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是儒家、道家思想的共同源头。儒道两家在处理人与自然社会的关系上有较大的区别，儒家主张济世，道家主张无为，而易经作为行动指南正是二者的统一。天道循环是自然常理，君子效法天道，就应当崇尚此理，不能违天逆常，要顺时适变。在阳刚生息之时要顺应，在阴柔生息之时也要顺应。这是为什么要"顺"的道理。但阴柔的生息确实又不利于君子，因此又不能消极顺应，还要加以制止。只不过制止的方式不是对抗性的，而是因势利导。这种顺应与道家的思想不同。道家是一切顺其自然，不要人为。而《易》的思想是既顺其自然，又作人为的努力，加以控制。阳刚生息时要推波助澜，阴柔生息时要"顺而止之"，不是完全听其自然，也就是要把客观必然性与主观能动性结合起来。不认识客观必然性，不顺强止，就是不明"天行"；没有主观能动性，"顺而不止"，就流于道家的"无为"，完全成为"天行"的奴隶。《周易》的这种思想十分可贵。在认识世界方面《易》与老庄思想有一致的一面，在改造世界方面，《易》与老庄思想不尽相同。

根据《周礼》的记载，占卜有“三易之法”，《易经》只是其中之一，另两部《连山》、《归藏》均已失传。

《易经》的卦象指卦的图像，由阳爻“－”和阴爻“--”两种爻象，按每卦六画排列组合而成，共六十四种卦象。卦中六画的排列从下到上，用初、二、三、四、五、上表示位序，阳爻称九，阴爻称六，爻象共三百八十四。解说卦象的辞句称为卦辞，系于卦象之下，解说爻象的辞句称为爻辞。卦辞共六十四条，爻辞三百八十四条，加上乾卦“用九”，坤卦“用六”，总称为筮辞，共四百五十条。

六十四个卦象的排列顺序，现传有两种本子：一是通行的《周易》本，分上下经，上经始于乾卦，次为坤卦，下经终于未济卦；二是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本，首卦为乾，次卦为否，终于益卦。卦辞和爻辞的内容大致有三类；一是讲自然现象的变化，用来比拟人事；二是讲人事的得失；三是判断吉凶的辞句。据研究，卦、爻辞反映了奴隶制的社会生活。

易经

《易经》是中国古代一部神秘的著作，因为流行在周朝，所以叫《周易》，并被儒家尊为群经之首，从其编排体例及文字内容看，是占卜用书。本条目讨论宽泛的易经，即包括《易经》和《易传》在内；在古籍里仅提到名字的“连山”、“归藏”（无论是否事实存在）则不予讨论。

秦始皇焚书坑儒之时，李斯偷偷将《易经》列入医术占卜之书而得以幸免。

关于其作者，《史记》载“文王拘而演周易”，故古人多依司马迁之说而认同《易经》乃周文王所著，今人则有不同观点。由于成书很早，文字含义随时代演变，《易经》的内容在春秋战国时便已不易读懂，为此古人专门撰写了《易传》以解读《易经》。今天我们所说的“周易”通常指《易经》和《易传》二者的结合。

有人认为，占卜之书的性质并不能掩盖《易经》作为一部伟大著作的价值。占卜起源于人类解释世界的渴望，哲学的萌芽从原始宗教中生发出来，《易经》为此提供了很好的例证。中国哲学中阴阳相生相克、对立统一的基础理论，便是根植于《易经》。后人从《易经》中发展出了复杂的哲学系统，儒家和道教的学说均明显受到《易经》的影响。今人更是从《易经》中解读出哲学、政治、历史、军事、民俗等诸多方面的研究价值。

根据《周礼》的记载，占卜有“三易之法”，《易经》只是其中之一，另两部《连山》、《归藏》均已失传。

《易》被其后的诸多研究者所推崇，许多易学研究者都是当时公认的渊博学者。研究周易的大致可分为两个学派：义理派和象数派。义理派注重发掘周易的哲学价值，象数派则着重将周易用于占卜。前者如东汉王弼、北宋程颐，后者如西汉京房、北宋邵雍。像广为人知的河图洛书、太极图（含阴阳鱼的圆形图案）等，都是《易经》原著中所无、后人根据对《易经》的理解添加进去的。

中国儒家典籍 ，六经之一 。原名《易》、《周易》，汉代人通称为《易经》。“易”字，一说为“简易”之义；另一说为“变易”之义，意为以揲蓍数目之变，推求问事之变，借以释疑。“易”前“周”字，一说指周代人的筮法；一说指周遍之易，即探求普遍的变易法则。汉代人所说的《周易》，包括经、传两部分 ，传是对经的解释。《易经》则指六十四卦的卦象、卦辞、爻辞而言。

