碑》、《礼器碑》、《史晨碑》等毫无逊色之处，而时间上要早出100余年。草书作为一种独立的字体，也是在西汉时期发展成熟的。如《元康四

年简》在大部分宇形作正体的情况下，最后一行“六月壬戌金关卒延寿以来”，承袭西汉在马王堆一号墓中出土的《遣策》的草体化倾向发展而来，即：一方面简化字的形体，偏旁内笔画省简不写；另一方面则是笔画间有钩环联结，正体的多个笔画被连续书写，并作一个笔画。从居延、敦煌等地出土的简牍来看，汉元帝时期以后，草书作为一种独立的字体迅速成熟

起来。如《永光元年简》(前43年)，虽艺术上略显嫩稚，但绝大部分文字用草体写出，草法固定成形。而新莽时期的《王俊幕府档案简》(图24)是起草正式文书的底稿，已经是艺术上完全成熟的草书。汉代的草书是与隶书并行发展成熟的，点画上带有隶书的波碟用笔特征，与魏晋以后不带隶书笔意的草书不同，因此后世也把这种带有隶书一些用笔特征的草书称为“章草”。

西汉时除了逐步发展成熟的隶书和草书作为日常手写体之外，篆书则因其字体更古老而带有典重的意味，在一些需要昭示重要性的场合继续使用，就如秦代时日常文书使用的是《睡虎地秦简》式的“秦隶”，而秦皇刻石记功则使用小篆体一样。1973年出土于居延肩水金关遗址的《张掖都尉柴信》(彩图七)，是汉代高级官吏的标识，也是用于传令启闭关门的凭证。书写于红色麻织物上，是标准的小篆体，字形皆作的长方形，排列整齐，中间“都尉”二字线条繁密，字形被处理成较宽大，均化协调了各字线条所分割的内部空间，总体如同一方规整风格的汉印。汉代的篆书随着时代的发展，往往呈现出与秦代小篆不同的风貌。1959年在武威磨嘴子二十三号墓出土了《张伯升枢铭》(图25)，枢铭的形状如幡幢旗帜，人葬之时悬系竿端，行于枢前，既入墓中，则覆盖棺上，使用柩铭既表示死者身份，同时也寄托愿死者永垂不朽的愿望。这件枢铭的篆字线条盘曲，形成装饰性，此即汉代的“缪篆”。整体生拙朴茂，不涉纤巧，并随形布势，章法上疏密对比，自然生动。

　黄宾虹先生书法师承钟鼎文和晋魏。行草取法王献之、颜真卿，楷书取法《郑文公碑》、《石门铭》、褚遂良等。博采众长，出以己意，浑朴沉雄之中隐含着清刚秀逸。是我国著名的书画大家。下面是我为你整理的黄宾虹书法，希望对你有用!

　黄宾虹书法欣赏

　黄宾虹书法1

　黄宾虹书法2

　黄宾虹书法3

　黄宾虹书法4

　黄宾虹先生艺术创作

　黄宾虹的山水画创作道路经历了师古人、师造化和融化古人造化形成独创风格3个阶段。大约60岁以前以师古人为主;60～70岁以师造化为主;70岁以后，自立面目，渐趋成熟，风格浑厚华滋，意境郁勃澹宕，是黄宾虹山水画的基本特点。

　从笔墨上看，属于繁体的“黑、密、厚、重”，即积笔墨数十重，层层深厚，是他的山水画最显著的特点。从色 彩上看，有水晕墨章，元气淋漓的水墨山水，也有丹青斑斓的青绿设色，更有色墨交辉的泼墨重彩，以及纯用线条的焦墨渴笔。从继承和创新的角度来看，可以发现古代某家笔法的影子，但又完全不是古人。他的花鸟画，偶一为之，雅健清逸，别具一格。书法师承钟鼎文和晋魏。行草取法王献之、颜真卿，楷书取法《郑文公碑》、《石门铭》、褚遂良等。博采众长，出以己意，浑朴沉雄之中隐含着清刚秀逸。 渊博的学识，丰富的书画实践，使黄宾虹的画论画史研究，有着深刻的独到见解。

　主要表现是：①浑厚华滋。针对清代山水画出现气格柔靡软弱的现象，他简括“浑厚华滋”四字，作为他追求的艺术境界和审美标准，并且把它提到中华民族性格的高度。②主张创造。他认为师古人是为了继承和发展民族优良传统，要师长舍短，合众长为己有，就必须废弃守旧式的临摹，必须师造化。③笔墨虚实。在技法理论方面，他总结中国画用笔用墨的规律，提出 5种笔法：平、圆、留、重、变，7种墨法：浓、淡、泼、破、渍、焦、宿。④学人画。他提倡学识渊博、人品高尚、功力扎实，有创造性的学人画。

　黄宾虹的绘画创作有明确的理论指导，其理论包含着创作实践经验的总结。他的山水画和画论，丰富了山水画的表现力，在现代中国画的发展中，有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意义。

　黄宾虹是二十世纪中国画坛上承前启后的大家。他在50岁前驰纵百家，溯追唐、宋。其后饱游饫看，九上黄山、五上九华、四上泰山，又登五岭、雁荡、畅游巴蜀，足迹半天下。70后融会贯通，卓然成一代名匠。他的绘画，在深研传统，取精用宏的基础上凝聚和升华，进而融铸为自己的艺术个性。与二十世纪的其他画坛巨匠相较，黄宾虹更具学养，更富于文人气质。除了山水画创作，他在金石学、美术史学、诗学、文字学、古籍整理出版等领域均有卓荦的贡献。

　黄宾虹认为，作画在意不在貌，不应重外观之美，而应力求内部充实，追求“内美”。他又说：“国画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要有笔墨。”黄宾虹系统梳理和总结了前人对于笔墨运用的经验，在晚年总结出“五笔七墨”之说——“五笔”为“平、留、圆、重、变”，“七墨”即“浓墨、淡墨、破墨、渍墨、泼墨、焦墨、宿墨”诸法。如此，以笔为骨，诸墨荟萃，方能呈现“浑厚华滋”之象。

　由此，黄宾虹便在实践上，也在理论上为中国画笔墨确立了一种可资参证的美学标准。这是一个超越前人的，历史性的贡献。黄宾虹晚年所作山水，元气淋漓，笔力圆浑，墨华飞动，以“黑、密、厚、重”为最突出的特点。其意境清远而深邃，去尽斧凿雕琢之迹，大趣拂拂，令观者动容。由这样一种郁勃的意象和高华的气格当中，人们感受到了中国民族文化精神的强大张力。

招收。

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书法文献研究室成立于1998年，丛文俊教授为研究室主任和学术带头人，教师有张金梁教授。曾经在本研究室工作过的教师有彭砺志教授。书法文献方向自1994年招收硕士研究生，至今已培养毕业生24人。2002年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已在读5人。硕士研究生开设的主要课程有：古代书法文献导读、中国书法批评、中国书法史、中国古代铭刻学与碑帖研究、明清社会文化与书法、书法鉴赏与创作原理等；博士研究生开设书法文献研究、中国书法史研究、书法研究方法论、中国古代铭刻学与碑帖研究等课程。书法研究室在学术上一贯注重古代书法文献、书法理论与书法史之间的相互渗透与综合研究，教学上强调文献与史论并重，理论和实践相辅，强调文史哲多学科渗透的综合研究，重视开创性的学术研究与学科建设相结合。人才培养模式与学术研究方法及成果在国内外高等书法教育中居领先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