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族的资料，彝族的资料！ 1、彝族源起与称谓

彝族自称“诺泼”、“诺苏泼”。汉晋文献中称“夷”，唐代称“东爨蛮”，宋以后称“乌蛮”或“夷”。元开始，多以“罗罗”为族称，其后又称“倮倮”或“倮夷”。彝语中“罗”意为虎，“罗罗”为“罗”叠称。最初，彝族自称“罗罗”，自命为虎族。在盘县淤泥河一带彝族老人中，有将“罗罗”说成“撸罗”，意为龙虎。“罗罗”还有“卢鹿”、“倮倮”等别译。由于封建王朝推行民族歧视政策，有封建文人将“罗罗”写成“猡猡”或“裸罗”，极伤民族感情。建国后，党中央和中央人民 确定以鼎彝之“彝”作为各地区各支系彝族的统一名称。

盘县境内的彝族经历了漫长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东汉、三国之际，彝族便是贵州西部人口最多、影响最大的民族。贵州彝族先民，有的学者认为是夜郎“夷族系统”的夷人演变而成的，有的学者认为是源于古代氐羌族群“昆明”支系。按彝文古籍记载，东汉后期，彝族先人笃慕俄娶妻三人，共生六子，世称“六祖”，即史慕雅枯、慕雅怯、慕雅赛、慕雅卧、慕克克、慕齐齐。其子孙又繁衍为六个系，分别为：武系、乍系、糯系、恒系、布系、默系。有研究认为，市境内的彝族主要为布、默两系的后裔。早期入住的彝族先民少，被当地濮人同化，至今水城县仡佬族中，还有被称为“彝仡佬者”，其语言习俗，有一部分与彝族相通。

盘县境内彝族现有龙陇姬安陆（卢、禄），班沙高李武、唐谢王张管、余恭姚石胡、毛顾甘赵杜、柳苏兰支普、万车尹周金、海田杨黄刘、耿董毕邓等40余个姓

2、彝族人口与分布

盘县境内彝族呈小聚居、大分散状态分布，1992年撤区并乡以前，其聚居区主要有9个彝族乡，分别为：坪地彝族乡 、四格彝族乡 、松河彝族乡 、鸡场坪彝族乡 、旧营白族彝族苗族乡 、保基苗族彝族乡 、淤泥彝族乡 、 普古彝族苗族乡、马场彝族苗族乡、彝族人口96101人，另外，板桥镇、玛依镇、滑石乡、羊场乡彝族村寨也较多。

（二）民俗

1、婚俗

彝族的传统婚姻独特而风趣。婚姻形式有两种，一种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婚姻，一种是男女青年自由恋爱结成的婚姻。一般婚姻都有以下四个过程：介绍人（彝语译音“福纠”）、提亲（译音“妻纠”）、定亲（译音“阿曲祖”）、送财礼（译音“肘合”）、嫁娶（译音“阿买妻”、“妻客”）。

提亲。彝族男女青年在公共场合或经介绍相识后，常相约到野外对歌（译音称“曲谷”）或单独幽会互吐爱恋之情。直到谈婚论嫁，彼此对婚事都无异议后，男方的父母就要请介绍人到女方家试探。介绍人几经试探，觉得婚姻有望，便正式告之男方及其父母，男家于是准备好酒、燕麦炒面等与介绍人一同正式到女方家提亲。父母包办者，首次提亲女方父母不受礼，介绍人须三番五次上门，费尽口舌，方得允诺。盘县坪地乡一带还有所谓“投石落地，一言为定”习俗，即丢个石头看到落地，表示答应亲事。

定亲。由男方家择定吉日，介绍人领着男方及其父亲、叔、伯等，带一升燕麦炒面、两瓶酒和两段布（给女方及其父母）到女方家正式确定婚姻关系，吃订亲酒。是时，女方家要杀一只公鸡和一只母鸡（象征阴阳相配）宴客，并邀族中长辈陪席。席间由主人分雌雄鸡头、鸡翅、鸡腿等，按宾主分食。饭后主人将宾主吃剩下的鸡骨进行仔细占卜，分析判断婚姻的吉福。然后将四支鸡卦（鸡股骨）雌雄搭配成对，用五色彩线捆扎好，男女双方各持一份作为订婚凭证。

择日。两家经过反复协商同意后，由男方家择定送财礼的吉日。到时，介绍人带领男方及其至亲叔伯等（人数必须为双数），携带商定好的钱物、婚嫁吉日帖（结婚日期）到女方家。次日，女方家杀鸡宰羊招待，并请族人至亲>>

关于彝族的资料 彝族是中华民族最古老的一员，拥有渊远的历史、古老迷人的彝族风情。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彝族人民养成了能歌善舞的特性，拥有丰富多彩的民族民间音乐舞蹈艺术，民族节目灿烂多姿。此外，他们还拥有独特的饮食、起居、婚丧、服饰，待客及庆典礼仪尽可让人返朴归真，体验古老的文明之韵味。

（一）历史悠久的彝族文字

彝文的起源和历史，说法很多，迄今无定论，传说有毕阿史拉则（1500年前）在大森林听神鸟传经记写毕摩经书一事。据彝族谱系，毕阿史则迄今已有六十多代，美姑县人，凉山解放后仍有石砌经库，（“文革”中被毁），其可推至汉晋时期。到隋唐时期，彝文已具有一定规模，后世又续有增补，明清时代已相当发展，现在遗存的许多彝文碑刻，经典抄本，都是这段时间的产物。到目前为止各地的彝文总数在万字左右，但较常用者只有一千多字。1974年，制定了统一的彝文规范方案，简化统一的819个单字。

（二）彝族古老的神话和传说故事

彝族民间流传着大量的神话和传说，其中最具代表性并有彝文记录的是从史诗《勒俄特衣》中反映出的神话。史诗叙述了宇宙的变化，人类的起源，祖先的迁徙等12个方面的内容。这些故事既是独立的，又是相互联系的，它以磅礴的气势，生动的形象，朴素的语言，反映了彝族人民在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初期的一些背景。

（三）彝族音乐

彝族音乐丰富多彩，歌曲、舞蹈、器乐优美动人，具有鲜明的民族艺术风格。

歌曲有俄、雅、左、格等名目。

俄，即唱的意思，有多种曲调，如“牛牛俄”，“阿莫尼惹俄”等。

雅，这是一种独唱山歌，常在高山放牧，野外耕种或游玩演唱。演唱者一般为男女青年，多是即景生情，表达渴望自由、爱情，追求幸福的情感，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

左，彝族称阿丝木莫左，是一种婚礼歌。

格，又叫策格或承阿古格，一种悼念死者或祭祀活动时演唱的歌曲，也是因为“阿古阿……哦叹嘎啦”为每段开头而得名。这是一种合唱的歌曲，一般以十人为一队，列队边舞边唱，歌词由领唱者即席创作，一般是主客双方各自组队演唱，参加者女均可。

乐器，彝族的民乐器较丰富，常见的有口弦、月琴、胡琴、笛子、唢呐、葫芦笙、皮鼓、铜铃以及木叶等，而以口弦、月琴和笛子流传最为广泛。

彝族传统的舞蹈有：节日舞、婚礼舞、悼念舞、或丧事舞、宫廷舞和铃鼓舞、劳动舞和征战舞、对脚舞、赶街舞、手帕舞、手镯舞、轮翻舞等。

节日舞主要有欢度火把节跳的“都火舞”。这是一种大型的女子集体舞。舞蹈队形有圆圈式和双行横队排列式两种，而以圆圈式为主。一般以三至五十人组成，每圈有一人领舞领唱，其余舞伴都尾随其后边唱边舞，同时，每人左手持一把伞，右手拉着前面一人的衣襟，形在一个个舞圈。一个火把场上，往往都有数十个，甚至上百个这样的舞圈在跳舞。参加跳舞可达数百人、数千人之多。这是凉山彝区火把节上最为壮观的场面之一。

