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除避讳字外，某些时代规定的特殊用字，因其“独能行于一世而止”（《宣和书谱》卷一），故亦有很强的时代性，这对我们鉴定古籍的年代具有重要价值。据《新唐书》记载，武则天时造了十二个字，《宣和书谱》则说是十九字，《通志》又说是十八字，明人郎瑛的《七修类稿》，根据《后山丛谈》等记载，认为“总计则又二十字矣”。不唯字数不同，即便是同一个字，由于辗转传抄，写法亦各异。为了方便，今将《宣和书谱》等四家所记，列表于下，以作参考：

《新唐书》所载十二个新字没有释义，《七修类稿》将此字写作“”，释义为“幼”。

在这二十个新造字中，据宋人郑樵分析：“天作，日作，并篆文也；年作，正作，并古文行于世者；授，古文亦作、者，国亦有作圀者；地，籀文或有作坔者。”这就是说，武则天时所造新字，并非全出杜撰，实际是用了不少古字，或者将古字作了若干变通或改造。遇到这些字就需要特别小心，因为前乎此或后乎此，都可能出现这些字，需要综合它种因素才能下结论。但由此而否定这些字在鉴定古籍年代时的重要性，则是站不住脚的。

19世纪中叶的太平天囯政权，也规定了部分特殊用字，这主要是纪年月的干支，不用丑、卯、亥三字，而分别代之以好、荣、开。同时，太平天囯的“囯”字，既不作“国”，又不作“国”，而中间是个“王”字，大有尊重天王之意。这些字都有很强的时代性，其在鉴定古籍年代中的作用和价值是不言自明的。

　　“古今主要字典有哪些？词典又有哪些？”这个问题我回答后，不知为何没有显示出来，所以就在这道问题中再答一次，还有就是“古书中的用字有哪些”这个问题问得不清楚，可以再具体明白一些，另作一问再提吧！

　　我国古代的字典、词典大体上可分为三类。

　　一是以义为系的字、词典。它以汉代《尔雅》为代表，按字、词的性质和意义分类排列。《尔雅》系统的著作有汉代孔鲋的《小尔雅》、刘熙的《释名》（又名《逸雅》）、三国魏张揖的《广雅》等，后人通称其为“群雅”或”《尔雅》派”。

　　二是以形体结构进行编排的字书。它以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为代表，按字的形体结构排列，《说文解字》以后，有梁代顾野王的《玉篇》、宋司马光的《类篇》、明张自烈的《正字通》、清朝的《康熙字典》（样页）等。

　　三是以字的音韵进行编排的韵书。最早的韵书是魏李登的《声类》，现存的以隋陆法言等的《切韵》为早，是根据字的音韵来排列的。按《切韵》这一体系发展的，有唐代的《唐韵》、宋陈彭年等的《广韵》、丁度等的《集韵》、明乐韶凤等的《洪武正韵》、清李光地等的《音韵阐微》等。

　　这三类字书的编排方式，都经历了一个完善的过程。以排检方法为例，如《尔雅》系统的分类、《说文解字》系统的部首、《切韵》系统的韵部都发生过变化，都随着历史的推移而不断修改，以适应当时的情况。其中部首和韵部，总的趋势是走向简化。如部首法，《说文解字》以汉字构字法原理，把所收的9353个字的篆书形体归纳为540部；而《字汇》根据楷书的形体，从检字法的角度精减为214部，为后世《康熙字典》及现代的《辞海》等书所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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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现代字典和词典的编纂

　　近代、现代的字典和词典，是在古代这一类工具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具有代表性的有《中华大字典》，编者陆费逵、欧阳博存等，中华书局1915年初版。全书收单字四万八千余，稍多于《康熙字典》，还纠正了后者的错误二千多条。尽管该书的缺点和错误也不少，但因它收字较多，在新的大型字典出版以前，还不失为一部重要的字典。

　　在词典方面，《辞源》是编辑最早、规模较大的一部，该书由陆尔奎、方毅、傅运森等任编辑，商务印书馆1915年出版正编、1931年出版续编，后来又多次重印再版。全书收词目约十万条，内容包括普通语词、成语、典故和人名、地名、书名以及专科术语等等，按字头部首编排；每个字头先用反切注音，并附直音，再标明声韵，解释字义。词条按词头首字排列在字头之后。该书在内容和编排体例上，都吸收了前人的成果，注音简易，词条较多，引证丰富，释义明了，至今仍不失为有使用价值的词典。它的缺点是，第一、文史方面的条目多根据唐宋以来的类书，没有核对原文，往往发生错误和遗漏，而且引书不注篇名，难以查对，第二、摘引原文不标明删节，容易产生断章取义的错误；第三、有的词条去取失当；第四、没有使用新式标点；第五、一些释义上的立场、观点也有问题。

