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学习文献学的意义

1）首先，学习古典文献学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任务。整理古籍，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有着不可忽视的战略意义。是一项重要的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工作。最起码的一点是，灿烂的中华文化可以提高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这是我们的精神支柱。因此，整理古籍，为了让更多的人看懂，仅作标点，注释，校勘，训诂还不够，要有今译，争取更多的人能看懂。

(2)其次，学习古典文献学是专业学习的需要。对于学习和研究中国古代语言文学，古代历史和哲学的人来说，中国古典文献学是一门重要的必修课，是为专业课的学习服务的一门基础课。由于在学习中要涉及大量的文献典籍，因此，有必要学习和掌握古典文献学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 以便使自己在学习中能顺利地找到材料，正确地运用材料，进而分析批判材料，得出科学的结论。

总之，系统地学习和掌握古典文献学的基本知识，才能为今后的学习和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才能在科学研究中有所成就。

二、历史文献学的学科特点

历史文献学的特点，最突出的是它的综合性、基础性和实践性。

所谓综合性，是指中国历史文献学研究的对象、领域以及所运用的理论，方法既涉及到历史学，也涉及到古典文献学，同时又与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年代学、历史地理学以及古代文学、中国哲学史、科技史等有着密切的联系。综合性虽然不是历史文献学的学科性质，但的确是它的一大特点。

所谓基础性，是就历史文献学在历史学的结构体系中所处的基础地位而言的。研究历史必须依据史料，史料的范围虽然很宽广，但传世的和出土的历史文献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所谓实践性，是说历史文献学是一门强调实践讲求致用的学问。无论整理还是研究历史文献，都是实践性很强的工作，如版本、目录、校勘、辨伪、辑佚等都需要长时期的动手实践和经验积累，方能得其门径而取得成就，而整个历史文献学学科也正是在长期的历史文献工作实践和经验积累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

三、历史文献学：先秦伪书的历史价值

众所周知，“伪书”系指一书的公认著者及时代并非这书的真正著者及时代的书，或简言之“著者不真实的书”①。

伪书的产生历史悠久，纵观其踪，不外乎两种情况：一种为无意误成。如《逸民传》旧题“少元山人皇甫？咦¡保凇睹魇贰ひ瘴闹尽芳啊督贤ㄖ尽妨绞橹腥匆颉？摺庇搿板ァ本A枚筇馕ء盎矢﹀プ¡保猿晌笔椤A硪恢衷蚴怯邢⑽敝？见下文详述）。

然而，不论是否有息，“伪书”都不同于“伪事”。或许“伪书”在末被辨伪之前曾给科学研究以极大的棍乱，可经证伪，还原其历史真实，“伪书”终将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因此，本文试图探讨有息制伪者的六类编撰动机，思考“伪书”蕴涵价值的挖掘意义。 1“托古传道”意图及其价值挖掘 以“托古传道”为意图编撰的伪书，大抵都是著者“心血之所寄，甚或累世相传之经验，若谓作者不欲自举其名，殆无人信，其所以依托他人，则在借币他人之名，以传其书。

”②可见，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思想继秦汉之后，业己演化成“尊古卑今、贵远贱近”之学风，世人普遍认可了古代的东西可信，古代的东西价值大的观点。于是，著书立说中以“托古传道”、“借名传学”为意图之古籍伪书日渐丰益。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早在先秦时期，。

四、历史文献学毕业论文

发你邮箱了，不知道收到没不过只有几篇范文，不要直接用哦跟你是一个专业的，之 前我也在为论文苦恼了半天，网上的范文和能搜到的资料，大都不全面，一般能有个正文就不错了，开题报告、中期报告什么的都没有，关键是没有数据和分析部分，我好不容易搞出来一篇，结果老师说太简单。

还好后来找到 闻闻论文网，直接让老师辅导我写作，非常专业，核心的部分帮我搞定了，也给了很多参考文献资料。 哎，专业的事还是要找专业的人来做啊，建议有问题参考下闻闻论文网吧 看的多不一定有好处，找人指点下，或许能帮上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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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国历史文献学考试主要考啥

2011年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各科目参考书

“中国历史文献学”课程参考书如下： 参考书目

1《文献学概要》，杜泽逊，中华书局2001年。

2《中国历史文献学》，杨燕起，高国抗，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

考试大纲

中国历史文献学考试大纲

1“文献”的概念及其内涵变化。

2历史文献学研究的对象、任务以及学科构成，学习历史文献学的意义。

3历史文献学与历史学的关系。

4文献载体的演变过程。

5古籍的主要编纂体裁类型及编纂特点。

6 古代重要类书及其文献价值。

7 丛书的概念及其作用。

8 《四库全书》编修的历史背景、体例特点、流传情况及其功过。

9目录学的概念和目录学对于读书治学的指导作用。

10古代书目的主要类型及其各自的特点和功用。

11图书的四部分类法及其产生、确立、影响。

12版本、版本学的概念，版本学对读书治学的功用。

13我国古籍版式与装帧制度，官刻、私刻、坊刻古籍的特点。

14古籍版本类型及其特点。

15校勘、校勘学的定义， 校勘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16陈垣“校勘四法”的具体内容。

17历代古籍散佚的几大原因及其给图书造成的损失。

18班固《汉书•艺文志》的体例、成就与影响。

19郑玄注的特点及其在文献学上的贡献。

20 《隋书•经籍志》的体例、著录特点及其在目录学史上的地位。

21 唐代刘知几的《史通》及其对历史文献学的贡献。

22清代校勘名家及其主要校勘成果。

六、目录在中国古代文献学中的作用是什么

目录：指著录一批相关文献，并按照一定次序编排而成的揭示与报道文献的工具。它是联系文献与用户的桥梁和纽带。

国学的核心典籍

一、国学的核心经典

国学的核心经典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意识思想——儒家经典，而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十三经”。