《易经》成书于何时，作于何人，迄今无定论。《汉书·艺文志》提出“人更三圣”说，认为伏羲氏画八卦；周文王演为六十四卦，作卦辞和爻辞；孔子作传以解经。“五四”运动以后，史学界对传统说法提出怀疑，认为卦和爻辞中讲到周文王以后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足证《易经》成书非出于一时一人之手，因此出现了周初说、春秋中期说和战国说，所据不一。

《易经》的卦象指卦的图像，由阳爻“－”和阴爻“--”两种爻象，按每卦六画排列组合而成，共六十四种卦象。卦中六画的排列从下到上，用初、二、三、四、五、上表示位序，阳爻称九，阴爻称六，爻象共三百八十四。解说卦象的辞句称为卦辞，系于卦象之下，解说爻象的辞句称为爻辞。卦辞共六十四条，爻辞三百八十四条，加上乾卦“用九”，坤卦“用六”，总称为筮辞，共四百五十条。

六十四个卦象的排列顺序，现传有两种本子：一是通行的《周易》本，分上下经，上经始于乾卦，次为坤卦，下经终于未济卦；二是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本，首卦为乾，次卦为否，终于益卦。卦辞和爻辞的内容大致有三类；一是讲自然现象的变化，用来比拟人事；二是讲人事的得失；三是判断吉凶的辞句。据研究，卦、爻辞反映了奴隶制的社会生活。

《易经》虽属占卦书 ，但在其神秘的形式中蕴含着较深刻的理论思维和朴素的辩证观念。例如，它承认事物存在着对立面，六十四卦由三十二个对立卦组成，其卦的爻象和爻辞反映了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中的“大人”和“小人”、吉和凶、得和失、益和损、泰和否、既济和未济等一系列对立统一的现象，它还承认对立事物的互相转化。从《易经》中可以看出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的萌芽，因而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战国后期，对《易经》的研究逐渐成为一种专门学问，一些系统阐释《易经》的文字陆续被收集起来 ，汇成《五传》。至汉代，经学兴起，其中关于《周易》经传的解释，称为易学。易学源远流长，历时2000余年，形成了许多流派，如象数学派、义理学派等。许多著名哲学家，依据《周易》经传提供的思想资料，建立起自己的哲学体系。

《易经》的版本，流传下来影响大的是三国魏王弼注本、唐孔颖达疏，亦称《周易正义》，收入《十三经注疏》中。宋朱熹撰《周易正义》，为宋代以后通行本。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帛书《周易》，抄写于汉文帝初年，与传世各家《易》本均不同，是现存《周易》中最早的别本。古今解易者影响较大和具有特色者有：唐朝李鼎祚《周易集解》、唐朝孔颖达《周易正义》、宋朝程颐《程氏易传》、宋朝朱熹《周易本义》、现代闻一多《周易义证类纂》和高亨《周易古经今注》。

目录 [隐藏]

1 成书过程

2 内容

3 二进制与六十四卦

4 参考文献

成书过程

周易的成书时间历来颇多争论。就《易经》与《易传》分别而论，《易经》的成书年代古老，从其文字的生僻程度看，至少比春秋要早，具体年代已不易考证，有说西周初的，有说西周末的。《易经》六十四卦体例完整和谐不可分割，文字风格前后一致，当属一气呵成，而非几个时代的断续之作。只是其中的卦画（即八卦和六十四卦的画法，不含文字），有可能是更早时流传下来的。

与《易经》相比，《易传》的文字则明显好懂得多，有古文基础的现代人就可通读。同时《易传》的不同篇目，甚至同一篇目中不同章节运用文字的风格及内容观点也明显多变，可能不是一时一人所写。关于《易传》的作者，《史记》载为孔子，今人有认为其成书于战国时期或秦汉的，也有认为是后人在孔子原《易传》的基础上添加修改而成的，各种观点不一而足。不过无可否认的是，《易传》中多有儒家观点出现，并且努力寻找《易经》的道德伦理价值。有时读起来会感觉《易传》并不是那么“忠实于原著”的，不过总的来说还是要感谢《易传》的，假如没有它的解释，《易经》就真成了一部彻头彻尾的天书了。

内容

现在流传下来的《周易》有两部分组成：

《易经》：共六十四卦，每卦的内容包括卦画、卦词、爻题、爻辞。形象地说，六十四卦如同著作的六十四章；卦画如同每章的序号；卦辞如同每章的题目和主旨；每卦六爻如同六个小节，爻题如同每节的序号；爻辞如同每节的内容。六十四卦共384爻，但为首的两卦乾和坤各多一爻，所以共386条爻辞。