　　继《辞源》之后的百科性词典应数《辞海》，舒新城、张相等编，1936—1937年由中华书局分三册出版，后又再版。全书收录词条的数量和编制体例大致上与《辞源》相同。当然，《辞海》对《辞源》所存缺点错误有一些改正，如引书注了篇名，还采用了新式标点，但是，除此以外，前面所举《辞源》的缺点、错误，在《辞海》中仍多存在，特别是立场、观点上的问题，二书有不少共同之处，读者查考时应当注意。《辞海洲辞源》二书收编的条目不尽相同，可相互参照，取其所长。

　　此外，还有一些专门性的字典和词典，如杨树达的《词诠》、裴学海的《古书虚字集释》、朱起凤的《辞通》、符定一的《联绵字典》、徐嘉瑞的《金元戏曲方言考》等等，至今也还有参考作用。

　　解放后，字典和词典的编纂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三十年来，先后编辑、出版了《新华字典》、《同音字典》、《古汉语常用字字典》、《汉语小词典》、《四角号码新词典》、《现代汉语、词典》和一些专门性的字典和词典，并开始新编《汉语大字典》和《汉语大词典》。此外，还有《辞源》、《辞海》的修订、改编。

　　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在全国学术界协作努力下，《辞海》（1979年版）已于1979年9月出版，精装三巨册。新版《辞海》收单字一四八七二个，复词九一七○六条，插图二千余幅，计一千三百余万字。这是一部百科性辞书，主要供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读者使用。在改编、修订过程中，除上述1979年的新版本外，从1961年起，《辞海》还曾印刷过四种本子：（1）《辞海·试行本》，1961年出版，按学科编排，平装十六册，附总词目一册。（2）《辞海·试排本》，1963年印，供征求意见用，按部首笔画编排，乎装六十册，精装合编成三册。（3）《辞海·未定稿》，1965年出版，按部首笔画编排，精装二册。（4）《辞海》分册，按学科编排，共计分册，装订成甘八本，分两种版本：“修订稿”，已出版廿三本，1980年出齐；“修订本”已出六本。

　　《辞源》的修订定稿工作也于1979年完成，共四个分册，将于1981年出齐。修订后的《辞源》是一部阅读古籍用的工具书，供文史研究工作者参考。收词限于古典文史范围，而且一般止于鸦片战争；旧《辞源》中的现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应用技术的全部新词则一律删去。单字下注汉语拼音和注音符号，并加《广韵》（间采《集韵》等）的反切，标出声纽。释义简明确切，并注意语词的来源及其在使用过程中的发展演变，全部书证加注了作者、篇目和卷次，有些条目之末还附了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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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类书，就是采摭群书，辑录各门类或某一门类的资料，随类相从而加以编排，以便于寻检、征引的一种工具书。

类书按其内容和编排方式不同，

有义系、形系、音系三类。

义系类书就是按材料的义类分部编排，如天文、地理、人事类。每系中又分若干小类，如天文分有日、月、星、时等；时又分春、夏、秋、冬等。古代类书大多属此类。其中以取材范围分，有综合性和专科性两种。音系类书是从古书中摘取二至四字的短语，按末一字的韵编入某韵，主要供编纂字、词典找资料出处所用。如元代的《韵府群玉》、清代的《佩文韵府》。形系类书是字形编类，即将两个字组成的词语按其上一字归入同一字的类中，

而举出包含这个词语的诗文篇目，如清代的《骈字类编》。其作用与音形类书略同。

我国古代类书之祖，当首推魏时之《皇览》。就据《三国志·魏志·文帝纪》载：魏文帝曹丕时“使诸儒撰集经传，随类相丛，凡千余篇”。此书早已散佚，后世虽有一些辑佚本，但所存不多，难以窥其全貌。六朝时期也有很多类书，如北齐后主武平三年敕撰的《修文殿御览》，卷佚很多，为唐、宋类书所取，今已佚。另如齐、梁间的《古今同姓名录》、梁朝的《华林遍略》等皆是。

唐代官修类书有三部，即欧阳洵等奉敕撰《艺文类聚》，许敬宗等奉敕撰《文馆词林》，徐坚奉敕撰《初学记》。私撰的有二部：虞世南撰《北堂书抄》和白居易撰《白孔六帖》。

《艺文类聚》，唐高祖时编，100卷。该书从1400多种古籍中分类摘录，分岁时、政治、产业等48部，事实居前，诗文列后，内容丰富。其中征引的古代典籍，今多散佚，为我们保存了不少珍贵材料。

《文馆词林》，唐高宗时编。1000卷。分类编纂自先秦到唐代各体诗文。原书北宋时已散佚。

流传在日本的残本约有数十卷，其中大部分已重新传入我国。各残卷分别有《佚存丛书》《粤雅堂丛书二编》《古逸丛书》《适园丛书》等刻本。 《北堂书钞》，是唐初的虞世南任隋朝秘书朗时编辑。160卷。该书从当时各类书籍中摘录名言佳句，凡852类，供当时作文采摭词藻之用。

宋代类书编纂规模空前，产生了许多大型类书。较为著名的有：《太平御览》，1000卷。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年）下诏命李昉等人编修，历时八年而成。初名《太平总类》，太宗令人日进三卷阅览。“此书千卷，朕欲一年读遍”，故改题今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