发展演变：十三经是由先秦的六经、西汉的五经逐渐发展而来的，最终形成于南宋。先秦，六经：《易》、《诗》、《书》、《礼》、《乐》、《春秋》；汉朝，五经：以《易》、《诗》、《书》、《礼》、《春秋》为“五经”，立于学官。唐朝，九经：唐朝时，《春秋》分为“三传”，即《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礼经》分为“三礼”，即《周礼》、《仪礼》、《礼记》。这六部书再加上《易》、《书》、《诗》，并称为“九经”，也立于学官，用于开科取士。晚唐，十二经：唐文宗开成年间，在国子学刻石，内容除了“九经”之外，还加上了《论语》、《尔雅》、《孝经》。五代，十一经：五代十国时后蜀国主孟昶刻“十一经”，收入《孟子》，而排除《孝经》、《尔雅》。南宋，十三经：正式形成于南宋时《孟子》正式成为“经”，和《论语》、《尔雅》、《孝经》一起，加上原来的“九经”，构成“十三经”。

至此，儒家的十三部文献确立了它的经典地位。清乾隆时期，镌刻《十三经》经文于石，阮元又合刻《十三经注疏》，从此，“十三经”之称及其在儒学典籍中的尊崇地位更加深入人心。清孔尚任《桃花扇·逮社》：“你看十三经、廿一史、九流三教、诸子百家、腐烂时文、新奇小说，上下充箱盈架，高低列肆连楼。”清昭连《啸亭续录·石经》：“雍正中，有生员蒋衡字湘帆者善书法，立志书十三经，十余年乃成。”（参阅清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八；清钱泰吉《曝5书杂记》卷上）

《十三经》的内容极为宽博：

《周易》是占卜之书，其外层神秘，而内蕴的哲理至深至弘。

《尚书》是上古历史文件汇编，主要内容为君王的文告和君臣谈话记录。

《诗经》是西周初至春秋中期的诗歌集，内分“风”、“雅”、“颂”三部分，“风”为土风歌谣，“雅”为西周王畿的正声雅乐，“颂”为上层社会宗庙祭祀的舞曲歌辞。

《周礼》主要汇集周王室官制和战国时期各国制度。

《仪礼》主要记载春秋战国时代的礼制。

《礼记》是秦汉以前有关各种礼仪的论著汇编。

《春秋》三传是围绕《春秋》经形成的著作，《左传》重在史事的陈述，《公羊传》、《谷梁传》重在论议。

《论语》是孔子及其门徒的言行录。

《孝经》为论述封建孝道的专著。

《孟子》专载孟子的言论、思想和行迹。

《尔雅》训解词义，诠释名物，经学家多据以解经。

儒家文化在封建时代居于主导地位，“十三经”作为儒家文化的经典，其地位之尊崇，影响之深广，是其他任何典籍所无法比拟的。最高统治者不但从中寻找治国平天下的方针大计，而且对臣民思想的规范、伦理道德的确立、民风民俗的导向，无一不依从儒家经典。儒家经典施于社会的影响无时不在、无处不在。

二、《十三经注疏》

“十三经”各注释版本中，以清代学者阮元主持校刻的《十三经注疏》最为完善，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参考资料，是文史研究工作者经常要查检的书。十三经注疏清代由阮元主持校刻的一部，号称善本，但卷帙浩繁，不便查检。原世界书局将阮刻本缩印为两巨册，使用较方便。

《周易正义》，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唐·孔颖达等正义。

《尚书正义》，魏·王肃伪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等正义。

《毛诗正义》，汉·毛亨传、郑玄笺、唐·孔颖达等正义。

《周礼注疏》，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

《仪礼注疏》，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

《礼记正义》，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

《春秋左氏传正义》，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

《春秋公羊传注疏》，汉·何休解诂、唐·徐彦疏。

《春秋谷梁传注疏》，晋·范宁注、唐·杨士勋疏。

《论语注疏》，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

《孝经注疏》，唐玄宗注、宋·邢昺疏。

《尔雅注疏》，晋·郭璞注、宋·邢昺疏。

《孟子注疏》，汉·赵岐注、宋·孙奭疏。

《十三经》是儒家文化的基本著作，就传统观念而言，《易》、《诗》、《书》、《礼》、《春秋》谓之“经”。《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属于《春秋经》之“传”。《礼记》、《孝经》、《论语》、《孟子》均为“记”。《尔雅》则是汉代经师的训诂之作。这十三种文献，当以“经”的地位最高，“传”、“记”次之，《尔雅》又次之。十三种儒家文献取得“经”的地位，经过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南宋宿儒朱熹以《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与《论语》、《孟子》并列，形成了今天人们所熟知的《四书》，并为官方所认可。

三、十三经简介

（一）《周易》

原称《易》，又称《易经》，是古人卜卦用的书。周朝统治者习惯用蓍草来占卜吉凶。称为占筮。占卜时根据蓍草茎数量的奇、偶，排成各种卦，再参照占筮书的记述，判断出吉凶。《周易》就是这类占筮书的一种。

《周易》中用“”和“”两个最基本的符号代表阳和阴，分别称为阳爻、阴爻。把和叠列三层，可以形成八种组合形式，叫做八卦，又称经卦。即乾，坤，震，巽，坎，离，艮，兑。为了记住这八卦的符号，古人总结了顺口溜：

乾三连，坤三断

震仰盂，艮覆碗

离中虚，坎中满

兑上缺，巽下断

这八卦的每一卦代表一种物象，一种事物，如乾为天，坤为地，震为雷，巽为风，坎为水，离为火，艮为山，兑为泽。对于每一卦象的含义还可以进一步引申，例如乾既代表天，又可以代表国君、朝廷、君子、男人、刚健、阳气等，而坤除了代表地外，还可以代表臣子、女人、柔弱、阴气等。用八卦的卦象两两重7叠，又能组合成六十四卦，称为别卦。在《周易》中，对于每一卦以及卦中的各爻，都有阐述其意义的解说，这就是卦辞和爻辞，它们是《周易》的正文部分。

《周易》的作者和著作时代是怎样的？《周易》的起源为河图、洛书。传说远古时代，黄河出现了背上画有图形的龙马，洛水出现了背上有文字的灵龟，圣人依此制定出八卦。到了殷商末年，周文王把八卦演为六十四卦，春秋时期，圣人孔子为之作《易传》十文，即《十翼》。可见《周易》是不同时期由不同的人写成的。班固《汉书·艺文志》有“人更三圣，世历三古”的说法。就是说：《周易》的成书，经历了上古、中古、下古三个时代，由伏羲、文王、孔子三个圣人完成。古代曾有伏羲氏、神农氏推演八卦的说法，那只是传说，并不可信。近代学者们根据卦辞、爻辞记载的一些历史材料，比较有把握地推断这部书是西周初年的作品，但具体的作者仍然难以判断。

