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墨、纸、砚被称为“文房四宝”，是中国独特的文书用具，它们不仅是文化传播的工具，也为书法、绘画等艺术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它们在发展中不断改进和完善，从最初只注重实用价值，逐渐成为兼具鉴赏价值的艺术品。其制作集诗词、书法、绘画、雕刻等艺术于一身，成为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历来为文人所喜爱和收藏。由于笔、墨、纸、砚皆属消耗品，加之脆弱不易保存，故传世品稀少。成为历史文物的古代笔、墨、纸、砚更是身价倍增，堪称“宝中之宝”。它们不仅是书画工具，而且本身还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

　　笔 作为主要的书写、绘画工具，笔在中国古代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西晋成公绥《弃故笔赋》中说：“治世之功，莫尚于笔，能举万物之形，序自然之情，及圣人之志，非笔不能宣，实天地之伟器也。”对笔的作用高度评价。在长期的应用中，笔不断地改进，同时，制笔工艺的改进，反过来又促进了文化艺术的发展。笔不仅是书写、绘画的工具，还是一种载体，承载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

墨 墨在五色中是书写、绘画都离不开的颜料，用途最广，耗量最多，因而得以独立于其他颜色成为四宝之一。其原材料由取天然矿物发展成人为制作，由实用进而成为可供赏玩的珍藏品，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历代文人赋予其丰富的文化内涵。

纸 造纸术被称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在纸张发明发前，人类靠堆石、结绳、刻甲骨、契竹木、书绢帛等方式纪事，效率较低。纸的发明是改变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交技术革命，由于材料易得，价格较廉，在纸上记事，较记于骨甲竹木绢帛等材料上更方便快捷，记述的内容也可以更为广泛周详。通过纸张传递社会生活信息，使文化得以弘扬，知识得以传播。

　　砚 砚是中国传统的文房用具，古人称之为“即墨侯”，可知其与墨的关系密不可分。砚的历史悠久，在西安半坡、临潼姜寨的仰韶文化遗址中都有石质研磨器出土，上面残留有颜料痕迹，这种研磨器应是当时人绘制彩陶的工具，距今已有六千余年。商代甲骨文多为契刻，但也出现了朱墨书文字；殷墟妇好墓出土一方形玉质调色器，底部雕双禽，三边出框，已初具砚的形制，并经过艺术加工；河南洛阳曾出土西周玉、石调色器各一，残留红色颜料，其造型、功能均具备砚的特征。古籍中有东周用砚的记载，虽未发现有实物出土，但在许多战国墓葬中出土有笔、墨以及墨书竹简、墨绘帛画，间接证明至迟在战国时期已产生真正用于研墨的砚。

扩展资料：

明代书法的代表书家介绍：

1、董其昌

董其昌，字玄宰，号思白，又号香光居士，松江华亭(今上海松江县)人，出生在“二沈”的家乡，自幼就受到书法艺术的熏陶。他对于古代名家墨迹是认真临摹的，在用笔用墨和结体布局方面，能融会贯通各家之长。他的楷书用笔有颜真卿率真之意，而布局得杨凝式的闲适舒朗，

神采风韵似赵孟頫。草书植根于颜真卿《争座位》和《祭侄稿》，并有怀素的圆劲和米芾的跌宕。书法至董其昌，可以说是集古法之大成，“六体”和“八法”在他手下无所不精，同时他又善于鉴赏，品题书画虽片语只字，也被收藏家视为珍宝。

2、文征明

文征明，原名壁，字征明。四十二岁起以字行，更字征仲。因先世衡山人，故号衡山居士，世称“文衡山”，曾官翰林待诏，长州(今江苏苏州)人。生于明宪宗成化六年，卒于明世宗嘉靖三十八年，年九十岁。擅长诗文书画，诗宗白居易、苏轼七年，文受业于吴宽，学书于李应祯，学画于沈周。

