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农，又称炎帝、农皇，姓姜，名魁。传说中农业和医药的发明者 ，是距今约4700年原始农业社会的首领，在位一百二十年。与传说人物燧人、伏羲合称“三皇”。《淮南子·修务训》载：“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一日而遇七十毒。”后世有神农尝百草而始有医药之传说。神农历来被视为药物的发现者和使用者，尊奉为中国医药学之创始者。正因为如此，我国第一部系统论述药物的著作，被命名为《神农本草经》，即寓有尊崇怀念之意。几百万年前，人类的生活十分艰苦，风雨雷电、洪水猛兽、瘟疫和伤病时刻威胁着人类的生命。但是人们凭借着生存下去的本能，和无尽的智慧，战胜了自然界的种种灾难。在这场斗争中，草药的发现对于挽救人们的生命和治疗伤痛和疾病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完成这一艰苦的工作的，就是中医史上一位传奇般的人物——神农氏。神农氏是一位勤劳勇敢、聪明善良的人，他见到人们被疾病和伤痛折磨著，心中很是不安，便下定决心去寻找可以治病救命的药物。他顶烈日、冒酷暑地在山野之间采集各种草木的花、实、根、叶，细心的观察形状，仔细的品尝味道，并体会服食之后的感受。这些药物，有的酸，有的甜，有的苦，有的辣；吃下去以后，有的使人寒冷，有的令人燥热，有的清凉爽口，有的温润滋养；有的能止痛，有的能消肿，有的使人呕吐、腹泻，也有的让人精力倍增，甚至还有的具有强烈的毒性，服食之后，痛苦难当。即使是经常会遇到可怕的毒性草药，甚至威胁生命，神农氏依然抱着为民除病的信念，没有一刻耽搁的采摘、服食、品尝和记录。终于有一天，他掌握了几百种草药的性味和功用，把它们带给了在病痛中挣扎的人。从此，人类的生命得到了更加安全的保护。这便是神农氏，他还是我国原始农业的发明者。他教人们开垦土地，播种五谷，带动了原始社会后期，由渔猎畜牧到农业经济的转变和发展，他，便是以“大德”闻名于世的三皇之一——“炎帝”。“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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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源自青藏高原的巴颜喀拉山，长5464千米，是我国第二长河，也是世界著名大河之一，内蒙古自治区的河口以上为上游，河口到河南的旧孟津为中游，旧孟津以下为下游．根据题意．

故选：C．

（1） 朱仙镇（河南）

河南开封县的朱仙镇，位于河南省开封市南20公里处，与广东的佛山、江西的景德、湖北的汉口同为我国的四大商埠重镇。相传战国为朱亥故里，亥居仙人庄，故名朱仙镇。朱亥本是一位屠夫，因勇武过人，被信陵君聘为食客，以后曾在退秦、救赵、存魏的战役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因此，信陵君的盖世英名也是与他发现和任用朱亥分不开的。朱仙镇的全盛时期是明末清初。当时全镇面积为25平方公里，人口二十多万，民商四万多户。镇内街道纵横、百货云集。贾鲁河将全镇分为东镇和西镇。明清两代东镇是重要市街。乾隆以后，因黄河决溢，镇中屡遭水患，东镇地势较低，商贾多由东镇移至西镇。朱仙镇木版年画起源于唐，兴于宋，鼎盛于明清，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是我国四大木版年画之一，岳飞曾在这里大败金兵，取得朱仙镇大捷。岳飞曾有以五百精骑大破十万金兵的壮举，金兀术也不得不感叹“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2）景德镇（江西）

景德镇历史悠久，文化灿烂。雄踞长江之南，素有"江南雄镇"之称，历史上与广东佛山、湖北汉口、河南朱仙镇并称全国四大名镇，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全国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和国家甲类对外开放城市。1953年6月政务院批准景德镇市为江西省直辖市，现辖一市一县两区，即乐平市、浮梁县、珠山区、昌江区，面积5256平方公里，人口152万，其中市区人口50万。 景德镇是中外著名的瓷都，制瓷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史籍记载，"新平冶陶，始于汉世"，可见早在汉代就开始生产陶瓷。宋景德元年（1004年），宫廷诏令此地烧制御瓷，底款皆署"景德年制"，景德镇因此而得名。自元代开始至明清历代皇帝都派员到景德镇监制宫廷用瓷，设瓷局、置御窑，创造出无数陶瓷精品，尤以青花、粉彩、玲珑、颜色釉四大名瓷著称于世。"毛泽东用瓷"、上海"APEC"用瓷及国宾馆用瓷以及各类艺术陶瓷倍受世人赞赏。景德镇瓷器享有"白如玉、薄如纸、声如磬、明如镜"的美誉。郭沫若先生曾以"中华向号瓷之国，瓷业高峰是此都"的诗句盛赞景德镇灿烂的陶瓷历史和文化，陶瓷把景德镇与世界紧密相连。