现今传世的《周易》中，还包括解释经文的传，称为十翼。十翼是由《彖传》上下、《文言》、《系辞》上下、《说卦》、《序卦》、《象》上下、《杂卦》等十部分组成的。十翼的作者并非一人，而且也不是作于同一时代。据研究，《彖传》写作最早，似在春秋、战国交替之际，其余的则是战国至西汉初年的作品了。这十翼对《周易》的解释未必都能符合经文的原意，因此不能完全依赖它们去理解《周易》的正文。

《周易》本是一部占卜算卦的书，但是书中在讲到阴阳二者之间的矛盾变化时，也反映了古人的某些朴素辩证法的观点。到了汉朝，《周易》被尊为六经之首，人们认为它包含了其他各经最根本的道理。汉朝在国家学校中教授《周易》的博士就有施、孟、梁丘三家；此外，民间还有大约十家，它们都属于不同的流派。20世纪70年代，在长沙马王堆汉墓中曾经出土帛书《周易》的残本。它同今天流行的《周易》相比，虽然六十四卦的卦名全都相同，但是卦的次序却很不一样。汉朝的学者们大多以象数之学来讲解《周易》，也就是依据形象和数量来推测自然界的变化对社会政治的影响，因此《周易》常常成为他们预言灾异的工具。三国时期，王弼改变了大谈象数的风气。他注释《周易》主要是借机阐发自己的哲学思想。王弼在注中糅合了《老子》、《庄子》的道家学说，为魏晋时期的“玄学”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在古代有大量解说《周易》的著作，除了一部分涉及古代哲学思想的以外，还有许多是宣扬封建迷信的，必须注意把它们区分开来。

（二）《尚书》

原来仅称为《书》，是中国夏、商、周时代一些政治文献和传说资料的汇编，其中也包括某些追述更古时代的史事记录，因此它属于政治书。春秋以后，《书》被儒家学者们尊奉为经典，称之为《书经》。自汉朝开始，又称它为《尚书》。“尚”即是“上”，“尚书”就是指上古时代的史书。

最初《尚书》中保存的历史文献是很多的。至西汉初年，由山东人伏生传授下来的《尚书》只有28篇了。这部《尚书》是用汉代通行的隶书文字抄写的，所以汉朝人称它为“今文尚书”。传授今文《尚书》的学者们常常利用阴阳五行的观点阐发他们的迷信思想，形成了《尚书》的今文经学派，并且由朝廷立为博士官。西汉中期以后，又多次发现先秦时期用古文字体抄写的《尚书》，人们称之为“古文尚书”。它比今文《尚书》多16篇。东汉学者贾逵、马融、郑玄等人对古文《尚书》做了大量的注释工作。他们多从名物制度、文字训诂等角度来解释经文，形成了《尚书》的古文经学派。在汉朝，古文《尚书》未被朝廷所承认，没有能立于学官，以致西晋以后它全部散失，现今只能看到它的篇目名称了。东晋时期，豫章内史梅赜向朝廷贡献了一部《尚书》，共58篇。梅赜根据一些散佚的《尚书》文字，编撰成所谓古文《尚书》25篇，后人称之为“伪古文尚书”。梅赜同时又吸收了原来今文《尚书》的28篇（但被离析为33篇了），共凑成58篇。这就是现今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尚书》，它实际上是由今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两部分合成的。此外，梅赜还贡献出一部《尚书孔氏传》，十三卷，说是西汉经学家孔安国解释《尚书》之作。这部书后来经清朝学者们考定，实系后人伪造，于是称它为伪《孔安国尚书传》，但也收入《十三经注疏》之中了。

（三）《诗经》

最初只称为《诗》，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春秋时期被儒家学者尊奉为经，以后称为《诗经》。书中收入了上起西周初年（公元前11世纪）下至春秋中叶（前6世纪）约五百年间的诗歌，保存到现在的作品共305篇。这些诗分为《风》、《雅》、《颂》三大类。《风》是十五个国家和地区的民歌，其中有揭露、斥责统治者的残暴压迫，也有对庶民的爱情、劳动等社会生活的歌颂。《雅》又分为《大雅》和《小雅》。《大雅》主要是颂扬周统治者的文治武功，其中有许多内容是涉及周初及“宣王中兴”等有价值的史料。《小雅》多是西周后期和东周初期的作品，内容以反映王室统治危机的政治诗为主。《颂》主要是统治者敬神祭祖的庙堂颂歌。需要指出的是，《风》、《雅》、《颂》三部分在内9容上不是截然分清的，它们也有混杂交错的情况。这三部分的区别，除了在内容上各有侧重外，还有音乐方面的不同。一般地说，十五国《风》要配以具有地方特色的民间乐曲歌唱；《雅》大多是用西周都城镐京（今陕西西安市西）一带乐调谱曲的；《颂》的配乐表现出庄重、肃穆的特点。

古代传说周王朝有定时派人到民间搜集诗歌的做法，叫做“采诗”。这大约就是《诗经》的最早来源。在周朝上层社会的政治活动中，人们常常借用《诗》的一章或一两句来委婉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所以孔子曾经告诫他的儿子伯鱼说，“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不学《诗》便无法和人交谈。

《诗经》传至汉代，有齐、鲁、韩、毛四家。其中前三家都属于今文诗学，西汉时得到朝廷的承认，立于学官，各设了博士官并教授门徒。今文诗学至魏晋以后逐渐衰亡。毛《诗》相传为西汉初年毛亨、毛苌所传授，属于古文诗学。现今传世的是毛《诗》，共311篇，其中有6篇仅存名而无诗文。《诗经》中记载了许多周人早期的开发活动和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因此它不仅作为文学巨著对中国两千多年的文学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对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也具有极为重要的史料价值。

