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存《管子》一书是西汉末年刘向校阅宫廷所藏古籍中有关文献，“共得五百六十四篇”。他校删重复，定为九十六篇。不久又佚散十篇，仅留八十六篇。此书的体裁分为问答和叙述两种方式。

《管子》是我国古代的一部重要典籍，罗根泽先生称它为“战国秦汉学术之宝藏”。书中内容涉及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以及管理科学和自然科学等各个方面，因此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内业》是《管子》中一篇含金量极高的哲学论著，其中有关“精气”的论述，在中国哲学史上堪称独一无二。事实上，它与《周易》、老、庄的核心思想是相互印证的，但它比《周易》比《老子》《庄子》更明白地透露了修道的核心信息，而且在开篇首章便直接托出。可惜的是，一味在书本上从事研究的学者并不能领会作者的思想，反而以自己的臆想妄加校改，名为发掘，而沉埋益深，可为一叹。

此校译非为学术研究之用，只为修道同仁参考印证。学人若欲探求文中要义，须得明眼人指点，并亲自实践，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不可一味在文字上琢磨，枉费心思。

原文未分章节，为阅读方便，校译分为五章。

              第一章

原文：

凡物之精，此（按：有注者改为“比”，据原文改回）则为生。下生五谷，上为列星。流于天地之间，谓之鬼神；藏于胸中，谓之圣人。是故此气，杲乎如登于天，杳乎如入于渊，淖乎如在于海，卒乎如在于己。是故此气也，不可止以力，而可安以德；不可呼以声，而可迎以音（按：原文即为“音”字，现代有注者不解，以为是“意”之形近致误，径改为“意”。据原文改回。）敬守勿失，是谓成德，德成而智出，万物毕得。

白话大意：

宇宙万物的精华，（各有各的特点与作用，）而修道者所说的这个精气（按：大易谓之乾元），它的最大特点就是能生万物。在下面就产生出地上的五谷，在上面就形成天体的日月星辰，流动在天地之间就叫作鬼神，藏在人的心里就使其成为圣人。因此，这种精气，它光亮的样子好像升在天上，幽暗的样子好像藏入深渊，柔润的样子好像浸在海里，但到头来却好像就在自身之内。所以这种精气，不可以用强力留住它，却可以用德性来安顿它；不可以称呼它为（外在的）什么声响，却可以用向内倾听（反闻）的方法迎接它。修行者若能恭敬地守住它而不失掉，这就叫作“成德”。德性有成就会产生智慧觉悟，有了智慧觉悟对万事万物也就全都能掌握理解了。

                第二章

原文：

凡心之刑（通形），自充自盈，自生自成。其所以失之，必以忧乐喜怒欲利。能去忧乐喜怒欲利，心乃反济。彼心之情，利安以宁，勿烦勿乱，和乃自成。折折（通哲哲）乎如在于侧，忽忽乎如将不得，渺渺乎如穷无极。此稽不远，日用其德。

夫道者，所以充形也，而人不能固。其往不复，其来不舍。谋乎莫闻其音，卒乎乃在于心；冥冥乎不见其形，**乎与我俱生。不见其形，不闻其声，而序其成，谓之道。凡道无所，善心安（假为焉）爰（通僾）。心静气理，道乃可止。彼道不远，民得以产；彼道不离，民因以知。是故卒乎其如可与索，眇眇乎其如穷无所。彼道之情，恶音与声，修心静音（有注者径改为“意”，今改回）道乃可得。道也者，口之所不能言也，目之所不能视也，耳之所不能听也；所以修心而正形也；人之所失以死，所得以生也；事之所失以败，所得以成也。凡道无根无茎，无叶无荣，万物以生，万物以成，命之曰道。

天主正，地主平，人主安静。春秋冬夏，天之时也；山陵川谷，地之材也；喜怒取予，人之谋也。是故圣人与时变而不化，从物迁而不移。能正能静，然后能定。定心在中，耳目聪明，四肢坚固，可以为精舍。精也者，气之精者也。气，道（通导）乃生，生乃思，思乃知，知乃止矣。凡心之形，过知失生。

白话大意：

圣人的这种智慧本心的形成，是精气积运的结果，精气自充自盈，智慧本心自生自成。心之所以（出现问题）失去良知，一定是由于忧、乐、喜、怒、嗜欲和贪利，能排除掉忧、乐、喜、怒、嗜欲和贪利的干扰，心就又可以回到平和正常的状态。心的特性，最需要安定和宁静，保持不烦不乱，心的平和就自然形成。这个本心，对觉者而言，清清楚楚，好像就在身边，但对迷者来说，却恍恍惚惚，好像想找也找不到，渺渺茫茫，好像追寻不到一个尽头。实际上若静下来省察，它并不遥远，人们天天都在享用它的德惠。

道气，其实本来就充塞在吾人形体之内，但人们往往不能固守。它离开就似乎不再回来，来了人们又不能让它扎根常住。它隐秘得没有人听出它的动静，却又突出地显现在人的心里；昏暗得看不到它的形状，却又滋滋润润地与我们共同生长。看不到它的形体，听不到它的声音，却能使万物有秩序地成长，这种力量就是道。凡是道都没有固定的停留场所，而以善心为居所。心静而气顺，道就可以留住。道并不在远方，人们就是靠它生长的；道并不离开人们，人们就是凭它而有觉知的。所以道既明明白白，好像可以寻找得到；又渺渺茫茫，似乎追寻不出它究竟的所在。道的本性，讨厌声音语言，通过反听内观，修心静虑，才能得道。道这个东西，口不能言传，目不能察看，耳朵也听不到；它是用来修养内心和端正形貌的。人们失掉了它就会死亡，得到了它才有生机；事业失掉了它就将失败，得到了它就能成功。道，没有根也没有茎，没有叶子也没有花朵。但万物由于得到它才产生，由于得到它才成长，所以把它叫作“道”。

