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经典书籍有哪些_10部必读的国学经典书籍

栏目：古籍资讯发布：2023-08-07浏览：1收藏

国学经典书籍有哪些_10部必读的国学经典书籍,第1张

国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对中国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都有影响极大。下面是我整理的国学经典书籍有哪些，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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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部必读的国学经典书籍

1《四书》

《四书》不是一本书，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本书的合称，是国学的核心，要学好国学，熟读《四书》是基本功。《大学》是相对于《小学》来说，是古时读书人入门必读经典;《中庸》是国学的心法;《论语》是两千年来国人思想的总源泉，《孟子》在宋朝后与《论语》并驾齐驱。

2《诗经》

《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的开端，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孔子说：“诗三百篇，一言以蔽之，思无邪”。《诗经》讲述的全是纯洁的思想、高尚的行为。在艺术形式上，《诗经》还略显粗糙，艺术表现也不够成熟，但却篇篇都是正能量，是涵养精神最好的诗歌，其后的唐诗宋词，虽然在艺术形态上达到了巅峰，但这方面却远不如《诗经》。

3《传习录》

读这本书，就可以知道明朝第一臣王阳明学问的梗概，著名的知行合一就来自这里。阳明龙场一悟后脱胎换骨，成为千古佳话。《传习录》这本书是阳明心学的主体，提出了满大街都是圣人、人人都有良知等观点，特别是对儒学进行了进一步阐释，使儒家思想脱离了朱熹理学的繁琐禁锢，变得简单、唯美、实用。《传习录》后来风靡日本，对日本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4《菜根谭》

《菜根谭》是明朝道人洪应明收集编著的一部论述修养、人生、处世、出世的语录世集，被认为是旷古稀世的奇珍宝训。对正心诚意、修心养性、涵养品德具有不可思议的潜移默化力量。这本书集儒释道思想为一体，通过简易的诗句和警世的喻言表达出来。读来使人心旷神怡，又感慨万千，想必是作者饱经世事沧桑后的深刻体会。所以说：“嚼得菜根，百事可做”。

5《五种遗规》

这本书是清朝名相陈宏谋所编辑，是清朝时期社会教育的教材。编者感慨于世上多有弊端，在业余时间，采录前人在养性、修身、治家、为官、处世、教育等方面的论述和事迹，分门别类为《养正遗规》(教育儿童 )、《教女遗规》(教育女童)、《训俗遗规》(移风易俗、处理乡亲邻里矛盾纠纷之类)、《从政遗规》和《在官法戒录》。这本书里收录了不少著名篇章，比如《朱子治家格言》、《心相编》等，是遵循儒家思想为人处世的很好教本。

6《曾文正公全集》

曾国藩号称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集中体现的就在这本全集中，特别是曾国藩家书，是最重要的资料。市面上很多关于解读曾国藩的书，对他的成功进行了很多分析，鱼龙混杂，不可以全信。曾国藩家书中，详细记录了他在给祖父母、父母兄弟、同僚等人的信件，有些是国家大事，更多的是家庭经营、嘘寒问暖、待人接物、为学作文的事，有的还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曾国藩作为朝廷大员，更是一代儒学大师，他处理这些事的态度、方法，是活生生的国学教材，很多可以给我们启发。

7《常礼举要讲记》

这本书是李炳南教授(雪庐老人)从中国古代的《周礼》《仪礼》《礼记》中摘录的一些日常生活中人们都需要知道的礼节。全书分为十二章，包括居家、在校、处世、聚餐、出门、访人、会客、旅行、对众、馈赠、庆吊、称呼。《常礼举要》的内容，简明实用，因为作者是近现代大儒，对礼仪的阐述很好的衔接了古代和现代，包含生活的方方面面，它比《弟子规》更详细具体，是教育儿童的不可多得的好教材，也是年轻人步入社会的礼仪必读书。而且，这本书不但讲礼仪的表面，更从儒家“仁义礼智信”的核心思想进行剖析，是学习国学很好的读本。