《易传》：有十篇，又称“十翼”，是对《易经》的注释。《十翼》包括：一、彖上传（《周易》每卦有“象辞”，《彖传》就是解释“彖辞”的话），二、彖下传，三、象上传（又称“大象”），四、象下传（又称“小象”），五、系辞上传，六、系辞下传，七、文言传（文言是解释二卦经文的言语），八、序卦传，九、说卦传，十、杂卦传。

在唐朝之前，《十翼》一般都认为是孔子作的。到了宋朝，欧阳修首先提出疑问，朱熹则深信不疑，现在已证明非孔子所作。吕绍纲先生说道：“《易传》已经是《周易》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离开《易传》研究《周易》，像汉人那样另搞一套，是一条绝路，没办法走通。”

《易经》包含一套独特的符号系统，用阳爻“—”（一个长横）和阴爻“--”（两个短横）三个一组相叠构成八卦，六个一组相叠构成六十四卦。八卦分别象征天、地、水、火、风、雷、山、泽，以及这八种事物内涵的特质，并借由以上特质可以取类比像万事万物。

《易经》六十四卦的顺序绝非随意排列，而是象征了事物的发展过程，每卦的卦画也富有深意。首两卦乾和坤各象征天地，又不仅止于天地，抽象出了世界初始状态中纯阳和纯阴的性质。接着阴阳相荡，化生万物，接下来的一卦便是“屯”，描述了世界初生时混沌的状态

至第六十三卦为既济，其卦画是阴爻与阳爻均匀分布，并且阳爻居于奇数位（阳位），阴爻居于偶数位（阴位），意思是阴阳已发展至完全调和的平衡态，似乎世界归于静止了。但《易经》令人叹服的是以“未济”作为第六十四卦来结尾，在看似平衡的静止之后，体现出世界本质上是运动不息的。

如同六十四卦的顺序一样，每卦中六爻的顺序也反映事物在某细节发展阶段的规律，这种规律因该爻所处的卦的主旨、该爻的具体位置（从下至上六个位置中的哪一个），以及该爻的性质（阴还是阳）等因素综合而决定。

易经六十四卦， 以自古流传的“上下经卦名次序歌”来简述为乾坤屯蒙需讼师，比小畜兮履泰否。同人大有谦豫随，蛊临观兮噬嗑贲。剥复无妄大畜颐，大过坎离三十备。咸恒遁兮及大壮，晋与明夷家人睽。蹇解损益夬姤萃，升困井革鼎震继。艮渐归妹丰旅巽，兑涣节兮中孚至。小过既济兼未济，是为下经三十四。

秦始皇姓赢名政。13岁继位当了秦王，21岁亲掌大权，铲除权臣吕不韦等，重用李斯等一批文臣武将，在他29岁时，即灭掉韩国。此后，相继灭亡魏、楚、燕、赵、齐等国。在他38岁时，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建立起了统一的多民族的伟大国家一一秦朝。 秦始皇于公元前210年死去，时年49岁。死后葬于骊山（西安临潼县），然而，在其去世前几年，却发生过3件怪事。

第一件——历史上的帝王对天象极其重视，他们认为天象代表了天意。秦始皇三十二年，岭南出现了十星连珠的天象，其中，金星位于狮子座，月亮和火星在天秤座，水星处于巨蟹座，木星与土星在白羊座，天王星与海王星在摩羯座，冥王星在天蝎座，形成不大严格的十字形状，称为“十星连珠”。在古代传说中，“十星连珠”是灾难的象征，当然这是毫无科学根据的，十星连珠最后一次出现时在19 9 9 年 8 月 1 8 日。

第二件——三十六年秋天，发生的山鬼献璧事件，同样暗示皇帝可能会很快死去。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载：有一颗星坠落在东郡，百姓在这块石头上刻“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听说后，把在石头附近的人株连九族，并烧毁了这块石头。从此，始皇闷闷不乐，让博士创作《仙真人诗》，为自己祈福。“始皇帝死而地分”这句话透露出来的信号极为明显，即秦始皇一直追求的一统，很可能会在他死后化为泡影， 所以始皇“不乐”。

第三件——一月后，始皇的使者从关中回来，被拿着壁玉的人拦住，并趁机说：“今年祖龙死去。”使者问他什么原因，这个人忽然不见，只留下壁玉。使者将壁玉献给始皇，讲述了事情的经过。始皇沉默无语，群臣亦不敢出声，后来，始皇开口说“山野的鬼怪哪里懂预测之术”。退朝后，秦始皇忧心的说，祖龙是人的首领，今年祖龙死，难道是说我吗？夜晚，始皇召方士，破解壁玉之谜，有人说，这块碧玉是二十八年，沉入水中的璧玉。始皇惊愕不已，连夜召人占卜吉凶，卦象显示，迁徙就会出现吉兆。秦始皇迁十万户到榆中。然而，在秦始皇死后不久，帝国重新陷入分 裂，“秦始皇死而地分”的预言被证实。