天道以正为主（太阳的运行确定了东西南北四正的方位），地道以平为本（平原是大地的代表，山海川谷是以地平线为基准的），而作为天地之子的人则以安静为根本。春秋冬夏是天的时令，山陵川谷是地的物材，喜怒取予是人的谋虑。所以圣人顺时应变而自己的心态却不随境转，听任事物变迁而自己的内在却不改移。能正能静，然后才能够安定。有一个安定的心在，就能耳目聪明，四肢坚固，就可以作为“精气”的留住场所。所谓“精”，就是天地之气的精华。这种气（振动力），是通过修道而产生，产生之后，就能拉回行人的注意力，注意力向内集中回来便有了当下的觉知，有了当下的觉知心便可以安止了。大凡心的情形是，过多地向外驰求，便会丧失正念，昧却本性。

              第三章

原文：

一物能化谓之神，一事能变谓之智。化不易气，变不易智，唯执一之君子能为此乎！执一不失，能君万物。君子使物，不为物使，得一之理。治心在于中，治言出于口，治事加于人，然则天下治矣。一言得而天下服，一言定而天下听，此之谓也。

形不正，德不来；中不静，心不治。正形摄德，天仁地义，则*然而自至神明之极，照乎知万物。中守不忒，不以物乱官，不以官乱心，是谓中得。

有神自在身，一往一来，莫之能思。失之必乱，得之必治。敬除其舍，精将自来。精想思之，宁念治之，严容畏敬，精将至定。得之而勿舍，耳目不*。

心无他图，正心在中，万物得度。道满天下，普在民所，民不能知也。一言之解，上察于天，下极于地，蟠满九州。何谓解之？在于心治。我心治，官乃治；我心安，官乃安。治之者心也，安之者心也。

心以藏心，心之中又有心焉。彼心之心，音（于按：有人径改为“意”，误）以先言。音（有人改为“意”，误）然后形，形然后言。言然后使，使然后治。不治必乱，乱乃死。

精存自生，其外安荣，内藏以为泉原，浩然和平，以为气渊。渊之不涸，四体乃固；泉之不竭，九窍遂通。乃能穷天地，被四海。中无惑意，外无邪灾。心全于中，形全于外，不逢天灾，不遇人害，谓之圣人。

白话大意：

有一个东西（按：周易谓之“乾元”），它能变化所以叫它“神”。人能做一件事（也就是内修大道）促成这种变化就叫做“智”。这个东西几经变化但它终究仍是自己的“气”，促成气的变化但自己的本心却不变来变去，这只有抱一守中的君子才能做到吧！抱一而不失，就能够统率万物。君子善用外物，却不受外物支配，就是因为他有办法“得一”并懂得修身的道理。内里有一个修理好的心，口里说的就会是恰当得体的话，加于他人的就会是适宜妥当的事，这样，天下也就会治理好了。所谓“一句话说得好而天下人信服，一句话决定而天下人听从”，就是这个道理。

外形不端正，内德不会降临；内在不虚静，心就不会修好。端正外形，修饬内德，如天之仁，如地之义，那就将不期而然地到达神明的最高境界，洞见万物的真相。内守虚静而无差错，不让外物扰乱感官，不让感官扰乱内心，这就叫作“中有所得”。

“神”就在吾人身内，它有往有来，却很少人认识它。它不在时人心就一定会混乱，它回来时人心就一定会安稳。若能恭敬地把心打扫干净，这个神就会自然到来。深入地思考并了悟它，平息杂念象打磨玉器一样去“磨治”它，以严肃而畏敬的态度对待它，这个“精”（神）就会永远安定下来，长住不去。得到这个“精”念念操持不舍，耳目等器官就不会被外物所迷惑了。

心别无所图，就能保持平正安稳的状态，有这样的一颗心坐阵当家，应事待物就能拿捏得当，恰到好处。道无处不在，人人本具，但众生却难得认识。只要得到真传，即使片言只语，若能了悟，就能够上通天根，下达地极，神龙现前，蟠满九州。怎样才能了悟呢？要在修心。心修炼好了，感官才会驯服；心安静了，感官才会安静。修炼的主体是心，最后安静下来的还是心。

心中包藏着心，心里面又有个心。那个心里面的心，是以“大音”为先导，先有“大音”，然后这个真心才得以显现，真心显现后才有意识觉醒，意识觉醒了才能担当修齐治平的大任，才有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的功业。不能管理，就会造成纷乱；纷乱了，就会走向灭亡。

精气存在，就自然会生长，表现在外面就是仪态安闲而颜色光鲜，藏在内部则是一个不竭的泉源，浩大而和平，作为气的渊源。渊源没有干涸，四肢才能坚强；泉源没有竭尽，九窍因而通达。这样就能知晓天地，胸怀四海。内无迷惑，外无邪灾。内有一颗健全的心灵，外有一个健全的形体，不逢天灾，不遇人害，这样的人就叫作圣人。

              第四章

原文：

人能正静，皮肤裕宽，耳目聪明，筋信（通伸）而骨强。乃能戴大圜，而履大方，鉴于大清，视于大明。敬慎无忒，日新其德，遍知天下，穷于四极。敬发其充，是谓内得。然而不反，此生之忒。

凡道，必周必密，必宽必舒，必坚必固。守善勿舍，逐*泽（通释）薄，既知其极，反于道德。全心在中，不可蔽匿，和于形容，见于肤色。善气迎人，亲于弟兄；恶气迎人，害于戎兵。不言之声，疾于雷鼓。心气之形，明于日月，察于父母。赏不足以劝善，刑不足以惩过，气意得而天下服，心意定而天下听。

搏（抟）气如神，万物备存。能搏（抟）乎？能一乎？能无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勿求诸人而得之己乎？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将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气之极也。

白话大意：

白话大意：

人如能达到正和静的境界，外在就表现为皮肤丰满，耳目聪明，筋骨舒展而强健。在精神上，他是顶天立地的真人，慧眼清明，洞察万物。严肃谨慎地保持正静而没有差失，德行将与日俱新，并且遍知天下事物，以至四方极远的地域。这样恭敬地发展其内部的精气，就叫作内心有得。然而有些人不能返回到这样的境界，那是生活上的差失造成的。

