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继愈

任继愈（1916415-2009711），字又之，山东平原人。著名哲学家、佛学家、历史学家、国家图书馆馆长、名誉馆长。师从汤用彤、贺麟。1942年至1964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先后讲授中国哲学史、宋明理学、中国哲学问题、朱子哲学、华严宗研究、隋唐佛教和逻辑学等课程并在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哲学史课程。1964年，负责筹建国家第一个宗教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任所长。致力于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佛教史和中国哲学史。专著有《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中国哲学史论》、《任继愈学术论著自选集》、《任继愈学术文化随笔》、《老子全译》、《老子绎读》等；主编有《中国哲学史简编》、《中国哲学史》、《中国佛教史》、《宗教词典》、《中国哲学发展史》等。此外，还主持《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中华大典》等的编辑出版工作。

中文名：任继愈

别名：字又之

国籍：中国

民族：汉族

出生地：山东平原县

出生日期：1916年4月15日（丙辰年）

逝世日期：2009年7月11日

职业：学者，哲学家，历史学家

毕业院校：北京大学

信仰：国学

主要成就：国家图书馆馆长

代表作品：《中国哲学史》

职务：原国家图书馆馆长、名誉馆长

人物简介

任继愈，字又之，山东德州平原人。1934年，毕业于山东省平原第一中学并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38年毕业。1939年考取西南联大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第一批研究生，师从汤用彤和贺麟教授，攻读中国哲学史和佛教史。1941年毕业，获硕士学位。

1942-1964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先后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哲学史、宋明理学、中国哲学问题、朱子哲学、华严宗研究、佛教著作选读、隋唐佛教和逻辑学等课程，并在北京师范大学担任中国哲学史课程。

1955-1966年担任《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编辑。

1956年起兼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为新中国培养第一批副博士研究生。

1964年，负责筹建国家第一个宗教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任所长，并于1978年起招收宗教学硕士生、博士生，1985年起与北大合作培养宗教学本科生，为国家培养大批宗教学研究人才。他致力于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佛教史和中国哲学史，并曾多次在国外讲学并进行学术访问。

任继愈于1987年至2005年1月年间，任国家图书馆馆长，是学术界的代表，并担任王羲之艺术研究院学术顾问，曾当选为第四、五、六、七、八届全国人大代表，1999年当选为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

1991年6月，任继愈先生应邀出席了在山东省广饶县举行的“孙子学术研讨会”，和其他150余名与会专家共同揭开了关于孙子故里的千古之谜，确定山东省广饶县即为春秋时期伟大军事家、思想家、《孙子兵法》作者、兵圣孙武（孙子）的故里。会上，任继愈先生被推选为中国孙子与齐文化研究会会长，并被聘为广饶县孙子研究中心特邀顾问。

任继愈因病医治无效，于2009年7月11日4时30分在北京医院逝世，享年93岁。

任继愈先生一生简朴，嗜好不多，除了酷爱藏书之外，就是一枚爱不释手的汉玉把件双面马驮金。很为世人称道。

学术主张

继愈先生把总结中国古代精神遗产作为自己一生的追求和使命，致力于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佛教史和中国哲学史。在中国古代诸子百家中，他最初相信儒家。解放以后，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用马克思主义总结中国古代哲学的工作中，他是做得最好的一位。由他主编的《中国哲学史》（四卷本）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就是大学哲学系的基本教材。四十年来，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哲学工作者。七十年代后期，他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七卷本，已出四卷）。他在《寿命最短的黄老学派效应长久的黄老思想》一文中，指出“司马迁的《史记》把老子与韩非合在一起，写成《老子韩非列传》。古人曾指责司马迁分类不当，认为老子不应与韩非摆在一起，其实两家有相融相通处，《史记》的安排并不能算错，而且是可以理解的。”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他把对佛教哲学思想的研究作为研究中国哲学的组成部分。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他连续发表了几篇研究佛教哲学的文章，受到毛泽东的高度重视。这些论文后来以《汉唐佛教思想论集》出版，成为新中国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宗教问题的奠基之作。1964年，他奉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之命，组建世界宗教研究所。几十年来，世界宗教研究所培养了一批批宗教研究人才。他在继《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之后，又主编《中国佛教史》（八卷本，已出三卷）、《中国道教史》、《宗教大辞典》、《佛教大辞典》。

任继愈先生第三项学术贡献是提出了“儒教是教说”，这一判断根本改变了对中国传统文化性质的看法，是认识中国传统文化本来面貌的基础性理论建树。这些年来，“儒教是教说”逐渐得到学术界理解和赞同。

任继愈先生的第四项学术贡献，是领导了大规模的传统文化的资料整理工作。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任继愈先生就领导了《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的整理和编纂工作。全书106册，102亿字。《中华大藏经（下编）》也已经启动，预计2亿-3亿字。同时，任先生又主持编纂《中华大典》，预计7亿字。

任继愈先生的第五项学术贡献，是始终坚持以科学无神论为思想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坚持宗教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坚持用无神论思想批判形形色色的有神论，抵制各种打着科学和民族文化旗号的土洋迷信。在他的领导下，创办了建国以来、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以宣传无神论为宗旨的杂志：《科学与无神论》。

专著有《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中国哲学史论》、《任继愈学术论著自选集》、《任继愈学术文化随笔》、《老子全译》、《老子绎读》等；主编有《中国哲学史简编》、《中国哲学史》（4卷本）、《中国佛教史》（8卷本，已出第1、2卷）、《宗教词典》、《中国哲学发展史》（7卷本，已出第1、2卷）等；此外，还主持《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的编辑出版工作；主要论文收集在《汉唐佛教思想论集》和《中国哲学史论》中。

刊行著作

专著

《老子今译》（古籍出版社，1956年8月）

《魏晋玄学中的社会政治思想略论》（合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

《范缜“神灭论”今释》1957(译注）

《墨子》1961(专著）

《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人民出版社，1973年）

《老子新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3月；1985年又出修订本）

《中国哲学史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

《中国佛学论文集》1984(合著）

《中国哲学发展史》1985(专著）

《任继愈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年11月）

《佛教史》1991(专著）

《老子全译》（巴蜀书社，1992年）

《汉唐佛教思想论集》1994(专著）

《任继愈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

《佛教与东方文化》1997(专著）

《墨子与墨家》（商务印书馆，1998年12月）

《天人之际》1998(专著）

《墨子与墨家》1999(专著）

《任继愈自选集》2000(专著）

《竹影集》（任继愈自选集）（新世界出版社，2002年1月）

《任继愈禅学论集》（商务印书馆，2005年8月）

《皓首学术随笔·任继愈卷》（中华书局，2006年10月）

《老子绎读》（书目文献出版社，2006年12月）

论文

韩非的社会政治思想的几个问题（《文史哲》1955年04期）

从“内经”看中医的理论基础（《江西中医药》1956年06期）

鲁迅同中国古代伟大思想家们的关系（《科学通报》1956年10期）

魏晋清谈的实质和影响（《历史教学》1956年10期）

禅宗哲学思想略论（《哲学研究》1957年04期）

春秋时代天文学和老子的唯物主义思想（《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59年04期）

论老子哲学的唯物主义本质——兼答关锋、林聿时同志（《哲学研究》1959年07期）

天台宗哲学思想略论（《哲学研究》1960年02期）

庄子探源——从唯物主义的庄周到唯心主义的“后期庄学”（《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61年02期；《哲学研究》1961年02期）

