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经历

罗振玉（1866年一1940年） 近代江苏淮安人，祖籍浙江上虞，字叔言、叔蕴，号雪堂，晚年更号贞松老人。清末奉召入京，任学部二等谘议官，后补参事官，兼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辛亥革命后逃亡日本，后曾参预制造伪满洲国活动。书法善篆、隶、楷、行，是创以甲骨文入书者之一。所作小行楷题跋精严工稳。曾搜集和整理甲骨，铜器、简牍、明器、佚书等考古资料，均有专集刊行。编著有《贞松堂历代名人法书》，《高昌壁画精华》、《殷墟书契》、《殷墟书契菁华》、《三代吉金文存》等。

罗振玉5岁入私塾，跟随乾嘉朴学的传人李岷山读书，15岁学作诗词，16岁中秀才。自幼对经史、训诂潜心学习，留意金石名物，尤倾心于经史考据之学，研究经史文字。20岁起专力研读古碑帖，写成《读碑小传》，由此开始著书立说。

1890年，罗振玉在乡间教私塾。甲午战争之后，他深受震动，认为只有学习西方才能增强国力，于是潜心研究农业，与蒋伯斧于1896年在上海创立“学农社”，并设“农报馆”，创《农学报》，专译日本农书。自此与日本人交往渐多。1898年又在上海创立“东文学社”，教授日文，与梁启超齐名的大学问家王国维便是东文学社诸生中的佼佼者。

1900年秋，任湖北农务局总理兼农务学堂监督。后任武昌江楚编译局帮办、上海南洋公学虹口分校校长，并赴日本考察教育。1903年被两广总督岑春煊聘为教育顾问。翌年，在苏州创办江苏师范学堂，任监督。1906年调北京，在清 任学部参事兼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罗振玉携眷逃亡日本京都。期间著述《殷墟书契》前编、后编及《菁华》等，并由王国维协助，撰成《殷墟书契考释》及《流沙坠简考释》。

1919年春回国，在天津举办京旗赈灾事务。

1921年，参与发起组织“敦煌经籍辑存会”。

1924年应清废帝所召，入值南书房。同年11月，清室小朝廷被冯玉祥驱逐出皇宫，他与陈宝琛将溥仪偷送到日本使馆。

1925年使馆庇护下1925年2月23日深夜，在日，陪同溥仪秘密迁至天津日本租界地张园，后因功被委为顾问。

1928年末，迁居旅顺。大云书库。内藏《大云无想经》和碑碣墓志、金石拓本、法帖、书画等30余万册。

1932年3月，参加溥仪就任伪满洲国执政典礼，并代溥仪向外宾致答词。伪政权任命他为参议府参议，后改为临时赈务督办。翌年6月，任监察院院长，满日文化协会常务理事。

1934年伪满洲国改行帝制，被邀为大典筹备委员会委员，受到“叙勋一位”的封赏。

1936年任满日文化协会会长。

翌年3月，罗振玉返回旅顺寓所，继续整理刊行所藏古文物史料。他曾搜集和整理过甲骨、铜器、简牍、明器、佚书等考古资料，均有专集刊行，流传较广者有《殷墟书契》和《三代吉金文存》等。

罗振玉以他的博学，先后培养了容庚、商承祚、柯昌济、关百益、孙宝田及他的儿子罗福葆、罗福颐等人，使之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学有建树的专家。另外他对校勘学、目录学、姓氏学、宗教学、也多有建树并著述留传后世。其一生著作130多种，刊印书籍500种以上。

罗振玉在政治上十分保守，始终效忠清室。九一八事变后追随溥仪，出任满洲国参议府参议、满日文化协会会长等职，受当时人批判为“汉奸”。

1940年5月14日在旅顺逝世，终年74岁。

评价

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序言》中写道：“在中国文化史上实际做了一番整理功夫的要算以清代遗臣自任的罗振玉，特别是前两年跳水死了的王国维……欲清算中国古代社会，我们不能不以罗、王二家之业绩为出发点了。”郭沫若对罗振玉的评价，准确地概括了罗振玉国学研究的成就及其贡献。

著作

书法展示学术全集：

《南宗衣钵跋尾》

《南宗衣钵跋尾卷二》

《甲云窗漫稿》

《雪堂金石文字跋尾序》

《雪堂金石文字跋尾》

《雪堂书画跋尾》

《松翁近稿》

《面城精舍杂文甲乙合编 》

《雪堂校刊群书叙录上》

《雪堂校刊群书叙录下》

《丙寅稿》

《辽居稿》

《辽居乙稿》

《松翁未焚稿》

《 车尘稿》

《丁戊稿》

《后丁戍稿》

《贞松老人外集 》

《贞松老人外集（卷三）》

《辽海吟》

《辽海续吟》

《集殷虚文字楹贴》

《集殷虚文字楹贴汇编》

《扶桑两月记》

《五十日梦痕录 》

《集蓼编 》

《存拙斋》

《上虞罗氏枝分谱》

《殷商贞卜文字考 》

《读碑小笺1》

《读碑小笺2》

《眼学偶得》

《石交录四卷》

《俗说一卷》

《俑庐日札》 《石交录（卷三、四）》

书法 编著：

《贞松堂历代名人法书》

《高昌壁画华》

《殷墟书契》

《殷墟书契菁华》

《三代吉金文存》

成就 甲骨研究

罗振玉是最早在甲骨学研究方面取得主要进展的学者。

他从1906年起收集甲骨，总数近2万片，是早期收藏最多的藏家。除鼓励刘鹗编集《铁云藏龟》外，还亲自访求，判明甲骨的真实出土地——小屯。在甲骨文研究者中，罗振玉占有重要地位，为“甲骨四堂”之一，是甲骨学的奠基者。他对甲骨学的贡献主要体现在：

1、他搜集、保存、印行了大批原始资料。著有《五十日梦痕录》《殷虚书契前编》（1913年）、《殷虚书契菁华》（1914年）、《铁云藏龟之余》（1915年）、《殷虚书契后编》（1916年）等书。1933年又编著《殷虚书契续编》。同时他还编有《殷虚古器物图录》（1916年）及《附说》各一卷。

2、他率先正确地判定了甲骨刻辞的性质及出土处之地望。他指出卜辞属于殷商时代，是王室遗物；断定它作为文字学资料能代表中国文字的来源，作为史料，它比正史更可靠。同时他还指出甲骨出土地小屯即殷虚遗址，也就是殷朝国都。这对后来的甲骨学研究具有重大的意义。