（四）《仪礼》

原来只叫《礼》，汉朝时又称它为《士礼》、《礼经》，到了晋代才称为《仪礼》。

讲究各种典礼仪式是儒家学说的重要内容。儒家希望通过“礼”来区分人们的贵贱尊卑地位、维护封建等级制度，《仪礼》就是详细记载古代各种礼仪的书。传说此书是周公所作，但缺少根据。《史记》等书则认为它出于孔子之手。现代学者一般认为，《仪礼》成书约在东周时期，不过书中记载的各种典礼仪式，应该在成书以前就存在了。孔子很注重采辑、整理各国礼仪，他把演习礼仪作为自己教学的重要内容，甚至在他游说列国的路途中，也坚持与弟子们在大树下演习礼仪。

现今传世的《仪礼》包括：士冠礼、昏（婚）礼、士相见礼、乡饮酒礼、聘礼、觐礼、丧服、士丧礼等，共17篇。它们记载了周朝统治阶级的加冠、婚丧、交际、敬老、宴饮、外交、觐见、祭祀等各种礼仪。西汉初年，由鲁高堂生传授下来的《士礼》即今《仪礼》17篇，至西汉中期分为戴德（大戴）、戴圣（小戴）、庆普三家礼学，它们都属于今文经学派，朝廷也设立了博士官。1959年在甘肃省武威发现了汉代抄在简上的《礼》多篇，为我们校定今本《仪礼》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本子。另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又有《礼古经》56篇，是汉武帝时发现的古文《礼经》，其中有17篇与今文的《仪礼》内容基本相同。至于另外的39篇，汉代称为《逸礼》，早已失传。

（五）《礼记》

先秦时期，儒家学者们在传习《仪礼》的同时，也传授一些有关的参考资料。这些资料可以进一步解释、补充《仪礼》经文，阐发其经义，人们称之为“记”。当时这种《记》很多，作者也只一两个人。至西汉时期，礼学家们也都各自选取一些《记》作为讲授《仪礼》的辅助教材。这些《记》流传到东汉中期，只剩下了两种：一种是相传为戴德选辑的85篇本的“大戴礼”；另一种是相传为戴圣选辑的49篇本，称为“小戴礼”。东汉学者郑玄为其中的49篇本作了注解，从而使它的影响越来越大，由原来从属于《仪礼》的地位转变为独立成书，人们称它为《礼记》。在唐代，《礼记》更被列为九经之一，它与《仪礼》、《周礼》鼎足而三，称为“三礼”。

《礼记》是一部儒家关于各种礼仪的论著、杂说汇编。它的内容庞杂，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方面：有专为说明《仪礼》的，如《冠义》，《昏义》、《乡饮酒义》等篇；有杂记丧服、丧事的，如《檀弓》、《丧大记》、《问丧》等篇；有记述各种礼节、礼制和守则的，如《投壶》、《礼器》、《明堂位》、《曲礼》、《内则》等篇；有记述孔子言论的（其中许多是假托孔子之名来阐发儒家的言论），如《仲尼燕居》、《孔子闲居》等篇；有比较系统地论述儒家某一思想的论文，如《礼运》、《学记》等篇。此外还有一篇属于授时颁政的《月令》，记述了夏历一年十二月的时令及有关的事物。《礼记》中有些篇章如《大学》、《中庸》等，谈及儒家关于如何修养道德、为人处世的哲学伦理观念，被后世理学家编入《四书》中，加以大力宣扬。《礼记》中还有《学记》、《乐记》两篇，从理论上对教育、音乐作了精辟的论述，至今仍可资借鉴。

《仪礼》仅仅记载了一些礼仪制度，而《礼记》则更多地论述了这些典礼制度的意义、作用，从理论上阐述了战国末期至秦汉时期儒家的“礼治”思想。《礼记》对于封建统治者强化思想文化统治、利用封建礼教束缚人们的思想、言行，可以产生更为深刻的影响，因此它越来越受到历代封建统治者的重视，在儒家经典著作中的地位也不断地上升。

（六）《周礼》

原名《周官》，西汉末年，学者刘歆将它改名为《周礼》。这是一部记载政治制度的书。

关于《周礼》的成书，过去古文经学家认为是周公所作，今文经学家则指斥为刘歆所伪造。现在一般学者都认为这部书是战国时期的儒家学者搜集了周王室的官制以及春秋时各国政治制度，并根据儒家的政治理想加以增减排比而成的汇编。据《汉书》河间献王本传记载，汉景帝时，河间献王搜集到流散在民间的古本《周官》，才使此书为世人所知。因为这部书是古文经，所以长期遭到古代今文经学家的诋毁。

《周礼》记有三百多种所谓周朝的职官，并对其所司职务作了介绍，其中也涉及周代的一些典章制度。全书共由《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等六大部分组成。书中的《冬官司空》早已佚失，西汉时以先秦古籍《考工记》补入。《周礼》一书对后世的政治有较大影响，诸如西汉末年的王莽改制、南北朝时期的宇文泰改革官制以及宋代的王安石变法等政治改革，都曾以《周礼》为号召，试图以此为依据。

近代学者曾以周代铜器铭文所记职官对照《周礼》的官制进行考查，找出一些不相符合之处，以此证明《周礼》系战国人所杜撰，并非是周朝政治制度的如实纪录。然而《周礼》中记述的另外一些制度，又确实在周代实行过，这可以从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那里得到证实。因此，这部书至今仍然受到人们的重视。《周礼》是我们研究周代典章制度的重要文献资料。

（七）《春秋》及其三传

“春秋”曾经作为东周各国史书的通称，同时也是春秋时期鲁国史书的专称。现存的《春秋》一书记述了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共244年间的鲁国历史。这是目前我国最早的一部编年史书。据记载，孔子曾对《春秋》进行了修订、整理，并且把它列为六经之一，作为教授学生历史知识的重要教科书。相传孔子在修订《春秋》时，曾经运用一些隐微的言辞，暗喻、示意某种深远的意义，后世儒家学者们把孔子这种文笔曲折而意含褒贬的所谓“春秋笔法”称为“微言大义”。例如《春秋》经于鲁隐公元年下说“郑伯克段于鄢”。《左传》对此则解释说，由于共叔段的表现违背了做弟弟的伦常，所以《春秋》经不用“弟”字称呼他；这一事件如同两个国君之间争权，所以用“克”字；又由于共叔段的失败是因郑庄公蓄意逼迫造成的，所以经文不称郑庄公的谥号，而用“郑伯”，以批评他对弟弟有失教诲。不过我们今天看来，《春秋》经的这种“微言大义”被古人过分渲染、夸大了。