占先从《梅花易数》入手比较快，然后再弄本八字的初级书看看干支历法等基础，然后再找本六爻的初级入门书，现代人写的入门会系统些。

之后，你古文若好，一般常识也积累差不多了，就可以读古籍了。

《梅》原文，《渊海子平、滴天髓、三命通会》，《卜筮正宗、增删卜易、易隐》古籍读到一定量时基本你的辨别能力已经上去了，另外一般的书中会引用某些古书这也是你选择的目标书，最后就是看你的修为了。如果你对《大传》等有一定的理解，相信“以道御术”的学占卜不会学的很慢。

附，紫叶先生的梅花教材，入门很系统。

谢谢，正无聊着哪!!

似乎看起来很有意思～～

下边是我在网上找到的

— —！

可是为什么找不到这本书啊？

当当和卓越网上都米～～麻烦，你有告诉偶你那里买的？

《岭南摭怪》

一 成书过程 《岭南摭怪》的成书经历了一个较长而又曲折的历程，可分为四个阶段。

其一，该书在越南李朝（1010—1225年）和陈朝（1225—1400年）时，已有文学家和史学家从民间广泛搜寻、征集、编排和加工整理、编撰成书。正如后黎朝的文豪、史学家武琼在《岭南摭怪列传序》中所言：“斯传之作，其传中之史欤？不知始于何时，成于何人？姓氏缺不见录。盖其草创于李、陈之鸿生硕儒。”可见，在武琼（1453—1516年）前，《岭南摭怪》早已经过许多高才博士之手编撰成书。

其二，陈世法在李、陈两朝学者编撰《岭南摭怪》旧传的基础上又进行过搜集、修改、补充、整理而重新编纂了《岭南摭怪》，使其内容更加充实。文人邓明谦在1520年撰写的《越鉴咏史诗集·凡例》中指出：“吾于洪顺年间（指黎襄翼帝洪顺年间，1509—1516年）入史馆，窃怀述古之志，常嫌内阁藏书因遭兵燹，缺失甚多。仅能见吴士连之《大越史记全书》、潘孚先之《大越史记》、李济川《越甸幽灵》、陈世法之《岭南摭怪》……。”由此可知，在16世纪之前，陈世法已重新编辑了《岭南摭怪》。18世纪的史学家黎贵＠①dūn在《见闻小录》中亦说：“《岭南摭怪》一书俗传陈世法所撰。”因此，陈世法大概是该书较早的编纂者。然而，陈世法究竟为何朝何时人，无信史可传。据潘辉注在其“《历朝宪章类志·文籍志》传记类中，关于《岭南摭怪》之记载及武琼序”中说：“《岭南摭怪》三卷，不知何人作，相传为陈世法。今其序不见，止有武琼校正一序。”另据越南著名史学家陶维英说：“据说《岭南摭怪》一书是由陈代的陈世法所撰。”〔1 〕由上所述，黎贵dūn＠①的书中说“俗传”，潘辉注的书中说“相传”，陶维英的书中说“据说”等等，都无法肯定陈世法为何朝何时人，只好存疑。但陈世法所撰《岭南摭怪》原著亦佚。黎贵dūn＠①所见只不过是武琼序文而已，我们仅能说陈世法大概对《岭南摭怪》有所续编。