甲骨自受到收藏家及学者的注意后，古董商为了谋取高利，隐瞒了真实的出土地。罗振玉一开始研究甲骨就致力于调查其真实出土地，并且考订出这些甲骨出土于商代晚期都城，属于殷室王朝遗物。甲骨出土地和性质的考订，直接导致后来安阳殷虚的发掘。罗振玉派人去小屯，不仅收集甲骨，还收集了一批不为古董商重视的出土物，他以“古卜用龟，辅以兽骨”的文献记载为出发，认为在搜集甲骨时必须龟、骨“兼收并蓄”。在《洹洛访古游记》中，他记载了殷虚的地形，甲骨出土情况，考订其它出土物及绘简图，成为第一部实地考察安阳殷虚的著作，对整个甲骨研究学科的形成和发展上起了“导夫先路”的作用。

3、他考释出大量的单字。他以甲骨文字本身的特点为主要依据，参照《说文解字》，并将甲骨文与金文、古文、籀文、篆 比较，以阐释文字的渊源与流变情况。他还利用字形或后世文献资料推求字的本义及其通假关系。先后于1910年在《殷商贞卜文字考》中释出单字近三百个，于1915年在《殷虚书契考释》中释出单字近五百个，其中多得到学界认可。1916年，他还将未识别的卜辞中的千余字编成《殷虚书契待问编》，供大家探讨。

4、他首创了对卜辞进行分类研究的方法。 《殷虚书契考释》一书将卜辞分为卜祭、卜告、卜出入、卜田渔、卜征伐、卜禾、卜风雨等8类，为后世的甲骨分类研究开创了先例。

5、与王国维一起，确证了甲骨文中的合书的现象。在金文研究方面，他也搜集了大量的资料。著有《殷文存》（二卷，1917年）、《秦金石刻辞》（三卷，1914）、《贞松堂集古遗文》（16卷，《补遗》3卷，《续编》3卷，1931～35年），收录以前诸家著录中未见之器铭2427件。《三代吉金文存》（20卷，1937年），收录当时见到的已著录和未著录的4831件青铜器铭。集一时铜器铭文原始资料之大成，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他还提出通释古金文的设想，提出综合比较研究的方法，指出金文在文字学上的价值。他研究石鼓文，著有《石鼓文考释》（7卷，1916年）；他搜集整理汉晋木简，著《流沙坠简》（合作，1914年）、《流沙坠简考证》（1934年）等书。此外，他还著有《干禄字书笺证》《俗说》《集蓼编》等多部著作。他的工作内容丰富，甄别谨严，成绩浩瀚，方法崭新，“为我们提供出了无数的真实的史料”（郭沫若语）。

敦煌学术

敦煌学已经走过了100年的历程。100年中，无数学者为这门显学奉献了毕生精力。而随着南博31件敦煌文献的发现，金石大家罗振玉对敦煌学的贡献变得更加清晰——敦煌学的奠基人就是罗振玉。

继河南安阳殷虚被辨认后，西北边陲敦煌石窟又有数万件隋唐以后经卷写本、石刻等珍贵文物的发现。外国人明火执杖掠夺，清廷却毫无觉察。罗振玉竭立使其免遭流失国外，但留在国内的却也未逃厄运，道貌岸然的官僚伸出贪婪的黑手，彼此勾结私吞国宝，贼喊捉贼，有些更把运车截拦，窃取其中精华，还把盗窃之余的长卷破坏截割。罗振玉是中国境内研究敦煌文书的先导者，他以浓厚的国学功底开研究之先，1914年和王国维开创和倡导简牍研究，共同开辟“国学”新领域的硕果。

宣统元年，他到北京的伯希和处，看到伯希和所获敦煌写卷，并得知藏经洞仍有数千卷文书，乃力促学部电令甘督查封石室，将所余遗书悉数解送京师。使这批宝藏于宣统二年秋，运抵北京，最后入藏于京师图书馆。对于流散的敦煌文也留心购存，所得文书及海外藏卷照片，大多收入《鸣沙石室佚书》、《鸣沙石室佚书续编》、《鸣沙石室古籍丛残》、《敦煌石室遗书三种》、《贞松堂西陲秘籍丛残》、《敦煌石室碎金》、《敦煌零拾》、《沙州文录补》、《敦煌石室遗书》、《佚籍丛残初编》、《石室秘宝》等书中。还和王国维将斯坦因在敦煌、罗布泊等地发现的汉晋木简照片汇为《流沙坠简》，并做考释。撰有《雪堂校刊群书叙录》二卷、《补唐书张义潮传》、《瓜沙曹氏年表》等多种敦煌学论著，尤其注重对中国传统四部书写本的研究和整理。另有《殷虚书契》、《三代吉金文存》等，其著作及刊刻大多收入《罗雪堂先生全集》。

鉴藏大家

罗振玉是典型的鉴藏大家。

他不但要自己收藏甲骨、铜器、简牍、明器、佚书等考古文物资料和字画，还要做足研究整理的工作。

内藏《大云无想经》和碑碣墓志、金石拓本、法帖、书画等50余万册。据考证，仅甲骨片前后就收藏“二三万片”，其他如青铜器、古明器、碑拓等的收藏数量也相当可观。

罗振玉善识文物，喜研文史。从殷墟甲骨、汉晋木简、墓志铭文，到宫中所藏历代图书、历史档案，乃至珍宝、钱币等，他都有系统的研究，并撰写了许多学术价值颇高的专著。罗振玉41岁入学部，因公务简，又不肯奔走钻营，有很多时间搜求文物，钻研学问。“每涉足厂肆，尽廉俸所入，搜求古物书画，虽资力有限，不敢和洋商巨贾相竞争，但破铜烂铁，在所不遗，往往批沙得宝，又人弃我取。”罗振玉获得了很多两汉六朝、唐宋等朝的珍贵文物，为其考古研究积累了实物材料。

罗振玉为保存和流传敦煌石室遗书做出过切实的努力。敦煌石室遗书是我国光绪年间新发现的一处千年宝藏。所谓“石室”指甘肃省敦煌的莫高窟（俗称千佛洞）。窟内藏有丰富的经书、绣像等，是中华文化艺术的瑰宝，却遭到斯坦因和伯希和的攫取。为了保存这些中华文化的“劫余”，罗振玉奔走呼告，筹措资金，并决心捐出个人全部俸禄，购买余下卷轴，后又主倡集资影印敦煌遗书，这在他的《鸣沙石室佚书序》中有所叙述。

