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萧山古籍印务有限公司、郑州古籍印刷公司。

1、杭州萧山古籍印务有限公司位于浙江省杭州市，是一家专门经营古籍印刷的公司，并且其印刷的产品是都是比较好的。

2、郑州古籍印刷公司是一家从事与各种古籍印刷的公司，该公司位于河南省郑州是，是一家印刷技术极好的公司。

《古籍印刷通用字规范字形表》是2022年5月1日实施的一项中国国家标准。

这个《说明》中说得很清楚了，所谓“繁体字”是一种模糊的、不规范、不准确的说法，准确说法是“（专业）古籍印刷汉字系统”。

“古籍印刷通用字系统”与印刷现代汉语文本的“通用规范汉字系统”，是汉字不同的应用系统。有人称之为“繁体字系统”，这个名称容易引起一定的误解。国务院发布的《通用规范汉字表》中所附的“规范字和繁体字异体字对照表”确立了简繁字的对应关系。

但只有在字形上与“简化字”对应的“未简化字”才能称为“繁体字”，没有对应“简化字”的汉字都是直接传承而来，不能称作“繁体字”有人主张用“传承字系统”。

这个称谓也会引起质疑：“简化字难道不是传承下来的吗？”现在称作“（专业）古籍印刷汉字系统”，从特殊运用的角度来区分两种系统，业界和大众都比较容易接受。

总结如下：

个人认为，这个《古籍印刷通用字规范字形表》就相当于业内所说的“正字表”，期待已久，希望不要出现太多违反常识的“正字”。另外，各大输入法（尤其是搜狗输入法）、字体厂商需要同步跟进，将这些规范字形作为首选项，要不然打字很麻烦。

古代书籍流传到今其实都是历经磨难，充满各种偶然与机缘才幸免于难。历代史书《艺文志》《经籍志》与目录学著作中著录的书籍能够传承下来的九牛一毛吧，而这现存文本也是混乱的、变动不居的，并非最初的原本，有的甚至面目全非~

首先上古即文字发明之前都是靠巫史之类的宗教祭祀人员口耳相传，或者用简单的符号来记忆，比如八卦六十四卦等。然后文字发明，孔子整理六经，创办私学，传播三代之文化礼仪；战国诸子百家争鸣，著书立说。

文字出现以后，造纸术发明以前，书籍文字大都刻写在竹简上，再用熟牛皮或者麻绳把竹简编连起来。孔子晚年读《易》韦编三绝，就是孔子经常翻阅《周易》把编连竹简的牛皮带子都翻断好多次。现在出土很多很珍贵的汉代简牍，都可为证。还有把文字写在简帛上的，比如马王堆出土的帛书《老子》，为篆书或者隶书写成。

那时候书籍流传仍然是人工手抄，所以对于大部头的书籍比如先秦诸子著作或者《史记》等都是皇家诸侯贵族有钱人家才能看得到与组织人力物力抄写的，平民都是文盲~~然后有皇家图书馆专门保存这些书，比如汉代的兰台、石室、东观等。

同时诸子后学也凭自己背诵记忆来一代代传承思想文化，所以最初文献大都为有韵的文本，便于记忆。秦始皇焚书坑儒，焚毁《诗》《书》，仅留医药、卜筮、种树等技艺方面的书，是文化一大灾厄。但是后人考证秦始皇并非全部毁灭经典，只是禁止民间私学流传，其实在皇家图书馆还有保存。但是当时那些诸子后学就是在这样的思想高压之下凭记忆在民间延续了思想的传承。所以汉初齐鲁韩毛四家传诗，伏生以九十岁高龄传授《尚书》，都是非常可敬的。当然也有在墙壁夹缝中藏书的，比如孔庙中孔壁藏书，伏生也曾将《尚书》藏于墙壁之中。

造纸术发明以后，文化传播范围更广了，当然主要还是靠手抄本。但是手抄本与现代出版印刷是全然不同的，每一个手抄本都是独一无二的。正如我们玩的传话游戏，从第一个人开始传到最后一句话可能与最初的话完全不同。

田晓菲在《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研究》中说：每一部手抄本都具有口头表演的品质。口头表演（说书艺人）虽然可以重复使用相同的材料，但是因为时间、地点、观众、演员身心状态的不同，每次表演都和其他表演截然不同。同理，每一部手抄本都具有独特性，而且，抄写一部书也总是在一个特殊的场合之下发生。因为抄写者的知识水平、精神状态都会对这部书产生影响。魏晋南北朝时就有人在书市中看到自己的作品被改得面目全非，何况上古前代流传下来的作品文本呢？

时代越早书籍中的异文与编排问题也就越多，所以古书的校勘与版本非常重要，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即使是宋代印刷术发明以后，要雕版印刷也须有书商或者财力支持才可以，大部分书籍仍须凭借手抄来流传。而印刷文化兴起以后，印刷文本中的错误对读者产生的影响也较手抄本更为广泛，因为任何一个手抄本中的错误都会在相对较小的读者圈子里。但是手抄本的异文毫无疑问是更多的。

