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哲

夏日周末，拜阅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方勇担纲主修的《子藏·道家部·庄子卷》，不禁感慨万千！北大《儒藏》担纲者，乃是北大学界泰斗汤一介；如今，上海华东师大，推出文化巨献《子藏》，担纲者，却是学界中坚方勇，此实乃学界佳话，可谓是“北有儒藏，南有子藏”！

华东师范大学、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合作出版超大型古籍文献整理工程《子藏》，如今已经率先出版了《子藏·道家部·庄子卷》，精装16开本，162册，几乎搜罗了中国历代庄子学著作的全部，共有302部之多，可谓是洋洋大观！

这一浩大的文化工程《子藏》的总编纂，就是浦江籍著名学者、华东师大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方勇先生。他介绍《子藏》出版的缘由时说：“《子藏》之‘子’，意取中国思想史诸子百家之‘子’。据章炳麟《诸子略说》所言，‘所谓诸子学者，非专限于周秦，后代诸家，亦得列入，而必以周秦为主’——因此，子藏所录诸子，不止先秦诸子，还有汉魏六朝子书，以及历世学人的校核、注释、研究专著，所谓‘搜天下之遗籍，极百家之大观’。”

方勇先生，我素所敬仰。1992年12月2日，恰逢我21世先祖、元代大儒柳贯逝世650周年，浦江仙华诗社社长石学玢先生与秘书长毛一帆先生，曾支持我编辑出版了《仙华诗词——纪念柳贯逝世650周年特辑》，他们对崭露头角的浦江籍青年学者方勇，无不赞赏有加。

1993年，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由他搜集辑校的《方凤集》。我获观该书，获益良多！《方凤集》是方勇早期整理与研究古籍的初步成果。《方凤集》一直温暖着、鼓励着我、陪伴着我。让我从一名农村的青年农民，通过自学成才，走上了学术研究之路。

1996年3月，我从浙江省浦江县图书馆辞去工作后，来到北大中文系游学至今。我曾仿效方勇先生，参与整理出版了《柳贯诗文集》，并邀请张岱年、柳斌杰、柳斌等社会名流，为该书的出版题词。新收入的近百篇柳贯佚文，也基本是我十余年的四处寻找，苦心搜集而来。如今，我还出版了《柳氏名门》等著作，发表了数以千计的各类文章，从事谱牒学、柳氏文化、曹聚仁等研究。我得以在京城立足，无不受到方勇先生坚韧不拔的学术追求精神的影响，真是感激不尽！

众所周知，我的先祖柳贯，系方勇先祖方凤的得意门生，我们可谓是“世交”。据家谱记载，我的曾祖母方氏，也是方凤的嫡系后裔，可见我们还是“亲戚”呢！

要说与方先生的见面，却是在方勇1997年到北大中文系做博士后的时候。他在北大求学期间，我曾慕名去畅春园他的宿舍，拜会过他。一见如故，无话不谈，至今思之，历历如昨！

那时，我忙于生计，半工半读，在北大出版社兼职，专职做《全宋诗》的校对，与方先生的往来并不多。再后来，听说他毕业后，并未留校任教，而是南下到上海华东师大任教，为之深感遗憾。作为北大培养的博士后，如今成为学界精英的他，担纲如此的文化重任，可谓是北大的种子，在异地开了花结了果，足以告慰栽培他的母校北大！

如此一别，转眼10余年。再次重逢于京城，方勇先生已赫然成名，可喜可贺！“十年磨一剑”，他携《子藏》晋京，可谓《子藏》一出，名闻天下！

浙东学派之金华学派、永康学派，群星璀璨，名家辈出，作为弹丸之地的金华府属地的浦江县，更是人才辈出。其中梅执礼、钱遹、方凤、柳贯、吴莱、宋濂、戴良、张孟兼、蒋兴俦、曹聚仁、张世禄、吴茀之、张书旂、张振铎、石西民、洪汛涛等，可谓独领风骚，闻名全国！

如今浦江学界、画界，也是人才济济，不乏其人。拜阅《子藏》，我不由自主地赞叹：“浦江学风，后继有人，方勇先生，可谓是其中的佼佼者，幸哉！”