他为保存内阁大库史料及明文渊阁藏书也作出了贡献。大库是清代内阁库藏档案、书籍的处所，库分东西，东库贮存《实录》、《圣训》、《起居录》等，由本阁满本房掌管。西库书籍多为明文渊阁藏书之孓遗，档案则是清列朝内外臣工的题本、奏本、历科殿试的大卷等。这些都是中国珍贵的历史文献，是一笔重要的文化遗产。

由于时局动荡，所藏大多被盗，散失在外。罗振玉得知这种情形后，主动承担起书籍的保存、整理、归类的工作。他曾直接或间接苦口劝说文襄和荣延，保存、整理库档。文襄虽表赞同，但以奏准销毁为虑，行推诿之实。罗振玉复与会稽司长进行了商议，将库档移往国子监，又同国子监丞徐梧生交涉，几起冲突，后经人出面调解，才获准。经过一番周折，这批史料总算保存下来了。

辛亥革命之后，民国 有关部门对这批史料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有些还险些遭到被改为还魂纸的厄运降临。罗振玉闻知，急忙以高出原售价三倍的价格买回，保存起来。1919年春，罗振玉携家人从日本归国，定居天津。他先是在天津租下了3栋小楼，专门用于藏置书籍、文物，另外还单独租借了20多间房屋用以安置家人亲属。一年后，罗氏在天津建成了自家宅院，其中数间专门用来库藏大量的史料、档案，文墨古玩于是也就有了新居所。

罗振玉嗜古如命，在保藏文物、古籍上有着笃之弥深的热情。尤其是对清帝的书画非常珍视，他将清帝御赐的“寒岁”匾额，特复制一件悬挂在天津寓所的客厅中间，而把原件装裱珍藏起来。在天津日租界大罗天戏院内有许多古董铺，罗振玉每碰到清帝书画，无论如何一定买回珍藏，一次还“偶得”溥仪赐给其师傅陈宝琛的一副对联。在天津期间，罗振玉与另一位后来成为国学大师的王国维之间的学术合作与交流非常多。罗振玉对王国维除给予经济上的资助外，并提供大量的研究材料，指示研究途径，对其政治、学术等观点产生重要影响。也可以说日后清华“四大导师”之一的王国维，其文化底蕴中有一部分是在天津的罗家积淀起来的。

罗振玉收藏的书画、青铜器、古籍、简牍、明器、清宫档案等，称山海之富。藏品曾编成《三代吉金文存》、《明吴门四君子法书》、《贞松堂历代名人法书》、《高昌壁画精华》等。抢救内阁大库明清档案及文渊阁藏书，贡献巨大。1922年购原历史博物馆卖出旧书9 000袋15万斤大内文书，建“库书楼”以藏。私人藏书丰富，先后收藏了广东孔广陶藏书，在日本期间，亦购买古籍众多。收藏有《永乐大典》残本数册。因收藏南北朝的写本《大云无想经》，遂将其藏书楼名为“大云书库”，另有藏书处曰“唐风楼” 、“永慕园”、“宸翰楼”、“贞松堂”、“玉简斋”、“楚雨楼”、“殷礼在斯堂”、“面城精舍”等。书目有《大云书库目录》2册；《罗氏藏书目录》，著录3 584部图书，3万余册，由王国维撰定。《唐风楼书目》1册，著录藏书1 094种，11 836册。东北解放后，罗继祖兄弟禀承祖母之命，全部捐给国家，共计9万册，存旅大图书馆；一部分归辽宁省图书馆，约有1万余册。刊刻古籍600余种，丛书有近20种。编《贞松堂历代名人法书》等。

轶事 与王国维

在近世中国学术史上，王国维与罗振玉是两个如雷贯耳的名字。研究罗振玉，就不能不提王国维，也不能不研究他们两人的经历与交往。他们在文学、经史、文字、训诂、音韵、考据、目录、版本等传统学术的诸多领域，研究博大精深，著述百种之多，是当之无愧的国学大师。

对于他们的学术成就，人们并不陌生，也毫无异议。但他们的经历与交往，却始终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而且众说纷纭，许多事情至今仍是一个讲不清的谜。

他们是浙江同乡，有着江南人的毓秀灵透。他们自幼接受的完全是旧式教育，国学基础非常扎实，二人都是在十五岁时考中秀才。戊戌之后，受新思潮的影响，他们转而力倡新学。罗振玉办《农学报》和《教育世界》，开办农务学堂和新式教育。王国维则研究叔本华、尼采、康德的哲学与美学，并写成著名的中西合璧的文学批评文章《红楼梦评论》。但辛亥之后，二人潜心于国学研究，在甲骨学、敦煌学上成就大著，由此奠定了他们国学大师的地位。可以说，他们的思想倾向和学术兴趣，经历了一个从旧到新，又由新转旧的过程。那么，是什么因素促成了这些转变呢？

他们在政治上的表现，也是人们品评的焦点。清亡前，他们同在学部任职。辛亥后，王国维受溥仪小朝廷之诏，供职南书房，并重新蓄起发辫，以清朝遗老自居。罗振玉则鞍前马后追随溥仪，为复辟效力，后甚至投靠日本。他们在政治上的趋于保守，以及罗振玉的走向反动，这自是历史事实，无须回避，只是这些无从动摇他们在学术上的至高地位，只是更具体地说明了历史人物的多面性和复杂性。

自1898年二人相识于上海，至1926年绝交，二人的交往历时近三十年。罗振玉世事洞明，机智练达。他善于经营理财，有相当的经济实力，是一个很有能量的社会活动家。王国维性格忧郁悲观，埋首学术，不问功利，是典型的学者气质，人称他“老实到像火腿一般”。正是这种性格和地位的反差，人们对王罗二人的关系，颇有不平。有人讲罗振玉廉价使用王国维的脑力劳动；有人讲罗振玉的《殷墟书契考释》，剽窃了王国维的研究成果；有人讲王国维投水自尽乃罗振玉所逼……那么，真实或接近真实的情况究竟如何呢？

罗振玉社会活动多，经历也更复杂些，加之他后来的逆历史潮流之举，人们对他所做的一些文化事，也颇有微词。有人讲他贩卖假字画假古董骗人；有人讲他印古书为赚钱，等等。的确，罗振玉是一个嗜古如命的人。他多阅古物，见识过人，财力雄厚，而且生逢其时。从殷墟甲骨到敦煌文书，从汉晋木简到齐鲁封泥，他赶上了文物大发现的时代。他倾尽家资，收藏古物，潜心研究，成为名副其实的古器物学家。罗振玉印古书可能确实赚了一些钱，但整理古籍，传承了文化，这是极大的功劳，再者赚钱也是无可厚非的事。罗振玉终是一个有良知的文化人。1908年在学部任职期间，他费尽周折，阻止焚毁内阁大库旧档，保存下来八千麻袋的藏书、奏折、公文等重要的历史文献。1909年，当他从伯希和口中得知，敦煌藏经洞中还有八千件写经卷轴时，力劝京师大学堂买下这些国宝，使几经帝国主义分子劫掠的残存的敦煌文书，留存在国内。他对文化的珍爱，为保护国宝所做出的贡献，难道不值得人们感怀吗？