对于书籍作者，其实在先秦两汉之时，书籍都是成于众人之手，最初作者的思想都要经过后来弟子的记忆传承理解才最后写成定本，所以一部书中可能含有各个时期的特征，夹杂不同时期的思想文化。比如我们今天所用《道德经》为魏晋时期王弼注的本子，其中必然含有魏晋时期之思想。而后代注疏对文本理解也有影响，宋代陆九渊即云：“六经注我，我注六经。”

有兴趣的人可以追踪一本古书，看它在各个时期的版本演变：从作者写成到开始手抄流传，以及在历代史志及目录学著作中的著录情况，还有在宋代印刷术来临之后书商或为了文化或为了牟利的印刷传播，再到后来明清文人对于宋版元版的追捧与收藏，观看其中爱书人与收藏家之间的勾心斗角与机关算尽。书籍的命运随着书籍主人的命运共同在历史的长河中颠沛流离，迁徙流转，充满了各种偶然意外、人祸天灾，流传到今真是万幸万幸！

总之，书籍的流传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可以的。只要用专门的宣纸打印机就可以。宣纸也是现在纸类产品中比较常见的了，而且现在很多字体、图文都是印刷制作而成，宣纸印刷现代技术发展的产物，随着时代发展宣纸印刷也经历了由起初的简单的手工印刷开始，到现在全自动化印刷。都是科学技术发展的表现。其实宣纸印刷机器也分手动和自动的，手动需要手工控制来操作所以称为宣纸手工印刷。

北宋。

活字印刷是我国北宋时期的毕升发明的，他的泥活字比西方的铅活字早了400年，毕升也因此被誉为世界活字的鼻祖。

活字印刷术是一种古代印刷方法，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经过长期实践和研究才发明的。先制成单字的阳文反文字模，然后按照稿件把单字挑选出来，排列在字盘内，涂墨印刷，印完后再将字模拆出，留待下次排印时再次使用。

木活字印刷技术

木活字印刷技术的发明，传统的说法是元朝的王桢发明的。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我国浩如烟海的汉文古籍中，迄今未发现宋元时期的活字印刷本，只有文献记载。这也使部分国外的学者对中国的宋朝是否成功地运用了活字印刷产生了怀疑。

但欣慰的是，在20世纪出土的西夏文文献中，相继发现了西夏时期的活字印本，这些活字印本不仅填补了早期西夏历史文化研究空白，而且为研究我国早期活字印刷技术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

辨识、鉴定中国古籍以确定其刻印或抄写的年代、版本源流以及其价值的工作。它是古籍整理中的一项重要的学术研究工作。中国古籍历代流传，数量极大，门类繁多，同一种书经多次翻刻、传抄，版本繁杂，舛讹丛生，给后世利用和学术研究造成重重困难，因而古籍版本鉴别就成为不可或缺的基础研究工作。从事古籍版本鉴别需要具备广博的文史知识和版本学、目录学知识以及长期的实践经验。

　　刻本书的鉴定依据字体刀法是决定版刻时代的主要依据。汉字是方块字，不同时代写字用的笔和写法有所演变，刻工的操作方法与技术水平也随时代有所发展，在字体结构等方面形成时代特点与差异。除时代特征外，刻版印刷发展的地区还形成独有的地方风格。从事鉴定工作,必须熟悉各时期、不同地方的刀法特色,掌握常人不易觉察的字体同异要领，从而得出判定。

　　牌记为刻书标识。一般在书的卷尾，也有在序或目录之后的，文字有详有略，主要标明刻版年月及出版者。宋元以后多出现于坊刻本。元、明、清三代的私家、官府、书坊刻本使用较多,形成明显可资查考的依据。但有些影刻、翻刻本也把原书牌记摹刻下来，所以要参照其他特征加以辨析。

　　序跋古籍大都有序跋。其内容多为阐扬本书著述的优长，记述刻、抄的经过和年代等等。鉴定者可从序跋正文及署款判定该书版本年代及真伪、讹托，从而成为鉴定古籍的依据之一，但须留意一书多刻时照刻底本的序跋以及抽撤刻书时的序跋的情况。

　　刻工宋、金、元、明、清的刻本，常在书中镌有刻版者的姓名。有的一部书的刻工多达数十人。刻工历来受版本学家重视，从刻工姓名可了解版刻时代与地区，是最直接的依据。但明、清一些影宋刻本，也把原刻本刻工摹刻下来，容易造成误认；同一刻工刻的书也有年代的不同。因此还须结合其他旁证以作出准确判断。