法相宗哲学思想略论（《哲学研究》1962年02期）

老子的朴素辩证法思想（《教学与研究》1962年02期）

墨子生卒年简考（《文史哲》1962年02期）

关于《物不迁论》—一篇形而上学的佛学论文（《学术月刊》1962年02期）

孔子——奴隶社会的保守派、封建社会的“圣人”（《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62年04期）

庄子探源之四——“后期庄学”（内篇）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62年05期）

孔子的“仁”的保守思想中的进步意义（《学术月刊》1962年07期）

王弼“贵无”的唯心主义本体论（《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63年03期）

关于《不真空论》（附今译）（《学术月刊》1963年03期）

如果老子是唯物主义者（《哲学研究》1963年06期）

李筌的唯物主义观点和军事辩证法思想（《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63年06期）

孔子讲的“仁”能不能是人类普遍的爱（《学术月刊》1963年08期）

研究哲学史首先要尊重历史（《哲学研究》1963年04期）

儒教的再评价（《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02期）

宗教研究与哲学研究（《青海社会科学》1982年05期）

中国文化的特点（《承德民族师专学报》1985年01期）

道家与道教（《国土资源高等职业教育研究》1987年03期）

禅宗与中国文化（《社会科学战线》1988年02期）

唐代三教中的佛教（《五台山研究》1990年03期）

中华民族的生命力：民族的融合力，文化的融合力（《学术研究》1991年01期）

从中华民族文化看中国哲学的未来（《哲学研究》1991年11期）

把《周易》研究的方法问题提到日程上来（《哲学研究》1992年01期）

中国哲学的过去与未来（《中国哲学史》1993年03期）

弘忍与禅宗（《佛学研究》1994年01期）

李贽思想的进步性（《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4年05期）

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齐鲁学刊》1994年06期）

冯友兰先生对中国哲学的继承和发展（《齐鲁学刊》1996年02期）

老学源流（《寻根》1996年02期）

中国哲学史的里程碑──老子的“无”（《中国哲学史》1997年01期）

天台宗与中国佛教（《世界宗教研究》1998年02期）

齐文化的产生和研究齐文化的意义（《济南教育学院学报》1999年01期）

郭店竹简与楚文化（《中国哲学史》2000年01期）

中国传统文化的光明前景（《中国文化研究》2000年04期）

李贽的悲剧结局（《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04期）

朱熹格物说的历史意义（《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01期）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史》2001年01期）

宗教学理论研究不能脱离实际和现状（《中国宗教》2001年02期）

谈谈孝道（《人民日报》2001年7月24日）

五台山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缩影——五台山佛教文化国际学术会议上的讲话（《五台山研究》2002年03期）

李贽改革悲剧给后人的启示（《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06期）

说忠孝——儒学的回顾与前瞻（《纪念孔子诞生255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卷一，2004年）

无神论教育与科教兴国——2003年11月28日在中国无神论学会2003年学术年会上的讲话（《科学与无神论》2004年01期）

中国封建社会忠孝规范的历史贡献（《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4年1月29日）

对忠孝传统应给予新评价（《北京日报》2004年2月23日）

现代文明与宗教对话（《中国宗教》2004年12期）

汉字识繁用简的必要与可能（《光明日报》2006年5月17日）

再谈儒家和儒教（《北京日报》2007年3月12日）

再谈儒学（《中国文化报》2007年4月26日）

《墨子·非攻》读后

主编

《中国哲学史》（四卷本，人民出版社，1963年7月初版）

《中国哲学发展史》（七卷本，已出四卷，人民出版社，1983—1998年）

《佛教经籍选编》1985(选编）

《中国佛教史》（八卷本，已出三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4月）

《中国道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2001年出版增订本）

《道藏提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7月）

《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1993(主编）

《中国哲学史通览》1994(主编）

《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1996(主编）

《北京图书馆同人文选·第三辑》1997(主编）

《禅宗与中国文化》1997(主编）

《宗教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8月）

《儒教问题争论集》2000(主编）

《中国藏书楼》2001(主编）

《宗教小辞典丛书》2001(主编）

《齐鲁人杰丛书》2001(主编）

《中国版本文化丛书》2002(主编）

《中国国家图书馆碑帖精华》2002(主编）

《20世纪中国学术大典·宗教学》2002(主编）

《佛教大辞典》（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12月）

《中华大藏经》2004(主编）

《墨子大全》2005(主编）

《新版宗教史丛书》2006(主编）

《国际汉学》（1-16辑)1998-2007(主编）

《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2008(主编）

《中国文化经典》2008(主编）

《中华大典·哲学典》2008(主编）

序跋

《中国少数民族哲学思想史论集》序（《哲学研究》1983年06期）

《印度佛教史》汉译本序（《晋阳学刊》1984年05期）

《五台山古诗选注》序（《五台山研究》1987年01期）

《中国佛性论》序（《哲学研究》1988年06期）

《禅宗的形成及其初期思想研究》序（《哲学研究》1989年11期）

《阴符经素书释义》序（《中国道教》1992年03期）

《苏轼禅诗研究》序（《佛学研究》1995年01期）

《中国儒教史》序（《中国哲学史》1997年04期）

《惠能评传》序（《中国哲学史》1999年03期）

《汤用彤全集》序二（《中国哲学史》2001年02期）

《十六国帝王列传》序（《文史月刊》2003年01期）

对中国儒教的全面剖析——《中国儒教论》序（《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5年12月1日）

随笔

熊十力先生的为人与治学（1988年）

有关蔡元培校长几则轶事（《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02期）

抗战时期西南联大散记（《北京日报》2006年4月3日）

社会评价

孙家正

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文联主席

任继愈是国家图书馆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馆长。文化部原部长孙家正曾评价说：“任先生是图书馆界的一面旗帜，作为一名德高望重的资深学者，这面旗帜和国家图书馆的地位是相称的，把许多专家学者、知识界以及社会上关心图书馆事业的人们吸引、聚集到这面旗帜下，大大提高了国家图书馆崇高的学术地位、文化形象。”

杜继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在学术上，任继愈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具有开创意义。杜继文说：“他特别能采取平等的态度来研讨，跟学生在一起也特别随便，从来不会用自己的身份强迫别人接受他的观点。”任继愈90岁生日时，学生想为他做寿，但是他并没有同意，只是进行了一个很低调的学术研讨会。“任先生始终都把自己当成一个最平常、普通的人，他没有任何特别的特点，可是这也就是他最特别的地方。”

陈力

国家图书馆副馆长

作为中国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的任继愈，在国图有很高的威望。陈力透露，以前每次参加国图的会议，任老说的最多的就是希望大家多读书。“他还曾幽默地说过，国图博士论文厅中有句话是《楚辞》里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任老笑称应该把这话换掉，免得读者觉得在国图里查资料要东奔西跑，国图也要给读者提供更方便的服务。”陈立认为，任老一生处世低调，不图虚名，“他生前曾交待过几件事，不出全集、不过生日、过世后不进行很隆重的告别仪式。”李申（任继愈的学生、上海师范大学哲学教授）李申认为，他不仅是研究读点校，他总是亲力亲为，从中国哲学的大家，也是一位不做‘挂名主编’。”李申说，每全方位地研究中国传统文化辞去国家图书馆任老办公的学者。“特别是对于古籍文献整理，任老有着自己的原则。从做选题、写提纲到审稿任老都要一本本看过。”