（3） 佛山镇（广东）

佛山,地处珠江三角洲腹地,水路踞广州上游而处西江、北江下游,是水路通达省城的必经之路。地理位置上毗邻港澳,水陆交通四通八达。古籍记载:“诸宝货南北互输,以佛山为枢纽,商务益盛。”繁荣的商贸带动了以手工业为主的制造业迅速发展。到明清时期，佛山与湖北汉口镇、江西景德镇、河南朱仙镇合为“中国四大名镇”。逐步发展成为岭南地区商品集散地和冶铸、陶瓷、纺织、中成药等制造业的中心。以至与京城、汉口、苏州合称为“天下四聚”。繁华的商贸活动和兴旺的手工制造业孕育了中医中药行业的迅速发展。

（4） 汉口镇（湖北）

湖北省武汉市的汉口，四大名镇之首，处于长江中游，古代以水运为主，有“九省通衢”之称，后铁路运输发展，水陆并运，因处于我国南北中间位置，与其他省市联系方便。

词目 三坟五典

发音 sān fén wǔ diǎn

释义 相传为我国最早的古籍。

出处 《左传·昭公十二年》：“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

三坟五典几人知 继承中华文明，要从源头抓起

弘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要从一点一滴做起

人类发明使用文字的历史，或许可以追溯到10000年前，这与我们如何判断什么样的符号属于文字的标准有关，当然也与考古发掘工作的进展有关，而且也与古文字信息载体的耐久性有关。事实上，人类文明是一种存在的过程，而记录这种过程的信息及其载体，也是多种多样的。

一般来说，人类文明的信息记录，包括主观记录和客观记录两大部分。所谓主观记录，是指人类用符号记录自己的生存信息，用实物保留自己的生存信息。所谓客观记录，就是人类无意间留下的生存信息，例如遗弃的石器、用火的痕迹、吃剩的兽骨，以及由于人类的生存而对自然环境及其生物的物种结构所造成的可以察觉的变化。

对于中国来说，在先夏时期（4200年前至10000年前）就已经出现了相当多的文字符号或类似文字的图画、图案、符号。不过，我们今天通常只能够在陶器、骨器、玉器、青铜器、岩石等耐久性的载体上，看到这些文明信息的符号；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古代先民不曾在其它载体上留下过文明信息符号，因为许多不耐久的载体可能已经消失了。例如，远古神话传说就是一种人类早期记录信息的载体，在中国的远古神话传说中就记有伏羲时代创造的复杂符号体系（八卦符号），黄帝时代创造出完整的文字体系（苍颉造字）。

在中华民族的记忆中，先夏时期中国有四部非常著名的著作，它们分别被称为《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左传。昭公十二年》记有楚灵王称赞左史倚相：“是良史也，子善视之，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也就是说，在公元前530年，楚国的左史倚相就以能够读懂上古名著而闻名于朝，遗憾的是《左传》没有说明这些上古名著的内容和形式。

据说是孔子撰写的《尚书序》则称：“伏牺（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尧）、虞（舜）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书，虽设教不伦，雅诰奥义，其归一揆，是故历代宝之，以为大训。八卦之说，谓之《八索》，求其义也。九州之志，谓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风气所宜，皆聚此书也。”

问题是，为什么三皇时代的书称为“坟”、五帝时代的书称为“典”、伏羲时代的书称为“索”、帝禹时代的书称为“丘”？《尚书序》的回答是“坟”有大的意思，“典”有常的意思，“索”有求的意思，“丘”有聚的意思。显然，这是从上述用字的含义上来解释的，并没有涉及这些远古典籍所使用的载体是什么材质。

在相当一段时间里，笔者都不假思索地接受了《尚书序》的说法，或者说根本就没有去追究这种说法是否合理，更不用说去探讨是否还有其它的解释了。然而，随着对符号学的深入思考（参阅笔者所著《符号之谜》一书，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特别是1997年以来对《山海经》的考证，以及对帝禹时代绘制《山海图》可能采用的信息载体的思索（目的是在今天重新绘制山海经艺术地理复原图，这项工作已完成，包括42平方米的《帝禹山河图》），笔者开始意识到“坟”、 “典”、“索”、“丘”可能是指不同的图书符号载体。