在诗文上，与祝允明、唐寅、 徐真卿并称“吴中四才子”。在绘画上，师法沈周，典雅秀丽，与沈周、唐卯、 仇英合称“吴门四家”。在书法上，早年受其父知友吴宽的影响写苏体，后受他岳父李应祯的影响，学宋元的笔法较多。小楷师法晋唐，力趋健劲。

3、祝允明

祝允明，字希哲，号枝山，长洲(今江苏吴县)人，自幼就聪慧过人，五岁时能写一尺见方的大字，九岁会作诗，以后博览群书，诗文有奇气。他的楷书早年精谨，师法赵孟頫，褚遂良，并从欧，虞而直追“二王”，其书《出师表》谨严浑朴。

晚年，临写《黄庭经》不注重点画的形似，而结构疏密，转运遒逸，神韵益足。他的草书师法李邕，黄庭坚，米芾，功力深厚，晚年尤重变化，风骨烂熳。得意之作是《太湖诗卷》，《箜篌引》和《赤壁赋》，流利洒脱，奔放不羁。

-明代书法

四书是指《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而五经是指《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中国古代儒家要求学生掌握的六种基本才能：礼、乐、射、御、书、数。

出自《周礼·保氏》：“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礼：礼节（即今德育） 乐：音乐 射：射箭技术（锻链体格，品格修养） 御：驾驭马车的技术 书：书法（即今文学） 数：算法（即今数学） 六书，指汉字的六种构造条例，是后人根据汉字的形成所作的整理，而非造字法则：

包括：象形 、指事 、形声 、会意 、转注 、假借 。

六书一词出于《周礼》：“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然而，《周礼》只记述了“六书”这个名词，却没加以阐释。四史，其实就是前四史，分别是《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属于二十四正史中的前四部，是中国历史上的史学巨著。清朝乾隆皇帝钦定的二十四部史书，起自＜＜史记＞＞，结于＜＜明史＞＞，所以又称为＜＜钦定二十四史＞＞；民国时期加＜＜清史＞＞，成为＜＜二十五史＞＞；全目录如下：01史记 (汉·司马迁) 02汉书 (汉·班固) 03后汉书 (范晔、司马彪) 04三国志 (晋·陈寿) 05晋书 (唐·房玄龄等) 06宋书 (南朝梁·沈约) 07南齐书 (南朝梁·萧子显) 08梁书 (唐·姚思廉) 09陈书 (唐·姚思廉) 10魏书 (北齐·魏收) 11北齐书 (唐·李百药) 12周书 (唐·令狐德棻等) 13隋书 (唐·魏徵等) 14南史 (唐·李延寿) 15北史 (唐·李延寿) 16旧唐书 (后晋·沈昫等) 17新唐书 (宋·欧阳修、宋祁) 18旧五代史 (宋·薛居正等) 19新五代史 (宋·欧阳修) 20宋史 (元·脱脱等) 21辽史 (元·脱脱等) 22金史 (元·脱脱等) 23元史 (明·宋濂等) 24明史 (清·张廷玉等) 25．清史（赵尔巽等撰）

 

1，简牍帛书墨迹

汉代人的日常墨迹，主要是书写在简牍和帛之上。但简帛易朽，历久难以流传，后人很难见到。宋人邵博《邵氏闻见录》记载了在甘肃天都出土的汉章帝与和帝时期的木简：“崇宁初经略天都，开地得瓦器，实以木简札，上广下狭，长尺许，书为章草，或参加朱字表物数，日几匹，绵几屯，钱若干，皆章和年号。松为之，如新成者。”邵博特意把这些木法墨迹与当时流传的刻帖中的汉晋书法做了比较：“字遒古若飞动，非今所蓄法帖中比也。”但当