（四）彝族美术

彝族的美术，在劳动人民长期的积累和创造下，取得一定的成就，并别具风格。

绘画，凉山彝族没有专门的绘画艺术，仅在毕摩的经书可以看到日、月、人、鸡、虫等图形，所画的人物，鸟兽、花草等图形，所画人物则系神话传说中的神人支格阿龙。传说支格阿龙曾经射日月，并将地上的动物打小，因而在画支格阿龙的时候，伴随画日、月、人、鸡、虫等。这些由点、线组成的白描，给人一种原始古朴的美感。

雕刻，过去彝族的统治阶级的房屋、屋基、柱础、檐柱和锅庄石上，往往有工匠雕刻的人物、鸟兽、花草等图案。此外在常用的宝剑、长刀柄上，也有工匠雕刻的美丽的花纹。

刺绣，凉山彝族妇女擅长刺绣，常常在擦尔瓦、头巾、衣>>

彝族的生活习惯和资料 大多数彝族习惯于日食三餐，以杂粮面、米为主食。手沙江、安宁河、大渡河流域的彝族，早餐多为疙瘩饭。即将玉米、荞麦、小麦、大麦、粟米等杂粮磨成粉，和成小面团，加水煮成面疙瘩，也称疙瘩饭，有酸菜、豆豉、辣椒等即可，午餐以粑粑做为主食，备有酒菜。粑粑是将杂粮面和好，贴在锅上烙熟，也有将和好的面发酵后，再贴在锅上烙熟，称为泡粑。在所有粑粑中，以荞麦面做的粑粑最富有特色。据说荞面粑粑有消食、化积、止汗、消炎的功效，并可以久存不变质。贵州女宁荞酥已成为当地久负盛名的传统小吃。晚餐也多做疙瘩饭，一菜一汤，配以咸菜农忙或盖房请人帮忙，晚餐也加酒、肉、煮豆腐、炒盐豆等菜肴。在春、夏季里，喜用酸菜或干板菜（白菜或青菜白水煮熟后晒干即成）拌豆米煮成酸汤作菜。也有将玉米磨成米粒，去麸皮，与大米合在一起蒸熟作为主食，还有是将各种面粉擀成粗面条，作为主食。吃饭时，长辈价上方，下辈依次围坐在两旁和下方，并为长辈添饭、挟菜、泡汤。

肉食以猪、羊、牛肉为主。主要是作成“坨坨肉”、牛汤锅、羊汤锅，或烤羊、烤小猪，狩猎所获取的鹿、熊、岩羊、野猪等也是日常肉类的补充。此外山地还盛产蘑菇、木耳、鸡（土＋从）、核桃，加上菜园生产的蔬菜，使得乙族蔬菜的来源十分广泛，除鲜吃外，大部分都要做成酸菜，酸菜分干酸菜和泡酸菜两种，用煮过肉的汤煮酸菜加少许的辣椒，可解油腻、解渴、醒酒，并可解轻微的食物中毒，每餐不少。另一种名吃“多拉巴”的菜也是民间最常见的菜肴。制作“多拉巴”时先将黄豆磨成浆，连浆带渣与酸菜一起煮食，味鲜美。

彝族的历史 关于彝族 的族源，迄今仍众说纷纭，尚无定论。到目前为止，彝族的族源以土著说、氐羌说为主。土著说又分西南土著说和云南土著说两种。西南土著说认为，彝族自古以来就居住在祖国的西南，经过人类发展的不同阶段而成为现今的彝族。这种主张的依据，除了汉文文献资料外，更多的是古彝文文献资料和神话传说等。云南土著说认为，云南是彝族的起源地。羌氐说的观点较为普遍，它认为在六七千年前居住在我国西北青海地区的古氐羌人，开始向四面发展，其中有一支向祖国的西南方向游弋。古羌人早期南下的支系与当地土著民族融合，后来形成了西昌地区的邛蕃和云南地区的滇蕃等便是彝族的先民。此外还有“西方外来人种说”，清末西方人带着人类学的眼光来到彝族地区，调查的结果是：“从彝族在体质上表现出来的体格高大、高鼻深目、古铜肤色等特点，认为彝族的血缘中应带有西方雅利安人或高加索人的血缘特征。尤其是当时的小凉山还处于等级森严的奴隶社会，社会成员在等级划分上与印度种姓制度（雅利安人入侵带入印度）有着相似性。并据此认为彝族是来源于西方或至少带有西方雅利安人的血统。　戴维斯在其1911年所著的《云南――连续印度和扬子江的链环》一书中提到彝族：我们越过4000英尺高的山峦抵达左曲倮倮村，村里的倮倮人可说是我在南方所见过最优良的类型，各自长得很高，鼻子笔直，面貌清秀。 “吕达真在其《倮倮人的人种学研究》《建昌倮倮》一文中提到彝族“是一个被战败的优秀人种”。 俄国人人顾彼德在《被遗忘的王国》一书中也提到：“他们身材高大他们肤色一点也不黑，而象黑白混血儿，呈现奶油巧克力色，他们大眼睛亮晶晶的，总是炯炯有神，他们的相貌鹰钩鼻几乎像罗马人。他们头发漆黑，稍微卷曲相当柔软“。　　“现代倮罗中，黑白两个群体是有体质上的差别。黑倮罗体格高大，有人说比欧洲人还高些。他们有鹰钩鼻，隆起的鼻脊与蒙古里亚型是十分不同的。” 因此看，彝族”西方外来人种“的说法属于无风不起浪。3000年前彝族祖先已分布于部分西南地区，即史书中常出现的所谓“越嵩夷”、“侮”、“昆明”、“劳浸”、“靡莫”、“叟”等部族。彝族先民在长期形成与发展中，活动范围曾遍及今云南、四川、贵州三省腹心地带及广西的一部分，其核心地区应是三省毗连的广大地区。8世纪30年代，统治范围达到今云南东部、贵州西部与四川全部，基本上控制了彝族先民的主要分布地区。南诏奴隶制王朝曾长期统治彝族先民地区，不能不对当地奴隶制的存在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唐天复二年（902）。两宋300多年中，戎（宜宾）、泸（泸县）、黎（汉原）3州的彝族先民，处在宋王朝与大理政权的相互争取之中，出现了奴隶制经济相对繁荣的局面。与之相配合，奴隶制生产关系出现了强大部落奴役小部落的情况。蒙古蒙哥汗三年（1253），蒙古骑兵自四川分三道进攻云南，经彝族地区，促使处于分裂状态的各彝族地区出现比较松散的反蒙古联合，开始统一于罗罗族称之下。明代276年间，地跨云、贵、川三省的水西（大方），乌撤（威宁）、乌蒙（昭通）、芒部（镇雄）、东川（会泽）、永宁（叙永）、马湖（屏山）、建昌（西昌）等地各彝族土司（兹莫）连成一片，相互支援，保持着基本上相同的奴隶制度，与低下的社会生产力相适应，各彝族地区基本上可以划分为土司及黑骨、白骨与家奴3个等级。在上述等级关系的基础上，明代水西、建昌、乌蒙等地彝族的土司制度仍然是奴隶制的上层建筑。康熙、雍正年间，清王朝在彝族地区推行“改土归流”，给土司、土目、奴隶主势力以沉重打击。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建国时期大部分彝族地区仍然处于奴隶制晚期或封建领主制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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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族民风民俗的资料 历史

彝族是古羌人南下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与西南土著部落不断融合而形成的民族。在六七千年前