1927年6月2日上午11时，王国维在颐和园投湖自尽。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来颐和园。他的死，又给后人留下一个谜。他在遗书中写到：“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人们对其死因的猜测，大致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为清朝殉节，尽遗臣之忠；一是与罗振玉的绝交，于心至寒；一是惧怕北伐军攻入北京，身遭辱杀。这些莫衷一是的猜测，至今无任何定论。

此时的王国维，年整五十，正值学术的旺期。如果说，民国初年这样变乱的时代，不值得大师留恋，这是时代负于大师的。但这样一位国学大师，他的思想和学术已经不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这个国家和民族。他断然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是中国学术的巨大损失，怎不令人扼腕叹息！从这一意义上说，这是他负于时代和人民的。

但历史原本就是如此。而历史的真相，总是被纷繁复杂的人为或非人为的因素遮蔽着，让我们这些后人雾里看花。

溥仪记载

罗振玉在古玩、字画、金石、甲骨方面的骗钱行径，是由来已久的。他出身于浙江上虞县一个旧式书商之家，成年后在江西一个丘姓巨绅家教书。这位巨绅是个藏书家。罗振玉任西席的第三年，东翁突然去世，他利用女东家的无知，一方面装作十分哀痛的样子，拒绝接受这一年的束，要用以充做奠仪，另方面表示，愿留下东家的几件旧书和字画，作为纪念。女东家认为这位先生心眼太好，就请他自己到藏书楼任意挑选。于是这位书贾世子就精选出几筐“纪念品”，内有百余卷唐人写经，五百多件唐宋元明的字画，满载而归。在这个基础上，他由刻三字经、百家姓的书铺变成了古玩字画商，生意越做越好，古玩字画的鉴赏家的名声越来越大，后来更通过售卖古籍文物的路子，和日本人拉上了关系。他在日本的那些年，靠日本书商关系结交了一批朝野名流，有许多日本人把他看成了中国古文物学术的权威，常拿字画请他鉴定。他便刻了一些“罗振玉鉴定”、“罗振玉审定”的图章，日本古玩商拿字画请他盖一次，付他三元日金，然后再拿去骗人。后来他竟发展到仿刻古人名章印在无名字画上，另加上“罗振玉鉴定”章，然后高价出卖。他时常借口忙，把人家拿来请他鉴定的珍贵铜器，拖压下来，尽量多拓下一些拓片出卖。他的墨缘堂出售的宋版书，据说有一些就是用故宫的殿版《图书集成》里的扉页纸伪造的。殿版纸是成化纸或罗纹纸，极像宋版书用纸。据说内务府把那批殿版书交罗振玉代卖时，他把那一万多卷书的空白扉页全弄了下来，用仿宋体的刻版印了“宋版”书。我当时对这事是根本不知道的。有人说，罗振玉人品固然不佳，才学还好。据我看，他的才学究竟有多少，也很值得怀疑。在伪满时有一次他拿来一批汉玉请我观赏。我对汉玉说不上有什么研究，只是因为十分爱好，收藏了不少，所谓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当然，所谓汉玉，并不是非汉朝的不可，这只不过是对古玉的惯称。我看过罗振玉拿来的汉玉，不禁对他的“才学”暗吃一惊，因为全部都是假货。

罗振玉并不经常到宫里来，他的姻亲王国维能替他“当值”，经常告诉他当他不在的时候，宫里发生的许多事情。王国维对他如此服服帖帖，最大的原因是这位老实人总觉得欠罗振玉的情，而罗振玉也自恃这一点，对王国维颇能指挥如意。我后来才知道，罗振玉的学者名气，多少也和他们这种特殊瓜葛有关。王国维求学时代十分清苦，受过罗振玉的帮助，王国维后来在日本的几年研究生活，是靠着和罗振玉在一起过的。王国维为了报答他这份恩情，最初的几部著作，就以罗振玉的名字付梓问世。罗振玉后来在日本出版、轰动一时的《殷墟书契》，其实也是窃据了王国维甲骨文的研究成果。罗、王二家后来做了亲家，按说王国维的债务更可以不提了，其实不然，罗振玉并不因此忘掉了他付出过的代价，而且王国维因他的推荐得以接近“天颜”，也要算做欠他的情分，所以王国维处处都要听他的吩咐。我到了天津，王国维就任清华大学国文教授之后，不知是由于一件什么事情引的头，罗振玉竟向他追起债来，后来不知又用了什么手段再三地去逼迫王国维，逼得这位又穷又要面子的王国维，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于一九二七年六月二日跳进昆明湖自尽了。

　　似乎没听说过。

　　以下供参考。

　　历代紫砂壶制作名家

　　王友兰 清顺治-康熙年间制陶名艺人。

　　郑宁候 清康熙年间制陶名艺人。

　　华凤翔 清康熙至雍正年间人,善仿古,所制壶精雅而不失古朴风味,兼长紫砂炉均,所制仿汉方壶精美绝佳,多上均釉,巧妙而不纤,工而能朴,款识以方章[荆溪华凤翔制]落之 。

　　陈鸣远 号鹤峰、鹤屯、壶隐、石霞山人等，清康熙年间制陶名师，生卒不详。是时大彬之后的一代名师，长于雕塑装饰，善翻新样，技艺精湛，且作品款识书法雅健，有晋唐之风，所作之品，为文人学士、名臣公卿争相觅取，名孚中外。当时北京有“海外竞求鸣远碟”的赞语，他设计制作的作品有壶、杯、瓶、盆、文房雅玩数十种，有《天鸡壶》、《海棠壶》、《诰宝壶》、《花樽》、《菊盆》、《香盘》、《什锦杯》等，传世作品《南瓜壶》、《竹笋水盂》现藏于南京博物馆。