时能见到这些汉代简牍墨迹的人寥寥无几，大书家和鉴赏家米芾写作《书史》时，就因为见不到晋以前的墨迹，只能从西晋写起。因此，一直到晚清，人们对汉代书法的研究都是通过碑刻、摩崖、瓦当等铭刻文字的拓本来进行，由于无缘见到汉代的墨迹，认识上有许多的偏差和局限性。

1901年初，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到我国西部探险考察，在新疆尼雅遗址发现40余枚汉文简牍，这是第一次现代考古发掘出土古代简牍。随后的10余年中，斯坦因探险队以及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探险队、日本大谷探险队等先后在我国西北地区发掘了1000余枚简牍。1914年，罗振玉、王国维根据法国学者沙碗所公布的斯坦因第二次中亚探险中所获简牍照片，以清代考据学的方法，运用于简牍研究，出版了《流沙坠简》一书，在国内学术界引起了强烈的震动。其后，1930一1931年间，中国、瑞典合组的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在额济纳河流域发掘出土10000余枚汉简，因出土地都邻近汉代张掖郡的居延城，所以统称为“居延汉简”。面在建国之后，全国各地考古发掘出土的汉代简牍帛书数量之多、范围之广，更是前所未有。其中，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一、二号汉墓出土4900多枚竹简、1973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约12万多字的帛书与610多枚简牍、1972一1974年间甘肃文物考古工作者与有关部门联合组成的居延考古队在额济纳河流域发掘到20000余枚简牍、1990一1992年间在甘肃敦煌汉悬泉置遗址出土的23000余枚简牍，是其中数量较大的几次。

因此，20世纪以来的100多年的时间里，随着现代考古发掘的进行，大量汉代简牍帛书出土，简牍学成为学术界的“显学”，在很多方面改写了学术史。这些出土的简牍帛书的内容包括失传的经书古籍、汉代的律令条文、各级政府与军队的文书账册档案乃至汉代的辞赋文学作品等多方面，有极高的历史和文献研究的价值。同时，这些简牍帛书在书法史上的重要意义则在于使我们能真切、全面地了解汉代通行字体的演变和书法艺术多姿多彩的面貌与辉煌成就

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三号墓出土的简牍帛书属于西汉早期，是首先值得我们关注的墨迹资料。其中三号墓出土的帛书《老子乙本》(图21)，书写年代据其文字避讳推测可能在惠帝或吕后时期，即约前194年到前180年之间。此件帛书字体属于典型的秦汉之际的古隶书，但比较秦代《睡虎地秦简》，圆包围式的篆书结构特征已经较少出现，即横、竖向线间的衔接多以方折取代圆转，字形多作方扁形；横向线间距压紧，排列整齐，同时隶书特有的波碟用笔得到突出的强调，主要长横超出结体宽度之外，用力按顿后挑出，已具备“蚕头燕尾”的雏形，而左下、右下两向斜出的笔画作非常夸张地伸展，于整体端庄严谨的格局中融人了活泼生动、舒卷自如的视觉特征。汉代成熟时期隶书的典型特征在这件帛书中已基本成形。

1972年发掘的马王堆一号墓的下葬年代约在西汉文、景二帝时期(前179一前141年)，其中出土的竹简共312枚，内容为随葬器物清单，即“遗策”(图22)。这批竹简的文字较之《老子乙本》，古隶中的篆书偏旁结构形态进一步解体，其突出的特征是用笔上和结构上显示出的“草体化”的倾向。《老子乙本》因为抄录的内容是传世的经书古籍，因此书写态度严谨，结构端严，点画不苟，代表着汉代规范严谨的成熟隶书的雏形。而这批《遣策》则属日常账册记录，务求急速，笔姿活泼，笔画间出现连带关系，个别偏旁结构出现省简草化的迹象，其中生发出的新理异态，则预示着汉代草书的萌芽。汉代字体的演变，就是由这正、草两体并行发展的。

