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万页古籍通过达摩院技术数字化“回归”，我国还有多少文物流落在外？

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国家的文物回归有了重大的突破，达摩院通过当下的数字化技术成功将20万页的古籍收拢回归，让我们在新技术的加持下看到了古人的智慧。但在看到这让人惊叹的古籍之后，很多人都在想我国那些流落在外的文物，当下又过着怎样的光景？而又有多长的时间才能够回归到祖国的怀抱呢？

我们都知道在以前的中国物产丰腴，能工巧匠众多，因此有很多优秀的文物国宝流传，但随着侵略者的入侵在他们的硝烟与炮火的侵略下我们国家的很多国宝文物都被洗劫，流落海外，这其中最知名的就是十二生肖铜首，此外还有很多工艺精美的文物也辗转到了海外，这是中华大地炎黄子孙心中永远的一道伤疤。

总结近几年来我国以及世界其他国家追索海外流失文物的成功经验，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促成海外文物的顺利回归不仅需要加强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还需要国内各种制度设施的辅助和配合:不仅需要国家的支持与推动，还需要充分发挥民间组织和个人的积极作用。

要加强政府间的交流，在现有的国际法律框架内，通过外交谈判等手段达成双边或多边协议，以解决流失文物的回归问题。我国应该积极开展与相关国家政府间的沟通，尽可能就追索流失文物以及共同打击非法走私文物的犯罪活动等问题达成共识。注重与国际刑警组织的配合。具体而言，我国可以与国际刑警组织建立长期有效的合作机制向其提供有关我国珍贵流失文物的详细资料，充分发挥其在打击国际犯罪和进行司法鉴定方面的优势以实现我国海外流失文物的顺利回归。

在海外应当充分发挥当地华人团体，特别是华人律师团的作用。借助他们对当地法律的熟悉程度是诉讼实现其应有的效果，为我们成功维权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持。 积极开展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活动，通过国际文化传播的多种途径对我国的历史文化进行宣传，激发国外的文物持有者尊重历史、尊重中国的意识，促成其自发捐回文物的善举。

文物对于我们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文化意义，因此我们也希望文物能够更快的回归祖国的怀抱。

一、按照资料的表现形式，将历史史料分为文献史料、实物史料和口述史料

1、文献史料：最早的文献资料并不是史书，应是甲骨文（甲骨文的文献价值与早期文字的意义相互混淆）。

2、实物史料：实物史料指各类遗物、遗址、建筑、碑刻、雕塑和绘画等，这类史料是历史的见证和历史知识的可靠来源，它既能比较真实地反映历史，又具有形象直观性。其中有很大部分是由考古发掘的。

3、口传史料与口述史料

（1）口传史料（远古时期神话传说）：在没有文字记载前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2）口述史料是人们对往事的口头回忆而写成或整理成文字的资料

二、按照资料价值的不同，分为第一手史料（直接史料/原始材料）和第二手史料（间接史料）。

第一手史料是指接近或直接在历史发生当时所产生，可较直接作为透视历史问题的史料；第二手史料是指经过后人运用一手史料所作的研究及诠释。

三、其他史料分类

1、有意史料与无意史料

（1）官方组织编写的史书和成文的历史著述、回忆录和公开的报道等，应属于 “有意的史料”；

（2）官方遗留下来的文书档案、军事文件及其私人信件、日记等，这都是当时的人们在无意中留下的证据。应属于“无意史料”。

2、“正史”（官方记载）与“野史”（民间记载）

（1）正史：一般认为是指由宫廷史官记录的史书；

（2）野史：一般认为是指古代私家编撰的史书，与官修的史书不同的另一种史书，与“正史”相对而言。

古籍是不可再生的宝贵资源，应当得到很好保护。

中国的古籍在历史上迭经水火兵燹等自然灾害、人为灾害受到破坏甚至毁灭，现在的古籍与中华民族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典籍相比已经是万不存一，所以保护古籍就显得更为重要。

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针，同样适用于古籍。然而，由于保存条件不善，古籍遭受虫蠹鼠啮、霉蚀烬毁、酸化老化等原因形成破损，有的甚至变成无法翻阅的“书砖”或严重虫蛀、絮化古籍。竭尽全力保护抢救古籍，千方百计地保证古籍安全，已成为当前一项急迫的任务。

是指书籍的形式，再具体点可以说是单指书籍的外形，而不包括书籍的内容，也不包括书籍的材料，以及抄写、刊刻或其他印刷的方法。

“旋风叶”是从卷子演变成册叶的第一步，或者可以说是从卷子到册叶的过渡形式。翻到哪里就可翻到哪里，查找起来极其方便，即使从头到尾翻一遍也极其迅速，迅速得像旋风一样，于是给它起了个“旋风叶”的名称。旋风叶进一步演变就成了“蝴蝶装”。到蝴蝶装书已不用长条木板印刷而改用长方块木板印刷，成为若干单页装订起来的书籍。纸面上印版所占的地方，叫“版面”。版面以外空白的余纸，上边叫“天头”，下边叫“地脚”，左右都叫“边”。版面的四周叫“版框”，拼成版框的粗线叫“边栏”，也叫“栏线”，。上方叫“上栏”，下方叫“下栏”，左右叫“左右栏”。边栏只有一条线的叫“单边”或“单栏”，在粗线内侧现加一条细线叫“双边”或“双栏”。有“四周单边”、“左右双边”、“四周双边”三种形式，而绝无作上下双边而左右单边的。版面用直线划分成若干“行“。版面中间一行，不刻正文（当然也不刻小注），叫“版心”，也可叫“中缝”。版心往往用花纹或横线分划成三段，花纹按其形状叫“鱼尾”。只有上面一个鱼尾，下面用横线的叫“单鱼尾”，上下都有的叫“双鱼尾”。

蝴蝶装有个缺点，即由于书页的后半页的背面和第二页前半页的背面不相连，读下去必须连翻两页，平时打开书来，也往往遇上空白的背面，不方便。于是，有人把书页的反面对后面折起来（像后来的线装书那样），让书页的两个外边粘在书背上，就成为“包背装”，也叫“里背装”。

现在的线装，是明代中期出现的。其所以出现，当是由于包背装在书背处易于破损，破损了光靠两三个纸捻不能把书脑部分压平伏，书的右上右下两角卷起来很不美观。于是在包背装的基础上加以改良，即在打孔订好纸捻后，不再用整张书衣而改用两张半页大小的书衣，分置书前书后，然后在书脑处再打孔穿线订成，所以叫线装。线装是有一定规格的，一般只打四个孔，叫“四针眼装”，厚一点的书有时在上下角各多打一个孔，叫“六针眼装”。书衣在明代多用蓝色（也称磁青色）和棕色（也称古色、古铜色），清代则棕色多一点，个别也用混金的，但清末民国时又喜用蓝色。绝大多数用纸裱两至三层，也有用绫或绢裱制的。在前后书衣和正文之间至少订进一张空白纸，有时可多至两三张，叫“护页”或“副页”，也有人称之为“看页”。