　　袁郁龙 清康熙雍正年间制陶名艺人，有《素身扁壶》传世。

　　蒋德林 字万泉。清道光-同治年间制陶名艺人。据光绪《宜兴县志》记载：德休“百艺极精，凡茗壶、花盆、杯盘及一切书案陈设器具，色色工致，为一时之冠”。

　　何心舟 清道光-同治年间制陶名艺人。

　　王东石 清道光-同治年间制陶名艺人。

　　师蠡阁 清同治-光绪年间人，有《刻花折腰扁壶》传世。

　　范鼎甫 清咸丰-同治年间制陶名艺人。

　　文旦 资料不祥

　　古莲子 资料不祥

　　矿成 资料不祥

　　邓奎 字符生，清道光前后人，瞿子冶的朋友，与紫砂艺人合作，自己设计监制紫砂壶，自撰铭文，或刻花、竹，壶底用印“符生邓奎监造”。

　　梅调鼎 字友竹，字赧翁。清代道光、咸丰年间人。工书法，在紫砂壶上刻书画，自成一派。

　　潘虔荣 字壶轩，清代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年间制壶艺人。

　　邵梭根 清代嘉庆、道光年间制壶艺人。

　　邵维新 清道光、同治制壶艺人

　　。

　　史维高 清代乾隆、嘉庆年间制壶艺人。

　　杨季初 清代乾隆、嘉庆年间壶艺家。

　　朱坚 字石某(石梅)，清代嘉庆、道光年间人。擅长金石书画，是略晚于陈鸿寿与杨彭年合作的文人。他的装饰书画格调高雅，金石韵味浓厚，刀法遒劲。

　　赵松亭 曾用名支泉，艺名东溪。宜兴蜀山川埠上袁村人，清末民初制壶艺人，实业家。

　　瞿子冶 清·道光、同治年间人

　　陈伯芳 暂无资料

　　朱石梅 暂无资料

　　邵行然 暂无资料

　　范勤芬 清末民初宜兴紫砂艺人。工治砂壶。镇江文物商店藏有“范勤芬折腰壶”一具，紫赭泥。壶身上部，呈内弧线，形成高颈、小口;下部呈外弧线，形成碗状圜底。半球形小盖，菌钮，一弯流，耳形把。底镌“范勤芬造”草篆款。通高115、口径35公分。

　　张春芬 清末民初宜兴紫砂艺人。精於制作花色壶。镇江文物商店藏有“张春芬藕形壶”一具，以一大藕作壶身，小藕作流，荷梗作把，荷叶作盖，荷花作饰，构思奇巧，塑造工致。底钤“张春芬制”篆书印。通高105公分。

　　吴大澄 在晚清的紫砂壶史中，吴大澄聘黄玉麟及其他人，为其做壶，史料中常提起，较为可信。但像《阳羡砂壶考》云∶「碧山壶馆藏愙斋紫砂大壶一柄……，考甲午年清卿任台湾巡抚……。」今人仍引用∶「此壶制於甲午(1894)年，正当吴大澄任台湾巡抚，师败於日本之年，或如张虹谓，「纪之以寄概」。(见《宜兴紫砂珍赏》顾景舟主编，页149，三联书店有限公司出版，1992，香港)可信程度就不那麽大了。 关於吴大澄事迹，国内有多种书籍刊载，其中包括《清史稿》，但均不完整。原上海图书馆馆长顾廷龙先生着有《吴愙斋先生年谱》一书，惜至今未能读到。至於吴大澄有没有做过台湾巡抚，我所见到的一些资料，均未提到。至於吴大澄何时参与紫砂壶事，聘黄玉麟及其他人为其做壶，可从现存的紫砂壶传器中带有确切纪年款的茗壶中寻找答案。 吴大澄(1835-1902)，江苏吴县人。初名大淳(以避清同治帝穆宗载淳讳改今名)，字止敬，又字清卿，号恒轩、白云山樵、白云病叟、颂轩、郑龛、二田居士，晚号愙斋，室名二十八将军印斋、二旧居、十二金符斋、十六金符斋、十圭山房、十将军印斋、十铜鼓斋、八虎符斋、三百古愙斋、千愙斋、五十八璧六十四琮七十二圭精舍、止敬(堂)、双领居、双罂轩、玉佛龛、玉琯山房、龙节虎符馆(又称龙节虎符之馆，刻有印章)、白云山馆、汉石经室、百二长生馆、百宋陶斋、师籀堂、两壶盦、两秦鼎室、宝六瑞斋、宝秦权斋、梅竹双清馆、瑞芝堂、辟雍明堂镜室、瑶琴仙馆、镜室、簠斋、攀古楼。同治初客泸，入萍花社书画会。少从陈硕甫学篆书，中年后又参加古籀文，益精工。为着名金石考古家、文字学家。(见《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俞剑华编，页276，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1，《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陈玉堂编着，页349，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古汉语知识详解辞典》马文熙、张归璧等编着，页1195，中华书局，1996。)

　　汪淮 字小海,一字禺义,清乾隆至嘉庆年间人,能书善诗,所制茗壶精雅浑厚,书法端正,传器稀少

　　杨继光 清雍正至乾隆年间人,所制壶以宫廷风格为装饰手法,善制宫廷御器,泥料配合恰当,以用色称许,工艺精巧,传器稀少 。

　　江案卿 清咸丰至民国初年间人,制工朴素,工艺精简,为一紫砂名匠,

　　金士恒 清雍正-乾隆年间制陶名艺人。

　　许龙文 清雍正时制陶名艺人。

　　陈汉文 清雍正-乾隆年间制陶名艺人。

　　范章恩 字迪恩，清雍正-乾隆年间制陶名艺人。

　　惠逸公 清乾隆时制陶名艺人，所制壶的形式大小、厚薄等可与惠孟臣相伯仲，世称“二惠”。膺品亦多。

　　潘大和 清乾隆-嘉庆年间制陶名艺人。

　　陈鸿寿 字子恭，号曼生，1768-1822，原籍浙江钱塘。擅长砂壶设计，书画，是著名的“西冷八家”之一。嘉庆六年(1801年)任何淮安同知。诗、文、书、画、皆以资胜。为溧阳知县时，公余时辨别砂质，创制砂壶新样，设计壶样十八式，请制陶名工杨彭年、杨凤年兄妹，邵二泉等制造，然后由陈曼生及其幕客江听香，高爽泉，郭频迦、查梅史等铭刻书画装饰，世称“曼生壶”。造型有石铫横云、井栏、合欢、却月、半瓦、方山、瓜形、覆斗等式。陈曼生，酷嗜摩崖碑拓，所刻铭文篆、隶、行皆有，篆刻追踪秦汉。曼生壶底部常用“阿曼陀室”、“桑连理馆”印记，且有“彭年”二字小章，现有《瓦当壶》藏于上海博物馆。

