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图书馆古籍资源的类型包括国家图书馆藏善本和普通古籍、甲骨、敦煌文献、碑帖拓片、西夏文献、赵城金藏、地方志、家谱、年画、老照片等。

我国的古籍：

1、《永乐大典》——百科类

《永乐大典》内容包括经、史、子、集、天文、地理、占卜、戏剧、工艺、农艺等涵盖了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的知识财富。《不列颠百科全书》在“百科全书”条目中称中国明代类书《永乐大典》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已经成为中国历史文化的一个重要符号。

2、《四库全书》——百科类

《四库全书》是我国最大的一部丛书，包括了我国几千年来的重要文化典籍，作为中国古代最大的文化工程，对中国古典文化进行了一次最系统、最全面的总结，呈现出了中国古典文化的知识体系，可以称为中华传统文化最丰富最完备的集成之作。

中国文、史、哲、理、工、农、医，几乎所有的学科都能够从中找到源头和血脉。

3、《梦溪笔谈》——科学类

《梦溪笔谈》就是一部涉及古代中国自然科学、工艺技术及社会历史现象的综合性笔记体著作。本书由北宋科学家、政治家沈括撰，内容涉及天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各个门类学科。

我国古籍的价值：

1、文献价值。古书籍所描述记载的史料非常丰富，是研究古代社会不可缺少的第一手材料，因此古籍的价值首先体现于它的文献价值。

2、版本价值。古籍的版本种类很多，一般来说，稿本、旧抄本、古本、初刻本、精刻本以及各类活学本等版本的价值较高。

3、艺术价值。有些古籍字体雕刻精美，印刷水平较高，如精写本、写刻本、精刻本、各种套印本、短版、拱花、版画等。

4、学术价值。如名家稿本、精校本以及在录某一学术领域有独到见解或较为少见的稿本、写本、批校本、过录本等，都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5、文物价值。有些古书，抄写或刻印年代久远，流传又稀少，如宋刊元椠存世不多，无论从纸质、墨迹、印刷技能，装帧水平等方面都有很高的文物考古价值。

由于蝴蝶装书页后半页的背面和第二页前半页的背面不相连接,读完一面后必须连翻两页,打开书时常遇上空白无字的背面,于是到南宋后期,人们开始把书页反面对反面折起来，让书页的两个外边粘在书背上，再包上书衣,就成为“包背装”,也叫“裹背装”(图4[打开的包背装])。后改在边上打两个或三个小孔,用纸捻穿进小孔把书页订牢，再包上书衣。穿纸捻处称为“书脑”。包背装在元代和明代前期最为流行。

许多人称15世纪的抄本，俗称“伏尼契手稿”，是世界上最神秘的书。这本手稿是由一位不知名的作者以未知的笔迹写成的，1912年被珍本书商威尔弗里德·伏尼契(Wilfrid Voynich)重新发现时，它的目的再清楚不过了。手稿在历史上出现过又消失过，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鲁道夫二世的图书馆到1903年罗马耶稣会的一次秘密书市。这本书的语言难以解读，其精美的插图仍然令人困惑，但它们是美丽的。这是第一次，这个复制，连同精致的折叠部分，让读者探索这个谜的所有令人惊叹的细节，从它的独一无二的“伏尼契”文本，它的插图超凡脱世的植物，陌生的星座，裸女游泳在幻想管和绿色浴缸。

手稿附带的随笔从炼金术、密文、法医学和历史的角度解释了我们对这部作品的了解，但它们几乎没有提供明确的答案。相反，正如《纽约时报》畅销书作家黛博拉·哈克尼斯在她的导言中所说，这本书“邀请读者加入我们，一起探索神秘的中心。”

写在中欧的最后15或16世纪期间,原点,语言,和日期后的伏尼契Manuscript-named波兰古董书商威尔弗里德·m·沃伊尼克,他获得了1912年——仍在讨论中积极作为其令人费解的图纸和破译文本。被描述为神奇或科学文本的书中，几乎每一页都包含了一个乡土但生动的人物的植物、形象和科学绘图，用充满活力的墨水画出各种深浅的绿色、棕色、**、蓝色和红色。