明清时喜欢给线装书做“书套”，雅一点也称之为“函”。用硬纸做亲里，外面裱糊蓝布，里面裱糊白纸，把书四边包起，用两个牙签插紧，只空出书头和书根，讲究的则不用蓝布而用锦，有时还把书头和书根也包起来，叫“四合套”。四合套中讲究的更把书头、书根的两块接边处挖成云纹镶嵌，叫“云字套”。但这些书套因为用桨糊裱 ，易被鼠咬，日子外了又易散坏，因此好多人喜欢用所谓“夹板”。这是用两块和书册一样大小的木板，上下两头各穿上一根布带子，把书册夹住扎牢。木板要结实，多用梓木、楠木、花梨木、枣木、樟木之类。此外，还有些文物性的善本书除了用书套或夹板外还常做精致的木匣子或小木箱子装起来，匣里或社会公德同上刻上书名、版本、册数以及收藏者姓名字号。

(1)简策

简策就是编简成策的意思。“策”就是“册”的假借字。古代有些词有音无字，行文时只好依声托事，借用同音的字加以表示。这种现象，文字学上就称为同音假借，也称为古音通假。“册”是象形字，像是绳穿、绳编的竹木简。所以《说文解字》解释“册”字说：“象其札一长一短，中有二编之形。”《礼记·聘礼》中说：“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在这句话的“策”字之下，有两个不同时代的人分别作了解释。一位是东汉的郑玄，他说：“策，简也。”一位是唐代的孔颖达，他说：“策是众简相连之称。”郑玄的意思，“策”就是竹木简；孔颖达的意思，“策”是编连在一起的竹木简。两个人的解释都对，但角度不同。我们把这两个人的解释综合起来，那就是一根一根写了字的竹木片就称为“简”，把若干根简编连在一起就成了“策”(册)。可见简策的确是编简成策的意思。

古人编简成策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单绳串连；一种是两道绳、乃至四道绳的编连。汉代刘熙在《释名》中说：“札，栉也，编之为栉齿相比。”这意思是说在写好的竹木简上端钻孔，然后用绳依次串编。上边好像梳子背，下边诸简垂挂，如同梳子的栉齿并列相比。另一种是用麻绳或丝线绳，像编竹帘子一样地编连竹简。编绳的道数取决于竹木简的长短。短简两道编绳即可，甘肃出土的《永元兵器簿》，就是两道编绳(图6)。长简两道绳子编不结实，就编三道或四道编绳。如武威出土的《仪礼》汉简，简长三尺，其编绳就是四道。至于是先写后编，还是先编后写，则两种形式都有。

图6 东汉永元兵器簿编简

为了保护正文不致磨损，古人编简时常在正文简前边再加编一根不写文字的简，叫作赘简。今天书籍的封面，就仍然带有这种赘简的遗意。赘简上端常常书写篇名，下端书写书名。这是因为古人写书于简，不能无阶段地写下去，那样编简太大，不易检阅和收藏，所以常常写到一定长度就结为一篇。而用书的人也常常要先查找篇名，然后才能找到自己所要检索的内容。可是古书往往一书包括很多篇，例如《论语》就有22篇，《孟子》也有七篇。七篇中的各篇还要再分上下。如《滕文公上》、《滕文公下》、《公孙丑上》、《公孙丑下》等。如果所要查找的内容不知道在哪一篇，那就无从着手了。所以古人很重视篇名，把篇名写在赘简上端，以示醒目。而把书名反倒写在赘简的下端，以示篇名的归属。这种格局虽然是仅适应简策书籍而出现的特定形式，但对后世书籍形式的影响却是极其深远的。直到雕版印书盛行的宋代，特别是北宋时代，卷端题名还常常是小题在上，大题在下。这仍是简策书籍格局的流风余韵。

一篇文章的简编完，或一编编好的简写完，便以最后一根简为轴，像卷竹帘子一样从尾向前卷起。《永元兵器簿》出土时，就保持着原来卷起的形式。武威旱滩坡出土的医简，有的也保留着卷起的原型。武威出土的汉代《仪礼》简，篇题和篇次并写在第一、二简的背面，卷起后正好露在外面。这也证明其原型是从尾向前卷起的。卷起的简需要捆好，而后放入布袋或筐箧〔qie切〕。居延出土的简策中有“书箧一”的记载。《汉书·贾谊传》中也有“俗吏之务在于刀笔筐箧”的说法。这些盛装简策的布袋、筐箧相当于“帙”〔zhi至〕，而一帙通常包函10卷。简策书籍这种编连卷收的做法，也只是适应竹木简的特质而形成的特定形式，但对后世书籍的装帧形式也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帛书卷子装、纸书卷轴装的出现及长期流行，完全可以说是对简策卷起收藏形式的模仿。

(2)帛书卷子装

帛书与简书虽然制作材料不同，成书之后的面貌也各异，但在装帧形式上彼此却有许多相似之处。缣帛轻软，可塑性较强。表现在装帧形式上便既有折叠，也有卷子。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有的写在整幅帛上，难以卷收，故折叠随葬在一个漆盒内。有的写在半幅宽的缣帛上，则以一条23厘米宽的竹片为轴心，将帛书从尾向前卷成帛卷，这大概就是卷轴装的雏形了。

清代有位著名的史学家、目录学家，叫章学诚。他有一部著名的著作，叫《文史通义》。他在《文史通义·篇卷》中说：“古人之于言，求其有章有序而已矣。著之于书，则有简策，标其起讫，是曰篇章。”还说西汉刘向、刘歆父子受命整理国家藏书，“著录多以篇、卷为计，大约篇从竹简，卷从缣素，因物定名，无他义也。而缣素为书后于竹简，故周、秦称篇，入汉始有卷也。”这两段话的意思是说篇、章是竹木简书的计量名称，卷则是缣帛书的计量名称。周、秦时盛行竹木简书，故多以篇称之。入汉以后，缣帛为书普遍流行，卷便成了广为使用的计量名称。刘向、刘歆父子整理国家藏书，凡是整理完毕正式誊录进呈的书，都是用缣帛书写的。吴树平《风俗通义校释·佚文十一》说“刘向为孝成皇帝典校书籍二十余年，皆先书竹，改易刊定，可缮写者以上素也。”这里的“上素”，就是抄写在缣帛上。于是“卷”便成了主要计量单位。表明章学诚所说的“入汉始有卷也”的理论，基本上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也证明帛书的装帧形式主要还是卷子装。

(3)纸书卷轴装

用纸来制作书籍，东汉已发其端。纸具备着缣帛的轻软，但较之缣帛则更易成型。所以纸书出现之后，它的装帧形式便模仿帛书卷子装，而慢慢发展为普遍流行的纸书卷轴装。这无论是从文献记载，还是实物留存，都能得到有力的证明。

晋代傅咸的《纸赋》中，除了赞美纸的方正洁白，很便于书写之外，还说纸张“揽之则舒，舍之则卷”。这两句话实际是对卷轴装书籍的描绘。纸张有一定弹性，卷久了就有回收的惯性，所以用手揽之便舒展开来，可是一撒手就又收卷回去。这是卷轴装书籍固有的现象，也是这种装帧形式的弊病之一。可见晋时纸书已是卷轴装了。

