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汉字字义是国学研究的敲门砖。

典籍是汉字组成的，不懂汉字字义就谈不上研究经典。

古人的写下的文字，是以当时的语义、语境为基础的，脱离了当时语义、语境的解释，是脱离经典本义和初衷的，也是会造成释义的“言之无物”的，这样的研究只能走进虚幻的泥潭，与研究的目的——应用是无益的。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传承数千年，但是随着时代的不同，汉字的字义一直在变化。研究不同时期的典籍，应该用不同时期的汉字字义为基础。比如用《康熙字典》的释义解释先秦典籍，就会出现很多错误。

其次，研究国学，对先秦典籍，尤其是重要典籍的研究应该是重中之重。

国学虽然博大精深，但基础理念、基本框架奠定于先秦，研究先秦典籍才能了解国学的精髓。

汉字的字义变化是有规律和方向的，古老的字义往往包含较新的字义，而用较新的字义逆推古老字义是很困难的。不同时期的典籍精髓的变化和汉字字义的变化是密切相关的。从先秦重要典籍入手，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书在古代中国有三种含义：作为文字的书,作为档案的书,以及作为典籍的书。20世纪70年代以来,先秦、秦汉简帛古书的大量出土,为反思此前先秦、秦汉学术史的研究提供契机,也使重新审视古代的知识系统和知识结构成为可能。

作为典籍的书并非自古有之,约在春秋战国之际突然出现,并成为十分显著的现象。官学是它的源头。所谓官学,是官师政教合一的王官之学,是商周时代贵族政治的产物。在官学系统下,并无自由学术,学术由官府掌控。官学大致包括以下方面：古代大部分官文书,即所谓的典册,由祝、宗、卜、史系统的官员掌守。其中祝、宗掌祭祀神祖,有相应仪文祀典；卜掌占卜,史掌天文历法、记录史事和官爵册命,有相应的占卜记录和史册谱牒。当时的学术主要集中于这一系统,特别是史官手中。古代学术除集中于上述官守,主要集中于学校。当时贵族子弟所习课业有所谓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书、数是读写、计算技能的训练,属于小学；礼、乐、射、御,是大学的核心内容。古代养生、烹调等技术主要是由宰、膳夫系统的宫廷内官掌守。古代成文法的前身可能是某些王命。司士、司寇掌法律,但法律由史官典藏。古代的各种簿籍和图册可能由分管各级行政事务的官员,特别是司徒系统的官员来掌守。古代的农艺知识可能与司徒系统的农官有关。古代的工艺知识可能与司工系统的农官有关。

上述七种官学,大体可分两类。一类是以天文、历算和各种占卜为中心的数术之学,以医药养生为中心的方技之学,还有工艺学和农艺学的知识,主要与今天所说的科学技术、宗教迷信有关；一类是以礼制法度和各种簿籍档案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知识。

在古今一大变革之会的春秋战国时代,官学下替就成为各种私学兴起的背景。比如,儒家所传六艺之书包括筮占、典谟训诰、诗歌、礼仪、春秋,大体出于王官之学的第、类；墨家重视技巧,可能与第类有关；阴阳家与数术有关,出自第类的史卜系统；道家强调合天道、养性命,与第类有关。实际上,春秋战国之时的诸子之学,从知识背景上讲正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诗、书、礼、乐等贵族教育为背景或围绕这一背景而争论的儒、墨两家,一类是以数术、方技等实用技术为背景的阴阳、道两家以及从道家派生的法、名两家。如将视野向后延伸,会发现秦汉以降的中国本土文化,也可分儒家、道家文化两大系统：儒家文化不仅以保存、阐扬诗书礼乐为职任,还杂糅刑名法术,与上层政治紧密结合；道家文化是以数术方技之学为知识体系,阴阳家和道家为哲学,民间信仰为社会基础,结合三者而形成,在民间有较大影响。

在了解官学下替及诸子学兴起背景后,我们会发现以往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比如,对中国古代文化的认识往往只注意到从百家争鸣到儒家定于一尊的过程,很少考虑在先秦诸子之外还有以数术方技之学为核心的各种实用文化。就出土简帛古书的数量及覆盖面而言,数术类与方技类是其中最突出的类别。这对我们反思旧有知识体系大有帮助。