道家学说是春秋战国时期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人们所提出的哲学思想。他们的学术思想在中医养生学的形成过程中产生过一定的影响。道家因崇尚自然高远，鄙弃狭隘功利主义，长期以来被今人错误的认为道家走向极端，因为今人错误的认为道家思想中有这些历史局限性和消极面，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许多不良影响，也对中华民族精神具有一定的腐蚀性。其实，今人的这些观点是极端错误的。要正确理解道家思想中的无为，并非不求有所作为，只是指凡事要“顺天之时，随地之性，因人之心”，而不要违反“天时、地性、人心”，凭主观愿望和想象行事。老子的“无为”学说，当代的哲学家和政治家们多把它当作一个消极的思想来理解，其实这是错误的。从《道德经》的全篇哲学理念的反映，无为其实就是无主观臆断的作为，无人为之为，是一切遵循客观规律的行为。按通常的说法，无为，就是科学的作为，就是合理的作为，因而也是积极的作为。其实现代词汇里的“消极”和“积极”，都是以讹传讹被人们约定俗成地误解了。消极，就是消除偏执和极端，是非常对头的行为；积极，就是强化偏执和极端，是非常错误的行为。既然已经以讹传讹，实在无可奈何。只望细心研究的人，读到此处，知道有人纠正即可。

1．少私寡欲

《道德经》所说的“少私寡欲”。这种以养神长寿的思想，一直为历代养生家所重视，浸透到养生学中养精神、调情志、气功导引、健身功法等各方面。

2、贵柔、返璞归真

老子在实际生活中观察到，新生的东西是柔弱的，但却富有生命力；事物强大了，就会引起衰老。他在《道德经》中指出：“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如果经常处在柔弱的地位，就可以避免过早地衰老。所以，老子主张无欲、无知、无为，回复到人生最初的单纯状态，即所谓“返朴归真”。

3．形神兼养

庄子养生倡导去物欲致虚静以养神，但也不否认有一定的养形作用。《庄子·刻意》说：“吐故纳新，熊经鸟申，为寿而已。此道引之士、养形之人，彭祖寿考者所好也”。由此可见，我国古代的导引术是道家所倡导的，从其产生开始就是用于健身、治病、防病的。

《黄帝内经》

《黄帝内经》中说：“昔在皇帝，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登天。”表面上，这个描述是说黄帝跟我们普通大众不同，一生中每个阶段都远远超过众人——刚生下有神灵，柔弱时就能够说话，幼小时就非常的迅速、果断；长大后非常敦实、敏捷，成人后就登上了天子之位。其实，这不仅仅是说黄帝，而且是在说我们所有人——每一个人都是“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

小孩子都是手握着拳头来到这个世界上的，这就叫“生而神灵”。刚出生的小孩是把拇指扣在里面握拳。拇指都压着一个穴位（在无名指和小指之间），即心经的少府穴。心藏神，心主神明，说明婴儿是内含神灵，神气不外泄的。所有人刚出时都由脐带跟母亲的精气神连在一起，随着“啪”的一声把脐带剪断，人就变先天为后天。当人长大之后，手慢慢地松开了，之后的一辈子里有的人抓权，有的人抓名，有的人抓利，有的人抓钱，有的人抓人，最后逐渐老去，撒手而归，撒手就没有神灵了，神灵散掉了，人就死了。老子也发现了这个秘密，老子发现婴儿“骨弱筋柔而握固”，虽然筋骨柔弱，但握拳却很坚固。所以提示我们，养生就要复归，要慢慢地回归到婴儿的那个状态去。

“弱而能言”是指柔弱的时候就会说话，我们试想小孩子刚开始说话时，都在说什么？他们总在发问：“妈妈，我从哪里来的？”还有的会问：“妈妈，人会不会死啊？死了以后到哪里去呢？”这是对生命本质的发问，这是终极的问题，是哲学问题。婴儿问的都是哲学问题，一个人离哲学越近，就离婴儿的状态越近；离婴儿的状态近了，你想不长寿都难啦。而我们长大后问的多是世俗问题，比如我们总是问：“吃了没有？”“你一年能赚多少钱？”“你住多大的房子？”我们失去了我们幼小时的童心和超脱，不再关怀生命本质，越来越失掉天真。今天，当我们吃穿不愁的时候，其实需要超脱一些，去关怀一下生命的本质，对终极问题发问，只有多考虑这样的问题，你才能成为天真的人，才能长寿。

“幼而徇齐”是指幼小时做事情非常快，想做什么就立即去做，不瞻前顾后、犹豫不决。每一个人小时候都是如此专注，比如说小孩子看到一朵花，他会一下把花抓住，不管花上有没有刺，有没有毒，也不管路有多么的坎坷不平。可长大后，想要什么，我们常常瞻前顾后、思左想右、犹豫不决、左右摇摆。考虑问题太多了，不再“徇齐”，做事情有意无意地背离真实、专一，烦恼渐生，健康受损。

所以，《黄帝内经》中描述黄帝的一生，实际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只是随着长大，我们慢慢淡忘、失掉了“神灵”、“能言”、“徇齐”、“敦敏”，失掉赤子之心。而通过修炼，把我们越来越年老的生命回归到儿童时代，复归婴儿的“敦敏”“徇齐”“神灵”，这就是养生。

养生困境

无人领导改革

重术轻学，信徒的素质难以提升

道士，要他演述科仪，可以长达三天三夜；但要他讲经说法，则难以启口，也难以维持半个小时。「学」与「术」严重失调。今日在台湾许多宫庙的住持，不仅看不懂道经，甚至误把佛经当道经来诵念。宫庙的住持及信众，普遍存在素质低落的问题。这种现象的形成，虽然原因很多，但是道庙重「术」不重嘉言录》，一九八二年四月基隆十方大觉寺印赠等书，《印光法师文钞》是收集印光文钞最全的书，后来台中莲社亦予出版，而不收录此信，殆出自于为贤者讳的心态。印光受到太虚学生的攻击，不止一次，印顺《太虚大师年谱》民国十八年条云：「时印老（五月二十九日）《复某居士书》，痛斥大愚。」可见除佛化青年会的传单外，太虚剃度的弟子大愚也撰文攻击过印光。