古代为《春秋》经作的传，流传至今有三部，即《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和《春秋谷梁传》。《春秋》经本来有自己的单行本，后来按照编年次序，人们把它同各种传文合并起来，先列经文，后述传文。经文对史事介绍十分简短、概括，所以后世学者都要配合传文加以研读。

《春秋左氏传》又称《左氏春秋》或《左传》。旧传作者为春秋时的左丘明，近代学者们根据《左传》中所述史事，认为它当成书于战国初年。《左传》编年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终于鲁悼公四年（前464年），比《春秋》经多出17年；《左传》所记史事更延至鲁悼公十四年（前454年），比《春秋》经晚27年。

《左传》以叙事为主，书中用大量史实补充、说明了《春秋》经，有时也订正《春秋》经的某些错误。因此《左传》有助于我们了解《春秋》经的那些概括、简略的记载，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古代史料，加之它叙事生动流畅，成为中国古代著名的史学和文学著作。

《左传》成书于战国时期，本是用战国时的古文字写成的，因此在汉代它属于古文经传，而且长时期只在民间传授，未能被朝廷立于学官。《春秋公羊传》也称《公羊春秋》或《公羊传》，《春秋谷梁传》也称《谷梁春秋》或《谷梁传》。它们的编年都与《春秋》经一样。古代学者曾经认为《公羊传》和《谷梁传》分别为战国时的学者公羊高和谷梁赤所撰写，并且二人同受学于孔子的学生子夏。但是这种说法缺乏足够的根据。可以肯定的是，二书在战国时仅是口传心授，直到西汉初年才用隶书字体写成定本，因此它们都有属于今文经传。

《公羊传》和《谷梁传》的内容都有着重于解释《春秋》经文，很少述说史事，所以它们不是史书，只是儒家后学们以自己的主观臆测来阐释《春秋》“微言大义”的著作。《公羊传》、《谷梁传》二书的作者是要把所谓孔子的“春秋笔法”点破、说明，让人明了其中的意义。不过，实际上这两部书的内容冗长空洞，所讲的“大义”也未必符合《春秋》的原旨。同《左传》相比，这两部书没有给我们提供新的史料，也谈不上文学价值。不过汉代及以后历代的今文经学家常常利用它们来发挥自己的政治观点，把它们作为议论时事的理论根据，因此这两部儒家经传、特别是《公羊传》，在中国古代经学史、思想史上还是有一定影响的。

（八）《论语》

这是孔子弟子及其再传弟子关于孔子和他的少数弟子的言语行事的记录，其成书在战国初期。《论语》在西汉时还只作为经书的辅翼，被看作是传、记一类的著作。直到东汉时，才作为正式经书列入“七经”之中。

孔子名丘、字仲尼（前551—前479年），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也是春秋末期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一生的学术活动以及他创立的儒家学说，对于传播和发展中国古代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论语》是研究孔子思想和儒家早期学说的最基本的依据，也是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教育史、文化史的重要文献。

《论语》一书传到汉朝时，已有三种不同的本子，即今文本的《鲁论》、《齐论》以及古文本的《古论》。现今传世的《论语》，是东汉学者郑玄参照上述各种本子整理而成的，共20篇。汉代以后，《论语》成为读书人的必读之书。南宋时，理学家朱熹把《论语》同《孟子》、《中庸》、《大学》合为《四书》，并为之作集注，使《论语》在宣扬封建礼教方面，处于更加突出的地位。

（九）《孟子》

这是一部记录孟轲言论行事、包括他和当时人及门人弟子们相互问答的谈话记录。《孟子》一书主要是由孟轲的门人万章、公孙丑二人所记，大约孟轲本人也亲自进行过润色。书中记载了孟子的政治活动、政治学说以及他的哲学、伦理、教育等思想。

孟子名轲，字子舆（约前372—前289年），是战国时期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曾受业于孔子之孙子思的门人。在封建社会，孟子被认为是孔子学说的继承者，他发展了孔子的儒家思想，在儒家哲学中形成了一个理论体系。孟子在政治上提倡“民贵君轻”思想，是有进步意义的，但是他主张恢复古代的井田制度以及宣扬人性善等思想，则反映了他的好古、唯心观点。

在汉代，《孟子》同《论语》一样，仅被当作“传”、“记”一类著作。直到宋代，《孟子》才由理学家们作为经书列入“十三经”。南宋朱熹把它编入《四书》，并为之作集注，更加深了它在封建文人中的影响。《孟了》现今只存七篇。相传另有“外书”四篇，早已佚失，今本“外书”系明人伪作。

（十）《孝经》

今本《孝经》仅1799字，分为十八章，基本内容是儒家倡导的封建孝道，宣扬“孝，德之本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等说教。虽然《孝经》通篇提倡行孝，但也由讲孝进而劝“忠”，主张孝子对待国君应该忠贞不贰。因此历代封建统治者对于《孝经》十分重视，要求所有的读书人都必须熟读它，特别是汉代，是读书人第一部必读的书。

《孝经》在内容上，有许多地方抄袭了《左传》、《孟子》、《荀子》等书，有时是撮取其大意加以复述，加上书中某些方面内容陈腐、文字粗陋的缺点，因此它有明显的局限性。

关于《孝经》的作者，历来有“孔子”、“曾子”、“孟子门人”等多种说法，但都不足信，不过认为总是孔门后学所作，当不致有误。《孝经》成书于战国末期，东汉时被列为“七经”之一。汉代曾有古文《孝经》，南北朝时已亡佚。