《续高僧传》卷二，记载隋朝文帝时有一位沙门叫明穆彦宗，他曾经利用梵文经本校对佛经。说昔日“支昙罗什等所出《大集》卷轴，多以30成部”。说明早在隋朝以前，纸写的佛教《大集经》，已装潢成了卷轴。

《续高僧传》卷三十八，记载隋朝另一位沙门叫法泰，他自己精勤书写了一部《法华经》，多次显现灵瑞，所以要把它带到成都去进行装潢。可是中途过河掉在了水里，以后又失而复得，所以“至成都装潢，以檀香为轴”。可证隋朝的书籍不但已是卷轴装，而且所用轴材有的已是檀香木了。

《续高僧传》卷五，记载唐玄奘从印度取经回国之后，又奉皇帝之命在大慈恩寺翻译佛经。当他翻译完毕，装成卷轴之后，曾经上书皇帝，请求皇上给写一道序文。他说：“所获经论，奉敕翻译，见成卷轴，未有铨序，伏惟陛下睿思。”可见唐玄奘翻译过来的佛经，其装帧形式也都是卷轴。

《续高僧传》卷二十六，记载唐开元间沙门玄览，他一个人就“写经三千余轴”。

所有上述这些，都是唐及唐以前关于纸书采用卷轴装的记载。而唐以后关于这方面的记载，那就更是史不绝书了。北宋欧阳修在他的《归田录》中说：“唐人藏书，皆做卷轴。”元朝吾衍在他的《闲居录》中说：“古书皆卷轴。”明朝都穆在其《听雨记闻》中说：“古人藏书，皆作卷轴。”清朝高士奇在其《天禄识余》中说：“古人藏书，皆作卷轴……此制在唐犹然。”这些说法，也证明自纸书出现，直到唐、五代，大约八九百年的时间里，书籍盛行的装帧形式，的确是卷轴装。

本世纪初，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了大批遗书，其中主要是手写本佛经。现在分藏在世界各国，其中主要收藏在英国、法国、中国、俄罗斯、日本、印度等国。总计大约四万多件。这些敦煌遗书产生的时代，大约上起南北朝，下至五代，即公元420—960年这500多年的历史跨度内。此期正是手写纸书的高峰期。这些遗书，有的就是简单的一卷儿，有的木轴犹存，进一步又以实物，证明唐五代及唐五代以前，纸书的装帧形式，的确普遍流行卷轴装。

古时历代纸张的大小规格不尽相同。晋代纸高大约23—24厘米，长26—27厘米；唐代纸高25—26或26—27厘米，长40—43厘米或44—51厘米；五代时期纸张的规格大小不等。内容长的书，一张纸无法容纳，只好写完一张再接写第二张、第三张……直到写完为止，可能是几张、十几张、几十张，乃至数百张。一部用多张纸写完的书，按顺序粘接成一幅长条。长条可以先写后粘接，也可以先粘接好后写。写完的长条纸书，即可以从左向右，或说是从尾向首卷起。为使纸卷不至于折皱或损坏，在长条纸书最后一纸的末尾粘上一根圆木棒，然后以木棒为轴心从左向右搓卷，所以称作卷轴。轴的长度比纸的高度略长，纸书卷好后上下两端都有轴头露出，这样有利于图书保护(图7)。

古书卷轴装似乎也有精装与简装的区别。简装，仅用一根普通的圆木棒为轴，有的甚至连轴都没有，只是从尾向前卷起，也是卷轴装。精装就有不同的讲究了，据记载，王羲之、王献之晚年写的字要比青少年时写得好。他们在缣帛上写的字，要以珊瑚装饰轴头；在纸张上写的字，要以金属装饰轴头；最次的也要以玳瑁、旃〔zhan沾〕檀装饰轴头。可见晋代的卷轴装，有的已经相当精致了。

《隋书·经籍志》说隋炀帝即位之后，秘阁所藏之书，上品的要用红琉璃轴，中品用绀〔gan干〕琉璃轴，下品用漆轴。表明隋朝政府的藏书，其卷轴装潢已分出不同品级。《大唐六典》记载唐政府的藏书，经库书用钿白牙轴，黄带红牙签；史库书用钿青牙轴，缥带绿牙签；子库书用雕紫檀轴，紫带碧牙签；集库书用绿牙轴，朱带白牙签。可见唐代的政府藏书不但裱轴十分讲究，而且已经懂得用颜色来类分图书了。

图7 卷轴装示意图

图8 卷轴插架示意图

为保护图书内容不受污损，卷轴装在正文第一张纸前边还要粘加一张空白纸，考究的粘加绫、绢等丝织品。粘加的这张空白纸或绫、绢，叫作“褾”〔biao表〕，也叫作“包头”或“玉池”。褾的右端接有不同质料、不同颜色的带。带的右端接有不同质料、不同颜色的别子，叫作“签”。卷子卷好，褾在最外层，用带绕捆，以签别住。卷轴存放的方法是在书架上平放，轴的一端向外，系上不同质料、不同颜色的书签。签上标写书名、卷次，以便于取阅。取阅图书时依签上所标抽出卷轴，用毕原位插入，所以称为插架(图8)。唐代文学家韩愈的《送诸葛觉往随州读书诗》中说“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一一悬牙签，新若手未触。”描绘的便是一座插架宏富、装帧考究、满目琳琅的私人藏书宝库。

(4)经折装

经折装也称折子装，顾名思义，应该是从折叠佛教经卷而得名。前边说过了，到唐代为止，最盛行的书籍装帧形式，仍然是卷轴装。但到唐代，佛学在中国的发展也达到了鼎盛时期。一方面是僧尼遍于域中，另一方面翻译过来的佛经又普遍以卷轴装的形式流行。僧尼遍于域中，意味着善男信女诵经的普遍；卷轴装盛行，则意味着它对僧尼们诵经的不便。因为佛门弟子念经，要盘禅入定，正襟危坐，以示恭敬与虔诚。善男信女们念经时的这种姿态，卷轴装的不方便可想而知。任何一种纸卷，包括佛教经卷，卷久了，都会产生卷舒的困难。由于卷久的惯性，念过去的部分，经卷会由右向左自动卷起；未念到的部分，经卷又会自动由左向右卷起。这种情况，如果不及时调整镇尺的位置，经卷就会从左右两个方向朝中间卷起。试想，如此麻烦不便的卷轴装式，怎么能适应佛门弟子们那种盘禅入定、正襟危坐的读经方式呢！因此，一场对流行许久的卷轴装的改革，首先在佛教经卷上发生了。这就是将本是长卷的佛经，从头至尾地依一定行数或一定宽度连续左右折叠，最后形成长方形的一叠，再在前后各粘裱一张厚纸封皮，一种新型的装帧形式就出现了，这就是所谓的经折装。正像元朝吾衍和清朝高士奇所揭示的那样，经折装的出现，完全是针对卷轴装卷舒之难的弊病而发生的。元朝吾衍在《闲居录》中说：“古书皆卷轴，以卷舒之难，因而为折。久而折断，复为簿帙。”清朝高士奇在《天禄识余》中也说：“古人藏书，皆作卷轴……此制在唐犹然。其后以卷舒之难，因而为折。久而折断，乃分为簿帙，以便检阅。”这两位不同时代的古人，揭示了同一个道理，即经折装的确是由改造卷轴装而来。