「学」，则是主要原因之一

「术」是指科仪、风水、占卜、命相。「学」是指对经书道理的阐扬。台湾及东南亚一带的华人社会，非常重视俗称「山」、「医」、「命」、「相」、「卜」等五术。山（仙道），指静坐、炼气、养生、药饵、灵修等。医（医疗），指针灸、方剂、推拿、食疗、心灵治疗等。命（算命），指紫微斗数、八字、四柱等。相（勘察），指手相、面相、骨相、名相（姓名学）、墓相（阴宅）、宅相（阳宅）、风水勘舆等。卜（卜卦），指易占、六壬、太乙神术等占卜术。这些流传久远的术数之说，自有它存在的价值，唯过度重视「术法」科仪，而不从哲理着手配合来论述，易使人诬指为迷信。「术」须有「学」来做领导、介绍，才不致流于庸俗低劣，且术越深，修持应越高，才不会以术为恶。「学」是指经书中的哲理要义。道经中不乏好的经典，有些谈论义理，如《道德经》、《南华经》、《黄帝阴符经》、《太平经》、《周易参同契》、《抱朴子》、《清静经》、《悟真篇》等等，有些涉及民俗如《北斗经》、《南斗经》、《老子守庚申求长生经》、《受生经》、《玉历至宝钞》、《玉匣记》等等，这些均必须有人来加以简择，以古籍今译的方式，将其义理及其对后世民俗的影响，介绍给世人。 今日道教的术法太过，而学理的认知则普遍受到忽略，造成了信众的素质难以提升。

三、缺乏教团组织，传教无方，无认同感

今日世界的宗教，如西方的基督教、天主教，甚至台湾的佛教、新兴宗教等，大都有定期聚会（或经常聚会），有教团组织、传道方式。但相对的，道教徒则是一盘散沙，平时各人拜各人的神，并无定期聚会，各宫庙也互不相属，无人讲经传道。拜妈祖的，自认是妈祖信徒；拜关公的，是关公信徒；对道教神只毫无概念，对道教也无认同感，甚至不认为自己是道教徒；有的更刻意去攀缘佛教，弄成道庙由和尚住持，而成了非佛非道的怪现象。所以在台湾虽然有不少香火鼎盛的宫庙，但却因各自为政，无认同感，而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

四、缺乏讲经布道者

宫庙的住持及道士，终其一生，大都以科仪术数为职志，能讲经说法者极少，也无定期公开的讲经活动。台湾无线的电视台甚多，定时播出佛教讲经节目的，有六七个，甚至有许多电视台是整日播放佛教节目的。佛教有自己传道的专用电视台。除电视台外，扩播电台亦有佛教讲经节目。相对的，在电视台或播音电台方面，几乎全看不到道教的讲经节目。如此传道，如何能得信众？而在培养人才上，虽有一间小规模的木栅道教学院，也一直没培养出能讲经传道的人才。一个缺乏主动向民众传道的宗教，在起跑点上已输了一大截。不培训说经人才，不重视说经人才，将使道教在年青一代的信徒中迅速流失。老干而无新枝，其后果可想而知。

五、修持法门过于杂散，未加整理

在世界各宗教中，常将信徒分为「圣」与「凡」二者。一般的民众为「凡」，经过特定的宗教修持法门后，才能转「凡」而为「圣」。「修持」在宗教活动中，占着极大的分量。以道教来说，悟道者为圣，未悟道者为凡。凡夫为凡，神仙为圣。一般民众，未加修持为凡；对社会人民有贡献死后成「神」，及由积善并加修持而来的「仙」，皆属「圣」。由凡入圣，须以修持（修炼）为桥梁。 道教由于流传久远，所以派别众多，修炼法门各异。正一重符箓，上清重存思，外丹主黄白，内丹炼精气神，房中重男女和调；此外，祷祀、召遣、药饵、避谷、食气、守一、清静无为等等法门不一而足。在今日好简恶繁的功利社会中，须有人来简化其修持次第，循序诱导。道教的众多法门，如无人来加以综汇整理，初学者将难以入手，也无法吸引信众。

六、过度的包容，丧失了自己

兼容并蓄，本来是一种美德，也应是成功的条件之一；由于道教有宽广的包容性，所以在中土，虽有宗教争执，却不会产生宗教战争。而争执的结果，则是逐渐走向融合。但过度的包容，却反而使优点变成了缺点，丧失了自己的特色，而成为失败的主因。自宋以下，长期来大量混佛入道的结果，造成了今日的民众不能区分佛教与道教，以为拜佛即是信道。这种情形不仅在台湾如此，在海外的华人社会也如此。笔者今年三月初曾到新加坡开会，道教界的李至旺道长告诉笔者说新加坡有的道庙甚至将印度神及回教神一起设在庙中来拜，但这种看似宗教融合、民族共存的寛大胸怀，不仅得不到认同，反而招来了印度教徒、回教徒的抗议，认为亵渎了他们的神只。这个例子说明了过度的包容，不仅无益，反而有害。包容并非坏事，但必须有选择性，也不能仅从包容对方神祗入手而已，而是须从哲学义理、科仪、传教方式等多方面上着手，用包容来将对方长处摄取为己有，如此才能得蒙其利。道教包容，促成了佛、道的融合，但过度的包容，也让道教丧失了自己。举例而言，由于明末《西游记》、《封神演义》等小说的倡导，于是道教将观音、锭光佛、文殊等神吸收为己神，同属玉帝所辖。但因给予过高的地位，这样的做法，反而造成佛、道不分的后果。相对的，佛教虽也吸收道教的神祗，如关公在道教的阶位是帝君，然而佛教却把他说成是受智顗渡化的神而已，阶位仅是佛教的护法神，地位低下可知。道教将佛教的神置于高阶，佛教将道教的神置于低阶，于是相形之下，造成了佛在道上的误导。

无人领导改革

一个宗教盛行久了以后，必然会产生一些糟粕与包袱，所以常常必须注入新血轮或加以改革，才能使它适应时代而历久而弥新，也使它的理论及传教方式，愈来愈完善。举例而言，佛教由创立于印度，而能成为今日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其实是不断的摄取别人的长处以为己有。小乘的佛教倡无常、苦、空、无我，是以出世为主的宗教；到了大乘，传入中国后，受到中土文化影响，大量吸收魏晋玄学的道体论思想，开始转变而主张常、乐、我、净。到了唐代，又转而为崇坛好祀的密宗，深入于凡民求财治病的平常生活中。到了民国后，西风东渐，传统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变化；佛教的太虚法师便在民国二年，大力倡导佛教革命，从教义、组织、财产等方面着手，主张人间佛教，摆脱了佛教只重出世（死人）的宗教，转而为活人的宗教。这些转变虽逐渐使得佛教成为非佛教的佛教，在当时也都招来了强大的反对与争斗，但却使佛教因此而能生存下去。太虚的佛教革命，对佛教的贡献不可谓不大。现在详加说明于下：

太虚生于清光绪十五年（1980）十二月，十六岁出家。在清末民初时，当时的社会巨变，西洋风潮大量涌入，达尔文进化论盛行，太虚学佛之余，深感社会民俗的巨变，也领悟到佛教改革的必要。清末之时，太虚即常与革命党人相往来，民国成立后，太虚便主张佛教革命，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年）太虚于上海八指头陀追悼会上倡导：

「佛教宜革命有三：一组织革命，二财产革命，三学理革命。」但这样的主张，却被当时的《佛学丛报》丑诋为妄人邪说，视之为陷害释迦牟尼的提婆达多；文云： 「太虚和尚演说：佛教宜革命有三：一组织革命，二财产革命，三学理革命。……本报按：佛教革命之名词，发现不久，度亦妄人之邪说耳！若大庭广众之间，明目张胆，放言高论，则未免肆无忌惮矣！然即如某僧演说，佛教宜革命有三，亦唯第二条财产问题，尚有讨论之余地。若第三条之牵涉学理，窃恐非自命新佛之提婆达多从地狱复起不可！至第一条之组织革命四字，则不但无理由之可言，且并逻辑亦不可解矣！」