到汉武帝时期，经过数十年的休养生息，汉王朝国力强盛，因此改变了汉代开国以来对付侵扰北部边境的匈奴所采取的和亲、互市与防御的策略，在军事上主动出击，并不断取得胜利，在河西走廊设置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打开了通往西域的道路。于太初三年(前102年)又建起了东起五原、西至居延的边防城塞，并开通玉门关、阳关外的西域，不断经营，延续到东汉，直至魏晋时期。而守戍边关的将佐兵卒，多来自内地，他们在西北边陲的敦煌、居延等地留下了大量的简牍。简牍在西北干燥的气候环境中不易朽毁，20世纪以来的100多年中由考古发掘不断地出土，在数量上远远超过国内其他地区，并且时间跨度长而连续，字体演变脉络清晰，书写风格丰富多彩。我们把其中有纪年的简牍排列起来，可以看到正、草两体的不同发展方向。

先看隶书正体的成熟过程。敦煌所出土的汉武帝时期《太始三年简》(前94年)，已经改变了西汉早期纵向波碟笔画舒张伸长的特征，笔画取横势为主，字形基本呈扁阔形，字中长横画表现为“蚕头燕尾”，撇捺左右舒展，典型隶书的笔画特征已完全形成。汉宣帝《元康四年简》(前62年，图23)，则更进一步在用笔和结体上都表现出点画规范、吉体工稳、风格典雅的特点。而1985年在江苏连云港海州的西汉晚期东海太守西郭宝墓中出土的《名谒》(彩图六)，其书法之成熟与精美比之于东汉灵帝、恒帝时期才在碑刻上出现的、被后人称为“八分书”的成熟、规范的隶书，如《乙瑛碑》、《礼器碑》、《史晨碑》等毫无逊色之处，而时间上要早出100余年。草书作为一种独立的字体，也是在西汉时期发展成熟的。如《元康四

年简》在大部分宇形作正体的情况下，最后一行“六月壬戌金关卒延寿以来”，承袭西汉在马王堆一号墓中出土的《遣策》的草体化倾向发展而来，即：一方面简化字的形体，偏旁内笔画省简不写；另一方面则是笔画间有钩环联结，正体的多个笔画被连续书写，并作一个笔画。从居延、敦煌等地出土的简牍来看，汉元帝时期以后，草书作为一种独立的字体迅速成熟

起来。如《永光元年简》(前43年)，虽艺术上略显嫩稚，但绝大部分文字用草体写出，草法固定成形。而新莽时期的《王俊幕府档案简》(图24)是起草正式文书的底稿，已经是艺术上完全成熟的草书。汉代的草书是与隶书并行发展成熟的，点画上带有隶书的波碟用笔特征，与魏晋以后不带隶书笔意的草书不同，因此后世也把这种带有隶书一些用笔特征的草书称为“章草”。

西汉时除了逐步发展成熟的隶书和草书作为日常手写体之外，篆书则因其字体更古老而带有典重的意味，在一些需要昭示重要性的场合继续使用，就如秦代时日常文书使用的是《睡虎地秦简》式的“秦隶”，而秦皇刻石记功则使用小篆体一样。1973年出土于居延肩水金关遗址的《张掖都尉柴信》(彩图七)，是汉代高级官吏的标识，也是用于传令启闭关门的凭证。书写于红色麻织物上，是标准的小篆体，字形皆作的长方形，排列整齐，中间“都尉”二字线条繁密，字形被处理成较宽大，均化协调了各字线条所分割的内部空间，总体如同一方规整风格的汉印。汉代的篆书随着时代的发展，往往呈现出与秦代小篆不同的风貌。1959年在武威磨嘴子二十三号墓出土了《张伯升枢铭》(图25)，枢铭的形状如幡幢旗帜，人葬之时悬系竿端，行于枢前，既入墓中，则覆盖棺上，使用柩铭既表示死者身份，同时也寄托愿死者永垂不朽的愿望。这件枢铭的篆字线条盘曲，形成装饰性，此即汉代的“缪篆”。整体生拙朴茂，不涉纤巧，并随形布势，章法上疏密对比，自然生动。