，居住在我国西北河湟地区的古羌人，开始向四面发展，其中有一支向祖国的西南方向游弋。到3000多年前，这支向西南游弋的古羌人以民族部落为单位，在祖国的西南地区形成“六夷”、“七羌”、“九氐”，即史书中常出现的所谓“越嵩夷”、“青羌”、‘‘侮”、“昆明”、“劳浸”、“靡莫”等部族。当古羌人游弋到西南时，西南地区已有与其先后到达的两大古老族群――百濮族群了百越族群。古羌人到西南后，他们了百濮、百越长期相处、互相融合，并吸收和百濮、百越的南方文化。魏晋以后，昆明人与焚(濮)的融合发展为对僚人的融合。汉至六朝，汉文史籍把云南东部、贵州西部、四川南部的主要居民称为叟人，有时则以叟、濮并列。

隋唐以来，彝族先民地区有乌蛮与白蛮的分化，乌蛮系由昆明部落发展而成，白蛮系以叟、濮为主体，并与其他民族融合而成。

彝族先民在长期形成与发展中，活动范围曾遍及今云南、四川、贵州三省腹心地带及广西的一部分，其核心地区应是三省毗连的广大地区。

彝族历史上一个重要特征，是长时期保持着奴隶占有制度。公元前2世纪的西汉及其以前，彝族先民社会已出现游牧部落与定居农业部落的分化。东汉至魏晋时期，各彝族先民地区继续分化出一批叟帅、夷王，表明在征服濮人等部落的基础上，昆明部落已基本完成从原始部落向奴隶占有制度的过渡。

8世纪30年代，蒙舍诏统一六诏，云南彝族、白族先民联合各族上层建立了南诏奴隶制政权，统治中心在今云南西部大理白族自治州一带，统治范围达到今云南东部、贵州西部与四川南部，基本上控制了彝族先民的主要分布地区。

南诏奴隶制王朝曾长期统治彝族先民地区，不能不对当地奴隶制的存在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唐天复二年(902)，南诏奴隶制王朝的覆灭，不意味着彝族先民地区奴隶制随之消亡。两宋300多年中，戎(宜宾)、泸(泸县)、黎(汉原)3州的彝族先民，处在宋王朝与大理政权的相互争取之中，出现了奴隶制经济相对繁荣的局面。与之相配合，奴隶制生产关系出现了强大部落奴役小部落的情况。

蒙古蒙哥汗三年(1253)，蒙古骑兵自四川分三道进攻云南，经彝族地区，促使处于分裂状态的各彝族地区出现比较松散的反蒙古联合，开始统一于罗罗族称之下。与之相对应，蒙古贵族加强了对各地彝族兹莫即土长的争取工作，发展为在部分边疆民族地区分封各族首领世袭官职以统治当地人民的土司制度。自1263～1287年，相继在今越西、西昌、屏山、大方、昭通、威宁等地设立彝族土司。

明代276年间，地跨云、贵、川三省的水西(大方)，乌撤(威宁)、乌蒙(昭通)、芒部(镇雄)、东川(会泽)、永宁(叙永)、马湖(屏山)、建昌(西昌)等地各彝族土司(兹莫)连成一片，相互支援，保持着基本上相同的奴隶制度，与低下的社会生产力相适应，各彝族地区基本上可以划分为土司及黑骨、白骨与家奴3个等级。在上述等级关系的基础上，明代水西、建昌、乌蒙等地彝族的土司制度仍然是奴隶制的上层建筑。

康熙、雍正年间，清王朝在彝族地区推行“改土归流”，给土司、土目、奴隶主势力以沉重打击。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部分地区比较迅速地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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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艺术

彝族人民能歌善舞。彝族民间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曲调，诸如爬山调、进门调、迎客调、吃酒调、娶亲调、哭丧调等。有的曲调有固定的词，有的没有，是临时即兴填词。山歌分男女声调，各地山歌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彝族乐器有葫芦笙、马布、巴乌、口弦、月琴、笛、三弦、编钟、铜鼓、大扁鼓等。彝族舞蹈>>

彝族火把节的资料 “火把节”庆祝共三天：　火把节第一天：祭火。这一天，村村寨寨都会宰牛杀羊，集体分享，并备酒肉祭祖。夜幕降临时，临近村寨的人们会在老人们选定的地点搭建祭台，以传统方式击石取火点燃圣火，由毕摩(彝族民间祭司)诵经祭火。然后，家家户户，大人小孩都会从毕摩手里接过用蒿草扎成的火把，游走于田边地角，效仿阿什嫫以火驱虫的传说。　火把节第二天：传火。这一天，家家户户都聚集在祭台圣火下，举行各式各样的传统节日活动。小伙们要效仿传说中的阿体拉巴，赛马、摔跤、唱歌、斗牛、斗羊、斗鸡。姑娘们则效仿传说中的阿什嫫，身着美丽的衣裳，撑起黄油伞，跳起“朵洛荷”、达体舞。在这一天，最重要的活动莫过于彝家的选美了。年长的老人们要按照传说中阿体拉巴勤劳勇敢、英武神骏和阿什嫫善良聪慧、美丽大方的标准从小伙姑娘中选出一年一度的美男和美女。夜幕降临，一对对有情男女，在山间，在溪畔，在**的油伞下，拔动月琴，弹响口弦，互诉相思。故也有人将凉山彝族国际火把节称作是“东方的情人节”。　火把节第三天：送火。这是整个凉山彝族国际火把节的 。这一天夜幕降临时，人人都会手持火把，竞相奔走。最后人们将手中的火把聚在一起，形成一堆堆巨大的篝火，欢乐的人们会聚在篝火四周尽情地歌唱、舞蹈，场面极其壮观。故也有“东方狂欢夜”之称。　火把节是彝、白、纳西、基诺、拉祜等民族的古老而重要的传统节日，有着深厚的民俗文化内涵，蜚声海内外，被称为“东方的狂欢节”。不同的民族举行火把节的时间也不同，大多是在农历的六月二十四日，主要活动有斗牛、斗羊、斗鸡、赛马、摔跤、歌舞表演、选美等。在新时代，火把节被赋予了新的民俗功能，产生了新的形式。

中华民族五十六个民族中的'彝族'详细资料 彝族年少儿耍猪脚习俗的来历 古代彝族年期间，少儿有耍猪脚的习俗。过年的第二天，村子里少年儿童们带着各自宰杀下来的猪脚聚集这一习俗的来历，有个美丽而动人的故事。 从前，有一个很有名的猎人。这个猎人有个独儿子，他很爱自己的独生儿子，把他当成宝贝，对他百依百顺。 有一天，儿子向父亲提出一定带他去打猎的要求。于是，猎人就带上自己的宝贝儿子上山打猎。 父子俩转了天，直转到下午，也没见有什么猎物。这时，猎狗也由于过度劳累，不肯进入林区寻找目标。无奈之下，父子俩找点水坐下来调点糌粑冲饥。正当他俩吃着，吃着，猎狗揪着了一只彝名叫“果补”的小动物，朝前撵去。此时，父子俩停下吃糍粑，尾随其后。 果补、猎狗、猎人父子均狂跑一阵后，过补被猎狗撵到一棵美丽的树脚下。果补一蹿，蹿到了树上，一晃就不见了，只见猎狗蹲在树下不停地狂吠。这颗树所开的话既有白色的、**的，又有紫色的，且花大无比，美丽绝伦，父子俩不知是棵什么树。其实，这是一棵彝语叫“伦补”的树。 这种伦补树属珍稀植物，可以移位。这时，不知道这种树特性的猎人对儿子说道：“你就在这里好好看护这棵书，我返回家拿来斧头和绳子，我俩把这棵树砍回来。”说完，转身走了。 猎人回来后，树子没有了，儿子也不见了。猎人伤心地哭了一场。哭着，哭着，他睡着了。朦胧中，只见伦补树美丽异常地出现在他的面前。果补在树上蹿来蹿去，自己宝贝的儿子从树上跳下来对他说：“爸爸，你为何如此伤心？我再也不能跟你回家了，希望你不要悲伤，赶快回去，以后过年的第二天，带着两只猪脚来给我玩。”就这样，猎人醒来，更加伤心地回去了。 为纪念猎人的儿子，以后，村子里的人们就在过年的第二天，让自己的孩子们带上宰杀下来的猪脚到伦补树、果补和猎人儿子消失的地方聚餐。从此以后，这一作法迅速流传开来，且延续至今。即使在 汉杂居受彝汉族习俗影响较大的地方，彝族年期间，少年儿童们都要耍猪脚的习俗。