1975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钱存训先生的《中国古代书史》，披露了一幅经折本图版，经名为《入楞伽经疏》，共211叶，原出自中国敦煌石室。其装帧形式就是左右相连折叠的经折装。这是唐代佛经出现经折装的实物证明。

英人斯坦因在他的《敦煌取书录》中，还描绘过一件五代印本佛经的装式，也是经折装。他说：“又有一小册佛经，印刷简陋……书非卷子本，而为折叠而成……折叠本书籍，长幅接连不断，加以折叠……最后将其他一端悉行粘稳。于是展开以后甚似近世书籍。是书时为乾祐二年，即纪元后九四九年也。”斯坦因看到并描绘的这件实物，表明印刷而成的佛经，在五代时期也有的是经折装式了。

(5) 梵夹装

过去的书史论著，常把经折装混为梵夹装。说经折装又称梵夹装，或者说梵夹装就是经折装，或经折装即梵夹装。其实这完全是一种误解。

梵夹装并不是中国古代书籍的装帧，而是古代中国人对古印度用梵文书写在贝多树叶上佛教经典装帧形式的一种称呼。梵是天竺国梵文文字的创始人。《祐录》卷一《梵汉译经音义同异记》中说：“昔造书之主凡有三人：长名曰梵，其书右行；次曰佉楼，其书左行；少者苍颉，其书下行。梵及佉楼居于天竺，黄史苍颉在于中夏。”印度是佛教的发祥地，产生在印度的佛教经典，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都是将梵文书写在贝多树叶上的，所以又称为贝叶经。当然也有不少写在桦树皮上。

我们在前边说过了，书籍的装帧形式，只能视书籍的制作材料和制作方法而采取相应的方式。古印度佛经既是采用修长硕大的贝多树叶或桦树皮书写，其装帧形式也就只能适应这种材料而采取相应的方式了，这就出现了古代中国人所称呼的梵夹装。何谓梵夹装？如果用最通俗的语言加以铨释，那就应该是古印度用梵文书写在贝多树叶或桦树皮上的佛教经典而采用夹板式以绳穿订的装式。对这种装帧形式，古代中国人称之为梵夹装。隋朝有个叫杜宝的，他有一部著作叫《大业杂记》。杜宝在《大业杂记》中说东都洛阳的“承福门即东城南门。门南洛水有翊津桥，通翻经道场。新翻经本从外国来，用贝多树叶。叶形似枇杷，叶面厚大，横作行书。约经多少，缀其一边，牒牒然今呼为梵夹”。夹原意同册，后来演化为夹。这段描述，比较明确地告诉我们，梵夹装是隋时人对传入中国的古印度书写在贝多树叶上梵文佛教经典装订形式的一种形象化的称呼。其具体的装订方式，是将写好的贝叶经，视经文段落和贝叶多少，依经文的次序排好，形成一摞。然后用两块比经叶略宽略长一点的经过刮削加工的竹板或木板，将排好顺序的贝叶经上一块下一块地夹住，然后连板带经穿一个或两个洞。一个洞者，穿绳之前先将绳的一端挽上疙瘩，以另一端将夹板及贝叶串连；两个洞者，则以绳子两端同时将夹板及贝叶串连，最后绕捆起来，一个梵夹装式就算完成了。这就是杜宝所说的“约经多少，缀其一边，牒牒然”的梵夹装。

图9 僧伽罗文贝叶经装帧

用贝多树叶来写经，不仅是古印度如此，近世中国南方少数民族中也有用贝叶写经的。北京图书馆就藏有僧伽罗文的贝叶经(图9)，其装帧形式就是典型的梵夹装。近年北京图书馆还入藏一批傣文贝叶小乘经，其装帧形式也是梵夹装。这些实物也印证了古印度梵夹装的形式特点，从而丰富了中国书籍的装帧形式。

中国以纸张来制作书籍，至隋、唐而极盛。书籍的制作材料与贝叶不同，当然装帧方式也就不同。但中国纸制书中，包括写本和印本，也有裁成长条而模仿贝叶的。现藏于英国国家图书馆东方手稿部的中国敦煌遗书中，还颇有几件这样的遗书。它们状似长条，形仿贝叶，编绳虽然已不复存在，但当年的穿孔犹存，表明它们的确是中国纸书中模仿梵夹装的装帧形式。北京图书馆珍藏一件五代时回鹘文写本《玄奘传》。其书叶狭长，横作行书，每叶上靠近两端各有一红色圆圈，据说也是模仿的梵夹装式。北京图书馆所藏敦煌遗书中，有一件唐写本《思益梵天所问经》(图10)。其写纸为长条形，意仿贝叶。厚厚一册，却中间穿孔，单绳穿装，是中国纸书遗存中典型的梵夹装。其夹板虽佚失一块，但另一块却原样留存。穿绳虽也大部分佚去，但仍有一段原绳贯穿册叶与夹板。直到后世刻印的藏文大藏经、蒙文大藏经，也都是纸作长条，横作行书，上下各有一块厚重的夹板，所以它们也是中国纸书中模仿梵夹装的装帧形式。只是这种装帧形式在中国并未普遍流行，所以也就鲜为人知了。但不管是古印度的梵夹装，还是中国纸书模拟的梵夹装，以及中国少数民族文字古书中模仿的梵夹装，都和经折装毫无相同之处。所以经折装就是经折装，梵夹装就是梵夹装，两者既不相等，也不相通，不应混为一谈。

图10 唐写纸本《思益梵大所问经》梵夹装

(6)旋风装

过去很长时间里，中外学者对什么是中国古书的旋风装认识并不清楚。长期把经折装粘加一张整纸就说成是旋风装，或把经折装直接说成是旋风装，就是这方面的例证。事实上，旋风装跟经折装没有任何联系。它与经折装产生的文化背景完全不同。它们是在同一个时代里，同在卷轴装的基础上，由于不同的社会文化需求而产生出来的两种完全不同的书籍装帧形式。

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政治、经济、科学、文化都有长足的发展。尤其是文学，诗歌几乎占据了整个文坛，使唐代成了诗歌发展的黄金时代。诗歌的发展，特别是近体律诗的发展，一方面要求要有严格的韵律，一方面遣词造句、运用掌故又要求典雅有据。这就促使唐代社会相应地产生并发展两方面的著作：一方面是备查检掌故用的类书空前发展；另一方面就是供起韵赋诗、检查格律的韵书一再被修正、增补、传抄而流布社会。唐代的韵书，类乎现在的字典，带有工具书的性质，是备随时查检使用的。因此，这类书籍的书写方式和装帧形式，也就都要以方便随时翻检为原则而作相应的改变。

但是，我们在前边说过了，唐代书籍最通行的书写方式和装帧形式，仍是单面书写的卷轴装。这样，在通行的装帧形式与要方便翻检之间便产生了很大的矛盾。继续采用单面书写的卷轴装，翻检方便难以解决；突破卷轴装，另外采取更新的装帧形式，一时又难以创造出来。于是便出现了一种既未完全打破卷轴装的外壳，又达到了方便翻检为目的的装帧形式，这就是旋风装。