简介

孙星衍（1753—1818），字伯渊、渊如，阳湖县(今常州市区）人。生于观子巷(今和平南路)，后迁居双桂坊。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殿试榜眼，历任翰林院编修、刑部主事。乾隆五十九年(1794)再升刑部郎中。后任道台、署理按察使等职，清廉有政声。嘉庆十六年(1811)，他在任代山东布政使时称病请假回乡。3年后他客居扬州，参与校刊《全唐文》。嘉庆二十一年(1816)，他主持南京钟山书院。先后主讲泰州安定书院、绍兴书院、杭州诂经精舍等书院，乐育英才。嘉庆二十三年(1818)，他66岁时病逝。生平钻研经史文学音训之学，旁及诸子百家。精于金石碑版,工篆隶书，尤精校勘，辑刊《平津馆丛书》、《岱南阁丛书》堪称善本。他勤于著述，积30多年之功，集古今各经学家成就，刊成《尚书古今文注疏》，标志清代古文经学达到高峰，孙星衍因此成为乾嘉学派（古文经学派)的重要人物。他还著有《周易集解》、《寰宇访碑录》、《孙氏家藏书目录内外篇》、《芳茂山人诗录》等多种文集。

生平

少年时与杨芳灿、洪亮吉、黄景仁以文学见长，袁枚称他为“天下奇才”。于经史、文字、音训、诸子百家，皆通其义。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充三通馆校理。乾隆六十年(1795年)授山东兖沂曹济道，次年补山东督粮道。嘉庆十二年(1807年)任山东布政使。博极群书，勤于著述。阮元曾聘他为“诂精经舍”教习及主讲钟山书院，以学术渊博称。性嗜聚书，闻人藏有善、秘本，借抄无虚日。金石文字拓本，古鼎彝书画，无不考其源委。旋与女诗人王采薇（玉瑛）结婚，夫唱妇和，伉俪殊为情深。

藏书

博极群书，勤于著述。阮元曾聘他为“诂经精舍”教习，主讲钟山书院，以学术渊博称。性嗜聚书，闻人藏有善、秘本，借抄无虚日。金石文字拓本，古鼎彝书画，无不考其源委。家有藏书楼“平津馆”、“问字堂”、“孙氏祠堂”、“廉石居”等，贮书极富，以校勘精审见称。编撰有《孙氏家藏书目》，分外编3卷、内编4卷。《廉石居藏书记》1卷、《平津馆鉴藏书籍记》3卷，续编1卷，补遗1卷。嘉庆五年（1800），刊行《孙氏词堂书目》7卷。金石学代表作《寰宇访碑录》12卷，嘉庆七年成书。为收录石刻种类较多的一部石刻文献目录。全书依时代著录，周秦至元代石刻8 000余种，每件石刻注明撰人、书人、书体。编辑和刊刻文献甚多，嘉庆中刻有《岱南阁丛书》16种128卷，主要收集自著诗文集和校订的《古文尚书》、《孙子》和地理、刑律方面的古籍。《平津馆丛书》10集32种，主要为辑校的诸子、医学、历史等方面的古籍，选择精严，校勘精审。藏书印有“东方廉使”、“东鲁观察使者”、“伯渊”、“孙氏祠藏”、“孙忠愍侯祠堂藏书”、“都官”、“星衍私印”、“芳茂山人”、“五松书屋”、“太史之章”、“青溪寓公”、“绿衣执法大夫印”、“丁未对策上第”、“东方都漕使者”等。著述宏富，有《尚书近古文注疏》、《周易集解》、《考注春秋别典》、《尔雅广雅训诂韵编》、《晏子春秋音义》、《金石萃编》、《史记天官书考证》、《明堂考》、《续古文苑》、《平津馆文稿》、《芳茂山人诗录》、《仓颉篇》等。

家有藏书楼“平津馆”，贮书极富，以校勘精审见称．编撰有《孙氏家藏书目》，分外编3卷、内编4卷。《廉石居藏书记》1卷、《平津馆鉴藏书籍记》3卷，续编1卷，补遗1卷。嘉庆五年(1800年)，刊行《祠堂书目》。辑刊文献甚多，嘉庆中刻有《岱南阁丛书》、《平津馆丛书》。《岱南阁丛书》主要收集自著诗文集和校订的《古文尚书》、《孙子》和地理，刑律方面的古籍。《平津馆丛书》10集32种，主要为辑校的诸子、医学、历史等方面的古籍，选择精严，校勘精审。著述宏富，有《尚书今古文注疏》、《寰宇访碑录》、《周易集解》、《考注春秋别典》、《尔雅广雅训诂韵编》、《晏子春秋音义》、《金石萃编》、《史记天官书考证》、《建立伏博士始末》、《明堂考》、《续古文苑》、《平津馆文稿》、《芳茂山人诗录》、《仓颉篇》、《神农本草经》等。