彝族火把节的资料短一点 火把节是彝族、白族、纳西族、基诺族、拉祜族等火把节民族的古老而重要的传统节日，有着深厚的民俗文化内涵，蜚声海内外，被称为“东方的狂欢节”。不同的民族举行火把节的时间也不同，大多是在农历的六月二十四，主要活动有斗牛、斗羊、斗鸡、赛马、摔跤、歌舞表演、选美

等。少数民族的举办时间彝族、纳西族、基诺族在农历六月二十四举行，白族在六月二十五举行，拉祜族在六月二十举行，节期二三天。彝族认为过火把节是要长出的谷穗像火把一样粗壮。后人以此祭火驱家中田中鬼邪，以保人畜平安。如今人们还利用 欢聚之机，进行社交或情人相会，并在节日开展商贸活动。“火把节”也是白族的一个盛大节日，每年夏历六月二十五日，白族人民就会举行预祝五谷丰登、人畜兴旺的活动。汉族的火把节江苏省南通地区是整个汉族中可以说是唯一进行火把节的地区，每年的冬至那一天，当地的精壮男子都会拿着一大把由稻秆作成的火把，在房前屋后浇上油，在田间地头绕上几圈，以乞求来年的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彝族人名字有那些 现在的明星有吉杰、宁静、何洁、前几年的有三鹰组合、动力火车、历史上有奢香夫人、夜郎王

彝文彝文指的是四川、贵州、云南等地的彝族群众使用的文字，又叫“爨文”、“韪书”。明清两代不少书里说，这种文字“字如蝌蚪”、“字母一千八百四十”。根据民间传说，彝文的历史非常悠久，但最兴盛的时期是从明代以后才开始。

彝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中具有悠久历史和丰富传统文化的民族之一，有自己的语言和起源时代久远，独具特性且发展完善的传统文字即彝文。彝丈首先表现于拥有载体形制多种多样、卷帙浩繁、内容丰富的文献。

彝文

彝文

流传和遗存彝族地区的彝文文献载体形制主要有岩书、布书、皮书、纸书、瓦书、木犊、竹简、骨刻、木刻、金石铭刻、印肇等，其中绝大部分为纸书，根据纸质和极少部分所署的抄写年代，彝文文献多形成于明、清时代。但不等于说彝文文献都首撰成书于明、清。除续修的谱牒，部分金石铭刻，以及汉文古籍译作等彝丈文献夕卜，绝大部分彝文书籍，特别是彝族毕摩（祭师）传统用于各种祭祀的典籍，是按世代流传下来的内容与格式，从原非纸张为书写原料的典籍上，转而传抄成纸书，即绝大部分彝文文献成书年代远不止于明、清时代。现存彝文文献，根据其产生的时代背景或署有年代可考而较方者，有云南红河州境3000多年前原始岩画组合画面中的彝文岩书、西汉时代的云南昭通彝文铜印（堂琅印）、蜀汉时期的贵州“妥阿哲纪功碑”、南宋开庆己午年（公元1259年1的“拦龙河碑纪”等。

在彝族历史上，彝文文献从它产生第口部的那时起，与其紧密伴随的即是天灾人祸的无情摧残，其中尤烈者为历来的焚烧，但它毕竟是植根于民族顽强的自我意识之中，终究“野火烧不尽”，在“文革”结束以后，终于得到了人们的公正认识。幸存的彝文产献，除石刻在贵州境内尚存260多块、云南境尚存700多块外，纸书等类型文献，国内有关部门及国外英、法、美、德等国收藏的数量，据粗略统计，总计约有一万二干余册，据各地初步普查，尚有约五千多册仍存于彝族民间。

彝文

彝文

彝文文献以其丰富的内容，涉及了彝族古代社会的各方面，客观地反映了彝族社会发展的历史。由于彝族社会发展史上末曾出现巫史的真正分离，彝文文献多由彝族巫职毕摩世代抄流传下来，且多用于巫事。因此，彝文文献尚处于以原始宗教为主要表征的多学科融汇于一体，大多没有形成各具鲜明学科特点的专门著作。综观滇、川、黔、桂四省区现存彝文文献，据其包罗的内容，可归类分为原始宗教类（此类又可分为祭祖、祭奠、祭神、消灾除祸、驱魔送鬼、诅咒盟誓、招魂、祈福、占卜、祭祀神坐图谱等经书）；历史、谱碟、神话、哲学、伦理、天文律历、地理、文学、医、农牧生产、军事、契约、帐簿、通告、译著、文字等十五大类。

彝文文献书写格式为左起直行，多无标点。其文章风格，诚如杨成志先生在《云南罗罗的巫师及其经书》一文中指出：“罗罗经的语句，多系五言，意义简朴，音韵自然。且段落分明，毫无错乱。虽其中有长短句，要之，朗诵起来，也极合着节奏，纯是一种方诗词的上品！……至其字画的方劲和秀丽，更可做中国文字学家的参考品。拥有诚如上述文献的彝文，属音节表意方块文字，在明、清以来的汉文史志中常被称为“銮字”、“题书”、“罗罗文”、“贝玛文”、“白马文”、“毕摩文”等。彝文在彝族历史上曾有过统一或约定俗成的通用时期，但随着彝语方言、土语的产生及其与日俱增的差异，作为记录彝语符号的彝丈，亦形成了各具方言、地区特色的多流派，有如战国时代的汉字六国丈。不同的彝语六大方言相互通话有困难，掌握不同流派的彝文，相互阅读文献亦不易。不同方言、地区间彝文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使用的单字多少不一。常用字与异写字区别不一；同意近音的彝文写法不一；形同音异义不一等。但这些差异毕竟不是不同文字性质上的差异，所以都具有共同的特性。

彝文

彝文

彝文字体书写规律与汉字相同，但无谓偏旁和部首，唯将书写的首先着笔的第一笔或第一部分笔划称为主笔。彝丈造字是于不同主笔的不同部位分另咖以不同笔画而形成若干独具形、音、义的单字，彝文主笔最常见的有二十六种；彝丈有独体与合体两种，合体字较少，独体字则占百分九十以上，因而笔体较简，二至五划的字约有百分之八十以上，八划以上的字极少；彝文字体富于变化，但有一定的造字规律，首先，彝丈亦如汉字“六书”，有少量的象形、指事、会意及大量的通假字。“通假”不是造字法，是音节表意文字发展到一定的成熟阶段，为适应语言的需要出现的用字法。彝丈通假现象普遍，不但“本无其字，依声托事”，而且往往“本有其字”却不辩字义地“依声托事”。彝文的通假借用，改变了它的表意性，所以严格他说，彝文是表意为主而兼有表音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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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音译：安力古。

彝语分布：

彝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中国的彝语，分北部、东部、南部、东南部、西部、中部 6个方言，其中包括5个次方言，即东部方言又分滇黔次方言、滇东北次方言和盘县次方言；北部方言又分北部次方言和南部次方言。还分25个土语。

北部方言分布在四川大、小凉山地区，东部方言分布在贵州和云南东北部，南部方言分布在云南和广西，其余3个方言都分布在云南。使用人口约400万。

彝族原有一种音节文字（也有人认为是表意文字），1956年设计了拉丁字母形式的凉山彝族拼音文字方案。1975年四川凉山彝族地区制订了四川《彝文规范试行方案》，共确定819个规范彝字，1980年国务院批准在四川彝区推行使用（见彝文）。彝语在国外，主要分布在缅甸、泰国和越南。