8《李太白集》

李白被称为“诗仙”，他的诗文充满想象力，朗朗上口、气势磅礴，代表中国浪漫主义诗文创作的最高水准。

9《杜工部集》

杜甫被称为“诗圣”，和李白一起，是中国古诗创作的两座高峰。他的诗句工整而富灵性，有现实主义的人文关怀。

10《心经》

佛学时国学的一大源泉。佛，传于印度，盛于中国。现在大乘各派，印度全绝;正法一派，全在中国。我们的禅宗，是可应用的佛教，在世间的佛教。印度人学佛，也只能来中国。佛所讲的宇宙精微，的确在儒家之上。儒佛略有不同，就是一个偏现世的多，一个偏出世的多。《心经》是般若部经典的核心，也是佛学和禅宗的精华，解心经，通佛理，是学好国学的必备根基。

国学的定义

关于国学的定义，除基本定义外，在具体的定义上，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尚未做出统一明确的界定。

一般来说“国学”又称“汉学”或“中国学”，泛指传统的中华文化与学术。国学包括中国古代的哲学、史学、宗教学、文学、礼俗学、考据学、伦理学以及中医学、农学、术数、地理、政治、经济及书画、音乐、建筑等诸多方面。现“国学”概念产生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当时 “西学东渐”改良之风正值炽热，张之洞、魏源等人为了与西学相对，提出“中学”(中国之学)这一概念，并主张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方面学习西方文明，同时又恢复两汉经学。

国学是以先秦的经典及诸子百家为根基，涵盖了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道学、宋明理学、明清实学和同时期的先秦诗赋、汉赋、六朝骈文、唐宋诗词、元曲与明清小说并历代史学等一套特有而完整的文化、学术体系。先秦诸子百家学说是共存共鸣的，没有主从关系，如果按时期所起作用而论，各家学说在各个时期都发挥着或显性或隐性作用，只是作用在的领域不同而已;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在思想教化领域起主流作用的是儒家，但其它各家学说也在不同的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比如政治领域的道家与法家、军事领域的道家、兵家、医学领域的道家、医家、还有其它各领域的各家(名家、墨家、农家……)等等，某一领域起主流作用并不代表全部。所以，国学的各个学派学说并没有主从之分，并不存在以哪一家学派学说为主体。

国学的分类方式

按四库分

国学的分类方法其一是“四库全书”的分类方法，它把国学分经、史、子、集四大类。

“经”是指古籍经典，如《易经》、《诗经》、《孝经》、《论语》、《孟子》等等，后来又增加一点语言训诂学方面的著作，如《尔雅》。

“史”指一些史学著作，包括通史，如司马迁的《史记》、郑樵的《通志》，断代史，如班固的《汉书》，陈寿的《三国志》、欧阳修等的《新五代史》等;政事史，如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等;专详文物典章的制度史，如杜佑的《通典》、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等;以地域为记载中心的方志等。

“子”是指中国历史上创立一个学说或学派的人物文集。如儒家的《荀子》，法家的《韩非子》、《商君书》，兵家的《孙子》，道家的《老子》、《庄子》，以及释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术数、艺术、谱录、杂家、类书、小说家皆入“子部”。

“集”是历史上诸位文人学者的总集和个人的文集。个人的称为“别集”，如《李太白集》、《杜工部集》、《王荆公集》等;总集如《昭明文选》、《文苑英华》、《玉台新咏》等。四库未列入的一些古代戏剧作品如《长生殿》、《西厢记》、《牡丹亭》也属集部。

按属性分

另一种是按内容属性分类，开始分为三类：义理之学、考据之学及辞章之学。

义理之学，阐明事物道理，也就是哲学;考据之学，从事历史研究，也就是史学;辞章之学，从事诗词散文以及章奏、书判等实用文体创作的，就是文学，及今天所说的文史哲等社会科学。后来又有人在此基础上又加了两个以补其不足：一是经世之学，即治国驭民的政治、经济、法律等社会科学知识;二是科技之学，即声光化电等自然科学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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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音乐“和谐”观的内涵及其变迁

　先秦音乐“和谐”观是包含音乐、审美和社会伦理在内的一种综合观念。“和谐”最初专指音的谐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谐”的内涵也发生了改变，西周开始由音和演变为政和，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和谐”观念开始普遍化、伦理化。