太虚的改革主张，虽然一开始即遭受到来自佛徒自身的攻击，但太虚依然不变初衷，陆续于《佛教月报》发表《致私篇》、《宇宙真相》、《无神论》等文章，否定造物主，也否定灵魂说，以为「无神即无造物主，亦无灵魂，而一切皆以无为究竟者也。」 太虚将佛教看做是无神论之宗教，而「无为」一词，用的更是道家语。可以看出在教义的解说上，太虚和传统说法是有所差别的。太虚更在民国四年（公元一九一五年）撰《整理僧伽制度》，所建立的佛教组织架构，颇类似西方天主教组织模式，主张政教分离，「分教所、教团、教籍、教产、教规，分别为之议制度，实行集产制。」 并撰《人乘正法论》将佛教的五戒十善做为在家信众的道德规范，拟以此深入民间，改良社会。逐渐把佛教出世间变成世间化。民国九年（一九二0年）二月，太虚创办的《海潮音》杂志创刊号开始发行；《海潮音》杂志为佛教的重要刊物，太虚利用它来倡导自己的改革主张，曾用本名或笔名在此刊及不同的刊物上发表文章。太虚本人培养出不少学生，其学生也感染了太虚的革命热忱，为了要达到改革佛教的目的，不断和当时广大守旧僧众相斗，其间不惜语出偏激之言。在太虚所辖的佛化新青年会发动激烈的改革运动时，曾对印光等类的传统僧人，散发传单，予以攻击，并称印光为「第一魔王」。

太虚学生宁达蕴、张宗载等佛化新青年会将印光、谛闲说成是大魔王；太虚的学生大醒称印光、谛闲是「猪头长老」，称王一亭、黄涵老为「蛆虫居士」；用词都是极为苛虐，令人惊心动魄。我们由印光信中所说「其传单有三数千言」，且太虚弟子将印光等僧人称为「魔王」、「猪头」，可以想象彼时佛教改革派攻击传统僧人的激烈情形。这种情形，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小乘蜕变成大乘时，传统的小乘佛教和改革的大乘佛徒间激烈的论辩，交相攻击，甚至杀戮等情形。其后虽然大乘胜了，然而小乘的教义教理依旧被吸收，并保留了下来，小乘、大乘由矛盾对立，而终归于统一。同样的道理，现代化的改革派佛教虽然随着时局的变改，而取得了胜利，但以印光为代表的保守派势力，他们所坚持的传统修持法门，尤其是专心于念佛等简单易懂的往生净土法门，也被现代佛教所吸收并宏扬。 上面详述太虚的佛教革命，主要的是用来看出一个宗教的改革历程是艰辛困苦的，但却又是不得不如此。 反观道教，道教主张「我命在我不在天」，认为有生不必有死，以一己之力，与天争胜，追求永生。据《史记．封禅书》所载，求仙之说战国时已盛行。自周迄今，其间较大的改革有东汉张陵的五斗米道、北魏寇谦之改良了科仪、金（宋）时王重阳创全真道；这些变革都不如佛教的大。而自南宋以下，近八百年来，并无新的重大改革出现。尤其民国以后，整个社会思潮及社会形态，在西方的冲击下，已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中西新旧各种宗教纷陈并起，道教并无调整自己的脚步来适应它，也没有完密的教团组织、布道方式，无法和其它的宗教相抗争，因而逐渐丧失了它的信众，而走向式微。道教的式微和没有有力的人士领导道教改革有关；底下再略举数项，论述其主要式微原因于下：

重术轻学，信徒的素质难以提升

道士，要他演述科仪，可以长达三天三夜；但要他讲经说法，则难以启口，也难以维持半个小时。「学」与「术」严重失调。今日在台湾许多宫庙的住持，不仅看不懂道经，甚至误把佛经当道经来诵念。宫庙的住持及信众，普遍存在素质低落的问题。这种现象的形成，虽然原因很多，但是道庙重「术」不重嘉言录》，一九八二年四月基隆十方大觉寺印赠等书，《印光法师文钞》是收集印光文钞最全的书，后来台中莲社亦予出版，而不收录此信，殆出自于为贤者讳的心态。印光受到太虚学生的攻击，不止一次，印顺《太虚大师年谱》民国十八年条云：「时印老（五月二十九日）《复某居士书》，痛斥大愚。」可见除佛化青年会的传单外，太虚剃度的弟子大愚也撰文攻击过印光。

「学」，则是主要原因之一

「术」是指科仪、风水、占卜、命相。「学」是指对经书道理的阐扬。台湾及东南亚一带的华人社会，非常重视俗称「山」、「医」、「命」、「相」、「卜」等五术。山（仙道），指静坐、炼气、养生、药饵、灵修等。医（医疗），指针灸、方剂、推拿、食疗、心灵治疗等。命（算命），指紫微斗数、八字、四柱等。相（勘察），指手相、面相、骨相、名相（姓名学）、墓相（阴宅）、宅相（阳宅）、风水勘舆等。卜（卜卦），指易占、六壬、太乙神术等占卜术。这些流传久远的术数之说，自有它存在的价值，唯过度重视「术法」科仪，而不从哲理着手配合来论述，易使人诬指为迷信。「术」须有「学」来做领导、介绍，才不致流于庸俗低劣，且术越深，修持应越高，才不会以术为恶。「学」是指经书中的哲理要义。道经中不乏好的经典，有些谈论义理，如《道德经》、《南华经》、《黄帝阴符经》、《太平经》、《周易参同契》、《抱朴子》、《清静经》、《悟真篇》等等，有些涉及民俗如《北斗经》、《南斗经》、《老子守庚申求长生经》、《受生经》、《玉历至宝钞》、《玉匣记》等等，这些均必须有人来加以简择，以古籍今译的方式，将其义理及其对后世民俗的影响，介绍给世人。 今日道教的术法太过，而学理的认知则普遍受到忽略，造成了信众的素质难以提升。

三、缺乏教团组织，传教无方，无认同感

今日世界的宗教，如西方的基督教、天主教，甚至台湾的佛教、新兴宗教等，大都有定期聚会（或经常聚会），有教团组织、传道方式。但相对的，道教徒则是一盘散沙，平时各人拜各人的神，并无定期聚会，各宫庙也互不相属，无人讲经传道。拜妈祖的，自认是妈祖信徒；拜关公的，是关公信徒；对道教神只毫无概念，对道教也无认同感，甚至不认为自己是道教徒；有的更刻意去攀缘佛教，弄成道庙由和尚住持，而成了非佛非道的怪现象。所以在台湾虽然有不少香火鼎盛的宫庙，但却因各自为政，无认同感，而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

四、缺乏讲经布道者

宫庙的住持及道士，终其一生，大都以科仪术数为职志，能讲经说法者极少，也无定期公开的讲经活动。台湾无线的电视台甚多，定时播出佛教讲经节目的，有六七个，甚至有许多电视台是整日播放佛教节目的。佛教有自己传道的专用电视台。除电视台外，扩播电台亦有佛教讲经节目。相对的，在电视台或播音电台方面，几乎全看不到道教的讲经节目。如此传道，如何能得信众？而在培养人才上，虽有一间小规模的木栅道教学院，也一直没培养出能讲经传道的人才。一个缺乏主动向民众传道的宗教，在起跑点上已输了一大截。不培训说经人才，不重视说经人才，将使道教在年青一代的信徒中迅速流失。老干而无新枝，其后果可想而知。