其三，15世纪中叶以后，由文人武琼和乔富不仅在“旧传”的基础上重新编撰了《岭南摭怪》，而且运用动人的文笔对该书进行较大的润色和加工，使之成为越南著名的神话传说故事集。武琼，字守朴，号笃斋，别号燕昌，海阳省唐安县慕泽村人。后黎朝黎圣宗洪德九年（1478年）中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兼任国史馆都总裁。他是越南著名的文学家和史学家，著述甚多，有史书《越鉴通考》、诗集《诉琴》和《算法大成》等书。他的故事集《岭南摭怪》是根据前人原本重新编纂。他在序中说：“洪德壬子（1492年）春，愚始得是传，披而阅之，不能无鲁鱼阴陶之舛，于是忘其固陋，校而正之。为二卷，厘目为《岭南摭怪列传》，藏之于家，以备观览。”乔富（1450—？），号孝礼，山西省安定县腊下村人。黎圣宗洪德六年（1476年）中进士。《登科录备考》和阮朝初期的学者武方提的《公余捷记》曾说：乔富“又与唐安人武琼合著《岭南摭怪》”。那么乔富和武琼定为同时代人，但二人并非“合著”。参阅乔富在跋文中最后一段话，即可明了这一点。跋曰：“故愚旁考他书，附以己见，改而正之，辨证于既往，解嘲于将来，删繁就简，以便中笥观览。”武琼为该书作序，在洪德二十三年（1492年）；乔富为该书写跋，在洪德二十四年（1493年）。乔富对原著大动笔，为的是“考而正之，辨正于既往，删繁就简”，完成武琼留给“后来好古君子”之“订而正之，润而色之，其文考，其辞精，其旨远，以便中笥观览。”但在武琼的序和乔富的跋文中，均未提到两人“合著”一事，亦未提到陈世法之名，只明确地提到，曾搜集前人之故事“皆载诸经史”。可见彼此之间没有协作的意思。可能武琼将原文初修一次，在洪德二十三年（1493年）春作序之后，到洪德二十四年（1494年）秋乔富看到武琼的修订本和序文，又进行了较大的变动，完成了武氏未竟之作，于是乔氏写了跋。然而，至今所见的该书内文也分不清武琼和乔富各人的修改手笔了。

其四，在武琼和乔富撰写序和跋之后，又有一些儒家对《岭南摭怪》进行了数次的修改和增补，但他们都是以武、乔原版为基础。在莫氏家族统治下（1527—1592年），有个儒生段氏在武、乔的两卷本之外，再增加了第三卷（有19个故事），成为三卷本。到18世纪有位武钦邻的儒生也对《岭南摭怪》增补了新的故事。从16到19世纪，还有许多无名氏学者再次将一些新故事增补入《岭南摭怪》中，从而使该书有很多种版本并后附有“续补”和“续编”。