道，一定是周行而隐密、宽大而舒放、坚实而强固的。能作到守善而不舍，驱逐*邪，去掉浮薄，直到抵达道的最高层次，就可以终而复始，返回安住到本源上来了。健全的心在内部，外面是不能隐蔽的，自然表现在形体容貌上面，也表现在肌肤颜色上面。善气迎人，亲近胜似兄弟；恶气迎人，伤害大于刀兵。无言的声音，比打雷击鼓还传得快。这种心气的形象，比太阳和月亮还更光明，体察事情比父母了解子女还更透彻。赏赐不一定能够劝善，刑罚不一定能够惩过。而一个人如果掌握了这个无形的气的奥秘，便会赢得天下的信服；如果他的心安定镇静，便能令天下的人听从。

能够专心一意在气上，就会象神明一样，达到万物兼备于我的境界。问题是人们能专心么？能一意么？能做到不用占卜而预知凶吉么？能够要止（妄想）就止么？能够要放下（执着）就放下么？能做到不外求于人而靠自己解决问题么？思考！思考!再重复思考!思考不通，鬼神将帮你想通。其实这不是鬼神的力量，而是精气的最高作用。

              第五章

原文：

四体既正，血气既静，一意抟心，耳目不*，虽远若近。思索生知，慢易生忧，暴傲生怨，忧郁生疾，疾困乃死。思之而不舍，内困外薄（通迫），不早为图，生将巽舍。食莫若无饱，思莫若勿致，节适之齐，彼将自至。

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和乃生，不和不生。察和之道，其情不见，其征不丑。平正擅匈（同胸），论治在心，此以长寿。忿怒之失度，乃为之图。节其五欲，去其二凶，不喜不怒，平正擅匈。

凡人之生也，必以平正。所以失之，必以喜怒忧患。是故止怒莫若诗，去忧莫若乐，节乐莫若礼，守礼莫若敬，守敬莫若静。内静外敬，能反其性，性将大定。

凡食之道：大充，伤而形不臧；大摄，骨枯而血沍。充摄之间，此谓和成。精之所舍，而知之所生。饥饱之失度，乃为之图。饱则疾动，饥则广（读旷）思，老则长虑。饱不疾动，气不通于四末；饥不广思，饱而不废；老不忘虑，困乃速竭。大心而敞，宽气而广，其形安而不移，能守一而弃万苛，见利不诱，见害不惧，宽舒而仁，独乐其身，是谓云（同运）气，意行似天。

凡人之生也，必以其欢。忧则失纪，怒则失端。忧悲喜怒，道乃无处。爱欲静之，遇乱正之，勿引勿推，福将自归。彼道自来，可藉与谋，静则得之，躁则失之。灵气在心，一来一逝，其细无内，其大无外。所以失之，以躁为害。心能执静，道将自定。得道之人，理丞（读蒸）而毛泄，匈（同胸）中无败。节欲之道，万物不害。

白话大意：

修道者四体既已端正，血气既已平静，一意持心，耳目不受外物的迷惑，这样，对于遥远的事物就能象近旁的事物一样了解。思索产生智慧，懈怠疏忽产生忧患，凶暴骄傲产生怨恨，忧郁产生疾病，疾病严重导致死亡。但一个人如果思虑过度而不知休息，也是有害的。一味思虑，并不能让人更有智慧，内忧外患，困扰煎熬，如不早想办法，生命就会离开他的躯体。吃东西不宜过饱，思虑不宜过度，调节得当，那个超乎常人的灵明觉知自会到来。

人的生命，是由上天给他精气，地给他形体，两者相结合而成为人。两者和合则有生命，不和就没有生命。考察“和”的规律，它的真实情况人无法看见，它的表现征象也无从类比。但它能使平和中正充满胸际，融化在心中，这就是长寿的根源。忿怒过度了，应该设法消除。节制那五种情欲（色、声、香、味、触），除去那两种凶事（喜、怒），不喜不怒，平和中正就能充满胸际。

人的生命，一定要依靠平和中正。丧失生命，一定是因为喜怒忧患。因此，（调节自己的情绪是非常重要的事。）节制忿怒没有什么比得上诗歌，消除忧闷没有什么比得上音乐，控制享乐没有什么比得上守礼，遵守礼仪没有什么比得上保持敬慎，保持敬慎没有什么比得上虚静。内心虚静，外表敬慎，就能回归自性，也能使自性达到高度的稳定。

饮食的规律：吃得过饱，就会伤胃而身体不好；吃得太少，就会因营养不足而骨枯血滞。吃得多少适中，才能身体舒和，使精气有处寄托，智慧能够生长。如果是饥饱失度，那就要设法调节。太饱了就要赶快活动，太饿了就要停止思考，老年人就更要珍惜精神，减少思虑。吃饱而不赶快活动，血气就不能通达于四肢；饥饿而不停止思考，吃饱了还贪嘴进食，年老了还不珍惜精神，苦心思虑，这些都会伤身减寿，加速死亡。心胸宽广而敞亮，意气宽舒而开阔，形体安定而生活有条理，能保持心意专一而不为外物骚扰，见利不被引诱，见害不生畏惧，心情宽舒而仁慈，自身能独得其乐，这些就叫作“运气”的功夫，其意念的起落，好像天空的行云一样，（自在无碍。）

人生的质量，端看快乐的有无多少。忧愁与恼怒—来，就会使生命混乱失序。心里有忧悲喜怒，“道”就无地可容。有了贪欲就要及时平息它，有了杂乱的思想就要迅速纠正它，不要人为地引来推去，幸福将自然而然地降临。

道的领悟是自然到来的，人可以借助道的智慧运筹谋画。虚静就能得道，急躁就会失道。灵气在人的心里，来去不定，说它小可以说其小无内，说它大可以说其大无外。人所以失掉灵气，是由于急躁为害。如果心能够平静，道自然会安定下来。得道之人，邪气会从肌肤毛孔中蒸发排泄出去，胸中没有郁积败坏的东西。能实行节制物欲之道，就可以不受万事万物危害了。