扩展资料：

彝族文字的起源和发展：

彝文的产生与发展经历了刻木记事→图画文字→象形文字→表意文字等过程。今天的古彝文正处于从象形文、表意文到表音文的过度阶段。

据汉文史料记载，汉、唐时期彝文大约有1800字，而到本世纪70年代，贵州毕节地区彝文编译组编辑的《彝文字集》收字5000左右，四川凉山编辑的《凉山彝文字集》收字近万字。彝文常用字约有2000多个。

彝文自创制以来，在彝族地区延续使用至今，留下了大量的古籍文献，古籍写本居多，有少量的木刻和铅印本。

参考资料：

广东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彝族文字的起源和发展

☞彝族是夏代的统治者，古彝文是夏代的官方文字！ 这是“按”钟鸣老师 2009年8月10日发表在《南方周末》的一篇很有重量的考古学意义的中国文明源头到底属于中原还是属于是自古入主统治大西南具有5000多年文明历史的彝族（古夷人）问题的文章，文章最大限度地给那些一直固守“中原文明”是中华文明起源的中国史学界或学霸们一记重击，他提出：“彝族是夏代的统治者 古彝文是夏代的官方文字”的颠覆性的中华文明起源观。这对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问题，不亚于投下一颗重磅原子弹。很值得一读，特此推荐给大家。

☞夏朝历经十四代十七王，足见盛世，不可能没有文字。若有，是什么形态？又在何种范围？

☞三星堆文字自成一体，无论数量、书写方式的多样化，在甲骨文之前之后甚至在夏后夏前，都独领风骚。

☞能否倾听这样一种解释：彝族是夏代的统治者，古彝文是夏代的官方文字，殷革夏后，彝族便迁往南夷高地，却留下辉煌的三星堆？这种假设出的意义，能否解释三星堆文化“历夏商周”这样的绵延性、完整性？

三星堆二号坑青铜C型人

史学家上了秦始皇的当

当年，偶遇旅居法国的摄影师曾年，他正为美国《国家地理》拍摄介绍蜀地的三星堆文化，我引他看陋室庋藏的三星堆古玉，闲谈时涉及“中国的……”，曾速匡正，历史上“中国”的说法很晚。这点他是对的。

《礼记·中庸》“洋溢乎中国”，《汉书》“统天下，理中国”……，都指的是中原黄河流域一带。那时一族一国，叫方国，是草昧至周朝主要的社会组织形式，逐渐翦灭而趋统一。这应该是梁任公“中国三段论”中的第一段——即“中国之中国”，然后才是亚洲之中国，最后是世界之中国。

所谓“中国之中国”，也就是华夷互换时期的中国。苏秉琦先生曾诟病历史教育两大怪圈，第一个怪圈就是“中华大统一观”，也就是把汉族史看成是正史，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则一笔带过。所以，言先秦时期巴蜀尚未入华夏，有些问题，因过去是“入夷则夷，入夏则夏”，四川的族团、方国之治，没什么不同，且六夷、七羌、九氐，民族之多，混杂，繁衍，故复杂性便成为重要特征。民间三星堆玉石器，在越有利解开三代之谜时，则反倒和传统严重地冲突，也说明了这点！难怪李济曾有那著名的论断：“两千年来中国的史学家，上了秦始皇的一个大当，以为中国的文化及民族都是长城以南的事情”（《中国文明的开始》）。由西北方向看，那种把长城以外断送给“异族”固然错误得很，——若再调头往西南方向看，那种把“夷”断送给“华”的做法就同属“卤莽灭裂”。

青铜遂公盨

汉彝学者辨识字符大相径庭

上世纪30年代到目前为止，普遍认为三星堆文化的官方器物没文字。而彝族学者到博物馆，却能辨识不少古氐夷文字。不光是文字，还有器物、图腾、符号、造像，汉彝学者的阐释都大相径庭。就连汉族学者识别不了公之于世的字符，也为彝族学者阿余铁日所破，他破译过不少民间的玉石铭文。有趣的是，北大语言研究中心有个课题小组正在构拟藏缅古语形态，桥梁是古彝语，而彝族学者构拟三星堆文化，其桥梁也是古彝语，三星堆玉石铭文也就此绕不开了。但，有图文的玉石器，十年来都流布民间，所以，才有了前不久厦门的“三星堆玉石文化研讨会”，由热心的民间赞助发起，有海内外学府大儒参加，想看能不能找到研究的新路。事后经个别媒体“矮化”处理，遂沸沸扬扬，患了“文化”敏感症！

青铜遂公盨铭文

这里的“文化”，牵涉最深的内容，依我看也就是玉石文字。揭橥于世，多在坊间，也就是说没“坑口”，虽有跃跃欲试者，也只能望而却步。说来也怪，红山文化著名的C形龙、保利集团纪禹功的青铜器等国家重器都没坑口，却仍能登大雅之堂，而民间三星堆要拿文字说事却犯众怒，想来该是背景不同，却占了好沽名者的要津，当然虚弱。但民间所发现的两千以上不同的文字——肯定不会有虚弱的表现。有明眼的专家认为，这些玉石文字应该是甲骨文之后，所发现的最具规模的上古文字系统。彝族学者阿余铁日甚至还有“彝文字和汉文字越古越同源”的论证。

“岣嵝碑文”（禹王碑）

甲骨文之前有没有文字

三星堆玉石出土，要追溯到1927年代的燕道诚，故事尽人皆知。其实，真正讲故事的不是燕氏，而是那些围绕玉石器，关注华夏五千年文明史的人，包括许多外国人，如桑志华、德日进、安特生等。最重要的还是李济在安阳、二里头的发掘，让甲骨文成为最终的事实，让章太炎闭了嘴。李济认为，甲骨文字决不是原始的，无疑在此之前有个很长的历史发展时期。

蝌蚪文龙玺

三星堆发掘，开始非常民间化，1930年代包括董宜笃牧师、军人陶宗伯、好古的罗县长、华西大学美籍教授地质学家戴谦和，随后才是华大博物馆馆长美籍教授葛维汉、副馆长林名均。通过后者，远在日本的郭沫若也知道了此事，并回了那封著名的信件。信中最重要的一点便是强调探索四川史前文化和周边地区文化接触的重要性，也谈及甲骨文中就有“蜀”称。没想到，一语成谶，直到现在，多数论及三星堆也都难逃此旧窠，与器物的辉煌不符。

蝌蚪文龙玺印拓（文字未破译）

依笔者陋见，阻碍健康研究略有两个原因：一关乎理念，二关乎器物，两相交恶，又导致更坏的循环，欲罢不能。

所谓理念，就是“中华大统一观”，或“中原文化先决论”。有不少人爱用《蜀王本纪》的“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来证明这点。但就笔者由南到北所见，民间庋藏的抚五弦琴、习族礼、鼓乐舞的造像，足可消“未有礼乐”之说。扬雄言“不晓文字”，因为时代隔膜，不消说他，就是孔子，距夏更近，也曾感慨言夏资料不足。从中看出，论证所需文献之重要，包括典籍，也包括器物。

神龟负洛书玉雕

商周为西方承认，因有甲骨卜辞，而夏朝就得费功夫了，因为没发现文字。为此，一国倾全力又押在了偃师二里头，但除“夏商分界”、“西亳”一类假设，至今还没听说发现了甲骨文之前的文字。而夏不能证，“夷”也就仍然会被“华”给遗忘。可惜，这些关注，因器物之便，又默默地肇始民间，想想发现甲骨文当时的窘况，谁又不能释然。

世界最早的金杖

三星堆之谜关键在文字和图识

从燕氏到现在，民间收藏可分两个阶段：上世纪20年代到90年代为一段落。燕家出土400件，大多流布民间，异地和国外恐怕都有。民国要人陈立夫当时在重庆所得神人面具，就是其中之一。美国芝加哥美术馆收藏了一件捆绑俑。台湾故宫博物院藏有三件三星堆玉器，估计是后来流失出去的。包括日本、新加坡东南亚诸国。