总之，《岭南摭怪》早在李、陈两朝已经编撰出来；其次是陈世法的增补和修改；再次是15世纪的武琼、乔富在前人的旧传基础上对该书进行了较大的修改、增删和编撰，分为二卷本，并作了序和跋。他们的版本成为当今最为流行的各种版本的原本。越南史学家认为《岭南摭怪》的作者是武琼和乔富二人〔2〕， 其实是由很多博学的儒生经过多代搜集民间的神话故事编辑而成的集体创作。 二 基本内容 当今，《岭南摭怪》共有9种版本刊布于世， 最少的版本是属于较早的武、乔本，22个故事，最多者达73个故事，然而武、乔本构成了《岭南摭怪》一书的主要内容，也是15世纪以后各种增补版本固定不变的原本，是学者研究该书最基本的底本，但武、乔本在中越两国是非常罕见的珍本。其余50余篇故事是后来由其他许多儒生增补进去的，不再是该书最主要的内容，也比较易寻。在武、乔的序和跋中所列举的故事，简介如下：鸿庞氏传、夜叉传、白雉传、金龟传、槟榔传、西瓜传、蒸饼传、何乌雷传、董天王传、李翁仲传、一夜泽传、越井传、徐道行阮明空传、伞圆山神传、南诏传、杨孔路阮觉海传、狐精传、鱼精传、二征夫人传、蛮娘传、苏沥江传、木精传以及乔富跋里增加的龙眼传，但不见有二征夫人传，所以二人所列故事数相同。在武琼的序和乔富的跋中都简要地对22个故事作了说明。武琼的序说：“《鸿庞氏传》是详皇越开创之由；《夜叉王传》盖略述占城兆萌之渐；白雉有传志越裳氏也；金龟有传记安阳王也；南国聘礼所重，莫如槟榔，表而出之，则夫妇之义，兄弟之睦，于是彰然矣。南越夏时所贵，莫如西瓜，揭而言之，则恃有己物，不顾主恩，于是然著矣。蒸饼传者，嘉孝养也。何乌雷传者，戒*行也。董天王之破殷贼，李翁仲之灭匈奴，南国有人可知矣。褚童子之邂逅仙容，崔传之遭逢仙偶，为善阴骘可见矣。道行、孔路等传，奖其能复父仇，而神僧之辈乌可泯也。鱼精、狐精等传，示之能除妖怪，而龙君之德不可忘也。二征忠义，死为神明，旌而表之，孰云不可？伞圆神灵，能排水族，彰而显之，谁曰不然？与夫南诏为赵武之后，而国亡能为复仇；蛮娘为木佛之母，而岁旱能作霖雨。苏沥为龙肚之神，猖狂为旃檀之精，一则立祠以祭，而民受其福；一则用术以除，而民免其祸。” 乔富在跋中云：“呜呼！天遣玄鸟降世而生商王，则必有百卵孵生子孙分治南国，鸿庞氏之不可无。宁为鸡口，胜为牛后，故赵氏子孙反抗北朝，南诏传不可不视。水流弯曲而汇聚成神龙，苏沥江传岂不为京都之形胜增艳乎？战胜而不隐藏弩机之密，金龟岂非针砭安阳王忘此危机乎？为民除害，必有鱼精、狐精、木精传之明载。尽臣子之道，必有蒸饼、龙眼、白雉传之详述。董王、翁仲因荡寇保国而威名显赫。西瓜、槟榔为民生财而著称。一夜泽、越井岗传，因做阴施报之善事，取此以劝世。何乌雷，夜叉王传，因好*而害身、丧国，以此而戒众。至若伞圆传抗灾有功、蛮娘祈雨灵应，徐道行报父仇，阮明空治愈王病，杨孔路、阮觉海有法术，迫使降龙、蜥蜴落，皆以显示法术之精巧。……” 若将上述故事的内容加以分类，则可知：《鸿庞氏传》是有关越南民族和国家起源，《二征夫人传》和《董天王传》是有关反对北朝的统治，《金龟传》是有关说明安阳王修建古螺城之事，《木精传》和《狐精传》是有关妖精神怪和寺庙神迹的变幻，《槟榔传》和《蒸饼传》是有关古代北越风俗习惯之传统，《徐道行阮明空传》是有关僧人法术的故事，等等。这些神话故事固然不是历史，然而却隐示了越南远古时代的某些历史苗头，可供史学家探寻其线索；再者，这些神话故事有似我国六朝时期的“鬼神志怪之事”，正如武琼在序言里所说：“其视晋人《搜神记》，唐人《幽怪灵》同一致也。”可见越南文化受汉文化濡染很深。 三 《岭南摭怪》与“文郎国”问题 对于远古时代的“文郎国”一事，越南某些学者根据《岭南摭怪》所载录的有关传说故事，错误地认为，在四五千年前越南已产生了文明国家——文郎国，且领土辽阔；甚至荒谬地认为，早在文郎国初期已遭到中国的“侵略”。例如，70年代出版的《越南历史》一书就如此写道：“文郎国时期——雄王时期，越南进入青铜发展的时代，距今约有四五千年，这是一个跃进，是社会发展的伟大时期。”〔3〕 并认为“正是在文郎时期，建立了越南民族和越南文化的基础以及越南民族精神的传统。”〔4〕中国的史书从未提到在越南出现过什么“文郎国”。“文郎（狼）”二字最早见于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所引5 世纪的著作《林邑记》之中：“朱吾（今越南广平省洞海县南）以南有文狼人，野居无室宅，依树止宿，渔食生肉，采香为业，与人交市，若上皇之民矣。”还说： “朱吾县南有文郎究（水）。”〔5〕由此可知，仅有文郎人， 而无文郎国；文郎人生活在原始公社时期，并未发展到建立国家的程度。《岭南摭怪》也承认，当时的社会“民用未足，以木＠②皮为衣，织菅草为席，禽兽鱼鳖为＠②（指鱼露），刀耕火种”。可见文郎人实际处于原始社会。到了公元1世纪初，东汉九真太守任延、交趾太守锡光时，越南北部仍处于落后的氏族公社阶段。史书载：“九真俗以渔猎为业，不知牛耕，以烧草种田，不知嫁娶礼法。”太守“教民耕辟，岁岁耕作，百姓充给，建立学校，导之以礼。”又说：“俗化交土，风行象林，知耕以来六百余年，火耨艺法与华同。”〔6〕任延、锡光将中国的生产技术和文化典章制度输入越北，对交趾地区从氏族社会转向封建社会起到了重大的作用。根据17世纪末叶正和本《大越史记全书·外纪全书》所载，雄王治下的文郎国“亦甚怪诞，信书不如无书，姑述其旧，以传疑也”。16世纪黎嵩所著《越鉴通考总论》指出，当时社会仍处于“靡有兵戈之警，结绳为政，民无诈伪，可见淳朴野之俗矣”。19世纪末叶潘清简在《钦定越史通鉴纲目》中指出：“雄王记，世邈籍堙，干支年月无考。”正如越南史学宿老陶维英说： “我们不能拘泥于‘国’字，认为雄王（碓王）所辖的地方是一个具有今天‘国家’含义的国家。”又说：“雄王一定是部落联盟的首领，……我们推断雄王所建的国家，只不过是一个部落联盟而已。……至于文郎一名只能是后人杜撰的。”〔7〕陈重金也说：“自15世纪以后，我国的历史才记述了有关上古时代的传说。由此可知，有关这个时代的事情是难以确凿可信的。不过历史学家却也收录了这些假传的荒唐无稽的故事，它们全属神仙鬼怪之说，完全违背自然的法则。”传说文郎国相传十八世，共2622年。陈重金就此指出：“若取长补短平均计算，每位雄王在位约150年，虽系上古时代的人，也难有这么多的人长寿。”