在当今的世界上，中国古书旋风装的实物留存绝无仅有。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的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可以说是现存中国古书旋风装的典型实物例证。故宫所藏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全书共五卷24叶。除首叶是单面书字外，其余23叶均为双面书字，所以共是47面。其装帧方式，是以一比书叶略宽的长条厚纸作底，然后将书叶粘在底纸上。其粘法是，除首叶因只单面书字而全幅粘裱于底纸右端之外，其余23叶，因均是双面书字，故每叶都只能以右边无字空条处，逐叶向左鳞次相错地粘裱于首叶末尾的底纸上。所以从书叶左端看去，错落相积，状似龙鳞。收藏时，从首向尾，或者说是从右向左卷起，外表仍然是卷轴装式。但打开来翻阅，除首叶因全裱于底纸上而不能翻动外，其余均能跟阅览现代书籍一样，逐叶翻转，阅读两面的文字。这种装帧形式，既保留了卷轴装的外壳，又解决了翻检必须方便的矛盾。可谓独具风格，世所罕见。古人把这种装帧形式称作“龙鳞装”或“旋风装”。

图11 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装帧

北宋欧阳修在他的《归田录》卷二中说：“唐人藏书皆作卷轴，其后有叶子，其制似今策子。凡文字有备检用者，卷轴难数卷舒，故以叶子写之。如吴彩鸾《唐韵》、李郃〔he 合〕《彩选》之类是也。”故宫所藏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图11)，相传就是吴彩鸾书写的。欧阳修所见到的大概就是这类的东西。他说出了这种装帧形式产生的原因，也描绘了这种装帧像策子的特点，但未说出它究竟叫什么名字。

南宋初年的张邦基，则在自著《墨庄漫录》卷三中说：“成都古仙人吴彩鸾善书名字，今蜀中导江迎祥院经藏，世称藏中《佛本行经》十六卷，乃彩鸾所书，亦异物也。今世间所传《唐韵》犹有，皆旋风叶。字画清劲，人家往往有之。”可见南宋张邦基也见过这类的东西，他则把这类书籍的装帧形式称为“旋风叶”了。

元朝王恽在他的《玉堂嘉话》卷二中说：“吴彩鸾龙鳞楷韵，后柳诚悬题云：‘吴彩鸾，世称谪仙也。一夕书《唐韵》一部，即鬻〔yu玉〕于市，人不测其意。稔闻此说，罕见其书，数载勤求，方获斯本。观其神全气古，笔力遒劲，出于自然，非古今学人所可及也。时大和九年九月十五日。’其册共五(疑五为二误)十四叶，鳞次相积，皆留纸缝。天宝八年制。”可见元朝王恽也见过这类东西，而且见到的是唐代大书法家柳公权收藏并写了上述题识的那件东西。王恽描绘它是“龙鳞楷韵”，“是鳞次相积”。与故宫所藏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的装帧形态完全相同。

清朝初年的著名藏书家钱曾，也见过这类东西。《涵芬楼烬余书录》引证他的话说：“吴彩鸾所书《唐韵》，余在泰兴季因是家见之，正作旋风叶卷子，其装潢皆非今人所晓。”可见钱曾见到的，跟故宫所藏相传为吴彩鸾所写的《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其装帧是完全一样的。他将之称为“旋风叶卷子”。可见我们把故宫所藏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的装帧形式称作旋风装，是不乏古人见证的。

且考自然界旋风的形象特征，亦是因某处气压低，四周空气向一处注流而形成的螺旋式旋转的风，其中大而强烈的，就是龙卷风。这种风的特点，就是空气分若干层次前后朝一个方向旋转。它的立体形象就仿佛若干张鳞次相积卷起的芦席，像个圆筒。故宫所藏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其装帧形式，内中书叶错落相积，朝一个方向卷收，外壳又保留着卷轴装的格局。装帧完毕，卷收起来，内中书叶很像空气分若干层朝一个方向旋转的旋风。因此，我们认定这种形式才是中国古书的旋风装。不是经折装包粘一张整纸就成了旋风装，更不是经折装又称为旋风装。旋风装有自己的独立形态，但又没有完全摆脱卷轴装的制约。它是对卷轴装的一种改进，是卷轴装向册叶装转化过程中的过渡形式。经折装是对卷轴装的彻底改造，已由卷轴装过渡到了册叶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旋风装比经折装出现得要早。

(7) 蝴蝶装

(8)包背装

目录 1 拼音 2 英文参考 3 概述 4 学科名·中医外科学 41 中医外科学的定义 42 中医外科学手术源流 43 影响中医外科学发展因素 431 疾病谱变化 432 分科细化 433 医院“西化” 434 学术思维淡化 435 学术理论发展缓慢 436 外治药物和技术弱化 437 人才队伍不稳定 44 振兴中医外科的思考 441 正确定位，与时俱进，扩大诊疗范围，把握主阵地 442 坚定信念，继承弘扬中医特色 443 创新基本理论，提升学术水平 444 创新外治药物与技术，进一步提高临床疗效 445 融合现代科学技术，促进学科发展 446 注重人才培养，造就名中医群体 5 同类同名科教书籍·中医外科学 6 参考资料 附： 1 古籍中的中医外科学 1 拼音

zhōng yī wài kē xué

2 英文参考

surger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中医药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中医药学名词（2004）]

surger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中医药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中医药学名词（2013）]

Surgery of TCM

3 概述

中医外科学：1学科名；2同类同名科教书籍。

4 学科名·中医外科学

中医外科学为学科名[1]。中医外科学是研究疮疡、瘿、瘤、巖（癌）、 病及外科杂病的诊治与预防的临床中医学[2]。为运用中医理论阐述外科病证的病因、病机、辨证、治疗和预防的一门临床学科[1]。内容包括疮疡、皮肤病、 病和外科其它杂病。在历史上，跌打损伤、金刃刀伤及眼耳鼻喉口腔等病患，曾归入外科范围，随着临床医学的发展，它们已成为独立的临床学科[1]。目前，凡生于体表的疾患，如疮疡、皮肤病，瘿、瘤、巖，肛肠病，男性前阴病，以及烧伤、冻伤、蛇虫咬伤、破伤风和脱疽、肠痈等，虽然多有专科专病的建立，但仍统属中医外科的范围[1]。本学科历史悠久，临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内治、外治结合的特色，在中西医结合以及开展专科专病建设的过程中，不断取得成果[1]。

41 中医外科学的定义

中医外科学（surger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是以中医药理论为指导，重点研究以人体体表和窍道为主要表现的外科疾病证治规律及预防保健的一门临床学科[3][4]。

42 中医外科学手术源流

[5]中医外科学手术起源于原始社会，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发展于秦汉隋唐时期，宋代以后则更加成熟。但至宋以后，中医外科手术一直停留在切开疗法、烙法、砭镰、挂线、结扎等浅表手术的层次。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医外科手术随着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进入了崭新的时代，中医外科手术水平与之形成了巨大的差距。