根据绘图的主题，该手稿的内容分为六个部分:1)包含113种未知植物的绘图;2)天文学和占星术的绘图，包括星象图的辐射圆，太阳和月亮，黄道十二宫符号，如鱼(双鱼座)，公牛(金牛座)，弓箭手(射手座)，裸体女性从管道或烟囱，和宫廷人物;3)一个生物部分，里面有无数的微型女性裸体素描，大多数都有肿胀的腹部，沉浸在液体中或涉水而过，奇怪地与相互连接的管道和胶囊相互作用;4)由九枚精美的宇宙圆形图案组成的阵列，其中许多图案画在几张折叠的对开纸上，描绘了可能的地理形态;用红色、蓝色或绿色的罐子或容器描绘了超过100种不同的药用植物和根的药学图纸，以及6)连续的文本页，可能是食谱，在每一个条目的空白处都有星形花标记。

和手稿的内容一样，伏尼契手稿的所有权历史也存在争议，并填补了一些空白。这份法典属于德国皇帝鲁道夫二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576-1612)，他花了600金币购买了它，并认为它是罗杰·培根的作品。很可能鲁道夫皇帝从英国占星家约翰迪(1527-1608)那里得到了这份手稿。迪伊显然拥有这份手稿和其他一些罗杰·培根的手稿。

此外，迪伊声称他在1586年10月有630达克特，他的儿子指出，迪伊在波西米亚时拥有“一本书……里面没有任何屁股象形文字，他的父亲在那本书上花了很多时间:但我听不出他能读懂。”鲁道夫皇帝似乎已经把手稿交给了雅各布·霍西基·德·特佩内茨(1622年)，根据只有在紫外线照射下才能看到的第1r页上的铭文:“雅可比·德·特佩内茨。”

1666年，克朗兰的约翰内斯·马库斯·马尔西把这本书送给了阿塔纳西乌斯·基彻(1601-1680)。1912年，威尔弗里德·m·伏尼契从罗马附近弗拉斯卡蒂的耶稣会学院购买了这份手稿。1969年，从威尔弗里德·伏尼契的遗孀埃塞尔·伏尼契(Ethel Voynich)的遗产手中买下这本法典的克劳斯(hp Kraus)把它交给了拜内克图书馆(Beinecke Library)。

“古”是相对于“今”而来的，未采用现代印刷技术印制的书籍，皆可称之为古籍。 当人们开始有意识地将文字刻写在特定形式的材料上，借以记录知识、传播思想，图书才开始出现。在《中国古籍编撰史》中提出图书必须具备以下六个构件：

（1）知识信息； （2）著作方式；

（3）文字；

（4）物质载体；

（5）文字制作技术；

（6）装订形式。

以这六条标准来衡量诸多图书起源的几种说法：“陶器说”过分强调陶文的作用，但陶文是可有可无的装饰品；“河图洛书”只是出自荒古的神话传说，不足为凭；甲骨、青铜、石刻均不能称之为图书。