六朝和隋朝时期，社会流行的书体以真书（楷书）和行书为主，同时也出现了草书和隶属。这一时期，书法艺术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各种书体逐渐走向完善，并且出现了众多的书法名家。

在隋代，官方推行的标准字体是楷书，也叫真书。这种字体在当时被广泛使用于官方文书、科举考试等场合。同时，隶书和篆书也在一定程度上继续得到发展和使用。

在六朝时期，书法艺术得到了较大的发展，真书、行书、草书、隶属等书体逐渐走向成熟。同时，六朝时期也是书法理论产生的时期，一些著名的书法家和书法理论家如王羲之、颜之推等人的出现，对书法艺术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因此，六朝和隋朝时期，真书和行书是最为流行的书体，同时草书和隶属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和应用。

经部 | 十三经 | 十三经注疏 | 易经 | 经学史及小学类

周易 诗经 论语 说文解字 孟子 尚书 礼记 尔雅 春秋 左传 孝经 周礼 仪礼 大学 章句 易传春秋 公羊传 周易正义 论语集注 论语（定州汉墓竹简本）论语春秋左传正义释名孟子集注春秋谷梁传周易注大戴礼记礼记正义韩诗外传周易参同契东坡易传春秋公羊传注疏中庸章句尔雅注疏大学章句集注论语注疏尚书正义中庸章句集注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周礼注疏孟子注疏孟子字义疏证

史部 | 正史 | 编年 | 纪事本末 | 别史 | 史评 | 诏令奏议 | 传记 | 史钞 | 载记 | 时令 | 地理 | 职官 | 政书

史记资治通鉴三国志水经注旧唐书战国策后汉书汉书宋史文献通考唐会要唐律疏议大唐西域记清史稿明史史记三家注读通鉴论新唐书晋书读史方舆纪要魏书元史三朝北盟会编北史北齐书宋书续资治通鉴长编通典隋书续资治通鉴南史中华民国史事日志晏子春秋集释越绝书常用古籍版本目录唐六典周书南齐书国语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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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命通会道德经三字经管子幼学琼林厚黑学韩非子百家姓三十六计孙子兵法千字文洗冤集录天工开物鬼谷子齐民要术伤寒论孙膑兵法二十四孝千家诗弟子规菜根谭唐诗三百首九章算术茶经朱子语类了凡四训庄子神农本草经颜氏家训本草纲目葬书备急千金要方梦溪笔谈六韬(注释本)吕氏春秋黄帝内经撼龙经墨子白话今译黄帝阴符经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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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唐四家及他们的代表作是啥啊？

“初唐四大家”指的是唐朝初期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四位书法家。前三位，有的并称“初唐三大家”。