中医学某种程度上可谓起源于中医外科。早期人类生存环境恶劣，易遭受动物咬伤、冻伤等不测，且当时战事纷争，创伤、流血现象普遍，人们在自救的过程中逐渐产生了原始的外科疗法，如伤口包扎、压迫止血、清除异物等。

根据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考证，约在公元前1324年我国就已有外科病名的记载。至周代，外科成为独立专科，外科医生被称为“疡医”（《周礼·天官》）。先秦时期的《山海经》则记载了我国最早的外科手术器械，即用于排脓的砭针。1973年出土于马王堆的《五十二病方》，是目前发现最早的一部医学文献，其不仅记载有30余种中医外科疾病以及痔结扎切除、肛漏手术、腹股沟斜疝手术等外科治疗方法，而且还有作为探针用于检查、治疗漏管的外科器械“铤”的记载。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我国第一部医学巨著《黄帝内经》，则奠定了中医外科学的理论基础，并最早提出用截趾术治疗脱疽。

中医外科学发展至汉代已初具规模，当时著名的外科学家华佗被后世尊为“外科鼻祖”。其以“麻沸散”作为麻醉剂进行开颅术、死骨剔除术、剖腹术、肠切除吻合术，开创了应用全身麻醉进行外科手术的先河，而“麻沸散”也成为世界医学史上最早的麻醉剂。东晋《肘后备急方》论述了对开放创口进行早期处理的重要性，并记载有烧灼止血法。《晋书》载有兔唇修补术及目瘤摘除术。隋代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载有短肠吻合术、大网膜结扎切除术、大网膜坏死切除术、结扎血管止血术等手术方法和步骤。唐代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载有食管异物剔除术，同时其中的葱管导尿法是世界上最早应用导尿术的记载，比1860年法国发明橡皮管导尿早了1200年。宋代《医说》有采用烧灼法消毒医疗器械的记载；《小儿卫生总微方论》记载了小儿先天性并指的截指术；《卫济宝书》中记载了炙板、消息子、炼刀、竹刀、小勾等多种医疗器械；《夷坚志》记录了用同种异体骨移植于颌骨骨缺损取得成功的病例，而700年后西方才有骨移植手术的记录。元代《世医得效方》为创伤外科专著，记载了利用夹板、铁钳、凿、剪刀、桑白皮线等器材进行的各种创伤手术，介绍了以乌头、曼陀罗为主要成分的全麻药的适应症、剂量及注意事项，并详细记录了全麻下实行骨外科手术的全过程。

至明清时代，中医外科学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治疗水平也有很大的提高。如《外科正宗》载有痈疽的切开引流、脓胸的穿刺排脓、肛漏的挂线、鼻息肉摘除、体表肿物的切除、自刎急救和气管及食管吻合术、断指再续等手术疗法，并载有外伤综合止血术。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的外科学已发展至新的高度，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无菌观念已见萌芽，如要求换药室应“净几明窗”、对患者冲洗疮口应注意卫生等。另外，《外科证治准绳》也认识到了预防感染在外科手术中的重要性，并载有耳落再植术、分层缝合自刎者气管和食管等外伤手术方法，同时还介绍了以“川乌、草乌、南星、半夏、川椒为末调擦”镇痛用于局部手术的经验，这也是世界上局麻的首次报道。清代的《疡医大全》载有 闭锁手术、唇裂修补术以及耳再植、鼻再植、断指再植手术等。《医门补要》载有包茎炎与包皮切开术。《外科图说》则以图文并茂的形式介绍了30余种手术器械的构造和使用方法。

综上所述，中医外科学手术起源于原始社会，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发展于秦汉隋唐时期，宋代以后则更加成熟。但需要特别提及的是，至宋以后，中医外科手术没能得到系统的发展完善。当时的医家更倡导“取类比象”、“有诸内必形诸于外”、“外病内治”，对于外科疾病越来越强调整体治疗，内治特征明显，汤药以及针灸等非手术的外治疗法成为主流，较少涉及颅脑及胸腹腔等内脏的外科大手术，致使外科手术技术的发展受到空前的制约，中医外科学也逐步形成了以整体观等中医药理论为指导、以中医药内外结合为主要治疗方法（不以手术方法为主）、以人体体表症状为主的外科疾病为主要诊治范围的一门临床主干学科。

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医学作为经济文化扩张的重要内容进入中国，西医外科自此在中国出现。科学技术的落后，加上传统道德观（如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有所损伤）反对手术、解剖，中医理论体系自身限制（如整体观）以及古代医界技术保密风气等，诸多因素限制了中医外科学的发展，加之外科手术的重要基础学科如麻醉学、解剖学等没有发展成为中医学的一个独立的学科，致使中医外科手术一直停留在切开疗法、烙法、砭镰、挂线、结扎等浅表手术的层次。而主要以手术方法治疗疾病的西医外科学在16世纪后由于欧洲的文艺复兴，先后解决了解剖、麻醉、止血、感染、疼痛等难题，其学科发展步入了快速发展的时代。当代，由于计算机技术以及生物技术等学科的飞跃发展，内镜、腹腔镜、机器人手术、克隆技术等新的技术手段不断问世，西医外科学进入了崭新的时代，中医外科手术水平与之形成了巨大的差距。

43 影响中医外科学发展因素

受到疾病谱改变、分科细化、传统外治药物及外治技术应用减少的影响，中医外科的生存空间明显缩小，一些医院没有将“中医外科”作为常规科室设置，加之外科医师工作强度大，经济效益不显著，导致专业队伍分散，从事中医外科学的人员流失严重，学术思维淡化，学术理论发展缓慢

中医外科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曾经以其先进的医学理论体系和技术手段而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但时至今日，其发展却步履维艰。主要原因如下。

431 疾病谱变化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人们的生活方式及影响健康的因素也较以往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如饮食结构的改变、人口老龄化的加剧、自然生态环境的恶化等，使得外科的疾病谱发生了结构性变化。传统的疮疡病发病率有所减少，但周围血管疾病、乳腺疾病、甲状腺疾病、糖尿病、痛风、肿瘤、各种创伤以及各种手术后窦道、瘘管的发病率却有增无减。由于对许多疾病的病因病机、诊治规律等系统认识相对不足，在中医理论研究方面尚未取得突破性进展，治疗疾病的新方法及新技术不够丰富，影响疗效进一步提高。

432 分科细化

由于有突出优势特色的肛肠科、皮肤科、乳腺科、周围血管科、泌尿科等相继从传统的“中医外科”中分化独立，中医外科的临床生存空间逐渐缩小，加上疾病谱的改变，中医外科成了一个“大而空”的骨架。在许多医疗机构中，以普通外科代替中医外科，以三级学科代替中医外科，导致“中医外科”名存实亡或仅只有教研室意义上的“中医外科”。同时，在医院临床科室的设置中，单独的“中医外科”不多，在三级医院更是凤毛麟角，在二级医院及基层医院则基本消失。越来越多的患者认为外科和手术就是西医的专利，而不知道中医还有外科、中医还能做手术，更不知道中医外科的治疗手段和方法。