　　范庄农家 有《果铭竹节壶》及《仿曼生紫泥大壶》传世。

　　味清老人 有《松杆笔筒》传世。

　　壶痴 有《加彩印包壶》传世。

　　元茂 有磨光《束腰孟臣小壶》、《捷普玉兰》、《素身大壶》传世。

　　许伯俊 有《直身提梁大方壶》传世。

　　继长 有《汉方壶》传世。

　　徐飞龙 有《汉方壶》传世。

　　汉珍 有《粉彩山水竹节壶》传世。

　　王南林 有《素身圆清壶》传世。

　　阳友兰 有《铭刻钟形环带壶》传世。

　　杨履乾 有《坭绘山水圆壶》传世。

　　邵盘珍 有《鼓腹孟臣小壶》传世。

　　萼圃 有《折腰孟臣壶》传世。

　　杨彭年 字式泉，号大鹏。清嘉庆年间制砂壶名艺人。生卒不详。荆溪人，一说浙江桐乡人，弟宝年、妹凤年，均为当时制壶名艺人，善于配泥，所制茗壶，玉色晶莹，气韵温雅，浑朴玲珑，具天然之趣，艺林视为珍品，当时常为溧阳知县陈鸿寿制作《曼生壶》，历来为鉴赏家所珍爱，现有《钟式壶》藏于上海博物馆。

　　杨凤年 清嘉庆年间制壶名艺人，荆溪人，一说浙江桐乡人，杨彭年之妹。构思巧妙，浮雕精美，可与其兄媲美，是历来公认最有名望的制砂壶女艺人，传世作品较多，所制《风卷葵壶》造型典雅，制作工巧，用名贵的天青泥制成，紫檀色中微泛蓝，精美内含，温润如玉。《竹段壶》呈紫色，沉着稳重，壶体为毛竹段形，嘴、盖、把，均以竹枝、竹叶装饰，比例匀称，疏密合度，工艺精巧，为壶中佳品，现藏于宜兴陶瓷博物馆。

　　卢占延 号木道老人，为民国初陶人，出生于福建永安。解放后被国家评为特级手拉壶大师，在朱泥器中享有极高声望！据云裘桂林、张德海等曾在他门下学艺！

　　瞿应绍 字子治，号日壶、瞿甫、老治、陛春、自号茶公，嘉庆至道光年间人，尤好篆刻。

　　葛子厚 清嘉庆时制陶名艺人。有《梨形孟臣壶》传世。

　　杨宝年 葆年，字公寿。清嘉庆-道光年间制陶名艺人。

　　邵大赦 亦名赦大。清道光时制陶名艺人。

　　吴玉亭 字竹溪。清道光年间制陶名艺人。

　　邵景南 号留佩主人。清道光年间制陶名艺人。

　　申锡 字子胎，清道光-咸丰年间制陶名艺人。善用白泥，清代宜兴壶艺的后起之秀，壶底用款“茶熟香温者帝元”。曾和杨彭年，瞿子治合作创制作品。

　　蒋德林 字万泉。清道光-同治年间制陶名艺人。据光绪《宜兴县志》记载：德休“百艺极精，凡茗壶、花盆、杯盘及一切书案陈设器具，色色工致，为一时之冠”。

　　何心舟 清道光-同治年间制陶名艺人。

　　王东石 清道光-同治年间制陶名艺人。

　　师蠡阁 清同治-光绪年间人，有《刻花折腰扁壶》传世。

　　范鼎甫 清咸丰-同治年间制陶名艺人。

　　文旦 资料不祥

　　古莲子 资料不祥

　　矿成 资料不祥

　　邓奎 字符生，清道光前后人，瞿子冶的朋友，与紫砂艺人合作，自己设计监制紫砂壶，自撰铭文，或刻花、竹，壶底用印“符生邓奎监造”。

　　梅调鼎 字友竹，字赧翁。清代道光、咸丰年间人。工书法，在紫砂壶上刻书画，自成一派。

　　潘虔荣 字壶轩，清代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年间制壶艺人。

　　邵梭根 清代嘉庆、道光年间制壶艺人。

　　邵维新 清道光、同治制壶艺人。

　　史维高 清代乾隆、嘉庆年间制壶艺人。

　　杨季初 清代乾隆、嘉庆年间壶艺家。

　　朱坚 字石某（石梅），清代嘉庆、道光年间人。擅长金石书画，是略晚于陈鸿寿与杨彭年合作的文人。他的装饰书画格调高雅，金石韵味浓厚，刀法遒劲。

　　赵松亭 曾用名支泉，艺名东溪。宜兴蜀山川埠上袁村人，清末民初制壶艺人，实业家。

　　瞿子冶 清·道光、同治年间人

　　陈伯芳 暂无资料

　　朱石梅 暂无资料

　　邵行然 暂无资料

　　范勤芬 清末民初宜兴紫砂艺人。工治砂壶。镇江文物商店藏有“范勤芬折腰壶”一具，紫赭泥。壶身上部，呈内弧线，形成高颈、小口；下部呈外弧线，形成碗状圜底。半球形小盖，菌钮，一弯流，耳形把。底镌“范勤芬造”草篆款。通高115、口径35公分。

　　张春芬 清末民初宜兴紫砂艺人。精於制作花色壶。镇江文物商店藏有“张春芬藕形壶”一具，以一大藕作壶身，小藕作流，荷梗作把，荷叶作盖，荷花作饰，构思奇巧，塑造工致。底钤“张春芬制”篆书印。通高105公分。

　　吴大澄 在晚清的紫砂壶史中，吴大澄聘黄玉麟及其他人，为其做壶，史料中常提起，较为可信。但像《阳羡砂壶考》云∶「碧山壶馆藏愙斋紫砂大壶一柄……，考甲午年清卿任台湾巡抚……。」今人仍引用∶「此壶制於甲午（1894）年，正当吴大澄任台湾巡抚，师败於日本之年，或如张虹谓，「纪之以寄概」。（见《宜兴紫砂珍赏》顾景舟主编，页149，三联书店有限公司出版，1992，香港）可信程度就不那麽大了。 关於吴大澄事迹，国内有多种书籍刊载，其中包括《清史稿》，但均不完整。原上海图书馆馆长顾廷龙先生着有《吴愙斋先生年谱》一书，惜至今未能读到。至於吴大澄有没有做过台湾巡抚，我所见到的一些资料，均未提到。至於吴大澄何时参与紫砂壶事，聘黄玉麟及其他人为其做壶，可从现存的紫砂壶传器中带有确切纪年款的茗壶中寻找答案。 吴大澄（1835-1902），江苏吴县人。初名大淳（以避清同治帝穆宗载淳讳改今名），字止敬，又字清卿，号恒轩、白云山樵、白云病叟、颂轩、郑龛、二田居士，晚号愙斋，室名二十八将军印斋、二旧居、十二金符斋、十六金符斋、十圭山房、十将军印斋、十铜鼓斋、八虎符斋、三百古愙斋、千愙斋、五十八璧六十四琮七十二圭精舍、止敬（堂）、双领居、双罂轩、玉佛龛、玉琯山房、龙节虎符馆（又称龙节虎符之馆，刻有印章）、白云山馆、汉石经室、百二长生馆、百宋陶斋、师籀堂、两壶盦、两秦鼎室、宝六瑞斋、宝秦权斋、梅竹双清馆、瑞芝堂、辟雍明堂镜室、瑶琴仙馆、镜室、簠斋、攀古楼。同治初客泸，入萍花社书画会。少从陈硕甫学篆书，中年后又参加古籀文，益精工。为着名金石考古家、文字学家。（见《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俞剑华编，页276，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1，《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陈玉堂编着，页349，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古汉语知识详解辞典》马文熙、张归璧等编着，页1195，中华书局，1996。）