（全文完）

2022/6/25校译于太行山锡崖沟居易庐

《管子》一书保存下了那时期政治、经济、军事、哲学、医药、地理以及一些自然科学等多方面的内容。现存《管子》一书是西汉末年刘向校阅宫廷所藏古籍中有关文献，“共得五百六十四篇”。他校删重复，定为九十六篇。不久又佚散十篇，仅留八十六篇。

　　管子轻重篇新诠

　　论管子轻重上 关于管子轻重的著作年代

　　一、引言

　　二、进攻的几个主要据点

　　三、全面围攻

　　四、两个最后堡垒突破

　　论管子轻重中 关于管子轻重之理论的体系

　　一、轻重一词之起源及其涵义

　　二、轻重理论中的若干基本原则

　　三、体现轻重原则的两个重要工具

　　四、所谓轻重之策的具体措施

　　五、本书在理论上所暴露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

　　论管子轻重下

　　管子轻重一巨（策）乘马

　　管子轻重二乘马数

　　管子轻重三问乘马（亡）

　　管子轻重四事语

　　管子轻重五海王

　　管子轻重六国蓄

　　管子轻重七山国轨

　　管子轻重八山权数

　　管子轻重九山至数

　　管子轻重十地数

　　管子轻重十一揆度

　　管子轻重十二国准

　　管子轻重十三轻重甲

　　管子轻重十四轻重乙

　　管子轻重十五轻重丙（亡） 管子轻重十六轻重丁

　　管子轻重十五轻重丙（亡）

　　管子轻重十六轻重丁

　　管子轻重十七轻重戊

　　管子轻重十八轻重己 管子轻重十九轻重庚（亡）

　　论管子轻重上——关于管子轻重的着作年代

　　一、引言

　　《管子．轻重》十九篇，亡失了三篇，现存十六篇。它和《管子》其它各篇不是一个思想体系。它是一部专门讨论财政经济问题的书。其中有许多问题，是西汉一代和王莽时代所特有的，与普通的财政经济的性质迥不相同。由于作者故弄玄虚，把自己在财政经济上的意见，用讬古改制的方法，说成是历史上有名的大政治家管仲的主张，蒙蔽了不少从事研究这部书的学者。梁启超作《管子传》一书，对于书中有关财政经济方面的理论，有些地方算是最能发前人之所未发。但他一则误信此书为管仲所作，把时代提前了好几百年；又由于梁氏对书中的财政经济理论，完全采用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观点来进行解释，所以他对于此书的了解，也就不能达到 “心知其意”的境界。王国维在其所着《月氏未西徙大夏时故地考》一文中，则认为《轻重》诸篇是汉文、景间所作，但他引以为唯一之证据，仅书中“玉起于禺氏 ”一条，而无视于书中所反映的有关文、景以后的许多史实，未免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毛病。罗根泽在其所着《管子探源》一书中，曾列举了十二条证据，证明此书乃汉武、昭时理财家所作，在时代上比梁、王二氏推进了一步；但罗氏所引证据，只是从字面上着眼，没有能更深入的去了解书中所讨论问题的真正核心，因而他的结论也就不能完全令人满意。文化大革命前胡寄窗在其所着《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则把《管子》列入战国时代孟轲之后和荀况之前，既误将本书与《管子》其它各篇混为一个思想体系，而在时代问题上又从王、罗二氏已经前进了一步的地方倒退了回去，这也是未免使人失望的。

　　根据我个人不成熟的意见，则认为本书与《管子》其它各篇不是一个思想体系。它是西汉末年王莽时代的人所作。关于这种观点，都散见在拙稿《管子轻重篇新诠》各篇中。一九五四年十月，已故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同志在其所着《管子集校．引用校释书目提要》中对此有所批评，说是“证据薄弱，说难成立”。但同年四月写信给我，不久又约我到他家里去谈话，都用极其热忱的态度表扬我，并鼓励我：“把这些观点写成一篇综合的研究——即是写成一篇论文形式，似乎更便于发挥。”这就充分表现了他对一个在学术上持不同意见的人的高度民主风格。事隔二十多年，我才把这篇论文写了一个轮廓，不意郭老已因病逝世，就正无从，痛悼曷极！现在把它整理出来，敬献于尊敬的郭老英灵之前，兼以求教于海内同好！

　　二、进攻的几个主要据点

　　本书是古人故弄玄虚，用伪装的方法，在学术史上打的一个埋伏。要攻破这个埋伏，揭开它的伪装，以期露出本来面目，势非采用作战的方法，先建立几个主要的据点，作为进攻的根据地；然后稳扎稳打，由点及线，再进行全面的围攻，决不足以获得最后的胜利。

　　现在，就让我们依照这个作战计划进行吧！

　　第一，本书之成，不得在汉高祖刘邦七年（前二00）封陈平为曲逆侯以前——《轻重甲》：“管子曰：‘女华者，桀之所爱也，汤事之以千金；曲逆者，桀之所善也，汤事之以千金。内则有女华之阴，外则有曲逆之阳，阴阳之议合而得成其天子，此汤之阴谋也’。 ”这里有“曲逆”二字，便是一个大破绽。考《汉书．陈平传》载刘邦被匈奴围于白登，用陈平奇计，使使间厚遗单于阏氏，单于，匈奴君主称号。阏氏音烟支，单于嫡妻的称号。围以得解。刘邦回师，路过曲逆，乃诏御史以陈平为曲逆侯。这是汉高祖七年的事。这里最宜注意的：

　　一、曲逆是陈平的封号，是汉高祖七年才被封的，在此以前没有过。

　　二、陈平之被封为曲逆侯，是由于他是汉朝的一位大间谍。他曾为刘邦前后出过六次奇计，不仅解了白登之围，而且远在楚汉战争期间，他还一次从刘邦手里领用过黄金四万斤，去离间项羽和范增的君臣关系，破坏他们之间的团结，收到了灭亡楚国的效果。这与“汤事之以千金”正相符合。