　关键词：先秦音乐；和谐；内涵；变迁

　“和谐”观念是我们民族在先秦时期逐渐形成的包含音乐、审美和社会伦理在内的一种综合观念，它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体现了中华民族最基本的人文精神。其含义涉及三个基本向度：声音组合的和谐、人与宇宙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而且，这些含义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的。厘清“和”的内涵及其变化的历史，对我们正确认识和理解先秦音乐“和谐”观念大有裨益。

　一、“和谐”观念的原初内涵

　“和谐”观念在我国是出现得很早的，其原初意义主要指声音的协调配合，以及通过声音的协和以沟通神人之和。我们可以从“和”的语义学、音乐发生学以及音乐目的论方面得到认识。

　1。“和”的语义学内涵

　较早出现“和”“谐”的文献要算《尚书》。《舜典》载：“帝曰：夔！命女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1］这里“和”与“谐”虽然没有直接组成一个词，但与“和谐”一词的内涵已无二致：“和”就是“谐”，“谐”就是“和”。从文中的诗、歌、声、律，到八种乐器的演奏，都协调有序，以此沟通人与神，达到“人神以和”的目的。

　关于“和”的语源、语义已经有诸多学者做过有益的探索。

　许慎《说文解字·口部》曰：“咊，相应也。从口，禾声。”又《说文·龠部》曰：“龢，调也，从龠，禾声，读与和同。”段注曰：“言部曰：调，龢也。此与口部和音同义别。经传多假和为龢。”《说文·龠部》曰：“龠，乐之竹管，三孔，以和众声也。从品仑。” ［2］

　郭沫若释“龢”字说：“考之古金文，龠字象编管之形。”由此，他说：“知龠则知龢之本义必当为乐器，由乐声之谐和始能引出调意。由乐声之共鸣始能引出相应意，亦犹乐字之本为琴乃引申为音乐之乐与和乐之乐也，引申之义行而本义转废，后人只知有音乐、和乐之乐而不知有琴弦之象，亦仅知有调和、应和之和而不知“龢”之为何物矣。然龢固乐器名也。《尔雅》：大笙谓之巢，小者谓之和。此即龢之本意矣。当以龢为正字，和乃后起字，字之从龠，正表示其从为笙，故此亦正可为互证。”［3］

　可见，龢，由龠而来，是“和”的正字，“和”是后起字，原指笙或排箫之类的乐器。因为各种乐器演奏，需要谐和，所谓“八音克谐”，因此“和”原本就有协调、调和、和谐之义。这也是先秦时期谈论“和谐”问题时总是从音乐入手，或者以音乐作比类的深层原因。

　2。“和”的音乐发生学阐释

　从发声原理说，音乐的物质基础是各种声音的振动。这些发声的物质材料既包括人类的器官，也包括自然物和人类创造的器具。那些纯净、和谐的声音使人感到悦耳动听，相反，那些不和谐的噪音使人感到刺耳难听。声音的动听与否一方面看这些声音音高、音程、节奏自身是否互相协调，一方面看这些声音音高、音程、节奏与人类生理、心理结构是否协调。音乐总是通过人类的听觉器官感知并引起情绪的反应和情感的体验。所以，先秦时期声、音、乐是分开的，声泛指一切声音，古代称之为天籁、地籁和人籁，也包括各种噪音在内；音是特指有秩序、有条理、有组织的乐音组合；乐则指诗、乐、舞混一的综合体。《乐记》曰：“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可见，音是指各种声音的和谐搭配，乐是指诗、乐、舞的和谐搭配。和谐是判别乐音与噪音的关键。反过来说，和谐起初是人们在对自然界各种声音的认识、感知中形成的观念，是对乐音最基本的审美感知。

　从音乐发生与形成来看，早期人类对声音的理解与认识是伴随着人类社会实践活动进行的。在长期的劳动和实践过程中，人类往往受一些狩猎工具如猎哨、猎角、弓弦等发出的声音、鸟类啼鸣发出的声音、溪流、大气等自然界各种声音的启发，发明了音乐这种人类早期的文化样式。《吕氏春秋》对很多古老音乐的起源和形成有较多论述。诸如伶伦为律，“听凤皇之鸣，以别十二律”、“帝颛顼好其音，乃令飞龙作效八风之音，命之曰承云”、“质乃效山林溪谷之音以歌”等。［4］其实，《吕氏春秋》是从物质的发声学角度分析音乐形成的一般规律和先王定乐依据的，具有朴素唯物主义的特色，也基本符合音乐生成的历史事实。伶伦作为律、飞龙、质等作乐的实例则生动展示了我国早期音乐形成过程中对太一自然之声的认识和模仿的情景。尽管有关古代早期音乐的形成，尤其是乐律的形成有几种不同说法，但是，他们都是从认识和模仿自然之音而来，这是符合音乐发展历史的。可见，对和谐的自然之音的认识和模仿是古代早期音乐产生的第一步。