众所周知，“坟”的正体字由土和贲构成，异体字由土和文构成。根据《辞海》，它有多种含义：墓，土之高者，水涯，大，顺貌，土松而起貌，书籍的一种。因此，《尚书序》将《三坟》的坟字解释为大，颇为勉强。在笔者看来，《三坟》里的“坟”字，其实是指当时的图书载体和文字载体是用土制成的，它可能是一种类似两河流域的泥版，也可能是陶版（包括陶制器皿）。从广义的角度来说，土也包括石头，因此《三坟》之书，也可能采用石板载体。事实上，人类很早就在泥土上和石头上作画写字了，例如，直接在泥地上刻画（中国文字的发明，就曾受到鸟兽足迹的启发），在洞穴上和岩石上作画，在卵石上写字（这种有字的石头，被称为会说话的石头），而古希腊人所说的象形文字的本意是指埃及人刻在石头上的圣字，摩西在西奈山从上帝那里获得的《十戒》，也是刻写在石板上的。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汉字的坟，也可以解释为有文字的泥版。

“典”字的含义有：常规，法典，典章，主其事也，质物（典当），姓（太昊娶少典氏），典籍（原特指五帝之书，我们今天知道其内容的只有尧典和舜典）。那么，这种被称为“典”的书，到底是一种什么模样呢？这就要从典字的象形来追溯了。在汉字里，典、共、供、具、兵、其、六等字，以及冀、黄、翼和异的原形正体字，都有一种共同的符号，即一横下面加两个支撑状的点，这种符号的象形含义乃是一个陈列架或陈列物品的有腿的桌几；当然，这不是普通的桌几，而是用于陈列重要物品的器具，通常都用于重大仪式或宗教巫术仪式上。

因此，“典”的原义是指一种陈列或安置在桌几上的具有重要意义的文书，它的作用相当于公告牌、公约板、神谕碑、法规文书和行为规范告示。它可能是从契约演化来的，即把小巧的便于收藏的契约大型化、公开化、庄严化，其材质可以是木板、竹板、石板，也可能是皮革、丝帛（附着在硬质材料上）。典这种文书的发明者，应当就是少典氏部落。典的进一步演化就是册，史载殷先人“有典有册”，册就是后来的竹简或木简，它们是由典的不断小型化、轻便化、折叠化、卷曲化而形成的。

“索”字的含义有：大绳，绞，法，独，尽，搜求，牵引，愿欲，须要，涕流貌。但是，索作为一种文书或信息载体，应当是指结绳纪事符号体系，或许还包括以丝帛或其它编织物为载体的文书（在丝帛上写字绘画，或者编织出能够传递信息的图案符号）。事实上，中国人最先发明了养蚕和丝帛，因此也就有条件用丝帛作为信息载体；类似的例子是，由于中国制造出了又细又长又轻又结实的绳子，以及又轻又薄又结实的丝绸和纸，因此中国人才能率先发明风筝。从这个角度来说，八卦原名八索，也就顺理成章了。所谓《八索》就是丝帛文书，它源于结绳纪事和结绳占卜（卦的字形含义原指测时，结绳符号的功能之一也是计时）；这就是《尚书序》称“古者伏牺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的由来。

“丘”字的含义有：阜，山，土之高者（或曰，四方高，中央低为丘），墟，大冢，墓，空，大，聚，区域（四邑为丘）。从字形来说，丘指有平缓坡度的地形地貌。问题是，兵字为什么也要用丘字符呢？其实，兵字实际上是斤和陈列桌几的合形，即把“斤”这种兵器（斤就是斧，具有斜面形状）陈列在桌几上，相传这是由蚩尤最先发明的，所谓“蚩尤作兵”即蚩尤部落最先把兵器作为神器来供奉。

那么，《九丘》这部书，为什么偏偏要选择用丘字来形容或指称呢？《尚书序》取其“聚”的含义，应当说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并不完全。这是因为，丘还有山川的意思、区域的意思、庞大的意思、空墟的意思和大冢（通常都有丰富的随葬品）的意思。有趣的是，上述含义综合起来，很像是一种模拟的实物地图，即在不同模拟区域上有着象征该地理方位的物产，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在社稷坛的五色土上陈列着相应方位的物产。更深一层地说，“丘”字在《九丘》中的使用，还表示中央的统治权力遍布天下东西南北中的所有区域。