　　三、刘邦在白登被围得解，确实是得了匈奴冒顿单于阏氏的力量。而阏氏的肯于出力，又确实是通过大间谍陈平的奇计，使使厚遗她才实现的。这与所谓“汤以千金事女华”和“阴阳之议合”等说法也完全一致。当然，它决不是在写刘邦，但也决不是在写汤。它只是要说明一个关于用金钱实行离间的间谍政策，所以就从脑子中所能记忆的有关这一类事件的人物信手拈来，编成一个故事，作为这个政策的具体例证罢了。

　　第二，本书之成，不得在汉文帝刘恒十二年（前一六八）徙淮南王为梁王以前——《轻重戊》：“恒公曰：‘今吾欲下鲁、梁，何行而可？’管子对曰：‘鲁、梁之民俗为绨，公服绨，令左右服之，民从而服之。公因令齐勿敢为，必仰于鲁、梁。则是鲁、梁释其农事而作绨矣。’桓公曰：‘诺。’即为服于泰山之阳，十日而服之。”尹注云：“鲁、梁二国在泰山之南，故为服于此，近其境也，欲鲁、梁人速知之。”案当齐桓公时，齐、鲁附近无梁国。至战国，魏都大梁，始以梁称。然大梁之梁，并不在泰山之南。泰山之南之梁国，至汉文帝刘恒用贾谊言，徙淮阳王为梁王始有之。《汉书．贾谊传》：“

　　梁王胜死，无子。谊上疏曰：‘臣愿举淮南地以益淮阳而为梁王立后。割淮阳北边二三列城与东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阳。梁起于新郪以北着之河，淮阳包陈以南揵之江。则大诸侯之有异心者破胆而不敢谋。梁足以扞齐、赵，淮阳足以禁吴、楚。陛下高枕，终无山东之忧矣。’文帝于是从谊计，乃徙淮阳王武为梁王，北界泰山，西至高阳，得大县四十余城。”又《汉书．文三王传》也有“梁孝王武为代王。四年，徙为淮阳王。十二年，徙梁……居天下高腴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阳，四十余城多大县”的记载。据此，是“北界泰山”之梁至汉文帝刘恒十二年才开始出现。今此文言梁与鲁皆在泰山之南，足证其所谓梁者，确系指“割淮阳北边二三列城与东郡以益梁”而“起于新郪以北着之河”之后的“北界泰山”之梁而言，实甚明显。

　　第三，本书之成，不得在汉武帝刘彻元鼎二年（前一一五）修昆明池及元鼎六年（前一一一）平定南越以前——《轻重甲》：“桓公曰：‘天下之国莫强于越。今寡人欲北举事孤竹离枝，恐越人之至，为此有道乎？’管子对曰：‘君请遏原流，大夫立沼池。令以矩游为乐。则越人安敢至？……请以令隐三川，立员都（□ ），立大舟之都。大舟之都有深渊，垒十仞。令曰：能游者赐千（十）金。’未能用金千，齐民之游水者不避吴越。桓公终北举事于孤竹离枝，越人果至，隐曲蔷（灾）以水齐。管子有扶（同浮）身之士五万人，以待战于曲蔷（灾），大败越人。此之谓水豫。”案越于春秋诸国，最为后起。在齐桓公时，尚未通于中国。以后勾践北上中原，与诸侯争霸，然距齐桓公之死，已百七十余年。且为时甚暂，即又寂焉无闻。齐桓公时，安得云 “天下之国莫强于越”？这是以汉武帝刘彻修昆明池训练水军以平定南越事为背景。史载高后吕雉死，赵佗因以兵威财物赂遗闽越西瓯骆役属焉。东西万余里，乘黄屋左纛，称制与中国侔。文帝刘恒时，虽经陆贾说令臣服于汉，然至武帝初年，其相吕嘉倔强益甚。是时，汉正与北方匈奴对抗，而南越常为北征军后顾之忧。刘彻之欲灭南越，实非一朝一夕之故。《史记．平准书》载：“是时粤（越）欲与汉用船角逐。乃大修昆明池，列观环之。治楼船，高十余丈，旗帜加其上，甚壮。”索隐：“昆明池有豫章馆。豫章，地名，以言将出军于豫章也。”这是元鼎二年（前一一五）的事。至元鼎五年（

　　前一一二），不过三年，刘彻果派伏波将军路博德等将江淮以南楼船二十万人（《汉书》作十万人）与越驰义侯所将巴蜀夜郎之兵齐会番禺。次年（前一一一），遂平定越地以为南海等九郡。今观此文，有云：“天下之国莫强于越，今寡人欲北举事孤竹离枝，恐越人之至 ”，不就是刘彻欲北伐匈奴而南越常为后顾之忧的反映吗？“大夫立沼池……请以令隐三川，立员都，立大舟之都”，不就是刘彻大修昆明池的反映吗？其它如“三川”，则是长安泾、渭、汧三川之反映。如“大舟”云云，则是所谓“治楼船，高十余丈，而旗帜加其上”的反映。如“扶身之士五万人”，则是路博德等所率江淮以南楼船二十万人的反映。如“曲灾”则是“番禺”的反映。所不同的，只是把汉人南征，改为越人北犯罢了。