　在此欲强调的是，和谐的自然之音是和谐的自然界各种因素和谐相处的表像，或者说，在和谐的声音背后反映的是大自然各种事物的和谐相处。正是在这样的认识中，才有了古代音乐“和谐”观念中的自然界要素之间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等内涵。

　音乐的产生动机及其社会功用何在？这是音乐在早期社会风行的社会文化基础，也是“和谐”观念内涵演进的关键因素。关于早期乐舞的产生有多种说法，其中影响较大的观点主要表现在摹仿说、游戏说、巫术说、情感表现说、说、劳动说等六种。其实，艺术起源于劳动与起源于巫术、祭祀等仪式的说法并不矛盾。原始社会，早期人类的主要社会活动是生产生活实践，由此衍生的各种仪式活动则是精神活动的主要形式，原始艺术是伴随着各种仪式活动而产生的，本身就是仪式活动的一部分。最典型的实例要数《吕氏春秋·古乐篇》对葛天氏之乐的记载。这其实是记载了一次极具巫术色彩的祭祀活动，通过乐舞的仪式来表达对先民和神物的崇敬，再现先民的劳动生活以及对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祈求。这项祭祀仪式的程式要求中有八项内容，所以乐舞也歌八阕。在这个过程中，仪式提供了人类生产实践向艺术转化的中介。上引《尚书·舜典》的记载就更能说明问题了。舜帝命夔典乐的最终目的是通过“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的和谐音乐的表演达到“神人以和”。从《吕氏春秋·古乐篇》所载，从颛顼到商汤等上古时期制作乐舞的情形可以看到乐舞的主要社会功能是祭神的：颛顼令飞龙效八风之音所作《承云》之乐“以祭上帝”；帝喾命咸黑作为声，歌九招、六列、六英“以康帝德”；尧命质所为《大章》乐“以祭上帝”；舜修《九招》以明帝德；禹作《九成》以昭其功；汤作《大濩》以见其善，等等。［5］

　二、从音“和”到政“和”：西周礼乐文化观念的渗透

　在原始的习俗与祭祀活动中乐与礼配合使用是“自为”的行为，殷人强化了“神人以和”的功利性。到西周，成王“作《周官》，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6］这种“礼乐”制度人为地将礼乐结合，相须为用，所谓“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使作为宗法制度为基础的礼从外部给人提供一种强制的社会规范，而乐则从内部为人塑造一种自律的文化规范，从而达到“整民”作用。后来，《礼记·乐记》对周代礼乐一体的精义的论述可谓经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计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这便是周代制礼作乐的用意所在。

　在西周制礼作乐的社会文化背景中，他们对“和”的内涵赋予了新的意义，其中史伯、晏子、单穆公和伶州鸠的论述最为典型。

　史伯以自然界生物生息繁殖、世界阴阳五行配合、五味调和、六律协和规律以及先王为政实例等来说明“和”“同”之别，希望周幽王能认识到“和生物”而“同不继”的道理。［7］此时的“和”已经不仅仅是音和了，其意义远远扩大了：既有声音之和，也有阴阳之和、自然万物之和、君臣上下之和。

　周景王二十三年，景王想铸无射大钟，征求群臣意见，其卿士单穆公从钟“大不出钧，重不过石”的先王制度和以言德民的为政之道方面进行劝阻。单穆公的逻辑思路是：钟声以为耳，耳所不及非为钟声，因为听和则聪，聪则言听，以言德于民，（历史论文）才能归心与君。今大王所作钟“听之弗及，比之不度”，所以，钟声不可以知和。显然，这里评判钟声是否和谐的主要依据是政治是否和顺。伶州鸠首先提出“夫政象乐，乐从和，和从平”的观点，将为政与作乐联系在一起论述，体现了伶州鸠对音乐“敬天保民”社会功能的认识。二十四年，大钟铸成，当景王谓伶州鸠曰“钟果和”时，伶州鸠的回答更有深意：“上作器，民备乐之，则为和。今财亡民罢，莫不怨恨，臣不知其和也。”这里径直以“民备乐之”作为“和”的评判标准。可见，单穆公与伶州鸠评判音乐“和谐”的重要标准之一是政治的“和谐”，具有很强的民本思想。