（十一）《尔雅》

这是一部古代训诂知识的汇编，即对古代经典中的词语进行解释的书。所以《尔雅》是考证词义和古代名物的重要资料，后世经学家常常用它来解说儒家经义。

《尔雅》共十九篇。前三篇《释诂》、《释言》、《释训》为一般词语的解释，其余则按各种名物分类解释，如《释亲》、《释器》、《释山》、《释草》、《释鸟》、《释畜》等等。关于《尔雅》的作者，旧说或认为周公所著，或指为孔子及其弟子所作，也有人以为出于汉代儒生之手。这些说法都缺乏足够的证据。据近世学者们的研究，《尔雅》一书并非一人一时之作，它是缀辑多家训诂材料汇编而成的。《尔雅》大约在战国时期初具规模，后来又经过汉初学者们增补润色，最后才成为今本的样子。

传说中的三坟五典如果不算在内的话，比较著名的几部书有：

1《尚书》的原始版本，据说有100篇，但是现存29篇，鲁恭王古文尚书可能保存了先秦尚书的原貌，但是在汉朝今古文学派的论战后便被遗失，现在的古文尚书58篇除了保留今文尚书29篇之外，其余都是伪书，而最初的100篇尚书，几乎无据可考；儒家经典除尚书外，六经中的《乐经》也已失传，两汉时期的诗经，除毛苌的毛诗流传至今，韩诗剩余一部分，当年的齐诗也已经失传

2《孙膑兵法》，也就是齐孙子，在银雀山汉墓出土之前属于散佚，现在仅有残篇；

3《东观汉记》，东汉官方历史，元朝散佚，后来辑佚得到22卷；

4《竹书纪年》， 汲冢竹书的最大发现，记载了魏国历史并且上溯到了五帝时期，作为上古史料中具有明确纪年的文献，因为一些记载不符合儒家历史观而被排斥，最终在宋朝遗失，今本《竹书纪年》不是真实记录，是后人结合一部分原文加上其他文献伪造的；宋朝时期是我国文献遗失的高峰期，除竹书纪年外，遗失的文献还有《括地志》、二十四史中李百药《北齐书》的一部分、令狐德棻《周书》一部分和《元和郡县志》的图，导致中原王朝第一部地理总志价值减少一半；

5《永乐大典》原本22937卷，正本明末遗失（一说在嘉靖陵墓内），副本历经明末，八国联军侵华和宫中失窃，目前遗存800卷左右；清中期编《四库全书》翻阅《永乐大典》，使得二十四史中的《旧五代史》重见天日。

其实作为一个红楼梦爱好者，最在乎的还是后40回去了哪儿啊。。。

一、中国古代神话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中国古代神话是远古人类借助想象以反映自然和社会生活为内容的故事，反映了原始人类特有的意识形态，它通过幻想的形式，反映了那个时代人类的生活和理想。

　　像《盘古开天地》、《女娲造人》、《羲和生日》、《常羲生月》、《夸父逐日》等，体现了原始人探索的意图，反映了人们对大自然成因的理解。

　　像《后羿射日》、《精卫填海》、《鲧禹治水》、《愚公移山》、《嫦娥奔月》等，表达了远古人类与自然作斗争的决心与勇气。

　　像《黄帝擒蚩尤》、《刑天舞干戚》、《共工怒触不周山》、《黄炎之争》等，反映了远古先民对统治秩序的挑战。

　　中国古代神话是中国文学史的开端，是中国文学史的第一页。这些神话除了被后人直接载录外，还为后代各类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像《诗经，大雅，生民》中后稷的种种神迹、《楚辞》中诸神的出现、战国时期庄子笔下《逍遥游》中的鲲鹏的变化、三国时期曹植作品中洛水女神宓妃形象的塑造，均是对神话意象的妙用。

　　中国古代小说、戏曲利用神话素材进行再创作的例子也是举不胜举。

　　唐代李威小说《柳毅传》、明代吴承恩的《西游记》、清代曹雪芹的《红楼梦》等，其中就有大量令人赏析的神话情节。远古神话故事中的素材，经后代作家们发掘、改造，给人的感觉总是常出常新。

　　二、中国古代神话在表现方式、创作手法等方面为文学创作开辟了广阔的空间。

　　中国神话在构造上和基本意识上的特性，成为决定中国抒情文学构造和风格的最根本要素。神话的原始的质朴性、地域性、时代性，为中国文学叙事抒情的传统奠定了牢固的基础。它奇特幻想、生动的情节以及夸张手法的成功运用，都对后世作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如庄子创作的《逍遥游》、《德允符》、《大宗师》等散文，都出现了很多幻想，笔下的蝉、斑鸠、小雀、树、蛇、鱼，都会说话。

　　这些丰富了古代神话的浪漫主义创作手法;屈原《离骚》纯洁高大抒情主人公的出现，大胆地将神话传说、历史人物和自然形象地糅合，发展了古代神话的浪漫主义，使之成为中国文学浪漫主义的直接源头。

　　唐代李白的诗歌，借鉴神话中的浪漫手法，将夸张、比喻、象征等方式，使作品在内容与形式上达到高度统一，成为中国古典文学史上的又一里程碑。他借用大胆的夸张，“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借有形之体，抒无形之情，让奇情壮采得以淋漓尽致地表达。

　　宋代的苏轼以神话中的浪漫主义为基调，借用想象与夸张，将豪迈的情感、坦率的胸怀表现得欢畅通透，成为宋词豪放派的创始人。

　　魏晋的志怪、唐宋的传奇、宋元以后的小说戏曲。不仅继承了神话的浪漫精神，而且吸取了神话的素材和艺术经验，后代的文学创作不断走向辉煌。

　　三、中国古代神话宏扬民族正气的精神影响了后世的文学创作。

　　在中国上古神话中，许多著名的大神均具有始祖神的身份。这些始祖神在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发展与壮大、在民族的重大变故中，起到了积极的推进的作用。他们成为本民族始祖神的先决条件也决定了他们作为大神的责任与义务。

　　如开辟大神盘古在完成了天地开辟任务之后，就将自己的双眼化成了日月，将四肢与头颅化成了五岳，将血脉化成了长江与黄河，将毛发化成了山林与草木，将肌肉化成了泥土，将筋骨化成了金石，而他身体上的寄生物则变成了人类。