〔8〕由此可见， 文郎国纯属后人杜撰，不足为信。 关于所谓文郎国初期受到中国的“侵略”一事。《岭南摭怪》的《董天王传》说：“雄王以天下之富，缺朝觐之礼，殷王将托巡狩而侵之。雄王闻之，召群臣问攻守之策，仙游县扶董乡有一富翁，正月初七日生一男孩，儿身骤大，儿伸足而立，长十余尺，拔剑应征曰我是天将，挥剑前进，殷王死阵前，尔后儿脱衣骑马升天。”有的越南史学家据此认为：“雄王时期，我们开始建国，从那时起，就要抵御外族封建国家……的侵略和吞并。”〔9 〕“雄王时期年轻的文郎国被迫反抗中国殷朝的军队——‘殷寇’的侵略。”“传说中的侵略者有‘蛮’、‘红鼻子’、‘殷’等贼寇。董村的一个小孩（在古史和传说中称圣董为扶董天王）三年躺在石床上，不说也不笑，但听到外寇入侵的消息和听到召唤贤能出来抵抗侵略者的木鱼声时，就像吹了气似地突然成长起来，圣董一会儿就吃完了：七筐饭，三筐茄，喝干了一条河的水。敌人出征，……他对准殷寇的驻地冲去，敌人被打得落花流水，全国欢庆辉煌胜利。”〔10〕“《圣董》是一部非常出色的神话故事，它歌颂了我们古代越南民族为民族独立、自由而进行不屈不挠战斗的精神，歌颂抵抗外来侵略的神圣战争。”〔11〕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事实果真如此吗？远在公元前16—前11世纪的商朝，中心区在今黄河流域，它的周边居住着众多的原始部落、小邦——江汉地区为荆楚，江淮一带为群舒，再东至淮水下游以至沿海一带为东夷和东南的夷方，——商朝对南方的统治只到湘赣一带。商朝同各方部落保持着友好和睦的关系，并将商文化输送给他们，加速了这些地区的开发。所以，地处遥远中原地区的殷朝，同所谓“文郎国”相距万里，中间又隔着众多原始部落、小邦，两者之间无任何联系，怎会越过辽阔的华南地区，怎能飞越长江天险、五岭重山去侵略“文郎国”呢？中国古籍和越南正史对此事也从无任何记载，正像越南著名史学家陈重金所说：“实属荒谬。”〔12〕关于“文郎国”疆域辽阔问题，《岭南摭怪列传》卷一说：“文郎国”东夹南海，西抵巴蜀，北至洞庭湖，南至狐狲精国（指占城—引者）。越南学者根据这段神话传说，弄虚作假，亦云远古的文郎国确实“地域辽阔”。然而，在两千多年前的远古时代，越南果真存在一个地域万余里的“大国”吗？越南有二千余年可考的信史，其中约千余年曾是中国封建王朝直接治下的郡县时代（前214—公元968年），约千余年它是独立自主的封建国家，作为中国封建帝国的藩属而存在。从我国秦汉直至北宋乾德六年（968年），交趾是中国封建王朝所辖的郡县，其领域确实辽阔，但绝不是远古时代的雄王的“文郎国”。“文郎国”一名大概是在唐朝以后才被编造出来。《越史略》、《安南禹贡》、《舆地志》、《大越史记全书》等书虽提到 “文郎国”的疆域，但互有出入，且均持怀疑态度，并认为无信史可考。据H司马帛洛说：“文郎国疆界之扩展，北直达巴蜀和洞庭湖，完全是将‘文郎’和‘夜郎’两个名称混淆的结果。”〔13〕陶维英也说：“夜郎是中国汉代时位于中国中南地区的一个国家，相当于今天广西和贵州的一部分地域。夜郎之西北接近巴蜀（四川），东北靠近洞庭湖。H司马帛洛认为，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以致将文郎与夜郎混淆起来，人们才又将文郎北部的疆界扯到巴蜀和洞庭湖来。”〔14〕陶维英还说：“至于认为文郎国所以有如此的宽广，则可能由于我国的史学家根据传说所述貉龙君的百男为百越之祖，因而认为文郎国拥有整个百越之地。百越的疆界正符合文郎国的疆界。”〔15〕在周代以前，百越散居于从四川到滨海的扬子江流域地区。从战国时开始，我国称为蛮夷人，后继续南下到长江以南和五岭的越族就都称为百越族。据越史载，传说泾阳王生子貉龙君，貉龙君娶妪姬，生有百男，是为百越之祖；百男之长子随妪姬居山中，是为雄王。这就是在越南民间广为流传的越南人的始祖泾阳王，而泾阳王传则又是模仿我国唐传奇故事《柳毅传》中的内容编造出来的。所以，“文郎国”的疆界在中国古书中从未有任何记载，在越史中也是纯属神话故事。 《岭南摭怪》所载故事，虽然主要来源于越南，但从故事的内容上说，受中国的影响甚深，不少故事直接起源于中国。黎贵dūn＠①在《见闻小录》中很明确地指出该书深受中国故事的影响。例如《岭南摭怪》中的《越井传》来源于中国宋代张君房的《才鬼记》和元朝吴来的《南海古迹记》。《金龟传》中所述金龟协助安阳王筑古螺城的故事，完全模仿我国《华阳国志》中的古巴蜀之国建龟城的故事。再者如《李翁仲传》，说当秦始皇大军南下至五岭时，秦始皇派阮翁仲守临洮，曾威震匈奴。阮翁仲系南海人，其故事流传于四方，其事迹也传播到越南，经数世纪流传于民间，这段故事就被收入《岭南摭怪》一书中。诸如此类的中国神话故事被越南的儒学家吸收到《岭南摭怪》一书里，就变成了越南的民间故事。之所以会造成这种情况，主要原因是：中越两国之间的关系之源远流长、友谊之笃厚、联系之密切、交流之频繁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相比的。武琼和乔富编定的《岭南摭怪》一书，正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越关系的这种特殊性。 注释： 〔1〕〔越〕陶维英：《越南古代史》上册，刘统文译， 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49页。〔2〕见越南社会科学委员会编著：《越南历史》第1辑，北京大学东语系译，人民出版社（内部读物）1977年版，第503页。〔3〕〔4〕越南社会科学委员会编著：《越南历史》第1辑， 第20、22页。〔5〕《水经注》卷三十六，《温水条》，朱吾应为我国苍梧郡，误为朱吾县。 〔6〕《大越史记全书·外纪全书》卷一、三。〔7〕〔越〕陶维英：《越南古代史》上册，第188、191页。〔8〕〔9〕〔越〕陈重金：《越南通史》（越文），西贡新越出版社，第7次修订版，第25—26，4、9页。〔10〕〔11〕陈重金：前引书，第33、34页。 〔12〕陈重金：前引书，第26页注〔1〕。〔13〕〔14〕〔15〕陶维英：《越南古代史》上册，第184—186页。