　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礼记·乐记》对音乐的政治功能作了合理的解说：“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是故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审乐以知政，而治道备矣。”

　三、“礼崩乐坏”与社会伦理重构：“和谐”观念的普泛化、伦理化

　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雅乐趋于败落，新声逐步兴起，得到统治者的普遍认同。而以郑声为代表的新声与先王礼乐“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礼记·乐记》）的传统观念相违背。于是，恢复雅乐、强化礼制、强调音乐教化作用，以确立君臣、父子、大小、尊卑的政治、社会格局的观点便应运而生。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将美与善相结合，提出“乐而不*、哀而不伤”（《论语·八佾》）为核心的“中和”思想，强调音乐应该合乎礼的要求，音乐的感情必须受德的规范、礼的制约。荀子重视音乐的社会功能，认为雅、颂之乐和礼义一样，具有使社会免于乱而归于治的作用。他提出“故乐者，审一以定和者也”的论断，并根据“审一定和”认为音乐既可使君臣和敬、父子和亲、长少和顺、民心归附、天下大齐，又能使个人血气平和、心志向善，社会关系和睦、同心同德的功用，因此，得出“故乐者，天下之大齐也，中和之纪也”的论断。由上可见，儒家和谐音乐思想集中体现为以礼为本、礼乐配合、治国治人。在价值论上强调音乐的社会功能和伦理教化作用，从而将之上升为认识一切事物的方法论。《礼记·中庸》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要求处理一切事物，必须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上下兼顾，取其中庸。这是对孔子音乐之“中和”思想的总结和提升，即所谓的“中庸”之道。

　老子提出“音声相和”的观点，认为不和谐之声与和谐之音既相互对立，又相互协和，因此在对待音声问题上也应与对待有无、难易、长短、高下一样“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8］。庄子的音乐思想的核心是倡导适性之乐，既不能为音声之乐而贪求，也不能为不得音声之乐而忧惧，提出“至乐无乐”的命题，强调适行而为。可见，老庄的“和谐”观强调的是人与自然、天地宇宙的和谐。

　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对“和谐”观念的普泛化解释，是为了重建社会伦理秩序的需要，在对先王古乐的倡导与弘扬、对新声的贬斥中建构起来的。现实中，古乐再也没有因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的积极鼓吹和重建而得以重生，新声以其极强的情感渲染能力而日益繁荣。可是，西周礼乐的传统和精义却在孔子等人的总结归纳和宣传中得以提升，使之朝着社会伦理、方法论和宇宙观等哲学意识方面发展。汉代董仲舒《春秋繁露》，融合阴阳、五行思想，对“中和”进行新的阐释：“中者，天下之所终始也；而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夫德莫大于和，而道莫正于中。……是故能以中和理天下者，其德大盛；能以中和养其身者，其寿极命。”此时，“中和”已经不仅仅是音乐观念和审美标准了，而是一种治国的伦理标准和哲学思想，成为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核心内容。

　综上所论，先秦“和”的内涵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夏、商及以前的史前期，“和”的初始意义主要是指声音的“和谐”以及由音乐而引起的神人和谐。第二，西周到春秋时期，“和”意识向社会政治层面渗透，使音乐的“和谐”观主要体现为“和同”、“中和”，赋予“和谐”自然、社会、人生的多重内涵。第三，春秋战国时期，基于“礼坏乐崩”后的社会、伦理价值重构，诸子们开始对“和谐”内涵进行挖掘和提升，孔子的礼乐之和与人伦之和赋予“和谐”伦理道德、人性人情的内涵；老庄的天地之和、阴阳之和，侧重与天道、自然的结合。随着诸子的深入阐发，使“中和”成为社会思想的主流，汉代董仲舒将中和与天地人、阴阳五行、伦理道德相结合，建构了完整的宇宙论体系和方法论原则，使以“中和”为核心内涵的“和谐”思想已经由音乐审美观念演变成中华民族具有主导性的政治伦理准则和文化审美标准，从而成为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核心。