五、修持法门过于杂散，未加整理

在世界各宗教中，常将信徒分为「圣」与「凡」二者。一般的民众为「凡」，经过特定的宗教修持法门后，才能转「凡」而为「圣」。「修持」在宗教活动中，占着极大的分量。以道教来说，悟道者为圣，未悟道者为凡。凡夫为凡，神仙为圣。一般民众，未加修持为凡；对社会人民有贡献死后成「神」，及由积善并加修持而来的「仙」，皆属「圣」。由凡入圣，须以修持（修炼）为桥梁。 道教由于流传久远，所以派别众多，修炼法门各异。正一重符箓，上清重存思，外丹主黄白，内丹炼精气神，房中重男女和调；此外，祷祀、召遣、药饵、避谷、食气、守一、清静无为等等法门不一而足。在今日好简恶繁的功利社会中，须有人来简化其修持次第，循序诱导。道教的众多法门，如无人来加以综汇整理，初学者将难以入手，也无法吸引信众。

六、过度的包容，丧失了自己

兼容并蓄，本来是一种美德，也应是成功的条件之一；由于道教有宽广的包容性，所以在中土，虽有宗教争执，却不会产生宗教战争。而争执的结果，则是逐渐走向融合。但过度的包容，却反而使优点变成了缺点，丧失了自己的特色，而成为失败的主因。自宋以下，长期来大量混佛入道的结果，造成了今日的民众不能区分佛教与道教，以为拜佛即是信道。这种情形不仅在台湾如此，在海外的华人社会也如此。笔者今年三月初曾到新加坡开会，道教界的李至旺道长告诉笔者说新加坡有的道庙甚至将印度神及回教神一起设在庙中来拜，但这种看似宗教融合、民族共存的寛大胸怀，不仅得不到认同，反而招来了印度教徒、回教徒的抗议，认为亵渎了他们的神只。这个例子说明了过度的包容，不仅无益，反而有害。包容并非坏事，但必须有选择性，也不能仅从包容对方神只入手而已，而是须从哲学义理、科仪、传教方式等多方面上着手，用包容来将对方长处摄取为己有，如此才能得蒙其利。道教包容，促成了佛、道的融合，但过度的包容，也让道教丧失了自己。举例而言，由于明末《西游记》、《封神演义》等小说的倡导，于是道教将观音、锭光佛、文殊等神吸收为己神，同属玉帝所辖。但因给予过高的地位，这样的做法，反而造成佛、道不分的后果。相对的，佛教虽也吸收道教的神只，如关公在道教的阶位是帝君，然而佛教却把他说成是受智顗渡化的神而已，阶位仅是佛教的护法神，地位低下可知。道教将佛教的神置于高阶，佛教将道教的神置于低阶，于是相形之下，造成了佛在道上的误导。

一个宗教盛行久了以后，必然会产生一些糟粕与包袱，所以常常必须注入新血轮或加以改革，才能使它适应时代而历久而弥新，也使它的理论及传教方式，愈来愈完善。举例而言，佛教由创立于印度，而能成为今日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其实是不断的摄取别人的长处以为己有。小乘的佛教倡无常、苦、空、无我，是以出世为主的宗教；到了大乘，传入中国后，受到中土文化影响，大量吸收魏晋玄学的道体论思想，开始转变而主张常、乐、我、净。到了唐代，又转而为崇坛好祀的密宗，深入于凡民求财治病的平常生活中。到了民国后，西风东渐，传统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变化；佛教的太虚法师便在民国二年，大力倡导佛教革命，从教义、组织、财产等方面着手，主张人间佛教，摆脱了佛教只重出世（死人）的宗教，转而为活人的宗教。这些转变虽逐渐使得佛教成为非佛教的佛教，在当时也都招来了强大的反对与争斗，但却使佛教因此而能生存下去。太虚的佛教革命，对佛教的贡献不可谓不大。说明于下：

太虚生于清光绪十五年（1980）十二月，十六岁出家。在清末民初时，当时的社会巨变，西洋风潮大量涌入，达尔文进化论盛行，太虚学佛之余，深感社会民俗的巨变，也领悟到佛教改革的必要。清末之时，太虚即常与革命党人相往来，民国成立后，太虚便主张佛教革命，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年）太虚于上海八指头陀追悼会上倡导：

「佛教宜革命有三：一组织革命，二财产革命，三学理革命。」但这样的主张，却被当时的《佛学丛报》丑诋为妄人邪说，视之为陷害释迦牟尼的提婆达多；文云： 「太虚和尚演说：佛教宜革命有三：一组织革命，二财产革命，三学理革命。……本报按：佛教革命之名词，发现不久，度亦妄人之邪说耳！若大庭广众之间，明目张胆，放言高论，则未免肆无忌惮矣！然即如某僧演说，佛教宜革命有三，亦唯第二条财产问题，尚有讨论之余地。若第三条之牵涉学理，窃恐非自命新佛之提婆达多从地狱复起不可！至第一条之组织革命四字，则不但无理由之可言，且并逻辑亦不可解矣！」

太虚的改革主张，虽然一开始即遭受到来自佛徒自身的攻击，但太虚依然不变初衷，陆续于《佛教月报》发表《致私篇》、《宇宙真相》、《无神论》等文章，否定造物主，也否定灵魂说，以为「无神即无造物主，亦无灵魂，而一切皆以无为究竟者也。」 太虚将佛教看做是无神论之宗教，而「无为」一词，用的更是道家语。可以看出在教义的解说上，太虚和传统说法是有所差别的。太虚更在民国四年（公元一九一五年）撰《整理僧伽制度》，所建立的佛教组织架构，颇类似西方天主教组织模式，主张政教分离，「分教所、教团、教籍、教产、教规，分别为之议制度，实行集产制。」 并撰《人乘正法论》将佛教的五戒十善做为在家信众的道德规范，拟以此深入民间，改良社会。逐渐把佛教出世间变成世间化。民国九年（一九二0年）二月，太虚创办的《海潮音》杂志创刊号开始发行；《海潮音》杂志为佛教的重要刊物，太虚利用它来倡导自己的改革主张，曾用本名或笔名在此刊及不同的刊物上发表文章。太虚本人培养出不少学生，其学生也感染了太虚的革命热忱，为了要达到改革佛教的目的，不断和当时广大守旧僧众相斗，其间不惜语出偏激之言。在太虚所辖的佛化新青年会发动激烈的改革运动时，曾对印光等类的传统僧人，散发传单，予以攻击，并称印光为「第一魔王」。