　　第四，本书之成，不得在王莽居摄三年（公元八）于镇压翟义、赵明及西羌等起义军时大举封拜及始建国四年（公元一二）立为附城五差之制以前——《揆度篇》云：“今天下起兵加我，臣之能谋属国定名者，割壤而封；臣之能以车兵进退，成功立名者，割壤而封；然则是天下尽封君之臣也，非君封之也。天下已封君之臣十里矣，天下每动，重封君之民二十里……”案此处所论，显然是以王莽居摄三年镇压翟义、赵明及西羌等起义军后大封功臣，和始建国四年立为“附城五差”之制为背景。第一，所谓“今天下起兵加我，臣之能谋厉国定名者，割壤而封，臣之能以车兵进退成功立名者，割壤而封”云云，盖即王莽于镇压翟义时，下诏封车骑都尉孙贤等五十五人皆为列侯及镇压赵明、西羌等时， “置酒白虎殿，大封拜……以大小为差，封侯伯子男凡三百九十五人”（见《汉书．翟先进传》）的反映。第二，所谓“封地十里”，古无此制。《孟子．万章篇》、《礼记．王制》、董仲舒《春秋繁露．爵国篇》论封建，皆无封地十里之说。《史记汉兴以来诸侯年表》言：“武王、成、康所封数百，而同姓五十五，地上不过百里，下不过三十里。”又云：“天子观于上古，…… 使诸侯得推恩分封子国邑，……大国不过十余城，小侯不过十余里。”是历代事实上亦无有“封地十里”者。至王莽始建国四年立为“附城五差”之制，然后才有所谓“自九以下，降杀以两，至于一成”的规定。（《汉书．王莽传》）“降杀以两”就是说以两数相减，自九以下而七、而五、而三，以至于一。“至于一成”者，如淳注云：“十里为成。”今此又云“天下已封君之臣十里”，正是王莽制度之反映。至下文又言“天下每动，重封君之民二十里”者，是说贾人利用战争所得之盈利，相当于方二十里之封君，这和《史记．货殖传》所言“今有无秩禄之俸，爵邑之入，而乐与之比者，命曰素封”，意义是一样的。

　　三、全面围攻

　　据点既经建立，第二步就可以根据这些据点，向整个埋伏实行全面围攻。关于本书所用各种例证，确为汉代及王莽时代的实际历史事实者，除以上各个据点外，其它散见于书中各篇者，为数尚多。把这些伪装全面揭开，以期露出它的本来面目，我想应该不是没有意义的工作。兹为便于说明起见，特按照汉代帝王次序分别叙述如后：

　　甲、属于汉高祖时代者——

　　一、贺献制度的反映——《轻重甲》：“管子对曰：请以令使贺献出正籍者必以金。”“贺献”二字，又分见《轻重乙》及《轻重丁》。其制实始于汉。《汉书．高纪》：“十一年二月诏曰：欲省赋甚，今献未有程。吏或多赋以为献，而诸侯王尤多；民疾之。令诸侯王常以十月朝献，及郡各以其口数，率人岁六十三钱，以给献费。”可见贺献即朝献，而朝献之有程，实自汉高祖十一年才开始规定的。

　　二、公葬制度的反映——《揆度》：“管子曰：匹夫为鳏，匹妇为寡，老而无子者为独。君问其若有子弟师役而死者，父母为独。上必葬之，衣衾三领，木必三寸。乡吏视事，葬于公壤。”这里所述，与《汉书．高纪》所载：“八年十一月，令士卒从军死者，为槥，归其县，县给衣衾棺葬具，祠以少牢，长吏视葬”，内容完全相同。

　　乙、属于文帝时代者——

　　一、严道铜山铸钱的反映——《山权数》：“汤以庄山之金铸币。”案此语又见《轻重戊》篇。《盐铁论。力耕篇》亦有此语，惟庄山作严山。严山即庄山，东汉避明帝讳，故改为严山。严山就是严道山，其山产铜。《史记．佞幸传》：“太中大夫邓通方宠幸，上欲其富，赐之蜀严道铜山，得自铸钱，邓氏钱遍天下。”按《明一统志》：“严道废县，在雅州治东。秦始皇灭楚，徙严王之族以实其地，故名。”又《太平御览》六十六引《蜀记》亦云：“秦灭楚，徙严王之族于严道。” 《括地志》则云：“秦昭王相严君疾封于此，故县有是称。”是严道之得名，不论是由于严君疾，或楚庄王，要之皆在战国末年或秦始皇时，则可确定。至其以严道铜山之铜铸钱，则直至汉文帝时，始由邓通为之。可证本书之成，决不得在汉文帝赐邓通铜山以前了！

　　二、除其田租的反映——《山国轨》有“去其田赋以租其山”的话。它主张“立三等之租于山”，以代替田赋旳收入。《国蓄篇》也认为“以田亩籍，谓之禁耕”。这和《汉书．文纪》二年和十二年，两次赐天下农民田租之半；十三年，全除田之租税，用意是完全一样的。

　　丙、属于景帝时代者——

　　一、珠玉金银等三等币制之反映——《国蓄篇》云：“以珠玉为上币，以黄金为中币，以刀布为下币。三币握之非有补于暖也，食之非有补于饱也。先王以守财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地数》、《揆度》、《轻重乙》等篇所言略同。案以珠玉、黄金及刀布同用为币，于古无闻。至秦并天下，始行三等货币制。《史记．平准书》云：“至秦，中一国之币为三等，黄金以镒名为上币；铜钱识曰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然各随时而轻重无常。”《汉书．食货志》“三等”作“二等”。颜师古曰：“上币者，二等之中，黄金为上，而钱为下也。” 汉兴，币制屡有变更，然大抵皆因秦旧。据“各随时而轻重无常”一语，则珠玉在秦汉时虽不为币，而一般人之心理，以其难得，仍甚重视之。其价值与地位，往往远驾于黄金之上。虽无货币之名，而实际则等于最高等之货币。故《平准书》即迳云“秦中一国之币为三等” 。事实上，在汉时，珠玉确已取得最高等货币之地位。故《汉书．景纪》后三年正月诏云：“黄金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以为币用，不知其终始。”《食货志》晁错上疏云：“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为物轻微易藏，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而无饥寒之患。”《贡禹传》载禹疏亦云：“宜罢采珠玉金银之官，毋复以为币。”贡禹此疏，上于汉元帝初元五年，为御史大夫时。可见到了元帝时代，汉朝还是以珠玉金银为币的了。本文所论三等币制，不仅是反映了秦汉时代的实际情形，而且其所谓 “三币握之非有补于暖也，食之非有补于饱也”二语，亦系从上引景帝诏文及晁错疏文中“饥不可食，寒不可衣”蜕化而来。又“先王以守财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数语，则与《食货志》载贾谊疏所谓“上挟铜积，以御轻重，以临万货，以调盈虚，以收奇羡”一段文字，有抄袭之关系，而它的时代性，也就很显而易见了！