　参考文献：

　［1］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31页。

　［2］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57、85页。

　［3］《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甲骨文字研究》，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3——106页。

　［4］［5］吕不韦：《吕氏春秋》，（诸子集成本），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51——52、51——53页。

　［6］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35页。

　［7］《国语·郑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515——516页。

　［8］蔡仲德：《中国音乐美学史》，人民音乐出版社2003年版，第141页。

经部——儒学经典

　　经部分为“易类”、“书类”、“诗类”、“礼类”、“春秋类”、“孝经类”、“群经总义类”、“四书类”、“乐类”、“小学类”“石经类”、“汇编类”，主要是儒家经典和注释研究儒家经典的名著。重要书目如：《周易》、《尚书》、《周礼》、《礼记》、《仪礼》、《诗经》、《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

　　古籍

　　史部——各种体裁历史著作

　　史部分为“正史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别史类”、“杂史类”、“诏令奏议类”、“传记类”、“史抄类”、“载记类”、“时令类”、“地理类”、“职官类”、“政书类”、“目录类”、“史评类”、“汇编类”，重要书目如：《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战国策》、《宋元明史纪事本末》等等。

　　子部——诸子百家及释道宗教著作

　　子部分为“儒家类”、“兵家类”、“法家类”、“农家类”、“医家类”、“天文算法类”、“术数类”、“艺术类”、“谱录类”、“杂家类”、“类书类”、“丛书类”、“汇编类”、“小说家类”、“释家类”、“道家类”、“耶教类”、“回教类”、“西学格致类”，重要书目如：《老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管子》、《尹文子》、《慎子》、《公孙龙子》、《淮南子》、《抱朴子》、《列子》、《孙子》、《山海经》、《艺文类聚》、《金刚经》、《四十二章经》等等。

　　集部——诸子百家及艺术、谱录

　　集部分为“楚辞类”、“别集类”、“总集类”、“词曲类”、“闺阁类”，重要书目如：《楚辞》、《全唐诗》，《全宋词》，《乐府诗集》、《文选》、《李太白集》、《杜工部集》、《韩昌黎集》、《柳河东集》、《白香山集》等等。

　　定义

　　国学，现在一般提到的国学，是指以先秦经典及诸子学为根基，涵盖了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和同时期的汉赋、六朝骈文、唐宋诗词、元曲与明清小说并历代史学等一套特有而完整的文化、学术体系。因此，广义上，中国古代和现代的文化和学术，包括中国古代历史、思想、哲学、地理、政治、经济乃至书画、音乐、易学、术数、医学、星相、建筑等都是国学所涉及的范畴。

是央视自己创作的。

《典籍里的中国》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与央视创造传媒联合推出的大型文化节目，由撒贝宁担任当代读书人，王嘉宁担任节目主持人，田沁鑫担任艺术总监。

节目聚焦优秀中华文化典籍，通过时空对话的创新形式，以“戏剧+影视化”的表现方法，讲述典籍在五千年历史长河中源起、流转及书中的闪亮故事。

节目于2021年2月12日20:00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首播。

节目特色

《典籍里的中国》聚焦享誉中外、流传千古的典籍，讲述从典籍出发的中华文明史。节目依托典籍的文化IP，另辟蹊径捕捉典籍中的亮点，把“珍珠”串联成文化之链，构建成深刻全面且有洞见的文化传播、交流的历史图谱，对中华文明脉络进行梳理。

节目设立“历史空间”、“现实空间”两大舞台创新节目形态，在历史空间中采用影视化拍摄手法，对典籍的故事进行可视化呈现。

节目邀请知名导演担当影视指导，口碑佳实力派的影视嘉宾进行故事演绎，结合环幕投屏、AR、实时跟踪等舞台技术，展现千年历史中经典书籍的诞生源起和流转传承。

节目针对新媒体平台进行深度开发，设计网络衍生综艺、短视频、新媒体互动产品等多种内容产品，实现大小屏联动的“叠加刷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