说没发现文字恐怕有误，当地文管所就收有铭文的青铜器。二号坑青铜C型人首额头上，有“H”符号，据研究，就是“风”姓氏异体字，也就是古籍所言“ 尧教化及雕题蜀越”中之雕题人的文字，所谓“雕题”，就是额头上刻字者。王家祐从战国至西汉的文物上分别辑录有一百五十余种图像文字，后被称作“巴蜀图语 ”，但和我所见到的玉石文字并非同一书体。

除王家祐、卫聚贤外，研究巴蜀文字的还有蒙文通、李学勤、李复华、童恩正、钱玉趾。王家祐和李复华撰文认为，巴蜀符号具有看图传语的功能，并提出巴蜀方块字与夏有关，是夏人先祖西凌氏文化。钱氏撰有《古蜀地存在过拼音文字》的论文，认为巴蜀符号实为拼音文字，和古彝文有关。

1990年代文物开禁，三星堆玉石器也就此不断流向社会，于是进入第二阶段。最初广汉有几个藏家。稍晚，成都的张思勇遂规模最大。外地收藏较多者是北京、深圳、广州和香港。成都、重庆约有三十来位。而首先把注意力引向玉石文字的，是张思勇和梁氏合著未出版的《古蜀玉石文藏品选》，表明民间已清醒意识到，欲破三星堆文化之谜，关键在文字、图识。官方研究器物之缺失，恰恰又是许多人固执己见，无视坊间努力，诋毁民间收藏的恶果。

三星堆古文化遗址

神秘的夏朝龙印

斯拉沃热·齐泽克在《幻想的瘟疫》中谈到一种很有意思的现象，日常生活中，其实，有许多外在的表征会直接将意识形态（广义的）物质化为功利性，而我们却熟视无睹，还在那为自以为“突然的发现”幸灾乐祸，其实真相早就在那里了。比如迈克尔·杰克逊的不道德行为（指娈童癖），并非事发过后才暴露出来，而早在《颤栗》和《真棒》两张专辑中就已显露。“潜意识就在外表，并不是隐藏在什么深不可测的深渊中。引用**《X档案》中的一句名言：真相就在那里。 ”（《幻想的瘟疫》）。

借社会学的描述，我们也不妨说，关于夏朝文字，其真相恐怕也早就在那里了。甲骨文是很成熟的文字，之前，必有漫长的演变。若从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原始文字到殷商甲骨文，有五千年之多。这点，没什么争议。争论焦点主要是，夏有无文字？有，是什么形态？又在何种范围？郭沫若、徐中舒持怀疑态度，或认为没有。唐兰认为有，因为根据《竹书纪年》、《史记》、《尚书·禹贡》等典籍对夏商两代世系、年数、史事详细的记载，夏应在信史之列，孔子对尧、舜、禹的描述，也并非虚言。《尚书·多士》：“殷先人有典有册；殷革夏命。”说明，殷前之夏朝，为典册所载，虽递嬗却关系紧密。更有甚者，保利艺术博物馆所藏青铜遂公盨，是距今近3000年的器物，其99个铭文，比晚数百年的《尚书》还更早记述了夏禹治水的伟绩。禹真，夏便真，无夏，便无华，此话并不为过。夏朝历经十四代十七王，足见盛世，不可能没有文字，甚至还是相当成熟的文字；故在它之前就有雏形，也就涉及仓颉；再之前，就是伏羲定人道，造书契（包括木板、玉板，书各执一侧谓契，以相考合），画八卦，以代结绳之政，规天为图，矩地取法，龟卜作易……此非文字演变之迹又是什么？后世所留“仓颉书”、“夏禹书”、 “岣嵝文”，也流传甚广，并日渐热闹，盖因能让人更接近夏朝文字的真相。

尤其“岣嵝碑文”（也叫禹王碑），最该注意，并非因为传奇性，而是自明代杨慎等人释读以来，已有不少破译，费时短则数年，长则十来年，释读不尽相同，但主流看法是记大禹治水之功，和三国魏人张揖、北魏郦道元的看法相同，与遂公盨内容近似，只是时间更早，大胆确认为夏朝之物没什么问题。有两点可支撑这种看法：其一，岣嵝碑文就字体而言，为“蝌蚪文”。关于此书体，孔安国在钦定四库全书荟要《尚书》的序言中有最直接的描述，真相就在那里，不可不读：

“……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天下学士，逃难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书于屋壁。汉室龙兴，开设学校，旁求儒雅，以阐大猷。济南伏生，年过九十，失其本经，口以传授，裁二十余篇。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百篇之义，世莫得闻。至鲁共王，好治宫室，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居，于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书，及传论语孝经，皆蝌蚪文字。王又升孔子堂，闻金石丝竹之音，乃不坏宅，悉以书还孔氏。蝌蚪书废已久，时人无能知者，以所闻伏生之书，考论文义，定其可知者……”

到此，若现在听人断蝌蚪文为夏朝官方文字，称夏篆，姑且为一说，不足怪。只叹南岳岣嵝碑湮没无闻，天下摹刻，也算穷途末路对老祖宗的一种缅怀。蜀地北川西羌禹穴，也有一通蝌蚪体的禹王碑，未知渊源，大震前见考察，湮没只剩二十来字，现在也不知毁塌与否。虽知蝌蚪为虞夏商周书体，却无从考其滥觞之地。

侥幸，东边不亮西边亮，在民间所收藏的三星堆玉石器中，有枚玺印，高达50厘米，长柄为龙爬柱，似乎表现的是一种体高而独的架势。龙首为头，头，就是独，谙寓首始。中国文化首始者，非劳天下而死为社稷者，历数天皇、地皇、人皇，也只有大禹符合这个标准。已故神话学大家丁山先生，著有《禹平水土本事考》，揣摩其意，既然比较巴比伦洪水神话、希伯莱诺亚方舟、印度神鱼教人避洪，中国也该以洪水传说为国史起点。有灾害，就有治害的领袖，非禹功莫属。古代记载之中，“无不泐为禹迹”，《诗经》也好，鼎彝铭识也罢，“自宗周初叶至于春秋中期，数百年间所流传之可信史料，无不盛道禹平水土之迹”（《古代神话与民族》）。前面所言遂公盨可为证明。当然，最为重要的是，大禹故事的流传，“不始宗周，当数典于殷商以前”，自当为夏。

但这和三星堆龙玺有何干系，——丁氏从甲骨文刻辞入手，考“禹”字，龙蛇之属，雨师的象征，“禹为雨神，固矣”。因为“应龙即句龙，句龙即九龙（演为禹霸九州），九龙即九首之虺，九虺即禹。禹就文字本义而言，确龙蛇之类也”。禹为姒姓，姒的篆文颇像“蛇身自环”，此符在三星堆玉石文中常常出现，且能和古彝文对应。很明显，蛇为夏后氏民族图腾，而三星堆玉石造像中，龙蛇又是其主要的图腾符号，就绝非偶然了。闻一多和童书业早就考证论断蜀王“杜宇”即“ 社禹”（见孙作云《蚩尤考，中国古代蛇氏族制研究·夏史新探》），而“鳖灵”即“鲧”，若这成立，那么蜀即夏，而我们今日所见三星堆文字系统也就是夏文字。难怪三星堆令那么多不大捧书的专家晕头转向。

因为二里头和三星堆的相似性引起越来越多的注意——比如，按碳十四测定，符合夏朝的首推两者；器物相似，包括牙璋、铜牌、陶豆、陶盉；部分文字符号相似，而且比甲骨文还早，遂引出另外的话题——如果，这些文字能用古彝文释读，那么彝和夏又是什么关系？能否倾听这样的解释：彝族是夏代的统治者，古彝文是夏代的官方文字，殷革夏后，彝族（谁呢？）便迁往南夷高地，却留下辉煌的三星堆？