人物故居

孙慎行、孙星衍故居位于常州市双桂坊59号。

在双桂坊现代建筑的围裹中，路南侧邻公园路的那组占地近900平方米的明清民居宅院虽然显得 两孙故居明式船厅低矮、衰迈,但它却厚重不容小觑。因为它曾拥有过两位历史文化名人：明末著名东林党人孙慎行及他的族七世孙、清代中期被誉为“天下奇才”的孙星衍。

孙慎行、孙星衍故居坐南朝北，原占地面积较大。由孙慎行在做官期间所建，系私人住宅遗址。慎行服官期间曾数次请假里居于此。故居北临双桂坊，东、西、南三面均为住宅区。到清代乾隆年间其族七世孙、著名学者孙星衍又继承此宅，继续居住。5间花厅等建筑于清代后期毁后重建，房地产由孙氏子孙世代继承并居住。后故居部分房屋被后裔卖掉，余下的最后由孙养渊继承时，故居呈倒置瓦刀形，入门为长通道备弄(似刀柄)，备弄尽头为长方形建筑布局，东首为明式船厅,其西有天井,天井北建有清式花厅5间，花厅左右空地堆黄石假山及花圃等。20世纪80年代兴建广南大厦时，两孙故居长条形备弄被拆除，保留故居房屋、天井等。由常州市政协大楼与广南大厦间通道通向广南大厦后故居。明式船厅遗存雕花月梁及明代木隔窗，乃明代所建原屋。据孙氏后裔孙养渊透露传家秘闻：船厅地下埋有其祖先孙慎行棺木。并出示其家珍藏的孙慎行手书《栀子花记》真迹。清式花厅5间面阔197米、进深5檩89米，前廊后轩，硬山式砖木结构。1987年12月，市人民 公布其为常州市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孙慎行、孙星衍故居被原地修复。

《清史稿》记载

孙星衍，字渊如，阳湖人。少与同里杨芳灿、洪亮吉、黄景仁文学相齐。袁枚品其诗，曰“天下奇才”，与订忘年交。星衍雅不欲以诗名，深究经、史、文字、音训之学，旁及诸子百家，皆必通其义。乾隆五十二年，以一甲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充三通馆校理。五十四年，散馆，试《厉志赋》，用《史记》“CC如畏”，大学士和|疑为别字，置三等改部。故事，一甲进士改部，或奏请留馆，又编修改官可得员外，前此吴文焕有成案。|示意欲使往见，星衍不肯屈节，曰：“主事终擢员外，何汲汲求人为？”自是编修改主事遂为成例。

官刑部，为法宽恕，大学士阿桂、尚书胡季堂悉器重之。有疑狱，辄令依古义平议，所 全活甚众。退直之暇，辄理旧业。升郎中。六十年，授山东兖沂曹济道。

嘉庆元年七月，曹南水漫滩溃，决单县地，星衍与按察使康基田鸠工集夫，五日夜，从上游筑堤遏御之，不果决。基田谓此役省国家数百万帑金也。寻权按察使，凡七阅月， 数十百条，活死罪诬服者十馀狱。潍县有武人犯法，贿和|门，嘱大吏。星衍访捕鞫之，械和门来者於衢。及回本任，值曹工漫溢，星衍以无工处所得疏防咎，特旨予留任。曹工分治引河三道，星衍治中段。毕工，较济东道、登莱道上下段省三十馀万。先是河工分赔之员或得羡馀，谓之扣费，星衍不取，悉以给引河工费。时曹工尚未合，河督、巡抚亟奏合龙，移星衍任，寻又奏称合而复开。开则分赔两次坝工银九万两，当半属后任，而司事者并以归星衍。星衍亦任之，曰：“吾既兼河务，不能不为人受过也。”

四年，丁母忧归，浙抚阮元聘主诂经精舍。星衍课诸生以经史疑义及小学、天部、地理、算学、词章，不十年，舍中士皆以撰述名家。服阕入都，仍发山东，十年，补督粮道。十二年，权布政使。值侍郎广兴在省，按章供张烦扰，星衍不肯妄支。后广以贿败，豫、东两省多以支库获罪，星衍不与焉。十六年，引疾归。