　　女娲，她在完成了补天、造人的大功之后，也将自己的身体化成了万物。所以《山海经》中云有神十人，乃女娲之肠所化。

　　今天我们虽然不能全部了解女娲化物的细节，但这则神话多多少少为我们透露了这方面的信息。后来的始祖神继承了创世神的这一传统，并将它发扬光大，为中华民族创造了可歌可泣的业绩。

　　燧人氏发明火历经千辛万苦种种磨难;炎帝为发明农业种植和草药而尝尽百草，几经生死，所以《淮南子，修务训》说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辟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先秦史书则言大禹为治水十年奔走，三过家门而不入，以至于“胫不生毛，偏枯之病，步不相过”(《荀子非相》注引《尸子》)。

　　不仅如此，在远古神话英雄的故事传说中，也同样反映出了一种令人崇尚的奉献与牺牲精神。

　　如为逐日而死的夸父、射日除害的后羿、救民于水患的大禹、被大水淹死之后变成鸟不停地以木石勇填苍海的精卫等、均在人民的心目当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生生世世为人们所敬重。

　　而那些不利于社会前进、有碍于人类幸福的神性人物则要遭到了人民的唾弃与批判：那些残害人类的神蛇、怪兽一般的反面形象，最终均被英雄诛灭。如在洪水滔天时窃了天帝的“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被杀于羽郊的鲧。

　　神话中所表现的那种不畏艰险、不畏强权、追求光明、锲而不舍的伟大英雄主义精神，为民请原的信念、厚生爱民意识、博大坚韧的品质正是我们民族勤劳勇敢、执著坚毅的民族性格的艺术概括，它的积极浪漫主义精神和奇幻多姿的艺术表现方法，也为后代的文学所汲取，成为我国古代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

　　这从这个层面上讲，中国文学从开始就有一个光辉的起点，正是这种尚德精神，使中国文化中处处体现出了对“德”的要求。

　　在我们传统的“修齐治平”的人生境界中，将“修身”摆在第一位也说明了这一点。只有“从头做起”，先修身然后才能齐家，再后为中国文学起源的古代神话，一方面为文学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同时在创作思维方式、表现手法、欣赏效果方面为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有效的借鉴。

1、作为中国文学起源的古代神话，为文学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2、在创作思维方式、表现手法、欣赏效果方面为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有效的借鉴。

《说苑》选段翻译：　

有搞乱国家的君主，没有自行混乱的国家；有治理国家的人才，没有自行治理的法制。后羿的射箭方法并没有失传，但后羿并不能使世世代代的人都百发百中；大禹的法制仍然存在，但夏后氏并不能世世代代称王天下。

所以法制不可能单独有所建树，律例不可能自动被实行；得到了那种善于治国的人才，那么法制就存在；失去了那种人才，那么法制也就灭亡了。法制，是政治的开头；

君子，是法制的本原。所以有了君子，法律即使简略，也足够用在一切方面了；如果没有君子，法律即使完备，也会失去先后的实施次序，不能应付事情的各种变化，足够形成混乱了。不懂得法治的道理而只是去定法律的条文的人，即使了解得很多，碰到具体事情也一定会昏乱。

所以英明的君主急于得到治国的人才，而愚昧的君主急于取得权势。急于得到治国的人才，就会自身安逸而国家安定，功绩伟大而名声美好，上可以称王天下，下可以称霸诸侯；

不急于得到治国的人才，而急于取得权势，就会自身劳苦而国家混乱，功业败坏而声名狼藉，国家政权必然危险。所以统治人民的君主，在寻觅人才时劳累，而在使用他以后就安逸了。《尚书》说：“要想想文王的恭敬戒惧，亲自去选择人才。”说的就是这种道理啊。

对合符节、辨认契券，是用来造成信用的；但如果君主喜欢搞权术阴谋，那么大臣百官中那些搞欺骗诡诈的人就会乘机跟着搞欺诈。抽签、抓阄，是用来造成公正的；但如果君主喜欢偏私，那么大臣百官就会乘机跟着搞偏私。

用衡器来称量，是用来造成公平的；但如果君主喜欢偏斜颠倒，那么大臣百官就会乘机跟着邪恶不正。各种量器量具，是用来造成统一标准的；但如果君主热衷于贪图财利，那么大臣百官就会乘机跟着去多拿少给以致于没有限度地盘剥老百姓。

所以各种有助于治理的器物与方法，只是政治的末流，并不是政治的源头；君主，才是政治的源头。官吏拘守具体的方法条例，君主则保养源头。源头清澈，那么下边的流水也清澈；源头混浊，那么下边的流水也混浊。

所以君主如果爱好礼义，尊重贤德的人、使用有才能的人，没有贪图财利的思想，那么臣下也就会极其谦让，极其忠诚老实，而谨慎地做一个臣子了。

像这样，即使是在卑微的老百姓之中，也不等对合符节、辨认契券就能做到有信用，不等抽签、抓阉就能做到公正，不靠衡器来称量就能做到公平，不需要各种量器量具就能做到标准统一。

所以不用奖赏而民众就能勤勉，不用刑罚而民众就能服从，官吏不费力而事情就能处理好，政策法令不繁多而习 俗就能变好；百姓没有谁敢不顺从君主的法令、依照君主的意志而为君主的事情卖力，而且对此感到安乐。

所以，民众在纳税时不觉得破费，为国家干事业时忘掉了疲劳，外敌发动战争时能拼死作战；城墙不等修整就坚固，兵器的刀口不用淬炼就坚硬，敌国不等去征服就屈从，天下的民众不用命令就能统一行动。

这叫做极其太平。《诗》云：“王道真大满四海，徐国已经来朝拜。”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啊。

《说苑》选段原文：

齐宣王谓尹文曰：“人君之事何如？”尹文对曰：“人君之事，无为而能容下。夫事寡易从，法省易因；故民不以政获罪也。大道容众，大德容下；圣人寡为而天下理矣。书曰：‘睿作圣’。诗人曰：‘岐有夷之行，子孙其保之！’”宣王曰：“善！”