太虚学生宁达蕴、张宗载等佛化新青年会将印光、谛闲说成是大魔王；太虚的学生大醒称印光、谛闲是「猪头长老」，称王一亭、黄涵老为「蛆虫居士」；用词都是极为苛虐，令人惊心动魄。我们由印光信中所说「其传单有三数千言」，且太虚弟子将印光等僧人称为「魔王」、「猪头」，可以想象彼时佛教改革派攻击传统僧人的激烈情形。这种情形，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小乘蜕变成大乘时，传统的小乘佛教和改革的大乘佛徒间激烈的论辩，交相攻击，甚至杀戮等情形。其后虽然大乘胜了，然而小乘的教义教理依旧被吸收，并保留了下来，小乘、大乘由矛盾对立，而终归于统一。同样的道理，现代化的改革派佛教虽然随着时局的变改，而取得了胜利，但以印光为代表的保守派势力，他们所坚持的传统修持法门，尤其是专心于念佛等简单易懂的往生净土法门，也被现代佛教所吸收并宏扬。 上面详述太虚的佛教革命，主要的是用来看出一个宗教的改革历程是艰辛困苦的，但却又是不得不如此。 反观道教，道教主张「我命在我不在天」，认为有生不必有死，以一己之力，与天争胜，追求永生。据《史记．封禅书》所载，求仙之说战国时已盛行。自周迄今，其间较大的改革有东汉张陵的五斗米道、北魏寇谦之改良了科仪、金（宋）时王重阳创全真道；这些变革都不如佛教的大。而自南宋以下，近八百年来，并无新的重大改革出现。尤其民国以后，整个社会思潮及社会形态，在西方的冲击下，已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中西新旧各种宗教纷陈并起，道教并无调整自己的脚步来适应它，也没有完密的教团组织、布道方式，无法和其它的宗教相抗争，因而逐渐丧失了它的信众，而走向式微。道教的式微和没有有力的人士领导道教改革有关；底下再略举数项，论述其主要式微原因于下： 道士，要他演述科仪，可以长达三天三夜；但要他讲经说法，则难以启口，也难以维持半个小时。「学」与「术」严重失调。今日在台湾许多宫庙的住持，不仅看不懂道经，甚至误把佛经当道经来诵念。宫庙的住持及信众，普遍存在素质低落的问题。这种现象的形成，虽然原因很多，但是道庙重「术」不重嘉言录》，一九八二年四月基隆十方大觉寺印赠等书，《印光法师文钞》是收集印光文钞最全的书，后来台中莲社亦予出版，而不收录此信，殆出自于为贤者讳的心态。印光受到太虚学生的攻击，不止一次，印顺《太虚大师年谱》民国十八年条云：「时印老（五月二十九日）《复某居士书》，痛斥大愚。」可见除佛化青年会的传单外，太虚剃度的弟子大愚也撰文攻击过印光。

「学」，则是主要原因之一

「术」是指科仪、风水、占卜、命相。「学」是指对经书道理的阐扬。台湾及东南亚一带的华人社会，非常重视俗称「山」、「医」、「命」、「相」、「卜」等五术。山（仙道），指静坐、炼气、养生、药饵、灵修等。医（医疗），指针灸、方剂、推拿、食疗、心灵治疗等。命（算命），指紫微斗数、八字、四柱等。相（勘察），指手相、面相、骨相、名相（姓名学）、墓相（阴宅）、宅相（阳宅）、风水勘舆等。卜（卜卦），指易占、六壬、太乙神术等占卜术。这些流传久远的术数之说，自有它存在的价值，唯过度重视「术法」科仪，而不从哲理着手配合来论述，易使人诬指为迷信。「术」须有「学」来做领导、介绍，才不致流于庸俗低劣，且术越深，修持应越高，才不会以术为恶。「学」是指经书中的哲理要义。道经中不乏好的经典，有些谈论义理，如《道德经》、《南华经》、《黄帝阴符经》、《太平经》、《周易参同契》、《抱朴子》、《清静经》、《悟真篇》等等，有些涉及民俗如《北斗经》、《南斗经》、《老子守庚申求长生经》、《受生经》、《玉历至宝钞》、《玉匣记》等等，这些均必须有人来加以简择，以古籍今译的方式，将其义理及其对后世民俗的影响，介绍给世人。 今日道教的术法太过，而学理的认知则普遍受到忽略，造成了信众的素质难以提升。

三、缺乏教团组织，传教无方，无认同感

今日世界的宗教，如西方的基督教、天主教，甚至台湾的佛教、新兴宗教等，大都有定期聚会（或经常聚会），有教团组织、传道方式。但相对的，道教徒则是一盘散沙，平时各人拜各人的神，并无定期聚会，各宫庙也互不相属，无人讲经传道。拜妈祖的，自认是妈祖信徒；拜关公的，是关公信徒；对道教神只毫无概念，对道教也无认同感，甚至不认为自己是道教徒；有的更刻意去攀缘佛教，弄成道庙由和尚住持，而成了非佛非道的怪现象。所以在台湾虽然有不少香火鼎盛的宫庙，但却因各自为政，无认同感，而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

四、缺乏讲经布道者

宫庙的住持及道士，终其一生，大都以科仪术数为职志，能讲经说法者极少，也无定期公开的讲经活动。台湾无线的电视台甚多，定时播出佛教讲经节目的，有六七个，甚至有许多电视台是整日播放佛教节目的。佛教有自己传道的专用电视台。除电视台外，扩播电台亦有佛教讲经节目。相对的，在电视台或播音电台方面，几乎全看不到道教的讲经节目。如此传道，如何能得信众？而在培养人才上，虽有一间小规模的木栅道教学院，也一直没培养出能讲经传道的人才。一个缺乏主动向民众传道的宗教，在起跑点上已输了一大截。不培训说经人才，不重视说经人才，将使道教在年青一代的信徒中迅速流失。老干而无新枝，其后果可想而知。

五、修持法门过于杂散，未加整理

在世界各宗教中，常将信徒分为「圣」与「凡」二者。一般的民众为「凡」，经过特定的宗教修持法门后，才能转「凡」而为「圣」。「修持」在宗教活动中，占着极大的分量。以道教来说，悟道者为圣，未悟道者为凡。凡夫为凡，神仙为圣。一般民众，未加修持为凡；对社会人民有贡献死后成「神」，及由积善并加修持而来的「仙」，皆属「圣」。由凡入圣，须以修持（修炼）为桥梁。 道教由于流传久远，所以派别众多，修炼法门各异。正一重符箓，上清重存思，外丹主黄白，内丹炼精气神，房中重男女和调；此外，祷祀、召遣、药饵、避谷、食气、守一、清静无为等等法门不一而足。在今日好简恶繁的功利社会中，须有人来简化其修持次第，循序诱导。道教的众多法门，如无人来加以综汇整理，初学者将难以入手，也无法吸引信众。