　　二、更名诸侯丞相为相的反映——《轻重戊》： “楚王闻之，告其相曰”；又云：“代王闻之，告其相曰”；又云：“衡山之君告其相曰”。《轻重己》也说：“路有行乞者，则相之罪也。”案汉初诸侯王国，皆设有丞相，与中央同。至景帝中五年，始更名诸侯丞相为相。见《史记．景纪》、《汉书．景纪》及《百官公卿表》。楚在春秋战国时，皆有令尹而无相。衡山为汉所立国。今此文言楚、代、衡山皆有相，则其所谓相，必非“张仪相秦”及“苏秦并相六国”之相，而为汉景帝中五年所改之相，实甚明显。

　　丁、属于武帝时代者——本书是汉末王莽时代的人讨论封建国家统制经济政策的书，而武帝一代，则是这一政策创造和实行的主要时代。所以书中对于武帝一代的历史事实之反映，分量也就特别的多。这里仅举其最显着的数条于左：

　　一、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的理财思想之反映—— 《巨（策）乘马》：“管子曰：国器皆资（赡），无籍于民。”籍就是赋敛。这是说不必赋敛于民，而国家所需要的器械都能足用的意思。这类的句子，在本书中不止一见。如：“故开阖皆在上，无求于民”（《乘马数》），“故万民无籍而国利归于君也”（《国蓄》）， “故不求于万民而籍于号令也”（同上），“则籍于财物，不籍于人”（《山国轨》），“乘令而进退，无求于民”（同上），“桓公问于管子曰：不籍而赡国，为之有道乎？管子对曰：轨守其时，有（又）官（管）天财，何求于民”（同上），“齐之战车之具具于此，无求于民，此去丘邑之籍也。”（同上），“军五岁毋籍衣于民”（《地数》），“终身无籍于民”（同上）， “五官（管）之数，不籍于民”（《揆度》），“然则自足，何求于民也”（《轻重甲》），“请以令断山木鼓山铁，是可以无籍而用足”（《轻重乙》），“故国八岁而无籍”（

　　《轻重丁》），“未尝籍求于民而使用若河海”（同上）。盖本书着者正以无籍而用足为其理财之中心思想。故极力主张施行轻重之策，而不主张直接向人民进行赋敛。梁启超名之曰“无籍主义”，是很有道理的。然此种无籍主义，实完全本之于汉武帝时之大理财家桑弘羊而非着者所自创。《史记．平准书》记桑弘羊理财之成绩云：

　　“于是天子北至朔方，东到泰山，巡海上，并北边以归。所过赏赐，用帛百余万匹，钱金以巨万计，皆取足大农。……而诸农各致粟山东，漕益岁六百万石。一岁之中，太仓甘泉仓满，边余谷。诸物均输帛五百万匹。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

　　“一岁之中”是指的汉武帝元封元年。这是对桑弘羊推行的盐铁、均输等官营政策的总结。据《汉书．萧望之传》，张敞也说：“昔先帝（指武帝）征四夷，兵行三十余年，百姓犹不加赋而军用给。”《盐铁论．轻重篇》御史亦云：“大夫各（君）运筹策，建国用，笼天下盐铁诸利，以排富商大贾。买官赎罪，损有余，补不足，以齐黎民。是以兵革东西征伐，赋敛不增而用足。 ”可见此种成绩，确为武帝时桑弘羊所创造之历史新记录。虽《盐铁论．非鞅篇》及《禁耕篇》，大夫曾有“ 商君相秦……不赋百姓而师以赡”之言，《汉书．吴王濞传》亦载“吴有豫章铜山，……以故无赋国用饶足” ，似“无籍主义”，在桑弘羊前，秦相商鞅及吴王濞即已先后行之。然两者皆不过财政经济上之自发的事实，而尚未能演为完整之理论体系。至桑弘羊根据汉武帝一代在财政经济上之实践，始以极肯定而强调之语气，正式宣布于全国经济会议之前。而本书着者则又继承此一理论体系而更发扬光大之。大抵全书之中，无一篇不是以“无籍主义”为其中心的主题；所提方案亦无一而非实现此一中心主题之具体设计。故《管子．轻重》一书，我们竟可以称之为“无籍赡国论”。《巨（策）乘马》篇的“国器皆赡，无籍于民”，不过是无数具体设计中之一端而已！

　　二、盐铁专卖政策的反映——古无以盐铁并称者，至秦汉时始有之。这一点，罗根泽在其所着《管子探源》中，已有极详尽之论证，这里不必再赘。本书则往往以盐铁并称。如《山国轨》云：“盐铁之策足以立轨官”，又说：“盐铁抚轨”，即其明证。至《海王篇》则谓之“官山海”。官即管之假借。管就是今日经济学上的所谓管制、独占。山产铁，海产盐。故官山海，就是盐铁专卖。《海王篇》前半讲“正盐策”，后半讲“ 铁官之数”，就是盐铁专卖政策的具体内容。此外《地数》、《轻重甲》、《轻重乙》等篇也都有专章讲到盐铁专卖。而历史上大规模实行盐铁专卖者实以汉武帝时为最盛。本书所述，除《轻重乙》提出关于山铁民营系对桑弘羊政策有所修正外，其余则与汉武帝所行之法完全相同。至《地数篇》所云：“苟山之见荣者，谨封而为禁，有动封山者，罪死而不赦。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断；右足入，右足断。”则与孔仅、东郭咸阳所言 “敢私铸铁器煮盐者釱左趾，没入其器物”，不仅制度相同，即文字亦无大异了！