这里以数术类、方技类简帛古书为例,略述其价值。一则,数术类、方技类简帛古书的出土,极大丰富了对中国文化的认识,特别是对各种实用文化的认识,使我们直观感触中国文化的两条线索。二则,对哲学史的研究。在厘清诸子书的来源后,要跳出诸子看诸子：既要参考六艺之书以挹经注子,也要以数术、方技和兵书为解读线索。三则,对科技史的研究。数术涉及天文、历算、地学、物候学等,方技涉及医学、药剂学、养生术等,是中国古代科技的源泉。比如,四大发明的指南针源于式占,是数术家的工具；火药源于炼丹,炼丹又是方技家所为。四则,对宗教史的研究。关注点在于数术、方技与早期巫术的关系,以及道教产生的背景。道教不仅以数术方技作自己的知识体系,而且把老、庄之学当作其哲学表述。它与阴阳家及道家都有一定关系,但与道家,特别是道家的养生思想关系更密切。比如,道教所说的神仙,其实就是一种养生境界,推其源仍出于方技之学。

对简帛古书体例、分类的研究,是认识其意义、价值的前提。体例是对古书创作、阅读方式的理解,分类是以这种理解为基础建立的类型概念。

读古书当知古人著述之体例,对此余嘉锡的叙述最为精简。第一,古书的作者。用余嘉锡的话说,周秦古书,皆不题撰人余嘉锡：古书通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0页。按：凡援引余嘉锡论断,不特意标注者,均源自此书。。出土简帛古书证明了这一点：迄今尚未发现有题写撰人的。古书普遍书写撰人,开始于隋书经籍志。第二,古书的年代。古书的作者既然难以确定,古书的年代自然也成问题。古书有作者、述者、撰著之人之别,故古书的写作年代势必模糊不清。第三,古书的书名。古书有书名和篇名。书籍普遍书写大题可能是隋唐以来的习惯。余嘉锡说古书之命名,多后人所追题,不皆出于作者之手。现已发现的简帛古书皆无大题,只有小题。官方藏书则有大题。今天所见简帛古书的书名,除一部分标明外,多是整理者依据古书命名原则所后加。第四,古书的结构。古人著书,往往随作数篇,即以行世,所以多单篇别行。出土简帛书籍,很多是单篇,数术、方技类书尤其如此。与单篇别行相对应,是古书往往分合无定：即相同或相近的内容,可出现在不同典籍中,有时会形成分合无定的许多种书。第五,古书的真伪。古书真伪之辩,自古有之,至近现代而蔚为大观。真伪概念是相对作者而言,而作者实际又有不同含义,故真伪概念也势必大乱。余嘉锡说道,不知古人著述之体例,而欲论古书之真伪,往往会造成不少冤假错案。比如,尉缭子、六韬等古书多被视为伪书,但从银雀山汉简及八家廊汉简可知,这两部古书不仅不是伪书且成书年代较早。

李学勤主张参照汉书艺文志对简帛古书进行分类。此处依循史书类入六艺的旧法,据李零研究将之归纳六类如下汉书艺文志中国语、战国策、太史公书等史书归入春秋经下,是因为秦汉时代史学以经学附庸的面目出现,尚无独立地位；西晋荀勖作中经新簿,将书籍分为四部,史学著作作为独立一类出现,至隋志始称之为史部。将史书类独立的作法,未能反映史部的发展历程。,简帛所见古书亦附入类目之中。