433 医院“西化”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化，加之价格、机制及体制等原因，各家医院都面临着生存和发展的重大问题。有关的政策和法规也限制了自制制剂、升丹制剂、动物类药物的使用，导致中医外科执业范围的局限，加上医疗纠纷鉴定的“西医化”等，致使中医医师在工作中多以西医的模式和思维诊治疾病，中医特色优势却不断淡化。同时，由于中医外科外用制剂及外治特色技术的收费低廉，加之劳动强度大，对医院、科室的经济贡献度小，其生存和发展的压力更显沉重。效益压倒特色，当然严重影响中医外科特有的外治治疗手段和药物使用。

434 学术思维淡化

目前，中医教育、医事管理、临床医疗、科学研究工作中的中医特色日益不足，存在重“西”轻“中”的现象。中医临床诊疗工作的总体趋势是以辨病论治代替辨证论治，有是病用是方已成为固定模式；医者大都以西医的思维诊治疾病，中医理论、医技、医术、理念、思维日见淡化、弱化。例如，但遇外科感染性疾病即以清热解毒法治疗，此种思维直接动摇了中医外科学术的根基。

435 学术理论发展缓慢

学术的发展与创新是中医学长盛不衰的生命线。当前社会经济尤其是现代科学技术在不断地迅猛发展，而中医学由于其方法论本身存在缺陷，导致过分强调继承，忽视创新，不能及时吸收所处时代的科技成果；或继承挖掘不足，学术观点未能升华为学术思想，未形成学术流派，导致中医学术理论发展缓慢。每一项高新技术或新药问世，就意味着中医学原有的临床优势可能被取代，原有的优势变成相对的劣势，诊疗范围逐渐缩小。例如，活血化瘀法治疗周围血管疾病被介入和微创技术取代，清热通淋排石被碎石技术取代等。另外，中医外科治疗手段比较单一，内治是当今临床最常用的方法，但在给药途径和口感上都不容易被患者接受，在危急重症的治疗中更是缺乏有力的措施。

436 外治药物和技术弱化

“外科之法，最重外治”。外治法是中医外科最大的优势及特色所在，但外治法的现状不容乐观。例如，外治法的诊疗范围日益萎缩，特色技术及特色制剂传承乏人乏术，其优势、专长正趋于淡化和消亡。

中医外科传统的丸、散、膏、丹等外用药物不仅疗效好，而且价格低廉，但多为院内制剂，使用范围局限、用量小，很难形成规模经济，基本上是负利润，导致很多传统的院内制剂逐步退出临床，甚至停产。同时，有关的规范按管理西药的办法管理中药及院内制剂，未充分考虑中医临床用药的特点及院内制剂的实际应用等情况。审批一个院内中药制剂几乎与审批一个西医新药过程相同，致使院内中药制剂的研发周期长、难度大、成本高，许多医院不得不放弃院内制剂的开发与申报。从目前的发展现状看，中药特色制剂及特色方药正趋向萎缩，部分已濒于失传状态，严重制约了中医外科学的发展。

中药制剂的制作技艺一直以口传心授的方式传承，缺乏有关详细的计数资料。随着传统制剂的停产或使用减少，一些药物的制作方法及老药工的技术无人继承，濒临失传。同时，在强调中医药“简、便、廉、验”特色的同时，其中所蕴含的技术价值被忽略，不能有效调动有关技术人员的积极性，导致中医外科学中颇具中医特色、疗效显著的外治技术在许多医院中正逐渐消失。

437 人才队伍不稳定

受到上述疾病谱改变、分科细化、传统外治药物及外治技术应用减少的影响，中医外科的生存空间明显缩小，一些医院没有将“中医外科”作为常规科室设置，从而影响了人才梯队的建设。加之外科医师工作强度大，经济效益不显著，导致专业队伍分散，很多中医人才对外科信心不足，从事中医外科学的人员流失严重，严重影响中医外科学的发展。

44 振兴中医外科的思考

临床实践表明，中医外科技术不仅能治疗常见病、多发病，而且能治疗慢性难愈性溃疡、糖尿病性足病、手术后窦道等疑难复杂疾病，以及毒蛇咬伤、坏死性筋膜炎等危急重症。我们应秉承传统，立足临床，直面疾病谱变化，扩大临床诊疗范围，积极开展外科手术等技术，同时融合现代科学技术成果，创新理论及技术，发展学术，提高疗效

441 正确定位，与时俱进，扩大诊疗范围，把握主阵地

中医外科学发展的重点在临床。要充分考虑中医外科的优势及劣势所在，融合中西医之长，扬长避短。同时根据医院实际情况，在保持传统优势的学科主攻方向基础上，顺应疾病谱的变化，与时俱进，培育和发展新的技术增长点，扩大中医外科阵地。凡临床疗效显著、中医优势特色明显的疾病或疾病所处的阶段，就必须重点研究及积极发扬，不断扩大中医外科的临床诊疗范围，以利于学术的深化及医疗技术的提升。如解决手术后窦道形成、血管介入治疗后血管再狭窄、腹部手术后肠梗阻等西医目前难以解决的治疗难点。又如外科疾病围手术期的中医药治疗能减少手术创伤，提高手术治疗效果，降低手术风险。肿瘤围化疗期、围放疗期的中医药治疗能减毒增效，提高生活质量。又如丹毒、有头疽、乳痈等外科感染性疾病，西医常规抗感染治疗易形成慢性迁延性炎症，而中医治疗有疗程短、后遗症少、医疗负担轻等独特的优势。再如慢性难愈性溃疡，包括手术后的窦道，中医治疗有促进创面愈合、防治瘢痕形成的优势。糖尿病性足病，中医治疗有加速创面愈合、降低截肢率和致残率、提高患者生活质量的优势。

442 坚定信念，继承弘扬中医特色

中医外科学的理论体系和诊疗技术，即使在今天，仍然具有明显的先进性。如煨脓湿润法与湿性疗法、拔火罐与负压引流、局部辨证论治体系与创面床准备理论等，无不闪烁著中医学的智慧，体现了世界医学最先进的治疗理念。同时，中医外科学是保留中医传统特色优势最多的学科，因此其发展首先要立足保持特色，发挥优势，并应力争使特色更鲜明，优势更突出。

多年的临床实践表明，中医外科技术不仅能治疗常见病、多发病，而且能治疗慢性难愈性溃疡、糖尿病性足病、手术后窦道等疑难复杂疾病，以及毒蛇咬伤、坏死性筋膜炎等危急重症。因此，我们在临床工作中应坚定信念、树立信心，充分发扬中医的特色和优势。

443 创新基本理论，提升学术水平

中医理论发展相对缓慢已成为外科学发展的瓶颈。我们一定要秉承传统，在继承、发掘传统精华的同时，立足临床，不断总结中医药在治疗外科常见病、多发病、疑难复杂病及急危重症的临证经验及其临床疗效，梳理其学术渊源和发展脉络，凝练学术观点，再上升为学术思想，进而建立新的理论体系、形成学术流派，以进一步促进外科学术的繁荣和可持续发展。