六、过度的包容，丧失了自己

兼容并蓄，本来是一种美德，也应是成功的条件之一；由于道教有宽广的包容性，所以在中土，虽有宗教争执，却不会产生宗教战争。而争执的结果，则是逐渐走向融合。但过度的包容，却反而使优点变成了缺点，丧失了自己的特色，而成为失败的主因。自宋以下，长期来大量混佛入道的结果，造成了今日的民众不能区分佛教与道教，以为拜佛即是信道。这种情形不仅在台湾如此，在海外的华人社会也如此。笔者今年三月初曾到新加坡开会，道教界的李至旺道长告诉笔者说新加坡有的道庙甚至将印度神及回教神一起设在庙中来拜，但这种看似宗教融合、民族共存的寛大胸怀，不仅得不到认同，反而招来了印度教徒、回教徒的抗议，认为亵渎了他们的神只。这个例子说明了过度的包容，不仅无益，反而有害。包容并非坏事，但必须有选择性，也不能仅从包容对方神只入手而已，而是须从哲学义理、科仪、传教方式等多方面上着手，用包容来将对方长处摄取为己有，如此才能得蒙其利。道教包容，促成了佛、道的融合，但过度的包容，也让道教丧失了自己。举例而言，由于明末《西游记》、《封神演义》等小说的倡导，于是道教将观音、锭光佛、文殊等神吸收为己神，同属玉帝所辖。但因给予过高的地位，这样的做法，反而造成佛、道不分的后果。相对的，佛教虽也吸收道教的神只，如关公在道教的阶位是帝君，然而佛教却把他说成是受智顗渡化的神而已，阶位仅是佛教的护法神，地位低下可知。道教将佛教的神置于高阶，佛教将道教的神置于低阶，于是相形之下，造成了佛在道上的误导。

无人领导改革

一个宗教盛行久了以后，必然会产生一些糟粕与包袱，所以常常必须注入新血轮或加以改革，才能使它适应时代而历久而弥新，也使它的理论及传教方式，愈来愈完善。举例而言，佛教由创立于印度，而能成为今日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其实是不断的摄取别人的长处以为己有。小乘的佛教倡无常、苦、空、无我，是以出世为主的宗教；到了大乘，传入中国后，受到中土文化影响，大量吸收魏晋玄学的道体论思想，开始转变而主张常、乐、我、净。到了唐代，又转而为崇坛好祀的密宗，深入于凡民求财治病的平常生活中。到了民国后，西风东渐，传统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变化；佛教的太虚法师便在民国二年，大力倡导佛教革命，从教义、组织、财产等方面着手，主张人间佛教，摆脱了佛教只重出世（死人）的宗教，转而为活人的宗教。这些转变虽逐渐使得佛教成为非佛教的佛教，在当时也都招来了强大的反对与争斗，但却使佛教因此而能生存下去。太虚的佛教革命，对佛教的贡献不可谓不大。现在详加说明于下：

太虚生于清光绪十五年（1980）十二月，十六岁出家。在清末民初时，当时的社会巨变，西洋风潮大量涌入，达尔文进化论盛行，太虚学佛之余，深感社会民俗的巨变，也领悟到佛教改革的必要。清末之时，太虚即常与革命党人相往来，民国成立后，太虚便主张佛教革命，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年）太虚于上海八指头陀追悼会上倡导：

「佛教宜革命有三：一组织革命，二财产革命，三学理革命。」但这样的主张，却被当时的《佛学丛报》丑诋为妄人邪说，视之为陷害释迦牟尼的提婆达多；文云： 「太虚和尚演说：佛教宜革命有三：一组织革命，二财产革命，三学理革命。……本报按：佛教革命之名词，发现不久，度亦妄人之邪说耳！若大庭广众之间，明目张胆，放言高论，则未免肆无忌惮矣！然即如某僧演说，佛教宜革命有三，亦唯第二条财产问题，尚有讨论之余地。若第三条之牵涉学理，窃恐非自命新佛之提婆达多从地狱复起不可！至第一条之组织革命四字，则不但无理由之可言，且并逻辑亦不可解矣！」

太虚的改革主张，虽然一开始即遭受到来自佛徒自身的攻击，但太虚依然不变初衷，陆续于《佛教月报》发表《致私篇》、《宇宙真相》、《无神论》等文章，否定造物主，也否定灵魂说，以为「无神即无造物主，亦无灵魂，而一切皆以无为究竟者也。」 太虚将佛教看做是无神论之宗教，而「无为」一词，用的更是道家语。可以看出在教义的解说上，太虚和传统说法是有所差别的。太虚更在民国四年（公元一九一五年）撰《整理僧伽制度》，所建立的佛教组织架构，颇类似西方天主教组织模式，主张政教分离，「分教所、教团、教籍、教产、教规，分别为之议制度，实行集产制。」 并撰《人乘正法论》将佛教的五戒十善做为在家信众的道德规范，拟以此深入民间，改良社会。逐渐把佛教出世间变成世间化。民国九年（一九二0年）二月，太虚创办的《海潮音》杂志创刊号开始发行；《海潮音》杂志为佛教的重要刊物，太虚利用它来倡导自己的改革主张，曾用本名或笔名在此刊及不同的刊物上发表文章。太虚本人培养出不少学生，其学生也感染了太虚的革命热忱，为了要达到改革佛教的目的，不断和当时广大守旧僧众相斗，其间不惜语出偏激之言。在太虚所辖的佛化新青年会发动激烈的改革运动时，曾对印光等类的传统僧人，散发传单，予以攻击，并称印光为「第一魔王」。

太虚学生宁达蕴、张宗载等佛化新青年会将印光、谛闲说成是大魔王；太虚的学生大醒称印光、谛闲是「猪头长老」，称王一亭、黄涵老为「蛆虫居士」；用词都是极为苛虐，令人惊心动魄。我们由印光信中所说「其传单有三数千言」，且太虚弟子将印光等僧人称为「魔王」、「猪头」，可以想象彼时佛教改革派攻击传统僧人的激烈情形。这种情形，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小乘蜕变成大乘时，传统的小乘佛教和改革的大乘佛徒间激烈的论辩，交相攻击，甚至杀戮等情形。其后虽然大乘胜了，然而小乘的教义教理依旧被吸收，并保留了下来，小乘、大乘由矛盾对立，而终归于统一。同样的道理，现代化的改革派佛教虽然随着时局的变改，而取得了胜利，但以印光为代表的保守派势力，他们所坚持的传统修持法门，尤其是专心于念佛等简单易懂的往生净土法门，也被现代佛教所吸收并宏扬。 上面详述太虚的佛教革命，主要的是用来看出一个宗教的改革历程是艰辛困苦的，但却又是不得不如此。 反观道教，道教主张「我命在我不在天」，认为有生不必有死，以一己之力，与天争胜，追求永生。据《史记．封禅书》所载，求仙之说战国时已盛行。自周迄今，其间较大的改革有东汉张陵的五斗米道、北魏寇谦之改良了科仪、金（宋）时王重阳创全真道；这些变革都不如佛教的大。而自南宋以下，近八百年来，并无新的重大改革出现。尤其民国以后，整个社会思潮及社会形态，在西方的冲击下，已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中西新旧各种宗教纷陈并起，道教并无调整自己的脚步来适应它，也没有完密的教团组织、布道方式，无法和其它的宗教相抗争，因而逐渐丧失了它的信众，而走向式微。道教的式微和没有有力的人士领导道教改革有关；底下再略举数项，论述其主要式微原因于下：

重术轻学，信徒的素质难以提升

道士，要他演述科仪，可以长达三天三夜；但要他讲经说法，则难以启口，也难以维持半个小时。「学」与「术」严重失调。今日在台湾许多宫庙的住持，不仅看不懂道经，甚至误把佛经当道经来诵念。宫庙的住持及信众，普遍存在素质低落的问题。这种现象的形成，虽然原因很多，但是道庙重「术」不重嘉言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