成王封伯禽为鲁公，召而告之曰：“尔知为人上之道乎？凡处尊位者必以敬，下顺德规谏，必开不讳之门，撙节安静以借之，谏者勿振以威，毋格其言，博采其辞，乃择可观。

夫有文无武，无以威下，有武无文，民畏不亲，文武俱行，威德乃成；既成威德，民亲以服，清白上通，巧佞下塞，谏者得进，忠信乃畜。”伯禽再拜受命而辞。

陈灵公行僻而言失，泄冶曰：“陈其亡矣！吾骤谏君，君不吾听而愈失威仪。夫上之化下，犹风靡草，东风则草靡而西，西风则草靡而东，在风所由而草为之靡，是故人君之动不可不慎也。

夫树曲木者恶得直景，人君不直其行，不敬其言者，未有能保帝王之号，垂显令之名者也。易曰：‘夫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况其迩者乎？

言出于身，加于民；行发乎迩，见乎远。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君子之所以动天地，可不慎乎？’天地动而万物变化。诗曰：‘慎尔出话，敬尔威仪，无不柔嘉。’此之谓也。今君不是之慎而纵恣焉，不亡必弑。”灵公闻之，以泄冶为妖言而杀之，后果弑于征舒。

此文出自西汉·刘向所著的《说苑》

扩展资料

写作背景：

汉刘向撰。是书凡二十篇。隋、唐志皆同。《崇文总目》云今存者五篇，馀皆亡。曾巩《校书序》云：得十五篇於士大夫家，与旧为二十篇。

晁公武《读书志》云：刘向《说苑》以君道、臣术、建本、立节、贵德、复恩、政理、尊贤、正谏、法诫、善说、奉使、权谋、至公、指武、谈丛、杂言、辨物、修文为目，阳嘉四年上之，阙第二十卷。

曾子固所得之二十篇，正是析十九卷作修文上下篇耳。今本第十法诫篇作敬慎，而修文篇后有反质篇。陆游《渭南集》记李德刍之言，谓得高丽所进本补成完书。则宋时已有此本，晁公武偶未见也。

其书皆录遗闻佚事足为法戒之资者，其例略如《诗外传》。叶大庆《考古质疑》摘其赵襄子赏晋阳之功孔子称之一条，诸御已谏楚庄王筑台引伍子胥一条，晏子使吴见夫差一条，晋太史屠馀与周桓公论晋平公一条，晋胜智氏后阖闾袭郢一条。

楚左史倚相论越破吴一条，晏子送曾子一条，晋昭公时战邲一条，孔子对赵襄子一条，皆时代先后，邈不相及。又介子推、舟之侨并载其龙蛇之歌，而之侨事尤舛。黄朝英《缃素杂记》亦摘其固桑对晋平公论养士一条，《新序》作舟人古乘对赵简子。

又楚文王爵筦饶一条，《新序》作楚共王爵筦苏。二书同出向手，而自相矛盾。殆捃拾众说，各据本文，偶尔失於参校也。然古籍散佚，多赖此以存。

如《汉志》《河间献王》八篇，《隋志》已不著录，而此书所载四条，尚足见其议论醇正，不愧儒宗。其他亦多可采择。虽间有传闻异词，固不以微瑕累全璧矣。

作者简介：

刘向（前77一前6），原名更生，字子政，沛(今江苏省沛县)人，汉高祖之弟楚元王的四世孙，西汉时文学家、经学家。他主 张“天人感应”学说，与其子刘歆一起，为古代图书的编目整理工 作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著作有《洪范五行传论》《七略别录》 《新序》《说苑》《列女传》等。

古籍的流传形式古今很不相同，简策时代的古籍是以单篇流传;纸普遍使用之后，由于书写工具的改进，古籍开始以“集”的形式流传;雕版印刷盛行之后，古籍便以整部的批量流行了。

简策时代的古籍所以是单篇流行，主要是因为文字的载体──竹简太笨重。从出土的秦汉竹简看，通常每枚竹简只容纳三十或四十个字左右。即以四十个字算吧，一篇一万字的文章就需要二百五十枚竹简，这就是说，一部五十万字的书，就需要一万二千五百枚竹简，这无论从体积上说还是从重量上说，都是十分可观的。这就决定了当时的书籍，只能是以一篇为单位流传。例如大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管晏列传》中说：“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他在同书《老子韩非列传》亦说，韩非“故作《孤愤》、《王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我们不难看出，司马迁所列举的，都分别是今天《管子》、《韩非子》两书中的篇名，很可说明当时的书籍的单篇流行的事实。古籍的单篇流行，带来了下列后果：①一个作者的书，读者所得篇章有多有寡，不相统一;②一部完整的书，由于单篇流传而容易散佚，而且大都是整篇整篇的散佚。如《史记》一百三十篇，从司马迁写成，到班固《汉书。艺文志》著录时，就已有“十篇有录无书”，即是典型的事例。

魏晋之时，纸作为一种轻便的书写工具，已逐渐普遍使用。

晋人传咸称纸“含章蕴藻，实好期文”。并说纸有“揽之则舒，舍之则卷，可屈可伸，能幽能显”的优点(以上引文均见《纸赋》)。这样，古籍就改变了过去单篇流行的形式，而以多篇集在一起，即“集”的形式流传了。《四库总目》“别集类”的上序说：集……其自制名者，则始张融《玉海集》，其区分部帙，则江淹有前集，有后集;梁武帝有诗赋集，有文集，有别集;梁元帝有集，有小集;谢有集，有逸集;与王筠之一官一集，沈约之正集百卷，又别选集略三十卷者，其体例均始于齐梁。盖集之盛，自是始也。(卷一四八、集部、别集类)

“集”的流传形式，大体有下列特点：①一个人的著述较为集中，为研读一个人或一个学派的著述提供了方便;②文集或诗集大都由作者或作者的亲属、门弟子编定、较为可靠;③由于“集”的容纳量视简策的单篇大大加大，钞写并不容易，故书籍很受人珍视，往往一书而几代相传，反复校勘，绝少讹误，精本较多。

自唐以后，雕版印刷盛行，书籍不仅一改而为批量流行，而且，它还作为商品进入了交易市场。这种情况带来的结果是：①书籍很容易得到;②刻版尚有讹误，则广为扩散，甚至以讹传讹;③由于商人刻书以盈利为目的，粗制乱造者往往有之。鉴于这种情况专门研究和品评版本优劣的版本学便应运而生;同时，校订文字讹误的校勘学也得到了极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