　　汪淮 字小海,一字禺义,清乾隆至嘉庆年间人,能书善诗,所制茗壶精雅浑厚,书法端正,传器稀少

　　杨继光 清雍正至乾隆年间人,所制壶以宫廷风格为装饰手法,善制宫廷御器,泥料配合恰当,以用色称许,工艺精巧,传器稀少 。

　　江案卿 清咸丰至民国初年间人,制工朴素,工艺精简,为一紫砂名匠,所传壶器不多,一[牛辄�表现出淳朴农家的喜悦,工艺成熟,以一[案卿]方章为款识 。

　　黄彭年 1823-1889）一作（1823-1890）字子寿，贵州贵筑（今贵阳）人。清代道光二十七年（1847）进士，官江苏布政使，一说为湖北布政使。生平以整饬风纪，扶植士类为己任，尝掌教保定莲池书院，成就大众。父辅辰，亦道光进士，官至凤邠道。子国瑾，官翰林院编修。世传家学，代有藏书。彭年好绘事，工花卉。嗜茗饮，尝定制宜兴砂壶。蔡寒琼尝见“白坭小方壶”一持，底钤“彭年”二字篆书方印，盖内钤“子寿”二字隶书小长方印。彭年纂修《畿辅通志》，有《陶楼集》。卒年六十七，一作六十八。

　　周永福 清道光至同治年间人,善学大亨手法,但无可拟似,所制壶多方圆类,传器一[白泥扁壶],此壶工细工整,盖内一[永福]印章,亦善制鹅蛋形壶。

　　蒋祯祥 清同治至民国初年间人,为当时紫砂陶艺家,善制花果类壶,以菊瓣壶型居优,於壶底瓣周围提字为落款,其中以红泥壶较多,工艺技巧细腻,巧妙的塑造出壶的美,然其传器少,如一[菊瓣壶],底题诗并落祯祥。

　　吴月亭 暂无资料

　　谦六 谦六，书册查无此人，但其制潘壶颇佳。曾见一器，其款识为阴文楷书「谦六」无边印，制器胎身光洁土釉甚佳，胎身掺粗黄熟料。器身稍稍重一些，但顺手。

　　王东石 清道光至同治年间人,制壶善仿古,刻工精细,制壶监刻铭,技艺之巧,匠心独具,当时文人雅士善与其配合制壶,所传壶器多且精,如一[东坡提梁壶],型式艺全,设计的恰到好处,壶身由山民刻铭!

　　陈介溪 清康熙至雍正年间人,传善仿古,尤以盖工称绝,史未见其传器 。

　　圣和 姓邵，系清乾隆时期的制壶好手，尝见一持朱泥小壶，盖内同刻「圣和」阴文楷字，底钤「大清乾隆年制」。拙着《荆溪紫砂器》收有榴山款朱泥壶，底款：榴山，盖款：圣和。此壶式度甚佳，惜出土时壶盖已碎为两瓣。全器纯以打身筒成形，壶身微皱绵密，正所谓「无皱不朱」。底款镌有「榴山」，盖款「圣和」，俱以三刀法刻就，刀工爽利，入刀处尤其精采，刀刀精严，却又笔意延绵，诚为朱泥款识中，难得一见的佳作。若依朱泥壶落款惯例研判：壶底的榴山者，应该是订烧的文人或显贵。

　　潘仕成 据《阳羡砂壶图考》记载，潘仕成字德会，为清道光广东番禺人。潘氏家传素嗜饮茶，便在宜兴订制专属砂壶，一则自用，一则往还馈赠。潘氏订制的砂壶形制固定，且惯於将印款落於盖沿之上，壶底及他处反而不落款。所用印款均为阳文篆 字「潘」字印。由於潘氏声名远播，世人乃将此一形制称为「潘壶」，且落款方式大抵遵循前例，偶有见楷书无印边者，或以铁刃阴刻者，亦有将陶人名印钤於盖内者。潘壶的形制发展至今，大体可分为三种，壶腹作扁柿形者，曰「矮潘」；器身稍高，近扁球形曰「中潘」；器身高，近梨形者，是为「高潘」。潘壶一般为闽南人家泡工夫茶用，但据当地乡人表示，潘仕成祖籍莆田一地，因以潘氏为荣，在女儿出嫁时必以一潘壶为嫁妆，希望在夫家相夫教子，能像潘仕成般的荣华富贵。所以多要求为宜兴潘壶，绝少用土产的汕头壶。通常这种随嫁的潘壶并不一定用作泡茶，也有置於梳妆台装发油之用，且女主人百年之后，多作为陪葬

　　物，以示对娘家养育的感念之意。

　　陈光明 清道光至民国初年间人,字润贤,自幼侨居宜兴蜀山,善制紫砂玩器,所制品以花果类小品杂项居多,如豆,核桃及柿子等等,制作细巧玲珑,几可乱真,色形优异,美妙绝伦,而所制壶器至今流传甚少,以一[三办菱形壶]为例,该壶泥粗紫砂,工整化一,壶底一陈光明章,[光明]小印。

　　邵基祖 清雍正至乾隆年间人,传其制壶精雅,体坚质净称着,亦以粉彩技术称长。

　　思亭 姓陆，为清初陶人，生卒不见史载。在朱泥器中，孟臣、逸公、君德、思亭诸家原皆为清季制壶好手，也正因其名声大，先后为后世陶人藉名，成为宜兴朱泥小壶的代名词，其中君德、思亭更成为特定形制的名称。