欧阳询（公元557－641）初唐书法家。字信本，潭州临湘（今湖南长沙）人，由陈、隋入唐，深得李世民的赏识和器重。历任弘文馆学士、封渤海县男，官至太子率更令，世称“欧阳率更”。博通经史，编撰《艺文类聚》100卷。书法初学二王，后遍学秦汉篆隶、魏碑，各体俱精，楷法独尊。楷书劲险刻厉、法度森严，于平正中见险绝，世称“欧体”、“率更体”。清代翁方纲《复初斋文集》评：“千门万户，规矩方圆之至者矣，斯所以范围诸家，程序百代也。”流传下来的书法作品，楷书碑有《九成宫醴泉铭》、《化度寺邕禅师塔铭》、《虞恭公温彦博碑》、《皇甫诞碑》、《姚辩墓志铭》、《温彦博碑》等，隶书碑有《房彦谦碑》、《唐宗圣观记》等，行书帖有《张翰思鲈帖》、《梦奠帖》、《卜商帖》、《千字文》等，草书有《千字文》残本。书法理论有《用笔论》、《三十六法》、《八诀》等。《旧唐书》卷一百八十九上、《新唐书》卷一百九十八皆有传。　虞世南(公元558－638) 初唐书法家。字伯施，浙江余姚人。最在陈国当官，隋朝，任秘书郎，入唐后由太宗引为秦王府参军，后任秘书监，封永兴县子，世称“虞永兴”。性格沉静寡言，容貌柔弱，志性则刚烈。唐太宗称虞世南有“德行、忠直、博学、词藻、书翰”五绝。他编撰我国第一部类书《北堂书钞》，集古籍160卷。他的书法学二王，圆融遒逸、外柔内刚。流传的书法作品以《孔子庙堂碑》、《破邪论序》为最著名，行书墨迹有《汝南公主墓志》(疑是宋人摹本)；书法理论有《书旨述》、《观学篇》、《笔髓论》。明项穆《书法雅言》评：“世南传之智永，内含刚柔，立意沉粹，及其行草，遒媚不凡，然其筋力稍宽骳耳。”《旧唐书》卷七十二、《新唐书》卷一百零二皆有传。　褚遂良(公元596－658) 初唐书法家。字登善，钱塘（今浙江杭州）人，贞观末年，与长孙无忌受唐太宗遗命辅政，高宗时封河南郡公，世称“褚河南”。官至吏部尚书、尚书右仆射，后因反对高宗李治立武则天为皇后，贬到爰州（今越南清化省清化）当刺史，一年后逝世。书法学欧阳询、智永、二王，融会汉隶，对《礼器碑》的学习最深，此碑书法精妙俊逸，有纤而厚之赞，褚氏变隶书为楷书，使书法方圆俱备、婉美华丽，世称“青琐婵娟、不胜罗绮”。他又精于鉴定二王真迹，是当时的权威。流传书法作品有《伊阙佛龛碑》、《孟法师碑》、《雁塔圣教序》、《大字阴符经》、《千字文》、《房玄龄碑》、《枯树赋》、《太宗哀册》、《倪宽赞》、《清娱墓志》等。清梁巘《评书》说他：“褚书提笔空、运笔灵，瘦硬清挺，自是绝品。然轻浮少沉着，故昔人有浮薄后学之议。”《旧唐书》卷八十、《新唐书》卷一百五有传。　薛稷(公元649－713) 初唐书画家。字嗣通，蒲州汾阴(今山西万荣)人。他是魏征的外甥，景龙中，出任昭文馆学士，睿宗立，拜为中书侍郎，参知机务，历太子少保，以翊赞功封晋国公，世称“薛少保”。后因预知窦怀贞谋害玄宗事，被赐死于狱中。书法学虞世南、褚遂良，是褚遂良的得意门生，当时的人说：“买褚得薛，不失其节”，足见他“锐精临仿”。《广川书跋》说他“其师承血脉，则于褚为近。至于用笔纤瘦，结字疏通又自成一家”。用笔纤瘦，正是宋徽宗“瘦金书”所效法。薛稷能画人物、佛像、树石、花鸟，尤以画鹤著名。他当时在长安、洛阳及四川等地留下不少画迹，他所创屏风六扇鹤也为人传摹效仿，到五代黄筌出现以前，薛稷画鹤一直被人公认为是难以超越的精湛技艺，可惜作品未流传下来。书法有《信行禅师碑》。　初唐四大家的书法，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 是楷书的风格都是“清秀瘦劲”，其中欧阳询楷书更为突出，贡献也最大，并与后来的颜真卿、柳公权、赵孟頫并称“楷书四大家”，他的《九成宫》，历来被奉为学习楷书的楷模。 初唐三大书法家