有鉴于此，《尚书序》所谓“九州之志，谓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风气所宜，皆聚此书也”，实际上正是《山海经。五藏山经》的另一种说法，或者是《五藏山经》的另一种版本。根据笔者对《山海经》二十余年的研究，认识到《山海经》一书系由帝禹时代《五藏山经》、夏代《海外四经》、商代《大荒四经》、周代《海内五经》合辑而成，时在春秋末年，编辑改写者为公元前516年追随王子朝携周室典籍奔楚的原周王室图书档案馆的学者或其后裔。而且《五藏山经》具有地理实测和国土资源考察基础，其地理方位基本可寻，其地形地貌基本符合4200年前的中国景观，实乃中华文明与文化第一历史宝典，亦为人类文明的共同文化遗产。

因此，《九丘》是一部实物地图地理书，它平铺在一处圣洁的地面上（不需要桌几或支架），有点象今天的模型沙盘，也可能是一幅巨画，画有五区九州的山川地貌和物产，以及那里的人文景观。或许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吧，1999年9月9日，笔者和夫人孙晓琴历时多年，终于创作完成42平方米的巨画《帝禹山河图》，将《五藏山经》所记载的东、西、南、北、中五个区域的447座山，以及河流258处、地望348处、矿物673处、植物525处、动物473处（其中许多神奇的动物都是由人装扮的）、人文活动场景95处等等内容全部绘出。为此，笔者曾欣然作诗曰：“功成洪水退，帝禹定九州，踏勘海内外，千古一图收。”大禹若有灵，当惊图复出矣！

综上所述，可知《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确实是中华民族最古老的典籍，继承中国传统文化，有必要从源头抓起，弘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有必要从一点一滴做起，是为此文。

《左传》昭公十二年载，楚王赞扬左史倚说：

是良史也。于善视之，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

什么是三坟五典，后世争论不休。东汉贾逵说，三坟即三王之书。马融说：三坟就是三气；阴阳始生天、地，人三气。张衡说：三坟就是三礼。礼为“大防”，坟也是“大防”。大防，就是今天说的根本原则、主要界限。马融的学生郑玄据《周礼》上说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认为三坟五典就是三皇五帝之书。但三皇是谁又众说纷纭。郑玄说是伏牺、女娲、神农，有人说是伏牺、燧人、神农，有人说是伏牺、祝融、神农，有人说是天皇，地皇，人皇。但天皇地皇人皇又是谁，也说不清楚。

也有人说:三坟指的是三皇，即伏羲氏、神农氏、黄帝的著作；典指的是五帝：少昊氏、颛顼氏、帝喾、尧、舜，记载五帝事迹的书，叫作五典。三坟五典是中国最古老的书，早已经失传了。坟的本义是指高大的土堆，不是说死人的坟头是坟。人死了埋在一个地方，要弄一个标记，防止以后再来扫墓找不到了，就在地上堆一个土堆，叫作坟头，但这并不是坟的本义。

昔日的石鼓山，建有一个道

院一一‘‘寻真观”。唐时刺使齐映在此

建有“合江亭”，后改为“绿净阁”，

所谓“绿净”，据韩愈诗“绿净不可

唾”。现“绿净阁”还有对联曰:“此

真净绿唾不可;我实才薄歌奈何”。这

下联是据《石鼓歌》中“才一薄将奈石

鼓何”诗句改写而成，隐射“石鼓”

二字。到了元和年问，衡阳人李宽在

此结庐读书。宋至道间，由衡阳人李

士真出资在这里建一所书院。景枯二

年(103年)衡阳太守刘坑请求朝廷

为书院颁发“石鼓书院”的匾额。从

此，来此学习的人逐渐增多，书院也

就闻名江南，成为我国宋代四大书院

之一‘“

石鼓山五除石鼓书院外，还有

“朱陵后洞，’o道书中说，“南岳为朱

陵洞天，此为后洞飞并传有董奉先在

此炼丹，杜甫《惜昔行》诗中，还有

“忆昔衡阳董炼师”之句。还有武侯

祠、合江亭、禹碑亭、七贤祠等。相

传诸葛亮曾住在石鼓山上。石鼓书院

鼎盛时，朱熹和张域均在此讲学，范

成大曾有诗赞日:岭嗜蹬浮苍诸、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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