著名书史学家钱存训指出：书籍的起源，当追溯到竹简木牍，编以书绳，聚简成篇，如同今日的书籍册页一般。

先解释“古籍”的“籍”。“籍”在这里就是书，“古籍”是古书的雅称。什么样的东西才算书，殷商时龟腹甲、牛肩胛骨上的文字只是占卜后刻上去的卜辞，并未构成书。商周时青铜器上的铭文即所谓“金文”是王公贵族们对铸器缘起的记述，尽管有时为了夸耀自己的功勋，文字很长，但其性质仍和后世纪功颂德的碑刻相近似，也不能算书。中国殷商时已开始在竹木简上写文字，《尚书》的《多士》篇里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册”的古文字就像两根带子缚了一排竹木简，“典”则像以手持册或将册放在几案上面。但这种典册在殷商时仍不是书，而只是诏令之类的文字，保存起来犹如后世之所谓档案。到西周、春秋时，档案留下来的就更多了。西周、春秋时人做了不少四言诗，草拟了贵族间各种礼仪的节目单或细则；还有周人用蓍草占卦的卦辞、爻辞；春秋时诸侯国按年月日写下来的大事记即“春秋”或“史记”。这些，都归祝、史们掌管。其中除大事记是后来史书的雏形外，其余所有的仍都没有编成书，只能算档案，或称之为文献。到春秋末战国初，学术文化从祝、史手里解放出来，孔子以及战国时的学者才把积累的档案文献编成《诗》、《书》、《礼》、《易》、《春秋》等教材，作哲理化的讲解。这些教材叫做“经”，讲解经的记录编写后叫做“传”或“说”，经、传、说以外的记载叫做“记”。同时，战国各个学派即后人所谓先秦诸子也有不少论著，并出现了自然科学技术方面的专著。这些经、传、说、记和先秦诸子论著、科技专著才是中国最早的书，最早的古籍。《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最早的书也就是这一批古籍。以后收入列朝公私书目属于经、史、子、集的各种著作，在今天也被公认为古籍。 学术观点：中国有6000年的文明史，图书作为重要的标志文明的牌记，与中国古老的文明社会并驾齐驱发展着。从壁石、钟鼎、竹简、尺牍、缣帛到纸张，无一不向社会传播文明，传递知识。但久经改朝换代、天灾人祸，能保留下的古书少之又少。所以，古书收藏爱好者认清古籍中孤本、善本、珍本的界定是非常有必要的。孤本的概念比较清晰。凡国内藏书只此一部的，未见各家收藏、著录的，一概称为国内孤本。珍本与善本的界定，历来为版本鉴定学者所争论。宋效先老师曾在1987年发表论文指出：“珍本是比较稀见或比较珍贵之本，善本是凡内容有用，流传稀少，校刻精良，具有文物、学术或艺术价值之本。”而在李致忠老师的观点中认为：在西方人的观念里和词汇中，“善本”就是珍贵的、值钱的、罕见的传本，这实际上是以“珍本”概念替代了“善本”的含义。时代久远，传世孤罕的书籍，自然珍贵。甚至虽有明显的文字讹脱，反被视为珍贵版本，这在古今中外都有实例可举。本来“珍”并不等于“善”，罕见的东西并不一定真好，可是谁也不会把珍贵的东西视若粪土。这就在实际上把“珍”、“善”合流了。彭令先生认为，从广义的角度说，凡是有利于国家有利于人民的古籍精品，都应视为珍本；珍本与善本的核心价值都是文献价值，文物价值为基础，文物价值主要是在确定古籍的真赝、年代、版本的基础上得出的，艺术价值对于古籍来说是形式。文物价值、文献价值与艺术价值都高的古籍，无疑是善本；有时候，对于某种价值特别突出的古籍，也应视为善本。 中国古籍传统的分类法采用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四部下再细分为四十四类：

经部，以儒家经典及其释作为主，例如《御笔诗经图》，也收录古乐、文字方面的书籍。

史部，主要收录各种体裁的史书，另纳入地理、政书及目录类图书。

子部的范围比较广，诸子百家、算术、天文、生物、医学、军事、艺术、宗教、占卜、堪舆、命算、笔记、小说、类书等，皆入子部。 集部，则录诗文集、文学评论及词曲方面的著作；个人著作称“别集”，集体创作称“总集”（例如：《六家文选》）。 中国印刷术的演变：

雕版印刷发端于唐代，宋代以后成为传统中国图书制作生产重要方式。较早的雕版，一次只能印出一种颜色，称为“单印”；若将规格完全一样的几块版面，分别在不同的部位着上不同的颜色，重复迭印，就可产生二色、三色、四色，甚至五色的效果，称为“套印”；以套印技巧印制的书，就称为“套印本”，是中国古代最具特色的彩色印刷术。活字印刷术是用铜铸或木造成一个个独立的字体，再拼成版面印刷（图4《御制数理精蕴》），乾隆皇帝将宫中以木活字印刷的书称为“聚珍版”。石板印刷是西洋技术，在清末传入中国，因有快速、价廉的优点，很快地通行起来。 古籍的结构是指一部具体古籍外在形式和内容的各个组成部分，在流传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特定的名称。