　　邵陆大 清末民初宜兴紫砂艺人。工治砂壶。宜兴紫砂工艺厂藏有“汉君壶”一具，邵陆大制壶，于右任书。淡紫泥，制作周正，工整质朴，壶身镌∶「汉文先生，右任」六字行楷。通高81、口径66公分。《宜兴紫砂》一书有着录。

　　方曾三 清顺治至雍正年间人,所制壶古朴浑成,敦雅绝妙,坚致不俗,以光货居多,所传壶器罕少,如一[矮四方壶],该壶四方端正,坚瘦工整,底为方氏篆字落款,书法有晋唐风格,此人之壶极为罕见,土胎之风化及颗粒变化相当严重,罕见。

　　张怀仁 清雍正至乾隆年间人,传家贫以制壶为业！

　　裘桂林 朱泥壶的制壶大师，代表作品有《俘虏》《真身》，所制之壶,无不精美，曾在卢占延（见上）门下学艺！

　　张德海 福建制壶名家，代表作品有《六柏》，与裘桂林是同们师兄弟！

　　柏原 未见史载，尝见一出土小壶款识为「荆溪邵柏原制」因知其姓邵，观其传器风格，应系清初制器好手。所见传器形制多变，风格敦古朴厚，所刻款文亦多雅致。署款格式有先钤椭圆小章「荆溪」

　　於右上首，左下方钤「柏原」篆字阳文方章（如此器）；亦有於壶底正中钤上「荆溪邵柏原制」六字阳文篆印者；亦有钤「柏原」篆字长印於诗文右上首者；亦有纯以钢刀阴刻「柏原」两字楷书者。传器紫砂、朱泥、段砂皆有所制，尤以朱泥为夥。拙着《荆溪紫砂器》收有修五款朱泥壶，底款∶雪松轩玩 柏原，墙款∶修五。柏原制器，常见不拘泥於传统古式的形制，常有令人意料之外的惊喜。此器底镌「雪松轩玩 柏原」，墙款为「修五」，款书闲雅，刀工简洁流畅，散发着浓冽的文人气息。

　　汪生义 汪生义是老辈制壶高手。据云，吴云根、朱可心曾在他门下学艺。

文物价值和使用价值可分为：孤本、秘本、珍本、善本、通行本等。根据加工不同可分为：过录本、校本、批本等。官刻本：指清及清以前历代出公帑或由国家某种机构、单位主持雕印的书本。中国雕板印书始自唐朝。自五代起，始由国子监校刻经书，开官刻本之先河。两宋国子监、中央各部、院、司、局、殿，地方各府、州、军官署，各府、州、县学，各地仓台、计台、公使库；元代兴文署、广成局、中书省、行中书省、各路儒学、各地书院；明代两京国子监、中央各部、院、内府各监、各藩府、各布政使司、各府、州、县衙署，各级各地学校；清代武英殿、内府各监、中央各部、地方各级行政、文化机构、各省官书局等，凡由这些单位出资或主持刻印的书，均可称为官刻本。起，福建书坊续有发展。明代南北两京，苏州、扬州、杭州、徽州、常熟、建阳，仍是书坊林立。清代书坊遍布全国各地，但有的已是单纯经销并不编刻图书了。所有历代这些书坊刻的书，都可以称为坊刻本。

刻本也就是版本类型。亦称刊本、椠本、镌本。均指雕版印刷而成的书本。中国雕版印刷术发明很早。唐代已经有雕版印刷的书籍流行。五代已由政府指令国子监校刻“九经”。至宋代，雕版印刷的书籍大盛。旁及辽、金、西夏，直至元、明、清，前后盛行1000余年。

石印本指用石印印刷的图书。这也是晚清时传入我国的一种现代印刷方法。 采用药墨写原稿于特制纸上，覆于石面，揭去药纸，涂上油墨，然后用沾有油墨的石版印书。石印与铅印本均是油墨印刷，与水墨印书的刻本古籍有区别，而且石印本多为手写软体字，易于辨认。

影印本：分线装和平、精装两种形式。过去的影印本，大都采用线装，保持中国古书古雅的特色；但当代的趋势，要求影印的古书采用平装、精装的形式，这样价格可以低廉，又便于插架。影印的古籍也可以加以断句或校勘，有部分影印的古籍已是断句本或校勘本。

扩展资料

中国近代的石印文献，内容以古籍为多，遍及经史子集四部以及丛书、通俗小说、唱本等，其中较有影响的有商务印书馆石印的《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中华书局石印的《古今图书集成》等。此外，地图、画刊、报刊和时人新作等也大量地以石印的方式出版。

影印图书大约有3种方式：珂罗版影印，石印，胶印。工序基本上都是先照相，而且是依原本照相。影印本在古籍中很普遍。

-刻本

-石印本

-影印本

古书鉴别涉及的内容比较复杂，技术性强，是一门专门的学问。尽管如此，要鉴别古籍的优劣真伪，还是有一些基本的常识和规律可以遵循。

一、封面。古书封面为四周单线边栏，分为三行，右行为编著撰选者姓名，中行为书名，左行为刊印人或斋、堂名。

二、装订。古书装订在宋以前均为卷轴形式和折叠页装。册装书的出现是在宋代以后，册装最初是蝴蝶装，后来进到了包背装。线装书是在明代中叶以后才有的。

三、版式。古书的版式，北宋和南宋前期刻本基本上是白口，南宋后期出现黑口，元末至弘治年间通行粗黑口。明正德，嘉靖年间又出现白口书，之后一直到清代，黑白两种书口同时流行。

四、字体。古书字体主要有两种，一种宋体字，另一种是元体字。尽管时有非欧非颜，非柳非赵的所谓“馆阁体”出现，但那并非主流。

五、纸张。宋代印书多用麻纸和以竹为原料的玉扣纸。元刻本常用竹纸或皮纸，比宋版用纸稍黑。明代印书，前期多用江西棉纸，后期多用竹纸，晚期盛行毛边纸。清代大多采用开花（又称桃花纸），但在实际应用中，几乎以前所用的各种纸张，清刻本中都在运用。

六、讳字。避讳讲究自周代始，官名、人名、地名均随帝王名字的改变而改变，这对判断古籍年代极有参考价值。历代避讳常见的有改字、空字、缺笔。秦汉时大多采用改字和空字避讳，讳名不讳姓。用缺笔字代讳字发端于唐，又在宋版书上特多。金元刻本无讳字，多俗体、简体。明前、中期亦不避讳，明刻讳字始于明光宗朱常洛。清刻本避讳尤其苛严。

此外，古书鉴别还要细审书中内容，注意书后的序文跋语，以及墨色、藏书印章、刻工记载等。