　　避讳封建社会用字最讲避讳，有避帝王讳，有避家讳或尊者讳。元代不讲究避讳，宋代及清代康熙、雍正以后避讳较严格。后世版本学家常以避讳字作为判定古籍大致时代的依据。但应注意翻刻、影刻本保留原书避讳字的情形。

　　行款版式由于刻书时代不同，书的行款版式变异较为鲜明，虽有交错、例外，但有基本规律可循，例如宋版书的书口(版心)多为“白口”，而元版及明前期版本多用“黑口”。对行款版式的鉴定历来被视为重要依据之一(见雕版印刷文献、中国古籍形制)。

　　纸张关于印本和写本书的用纸，前人没有系统的调查研究资料可供参考，很多纸不知其名称，而文献中提到的纸又难以与实物相联系，鉴定时所能根据的仅是纸质的精细厚薄，颜色的黄、白或灰以及帘纹宽狭而已。宋代有的浙刻本用白麻纸，纸质较匀净，有韧性；四川刻本也用白麻纸，有些纸质较粗，甚至有透空小孔。南宋初期福建印书所用竹纸，质地细润，纸色较白，但以后多用**竹纸，因而从宋、元到明代，黄纸成为福建印本的特征。明代以棉纸为贵，棉纸有厚薄之不同，纸质细润，白棉纸印书成为明代特色。明末出现了开化纸，纸质细白匀净，清代以开化纸印书最名贵，连史纸、竹纸应用亦多。宋以后，还有用公文纸(公牍纸)和其他册子、信札等旧纸的背面印书的，这些公文纸如载有年月也可借以推断印本的大致时代。总之，书籍的用纸是识别版本的一项依据，但要多作比较，因为有的书刻印于宋代，后世仍可用其书版再印，而区别初印本和后印本，只能从纸张来判别了。

　　抄本和稿本的鉴定印刷术发明以前，古籍都靠抄写流传。印刷术发明以后,甚至在雕版印刷普及以后,抄写本仍在中国传世古籍中占很大比重。历代流传的抄本，数量可观，质量也参差不齐。抄本之外，藏书家的手写本及学者的稿本更是古籍中的珍品。因此对抄本和稿本的鉴定十分重要。其鉴定方法，首先要从书写字体的一般时代特征入手，与鉴定刻本之刀法道理相同。有不少抄本标识较为明显，很多藏书家传抄的书都用印有专用格式的纸供抄写。如明代祁承家抄本在版心下镌有 “澹生堂抄本”字样；毛晋家抄书有一种黑格纸，版心下镌有“毛氏正本汲古阁藏”字样；清初曹溶家抄本所用纸的版心镌字为“李曹氏倦圃藏书”，等等。这些标识是鉴定的重要依据。此外，个人书法的风格、书中的避讳字、作者的时代等等，都是抄本和稿本鉴定的依据。

　　有助于鉴定的其他旁证印章古籍上盖有某人的藏书章，说明该书曾为某人所藏。流传久远的，藏印随之增多，可从中看出文献收藏的源流。著名藏书家大多有书目传世，由藏书章对照其藏书目录有助于考核一书的版本。但藏印有真伪之别，有条件时，可将真伪藏印比较对照，细察印章篆法和印泥色泽，加以辨别。

　　批校题跋古籍常经前人批校题跋。题跋中常包含目录学、版本学资料，对古籍鉴定有一定帮助。对待批校题跋应加分析，要以其本身质量、出自何人手笔，以及内容、字体来确定其可信程度，辨别其真伪。

　　文献资料各种文献资料中有很多关于版刻的记载。一些书目、笔记中常有记述文献著述、流传情况。一些地方志中的艺文志收有当地的刻书目录。有些著述，如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二十一，有<元刊本资治通鉴音注跋>一文，就曾辨明元刊本胡三省<资治通鉴音注>一书中虽有王磬序，但并非元兴文署刻本。这些都是有益的旁证。

　　古籍版本的真伪前人有关于伪书之说，是指某一种书假托为古人著作,不属版本鉴别的范围(见中国古籍辨伪)。当古籍作为商品买卖后，一些人为了牟利,通过种种手段，或把原书时代提早，或以残本充作全本，以提高书的价值。明代就已出现冒称宋版的情况。在鉴别古籍版本时，应时时注意作伪现象。作伪常见的手法有两种：一是利用明清以来的影宋刻本或质量较好的刻本，去掉原书的序跋牌记，以充宋刻。如明嘉靖四年王延喆刻本《史记》，是照宋本翻刻的。书中多处有王氏刻书牌记,多镌于某一卷之末。去掉牌记不易察觉,常被充作宋刻。再如清康熙刻本《通志堂经解》中《经典释文》及某些宋人解经之作，也被人冒充宋本，高价出售。二是在原书上加工作伪，常见的有以下几种手法：①剜改原书版面，补刻另一书名。②剜改原书牌记，充作早期刻本。③剜改原书的目录和卷次，或去掉目录，以残本充全本。④假作牌记。⑤染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