星衍博极群书，勤於著述。又好聚书，闻人家藏有善本，借钞无虚日。金石文字，靡不考其原委。尝病《古文尚书》为东晋梅赜所乱，官刑部时，即集《古文尚书马郑注》十卷、《逸文》二卷。归田后，又为《尚书今古文注疏》三十九卷，其序例云：“《尚书》古注散佚，今刺取书传升为注者五家三科之说：一，司马迁从孔氏安国问故，是古文说；一，《书》《大传》伏生所传欧阳高、大夏侯胜、小夏侯建，是今文说；一，马氏融、郑氏康成虽有异同，多本卫氏宏、贾氏逵，是孔壁古文说：皆疏明出典。其先秦诸子所引古书说及《纬书》、《白虎通》等，汉、魏诸儒今文说、许氏《说文》所载孔壁古文，注中存其异文、异字，其说则附疏中。”其意在网罗放失旧闻，故录汉、魏人佚说为多，又兼采近代王鸣盛、江声、段玉裁诸人书说。惟不取赵宋以来诸人注，以其时文籍散亡，较今代无异闻，又无师传，恐滋臆说也。凡积二十二年而后成。

其他撰辑，有《周易集解》十卷，《夏小正传校正》三卷，《明堂考》三卷，《考注春秋别典》十五卷，《尔雅广雅诂训韵编》五卷，《魏三体石经残字考》一卷，《孔子集语》十七卷，《晏子春秋音义》二卷，《史记天官书考证》十卷，《建立伏博士始末》二卷，《寰宇访碑录》十二卷，《金石萃编》二十卷，《续古文苑》二十卷，《诗文集》二十五卷。二十三年，卒，年六十六。星衍晚年所著书，多付文登毕亨、嘉兴李贻德为卒其业。

注：注义于经下，若水之注物也

校：应该是校对的意思

释：顾名思义，就是解释它的意思

笺：表识之也，表明古人之意或断以己意也

应该就是这样了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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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明帝刘庄命班固、陈宗、尹敏、孟异等共撰《世祖本纪》。班固等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事迹，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奏上。这是该书的草创时期，著书处所在兰台和仁寿闼。安帝时，刘珍、李尤、刘騊駼等奉命续撰纪、表、名臣、节士、儒林、外戚等传，起自光武帝建武年间，终于安帝永初时期，书始名《汉记》，写作地点从此徙至南宫东观。此后伏无忌、黄景等又承命撰诸王、王子、功臣、恩泽侯表和南单于、西羌传，以及地理志。桓帝时，又命边韶、崔寔、朱穆、曹寿撰孝穆（刘开）、孝崇（刘翼）二皇传和顺烈皇后传，外戚传中增入安思皇后等皇后，儒林传增入崔篆诸人。崔寔又与延笃作百官表和汉顺帝朝功臣孙程、郭镇及郑众、蔡伦等传。至此，共撰成一百一十四篇，始具规模。灵帝时，马日磾、蔡邕、杨彪、卢植、韩说等又补作纪、志、传数十篇，下限延伸到灵帝。

《东观汉记》是一部记载东汉历史的纪传体断代史巨著，记录了东汉从光武帝至灵帝一百余年的历史。全书由班固、刘珍、蔡邕、杨彪等人编撰，历经自汉明帝至汉献帝几乎一朝时间尚未最终完成。《隋书·经籍志》所录《东观汉记》有一百四十三卷，经唐宋至元朝逐渐散佚，今天所见为清代及现代人辑本。 《东观汉记》一书之所以得名，有一个逐渐形成的过程。在编撰之初，图籍盛于兰台，因此班固等修史主要于此。班固等虽作《世祖本纪》及《列传》二十八篇，但并未汇成一编，当然也不可能有一个正式的书名。汉章帝、汉和帝时期起，国家藏书之地由兰台徙至南宫东观，《东观汉记》的撰修地点也从兰台移到了东观，直至东汉末年。但是既便如此，《东观汉记》在当时也未见“东观”命名，只以《汉记》为名，至东汉末年，从应劭《风俗通义》等书的引用来看，依然以《汉记》相称，直至三国两晋时期，包括《三国志》中的记载亦未见《东观》之称。究竟何时开始使用《东观》之名，史籍未见记载，但南朝刘勰《文心雕龙·传篇》中，已经把《东观汉记》简称为《东观》；此外，刘孝标作《世说新语注》，于《言语篇》引《东观汉记》马援事做注；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中是三次引征《东观汉记》，一次引征《东观记》。刘勰、刘孝标和郦道元三人处于同一时代，即公元六纪上半期，所以《东观汉记》的得名当在此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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