1．书衣：俗称书皮，也称封皮。（修复技术规范228）是为保护书而在书的前后加的封皮，一般选用较硬的纸作为书衣的材料，并在书衣上题写书名。

2．书签：用作题写书名的长方形纸条，一般贴在古籍封皮左上角。有时还有册次和题写人姓名。（修复技术规范229）

3．书叶：按文稿顺序排列的书写、印制的单张纸叶。（修复技术规范29）

4．封面：位于护叶之后、所有书叶之前。常镌刻书名、作者、刊刻时间及地点等项内容。（修复技术规范218）

5．护叶：也称副叶，用以保护书芯或连接书衣。（修复技术规范219）一般是一张空白纸。在书名叶或前或后。

6．书芯：指书衣以内或未上书皮以前已订在一起的书册。（修复技术规范220）

7．书脑：书芯订捻、缝线以右的部分。（修复技术规范224）即装订时，锥眼订线的地方。

8．书背：又称书脊，与书口相对，上下封皮相隔或连接的部分，相当于书籍的厚薄度。（修复技术规范225）即一书装订处的侧面，如同书的脊背，所以称书脊。

9．书头：书籍上端切口处。修复技术规范221）又称为书首。

10．书根：（修复技术规范222用的术语叫“书脚”，解释为：书籍下端切口处，亦称书根。）有些古籍在书根上有书名、卷数、册数，但书根上这些题名不一定准确，有些是刻板时印上，有些是藏书者自己为方便翻检、阅读或者保护而写上去的，多半是简名。 11．书角：天头和地脚右端。（修复技术规范227）

中国古籍形制主要有以下几种：①卷轴装。粘结幅度相等的若干幅纸成一长条，承袭简册帛书的存放方式，左端安一轴，以轴为中心，从左向右卷成一卷。也有的不用轴。盛行于南北朝至唐代。②册叶装。分经折装和蝴蝶装。经折装，由卷轴装过渡而来，即将一长条，按一定行数左右折叠成长方形，前后加封面。蝴蝶装，将印好的一整叶，以有字的一面对折，数叶为一叠，将若干叠的版心处粘于用作前后封面的硬纸上。唐末五代即出现这种装帧，盛行于宋元。③包背装。将书叶无字的一面对折，数叶为一叠，右边版框空白处打眼订捻，前后封面是一整张纸，书脊被包裹起来。元代和明代前期最流行。④线装。折叠方法与包背装一样，只是打眼处改用线装订，前后封面各用一纸。出现于明代中期，是中国古籍最后的，也是最通行的装帧形式。明清时期，很多宋元古书重新装修时大半都改为线装。

安妮宝贝对谈著名藏书家韦力——关于古书、古典文化，对风雅和优美投以深深爱慕，对高洁和矜持不失信仰。

含大量珍贵古籍照片，四色全彩印刷，还原古书沉淀百年之精之纯之美。

“对风雅和优美投以深深爱慕，对高洁和矜持的情操不失信仰，这样的辰光貌似已一去不复返……被新世界的衍生物所包围的我们，对历史及传统，如何欣赏、表达、维持和保护。”——安妮宝贝

“我们今天所谈的悠久历史、灿烂文化怎么体现？靠的就是这些古书。我总想告诉别人，美之所以为美，到底是怎么回事。”——韦力

出现于明代中期,很快就取代包背装,成为中国古籍最后的也是最通行的形式，今天还常把古籍称作“线装书”因为包背装的书背易于破损,于是改用两张和书页同样大小的书衣分置书的前后，在书脑处打孔穿线订成。一般只打4个孔，叫“四针眼装”，厚一点的书有时在上下角各多打一个孔，叫“六针眼装”，订书的线讲究用白色或米**丝线，双道。有时还在上下两个书角处用浅蓝、浅黄或棕色的绫包起来，叫“包角”。书衣和正文之间至少订进一张空白页，有时多至两三张，叫“护页”或“副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