近年来，诸多学者在创新基本理论、提升学术水平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探索。例如，从清热解毒到清热解毒、活血化瘀、通腑攻下、扶正法治疗外科感染性疾病，从祛腐生肌到祛腐、祛瘀、补虚、活血生肌治疗慢性皮肤溃疡，从提脓祛腐到煨脓湿润法、煨脓祛腐、祛瘀化腐治疗皮肤溃疡（腐肉未脱），从多种治则到活血化瘀法治疗周围血管病，从药捻疗法到灌注、拖线、垫棉法治疗难愈性窦瘘类疾病，从疏肝理气到调摄冲任治疗乳腺病，从以毒攻毒到扶正祛邪防治肿瘤复发转移，等等，这些研究成果不仅丰富、发展、完善了中医外科基本理论，而且提升了学术水平，进而推动了外科学的发展。

444 创新外治药物与技术，进一步提高临床疗效

外治法是中医外科治疗疾病的主要疗法，是中医外科有别于西医外科最主要的特点，也是提高临床疗效的关键所在。传统的丸、散、膏、丹等外用药有不同程度的疗效，并有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是中医外科外治疗法中最具有特色的部分。但多数传统制剂的剂型、色泽、味道、给药方式等较难适应现代临床的需求，必须结合现代制药技术，包括纳米技术和分子生物学技术，开展对传统有效膏剂、散剂的制作工艺、药物筛选和药物配伍的研究工作，建立新的中药外用剂型及给药方式，如硬膏剂、膜剂、气雾剂、缓释剂、控释剂、经皮给药系统及促渗药物等，同时开展外用制剂的安全性研究，从而提升中医外科外治法的技术含量，进一步提高临床疗效。

升丹制剂是外科提脓去腐的“圣药”，有不可替代作用，因含砷、汞，药厂或院内制剂室都不愿生产，多数医师不敢用，在临床濒于灭亡状态。但是国内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吴翰香用雄黄（含砷）治疗白血病，20世纪70年代张亭栋研究砒霜、轻粉、蟾蜍等治疗白血病，20世纪90年代后王振义院士、陈竺院士将三氧化二砷（俗称砒霜）与西药结合起来用于治疗白血病，使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患者的“五年无病生存率”从约25%跃升至约95%，并通过分子生物学研究阐明其机制，并得到了世界的公认，代表了该领域的世界最高研究水平，这种联合疗法目前是全世界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标准疗法，2012年荣获第七届圣捷尔吉癌症研究创新成就奖，是迄今为止世界在癌症研究方面的最高嘉奖，也是美国以外的科学家首度获奖。国内并以研制三氧化二砷注射液，被评为“中国发明专利优秀奖”，“国家重点新产品”，治疗各种肿瘤，取得良好疗效。国外已研制银离子抗菌敷料，其机制主要是基于重金属离子对细菌蛋白质的变性作用，因而具有广谱杀菌及很少产生耐药菌的特点。我们不仅没有理由反对、质疑升丹制剂的使用，还应该融合现代科学技术成果，开发出安全、高效的升丹制剂。

外治特色技术，如切开法、烙法、砭镰法、挂线法等是中医药防治疾病的有效手段和方法，但一直缺乏系统规范的深入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临床推广应用及临床疗效的提高，影响了中医药学体系的完整性与优势的发挥，影响了中医药学的发展与走向世界。有必要选择中医外科特色诊治技术，如敷贴疗法、拖线疗法、药捻疗法、熏洗疗法、灌注法等，建立特色外治疗法的规范化方案、技术操作标准以及疗效评价体系，形成临床诊疗指南，并进一步推广应用。同时引进新技术、新方法，使临床诊断、治疗有客观指标，并不断提高疗效。

手术疗法是中医外科主要的外治法之一，在中医外科学中占有重要地位，曾在世界医学史上处于领先水平。但是自1840年以来，外科手术受到空前制约，与西医差距越来越大。国家医疗服务项目中无中医手术疗法的收费项目，甚至一些地方卫生局则明确表示，在综合医院中医不能进入外科，不能手术，否则属于超范围行医；综合医院出台规定，限制在综合医院工作的中医师开展外科手术，对于中医教育机构培养的外科手术人才不予录用或拒之门外。有必要在政策上进一步保证，打破“手术是西医的东西，中医不能做手术”的错误观点的束缚，纠正限制中医开展外科手术的行为，积极开展手术疗法；同时在相关收费项目中充分体现手术疗法等中医特色诊疗技术的劳务价值，或建立中医特色技术补偿机制。

445 融合现代科学技术，促进学科发展

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都要与时俱进，中医外科学的发展同样如此，必须依据自身的思维模式和理论体系，融合现代科学技术成果，丰富和发展自己。国医大师邓铁涛教授曾说：“中医利用现代化设备和技术越先进，中医药就越能得到发展。利用先进的诊断设备，可以有利于中医的辨证施治，也有利于观察中医治疗的疗效。”如难愈性窦瘘窦道走行复杂，隐匿性管道难以被发现，易致术后复发。而采用腔内超声检查、X线窦瘘造影、螺旋CT窦瘘造影三维重建等现代技术，可以明确病变范围、分布、主管道走向、支管数量及其与周围组织的关系，从而使手术操作更有针对性，进一步提高了临床疗效，减少了病情复发，同时也为诊断、疗效评判提供了客观依据。又如，引进血管微创介入技术、干细胞技术治疗周围血管病，能迅速改善局部血供，提高临床疗效。

中医外科学的技术手段用于治疗疾病，其临床疗效显著，但临床研究规范化不够，有关的作用机制研究不够深入，成为学科可持续发展及走向世界的的瓶颈。因此，我们必须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完善中医临床信息采集的标准化、客观化、规范化方法，遵循临床流行病学、循证医学的研究思路，建立能够反映中医药特色与优势的疗效评价体系，探讨中医药的治疗优势及中医药干预的优势环节、适宜时机、适宜人群，阐明其科学性、有效性、规范性、安全性、可操作性，形成具有中医特色的临床诊疗指南（临床诊疗路径）。同时，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建立外科病证结合实验动物模型，通过多学科、跨领域、交叉、渗透性研究，从整体—细胞—基因等层次，多水平、多角度、多靶点研究中医证的本质和内涵；同时对临床有效方药和特色技术的作用机制进行研究，力求揭示疗效基础，阐明作用机制，发现药物的新靶标及药效的物质基础，进而丰富中医外科学的理论内涵，实现理论创新和技术创新。

446 注重人才培养，造就名中医群体

人才是学科发展的灵魂。外科要振兴，加强人才培养是关键，尤其是在目前中医外科发展存在诸多困难的情况下，更需要培养有志于从事中医外科事业的人才。优秀中医临床人才培养是一个系统工程，不仅需要有明确的政策导向，而且要为人才的成长提供适宜的“土壤”，确保在二级和三级医院中独立设置中医外科临床科室。在此基础上建立多层次、多学科的人才培养机制，通过“师徒授受（一师多徒、一徒多师，随师临诊、专题讲授、病案讨论、病房查房、学术经验交流会）+

院校教育（研究生）+多学科融合”以及“挖掘临床经验—临床应用验证—机制研究—学术思想的升华与创新—理论指导临床—提高临床疗效”的模式，形成由“院士、国医大师—名医—中青年名医—学术骨干”组成的结构和分布合理的优秀中医外科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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