考古除了可以开好地发掘文物，还有更深一层的意义，那就是通过考古，我们可以更全面更真切地了解古人的相关信息。虽然每个朝代都有相关的史料文物流传下来，但是它毕竟人为书写的，多多少少有些失真的地方，而考古恰好弥补了这一块，它是一个很重要历史参证。

有些被发掘的考古资料，有时会颠覆我们对历史固有的认知，在一次考古行动中，专家们曾发掘出28本文献，在专业学者对这些文献进行研究会，发现其中的一本古藉，让外国专家大感震惊。

中国人向来对风水这块十分重视，这点从古代就已经开始了，古时上至皇族贵胄下至平民百姓，大家都非常重视占卜，只不过每个朝代都有其自身的特征而已。从汉代开始，就出现我们今天常说的天文学，当时的人们的通过判断天象星宿的变化，来占卜吉凶。这本在马王堆汉墓出现的《五星占》古书，一被发掘就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这本距离现代上千的古书，所记载的关于金星会合周期的数值，与现代数据相对，仅有048的误差，在那个没有任何高科技技能的年代 ，居然能如此准确地计算出天文相关的知识，实在是让人匪夷所思。

为什么在那个没有任何天文设备作为辅助的朝代下，古人却依然能够把行星的动态跟位置推算得如此精准呢，跟据专家的推测，当时的天文学家，可能已经懂得距离等速度与时间的积，这个运算公式了，但这也仅仅是专家的推测，事实是否如此，也无从肯定，不过不管怎么样，能有如此缜密的天文学记载，我们不得不佩服古人的智慧。

当西方专家弗拉马利翁得了《五星占》内记载的内容，真呼不敢相信，在他看来，那个没有任何精准仪器的年代，能得出如此准确的数据，简直是超出正常的认知。的确《五星占》的出土，等于是宣告中国的天文学预测比西方远远提早了近二千年，这也让我们身为华夏子孙的我们十分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