六艺类。

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本来是教授贵族子弟的六门课,这些课是讲道德修养和技能训练。孔子的六艺也是六门课：诗、书、礼、乐、易、春秋。不论六艺内容为何,它们原先都非书名,也不涉及读什么书,仅是某类书的类名。后人多将之视为书名,如诗经、春秋等,实际上是这类书的选本。六艺类又可分为三小类：经典类,如诗、书、礼、易、春秋等。简帛所见诗类有阜阳汉简诗经,礼类有武威汉简仪礼,易类有马王堆帛书周易等。关于六艺类典籍,新近简帛中有新发现。2008年10月22日,清华大学正式对外宣布,由校友捐赠,约2100枚战国竹简入藏清华。这批简的年代为战国中期,属书籍类,内容大多与历史相关。这批简中有尚书,且是秦焚书前写本。金_、康诰、顾命等篇目,有传世本,但文句多有差异,甚至篇题都不相同,更多的是前所未见之佚篇。清华简中还有一种编年体的史书,体裁和部分文句都很像竹书纪年,所记史事上起西周之初、下至战国前期,与春秋经传、史记等对比有许多新的内涵。李学勤：初识清华简,光明日报网：01gmrb/2008-12/01/content_864238htm。传记类,亦即上述各书的传、记、说、解、训、诂、章句等。小学类,如仓颉、史籀、急就等书。简帛所见有阜阳汉简仓颉篇、居延汉简急就章等。

诸子类。诸子书是战国古书的主体。汉代人把诸子百家概括为六家或九流十家。

六家是司马谈六家要旨中所说,包括阴阳、儒、墨、法、名、道,汉志增补纵横、杂、农、小说,则为九流十家。先秦是否有这么多家或流且不论,至少儒、墨、道三家还是有的。故诸子类又可分四小类：儒家,如孟子、荀子等,简帛所见有八角廊汉简论语、儒家者言等；墨家,今仅存墨子；道家,如老子、庄子,简帛所见有马王堆帛书老子、经法等；其他,多与道家有关。

诗赋类。战国秦汉的诗赋,汉志所收,除楚辞、文选所录,史记、汉书所引,很多都已亡佚。它的诗是歌诗,是可按乐谱歌唱的诗,所录以汉代乐府歌诗为主；它的赋是辞赋,分四类,前三类是以屈原、陆贾、荀卿为首的赋,第四类是作者不详或专题总集性质的赋。诗赋类下面分诗、赋两类。简帛所见诗赋类材料不多,简帛所见有银雀山汉简唐勒、尹湾汉简神乌赋等。

兵书类。汉志分兵书为四类：权谋以战略为主,带有综合性、理论性；形势以战术为主,带有专题性、实用性；阴阳是数术在兵学上的应用,侧重天文地理；技巧是攻城、守城之术,外加武器、武术研究。前两类是谋略,后两类是技术,可以反映出古代兵书的大致范围。简帛所见兵书以银雀山汉简为最,有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张家山汉简盖庐属兵阴阳家类著作。

数术类。汉书数术略分数术之书为六类：天文、历谱是天文历算之学,其中天文还包括吉凶占验,简帛所见有马王堆帛书五星占、天文气象杂占等,以及阜阳汉简天历、张家山汉简算术书等；五行是日者之术,包括式法和各种选择之术,内容涉及阴阳五行时令等,简帛所见有睡虎地秦简日书甲、乙本、孔家坡汉简日书等；蓍龟是卜筮之术,包括龟卜、筮占两类,是上述占卜之外最重要的占卜之术,王家台秦简归藏、马王堆帛书六十四卦等；杂占是除星气之占、式占、龟卜、筮占之外的其他占法,主要是占梦、厌劾祠禳等,简帛所见有睡虎地秦简日书中的梦篇、马王堆帛书避兵图等；形法是相术,以相地形、相地宅为主,也包括相人畜、相器物等,简帛所见有马王堆帛书相马经、居延汉简相宝剑刀等。这六类可反映出古代数术的大致范围。

方技类。汉志分方技之学为四类：医经是综合性的医书,偏重理论,其中脉学最为重要,简帛所见有马王堆帛书足臂十二脉灸经、张家山汉简脉书等；经方是专题性医术,偏于应用,简帛所见有马王堆帛书五十二病方、武威旱滩坡汉简医方等；房中是讲房中交接之术等内容,简帛所见有十问、合阴阳等；神仙是房中以外的其他养生之术,包括服食、行气、导引等,简帛所见有马王堆帛书却谷食气、导引图以及张家山汉简引书等。

上述六类,前三类偏重人文,后三类偏重技巧。前三类书一直备受学者看重,后三类书却很少有人关注,以至于有有学无术之局面出现。受旧有知识结构及知识背景影响,不仅前三类书研究中存在不少问题,也使后三类书的意义未能充分发掘。充分关注并利用简帛古书进行研究,将成为重写秦汉、先秦学术史的关键。