　　三、边疆四裔及其特产之反映——《轻重甲》言吴、越产珠象，发、朝鲜产文皮●服，禺氏产白璧，昆仑之虚产璆琳琅玕，而其地距中国皆为八千里。《地数》、《揆度》、《轻重乙》等篇，则言“珠起于赤野之末光”，“玉起于禺氏之边山”。或曰“禺氏之玉”，或曰“禺氏边山之玉”，或曰“玉起于禺氏之旁山”，或又曰“玉起于牛氏之边山”，其地距周皆为七千八百里。这些也都是以汉武帝时代之疆土情况为背景者。《轻重甲》一开首即以“四夷不朝”为谈话之主题，便非汉武帝以前之任何帝王所能说出的口气。而文中所列举的四夷国名及其方位，亦唯汉武帝时代之疆域足以相当。所谓吴越，当然是指汉武帝时代的两粤而言。赤野末光，地望未详。但赤野或当作赤道之野讲，其地必在南方，也是属于两粤的地方。所谓发、朝鲜，发就是北发，发与朝鲜连言，可能就是汉武帝时的秽貊朝鲜。所谓禺氏或牛氏，禺牛一音之转，应该就是汉武帝时代的大月氏。至昆仑之虚，虽汉武帝时代无此国名，然《史记．大宛传》云：“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窴。其山多玉石，采来，天子按古图书，名河源所出山曰昆仑云。” 则所谓“昆仑之虚”者，似亦指今新疆之和阗及其以西的西域各国而言。昆仑之虚很重要。昆仑与出玉之河源于阗发生联系，至汉武帝时始有之。王国维以月氏为匈奴所败，在汉文帝四年，而其西居大夏，则在武帝之初，因而断定月氏既败于匈奴以后，徙居大夏以前，其居必在且末于阗间。其说甚是。但因此遂疑本书为汉文、景时所作，置武帝时始有之昆仑之虚及武帝以后的其他种种事实而不提，则未免有断章取义、不从联系看问题之诮了！

　　四、平牡马价的反映——《揆度篇》：“阴山之马具驾者千乘，马之平价万也。”案古无平马价之说，汉武帝时始有之。《汉书．武纪》：“元狩五年，天下马少，平牡马匹二十万。”又《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梁期侯当千，太始四年，坐卖马一匹贾钱十五万，过平，臧五百以上，免。”过平，是说超过了规定的价格。元狩五年平价为二十万。此言“十五万过平”，可见元狩五年以后，太始四年以前，又有一次平马价之举，而其价则在十五万以下。不论其价为多少，但都是汉武帝时的事则可肯定。又阴山原属匈奴。至汉武帝太初三年遣光禄勋徐自为筑五原塞外列城，西北至卢朐（见《汉书．武纪》），才正式收入中国版图。此处说阴山之马可以用平价收购，上文又言“阴山之礝□”，可以做为“海内玉币”之一。在汉武帝以前是不可能的。

　　五、衡山王赐使其太子孝客江都人救赫陈喜作輣车镞矢的事件之反映——《轻重戊》：“桓公问于管子曰：吾欲制衡山之术，为之奈何？管子对曰：公其令人买衡山之械器而卖之。”案各书皆不言春秋战国间有衡山国。衡山之名，最早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其原文云：“始皇二十八年，乃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上自南郡、武关归。”《正义》引《括地志》云：“衡山一名岣嵝山，在衡州湘潭县西四十一里。始皇欲向衡山，即西北过南郡，入武关，至咸阳。”若如此说，以衡山为南岳之衡山，是始皇当日并未到达衡山了。但《史记》原文明明记载“之衡山”三字于“渡淮水”之后，与至“南郡，浮江，至湘山祠”之前。可知始皇当日在至南郡浮江至湘山祠之前，确已到达衡山，而其地则必在淮水与南郡之间。且南岳的衡山，在秦、汉时，尚未为人所重视，故不在天下名山之内。《史记．封禅书》言秦汉关东名山凡五：即石室（嵩山）、恒山、湘山（即始皇所祠者，乃洞庭湖中的君山）、会稽、泰山是也。然则始皇所到之衡山，必非南岳之衡山甚明。考楚项羽封吴芮为衡山王，都邾。《正义》引《括地志》云：“故邾城在黄州黄冈县东南二十里。本春秋时邾国。”其地在秦当为一郡，而项羽因之以为国。此为衡山国之初见。汉时，衡山复为郡，属淮南王黥布。文帝十六年，立淮南厉王子安阳侯勃为衡山王。是为衡山国之再见。景帝五年，吴楚七国反，吴楚使者至衡山，衡山王坚守无二心。及吴楚已破，衡山王入朝，上以为贞信，劳苦之曰，南方卑湿，徙王于济北以褒之。卢江王以边越，数使使相交，徙为衡山王，王江北。是为衡山国之三见。武帝时，淮南王安、衡山王赐谋反。元狩元年，衡山王赐以反自杀。国除为衡山郡。于是衡山国之名乃绝。又《史记．衡山王传》称“王使（太子）孝客救（《汉书》作“枚”）赫、陈喜作輣车镞矢。”这里所说的“輣车镞矢”很有意义。这便是本书所指的“公其贵买衡山之械器而卖之”的械器。这些械器的制作方法和它的威力，我们今天已不能详知。但衡山王既要谋反，则他所制造的輣车镞矢，必是一种有名的武器，实无可疑。因此，衡山的械器，遂为当时人所盛称，因而也遂能反映到本书着者的脑海内。而这件事正出在汉武帝时代。那么本书之成，决不得在汉武帝以前，这又

齐桓公命令管仲管理国政，管仲回答说：“地位低的人不能统治地位高的人。”桓公任命管仲作上卿，可是齐国还不太平。桓公说：“国家因为什么缘故还不太平呢？”管仲回答说：“贫穷的人不能差遣富有的人。”桓公赐给他齐国一年的货物税，可是齐国还不太平。　　桓公说：“国家因为什么缘故还不太平呢？”管仲回答说：“跟君主关系疏远的人不能控制跟君主关系亲近的人。”桓公升他到极高的地位，尊称他为仲父，齐国就变得国家太平，人民安乐，终于成了全天下诸候的领袖。孔子说：“冯管仲那么有才干，若是他得不到这三种权柄啊，那么也就不能使他的君主面对著南方成为诸候的领袖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