这种假设出的衰败，能否解释三星堆文化“历夏商周”这样的绵延性、完整性？比如，约定俗成的文字也能和人一样跑得无影无踪吗？——因为，迄今还没有听说二里头及周围夏朝考古学核心区找到和三星堆玉石文相同的文字。这“夏－彝”话语圈在哪？三星堆文字自成一体，无论数量、书写方式的多样化、在甲骨文之前之后、甚至在夏后夏前都独领风骚——否则怎能解释，那多出来的七百余年？蝌蚪文可能会成为一条线索。

所以，这枚三星堆的龙玺也就不平凡起来。它的纪念性非常明显，似雕塑，而更不像玺印。座四方外凸，底有四字，对照《绎史》中刊布的岣嵝碑文，笔划头粗尾细，委曲蜿蜒，均为标准的蝌蚪文。柱体两侧，座四面均有和蝌蚪文完全不同的书体，夏朝文字传言的混合性也由此呈现。从白化程度看，夏朝之物的可能性相当大。是目前吾国已公之于世最早的印章，说夏朝第一印绝不为过，意义十分重大。这枚国宝级的孤品龙印玉玺，仿佛玉烛，给夏文字及其背景的探索一缕曙光，使我们能追随其后，回到三星堆玉石文字的问题上来。

既然三星堆玉石有了蝌蚪文，二里头没有，龙山也没有，红山、齐家、良渚都没有，那也就不再避嫌言夏。华夏的分界线不是华夷，而是北方文字系统的伏羲、炎黄，与更成熟活跃的南方文字系统——实际上又是北方语系的鲧禹夏后，也就是孙作云所谓的“龙虎斗”——实际上是北方的熊图腾和南方的蛇图腾之战，血缘叠加文字，没文字的东夷也搅和进来（金沙遗址的良渚琮，和西北方向大量的良渚文化玉石说明这点），故有速度之混合。三星堆玉石造像中，我们不难悟出大量龙蛇鸟混合图腾的社会学意义，而标志性的文字事件就是“河图命庖，洛书赐禹”。而这恰恰又被民间所庋藏的另一樽雕塑所证实。

这樽雕塑，为戴冠神人，跣足立台上，双手捧卷轴——也就是神龟负洛书的拟人化表现。因为，在神像背后，镌刻有神龟的图像。最直接的说明，是台基两侧对称性的大鱼图案，印证了《拾遗记》有关夏鲧的描写：鲧因治水无功，“自沉羽渊，化为玄鱼，横修波之上，见者谓为‘河精’”。神龟是河精的使者，以献含治水秘诀的洛书给禹。由语言传说凝固为三维空间完美的雕塑，以人为本，这在红山文化、齐家文化、良渚文化都未发现，弥足珍贵，故为东方玉石文化的杰作。这尊雕塑之所以能为典型器，还在于它首次表现了父系社会“失败之英雄”的沉郁精神，此精神千百年来，混合变形（犹如龙的神话本身），纵横南北，必渗透外省族团的离心力。黄帝轩辕时代，龙马出河图，鲧禹时代，神龟负洛书，于是“圣人则之”，其要义也就全在这里。所以，通过它，我们除了去理解故事的原委，还更应该看清雕塑后面悲剧的叙事性来——那就是大胆的史学家所推断的另一种可能：鲧禹之夏族，也就是蛇图腾部族，先据中原（这点尚难苟同），亡国后（蚩尤被杀）被罚苦役，通过治水，混合三苗九黎及蛇、鸟、猪、鳖四部族，终于再次强大。三星堆玉石文化正是投影在这一背景之中的世界图景，其文字，也将慢慢诉说真正意义的中国本土艺术的渊源流变，而这一切，恰恰是被后来者混淆了，或者说，给遗忘了。

《三星堆之迷》——《巴蜀图文》，例外还有七部令人费解的“古文字”书：《仓颉书》、《蝌蚪文》、《夏禹书》、《红岩天书》、《夜郎天书》、《东巴文书》、《峋嵝碑》。

　　彝族的族称族源

　　（一）族称

　　彝族多数自称“诺苏”、“纳苏”、“聂苏”(或后面加“泼”，彝语意为“人”)由于彝族分布很广。历史上还有许多不同的自称和他称，据不完全统计，直到解放前夕，还有：“纳罗泼”、“迷撒泼”、“濮拉泼”、“濮瓦泼”、“阿西泼”、“撤尼泼”、“里泼”、“葛泼”、“罗泼”、“罗武泼”、“阿哲泼”、“六米”、“勒苏泼”、“山苏”、“阿租泼”、“格濮”、“阿武”、“他鲁苏”、“撒摩都”、“六得濮”、“纳查”、“拉乌苏”、“纳若”、“咪西苏”、“罗罗”、“白罗罗”、“黑罗罗”等几十种。“诺苏”、“纳苏”、“聂苏”均为彝语，“诺”、“纳”、“聂”是各地方言语音差别所致，都是“黑”的意思(也有“虎”之意)。黑色在彝族人们的观念中包含有深、广、高、大、强、多、高贵、主体等意义，“苏”是群体、人们、家族的意思，“诺苏”(或“纳苏”、“聂苏”)意为“主体的民族”、“尚黑的民族”。1950年始，彝族选择了鼎彝的“彝”为共同的族称，替代了旧史籍文献中的“夷”字。

　　（二）、族源�

　　彝族源自古羌人彝族族源问题，由于汉文史志记载甚少，故长期以来学术界有各种说法：南来说，即古越人和马来人种说；东来说，楚人说；西来说，西藏或藏缅交界处说；云南土著说；河湟古羌人北来之说；另外还有濮人说、卢人说及云南土著说。在6000—7000年前，住在我国西北河湟地区的古羌人，开始向四面发展，一支向祖国的西南方向游弋。到3000多年前，这支向西南游弋的古羌人沿金沙江在安宁河流域的邛都和普渡河流域的滇池定居。滇池和邛都的居民，史称“越雟羌”、“青羌”、“蛮夷”、“郡夷”、“叟”等，并不断和当地的僰(濮)人、僚、汉人等融合，成为彝族的先民。�

　　在古羌人与西南土著部落融合为僰的基础上，昆明人与僰(濮)的融合是形成彝族过程中一个新的发展。魏晋以后，昆明人与僰(濮)的融合发展为对僚人的融合，汉至六朝，汉文史籍把云南东部、贵州西部、四川南部的主要居民称为叟人，有时则以叟、濮并列。�

　　隋唐以来，彝族先民地区有乌蛮与白蛮的分化，乌蛮系由昆明部落发展而成，白蛮系以叟、濮为主体，并与其他民族融合而成。�

　　彝族先民在长期形成与发展中，活动范围曾遍及今云南、四川、贵州三省腹心地带及广西的一部分，其核心地区应是三省毗连的广大地区。各地彝族都有出自仲牟由的同一传说，据传世较完整的水西安氏谱系计算，至清康熙初年已历传85代，约可上溯至战国前期，所生6子发展为“六祖”部落。

　　语言方面：

　　彝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同属彝语支的语言还有我国的哈尼语、拉祜语、僳僳语、纳西语、白语、基诺语、桑孔语、怒族怒苏语、怒族柔若语，以及泰国的阿卡语、姆比僳语、姆比语，老挝的普诺伊语、西拉语，越南的彬语等。

　　彝语支语言的主要特征之一是韵母日趋单元音化以及紧喉音的发生。彝语是比较典型的韵母单元音化语言，大多数方言元音分松紧；声母多，韵母少；声母塞音、塞擦音、擦音分清浊，有的方言有鼻冠浊复辅音和清擦边音；一般有三个或四个声调，调值平直。基本语序为“主语—宾语—谓语”，名词、人称代词作定语时在中心词前，形容词、数量词作修饰语时在中心词后。量词丰富，部分动词的自动态和使动态用声母辅音清浊交替表示。