先秦典籍，狭义言之，先秦经典之书及诸子百家著作也，广义言之，有关先秦的一切历史文献也，了解先秦历史，不可不读先秦典籍，理解中国文化，更不可不读先秦典籍，国学，几乎可以说就是先秦典籍的研究之学。先秦典籍记录了中国文化发展的内在基因，勾勒了中华文明滥觞的历史轨迹，故研读先秦典籍有举一反三之效。不知先秦之书，犹如欲究欧洲文化而不读古希腊名著，不明其源，焉谈其流？

先秦典籍，尤以经部之书影响最大，一部中国思想史，几乎就是一部经学史，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就明确地提出了“宗经”;其他如诸子中的老庄，是了解西汉政治与魏晋玄学的必读之书，《韩非子》为中国集权政治的思想之大成；又是古代逻辑学比较系统的著作,诸子之学都或隐或显地影响着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文学作品中,《诗经》和《楚辞》开启了中国文学史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两大不同的传统，被合称“风骚”；《国语》、《战国策》更为两汉作家和唐宋的古文运动倡导者的效仿对象；《山海经》又为最古的神话地理之书，《竹书纪年》为纠正古史错误的得力工具，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要之， 先秦典籍为历代士人与学者必读之书，其中的成语典故广为熟悉，被后人所频繁引用，对中国的哲学、史学、文学、伦理宗教等有不可估量的影响，中华民族心理的构成，先秦典籍有着巨大的作用。

章学诚曰：“六经皆史”，此论大大扩大了历史研究的视野，今天更不局限于此，而以地下考古与先秦文献相互印证，然无先秦文献，文物考古的研究也终是一头雾水，先秦典籍的重要性不言自明。但经书也好,诸子也好,都不是神圣的，尽信书不如无书，昔人以经典对待，今以历史眼光审视，故可疑、可辨、可析，可评。或一孔之见，或一家之言，皆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

尚书属于五经,也就是《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上文中的六经是算上《乐经》之后的(一般公认的说法是五经) 所以尚书绝对是先秦的典籍!

要想知道《左传》记载的是什么，首先得明确，《左传》全名是《左氏春秋》，汉代时又改为《春秋左氏传》，记载了春秋从鲁隐公元年，到鲁哀公二十七年的历史。用公元纪年，便是公元前722年到公元前468年。

《左传》是一部具有真正魅力的大书，在春秋战国那个以竹为纸、以笔为刀的年代，这部长达十八万字的鸿篇巨制简直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奇迹。翻开这部在文学和史学方面都取得了非凡成就的巨著，两千多年前那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春秋画卷似乎就展现在我们眼前。那一场场流血漂橹的战争，一个个张扬恣肆的生命，各种思想的激辩交锋，各种典章制度、文化风俗的传承，近三百年的历史沧桑，都在《左传》这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中展现了出来

《左传》是我国第一部记录详细的编年体史书，在经学、史学、文学领域都有深远影响；然而在先秦古籍中，《左传》也是受争议最多的经典著作之一，诸如《左传》性质、作者、产生年代及其与《春秋》、《国语》的关系等问题，各朝各代的研究著述可谓汗牛充栋。

这给我们研读《左传》提供了极丰富的资料，同时也增加了这一工作的巨大挑战性：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无疑使我们具有更广阔的视野，但前人卓著的研究成果也是一种拘囿，使我们很难突破创新；而且两千多年前古人生活的自然环境、社会形态的方方面面，甚至语言文字都有极大的发展改变，即使有典籍文字的记载，出土文物的佐证，我们的解读也大多是一种猜想臆测—这些都是我们在现代研究《左传》的难点。

但《左传》本身是一个极具魅力的文本，它不仅是史书，更是中国叙事文学的开山之作，历代学者从经学、史学、文学方面对它进行研究阐发，对其中的精华多所釆撤；《左传》还承载了华夏民族从上古到春秋战国的文化信息、人文精神，影响中国数千年，直至今日仍是我们民族文化传承创新的源泉，在现代学术的理论视野下，有极大的研究价值和研究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