是四大，分别是：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

1、欧阳询

欧阳询（557年—641年），字信本，汉族，唐朝潭州临湘（今湖南长沙）人，唐朝著名书法家、官员，楷书四大家之一。

南梁征南大将军欧阳頠之孙，南陈左卫将军欧阳纥之子，南朝梁太平二年（公元557年）出生于衡州（今湖南衡阳），祖籍潭州临湘（今湖南长沙）。

欧阳询与同代的虞世南、褚遂良、薛稷三位并称初唐四大家。因其子欧阳通亦通善书法，故其又称“大欧”。

他与虞世南俱以书法驰名初唐，并称“欧虞”，后人以其书于平正中见险绝，最便于初学者，号为“欧体”。

代表作楷书有《九成宫醴泉铭》、《皇甫诞碑》、《化度寺碑》，行书有《仲尼梦奠帖》、《行书千字文》。

对书法有其独到的见解，有书法论著《八诀》、《传授诀》、《用笔论》、《三十六法》。所写《化度寺邑禅师舍利塔铭》，《虞恭公温彦博碑》，《皇甫诞碑》被称为“唐人楷书第一”。

2、虞世南

薛稷（649年—713年），字嗣通，蒲州汾阴（今山西万荣县）人（河东薛氏西支）。唐朝大臣、书画家。

曾任黄门侍郎、参知机务、太子少保、礼部尚书等职，封晋国公。唐玄宗即位后，太平公主与窦怀贞等人密谋政变。薛稷因知情不报，亦被赐死于狱中，享年六十五岁。

工书法，师承虞世南，与褚遂良、欧阳询、虞世南并列初唐四大书法家。善绘画，长于人物、佛像、树石、花鸟，尤精于画鹤，能准确生动地表现出鹤的形貌神情。有《信行禅师碑》等少数作品传世。

3、褚遂良

褚遂良（596年—658年或659年），字登善，杭州钱塘（今浙江杭州市）人，祖籍阳翟（今河南禹州），唐朝政治家、书法家。

褚遂良博学多才，精通文史。隋末时追随薛举，为通事舍人。归顺唐朝后，历任谏议大夫、黄门侍郎、中书令，执掌朝政大权。

贞观二十三年（649年），与长孙无忌同受太宗遗诏辅政，升尚书右仆射，封河南郡公。后出为同州刺史。永徽三年（652年）召回，任吏部尚书，监修国史，旋为尚书右仆射，知政事。

因坚决反对立武则天为后，被贬为潭州（今长沙）都督。武后掌权后，迁桂州（今桂林）都督，再贬爱州（今越南清化）刺史，卒于任上。天宝六载（747年），配享高宗庙庭。谥号“文忠”。

褚遂良工于书法，初学虞世南，后取法王羲之，与欧阳询、虞世南、薛稷并称“初唐四大家”，传世墨迹有《孟法师碑》《雁塔圣教序》等。

4、薛稷

虞世南（558年－638年7月11日），字伯施，汉族，越州余姚（今浙江省慈溪市观海卫镇鸣鹤场）人。南北朝至隋唐时期书法家、文学家、诗人、政治家，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陈朝太子中庶子虞荔之子、隋朝内史侍郎虞世基之弟。

虞世南生性沉静寡欲，执着且向学。历仕陈、隋二代，官拜秘书郎、起居舍人。隋朝灭亡后，被窦建德任命为黄门侍郎。

李世民灭窦建德后，引虞世南为秦王府参军、记室参军、弘文馆学士，与房玄龄等共掌文翰，为“十八学士”之一。

贞观年间，历任著作郎、秘书少监、秘书监等职，先后封永兴县子、永兴县公，故世称“虞永兴、虞秘监”。

他虽容貌怯懦、弱不胜衣，但性情刚烈，直言敢谏，深得李世民敬重，被称为“德行、忠直、博学、文词、书翰”五绝。

贞观十二年（638年），虞世南去世，年八十一。获赠礼部尚书，谥号“文懿”，配葬昭陵。贞观十七年（643年），绘像凌烟阁。

虞世南善书法，与欧阳询、褚遂良、薛稷合称“初唐四大家”。日本学界称欧阳询、褚遂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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