　　彝语分六大方言：北部方言，分布在四川西南部和云南西北部大小凉山一带；东部方言，分布在贵州西部、云南东北部和广西西部；东南部方言，分布在云南东南部；南部方言，分布在云南南部；西部方言，分布在云南西部；中部方言，分布在云南中部。各方言之间差异较大，主要表现在词汇上，其次是语音上。说不同方言的彝族彼此不能通话。

　　（二）彝文

　　彝文，史称“爨文”、“韪书”、“罗文”、“倮倮文”、“夷文”，约有一万多字，是处于表意向表音发展中的一种音节文字，通行于北部、东部、南部、东南部方言地区。发现较早的金石彝文如：贵州的《拦龙桥碑记》(1259年)、《成化钟铭文》(1485年)、云南的《镌字崖》(1533年)等，后又发现贵州的《妥阿哲纪功碑》，推测可能是蜀汉时期的作品。从字体看，那时的彝文已发展到一定的高度。据清《一统志》卷四八四载：“唐，阿畸，纳垢夷之后，隐岩谷，撰爨字如蝌蚪，三年始成，字母一千八百四十，号韪书，爨人至念习之，以为书法。”彝文经典《帝王世纪·人类历史》载：宓阿叠创造文字。《西南彝志》载：伊阿伍创造文字。还有阿使拉责、吉禄老人、伯博耿等人创造文字的种种传说。有人推断，《后汉书·笮都夷传》所载的《白狼歌》，可能是用白狼文写下来的，白狼文是彝文的前身。有人认为，战国时的巴蜀铜戈文字可能与彝文有历史上的联系。也有人认为，西安半坡的刻划符号与彝文相近似，彩陶刻划符号与凉山彝族衣饰上的图案也相似。但从已发现的金石碑文和文献记载等推断，彝文产生不应晚于东汉。彝文多数是独体字，有少数合体字，没有表示义类的偏旁部首，笔划少则一笔，多则十几笔，一般三、五笔。基本笔划有竖、横、左斜、右斜、点、圆、半圆、竖折、横折等。书写行款四川彝文为横列左行，现也有横列右行的；云贵彝文为直列右行，晚近也有直列左行的。彝文造字，采用象形、会意、转位、增点、同音假借、借用汉字等方法。

　　彝族的历史：

　　3000多年的彝族文明史，展示了彝族曾历经原始社会、奴隶制、封建领主制和封建地主制等不同社会形态的历史发展阶段。�

　　远古时期，彝族先民居住的滇池和洱海地区，从陆续发现的一些新石器时代遗址的遗物和遗迹看，彝族曾经历一段漫长的新石器时代。晋宁石寨山滇人墓出土的青铜器文物说明，公元前二世纪至公元前一世纪末，滇池地区曾出现灿烂的青铜文化。公元前280年楚将庄礄到滇池时，“旁平地，肥饶数千里”(《史记·西南夷列传》)，可见古代滇池地区的生产力已有较高水平。楚人留滇，使滇池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到新的阶段。�

　　公元前二世纪的西汉及其以前，彝族先民社会已出现游牧部落与定居农业部落的分化。游牧部落是雟、昆明；定居部落是夜郎、滇、邛都，各自分布于今贵州安顺、云南晋宁、四川西昌一带。与此同时，彝族传说自“六祖”后十余代约当西汉中、后期，已有兹、莫、毕、革、卓五种等级的分化。其中兹、莫、毕为统治者，革、卓为被统治者。彝文著作则有“六祖”畜牧部落征服濮人农业部落的记载。东汉至魏晋时期，各彝族先民居住区继续分化出一批叟王、夷王，表明在征服濮人等部落的基础上，昆明或“六祖”部落已基本完成从原始部落向奴隶占有制度的过渡。�

　　公元八世纪前后，在云南哀牢山北部和洱海地区出现了六个奴隶主集团，史称“六诏”，其中“蒙舍诏”的首领皮罗阁在公元783年统一“六诏”，建立了以彝族为主体，包括白、纳西等族在内的“南诏”奴隶制政权，并由唐朝册封为“云南王”。对彝族先民居住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同一时期，在贵州彝族地区也出现了“罗甸”等奴隶主集团和政权，总称为“罗氏鬼主”。凉山彝区原来的部落军事首领“兹莫”，在这一地区建立了奴隶主统治的秩序，由几十个“兹莫”统治。�

　　蒙古蒙哥汗三年(1253)，蒙古骑兵自四川分三道进攻云南，经彝族地区，促使处于分裂状态的彝族地区出现比较松散的反蒙古联合，开始统一于罗罗族称之下。蒙古贵族为加强各地彝族兹莫即奴隶主争取工作，在彝族地区分封首领世袭官职以统治当地人民而建立了土司制度。自1263～1287年，相续在今越西、西昌、屏山、大方、昭通、威宁等地设立彝族土司。�

　　在明代276年间，地跨云、贵、川三省的水西(大方)，乌撒(威宁)、乌蒙(昭通)、芒部(镇雄)、东川(会泽)、永宁(叙永)、马湖(屏山)、建昌(西昌)等地各彝族土司(兹莫)连成一片，相互支援，保持着基本上相同的奴隶制度。与低下的社会生产力相适应，各彝族地区基本上可以划分为土司及黑骨、白骨与家奴3个等级。在上述等级关系的基础上，明代水西、建昌、乌蒙等地彝族的土司制度仍然是奴隶制的上层建筑。�

　　康熙、雍正年间，清王朝在彝族地区推行“改土归流”，给土司、土目、、奴隶主势力以沉重打击。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部分地区比较迅速地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如在东川、乌蒙等地，乾隆十一年(1746)，已经是“汉土民夷，比屋而居……与内地气象无二”。�

　　近代以来，随着帝国主义势力的逐步侵入，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各个彝族地区，也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广大彝区，由于居住分散，历史、地理条件的不同，社会经济发展很不平衡。滇、黔、桂绝大部分彝区早已进入封建地主制；滇东北、黔西北部分地区尚存有领主经济的残余；川、滇大小凉山地区还长期保留着比较完整的奴隶制度。

　　另外，在云南铁路沿线彝族地区，已有资本主义因素。在滇东北地区还出现了以龙、陇、卢、禄、陆、安六大家族为主体的封建地主、官僚买办集团。新中国成立后彝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相继粉碎了封建制和奴隶制的枷锁，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特别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彝族人民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建设着自己的家园，政治经济文化有了很大的发展，彝区社会面貌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

　　彝族的内部统治

　　1949年以前，大小凉山彝族社会的全体成员，严格地划分为诺伙、曲诺、阿加和呷西四个等级。诺伙是统治等级，其余是被统治等级，程度不同地受着诺伙的剥削和奴役。但在被统治等级中，也有高等级占有低等级的现象。1949年以后这种奴隶社会的等级制被废除。

　　（一）诺伙 汉语称“黑彝”，在政治、经济上享有无上的特权，是凉山的统治者，诺伙都有严密的家支组织和广泛的家支联系，并利用家支进行统治，自视血统纯洁、高贵，享有世袭的贵族身份和统治特权，与被统治等级之间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少数诺伙虽然经济下降，但并不因此改变他们的贵族身份和等级特权。�

　　（二）曲诺 汉语称“白彝”或“百姓”，是被统治等级中最高的等级。这个等级也是世袭而来，少数是阿加赎身来的。他们的人身世代隶属于各自的诺伙主子，必须居于主子的管辖区内。诺伙主子有权将他们的人身转让、赠送、赔偿乃至作为赌注。不过事先一般要取得曲诺本人的同意。曲诺有自己的婚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